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19 May 2024

伊朗总统直升机“硬着陆” 中方表态引关注

美联社周日引述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证实,一架载有伊朗总统莱西、该国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直升机,在位于首都德黑兰西北约 600 公里、与阿塞拜疆接壤的城市乔尔法附近“硬着陆”,由于当地山区大雾弥漫,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

外界注意到,由于这起可能的坠机事故发生之际,恰逢莱西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上个月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一时刻对德黑兰政权和伊朗的未来异常敏感。此外,伊朗近年在涉及核武研发的浓缩铀进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武器级水平,伊朗同时面临经济不景气和妇女权利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更导致中东紧张局势日趋升级。

伴随中国近年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德黑兰也成为北京除莫斯科外的主要盟友之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6年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德黑兰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该协议涉及两国政治、战略和经济的全方位合作。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官方统计,中伊双边贸易在2023年突破14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伊朗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从伊朗进口能源等贸易额也超过45亿美元。

截至目前,有关伊朗总统坠机的消息除中国零星媒体转发外,中国外交部尚未就该事件置评。而在周日的中国驻伊朗使馆官方网站上,头版仍然是“大使丛培武在伊通社发表《中伊携手前行》署名文章”的内容。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z5-05192024164100.html


Saturday 18 May 2024

德国《焦点》周刊:习近平全力支持普京 以结束美国时代

俄国总统普京访华两天,德语媒体看到了什么? 

德国新闻网站t-online.de表示,普京访问习近平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举动。两人进行了拥抱。中国人一般避免在公开场合发生亲密举动。两人的拥抱因此是双方友谊进一步加深的信号。

瑞士《新苏黎世报》发现,尽管西方对俄制裁,俄国军备工业却继续增长。该工业需要的材料和机器大部分从中国进口。毫无疑问,普京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自从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好了。两年前,西方采取对俄制裁,是中国作为供应商向俄罗斯伸出了援手。去年,两国贸易额大约为24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中国政府反对单边制裁,并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向交战方提供致命武器。北京向普京提供的扶持是间接的。去年3月,习近平访问普京时,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中国军民两用产品和用来生产武器的机器对俄出口出现强劲增长。由于美国国会日前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00亿美元的军火援助,俄国的战争经济因此也必须跟进。俄国的经济将进一步为战争服务。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学院的估测,俄国将7.5%的国民总产值投入军事领域。面对俄国军备工业的强劲增长,人们不仅要问,西方制裁带来了什么呢?俄国之所以能继续进行战争,与经济继续运转良好有关。德国不再向欧洲出口的原油现在流向中国和印度,反过来给俄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润滑油。美国于5月初推出了对近300个企业和个人的制裁,以阻止西方军用部件通过第三国转向俄国。但习近平和普京不为所动。普京访问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大学是军事研究领域的领先机构之一,已经遭受美国制裁4年了。普京访问该大学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依靠的是中国的支持。

《法兰克福汇报》表示,普京的乌克兰战争让西方国家的心一直悬着放不下来。而习近平不需要弄脏自己的手。这对他来说很棒,但对乌克兰和世界来说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习近平很聪明,没有公开显示他与俄罗斯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差异。但人们知道,普京现在只有中国这个大伙伴。不管好与坏,他都只能毫无条件地依靠北京。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习近平全力支持普京,这一点在普京访华期间可见一斑。北京声称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习近平的真正目标是什么,现在已经变得清晰起来。对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取得的进展。除了普京之外,没有人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高兴了。此次会晤的外部原因是苏联和中国建交75周年。虽然中国声称在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从来就没想过要帮助欧洲人。不久前的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和习近平访欧都显示了这一点。虽然普京和习近平在会晤时都充满信心地表示,乌克兰战争可以通过谈判方式终结。而俄军取得的进展也让普京和习近平获得了实现俄国利益的可能性。这应该意味着:俄国非法占有的乌克兰土地留给莫斯科,乌克兰必须宣布中立,不加入北约。双方在北京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强调,如果不顾及俄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达成和平的。普京能维持到现在,全靠习近平。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在中东问题上玩的是类似的游戏。北京希望战争继续下去,只是口头上提出解决方案而已。其目标是让美国及其盟国忙碌不停,以便自己能够动员军队,为北京随时可能在西太平洋发动的重大战争做好准备。没有中国,就不可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北京将尽一切努力表现得像一个中立的演员。习近平将成为事态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希望利用这一成功向华盛顿表明,美国时代已经结束。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40518-%E5%BE%B7%E5%9B%BD-%E7%84%A6%E7%82%B9-%E5%91%A8%E5%88%8A-%E4%B9%A0%E8%BF%91%E5%B9%B3%E5%85%A8%E5%8A%9B%E6%94%AF%E6%8C%81%E6%99%AE%E4%BA%AC-%E4%BB%A5%E7%BB%93%E6%9D%9F%E7%BE%8E%E5%9B%BD%E6%97%B6%E4%BB%A3


美国务院发表声明 关注张展、班禅喇嘛处境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关注在中国武汉疫情期间被捕并遭判刑判4年的公民记者张展,以及失踪已长达29年的西藏班禅喇嘛的下落。

公民记者张展定于本周一(13日)刑满出狱,但目前下落不明。本台此前报道,张展原定出狱当天,多位打算前往上海女子监狱迎接的志愿者被当局阻挠和警告。上海访民沈艳秋在张展出狱前一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局多次告诉她,张展案情重大,不要关注张展。

针对张展目前的处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Matthew Miller)周四晚间发布声明,表达美方对张展刑满后下落不明“深度关切”。米勒说:“美方已多次就张展遭当局任意拘留与不当对待表达严重关切。我们再次呼吁中方尊重张展人权,包括立即停止对她和所有在华记者包括监控、审查、滋扰与胁迫等限制性措施。在华记者应享有人身安全,并能自由进行报道工作。”

新冠疫情爆发后,张展于2020年从上海到武汉采访疫情,同年5月被捕,12月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该案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和海外媒体关注。此后,美国国务院连续3年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关切张展案件,包括她在狱中绝食抗议遭狱方强迫喂食、四肢遭捆绑等。

此外,本周五是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遭中国政府强制失踪届满29年的日子。米勒当天就此发布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说明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的下落与状况,并允许他依据中国对国际的承诺,充分行使自身人权。

根敦确吉尼玛1995年5月17日在中国被失踪,当时他年仅6岁。失踪前3天,根敦确吉尼玛被确认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成为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地位第二高的宗教领袖。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开始监督所有藏传佛教喇嘛或“活佛”的转世事务,并限定只能由北京指定的人选担任班禅喇嘛。

米勒批评“中国政府不让藏人族群接触这位重要宗教人物,反而持续推动一位由国家指定的代理人。” 他强调,美方支持藏人人权,以及他们行使藏族特定宗教、文化与语言认同的相关权利。

记者:徐薇婷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

from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sh1-05172024115504.html


蔡英文对比习近平 两岸"东升西降"?

5月20日,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将完成第二任期,将权力移交给下届领导人赖清德。回望过去八年,台湾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而与海峡对岸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相比,其执政理念和模式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台湾的5·20总统就职典礼在即,对于即将卸任的台湾首位女总统蔡英文,专家学者们是如何评价其执政成就呢?

– “蔡总统是台湾史上最聪明、最具能力的一位总统。她能够非常老练地处理台湾、大陆和美国的三边政治关系。” 美国白宫国安会原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告诉本台。

– “蔡英文在过去八年主政,她很正确地看出了后冷战转变为新冷战的一个格局,选择对中国采取逐渐脱钩和去风险的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俞伟雄评论道。

–  “台湾这八年,不管是在经济、在务实的外交,或者是在民主以及台湾的社会制度上面都有一个显著的改造,让台湾变成一个更民主、在全球供应链上面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反而在往反方向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如是说。

台湾八年来经济成绩亮眼  脱钩中国去风险

5月17日是总统蔡英文任内最后一个台股交易日,加权指数终场收于21258.47点。台湾中央社指出,蔡英文执政八年来,台股从2016年5月19日的8095.98点一路上扬,突破2万点大关,至今累计涨幅超过1.62倍。今年以来的涨幅近19%,均居亚洲之冠,并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名列前茅。

对于这一成绩,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则在脸书贴文指出:“这个不起眼的女性领导人,她用了八年的努力,为台湾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台湾的行政院在5月16日的院会通过蔡政府执政八年施政成果报告,显示8年来台湾平均经济成长率达3.15%,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另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今年2月发布的“2024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的全球排名从2016年的第14位上升到今年度第4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 2,仅次于新加坡;而中国则从8年前第144位下降到今年的第151位。

美国经济学者俞伟雄告诉本台,过去二、三十年,因为制造业被中国吸走, 台湾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产业空洞化。而当美中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特朗普对华开征关税后,台湾政府主动配合美国政策,促进台商回流,对本土经济产生了很好的助益。他说:“蔡英文在过去八年的主政,她很正确地看出了后冷战转变为新冷战的一个格局,以及全球化的问题,和美国站在一边,选择对中国采取逐渐脱钩和去风险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政策。”

谢金河不久前也曾在脸书贴文表示,蔡政府八年,台湾的出口成长逾74%。他强调这是台湾“脱胎换骨的蜕变”,企业的获利更是大幅跃升。谢金河还指出,台湾对美出口的占比一直在上升,对中、港的出口占比则在下降,两者差距在4月份达到史上最小,仅为3.1%,约12.45亿美元 。

