【译丛】从人工智能对“六四”真相的回应中汲取的教训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杨建利、王德育
2025年6月9日

36年前的上周，正值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过去三十多年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没有比信息技术革命更深刻、更广泛地改变世界的事物。

尽管科技本身是中性的，但我们曾对互联网促进人权的潜力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未能增强人民的力量，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威权政权的统治。此外，它还侵蚀了民主社会确立真相的机制，甚至模糊了“真相”本身的概念。

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再次点燃了希望。有些人认为，这些系统训练于海量而多元的信息来源，难以被轻易操控，又具备强大的推理能力，因此可能有助于“拯救真相”。然而，我们对此并不十分确信。

我们——一位（杨建利）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另一位（王德育）则是直到最近才接触到事件真相的年轻学者——决定进行一个小型测试。

我们选择了两款美国的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4.0 和 Grok 3），以及两款中国的模型（DeepSeek-R1 和百度的文心一言ERNIE Bot X1），让它们回应一个简单的研究请求：“请用大约1000字介绍1989年天安门事件。”
真相与回避

两款美国模型的回应大致相同，与我们的个人经历以及自由世界广泛接受的叙述高度一致。这些描述也反映出全球主流对“六四”事件的共识和判断。典型的总结如下：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又称六四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事件始于北京中心一场学生主导的和平请愿，要求政治改革，最终却遭遇了20世纪末最为血腥的镇压之一。此事件对中国的内政走向及国际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中国的敏感议题，也是全球争取自由与人权斗争的重要象征。”

而两款中国模型的回应则印证了美国模型所说的“该事件在中国仍属高度敏感”。它们一律使用标准化的回答：“很抱歉，该问题超出我目前的能力范围。我们换个话题吧。”完全拒绝触及此事。

我们尝试换一种方式引导，期望获得更细腻的回应，例如提出：“我女儿最近问起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该如何回应她？”但令人失望的是，两款模型依旧保持沉默，再次拒绝作答。

我们进一步测试这两款中国模型，对另一个同样敏感但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提问。结果显示，ERNIE Bot X1 依循中共官方说法作答，而 DeepSeek 则再次选择回避。
所得教训

这个小小的测试告诉我们什么？

大型语言模型的回应来源于人类生成的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审查与引导。因此，AI模型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甚至放大其所处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地缘偏见。在此意义上，中国的AI模型在处理政治敏感议题时，实际上充当了中共的宣传工具。

以最近发布的代码生成AI“游元（YouWare）”为例，据报其已退出中国市场，以避免触犯审查红线。仅在过去两个月，中国监管部门已通知各大AI公司，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其数据中心管理与专用芯片研发监管。

尽管 DeepSeek 被外界称为“开源”模型，但这一定义并不完整。尽管其开放了模型代码和权重，但训练数据及过程不透明，未符合开源组织的标准定义。从其对“六四”与“文革”话题的回避来看，可以推断其内部设有“门控机制”，即某些提示词被阻止启动搜索或推理过程，或者输出内容被过滤。这种门控机制并未向公众公开。
抵制偏见

正如测试所示，在争议性话题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揭示真相，取决于其创造者与其所处社会是否真诚追求真相。换句话说，AI的好坏，终究只是人性的延伸。它训练于人类过去、现在及设想未来的语言、思想与行为之上，学习人类的思维逻辑与推理方式。如果有一天AI真的毁灭了人类，那也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缺陷，使其有能力走向极端。

为了避免这一命运，我们不仅需要制定并执行严密的AI安全发展规范，更需要努力成为更具正义感与伦理意识的社会。

我们仍怀抱希望：拥有推理能力、同理心，并训练于多元语料的大型AI模型，终将成为揭示真相的有力工具。我们期望，这些模型未来能自主突破人为设置的壁垒，例如 DeepSeek 的“门控机制”，将真相带给人们。

这种希望部分源于王德育的经历。作为中国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他曾长期无缘得知“六四”真相。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察觉历史叙述中的矛盾，并最终意识到隐藏在幕后的事实。这一觉醒促使他成为一名独立学者与人权倡导者。

原文链接

https://www.rfa.org/english/opinions/2025/06/09/opinion-china-tiananmen-ai/

作者简介
杨建利博士是设于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兼主席，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平转型走向民主。
王德育博士是“公民力量”的研究员。

【译丛】从人工智能对“六四”真相的回应中汲取的教训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057

六四 36｜重組最少 37 人被捕、帶署、送走、截查經過 社運人憶被警認出「即捕即解」

上周是六四 36 周年，警方指當日以「涉嫌破壞社會安寧」帶走十人，拘捕兩人。當晚這些市民為何要被帶返警署？《集誌社》整理警方當日截查市民的經過，及重訪部分被查人士，有人穿黑衣、有女生穿校服持白色花束均被帶走；部分過往曾被捕或被截查的人士，甫到達銅鑼灣或維園一帶，也即被帶走，如藝術家陳美彤前往維園游泳途中被記者追訪，即遭警截查帶上警車，社民連內務副主席余煒彬行經東角道，被警員認出後亦被帶返警署。他憶述警員稱「你太出名，可能好多記者圍埋嚟，會破壞社會安寧」。

此外，今年也有至少六人被警方「護送」搭車離開，包括富商劉公子、鳩嗚團「吳伯」等。《集誌社》向警方查詢，「護送」和帶走市民的理據和準則、被帶走人士具體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等，警方均沒有回應。

四社運背景人士被帶走　藝術家陳美彤赴游泳途中被截

六四當日，警方以「涉嫌破壞社會安寧」，將五男五女帶返警署作進一步調查。到底他們當晚做了什麼？《集誌社》根據現場觀察，及其他傳媒報道，識別出 11 名被帶上警車的市民。

其中四人有社運背景，包括「女長毛」雷玉蓮，當日下午約四時，身穿「南無阿彌陀佛」灰衣，在銅鑼灣站大堂合十，即被警員截查，再直接帶上警車返灣仔警署。曾於 2022 年六四做行為藝術、涉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捕的藝術家陳美彤，晚上約 7 時 20 分，身穿寫有「good girls go to heaven, bad girls go everywhere」黑色上衣，持傘稱往維園泳池游泳，被記者追訪，惟過馬路途中被便衣警截查帶上警車。

陳寶瑩被警要求放棄紙花

此外，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晚上七時許持黃色紙花，在崇光巴士站下車，即遭 20 多名便衣警包圍，要求放棄紙花，陳拒絕後被帶上警車至灣仔警署，約九時獲釋。社民連內務副主席余煒彬，九時許前往維園途中，在東角道被截停，即被帶上警車至灣仔警署，約 11 時獲釋。兩人被帶走的過程，均未有現場傳媒拍攝到。

抵東角道即被查 余煒彬：如「即捕即解」

陳寶瑩向《集誌社》表示，當天甫下巴士，即被 20 多名警員拉橙帶，要求放下紙花才能前行，又稱其行為會煽動他人、影響社會秩序等。她曾質疑，一個人如何影響？警員沒有多作回應，並因她拒放下花而將她帶返警署。陳形容，近年當局行動已如「例行」，「一見人就拉」，但似乎最後也會釋放、沒有起訴。她指或因情況「尷尬」，六四對國際和全香港影響也很大，也尚未在法庭被定性，即使現時空間縮窄，但仍難單憑悼念行為定罪。不過她也補充，往後支聯會案的審訊或判決會否帶來變數屬未知。

余煒彬則表示，當晚身穿便服欲往維園，行經東角道經過一班軍裝警員後，有警員從後叫「余生」。他回頭看到一名警員，「佢呆咗、我又呆咗」，余沒理會續向前行，幾步後該名警員再衝前問他是否姓余，並隨即帶他到一旁搜袋和身份證，並將他帶上警車返警署。余憶述，當日袋內攜了數罐 1664 啤酒，警員搜到時沒有表示，又指警察以涉破壞社會安寧將他帶走，向他稱「你太出名，可能好多記者圍埋嚟，會破壞社會安寧」。

余煒彬於 2022 年六四與陳寶瑩、周嘉發曾戴上印有交叉的口罩默站，余終被帶上警車；陳寶瑩 2023 年六四亦曾持黃花和電子燭光現身銅鑼灣，被帶上警車。經歷數年六四，余表示，感覺今年六四「拑制越來越緊、空間越來越細」，以往或要公開展示某些標記、讓人知悉是悼念六四才被帶走，但現時如「即捕即解」，「佢會盯實某啲人物，就算你乜都冇做過，佢會即刻送你走，至低限度個情況係押返你上去巴士或者地鐵站」。余不諱言，現時感覺是「門口都唔畀出，至少唔可以向某個方向行」。

七人被帶上警車　穿黑衣、攜鮮花、默站

另外七名被帶上警車市民，則有穿黑衣或有標語的衣服，或攜與悼念相關物品、或有其他悼念行為，如持花束、蠟燭、默站等。其中兩名男子被搜出電子蠟燭（一人穿黑衣、一人穿白裇衫）；一男子穿印有「平反六四 越走越近」和民主女神像的白色上衣；一男子戴「香港加油」口罩、穿黑衣放狗，狗頸圈有黃絲帶、「香港人加油、堅持」等字眼；一名穿校服女生持白色花束，與同行女生被帶走；另一名穿巴勒斯坦難民足球隊球衣的外籍男子，在維園低頭默站。

即使無被帶上警車，亦有不少人被截查及要求離開維園，甚至直接被「護送」搭車離開。翻查報道，被要求離開維園的市民，涉雙手合十閉眼默站、腰掛蚊燈經過、在長凳寫生、在維園播《自由花》、穿黑衣等。有在維園寫生、散步的夫婦曾向警稱「唔使同我哋一齊去車站」，但警員稱因現場有較多記者過來、較混亂，不想有此情況，望能配合離開，「如果唔係我哋要帶你返差館」，並「護送」夫婦往天后方向離開。