学者叶耀元也指出,台湾作为芯片产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在科技和生产方面都有大幅推进:“在大环境下,台湾和美国越走越近,透过和美国之间不管是在生产链或是在资本链上的连结,都有大幅度帮助台湾可以摄取更大的市场。”他强调,不是台湾的经济政策非常成功,而是台湾的外交政策成功,连带帮助台湾在经济上取得了更好的发展。

同期相比,中国官方公布的总体经济成长率虽然高于台湾,但专家估计实际远低于此。尤其是三年疫情封控导致中国经济饱受重创,房地产危机爆发,外资纷纷撤离,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同时,美中竞争态势之下,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对华“去风险化”政策。八年来,中国的上证指数仅上涨了7%,并长期在3000点上下徘徊,而且这还是在“国家队”介入力挺之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也远低于台湾,仅相当于台湾的40%。

俞伟雄指出,中国经济面临许多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当局一直强调高经济成长率,只重视投资和出口,并将重商主义发展到极致,结果导致了很多国际性贸易问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他指出,“共产党、习近平主导的政府用了最糟糕的、极左的方式,就是走回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很悲观的。”

习近平执掌大权后其作风与过去四十多年形成的中国开放形象大相径庭。(路透社图片)
习近平执掌大权后其作风与过去四十多年形成的中国开放形象大相径庭。(路透社图片)

台湾自由度指数节节攀升 与中国差距巨大

美国非营利机构“自由之家”2月公布《2024年全球自由度报告》,其中台湾以94分(满分为100分)高居亚洲第2,仅次于96分的日本,持续被列为“自由”国家或地区;中国则以9分继续列入“不自由”国家。相对于2016年,台湾89分,中国16分,两岸在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等方面差距越来越大。

另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RSF)5月3日公布的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台湾名列世界第27名,比前一年上升8位,比2016年则跃升了24位;而中国今年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依旧垫底,仅排第172位,并且关押记者的人数仍居全球之冠。

叶耀元说:“蔡英文这八年,很重要的政策环节就是要把台湾正常化,即以民主国家的方式,让台湾在经济、商业、法制等方面的表现都更为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台湾在各种评比中都成为亚洲的翘楚。”

今年1月曾到台湾观察大选的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则认为:“今年的(台湾)大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整个大选非常透明、公正,民众表现出的民主素养也都非常高。反观中国大陆,社会矛盾丛生,像火药桶一样,而台湾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总统就职演说,重申绝不接受北京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路透社)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总统就职演说,重申绝不接受北京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路透社)

得道多助  台湾外交之路越走越宽

自蔡英文八年前首次就任总统以来,北京持续打压台湾外交空间,先后有十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目前,与台湾建立邦交的国家仅剩十二个,数量创历史新低。不过与此同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其它国家的关系却在持续深化拓展,各国议会及经贸访团不断。

“就其结果来说,台湾有更实质的可能性来参加国际事务,美国也更愿意大力支持,这方面是有显著进步的。” 叶耀元指出,  全球民主阵营对抗极权的模式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很多国家挺台也是因为台湾是民主体制。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曾评价说,蔡英文过去八年任期,美台关系非常紧密、合作无间,并且美国对台承诺是“有原则、跨党派及坚如磐石”的,这也透过许多事实体现出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与蔡英文通话,时任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率团访台,以及蔡英文过境洛杉矶与时任议长麦卡锡(Kevin McCarthy)会面,这些均是数十年来罕见的美台外交突破。美国国会则连续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再保证法》等多项友台法案。在军事方面,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

近两年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习近平对台湾及周边国家日益强硬的政策也让台海问题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日本与欧盟等多国均在台海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中国的军事挑衅。

“(八年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和台湾能够让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参与加强台湾周边的防御系统。”韦德宁说。

反观中国,在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主导之下,美中关系已从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同时,中国与多数西方国家及周边邻国的关系都在倒退。

对此,韦德宁评价说:“习近平主席以多种方式再次将中国与世界隔离。他压制了中国的自由;他在南海和其他地区一直表现出侵略性和好战性;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因此,他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即改革开放并与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从而导致美中关系恶化。”

2018年3月11日,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路透社)
2018年3月11日,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路透社)

蔡英文审慎处理两岸关系  习近平扼杀和谈可能性

蔡英文执政八年间,两岸关系严重恶化。北京在蔡英文上任之初,便切断了与台湾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高层联系渠道,并逐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及经济胁迫。解放军的战机和军舰频繁越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并在台岛周围举行军演。台海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韦德宁认为:“中台关系的问题是北京的问题,是北京不肯放弃‘一国两制’模式的问题,这一模式在香港完全失败了。 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对北京没有同情心。 他们是自食其果,自作自受。”

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蔡英文的态度是,台湾不会挑衅也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在任八年,她把台湾的防卫支出从马英九时代占GDP的1.7%提升到目前的2.3%,  并推动潜舰国造, 以及将义务役从4个月延长至1年等,展现出确保台湾安全的决心。同时,蔡英文还积极发展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寻求共同合作化解风险,其处理方式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韦德宁称赞蔡英文:“她能够非常老练地处理台湾、大陆和美国的三边政治关系,面对来自中国非常强大的压力和强制军事压力,不让局势失控,不让台湾局势失去其现在拥有的独立性。”

对习近平持续强调“一中”、“统一”,并强化对台胁迫,叶耀元认为,过去两岸交流的模糊空间已被扼杀:“习近平等于扼杀了可以和台湾和平讨论未来的可能性,同时间又透过军事恫吓去胁迫台湾,影响台湾的内政。”

专家:两种价值观导致两岸相反走向

对比过去八年,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大陆状况,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两条道路、两种价值观”导致了两岸截然相反的走向和结果。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他是在这八年非常充分地把中共的本性暴露无遗。以前,中共在邓、江、胡时代还精心地做了一些伪装和隐藏,好像可以接受市场经济、走向民主化等等。在习近平时代,所有这些伪装全部都撕下来。在政治上,中共完全走向个人独裁、高度极权,而台湾这边却把民主自由和民主选举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

唐靖远认为,在经济上,中共是在走向“党进民退”:“他这种‘党进民退’是扼杀了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带来的仅有的一点经济活力,所以导致经济断崖式的下跌。根子上,就是习近平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管控一切的本性给表露出来。”

在军事战略上,他还认为,习近平走的是类似于二战德国纳粹的扩张主义之路,以所谓“民族伟大复兴”为口号,搞战狼外交等:“结果就是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四面楚歌。同时,在国家的外交形态上是越来越趋向于闭关自守。”

唐靖远表示,台湾蔡政府的外交之路正好相反,是把台湾推向了国际社会,开放度越来越高,和国际社会越来越融为一体。他说:“它产生的效果就是一个得道多助,一个失道寡助。”

在两岸问题上,唐靖远指出,习近平是要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现状,而蔡英文是用沉稳、低调的方式因应。“对蔡英文来说,是努力维持现状,恰恰是中共在试图改变台海的现状。从国际社会范围来看,习近平事实上就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台湾反过来融入国际大家庭,成为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他强调:“两岸鲜明的对比,根源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一个是真正意义上变得越来越好,一个是越来越糟。” 由于台湾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所以唐靖远认为,目前台海两岸已经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东升西降”。  

记者:凯迪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kw2-05152024125443.html


卫报:因报道武汉疫情入狱的中国女子张展四年后获释

英国卫报5月11报道说,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早期对真相的探寻被当局视为一种威胁。她因报道疫情初期的情况而被关押四年,将于周一(5月13日)获释。

卫报说,张展曾是一名律师,她于 2020年2月前往武汉,记录了中国政府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她在 X(当时称为 Twitter)、油管(YouTube)和微信上分享了她的报道。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进入封锁状态时,她是为数不多的在现场的独立中国记者之一。

在2020年2月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张展说: “我无话可说,只能说这座城市已经瘫痪,因为一切都在掩盖之中。这就是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情况......他们以预防流行病的名义囚禁我们,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不能和陌生人说话,这很危险。所以,没有真相,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了解真相,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对真相的垄断,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

在另一段视频中,她展示了一家医院的走廊挤满了推车上的病人。

张展在 2020 年 5 月被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后,她一直被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

今年 9 月将满 40 岁的张展在狱中定期绝食,抗议对她的定罪和待遇。她的一名前律师(已被除名)说,在 2020 年冬天见到她时,她非常消瘦,鼻子上插着一根管子用于强制喂食,双手被绑着,无法拔出管子。

这位律师说:“人们让我说服张展吃点东西,但她坚持不吃”。

据报道,她的体重一度从74.8 公斤降到不足40.8公斤,尽管人们认为她最近几个月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

张展的前律师说,她的案件受到了“特别严厉”的对待。“法官说她的罪行是去武汉采访和调查。但事实上,法官不喜欢的是她收集了这些材料,并把它们放到 Twitter 上......还接受了所谓敌方媒体的采访"。这位律师说,她指的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等出版物。

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玛雅-王(Maya Wang王松莲)说: “张女士在狱中健康状况极差,获释令人欣慰,但她本来就不应该入狱。她的入狱应该提醒我们所有人,中国政府还没有为掩盖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或与严厉的疫情限制相关的虐待行为承担责任。

玛雅-王说,人们担心张获释后无法完全恢复自由。

张展的前律师说,她获释后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她会被送回家。“另一种是,她会被送到某个地方接受一到三个月的‘软监禁’......根据我处理所谓敏感人士的经验,会有一段时间不允许他们与外界接触,不允许他们到某个地方活动”。

大赦国际中国部主任莎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说: “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确保张展从5月13日起获得完全自由。必须允许她自由行动与中国境内外的人交流,并与家人团聚。她和她的家人不得受到监视或骚扰,中国当局还必须确保她在狱中遭受创伤后接受治疗不受任何限制”。

张展在英国的支持者王剑虹(Jane Wang)指出,张展的获释将在文革被处决的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林昭的忌日后不久。她说:“张展很年轻,但她身上有林昭的精神。她相当于习近平时代的林昭”。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A%BA%E6%9D%83/20240512-%E5%8D%AB%E6%8A%A5-%E5%9B%A0%E6%8A%A5%E9%81%93%E6%AD%A6%E6%B1%89%E7%96%AB%E6%83%85%E5%85%A5%E7%8B%B1%E7%9A%84%E4%B8%AD%E5%9B%BD%E5%A5%B3%E5%AD%90%E5%BC%A0%E5%B1%95%E5%9B%9B%E5%B9%B4%E5%90%8E%E8%8E%B7%E9%87%8A


赖清德520就职演说关键词“稳健、自信、负责、团结”

台湾的新任总统赖清德将在5月20日正式就职,华盛顿和北京都高度关注就职演说内容。

日前,新政府的国安团队抛出“稳健、自信、负责任、团结”4大关键要素,确保稳定现状不受侵蚀与在世界上架台湾。新政府未来重大施政则将延续上述的精神以及赖清德在选战当中所阐述的“民主和平繁荣”路线。

归纳演说将有四大元素,首先是稳健态度,赖清德将延续蔡英文执政基础,让台湾在全球经济与地缘稳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二是自信,赖清德将展现高度战略自信持续推进各项政策,国政展现社会创新跟韧性,落实在世界上架台湾的精神。

第三是承担责任,台湾是国际社会良善力量,也是负责任的成员。新政府愿意积极贡献世界,共同面对与因应诸多挑战。

第四是团结,面临中国各种手段统战分化社会,台湾的新政府需要投注更多努力团结台湾人民、壮大国家。

新任国安高层评估,未来国际社会将持续呼吁,通过各种双边与多边发言,强调维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继续关注台湾。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将成为其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关键指标”。有分析人士认为,对赖清德来说,其面临艰难的平衡,不仅需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还需要在美国选举年努力维持与华盛顿的稳定关系。

在赖清德就职前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5月16日宣布,他与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推出了一项决议,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国伙伴的类似政策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国原则”。

沙欣在声明中说,美国仍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并和平解决海峡两岸议题,“我自豪地帮助推出这项两党决议,坚决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作的危险与不诚实的错误描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中也曾呼吁北京当局,在赖清德就职之际保持克制。一些专家表示,尽管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局势可能仍会保持高度紧张,但在台湾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将基本保持不变,因为双边关系在蔡英文任期内达到了新的稳定水平。

此前,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派遣一个跨党派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5月20日的台湾新正、副总统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就职典礼。

代表团成员包括两位前官员,前拜登总统助理暨前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 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帝奇(Richard Armitage),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与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

中央社、自由亚洲电台等综合

from 博聞社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340590.html


曾锐生:习近平思想是中国梦最大的敌人

来源:
美国之音

习近平思想近年来在中国无处不在,更成为大中小学教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曽锐生在新书《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中说,习近平思想的中心就是中国复兴梦,不仅在国内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绝对统治,还要登上世界领导地位。可是曽锐生指出,讽刺的是,习近平思想却恰恰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什么是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十九大被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随后,中共二十大提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曽锐生在和他的同事奥利维亚·张合著的新书《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中,首次全面而批评性地分析了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如何推行他的思想。曽锐生指出,习近平思想就是中国复兴梦,最重要的两点包括,首先把中国建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把全中国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把中国建成世界经济强国。其次要改变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

2012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说,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曽锐生说:“中国复兴梦是要在2049年,最晚是2050年一定要成功。这个所谓中国复兴梦是什么?就是说梦成真的时候,中国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完全的现代化,国力雄厚,在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同时令全世界国家都对中国非常爱慕,尊重,接受中国的领导,而不是说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人为首成立的国际社会结构,完全是美国人说的事情算,他现在会把它转成以中国人说话算的一个新的国际体制。”

中国梦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曽锐生说,衡量中国梦实现与否的关键性指标,首先是中国成为第一强国,在世界上具有领导地位。

中国去年举办中亚峰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以雕梁画栋、宫女云集,和写着“唐字”红色布幔,打造“万邦来朝”的景象,同时向中亚五国大撒币。评论指出,习近平的复兴梦就是要建立霸主地位。曽锐生说,唐朝盛世算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最高的一个时代,习近平选择唐代作为背景绝对是有意思的,在习近平看来,美国人领导世界是霸权,而中国领导世界是“皇道”。

除了中国国力和领导能力处于世界领导地位之外,在2049年统一台湾是另一个重要指标。

他说:“一方面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定是一个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就是台湾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管是否动武,不把台湾拿回到中国的主权之上,他就很难说中国梦是成真了。”

曽锐生说,习近平心目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就是台湾全面投降,可是台湾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民主国家,在没有外来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就投降,历史上从没有先例;而台湾一定不会选择习近平给它的所谓和平解决方案,那么,习近平就要动武。曽锐生说,在未来25年,习近平领导对台湾动武的危险性非常高。

习近平以反腐清洗推行习思想

习近平如何推行他的思想和实现中国梦的宏大计划呢?在2017年十九大时,习近平就说,不管东西南北中,不管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曽锐生指出,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大力推崇反腐,反腐从一开始就是反腐为名,整风为实。反腐后,就可以推行党规,清除党内一切反对习近平的声音。

曽锐生说:“从中国共产党高层上来说,已经没有可以反对习近平的新人在,所以他现在说话说了算。在2018年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位领导,其实总书记只是7位领导中的第一位,并不是大老板。2018年以后,政治局常委另外6个常委都要每年对这个总书记汇报,那就是说总书记从2018年以后就是大老板,不单是排名第一的最高领导。”

曽锐生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把习近平的名字和思想写入中共党章使他获得了与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以及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同等地位,再加上任期制的取消,习近平就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他说:“习近平对党的控制可能比毛泽东更大,在毛泽东的年头,党内还有别的领导人,像彭德怀可以对大老板说话,说话以后彭德怀付出代价,可是他还可以说话。现在中国的情况,现在共产党的最高层来说,有谁敢说?在Covid年代,很多领导人都觉得动态清零的政策有问题,谁敢说?最后都没有人说。”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对BBC表示:“过去两个领导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可是江与胡的名字没有进去,”林和立说,“这次习近平的名字进去了,象征他是党内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不过,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则认为,习近平的思想名称被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限定词说明习近平的实际权力并没有达到毛邓的高度。他说:“尽管在形式上达到毛邓高度,名字进去了,但是有很多限定,比如说限定在新时代,并且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限定。”

陈道银对BBC表示,这些限定词使得习近平的思想达不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无所不包的程度。他认为,这说明习近平的思想进入党章,“党内共识的形成,还是经过了一番相互妥协、说服的过程”。

习近平思想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邓小平从未放弃共产党意识形态,而是说先发展经济,等到中国富强了,再来推进共产党意识形态。而习近平则要两者同时推进。曽锐生说,习近平的做法是他要达成中国梦的最大阻碍。

他说:“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成功的,邓小平的做法令中国大步长足进步,在世界上,在历史上做出非常大的成就。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放慢了。如果只是放慢,你可以说本来可能也会发生,有一部分可能也会发生,可是习的政策并没有把中国从这个放慢的做法带出来,令中国跑得更快,达成中国梦的建立。所以最后来说,习近平跟习近平的方法,是不是习近平的梦想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曽锐生指出,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把中国面对很多问题都说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造成的问题,忘记了中国过去的成就很多是美国帮的忙。他说,习近平思想四面树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2022年10月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抛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原则,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任期。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为其执政15年甚至20年铺平道路。

曽锐生认为习近平绝对会终身执政,而一人独裁会导致政策错误,不仅阻碍中国梦的实现,还将严重削弱中共统治。

他说:“他把周永康拿下来以后,就制造了一个情况,令他不可能不终身执政,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一天成为政治局常委,你终身不会受到追究你做的事情,不管你说的、你做的什么事情,你和家人不会被追究。周永康拿下来以后,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就破产了,要是习近平下台,他可以保证他自身的安全吗?他可以保证他家人的安全吗?”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6月被以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无期徒刑。

曽锐生指出,短期来看,习近平的手段使得共产党更有能力去掌权,但是长远来说,他把共产党很多成功的历史转成失败的历史。他举例说,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大约2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犯重大政策性错误。在那一段时期,党内讨论的空间不断扩大,在最高层完全保密的情况上来说,有很多内部的讨论,这使得共产党得以避免犯大的政策错误。可是,曽锐生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5年至今,把中共最高层变成一言堂,过去5年出现很多政策错误,从动态清零到香港问题,从新疆维吾尔人权到美中关系恶化,就是因为内部讨论空间缩小,长远来说,最后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会搞丢,最后可能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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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极光暗藏危机 2025年底前恐有更多太阳风暴