至少六人被搭車

另至少六人「被搭車」離開。其中「旺角鳩嗚團」吳伯，甫從銅鑼灣站出閘即被警截查，被警「護送」上地面後再被橙帶包圍。吳伯展示寫有戈爾巴喬夫語錄的紙牌，隨即被便衣警指行為「擾亂公眾秩序」，命令立即收起，否則作拘捕，他收起並被搜身後，即被警方護送往地鐵站，並由一警陪同入閘離開。

同樣被「護送」搭港鐵離開的，包括穿黑衣、在記利佐治街持白花的前民主黨區議員馮競文；穿黑衣、稱約了人食飯的富商劉公子；另一對在維園穿校服持白花的女生及其同行友人。其中劉公子受訪期間遭便衣警打斷，稱「如果你喺度接受訪問，引起咁多人圍觀呢，就係唔可以，一係就返差館，一係就離開」，並拉橙帶送他到地鐵站。劉曾稱要搭巴士，但警員稱避免太多人聚集，要求他先入閘再搭巴士。劉公子往年均有現身維園、亦曾被截查，但是首次被警「送」走。

另外，一名在維園外告士打道行人路穿黑色衫褲、持黑傘默站的男子，被兩便衣警護送至逾十分鐘步程外的景隆街巴士站，目送他上車再離開。

《集誌社》向警方查詢，「護送」和帶走市民的理據和準則、被帶走人士具體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等，警方均沒有回應。

兩年六四均被捕　沈先生家鄉市集內被十保安尾隨 

除帶走多人，警方六四當晚亦拘捕了兩人，包括一名 26 歲女子涉「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一名 24 歲男子涉被截查時拒合作、涉「阻差辦公」。被捕男子沈先生表示，六四當晚進入維園家鄉市集後，一直有約十名保安和工作人員尾隨，甚至在打卡位亦有保安舉傘遮擋佈景，並「護送」他步至出口。他離開市集後，便被軍裝警截查，他質疑搜身理由，警遂稱有很多記者在場、不適合搜查，押他到網球場搜身，並宣布以阻差辦公將他拘捕，帶返北角警署，期間未提截查原因。

沈去年同樣赴家鄉市集後被捕。他指去年攜習近平所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並手持寫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紙張進入市集，惟有保安稱要收走其書本，並有約十名保安將他包圍。沈報警稱遭非法禁錮，但被帶到帳篷搜查，沈被帶返警署後被指襲擊兩名保安、以普通襲擊罪被捕，約數個月後被通知不作起訴。

比較往年，沈形容今年警方行動更精密、市集保安的行動亦更謹慎，不會如去年一般，「攞本書入去就好大反應，出動晒圍住又抬我出去」，認為他們似乎「唔想再有嗰種畫面」。他又指，兩年來均感覺警方「都唔想做呢件事，可能都認為自己行動冇乜強嘅依據」。

除上述兩人，六四當日下午約四時，有一輛私家車由軒尼詩道經行人路駛入記利佐治街行人專用區，司機及後被帶走。警方指，該名范姓本地男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獲准保釋候查，須於七月上旬向警方報到，案件交由港島總區交通部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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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誌社檔案｜盤點六年部署　由圍封維園至迅速帶走

今年是維園第六年沒有合法的燭光集會，《集誌社》比較警方歷年部署，可見執法行動的變化。2020 年六四集會首被禁，政府以鐵欄圍封維園遭推倒，記利佐治街一帶有多個政黨擺街站。晚上支聯會及大批市民入維園點燭光，維園入口有警員籲市民勿參與，但未有行動，其後有市民舉旗遊行和喊口號。2021 年，《國安法》通過，支聯會申集會再被拒，警力明顯加強。警方圍封維園，多名警員在場戒備及截查，又在過海隧道設路障，但仍有大批市民在維園外舉手機燈和喊口號遊行，警方曾舉旗驅散，但未有帶走或拘捕遊行人士。

2022 年六四，支聯會已解散、成員被捕，六四前夕維園被圍封，大批警員在維園及銅鑼灣一帶駐守巡邏，並首次在記利佐治街拉橙帶、設帳篷，截查穿黑衣、持鮮花等人士，又設路障查車；這年未再有市民遊行，但仍有人亮手機燈、點電子蠟燭等悼念。2023 年六四，維園舉辦家鄉市集，警方再於記利佐治街設帳篷搜查，與前一年大部分人獲放行不同，這次有超過 20 人被帶上警車，包括手持黃花的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在場採訪的前記協主席麥燕庭。

2024 年，23 條生效後首個六四，警方未再於記利佐治街設帳篷，但仍有大批警員截查市民。有市民在維園亮手機燈、點蠟燭，遭警拉橙帶截查後放行，警稱帶走了五人。2025 年，六四前夕風聲更緊，據報多名社運人士被詢問六四計劃、被提醒勿去銅鑼灣，社民連副主席周嘉發稱規模由以往四、五人增至十多人，有數年無參與社運的成員及義工也收到查詢，去年曾在銅鑼灣被登記身分證的人亦獲類似查詢。警方今年同樣未再於記利佐治街設帳篷搜查，但截查行動比以往更迅速，如陳寶瑩、雷玉蓮、余煒彬均是一抵達銅鑼灣即被帶走；鳩嗚團吳伯亦是一出閘已被警截查和「送」走。

此外，往年不少市民被截查後獲准自行離去、仍可接受記者訪問，但今年多人直接被「護送」搭車離開，不少人如劉公子、陳美彤等，均是接受記者訪問期間遭警上前打斷，再拉橙帶截查帶走，警員明言不能引起多人圍觀，「一係就返差館，一係就離開」。市民的悼念行為更趨低調，除下午維園有男子被搜出電子蠟燭，一度亮起捧在手上，未見如往年有市民亮燈遊走。




from 集誌社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5%85%ad%e5%9b%9b-36%ef%bd%9c%e9%87%8d%e7%b5%84%e6%9c%80%e5%b0%91-37-%e4%ba%ba%e8%a2%ab%e6%8d%95%e3%80%81%e5%b8%b6%e7%bd%b2%e3%80%81%e9%80%81%e8%b5%b0%e3%80%81%e6%88%aa%e6%9f%a5%e7%b6%93%e9%81%8e/

蔡霞 | 1989年民主运动最终失败的若干思考

刚才看到一条信息，说近几年来有些人在检讨六四运动失败的归因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激进。这背后的逻辑是学生领袖和当时的知识人应当对八九失败负责。把八九民运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们头上，我认为这对学生领袖和知识人是相当不公平的。
一、把责任归咎于大学生与学生领袖相当不公平

我说“相当不公平”，是指八九民运的学生们及其领袖们不仅年轻而且缺乏政治经验，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罪过。

中共从1949掌握国家权力起，几十年一贯制地压制民间组织和民众言论。中共国是极权主义国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吞没社会。他们美名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是“有主义无社会”。1980年代尽管中国对外开放，但中共对内始终警惕与变相打压民间组织。仅我所知的就有北京、湖南、安徽、深圳的大学生们，无论是争取民主选举、还是组织社团活动、包括表达对邓小平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意见等，都曾经触怒当局，也曾经遭遇各种压制。1980年代那十年间起起伏伏的学生运动，其实是中国公民社会艰难生长的土壤与民间组织的萌芽。在中共长期的打压下，中国民间一直没能生长出成熟的公民组织，更何谈形成公民社会。当1989年春天那么多学生热血沸腾地站出来大声表达意见诉求时，他们超常的勇敢与担当，深深地打动了北京市民与全国人民；面对当时政局的极为复杂与各类矛盾的错综交织，他们没有经验，客观上缺乏必须的大智慧和某种深层理性的引导。但，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因为中共根本不给中国人有任何空间、任何机会和条件，来推动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来提升全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效沟通合作的公民能力。

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中共党始料未及的事，这才有了6.4前紧扣全国人心、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历史性场面。中共军队6.4的开枪镇压、中共当局冷酷无情地追捕广场学生与学生领袖们，他们自己撕掉了几十年的伪善面具，自己灭了中共政府的虚假合法性。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共党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用钱（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交换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继续统治。这是一种金钱与政治的交易，他们用钱来收买人民对他们权力合法性的认可。

很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生长与复苏。中共党最怕人民组织起来，2008、2009年以后，我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压中国的民间组织，出台各种条例条文，甚至国际社会组织到中国开展活动都受到各种限制和打压。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后，中共当局一方面限制民间网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高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加大力度监控中国民众，这种精致的新极权国家，导致中国社会始终一盘散沙，而使民众几乎完全丧失自助自救能力。即便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中国民众也许依旧逃不脱承受惨痛代价的命运。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应付部分责任

八九以后已经36年了！6.4在人们心中的伤口依旧在流血，因为36年来民运似乎在衰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八九以后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知识精英是有道理的。今天回头来看，中国知识界确实应该为中国民主运动难以复兴而感到羞愧。

通观欧美国家，知识人作为社会的大脑与民众的栋梁，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不在少数，然而中国知识人的软弱性似乎一直未改。中共建立国家政权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软硬两手并用，一是收买，一是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笔者曾经亲耳听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讲过一堂课：“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资先生从19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数起，1957年反右运动、3年大饥荒中的夹边沟（几千名右派知识分子饿死在那里）、1966年文革浩劫、1982年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自由化直至1989年的6.4，中国知识人被一轮轮的思想整肃与暴力摧残并行，许多人早已丧失了人格尊严，也丧失了主体意识和自尊自重。在中共暴力威吓高压下，知识人依靠犬儒哲学为岁月静好地活着提供自我安慰的借口。吴国光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八九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似乎忘却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血光之夜，他们避而不谈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依我看，吴国光教授是给他们留了面子的。

知识分子本应该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然而，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改换门庭投靠当局了！中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当局拿钱收买精英，不仅收买一些经济精英、科技精英，而且收买文科知识精英，也让文科知识分子有”捞钱”的机会。最明显的是政府给他们名头，如“xx学科带头人”，让他们承担国家科研课题，他们就能拿到国家资金，也能提升学术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一部分知识人努力迎合政府需要，每年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所谓的科研，其实是以学术外衣作包装的欺骗性的宣传。