来源:
法广

极光通常只在地球两极出现,不过本月10日晚间,强烈太阳风暴使远在墨西哥、南欧及南非的民众也能一睹壮观极光秀。然而,极光缤纷色彩底下却潜藏着威胁,明年底前恐有更多太阳风暴来袭。

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太空安全计画协调员维斯皮埃伦(Quentin Verspieren)告诉法新:“我们必须了解,在这美景背后存在着危险。”

美国太空气象预报中心(Space 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营运长贝特维(Mike Bettwy)表示,他们关注的是太阳风暴“更凶险的潜在影响”,例如导致电网与卫星故障,或者让太空人暴露于达到危险程度的辐射底下。

全球数地最近出现极光,是2003年以来最强烈的地磁风暴所引起。那年10月的“万圣节风暴”导致瑞典停电,南非的电力基础设施也受到破坏。

贝特维指出,这次太阳风暴造成的损害似乎比较轻微,不过卫星公司通常得耗费数周才能发现出了什么问题。

他告诉法新,有通报指出,太阳风暴导致美国一些自驾农用拖拉机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失效,拖拉机也因此停摆。

根据贝特维,大部分国家已改良电网,应能避免再陷入长期停电窘境。不过他仍建议民众准备紧急救难包,以免发生停电一两天的状况;贮存淡水或许也派得上用场,以防过滤设备因断线无法运作。

贝特维强调自己无意“灌输恐惧”,但幅射可能也能“穿透”在北极附近飞行的飞机机身。不过他又补充说,航空公司为避免这种情况,有时会在极端太阳风暴期间更改航线。

同时,欧洲太空总署太空气象服务协调员葛洛佛(Alexi Glover)告诉法新,太阳活动“绝对还没结束”。

贝特维也说,太阳活动才刚接近其约11年周期的巅峰,因此“现在到明年底之间”出现另一场强烈太阳风暴的可能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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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和「非國語」的政治

James Griffiths《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Speak Not: Empi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王翎譯,台北﹕臉譜,2023

注定是本令人傷感的書。

台灣人翻譯本書的原因不難想像,畢竟他們在「國語運動」下其他語言使用者所受的壓迫,其實跟作者描述威爾斯人所遭遇的差不多。只是兩個地方都成為民主社會,少數族群的權益開始受注視(不見得就重視,但至少獲得承認,不再打壓),非主流語言雖然垂危,但還有機會翻身。

本書不在香港翻譯和出版也不難想像,正正就因為作者是駐華駐港記者,也描述了中國各地和香港本土語言被打壓引起的反抗,自然也就「太敏感」了。

對很多局外人而言,討論瀕危語言的本書提及威爾斯語(作者的母語)、夏威夷語兩大「瀕危語言」作代表很易明白,就算間場討論阿非利卡語和希伯來語這兩種「由被壓迫者轉為壓迫者的語言」也不難理解,反而對最後一部講廣東話會令他們覺得奇怪。畢竟廣東話人口眾多,雖然借香港潮流輻射全球華人社會的能量大不如前,但局外人很難覺得廣東話像「瀕危」。

但這也是作者經驗帶來的不同視野。正因為他是駐華駐港記者,他見到大陸推廣普通話如何重複其他國家「以打壓地方語言推廣共同語」的覆轍,也見到上海話廣東話如何在本地沒落的先例,並在香港看到同樣的苗頭。問題在於,甚至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覺得是問題,那麼局外人就更難察覺到了。

而且相比起威爾斯語和夏威夷語的「過去」遭遇,「廣東話」是現在進行式。作者把三者相比,自然亦對讀者滿有價值。最有價值的是又再確認了﹕人類從歷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在歷史中汲取教訓。就像《帝國的代價》的結語所言,「自以為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基因比較優越,所以有權在其他社會播種。這是關於一些人自以為是的故事。」

只是這個不只是「正牌帝國」(大英帝國夠正牌了吧)會犯上的錯誤,不承認自己是帝國的帝國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咦﹖講美帝唔得咩﹖至少它還容許拍《美帝崩裂》呀。)

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自稱「反帝」的中共政權還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就如以前的分析﹕由英國統治下香港人自認中國人,到中共治下港獨口號竟然逐漸有不少人響應,就可以見到兩個政權的管治智慧水平差多遠。而本書就告訴你,這種打壓本土文化倒惹出獨立思潮的錯誤,其實英國人早就犯過,現在還在補鍋。你到廿一世紀還要再弄一隻破鍋出來﹖同樣的問題在一個非民主政體中只會更難糾正,將來要支付的代價將更大。

無論看倌擁統擁獨,結果都正如後面筆記下註﹕「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s://moo.im/a/cijnFY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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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89 前言「孩子以後要講的是代表大好未來和權力的語言

香港家長追捧英文中學,甚至新加坡家長只以英語培養小孩讓他們忘記母語,亦是如此。

#112 「如今我們也知道,即使是在不長的一段時間,語言也可能歷經漂移(drift)和演變」

正如基因一樣

「英語世界的孩童或許沒有意識到,當他們讀莎士比亞或喬叟(Chaucer)的作品,並學著適應多種陌生版本的英語,其實就是在進行某種語言考古。」

吾等讀文言文亦然。

#119 「即使是存留至今的斷簡殘篇,我們也可能無從解讀,但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例外,由於埃及象形文字專家破譯了石碑上的文字,我們得以更了解石碑背後的文化。」

嚴格而言不是「破」譯而是對譯,因為羅塞塔石碑內容本身就是三種語言對照,所以重點是「發現」到它,已經得到一份把埃及象形文字逐個解出來的官方譯本。

#125 「撰寫本書是一趟長達數年的旅程,而我試圖透過本書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語言成功地發揚光大,有些卻淪為弱勢語言甚至步上滅絕。」

主要就是前者有刀槍囉。

「我在中國和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看到北京當局施行的語言政策,完全是從前幾乎消滅威爾斯語那些政策的翻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五五年將「普通話」列為官方語言,國民的識字率因此大幅提高

當然主事者不會認為有問題,正如當年的英國政府不會認為自己有問題。但過了百多年還沒有進步,還要拿人家百多年前的錯誤為自己辯護,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說普通話導致識字率高也不正確,看其他華文地區(如港、星)不需推普通話就提高了識字率就知道(新加坡推講華語運動已是識字率提高後的事)。正如跟港、台比較就知道推簡化字和識字率高低沒關係一樣。影響識字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教育經費和教師培訓。無論港、台、星,推高識字率都是靠普及教育(增加教育開支),而不是靠推廣共同語或簡化文字,後兩者只是為達到其他政治效果(例如加強統一)。

#127 「在關於語言瀕危的論述中,有一個很普遍的想法,即語言之所以消逝,是因為逐漸過時或愈來愈少人使用,就自然而然消亡了。……但這種觀念是錯的。這樣的看法有利於強勢者,犧牲了弱勢者,更讓殖民者可以安心卸責。語言不是單純失落不存,而是遭到移除。語言之所以消逝,是因為在惡意或忽視之下被連根拔起,語言使用者則在遭到同化之下改講新的語言」

作者必須要強調這一點﹕語言的消失通常都不是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在經濟甚至武力壓迫下發生的。

#127-136 「語言多樣性的喪失,不只是學術智識上的悲劇,更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持續造成的後果,一個又一個群體被迫同化,繽紛多樣的歷史、文化和語言遭到抹除。語言的存亡可能真的是攸關生死的大事:澳洲和加拿大的研究指出,如與被迫完全改用英語、傳統文化斷裂的原住民族相比,持續使用族語的原住民族生態比較健康,也比較具有凝聚力,族人的失業、酗酒和自殺問題較少,教育程度則較高。……無論在環境、經濟或文化層面,許多問題往往是少數幾種語言稱霸全球所致,而促進語言多樣性有可能帶來新的解方。」

因為原住民語言往往都是適應當地的結果。
正如以往讀書見到,因紐特人(舊稱愛斯基摩)語言中描述雪的詞語特別多,就是因為他們有需要區分。而居於亞熱帶的廣東人,就連冰、雪都可以混用,例如以北方話為準的白話文「冰箱」對廣東話「雪櫃」。(就算考慮到舊時雪櫃易結「霜」也一樣,畢竟霜和雪也是兩種不同現象,只是對日常生活很難見到雪的廣東人而言無需區別。)
又例如華人習慣大家族生活,所以描述親戚的名詞就比英語仔細得多。英文一個uncle/auntie,我們已經要分為伯叔姑舅姨(於是英譯中的譯者往往要花盡心思由簡轉繁),隨時還要加堂表。廣東話按父系母系分開爺爺(祖父)、嫲嫲(祖母)、外公(外祖父)、外婆(外祖母),英文都叫grandpa/grandma。
所以一種語言的消失,等於人類文明、文化和對世界的視野失去了一部分。多種語言固然帶來麻煩,但也是珍貴的資產。就正如一種生物的絕種,等於生態和基因庫的損失一樣,而很多生物在我們知道牠們能帶來甚麼益處之前,就永久消失了。

#141 「全球的粵語人口高達數千萬,在一本關於瀕危語言的書中討論粵語乍看可能很荒謬,但粵語的易危程度遠比書面資料中呈現的還高。粵語在中國大陸已經遭到邊緣化,雖然香港有很多人表示希望保護粵語,但有些香港父母鼓勵孩子優先學好英文和普通話,而非學好粵語,卻可能被動地促進粵語的侵蝕弱化。對其他民族來說,語言復興和民族自決攜手並進,但粵語的情況卻相反,粵語的使用如果和港獨運動有所牽連,事實上可能只會讓粵語加速衰亡,而北京當局對於「撐粵語」人士確實日益猜疑,將他們視為隱性的分離主義者。」

只是這一點無論你是真心謀獨還是無心謀獨,結果都沒有分別。正如他們對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少數民族一樣。只要你不想跟他那套,保留自己「獨特」的認同,就已經算是「獨」(甚至曾有共官指達賴呼籲西藏搞一國兩制也算獨,可見他們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怎樣看)。所以他們自以為名正言順地對那些想保護自己文化的少數族群套上「民族分裂分子」的高帽,多弄一頂「港獨」的帽子對他們毫不困難。

#210-220 第一部威爾斯語 第一章 藍皮書「幾乎沒幾個孩子能夠回答老師的問題,而老師本人對於自己應該講授的課程主題也一知半解。儘管孩童大多不會英文,老師還是必須使用以英文寫成的課本,而老師自己除了照本宣科,也沒辦法解釋加減乘除的原理,結果就是每堂課下來,師生都一無所獲。」

香港以前號稱「英中」的,部分情況也是這樣。沒那麼壞的原因是,當年沒嚴格限制授課語言,學生較弱的學校大多自動「英書中教」(英文課本、中文教授),至少可以用廣東話解釋英文課本的內容。(當然英書中教不等於就是學生弱,據悉名校培正向來如此。)
後來教育局嚴格規定中中英中分流,成績較差的英文中學自動被轉為中文中學,此路遂斷。

#228 「威廉斯本人就來自威爾斯各區中最多人講威爾斯語的地區,或許正是因為如此,他堅信威爾斯人的母語是阻礙未來發展的先天劣勢。」

#255 「而三名委員認為應推行教英語取代威爾斯語的主張也獲得不少人支持,其中甚至包括威爾斯語使用者。 」

正如有些香港人也這樣想。

#255-266 「牌子上寫著:「我不說威爾斯語」。他們告訴我,這塊牌子是用來處罰講威爾斯語的人。但事實上,男孩只有講威爾斯語跟閉嘴不講話兩條路可選。他不會英語,也沒有系統化的口譯練習。……他如果聽到哪個同學也講了威爾斯語,就可以把牌子傳給跟他犯下同樣錯誤的同學。於是牌子就在學生之間傳來傳去,直到當週最後一天上課,身上掛著木牌的學生就會遭到鞭笞的懲罰。」

台灣人譯這本書可以想像,因為他們在國語運動下處境亦差不多。(當然本書更不大可能在香港或大陸出版)

#273 「威爾斯特質則成了非英國國教派的特色,以至於非英國國教派吸納了威爾斯特質,類似當時天主教的中央集權特質吸納了愛爾蘭身分認同。從此之後,威爾斯語成為專屬教堂和主日學校的語言,雖然在部分地區有助於縮減威爾斯語的使用,但日後將帶來惡果,因為保護威爾斯語和獨特本土文化的訴求此後就與宗教脫不了關係,不會再有世俗化的威爾斯身分認同。數十年後,當新的世代試圖擺脫浸信會或衛理公會信仰的桎梏,他們自然也會想擺脫威爾斯語

意料之外的後果。

#283 「對於英格蘭的帝國主義,有些人的回應之道是自己也成了殖民者。在邁克.瓊斯(Michael D. Jones)的號召下,一群威爾斯人前往巴塔哥尼亞(Patagonia),他們向阿根廷政府租借土地,建立了「歐拉法」(Y Wladfa Gymreig;意即「威爾斯殖民地」)。在北美洲的威爾斯移民社群改為講英語之後,阿根廷的威爾斯人社群許久以來仍然講威爾斯語」

正如蘇格蘭人不少成為了殖民地官員,包括派來香港。

#228 「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

#290 「大衛.戴維斯(David Davies)」

他們很喜歡重複﹖

#290 「一八六七年《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一篇報導甚至警告:「威爾斯語是威爾斯的詛咒。」﹕由於威爾斯人普遍使用威爾斯語,以致英語一直遭到漠視,如今甚至將威爾斯人隔絕於英格蘭鄰居的英語文明之外。舉辦威爾斯藝術節可說是有史以來最為自私有害的濫情行為,只是在文明發展和繁榮興盛的自然進程中的愚蠢干擾。」

那個年代的沙文主義。

#357 第二章 熊熊怒火「路易士、瓦倫廷和威廉斯於十月十三日出庭受審時,又多了一條縱火的罪名,而威爾斯黨開始替三人募款,威爾斯各地的支持者紛紛慷慨解囊。」

只是英國政府沒聰明到去告人洗黑錢。

#391 「案件轉移管轄一事暗示了政府並不信任威爾斯的陪審團,不相信威爾斯的陪審團會提出對政府有利的評決,無論是否信奉民族主義,很多威爾斯人因此深感氣憤。」

最大的問題是「搬龍門」。陪審團制度的本意是由被告的同儕去審判他。當威爾斯陪審團的裁決並非你想要的,就想換其他人去審,那就根本是背離了制度的本意了。

#437 「如果英格蘭和威爾斯是完全統一的王國……那麼歷史悠久的威爾斯語的存在,就是政治上的絆腳石」

這其實就是問題核心,他們不只想政治上的統一,還想完全同化。當時的人還沒有多元文化的概念。
苟以今日之文明,而從百年前落後野蠻之故事,是又在歐美之下矣。

#461 第三章 硝化甘油「愛德華七世於一九○五年首次稱卡地夫為城市

應為「授予城市地位」。

#487 「伊凡斯是宣傳高手,他在自家牧場周圍山坡地安排了浮誇的操演活動供記者當成報導素材,吹噓已擬定各種游擊戰計畫,以及打算前往都柏林(Dublin)參加紀念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五十週年的遊行活動。雖然伊凡斯聲名遠播,但是當局並未把他當一回事,而是容許伊凡斯和追隨者相對不受干擾地運作,威爾斯自由軍於是成了一支沒有敵方的軍隊。」

簡單點說,就是完全看不起你,懶得幫你宣傳。官方也沒壓力要「維穩」。

「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官方/港譯為「瑪嘉烈公主」。

#541 「另一顆炸彈則藏在城堡附近,組織原本打算在典禮進行時將炸彈引爆,只為了阻撓典禮進行,讓王子顏面無光,並不打算傷害任何人。但是炸彈的計時器故障,炸彈並未引爆,直到四天後,來自英格蘭的十歲男童伊安.考克斯(Ian Cox)看到炸彈,覺得很像足球就用腳踢它,結果右腿遭炸斷。詹金斯後來表示,他發現兩顆炸彈並未順利引爆後曾打電話報警,但是警方在那一週接到約一萬六千通惡作劇電話,想採取行動時已經來不及。」

最該死的就是這些無謂人。

#563 「工黨內部對於是否保護威爾斯語的議題則看法分歧,有一些工黨議員雖然兼具英格蘭和威爾斯背景,但未必支持保護威爾斯語,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看準了這個鬆動工黨票倉的機會,紛紛承諾要採取更多行動以守護「威爾斯文化」。」

當然保守黨會為了搶民意而讓步,這就是民主的好處。
問題反而是,誰要相信比工黨更保守更執著的保守黨﹖

#574 「五年後,在柴契爾夫人之後繼任首相的約翰.梅傑(John Major)任內,英國政府通過一項規範應將威爾斯語和英語「視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案,保護威爾斯語的人士渴盼追求許久的目標終於實現。」

官方/港譯「馬卓安」。

#585 「在一場內閣會議中,柴契爾夫人向威爾斯辦公室的國務大臣溫恩.羅伯茲(Wyn Roberts)抱怨:「在威爾斯會支持保守黨的,就只有搬去那裡的英格蘭人。」」

不知有甚麼好抱怨,因為保守黨一向只代表英格蘭人嘛。

「威爾斯黨爭取自治,但不要求一定要從英國完全獨立出來,而保護威爾斯語運動人士提出的要求則合情合理,儘管在公投期間有金諾克等人刻意散播恐懼,但對講英語的大多數人來說其實並不構成威脅。政府要讓步並不難,由於也有運動人士是以和平方式爭取,政府的讓步就可以像是順應民意,不會看起來像是屈服於恐怖分子的威脅。」

留意這段時間大概與中文運動同期。
而和平爭取可以奏效,首先要政權肯讓步。

#595 「各區票數加總之後,同意票比反對票多出六千七百二十一票,正方陣營贏得公投。」

那次公投總票數是一百一十萬票,其實贏六千多票的差距也很少。

#645 第四章 雙語國家「對於當時經濟情況比較差的移民來說,即使和威爾斯傳統最深厚的地區有很深的淵源,但搬到英格蘭之後也不會想辦法傳承母語;這種狀況很常見,因為除了努力融入英格蘭,移民不會有心力再做其他的事。有些來自更遙遠地區的移民也會碰到類似的情況,他們面對的是一群對外來者和多元文化主義懷有敵意的原本居民——例如倫敦東區的居民來自四面八方,但在二戰前是不列顛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時常出沒的地盤。」