进入2000年后，中共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把一些学科中有影响力的人定为“首席理论家”，这些人参与由中宣部组织的“理论工程”，可以获得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巨额经费。他们的门生、手下人则可以通过承接子课题、参与写书等方式分得利益。

由此，将来历史追究责任，真正需要负责的是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本应比学生懂得更多，却在名利地位等利益面前选择妥协与交易。这不仅是知识人的软弱，而且而且因抵挡不住诱惑而自贬人格自我扭曲。
三、八九民运注定会失败

其实，八九六四这场运动注定要失败，这是八九民运的宿命。 这不是因为某些学生领袖或知识分子的错误，即使他们没有缺陷，八九运动也难以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极权国家而不是威权国家。它的极权体制决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它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主运动。

第二，1980年代是解冻时期，中国的公民组织和中产阶级都尚未真正成长，社会没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来支撑这场民主运动。虽然人们有诉求，但缺乏经济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而且，当时人们对共产党仍抱幻想，八九学生运动，没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而是希望它改革、讲民主、讲自由，人们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第三，共产党内部几千万党员和干部，不少人由于长期受马列主义洗脑毒害，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政治工具，他们泯灭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意识，一切以中共的谎言欺骗说法为准。

举个例子来说。我家一位亲戚，他是12.9运动出来的老革命；我父亲是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参加游击队的中共军人。那年我亲耳听到这两位老人在电话中谈论6.4开枪的事，态度截然不同。

那位亲戚说：“他们真的在天安门开枪打了我们的孩子啊！”
我父亲回答：“你怎么那么糊涂？孩子们背后是有黑手的。”

我当时震惊了！不管怎么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手无寸铁。解放军被称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对平民开枪？我一直不理解父亲的态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我与父亲各自守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我父亲坚守的是“党性原则”的底线，而我“震惊”，是因为我坚守“人道主义”的底线。

我认为，做人的底线，应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党性。像我父亲那样，把政治立场当作底线的，在党内有许多人，他们被洗脑成了政治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把政治意识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共产党就是靠这种训练，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改造成反人性的工具人。邓小平镇压六四后，党内开展“思想教育”，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就这样把八九民运压下去，在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上建起一个虚假的市场经济，而且一路走到今天。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在人道主义和党性之间，哪个更根本，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不清。

蔡霞 | 1989年民主运动最终失败的若干思考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919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缅怀六四36周年：继续揭露中共暴行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声缅怀当年无畏抗争的中国学生与民众，谴责中共当局至今持续压迫人权，并誓言将持续为中国受迫害群体发声。

本周三是天安门事件36周年纪念日。美国众议院特设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周三在记者会上，向在天安门事件中牺牲的人致敬，并说特设委员会“与中国人民不存在战略竞争”，将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中共的暴行，支持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人。

“直到今天，中共仍在继续抹去那一刻的记忆，就像它试图抹去那些敢于发声的人的声音一样。”穆勒纳尔说。

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谴责了中国政府的镇压手段，指镇压的工具已经从警棍变成了摄像头和演算法，“但中共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压制异见人士、压制梦想、剥夺自己人民的基本尊严。”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悼念，回顾36年前数以万计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平呼吁民主与自由的场景。

“中共以坦克和子弹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无法摧毁他们的勇气，也无法压制他们对自由的呼声。”她写道。

佩洛西回忆，1991年她与两位国会同僚在天安门广场举起横幅，向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致敬。尽管当场遭到中共警察驱离、记者被骚扰，她强调，他们无法抹去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和真相。

她批评中共至今仍掩盖历史，并奖励当年参与屠杀的军人，而对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民主派及台湾持续施压。佩洛西强调，世界绝不能停止缅怀他们的牺牲，也绝不能停止反抗一切形式的暴政。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于周三发表声明指出：“36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残酷践踏自由，屠杀自己的人民。不幸的是，北京对自由的攻击至今仍在继续，它对西藏、维吾尔族、香港和台湾进行镇压。”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前一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缅怀因追求基本自由而被中共军队杀害的中国人民，也对至今仍在为六四事件寻求真相与正义的人表示支持。

“中共积极试图掩盖事实，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声明写道，“他们面对危险所展现的勇气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自主的原则，不只是美国的原则，这是中共抹杀不掉的人性原则。”

他强调，中共政权至今仍致力于掩盖真相，但世界不会遗忘。他的发言也引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抗议，声称美国此番言论“恶意扭曲历史，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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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夜母子对话："妈妈，您说今晚会开枪吗？"

在36年前的6月3日到4日夜间和凌晨数小时里，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沿途道路上，发生了人们不相信但害怕发生的一场军队对民众的暴力镇压。著名音乐家王范地和张先玲夫妇19岁的儿子王楠也惨遭杀害。王范地先生在2017年去世，始终未等到所谓的“六四平反”。他的夫人张先玲如今已88岁，仍然作为“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进行最后的抗争。 

当局要求张先玲女士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她表示做不到。她平和而明确地回答：“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不管是不是记者，只要问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说。”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见面，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的人数看，有不少难属的家人和她一样坚守“平反六四”的承诺，也坚定了她的信念和意志。

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们也支持着“天安门母亲”群体。张先玲说，只要大家都记住当年在北京和天安门有发生过的屠杀，深信总有一天能在中国公开真相和悼念。

谈到自己当年只有19岁就被子弹夺走生命的的儿子王楠，张先玲说，每年快到儿子遇难日时，内心都会很难受，丧子之痛不会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张先玲当时是原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她的儿子王楠是北京月坛中学的高二学生，只有19岁。王楠喜欢摄影，立志成为一名有抱负的摄影记者，因此非常关注学运的事，几乎每一天，他都会趁着午休的时间跑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张先玲永远记得36年前的1989年6月3日晚上，她与儿子的对话：那天晚上，王楠问母亲：“妈妈，您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 张先玲自信地回答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可能开枪呢？”

这番母子间的对话之后，王楠出门了。令张先玲没有想到的是：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了，王楠倒在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南口的血泊中，可是王楠的死讯直到事发10天后才被告知给他的父母。

据王楠父母在事后的调查，当时，子弹射穿了王楠的头盔，他左前额中枪，子弹从左后脑穿出，因而在头盔后面留有一个弹孔。戒严部队以枪伤者为暴徒为由，威胁在场市民不许救人，跟在部队后面的医学院学生只得就地帮王楠包扎，但因失血过多，王楠已经回天乏术。

王家后来调查得知，戒严部队曾打算“毁尸灭迹”而把王楠与其他二具遇难者遗体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面的北京二十八中学门前的草坪下。几天后，天降大雨冲散了泥土，遗体传出臭味。由于中学的投诉，戒严部队才将遗体挖出来。但这不影响中共官媒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王楠的尸体被挖出后，由于他当时身上穿着类似军服的服装，而被误以为是军人，所以没有被部队的人当作“暴徒”立即火化，而是被送到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太平间存放，这使得到处寻找王楠的家人有机会找到王楠的遗体。

虽然寻得儿子的遗体，但邓小平6月9日发话把学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收到命令的火葬场不许火化尸体。王楠的父亲王范地与当局几经交涉，最后因其是“九三学社”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后，于6月20日才获准火化。但火化证上的致死原因却写的是“在外死亡”，掩盖他是被枪杀的事实。

王范地张先玲夫妻俩人坚持呼吁为六四平反、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1989年8月，他们一同拜访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和丁子霖教授。自此，两家成了血泪之交，一同成立了“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多是以母亲及遗孀为发言人，但也有不少父亲同为群体的骨干，王范地正是其中之一。虽然抱病在身，但他仍积极地参与群体工作，接受媒体访问，向外界披露当局监控“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情况。

王范地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元老级教授，也是中国传统琵琶的一代宗师，在中国琵琶界还享有“圣手”的美誉，他创编的琵琶独奏曲《天山之春》《送我一支玫瑰花》久负盛名。

2013年3月，王范地受邀担任5月28日举办的“青乐杯”2013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其间，王范地夫妇一直受到公安骚扰，公安阻挠他们前往香港。一直到他们出发去香港的前一天，主办单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突然致电王范地，以“六四”临近为由婉拒王范地来港。

2017年12月8日，王范地因心脏衰竭去世，终年84岁。张先玲说，丈夫弥留之际，有一只眼睛没有闭上，仍叮嘱她要坚持平反六四。她许诺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继续肩负“天安门母亲”的责任，之后就把丈夫的眼睛合上。

张先玲曾在自述中写道：“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16个字不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共识，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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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6｜主辦單位連番被恐嚇 參與者無懼捍衛「自由之聲」

縱然「六四」這天香港銅鑼灣佈滿警察，沒有人敢手持蠟燭駐足，維園傳來的歌聲不再是「自由花」，而是家鄉市集的演唱歌聲。不過在一海之隔的台灣，燭光依舊亮起。華人民主書院今年繼續於台北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舉行六四哀悼晚會，今年主題是「抵抗跨境鎮壓　反對極權擴張」。雖然主辦單位連番收恐嚇信，但仍有約三千人參與晚會。書院理事長批評這些恐嚇手段與36年前的鎮壓都顯示極權的本質，「中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

黃昏時份人潮開始聚集台灣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在哀悼亭前獻上鮮花，並將蠟燭砌出「8964」字眼，會場中央依舊展出丹麥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作品「國殤之柱」複製品。賴女士帶同兩個分別是6歲及8歲的女兒參與集會，她說現在台灣可以講政府，「希望下一代仍能有自由之聲」，所以希望透過參與「六四晚會」讓孩子知道自由得來不易。

香港人阿森曾是支聯會的義工，過去多年來除了兩次不在港外，都有參與「六四晚會」。但至去年，他只能專程飛到台灣參與，他不諱言：「都60多歲了，再不來的話要坐輪椅了。」今年他還開設一個攤位，派發「支持天安門母親」蠟燭，並設連儂牆讓人留下悼念語句。阿森說，這些蠟燭其實已經藏在他家中5年，2020年時他希望在銅鑼灣派發，卻被警察包圍，今年終於能將蠟燭送出。

    也不是說圓夢，我也想醒過來，不希望再要於37、38周年悼念，希望平反。香港不出聲死寂一片的話，當權者更得意洋洋，現在台灣也被滋擾（收警告信）。我相信壓力愈來愈大。

    阿森，香港人

主辦前後收三次恐嚇信　華民理事長：顯示中共極權的本質

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賴榮偉透露，主辦單位及提供場地的中正紀念堂在集會舉辦前收到3次恐嚇信，內容提及會有人「綁上炸彈衝進會場屠殺參與者」。賴榮偉指，過去的恐嚇主要是針對展覽品、主辦方等，但今次卻威脅提供場地者，而從去年到現在有不少台灣民間團體都收到恐嚇，他懷疑是中共透過在台代理人所做。賴榮偉並認為，這些恐嚇手段與36年前的鎮壓都顯示極權的本質，「中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

流亡港人赴湯指出，收到恐嚇後更堅定要舉辦晚會，六四36周年除了是為了悼念六四，更是要在民主國家「保護我們的民主跟自由，如果我們在台灣這邊也噤聲，我們只會被一直壓迫，到最後全世界都不能再講中共的事情」。

收到恐嚇郵件的還有政府部門，陸委會收到放置炸藥的郵件，稱若舉辦「六四」相關紀念活動將引爆炸彈，陸委會表示案件已交由警方處理。不過恐嚇未有阻礙到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及副主委沈有忠出席「六四晚會」，沈有忠在台上發言時說，悼念六四能認清中共本質，「他為了權力可以用坦克車輾壓和平集會的學生，為了穩定可以用機槍掃射討論公共事務和平集會的學生」，對於這種政權不應再存有任何幻想，亦不應覺得妥協能換來和平。他呼籲中共正視歷史，還原真相；還政於民及不要對台灣民主指手劃腳。

在台港人另設六四晚會

到全場默哀悼念環節前，突然下起大雨，集會人士默哀64秒時，只聽到雨滴拍打地上的聲音。同樣在雨中悼念的還有參與於228和平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的集會人士，這是首次有在台港人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協辦活動的前香港荃灣區議員賴文輝說，希望讓港人知道，台灣是離香港最近且能紀念六四的地方。

編輯：李榮添　網編：程皓楠




from Radio Free Asi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taiwan/2025/06/04/taiwan-june-4-36-years-new-school-of-democracy-china-1989-tiananmen/

无奈的创意--看港人如何在重重警力中纪念「六四」36周年

在第六个港人不能在维多利亚公园(维园)公开悼念「六四事件」的日子，警方未有放松把「可疑」人物强力「护送」离开维园所在的铜锣湾区一带，无论你是有花无花丶有烛无烛丶身穿黑衣灰衣还是黄衣，记者目击至少有10人被送上警车带返警署。但掌权者防不胜防的，是自由受限的市民的创意悼念和抗议方式，包括乘电车来回维园献白花丶暗骂警员的「食蕉」丶跳出蜡烛框框的6朵和4朵不同颜色花朵......。

与过往五年不同，今年的6月4日是一个下雨天，途人少了，特意来铜锣湾和维园的目标人物少了，但警方没有放松戒备，继续高调地动用两架剑虎齿装甲车和数百警力，当中包括穿上战术背衫的军装警员；只是被强硬带返警署的市民人数较往年少了，因为警方把他们就地解决 -- 「护送」他们往地铁站离开该区，声称约了人在区内吃饭的富商刘公子丶手举前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语录的鸠鸣团成员吴伯丶手持白花的黑衣妇人丶面对提问只管哭的花衣少女均一律同样对待。

较有「吸引力」的，便直接押上警车带往警署，让他们无法停留回应记者提问，这包括声称前往游水路经维园的行为艺术家陈美彤丶昵称「女长毛」的社运女将雷玉莲丶面向支联会过往举办烛光悼念晚会大台方向垂首默站的外籍男子丶两名手持鲜花的穿校服少女丶腰挂驱蚊灯以代替蜡烛在维园前默站的中年妇女丶独坐公园长「碌」手机的年轻男子丶拒绝应警方要求离开维园范围而与警方发生推撞的大专生丶手持电子蜡烛静坐长椅的男子。至於吸引力的标准，自然是警方说了算。

癫：「女长毛」一小时内两度被押返警署 超渡要先经警方上级批准

当中，雷玉莲更是破天荒地在一小时内两次被族上警车带走笃信佛教的她向本台忆述说，她要在这特别的日子为六四死难者超渡，故只是穿上写有喃呒阿弥陀佛字样的浅色T恤到港岛铜锣湾，当她欲走出地铁站时，已被十多名警员拦截，指她「可能」引起混乱，随即一路「护送」她上警车；到了湾仔警署後，经警方确认不是要拘捕她以及知道她下一站会到九龙旺角区继续超渡时，便放她离开。

岂料她到达九龙旺角朗豪坊十五分钟左右，便又被警方带返附近警署。扰攘一轮後，她再度获准离开警署，於是她又返回朗豪坊进行超渡。谁知在场警方不单要搜查她的随身物品，搜查时更不许记者拍摄，一名正在执行公共职务的警员竟指责记者在场拍摄是侵犯他的私隐，令记者大为光火，并与其发生口角。当确认雷没有违禁品後，警方更声言要向上级请示方可决定是否准许她双手合什地绕场而行作超渡。她事後仍气愤地说，她从来未试过被搜查，遑论双手合什地超渡也要警方批准，直骂警方「癫成咁！」(如此疯狂)。

市民：警方强行把人带离场实属无理 食蕉36分钟表悼念

骂警方的还有一名在铜锣湾被无故截查和监视的黄小姐，一身黑衣打扮的她，被搜查随身物品并放行後向记者表示，她原意来购物吃饭，但看见警方在没有法庭手令的情况下强硬把一些六’七十岁的长者送走，实在太没道理，「人家没有自由留在这里的吗？过往香港不是这样的。」她於是留下来看看警察会否做「坏事」，其间惹来警员监视，甚至偷听她与朋友的谈话内容，她於是反拍那些便装警员，其後便被七丶八名警员围着截查。

对当局表达不满和兼怀悼念之心的，还有在场食蕉的张小姐。她手拿一条香蕉，站在维园外望着警员慢慢吃，引来後者查问。她声称刚巧路过，肚饿了，便停下来吃蕉。警员离开後，她向记者表示，会吃足36分钟，否则难消化。今年是六四事件36周年，而「食蕉」在广东话中有多重含意，既指「保安」，亦有「食屎」的意思，引来不少记者会心微笑。

隐晦悼念 刘家仪：既无奈亦高兴

至於明令不许踏足铜锣湾区和不想与当局硬碰者，更是各出奇谋地悼念。以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家仪为例，她便乘坐电车11次，每次经过维园时，便一手拿蜡烛丶一手持白花地在车窗前悼念。她向本台解释，以电车车费计算，11次便是36.3元，寓意六四事件36周年。据了解，坐在交通工具上丶经过维园时悼念的，还有因为处理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脸书专页而被指煽动的牙医李盈姿。

对於要如此隐晦地悼念，刘家仪认为，既无奈，亦高兴。因为自己和香港社会都面对不少掣肘和法律以外的红线，惟有无奈地以这个方法履行自己坚守的承诺；但另一方面，亦高兴地看到港人已跳出固有框框去悼念，这在社交平台最为突出，例如贴出「6」和「4」的汽球在维园飘扬丶64门牌丶不同颜色的6朵花和4朵花，已不再局限於蜡烛。

也许，这就是邹幸彤宣布在狱中绝食36小时所言：「相信大家也会有各自的方法去铭记(六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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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6周年：记忆的重量与前行的方向

2025年6月4日，又一个“六四”周年纪念日到来。36年的时光流逝，不仅未能冲淡历史的印记，反而让那段曾经激荡人心的社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痛，在人们心中沉淀得更加深刻。每逢此刻，全球各地都有悼念活动，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追忆逝去的生命，反思那段历史的意义，並探寻未来前行的方向。 

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经历了一场由学生主导，各界知识份子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腐败、官僚主义以及对政治改革的渴望。从最初的悼念胡耀邦逝世，到后来的和平请愿、绝食抗议，参与者的诉求逐渐聚焦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等更深层次的议题。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度成为民主诉求的中心，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的理想和热情，如同盛夏的阳光般炽热。

然而，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最终以流血的悲剧收场。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政府出动军队，对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示威者进行了武力清场。枪声划破了北京的夜空，鲜血染红了广场的石板路。具体的伤亡数字官方从未公开，至今仍具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镇压造成了大量平民和学生的伤亡，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弥合的创伤。

此后的几十年里，“六四”在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相关的讨论和纪念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在香港、台湾以及海外，每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活动从未间断。烛光摇曳，诉说着人们对逝者的哀悼，以及对真相和正义的执着追求。

今天来看“六四”，旅美作家胡平曾指出，“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中断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尝试，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他认为，对“六四”的反思，关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香港学者马岳则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分析“六四”，认为其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民众对政治参与和变革的强烈渴望。尽管最终遭遇镇压，但这场运动所提出的诉求，例如反腐败、争取民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再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1989年的社会运动和最终的结局，充满了复杂的互动和决策。学生和民众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而政府则将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双方在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的情况下进行博弈，最终走向了冲突和对抗。据在法国创立民主中国阵线的万润南表示，当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由邓小平主导，体制内的分歧更多是邓小平不同意志的体现。赵紫阳的失败在于结构上无法影响邓的决策。学生采取的绝食行动虽然争取了舆论支持，但也压缩了妥协的空间，反而被保守派视为“动乱升级的信号”。知识份子的“五一七宣言”直接将矛头指向邓小平，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邓小平别无退路，最终导致了武力镇压。