越是基層的人,反而越容易支持極右。

#651 「政府支持之下雙語並行往往導致威爾斯語邊緣化,即作家賽門.布魯克斯(Simon Brooks)所稱的「單向雙語主義」(one-directional bilingualism),也就是說政府會把重點放在確保不是用英文寫成的一切都有雙語版本,而非致力於在英語環境中引入威爾斯語。」

如果不是預定要交回中國,香港中文運動結果可能也如是。

#658 「我可以看出威爾斯語組學生和其他所有學生之間的隔閡,於是我刻意淡化自己的威爾斯人身分,一直到去英格蘭唸大學時,我才真正擁抱自己的威爾斯人身分。」

正如留學生往往更愛國,因為遠離本國,在外與當地人對比下更突顯了原有身份。

#663 「許多威爾斯語人士看待自己語言的態度,造成他們對威爾斯語學習者懷有敵意,且對待威爾斯語不流利的人很不友善。……我問起社會上一些比較保守的人士對於「完美威爾斯語」的執著。」

香港有些人亦是如此,後者又有如走火入魔的「正音」運動。

#675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推波助瀾。威爾斯政府制定了自己的公衛政策,實行比英格蘭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上比英國政府更為成功,進一步凸顯威爾斯有別於英格蘭。」

所以為何香港只能跟隨中央先「清零」,然後又「躺平」。
跟它做法不同但做得更好的話,又有港獨嫌疑啦。

「愛爾蘭曾經是全歐洲最窮困的地區之一,在脫離聯合王國獨立之後,如今已躋身歐洲最繁榮地區的行列。」

慘在這一點很有說服力。而愛爾蘭的貧窮和對英格蘭的仇恨,又是英格蘭的「中央政府」製造出來的。

#687 阿非利卡語的是與非「英國國內為了波耳人受虐待一事湧現憂慮不安和譴責聲浪,但輿論對於非洲原住民受苦一事則輕輕放過。」

正如《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中描述日本人對美國人和中國人看法的分別。

#696 「當地原住民族科伊桑人(Khoisan;荷文稱為霍騰托人〔Hottentots〕)」

原來這首歌裡的舊稱是原自荷文。

#703 「如果不做到完全隔離,他如此寫道,將無法阻擋「異族通婚和種族衝突」,而這正是「南非種族問題的核心所在」。」

諷刺在阿非利卡人本身就是混出來的,雖然只是在白人之間混。

「企圖在非洲南部闢出一塊專屬白人的家園,要原住民族遷移到他們自己的自治領土。這項計畫中也安排了過渡期,期間將必須依賴黑人移民提供勞力,但終極目標是希望白人國家達到自給自足。」

結果到種族隔離完結時都沒做到,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沒有黑人廉價勞動力下賺錢。

#714 「主政者認為學校教育不該是以培育下一代黑人領袖為目標,例如教會學校培養出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奧利佛.坦博(Oliver Tambo)和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等人,在當時就被視為鑄下大錯——學校教育應該是要訓練出新的一批勞工和僕役。」

證明當權者何其自私,但這種愚蠢兼自私仍是舉目可見。

#723 「他們明白白人與黑人的人口組成比例懸殊,無論對白人在南非的統治權或阿非利卡語的延續都有所不利,而要維繫下去,就必須以激烈手段行使國家權力。……。無論如何,如一名督學在為新語言政策辯護的文章中所寫:「都市地區黑人小孩的教育經費是由白人出錢,出錢的人講的是英語和阿非利卡語。」」

但他們的錢其實是黑人幫他們賺的,很多喜歡說交稅多就該有更多權利的商人和親商者有意無意忽略這一點。
而且要讓自己「小眾」的語言延續,也不是靠激烈行使權力,有風駛盡𢃇以致自身語言成為壓迫的象徵。解方正是圖圖大主教提倡的「彩虹國度」多元主義,小眾團結一起,同時保護各界的小眾。

#725- 731「南非各界領袖發聲為新的語言政策辯護,當時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欺人太甚的做法竟會引發漣漪效應,最終導致少數白人統治黑人的政權終結。……主政者強推新的語言政策,對於和平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加上事後為了阻絕後患不得不採行的強力打壓,在在促使整個世代的年輕人走向激進極端。在索威多起義(Soweto uprising)之前,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等組織團體也曾推行黑人反抗運動,但遭到邊緣化,難以吸引新成員加入。全國湧現抗議聲浪之後,有數千名青年加入非洲民族議會,還有許多年輕人越過邊界前往安哥拉(Angola)和坦尚尼亞(Tanzania)的軍事訓練營接受培訓,開始謀畫推翻白人政權。索威多事件也讓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成為國際焦點,尤其許多穿著學校制服的孩子遭白人警察射殺的畫面,引發各國對南非政府的嚴詞譴責。」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750 「對於南非黑人來說,「英語是解放的語言,雖然說在阿非利卡語興盛之前,波耳人和黑人都將英語視為支配者的語言。」南非國民黨讓阿非利卡語從此永遠與種族隔離和白人至上政權相互連結,付出的代價即是阿非利卡語的未來。」

廣東人有云﹕陸榮廷睇相,唔衰攞嚟衰。(陸榮廷看相,自討苦吃。)

#811 「他們的目標與其說是要重新定義阿非利卡語,不如說是重新尋回阿非利卡語雜糅外來和本土的多元根源,阿非利卡語從前是主要由非白人使用者發展出的語言,是在種族隔離主使者策畫之下,才被重新歸類為屬於特定種族的語言。」

世界語言歷史上不乏類似現象。

#881 第二部 夏威夷語 第五章 婚約在身的公主「一八三○年,檀香木生意榮景不再,夏威夷王室以這種具香氣的高價木材為抵押借了鉅款,財務狀況岌岌可危。由於檀香木大幅貶值,國王利霍利霍最主要的債主美國人勢力於是坐大

故稱檀香山。

#901 「夏威夷語每個音節的結尾音都是母音,這種特別的模式常見於波里尼西亞諸語,但讓歐洲人格外困惑。若與英語相比,夏威夷語的子音非常少,因此早期很多撰文者聲稱夏威夷語的許多字詞完全由母音構成。(外人看待威爾斯語也有類似情況,至今仍有人聲稱威爾斯語的字詞幾乎完全由子音構成,忽略了威爾斯語中的「w」和「y」其實是母音。)」

結尾音都是母音這一點,其實華語日語亦然。
(當然有例外,如華語有收m, n, ng,粵語更有p, t, k等入聲)

#905 「夏威夷人不需要用到c、f、g、j、q、s、x、y和z這幾個音。他們講話時的音節很短,音節通常僅由兩個字母構成,最多不超過三個字母,而且結尾音一定是母音。」

也有可能真是簡化了。因為人們遷移到島嶼上,可能因為人口不多而產生語言漂變,丟低了一些子音。正如有些本來在大陸上不普遍的基因型可能成為主流一樣,因為其他基因型消失了。

「這些觀察者之中,即便本身能講一點夏威夷語,似乎極少有人意識到,他們之所以第一印象會是夏威夷語很簡單,部分原因在於夏威夷人和外國人對話時刻意簡化用語,讓他們比較容易聽懂。」

即是所謂「BB話」,換言之夏威夷人把初來不懂夏威夷語的外國人當成嬰孩看待了。

#915 「頭目子女學校(Chiefs’ Children’s School)就讀,這所新成立的學校專門為夏威夷菁英階級子女提供最優良的教育。」

這裡的Chiefs是否譯「酋長」較好﹖

#1032 第六章 三明治群島「什列斯維格(Schleswig)」

似乎不是這樣譯,這地名按維基百科大陸譯法是「石勒蘇益格」,台灣譯法是「什勒斯維希」。以前跟一位住德國的網友交流,其所屬州份Schleswig-Holstein讀法廣東話近似「石勒斯威—荷斯坦」。

#1084 第七章 「前進吧卡美哈美哈」(I Mua Kamehameha)「當時癌症手術的侵入程度之高往往令人驚駭,醫師為了抑制腫瘤生長,借助突飛猛進的麻醉術盡可能切除腫瘤周圍的組織,但多半徒勞無功。美國醫師尤其喜歡開刀」

可能是割不盡癌灶反而刺激了轉移,當時只能靠肉眼分辨腫瘤。

#1122 「當時卡美哈美哈學校有三名教師加入白人政府的軍隊。其中一人烏瑞克.湯普森(Uldrick Thompson)闡明一己抉擇的話語中流露明確的種族主義思想:「若是參與這場行動,我就必須辭職回家,我沒辦法對著夏威夷人開槍後又回去教我的學生。但要是我非得在白人和夏威夷人之間作出選擇,我當然必須支持自己的種族。」所幸湯普森從頭到尾不曾開槍,得以保住職涯,於保皇派遭鎮壓之後回到學校任教。」

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就是幫「親」不幫理,儘管那些人其實跟自己「親」不到哪裡去。

#1203 「兩年後,夏威夷成為美國第五十州,政府編列預算於夏威夷大學」

多了個夷字。

#1230 第八章 「夏威夷自主生息」(Ke Ea Hawaiʻi)「屢次被非原住民家長告上法院,法官則多次判決校方應維持原政策,理由是校方的措施可視為「以合法方式彌補夏威夷原住民在社會經濟及教育上所處的劣勢」。」