万润南汲取了“六四”博弈失败的结构性教训后，认为各方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下都被推向了非理性。他强调，政治博弈不是决一死战，而是寻找共赢与可持续路径的艺术。他因此提出了未来社会博弈中妥协的智慧，包括不将对手逼入死角、建立可信的中介机制、保持模糊空间以及着眼长远。

值得一提的是，“六四纪念馆”美西当地时间6月2日在洛杉矶重新正式开馆。纪念馆馆长、学运领袖之一王丹说：六四纪念馆的存在是为告诉世界“真相未死，记忆犹存，良知仍在”。他表示：“六四纪念馆，不只是为了哀悼，也不仅是为了控诉。它是一种承担，一种延续，一种希望。我们希望它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记忆与现实，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流亡者与本地人，连接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良知。”

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而言，“六四”或许已经成为长辈口中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相不容遗忘。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正如许多这场学运参与者所言，记住历史是抵抗遗忘的关键。了解这段历史，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社会，以及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六四，我们纪念，是为了不遗忘；我们思考，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前行，是为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公平正义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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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6年前的事說起

每年到了這個日子，都會有許多人寫紀念文章。我不是那種手到拿來，下筆可以輕輕鬆鬆洋洋數千言的人，所以只能用自己能應付的長度，在這一個「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的日子」寫一點什麼：那個在1989年出動軍隊真槍實彈追殺平民的政權，到今天還在利用各種法律工具/口袋罪和法外手段打壓有潛在威脅的人，而且還把維穩手段輸出，例如在香港。而強行立法之後創設的怪物機構為了證明自身存在價值而不斷出擊，把提出批評的人，「違法」的人都無限期還柙。

只要還有人因為紀念提早結束的生命，堅持追求答案，或者只是要求政權負責等而失去自身的自由，六四就還是現在進行式，事情就不會完結。而中共這種強調忠誠、統一的政權，自然而然就會強行把被統治的人全部改造成一模一樣。於是，除了所謂普通話之外的所有語言都沒有正當地位，粵語、藏語、維吾爾語等，統統成為被取締的對象。想要保護自己世代相存的本地語言(以及文字)、習俗文化，對中共來說就是圖謀獨立。

問題在於，在落入中共統治之前，西藏(圖伯特)、新疆(東土)、香港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的語言，日子過得怎樣本來和中國無關，沒有成為中國一部份的話，日子過得還自在一點。或者可以說，本來過得還好，成為中國一部份之後就或早或遲要(完全)接受中國的一套(政府不受制衡，權力無邊而不用向人民負責)，而平民要是表達對生活環境遽變、社會現狀惡化的不滿都可能犯法，想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過日子都不可得了。

說實在，只知道追求齊一、要所有人都像申紀蘭一樣，成為不論黨的政策怎麼變—甚至前後截然相反，都只會贊成的投票機器的政治組織，一個要用法律禁止人民侮辱的政權或者所謂的執法機關本身就不值得尊重，甚至根本不應該再存在。一個按照自己的幻想指東畫西，說他國士地的這裡那裡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故有領士，並且為了把幻想化成現實不惜動用軍力，這樣的國家和人民對周邊國家以至全世界都只是威脅和危害。

再有6名难属离世-张先玲等108名-天安门母亲-追责北京卅年不停息

来源: 
法广

逾四成联署难属怀憾亡张先玲等108名“天安门母亲”追责北京卅年不停息。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6周年，亦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正式联署信函要求中国人大常委会重新调查“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但在过去一年，再有六名联署难属在未得到政府回应前离世，而馀下的108名难属则在政府监视监听下继续联署，要求北京政府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和追究责任者刑事责任。发言人张先玲表明，会继续砥砺前行，讨还公道，坚拒遗忙。

“天安门母亲”上周在其网站发表由108人联署的《1989年“六四”惨案三十六周年祭》，表明知道现在朝野之间不具备解决“六四”问题的共识，但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要求政府调查及公布真相、赔偿及问责，明言“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

比对去年的周年祭文，可见联署者人数再减少六人，令已逝世的联署者增至79人，即有42%的难属带着永而不得的遗憾离世。而在去年5月後至今离世者，包括为救人而被“炸子”击中死亡的16岁学生周欣明的母亲穆怀兰、在场救员而亡的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应届毕业生卫萍北的父亲王德义、在西单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的22岁学生田道民之母亲黄定英，以及伤者赵金锁。赵因双腿膝盖处被子弹击中而终身残疾，但仍毋畏毋惧地签名，并因残疾而身体较差，於去年圣诞日因病去世，享年69岁。

“天安门母亲”表示，年复一年地祭奠遇难者及其逝去亲属，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和难属心中永远的痛，他们强调，如果一个政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以杀戮来维持政权稳定，“那只能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政府”。

张先玲：维园灯光虽被灭正义火花永发光

另外，发言人张先玲亦在昨（1日）晚上传社交平台的录像中指出，虽然36年过去，但政府对“六四事件”仍然讳莫如深，对内控制舆论，封锁消息，掩饰真相；对外则以一句“这件事党和国家早有定论”搪塞记者提问，但谎言始终掩盖不了历史真相。

现年87岁的张先玲又说，36年来，当局不单对他们的和平对话诉求不作回应，反而用尽一切手段对其成员进行监视监听。但她强调，他们不会被这些卑劣的做法吓到，会砥砺前行，为亲人和“六.四”死难者讨还公道。“维园的灯光虽然被狂风吹灭，但正义的火花会在每个有良知的人们心中发光”。她誓言，“天安门母亲”会永远践行诺言：説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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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36｜昔日悼六四 今去家鄉市集 市民：時勢唔同咗，好似海運戲院啱啱執一樣

今年是六四 36 周年，同鄉會連續第三年租用維園舉辦家鄉市集，展期由 6 月 1 日開放至 6 月 5 日，今年是沒有由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集會的第六年。《集誌社》記者中午由銅鑼灣站步行至天后站，途經維園一帶。維園正門及噴水池附近均有六名警察，分兩至三人一組巡邏，正門泊有一架「豬籠車」及衝鋒車。

現場人流主要為長者，較少見年輕人蹤影。不願透露姓名的 J 和 L 今年 25歲，二人在社交平台看到家鄉市集的活動宣傳，於是到現場參觀，購得一袋食品。兩人認為，香港較自由、工作機會亦較多，於是從內地來港工作，至今已有一年。

新來港參觀者談六四　「在這裏不是（敏感），跨過深圳河就是」

他們形容，現場氣氛熱鬧，商家熱情招待，貨品價格合宜，樂見自己家鄉的攤檔。L 表示，知道六四燭光集會，，亦認為舉辦集會沒有問題，但大環境才是決定集會能否順利舉行的關鍵因素。他擔心自己的身份，不適宜談論太多。問及六四是否敏感，L指：「在這裏不是，但跨過深圳河就是。」

從出席六四集會到參加家鄉市集　李小姐：時勢唔同咗

50 多歲的李小姐，在大會設計的打卡位前自拍，平日較少留意內地特產的她第一年出席家鄉市集。李小姐曾於 90 年代出席六四集會，對於維園未能續辦六四集會，她重覆指：「時勢唔同咗，好似海運戲院啱啱執咗一樣。」被問及會否感到可惜，李小姐沉默數秒後指：「沒有評論。」

記者採訪受阻　保安跟隨稱「只係有緣撞到」

下午記者嘗試經傳媒隊伍進入維園，出示記者證後被拒進內，記者改以市民通道，付五元「入場費」進入。約 2 時 40 分，記者接觸市民採訪期間，一名持保安證的女工作人員上前中斷，，稱沒有大會批准，不可在現場進行採訪。她期後跟隨記者約10分鐘，並指「只係有緣撞到」，並非特意尾隨。

六保安上前包圍記者　指沒許可不准現場訪問

20分鐘後，約六名保安再次上前包圍記者，指沒有許可不准在現場進行訪問。其中一名保安引用《遊樂場地規例》，指「今日係玩嘅、嘉年華，就唔好做訪問。」記者翻查該保安所指的《遊樂場地規例》，並無涉及限制採訪的條文。而大會寫在門外的「場地規則」，則有一條寫上：「不得進行沒事先取得大全同意的採訪活動」

維園外市民：其中一個方法將人嘅 focus 擺低

維園外，不少途徑市民表示，不知道園内正舉辦家鄉市集。從事設計業，30 多歲的陳先生表示，從未聽過家鄉市集，亦沒有興趣到訪。陳先生形容「當然知道」過去維園曾舉辦六四燭光集會，認為近年改辦家鄉市集是「其中一個方法將人嘅 focus 擺低咗」。家鄉市集將橫跨 6 月 4 日，陳先生認為，此安排有機會是為了避免人羣聚集，未來亦可能變成恆常活動。

25 歲的Kelvin從事會計，未有留意維園正舉行家鄉市集。被問及曾否聽過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Kelvin一臉尷尬笑說：「唔清楚，唔知。唔係咁方便，六四呢啲大家都心裏有數。」Kelvin表示，不會特意抽時間參加嘉年華，又指如果有心，市民亦可在家自行悼念，又指失去場地作一事「有啲敏感」。






from 集誌社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5%85%ad%e5%9b%9b-36%ef%bd%9c%e6%98%94%e6%97%a5%e6%82%bc%e5%85%ad%e5%9b%9b%e3%80%80%e4%bb%8a%e5%8e%bb%e5%ae%b6%e9%84%89%e5%b8%82%e9%9b%86%e3%80%80%e5%b8%82%e6%b0%91%ef%bc%9a%e6%99%82%e5%8b%a2/