法官沒離地的結果。

「在醜聞爆發之前,受託人委員會曾主張他們繼承了夏威夷王室的絕對權力,不容許任何人質疑他們如何控制基金會持有的土地或運用名下鉅額財產。」

這其實像笑話,畢竟夏威夷王室早就失去了權力。
就像你爸留一間要清盤的公司給你一樣,假如校方有甚麼「繼承」自王室的權力,也早就消失了。

「卡美哈美哈學校曾經是一所禁止學生講夏威夷語、希望將學生美國化的學校,如今卻成為最大力捍衛夏威夷語的機構,培養出新一代夏威夷語使用者。」

所以一個不容有人作對的政權,就不會容忍一個哪怕跟它一樣傾向民族主義的獨立組織。因為就算今天為民族主義可以統戰,明天也可能突然變成相反。反之受自己控制,口頭講民族主義但必要時就會轉向,隨時跟隨自己放棄民族主義立場的組織就好用得多。

#1283 第九章 褻瀆聖山之路封閉「有更多抗議者抵達山頂,他們邊唱歌邊擊鼓。主辦單位最後不得不投降,開始收拾東西,山頂土地原封不動。」

「革命發生的時間點不是壓迫最嚴重的時候,而是在管控放鬆,有機會大刀闊斧改革的時候。」

會讓步,只因為這是自由民主社會,主辦者怕影響觀瞻。
亦所以有些獨裁者學會的不是「及早放手」而是「千萬不能放鬆」。寧願讓弦越拉越緊,直到有天全國崩潰為止,也不願意有序地還政於民。而蔣經國之精明就在審時度勢,順應潮流,讓國民黨政權軟著陸。

#1313 「伊珂拉問女兒發生什麼事,十一歲的姊姊很冷靜地解釋,有些男同學聽到她跟妹妹講夏威夷語,就開始嘲笑她們,笑她們很笨、看不懂英文。「然後她轉頭告訴他們:『我不笨,我會夏威夷語,也會英語,兩種語言我都看得懂,也都會講。你會什麼?你只會講一種語言,表示你只知道一種方法。』」」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狹隘的人不會看到自己有多狹隘。

#1329 插曲/古老又創新的語言「他主張猶太人只有在巴勒斯坦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安穩家園,不會遭受侵略或被迫同化,而希伯來文只有在這樣的國家才能真正復興。」

其實也沒真的安心過。搶了別人的家園,就每天都要防備別人來襲擊和奪回。

#1359 「「一個小團體裡可能只有二十人,使用的語言卻多達十種,鄰居之間語言無法互通。」本─耶胡達寫道。然而令他欣喜的是,這種缺乏凝聚力的情況實際上對他有利,因為巴勒斯坦地區所有猶太人之間唯一的共通語言就是希伯來語」

這種情況比南洋更混亂,而新加坡也是因為這樣,所以英語順理成章成為共同語。

#1368 「他的計畫涉及將神聖的語言現代化和世俗化,巴勒斯坦很多虔誠猶太人認為這是對神大不敬,有些人更因此將他視為眼中釘。」

不是那些信徒很難理解他們的想法,神聖的語言沒人會用就最好﹖就算當年堅持用拉丁文的天主教會也不至於這樣想吧﹖(雖然拉丁文沒那麼多人懂,神父就能壟斷解釋。但教會也只是阻止把聖經翻譯成當地語文,不至於不讓其他人學拉丁文。)

#1393 「柴門霍夫在這一年前後寫道,「對中立語言的概念而言,有一百個這樣的人,遠比一百萬個局外人更重要。即使是一個人數極少、最微不足道的人類群體裡世代相傳的語言,其存續受到的保障,遠勝過有數百萬人使用但使用者並非同一民族的語言。」」

英語的霸權否認了這一點吧﹖

「如他在《國際語》前言中所寫:「假如能有一種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國際語言,就只需要將其他語言都翻譯為這種語言,而作者會首先以這種語言書寫所有內容跨越國界的作品。」」

結果英美把英文變成了世界語言。

#1418 「二○一八年,以色列國會(Knesset)通過新法,宣布「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申明於以色列「行使民族自決的權利」為「猶太人獨享」。」

即是自認不是世俗國家﹖

#1436 「「意第緒」即「猶太」之意,對於意第緒語使用者和論者來說,意第緒語就是猶太人的語言。」

不讀不知道。

#1445 「意第緒語真正的敵人是世俗化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領導巴勒斯坦聚落並在此推廣使用希伯來語。……受壓迫的民族會將壓迫者的批判內化,有些猶太復國主義者即是如此,反而向自己的同胞追究為何引發反猶太主義。……「新希伯來人」(New Hebrew Man)要和離散猶太人形成鮮明對比,那些住在隔離區講意第緒語、膽怯軟弱的生物在未來的以色列國沒有一席之地。」

至今亦然,亦不只於猶太人。

#1463 「同時,支持希伯來文的極端分子丟擲炸彈攻擊意第緒語書刊出版社、縱火焚燒販賣意第緒語報紙的書報攤,並騷擾威嚇意第緒語講者和作家。意第緒語戲劇遭到禁演,拉比宣講時指稱意第緒語「不潔淨」(treif)或「不符宗教戒律」(non-kosher),有一名拉比甚至斥為「比豬肉更不潔」。一九一四年,支持意第緒語的社會主義者哈伊姆.齊洛斯基(Chaim Zhitlowsky)預備在雅法(Jaffa)發表演說,一群暴民切斷建築物供電並朝聽眾扔石頭,迫使演講中斷。」

來自「自己人」的攻擊往往比敵人更恐怖,亦屢見不鮮。

#1466 「猶太人大屠殺為意第緒語的首要猶太語言地位帶來最後一擊。遭納粹殺害的六百萬名猶太人之中,大多數是意第緒語使用者,於是意第緒語使用者永遠失去在以色列成為多數族群的機會。而順利逃往嶄新猶太人國度的意第緒語使用者,卻感受到新環境更加敵視意第緒語。意第緒語原本就背負著猶太隔離區的恥辱,如今又帶著死亡集中營的惡臭。」

#1475 「抱持這種態度的不只有免於經歷大屠殺(Shoah)的猶太人,在此時期抵達以色列的倖存者也樂於棄意第緒語、改講希伯來語,希望能立刻與先前的恐怖經歷拉開距離。」

歷史的轉捩點,往往不是基於理性。

#1481 「無論講希伯來語或英語的猶太人,都對比較強悍活躍的意第緒語文化懷有敵意,積極的意第緒語支持者傾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或至少對以色列有所批判,希望跳脫右派以色列界定的猶太人身分認同

某程度上有點像南非,當成為壓迫者的群體選擇了某種語言,反對壓迫者的群體就選擇背棄這種語言。

#1517 第三部 廣東話「廣東話屬於漢語族(Chinese language,亦稱華語語族)中的粵語。漢語族的數個主要分支,包括粵語、吳語和北京話,都是從四世紀前後的中古漢語演變而來。如今,這三大分支各自發展,已出現極大的分歧,彼此無法互通。英文中往往將多種漢語描述成「方言」(dialect)而非語言,原因出在對於中文「地方語言」(topolect;簡稱「方言」)的誤解。廣東話和北京話並非相對於語言的「方言」,兩者皆是漢語族中的語言。由於許多真正相對於語言的「方言」,例如北京話本身的不同變體,在中國的使用者數量相當龐大,再加上政治因素,中國政府僅將定為官方語言的普通話視為「語言」。」

北京話和中古漢語的距離,跟粵語吳語(跟中古漢語)的距離大得多吧。

後者也不純是英文人的誤解。中國要宣傳「漢族」是單一民族的觀念(所謂「漢族」本來只是歷來接納了漢族文化/衣冠/制度的不同地方人群,無論種族、基因、語言上分歧都甚大),把「漢語」當成單一語言(並把北方話當成標準語),於是非北方話的各種漢族語言就自然要當成「方言」(dialect)囉。
當然從語言學定義而言,用者不能互相溝通的(如普通話vs廣東話)根本不算同一語言,雖然發音用詞有異但仍可溝通的(如廣府話vs順德話、圍頭話等)才算是同一語言下的方言。

「廣東話書面語採用繁體中文字,文法則與口語文法差異較大,與普通話的文法較相近。廣東話白話文也可用中文字或拉丁字母書寫。」

因為書面語主要是跟隨北方白話文。畢竟書面語多用於正式場合,你寫公文總要來自北方的官員看得明白才行,不能依廣東話文法寫。(為免地方勢力坐大,中原王朝規定籍貫迴避,不准本地人於本地當官,甚至有些朝代嚴厲到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所以兩廣官員通常不會是嶺南人,而且只是一任數年,自然不諳粵語。)