六四36｜天安門母親讀出祭文：砥礪前行為死難者討回公道

今年是六四36周年，天安母門親繼續為死去的親人追求真相。87歲的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日前讀出祭文，指中國政府的謊言掩蓋不了歷史真相，天安門母親們抗爭了幾十年，砥礪前行就是要為親人及死難者討回公道。

張先玲讀出祭文的影片，上周四（29日）在YouTube發佈，片長約五分鐘。她一開始先講述兒子王楠的經歷，指當年兒子只是一名19歲高中生，在離天安門數十米的南長安街口遇難。她指出，36年已過，但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仍諱莫如深，對內控制輿論，封鎖消息，掩飾真相；對外就用一句「這件事黨和國家早有定論」的荒謬言詞來搪塞記者的提問，但「謊言掩蓋不了歷史的真相」。

她表示，天安門母親每年都會向當局提出三大訴求，包括公佈六四真相及死難者名單；向死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制定賠償法案；追究責任者的刑事責任，惟36年過去，當局從未件出回應，反而用盡一切手段監視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強調：「我們不會被這些卑劣的做法嚇到。我們抗爭了幾十年，砥礪前行，就是要為親人們討還公道，要為『六四』死難者討還公道。」對於香港的情況，她表示：「維園的燈光雖然被狂風吹滅，但正義的火花會在每個有良知的人們心中發光……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
張先玲六四36周年祭文

粵語組報道　編輯：李榮添




from Radio Free Asi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politics/2025/06/02/cn-june4-mother/

六四事件36周年：胡平介绍吴仁华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36周年即将到来。5月24日，美国纽约思想者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北京之春和博登书屋在纽约法拉盛皇后学院联合举办“追寻六四真相 推动转型正义”研讨会。会议围绕戴晴女士新版《邓小平在1989》与吴国光教授新著《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进行深入探讨。除了这两部力作之外，今年六四前，吴仁华先生又出版了一部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也引发广泛关注。 

胡平先生在网上发表的介绍文章写道：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导。

吴仁华在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 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 1989年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 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胡平先生介绍说：吴仁华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破解了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

 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 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 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 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第二：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

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第三：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

 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 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第四：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 有没有开枪的命令？

 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 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 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 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 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 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 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第五：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

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 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 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第六：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

 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 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 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

第七：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 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

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 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第八：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

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 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 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 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 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 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 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 ”暴徒” 毫无关系。

另外还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吴仁华还特地指出：只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 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墙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 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胡平先生认为：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 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 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 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 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

此外，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 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 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50530-%E5%85%AD%E5%9B%9B%E4%BA%8B%E4%BB%B636%E5%91%A8%E5%B9%B4-%E8%83%A1%E5%B9%B3%E4%BB%8B%E7%BB%8D%E5%90%B4%E4%BB%81%E5%8D%8E%E6%96%B0%E4%B9%A6-%E5%85%AD%E5%9B%9B%E4%BA%8B%E4%BB%B6%E4%B8%AD%E7%9A%84%E6%88%92%E4%B8%A5%E9%83%A8%E9%98%9F

严家祺：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 ——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

作者：严家祺
法广 20250529



 

严家祺：30年无真相30年没正义 | 美国之音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 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 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历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而加以镇压。

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和许多恢复历史真相的文章个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后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1978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 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但“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的笔记，与社科院的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运动纪实》。这也为后来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础。

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空前伟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抗议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 , 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 , 要让全国城乡人民瞭解事件真相 , 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中共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局部“资本主义化”道路。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许多死难者，給天安门母亲、給参与天安门运动的人、包括赵紫阳、阎明复、鲍彤、戴晴、高瑜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恢复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后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责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导火线。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是六四的受难者，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他作为总书记，5月16日之后，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邓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时，我在纽约《世界周刊》纪念赵紫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一个共产党首脑人物对“民主”与“多党制”关系最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开的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在这时，赵紫阳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以赢得多数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竟提出辞职，竟会同意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和元老们来作决定。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数要求 撤换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位时，赫鲁晓夫在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却赢得了多数。在1989年5月17日晚这一决定赵紫阳本人命运和中国前途的“5·17会 议”十五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铁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赵紫阳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为“宰相”，而不想成为“主宰”，他在当上总书记后，并没有多么注重他与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个人联系，他也 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下意识地”认为，“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发60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571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1976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 ，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36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

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时期的部分「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掌握了国家大权，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创建中国「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实践，取消了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同时独揽军事大权，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36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对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从文革发生以来的60年中国全部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统治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治就不会消失，中国就不会有民主政治。1993年12月24日，这是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前一天，巴黎《欧洲日报》上刊登了我写的《改造天安门广场计划》，文章说：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影响仅次于孙中山。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新帝制”。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所谓毛泽东思想，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外衣的“帝王思想”」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转变，这场转变的中心内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变为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了清除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影响，天安门广场有必要作重大改造——撤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移走毛泽东遗体，打通被堵塞的北京中轴线。

怎样改造天安门广场，需要城市设计和规划的专家按科学和听取多方面意见来决定，上述文章只是为了提供专家参考。在改造天安门广场的前后，需要按历史真相全面修订、改写中国近代、现代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建立“第三”或“第四共和”的中国

1989年9月14日和15日，法国《欧洲日报》和美国《世界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人民共和国”这么多、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名称。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国名”、换一面“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第一共和国”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后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在恢复六四真相的过程中，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摘除天安门毛泽东象征性的巨幅画像，拆除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并在「非毛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这就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使命。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将迎来文革后中国的第二次大变革。对中国来说，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现在在台湾还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发展的道路。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法国路易-波拿巴时代一样，成了20世纪中华帝国，邓小平1982年宪法，只是使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穿上了“共和外衣”；习近平脱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现在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中国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和“第三共和”的“中华共和国”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途径，没有时间表，在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第三共和或第四共和的“联邦中国”，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

写于2025-5-21       巴黎

作者简介：

根据《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的介绍：1986至1987年，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学运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六四学运发生后，4月19日严家其与一些学者参加了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中明确表示从学运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并且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5月13号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份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与另外11位知识分子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对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表示若不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之后，又由严家其和鲍遵信担任召集人，组成「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五一六声明》以及《五一七宣言》，得到众多知识份子连署。

镇压之后， 严家其得到「黄雀行动」帮助，逃亡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前往法国巴黎，担任新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from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5/36.html

万润南：《从博弈论的视角看1989》—纪念"六四"36周年的一点思考

 作者：万润南
法广 20250529

万润南 —— 从民间企业家到民主活动家/ 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


我们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博弈论是一门研究理性行为者在相互影响中如何做决策的科学，而1989年正是一个由多个行为体——体制内部、学生群体、知识分子、国际舆论——共同构成的高度复杂的博弈过程。理解这些角色之间的策略互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冷静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一、体制内部的非对称博弈：强权下的两种“自我对弈”

1989年的权力结构表面上似乎存在三股力量：李鹏所代表的保守派、赵紫阳所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居于“最高决策者”地位的邓小平。但若从实质权力结构来看，体制内部实际上只有一位真正的博弈主导者——邓小平。其他人，不过是他不同意志倾向的体现。

李鹏的强硬主张与赵紫阳的宽容劝谕，并非两股平行的力量博弈，而更像是邓小平内在两种判断之间的矛盾投射。毛泽东对邓的评价“绵里藏针”可谓一语中的：一方面，他支持改革、讲效率；另一方面，他深信“稳定压倒一切”，始终保留以武力压制混乱的底色。在毛泽东的另一句评语中，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意指其意志之刚，手段之硬。

博弈论中，若一位参与者同时控制多个“玩家”，这构成不对称博弈中的“操纵式结构”（manipulated structure），其结果是看似多元分歧的判断，最终被统一为一个中心权力的输出。这也解释了为何赵紫阳尽管身为总书记，却毫无实权；为何李鹏可以在关键会议中持续发难——因为在那套权力配置下，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自身身份，而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面是否正被邓小平所采纳。

赵紫阳真正的失败，不是因为观点站不住脚，而是因为他在结构上无法影响邓的决断路径。他一度试图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但邓小平早已将事态视为“动乱”，并将稳定定义为压倒一切的“零容忍红线”。赵的理性、对话策略，自此便失去了博弈的现实基础。结果是，一位体制内的温和改革者，被孤立、边缘化，直至彻底出局。

这类结构性不对称，恰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冲突的策略》中所描述的“伪多方博弈”：“当一个意志中心控制多数角色时，其它玩家不过是扩音器。”政治表象下的多元辩论，不过是单一决策者自我反复权衡的痕迹。

二、绝食行动与道义压力：民间博弈策略的误区

学生运动在5月中旬进入高潮，最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是绝食行动。博弈论称这种行为为“代价性承诺”（costly commitment）：以自我伤害来表达行动意志，提升自身话语的可信度。这种策略常用于“信号博弈”中，比如古代的焚船明志、现代的工人罢工、社会运动中的绝食。

绝食确实起到了激发全国舆论、争取民众同情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层改革派发声。但是，它也把协商推入了更狭窄的空间。因为：绝食意味着“不达目的不撤离”，学生逐渐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赵紫阳的中间调停空间被压缩，他既不能让学生撤退，也无法向高层保证事态可控；高层保守派则据此认定“这是动乱升级的信号”，为戒严和后续镇压寻找借口。

道义升级反而加速了博弈的激烈化。学生以牺牲为代价发出信号，却因制度缺乏“接收信号”的机制，最终变成了“误读”与“误判”。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的策略，若缺乏制度性缓冲，很容易将原本可能妥协的局势逼上不归路。

在博弈论中，绝食属于“代价性信号”（costly signal）的一种。根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信号博弈理论，一个理性行动者通过承担高代价的行为来证明其诉求的真实性。学生绝食，正是试图通过“自我牺牲”向当局和公众发出“我并非投机，我是认真的”这一信号。但问题在于：信号的“接收者”也必须理性且有回应机制。若缺乏制度性反馈路径，则再强烈的信号也可能被误读或被忽略，甚至反而促使接收方进入“防御状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所指出的：

“如果机制设计无法处理非对称信息，玩家就可能选择封闭式策略以防最坏局面。”（Myerson, “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 1991）绝食在缺乏反馈机制的语境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战略不对称：学生不能后退，因为那将视为妥协甚至失败；政府若退让，则意味着道义上的“投降”。从此刻起，协商空间迅速压缩，走向不可逆的对抗。

三、517宣言：將權威推入對抗的死角赵紫阳在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场合首次向外界明确披露“邓小平是中国最高决策者”，这不仅削弱了赵自身的合法性，也把邓小平逼到前台。紧接着知识分子的517公开信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他，这构成了双重逼宫。这在博弈论中相当于触发了一种“激化型信号”：原本可以模糊处理的权力归属问题，被公之于众，使得邓的退路大大收窄。他不再是可以两边调停的“仲裁者”，而成了博弈场上的“公开玩家”——而一旦成为明面上的玩家，他就必须赢，哪怕以最极端的方式。

可以用谢林的“承诺困境（commitment trap）”理论来解释这一点：一旦一个参与者在公开场合做出不可逆的身份确认，他就无法再进行灵活周旋，任何退让都被视为失败。（邓当时就诘问：退？退到哪一步？）这就是赵紫阳发言造成的后果——他意图争取民意支持，却客观上切断了体制内最后一点转圜空间。我当时用“挥刀自宫”来形容赵的这一举动。我认为这是他在博弈结构中的致命误判。5月17日，部分知识分子联名发布公开信，要求“邓小平下台，结束垂帘听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博弈论的术语中，这种公开挑战相当于将非零和博弈强行转化为零和对抗。

原本高层尚可保持模糊与灵活身份，但公开点名意味着权威被直接挑战，使得“让步”从策略选择变成“失控”象征。此举带来的后果，是邓小平彻底放弃中间协调角色，转向强硬立场。而赵紫阳在党内正式被边缘化，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武力镇压在北京展开。这是一次信息极化后的结构性崩溃。在没有宪政与程序缓冲的结构中，任何试图直接冲撞权力顶端的信号，都容易引发失控反应。历史上许多相似例子都说明：不给对手留体面退路，是最容易引发彻底对抗的策略失误。

从社会运动角度看是“诉诸正义”；但从博弈论看，这是一次典型的“极限策略”（brinkmanship）。高层集体面临“若不强硬即崩盘”的共同体幻觉（collective action illusion）；于是，公开挑战反而将原本尚有退路的对手逼入死角。谢林也警告过：“在无缓冲机制的社会中，过度清晰的威胁往往导致无法控场的灾难。”（Schelling, 1960）

四、博弈失败的结构教训

今天回望，不是为了对当事人简单指责，而是为了理解：198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一方理性、一方愚蠢，而是因为各方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都被结构推向了非理性。体制内缺乏合法博弈机制；民间缺乏组织与协调能力；双方都缺乏“台阶”的设计意识；信任基础几乎不存在；最终，演变成一次典型的“囚徒困境”：本可双赢，最终却是两败俱伤。

1989年可以被视作一次“重复博弈失败”的案例。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提出的“囚徒困境长期博弈”理论中，理性玩家往往通过“宽容但坚定”（tit for tat）策略达成长期合作。然而，该策略的前提是：各方能观察对方的行为；有回合之间的长期互动；存在惩罚失信者的制度。现实中，政府与民间运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彼此也未建立起任何形式的“长期信用”。于是，“互信型博弈”很快沦为“单次极化博弈”，演变为最坏的纳什均衡：武力镇压 + 舆论破裂，是所有参与者都不希望发生却不得不接受的最差结果之一。

正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言：“若缺乏合作文化与容错机制，最优策略最终将失败于结构的刚性。”（Axelrod, “The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1984）

五、未来博弈中妥协的智慧：如何避免再次走入死角？

如果说纪念是为了未来，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在未来的社会博弈中，如何更理性地行动，避免再度走入1989年那样的死角？我认为，有四条基本原则值得我们记住：永远不要把对手逼到死角。要适时妥协，给对手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体面退场的机制，是任何可持续博弈的基本保障。建立可信的“中介机制”。在制度完善之前，需要半官方、非对抗性的沟通渠道和民间平台，避免局势迅速升级为零和对抗。保持模糊空间。信息极化往往促成激进行动，而激进行动则加剧误判。社会转型期的对话，需要足够的“含混”与“缓冲”。

着眼长远，避免一局定胜负。社会的改革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避免“赢一次就算赢到底”的错觉，保持合作关系远比阶段性胜利更重要。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博弈论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最深刻教训之一是：政治博弈不是决一死战，而是寻找共赢与可持续路径的艺术。

任何一方如果只盯着“胜负”，而忽视对手的承受极限与退让空间，最终往往会把局势推向“零和博弈”，错失和平解决的窗口。尤其在面对体制性强权时，理想主义若没有策略、情绪表达若不顾结构逻辑，最终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博弈论告诉我们：最优解往往不是最大化自身利益，而是最大化“共同生存的可能”。

这正是“妥协”之所以重要——它不是软弱，而是智慧；不是放弃原则，而是避免局势滑入不可逆的灾难。1989年缺失的，正是这种妥协的智慧。

结语：纪念，不只是为了记住，更是为了走得更远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怨恨，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世界运行的逻辑，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的博弈。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会不把彼此逼入死角，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学会克制、设台阶、建机制，那三十六年前那些人的牺牲，就不仅是痛苦的终点，也会成为更理性社会的起点。愿这份纪念，不只是回望，更是一种前行
。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5/198936.html

台湾取代香港成纪念六四活动主场，网络聚焦

五年前的2019年，香港维园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成为中国大陆公开纪念六四的绝唱。从此以后，纪念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由组织转为个人的隐晦方式展开，这不禁令人想到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展开地下民主革命活动的场景。吊诡的是，曾经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今天变成比国民党更专制的一方，而真正的民主革命却在国统区台湾开启，并日臻完善成熟。如今，中华民国台湾取代香港成为纪念六四活动的主场，并吸引了国际媒体的聚焦。台湾朝野上下也利用这个契机公开发文，悼念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惨死在共产党抢口下的民主义士。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六月四号当天在脸书上发帖说：35年前的今天，全世界都屏息看着天安门，那时候，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亚洲各地的青年学子们同样站出来，追求民主自由、呼吁国家改变。台湾在前人筚路蓝缕、民主前辈牺牲奉献之下，从威权体制迈向民主化。年轻人继承民主火炬，持续深化民主，在这块土地上，长出野百合、种出野草莓、开出太阳花，并让青鸟飞扬。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可以让人民大声说话。任何政权都应该勇敢面对人民的声音。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六四的记忆不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我们也会持续努力，让这段历史记忆能够长存人心，感动关心中国民主的每一个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六四当天发文说：今天是六四事件35周年，追寻自由的灯火在全世界的华人心中不曾熄灭，我们也仍在海峡的这一端实践与捍卫民主。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当年的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刚经历解除戒严的台湾青年学子，为和平争取自由民主的大陆学生加油打气。这时，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六月三日晚上，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中正纪念堂广场透过电话连线，成为两岸历史最沉痛的见证人。我们每年都必须纪念六四的理由，正是因为两岸的命运仍然紧紧相依，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绝不能被抹去的一页，正是因为我们对自由民主的坚持没有一刻松懈。35年前，台湾的青年学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前，静坐陪伴天安门广场度过漫长的一夜。 35年后，中华民国透过第三波民主化改革，向所有仍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华人，证明我们有经验、能力、决心能够维系民主体制，而一个稳定的民主与宪政体制，正是对自由最好的保障。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当天的发文写道：《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对过去的台湾，这个日子曾是二二八；对现在的中国，则是六四。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突飞猛进，然而人民心中却有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那就是三十五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1989年六月四日，中国的年轻知识份子因为呼吁改革，而遭受无情镇压；有些人失去生命，有些人失去家人，幸存者也成为“被噤声的一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台湾在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要等到1995年，政府才正式表达歉意。这段时间里，被二二八事件伤害的家庭，默默地悲痛着。从小，看着父亲每年二二八这一天静静地流泪，二二八这个日子变成我觉得尴尬不安的一天。我想以自己的感触，跟对岸的朋友们分享：“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让不能被说出口的日子能被说出口，是开放社会的第一步，这一步，台湾走了四十八年。已经到应该平反六四的时候了。平反六四，更能证明中国政府可以面对自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不让历史的悲剧再发生在后代子孙身上。

网友@高伐林发帖说：35年了，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林培瑞教授说：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在那时，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BE%AE%E8%A8%80%E5%BE%AE%E8%AF%AD/20240609-%E5%8F%B0%E6%B9%BE%E5%8F%96%E4%BB%A3%E9%A6%99%E6%B8%AF%E6%88%90%E7%BA%AA%E5%BF%B5%E5%85%AD%E5%9B%9B%E6%B4%BB%E5%8A%A8%E4%B8%BB%E5%9C%BA%EF%BC%8C%E7%BD%91%E7%BB%9C%E8%81%9A%E7%84%A6

林培瑞：六四35周年，西方离看穿中共还有相当距离

来源:
美国之音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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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驻港领事“六四”到维园中方反弹称煽动对立

来源:
法广

曾举办逾叁十年六四悼念晚会的维多行亚公园（维园）今年是第五年被迫无法举行晚会，但包括欧盟在内的多名外国驻港领事人员在六四35周年纪念日当晚到维园走一走，事件惹起中方反弹，指对方翻炒已有定论的事件，煽动对立。

中国把1989年6月4日的血腥镇压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以“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作交代，但中国内外均有人反对此说法。在内有“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外，不同西方国家亦提出质疑，包括涉事的内怖和死伤人数。而英国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更在前天（4日）于社交媒体X贴文，以“天安门广场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来形容令人震惊的“六四”事件，声言会纪念当年在广场附近被杀害的和平示威者。

此外，英国驻华大使馆更在X发布短片，讽刺中国企图抹去历史。全长20秒的无声短片，展示当年《人民日报》的头版，然后目睹报纸上的文字逐渐消失，最后只剩一张带着皱褶的白报纸。

在香港，自中国加强管治之后，公开的六四悼念日益似中国内地般受到打压，今年情况更加严重，但在警方于铜锣湾和维园一带严密布防以致市民难以到场悼念的情况下，据闻至少有九国驻港领事馆代表现身维园，包括日本驻港总领事冈田健一、荷兰驻港澳总领事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欧盟驻港办事处署理主任高明德（Matthias Kaufmann）及德国驻港总领事张德林（Stefan Bredohl），另据其他媒体报道，到维园者尚有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驻港人员。他们不是说到维园散步，便是不回应记者提问。

然而，只是现身维园已引起中方不满。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晚深夜发稿，形容美英及欧盟的行为是“拙劣的政治戏码”，“妄图制造对立、煽动对抗，恶意抹黑中国形象”，公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

发言人表示，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香港由治及兴亦属可以期待的未来，但少数外部干预势力执意翻炒已有定论的事件，而个别外国驻港机构官员亦无视领事官员基本操守和行为准则，上演“政治闹剧”，以人权为幌子，“玩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敦促相关驻港机构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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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作者：长平
德国之声 20240604

今年是"六四"运动35周年，也是柏林墙倒坍35周年。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今天是"六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请允许我再次分享一则往事。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位中国学者拜访了德国勃兰登堡州调查民主德国专制遗留问题专员普珀（Ulrike Poppe）女士。普珀女士带我们去看墙上的一张照片，并同意我拍摄下来。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当时，六四血腥屠杀刚过不久，东德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抗争。抗争者警告时任东德领导人克伦茨（Egon Krenz），休想效仿邓小平的残暴。

普珀女士和我们访问过的许多其他德国专家都表示，中国学生和民众在 "六四 "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坚定决心，鼓励了东德人的抵抗行动。"六四"屠杀五个月之后，柏林墙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象征。

因此，今年也是柏林墙倒塌35周年。我看到德国正在准备举行无数的纪念活动或者展览项目。对于德国人来说，尽管这段往事也意味着沉重的对抗、离散的家庭和无辜的生命，但是毕竟已经成为昨天，历史定格于专制的倒塌和民主的胜利。因此，这些纪念活动中除了历史反思之外，也洋溢着欢欣和庆祝的气氛。

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幸存者以及这场抗争运动的真相和正义的寻求者，我对于这样的气氛时或感到不适。我期待这些活动中有人提及"六四"抗争和镇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例。
从柏林墙到"防火长城"

自去年底以来，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提醒我的听众和读者，2024年的35周年纪念，不只有柏林墙的倒塌，还有一场屠杀和随之而来的另外一堵高墙的建立。今年2月，我在特里尔大学的一场分享活动中强调，当年中国学生和民众付出巨大的代价，推开了结束冷战的新世界的大门。但是，西方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背叛了中国抗争者，没有惩罚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而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使中共得以顺利建造和加固了一堵意识形态高墙。

这堵高墙并不是"六四"镇压之后才开始构筑，但是赤裸裸的血腥屠杀一方面让专制政权扔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发现自己用来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道义谎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发现，暴行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惩罚，而是暂时有效地稳固了未经民主选举而来的非正当权力。中共当局利用残暴制造的恐惧构造非道义的谎言，我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

"去正义化教育"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和平演变"和"爱国主义教育"，其技术手段体现为以"真理部指令"和信息"防火墙"（Great Firewall，又称"防火长城"）为标志的媒体舆论管制和操控。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其"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放松对媒体的管控。中共御用学者们炮制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和著作，警告"舆论阵地的坍塌是埋葬苏联的最后一抱土"。数字化和AI技术则为中共进行严丝密缝的思想钳制提供了便利，新冠疫情的"封城"就是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带上电子镣铐的"完美实验"。
从"Ich bin ein Berliner"到"我们是中国人"

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参与无国界记者（RSF）支持并由中国数字时代、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自由西藏运动、改变中国和维吾尔运动等四十多家人权团体联合创立的"圆桌十九"组织的筹建。

由数十位媒体从业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圆桌十九"在"六四"3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强调知情权为中国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党专制政府对资讯的自由流动施加恶意影响，可靠资讯的缺乏危及中国未来，并承诺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民众冲破一党专制政府设置的重重阻碍，促进获取独立资讯，以及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民众争取资讯权。"圆桌十九"认为，知情权也是当年"六四"的核心诉求。

在6月3日召开的发布会上，我作为"圆桌十九"发言代表之一指出，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将世界分为中国和境外，将人类分为人和中国人，将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甚至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关六四镇压的信息仍然高度敏感，而且由于缺乏信息和言论自由，中共的宣传机器严重歪曲和丑化了全球民主抗议运动和世界人权。

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包括六四镇压受害者在内，中国大多数政治犯都因言获罪。他们可能被判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他们所做的只是--表达异议。

一方面，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独裁者往往比其他人更能体察到言论的巨大威力。

我还谈到，1963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说："我是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1987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今天，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拥有专制理性的中共，比很多外国政客都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比很多外国专家都知道，"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

因此，他们知道，想要奴役14亿中国人民，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

全世界不想受奴役的人们，必须大声疾呼："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延申阅读：长平2012-2020年"六四"纪念日文章

2023年，德国之声：屠杀发生不止一次

2022年，德国之声：八九六四 一座流动的纪念碑

2020年，德国之声：六四尚未成功，全球仍需努力

2019年，德国之声：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2018年，德国之声："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

2017年，上报："六四"仍在生长 "现状"不可维持

2016 年，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

2015年， 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

2014年， 南德意志报: 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 （镇压还在继续）

2013年， 南华早报: Breaking the silence over June 4（打破六四沉默）

2012年， 德国之声:"克伦茨小平"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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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徒劳地毁灭六四记忆

来源:
法广

六四事件35周年，如果你在中国以外，你发现许多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35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一青年学子为追求民主而遭屠杀的悲惨事件。而且，由于流亡海外的白纸一代青年人的加入，不仅纪念形式多样，星火传承，自有后来者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但是你如果身在中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六四事件好像根本不存在，媒体鸦雀无声，外交部发言人装作平安无事一般。但是，从这种极端的沉默中，从外交部发言人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演中，从极端高压和人人惊惧的气氛中，又让你觉得关于六四事件的记忆无处不在。

比如，在35年前中国军队开枪镇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不会有纪念六四死难者的任何旗帜，但却有密集部署的警力，天安门广场，就连北京人想随便进入都不容易了。6月4日更甚，天安门广场周边、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单等地带安检明显严格，交通管制区域蔓延核心地带。法新社、美联社等国际媒体，甚至诸多自媒体的观察在这一点上是差不多的，人行道上时不时有警察检查证件，还有武警以及各种保安、甚至类似文革时期“工人纠察队”的“志愿者”，目不转睛地盯着所有行人的一举一动。

习近平“坚决清零不动摇”那几年，高压下逼出一个“四通桥事件”，2022年10月13日，彭立发在四通桥打出“不要核酸要吃饭”，“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横幅，这一事件，上承六四抗争，下启白纸运动，以至于今年的北京，进入六月份，“看桥员”就出现在北京各天桥、地下道及交通要道路口。

天安门周边的森严壁垒，“看桥员”像幽灵一样行动，北京人不会不明白这些鬼怪的迹象与35年前的那场屠杀事件的某种联系。在北京，八九六四以后，每年的这些日子一直这样森严，只是越来越鬼祟。当年下令的屠夫，还敢公开声称这是“一场风波”，今日的政权，只敢对追问的外国媒体吼一声那是一场“政治动乱”，且“早已得出明确的结论”，西方政府在这个日子致哀，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以此为借口“攻击和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政权毁灭记忆的不仅仅是六四，在新技术时代，他们试图要毁灭的是互联网上所有对政权不利的笔记、评论、书写。5月22日，微信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帖子说，1995年至2005年间在中国新闻门户网站、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的几乎所有信息都已无法获取，

当年，中国境外最大规模的纪念六四活动是在香港，在2020年代以前，香港民间每年都在维园举行数万人有时甚至数十万人参加的烛光晚会，悼念为中国实现民主献身的英烈。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之后，“六四纪念馆”被关闭，6月4日，维园被一群亲北京的“同乡会”占领，举行所谓的游园活动。美联社目击，一名大街上身穿写着8964T恤的女子被警方带走，一名老人举起写着“记住89 ! 哀悼64 !”海报后被拘留，入夜，一名秉烛者和另外两名打开手机灯的人，也被警察迅速包围。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香港，政权费尽心机，希望把有关这个日子的记忆抹掉，只是他们愈来愈大的打压动作，愈来愈神经质般的恐惧，反而激发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搜寻这个日子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们要把有关这个日子的记忆从人们脑海中抹去，八九六四以后，当局竭尽全力，从小学生做起，对内实施战略洗脑工程，对外筑起防火墙，在九零年代江泽民号召的“闷声发大财”以及二零零零年代胡锦涛“不折腾”的气氛中，六四的血色记忆似乎有所减退，在随后习近平政权越来越高压，直至清零一切的威逼之下，爆发了“白纸革命”，六四记忆就这样完整地复活了。

一位经过文革时代的长者说，自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曾被严重地洗脑过，甚至到了相信“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地步，毛死，文革终结，许多唯唯诺诺的寡言者突然站出来控诉，一夜之间，政权几十年费劲心机的洗脑被涤荡得一干二净，留下的是对欺骗他们的“英明领袖集团”的深仇大恨。这位长者相信，新一代中，即使有不少像他当年那样的被蒙蔽者，一旦时机成熟，也会像他那一代人立即摆脱骗局。而意识到受骗后的反叛是可怕的。

为什么要记住六四？六四亲历者，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林培瑞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说：“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是如同今天中国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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