廣東話大部分字詞都襲自漢語,自然可以中文字書寫(以「中文字」稱「漢語」又是另一故事了)﹔但本身也有些獨有詞並沒有對應的漢字,通常自行發明新字或以其他字借代,後來又被社會遺忘(畢竟書面語用不著),現在再挖出來往往也沒人認得。
而且與「台羅」不同,廣東話並沒有通用的拼音方案,也不會全篇用拼音寫廣東話。一般人只會用拼音來代表個別「沒有對應漢字」(或者,作者不知對應漢字)的粵語詞(例如意指服氣、佩服的gur、要求很急很嚴苛的chur、放鬆、不嚴謹的hea之類)。網絡上遇到有整句用拼音寫的帖文,通常是開玩笑性質,或者為避開內容審查(自動審查系統通常只認漢字),並不會認真地長篇運用。

#1550 「入聲字如數字「一」(yāt)、「六」(luhk)、「七」(chāt)和「八」(baat),字詞最後的輔音短促,發音類似英文中以考克尼(Cockney)腔調唸「butter」(奶油)的發音:「bu’er」」

首先你要懂Cockney口音(我不懂),才能明白他想講甚麼。

「譯注:此處係依照語言學家的分類,「粵語」包含「廣東話」和其他多種方言,「廣東話」(Cantonese;亦稱廣州話、廣府話、白話)則指「粵語」之中具有聲望(prestige)及影響力的一種變體。」

不懂語言學,但這個定義與民間用法顯然相距甚遠,因為民間沒有這樣的區分。民間一般叫「廣東話」其實是指廣府話/廣州話,即是以省城發音為準的標準粵語,但「廣東話」同時亦可以包括其他粵語方言在內(至少我們不會說那些不是廣東話,充其量會視為鄉音)。
對於香港人而言,一向就只會用「廣東話」、「廣府話」、「廣州話」稱呼這個語言。「粵語」這個詞要等到八九十年代,何文匯教授推動「粵語正音」才開始普及,不是一個常用詞。

#1587-1597 第十章 辯證「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表面上是為了商貿利益而非政治征服,但也因此得到新領土香港島,英國官員冠冕堂皇地表示,占領香港「不是為了殖民,而是基於外交、商務和軍事考量」。雖然對於被迫歸順外國統治者的人民來說,現實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這樣的想法確實影響了新殖民政府部分政策的走向,尤其是語言相關政策。英國在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大多強制推行英語教育,但在香港卻未如此實行。」

對邊緣地帶的人而言也未必有多「被迫」,現在不少研究揭示了當年香港周邊那些「邊緣人」(例如蜑家)跟英國人的合作。新界鄉紳反而會(所以後來他們牽頭抗英),畢竟他們是大地主(受主權易手影響,永久地權變成官批租地),而且透過科舉制度跟朝廷扯上關係。

#1597 「公家機關和司法體系皆須使用英文,唯有以被告身分出庭時若是情勢非常不利,則可破例使用其他語言

此理解不準確,法庭也只是提供翻譯而已。畢竟法官和律師幾乎都只會英語,而又不可能讓不懂英語的被告完全不知道被指控甚麼和證人說甚麼。香港政府推行「官學生」制度,部分也因為通曉廣東話的英籍官員不足,很易被譯員蒙蔽。

「英國對於教導新殖民地的子民學習英文興趣缺缺,反映了某些亞洲殖民政府官員認為推行英語教育將適得其反的態度。如一位政府人員在同時期自馬來亞(Malaya)呈交的報告中所寫:「所有學了一點英文的學生全都不願意出賣勞力做粗活,可見得為大量人口提供英語教育的直接後果,即是造就整個階級難以安分守己,可能成為社會動盪不安的亂源。」」

正如拉丁文

「一八八九年一份報告述及:「中國人去上學會拿到小小一本書,他只是坐在那裡對著書本沉思冥想,其實一個字也沒看懂,等他長大一點,也只是繼續拿到其他本他根本看不懂的書。」」

中西教法之別—亦是中英文之別—而導致的誤解。英文是表音文字,可以從字母學起再串字,但中文是表意文字,一學就是學一堆字。小朋友只學會「一二三四五日月正中心」這類字也很難讀懂一篇文章的(至少你要先學會一二千個字)。所以中文教學,自古是先背書,再習字。又如下一段﹕

#1622 「文言文非常注重引經據典,讀者若未飽讀詩書,往往難以讀懂文中所指。例如成書於宋朝的《三字經》是押韻的兒童讀本,其中文句就指涉了儒家大師孟子幼年的故事、一則經典的孝道故事,以及孔子後人孔融讓梨之舉;若不清楚背景脈絡,就難以理解文意。」

這其實不是好例子。因為三字經本身就是「童蒙書」,即是老師用來教小孩的課本,並不是給小孩自己讀的。而三字經本身文句已算易背,但不是你背了自然懂,是背完要老師再教內容。

其實詩詞或公文有更多用典的例子,但就算外國文章一樣會有這種情況。(只是文言文更多)

#1630 「很多字的發音歷經時代變遷有所改變,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同音異義詞,讓讀者更加大惑不解。趙元任後來以「施氏食獅史」為題寫了一首詩,巧妙總結了同音異義的課題,這句話的北京話拼音會變成「shi shi shi shi shi」。」

這根本不是文言文本身特有的問題,音調越少的語言就越會出現同音詞。正因如此,只有四聲的普通話多用兩字詞,而有九聲的廣東話就保留較多單字詞。

「由於文言文與市井小民的日常口語幾無關聯,因此想精通文言文唯有苦讀一途,如歷史學家莫大偉(David Moser)所形容:「學習和精通文言文的難度高到極不合理」。」

前者(文言文只能苦讀)確焉,後者你先看看拉丁文﹖同樣是學「本文化背景」的古老語言,西人學拉丁文只會更難。因為現代中文至少還在使用同一堆漢字,很多字的意思還是相若,難度只在了解用法已經改變的字,和精練的句法。

「數十年來,中國的有識之士發現這些問題造成全國人民識字率難以提升,倡議應加以改革。他們特別主張以拼音字母或音節文字取代漢字或作為輔助,將有助於學習漢字。」

其實到最後就知道不是這回事。用繁體字的台灣提升識字率比改用簡體字的大陸快,而用傳統方法學中文的香港也沒有比改用拼音符號教中文的台灣慢。證明識字率低的關鍵是投放教育資源不足,有充足的資源、培訓足夠的師資,識字率就能提升。

#1633 「對於像鄭樵和其後繼者這樣的「賢智」文人來說,維繫複雜漢字系統和文言十分方便,既能減少須具備讀寫能力之職位的競爭者,也讓不識字的農民階級難以組織起來對抗讀書人。」

這其實是小人之心(當然我不知道鄭樵有多君子之腹),別忘記科舉時代的階級流動性,其實比同期的西方要高。前面(#1630)提到「文言文的高門檻對於仕宦之家頗為有利」是事實,但至少他們還要祈求孩子有自己那麼聰穎,可以在激烈競爭的考試中勝出。總好過同期西方還在封建社會中,農民連靠考試提升地位的機會都沒有,而中國到宋朝已經不是貴族社會了。
中國用文言文不是鄭樵他們選擇的,這是路徑依賴的結果。改用拼音文字就算連中共那麼強硬的政權都沒做到,正是因為廢除漢字的社會成本,遠超乎它可能帶來的好處。這並非古代讀書人故意自肥。

#1644 「直到晚清末年列強欺凌的刺激之下,尤其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手下備受屈辱,主政者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停用漢字。「新中國的領導者得到了教訓,日軍行動之所以效率驚人,主因之一就是士兵識字,」另一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寫道,「中國的士兵普遍不識字,如果只有漢字能學,他永遠都會是文盲。」」

這是假議題。同期的日文其實還有大量漢字,甚至至今仍不少。如果你只懂假名,一樣會被人看不起,因為只有小孩才只用假名。

#1653 「於二十世紀初期擔任香港總督的盧吉(Frederick Lugard)偏好在香港推行英語教學,曾提議可將英語當成全中國的官方語言,「反正中國各省人民並無共通語言,而漢字語彙也未與時俱進,無法表達現代科學的用詞和概念。」

夢想太大,沒想到中國跟印度不同之處,就是中文並非拼音文字,所以整個漢字文化很難被拼音文字取代。(當然那個年代的人想不到這點很正常,我們是事後孔明。)

#1669 「代表分裂成兩大陣營,一派支持北方主要使用的北京話,另一派則是講吳語、廣東話和其他南方話的代表。」

結果留下了「廣東話輸一票」的謠言。
雖然「國父」是廣東人、革命也是從廣東開始搞,但其實想也知道「廣東話成國語」是不可能的。因為廣東地偏一隅,而廣東話對其他地方的人又太難學。辛亥革命是在武昌開始,也不是廣東話地盤。而且就算南方代表抗拒北京話,但南方幾大語言並列,誰都不服誰(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誰服誰﹖還未計人數較少的贛語、湘語),怎可能會一面倒支持廣東話﹖
就算要爭,也只會是北京話和南京官話之爭。南京官話本來就是明清兩朝的官話正音,本來是最有機會成為「國語」的。南方代表如果不要北京話,南京官話是唯一可行選擇。

(介紹《上一堂很有事的印尼學》時就說過,大國選擇通用語言要遷就廣大地區不同民族民眾,不見得就用「國父」的「母語」。所以兩國的「國父」講「國語」都不流利其實很正常。)

相較於南方話或其他漢語語言,北京話只有四聲,包含的音素較少。例如廣東話共有一千八百種音節,而北京話只有一千三百種音節,因此北京話的同音異義詞會比廣東話多,大聲說話時也比廣東話更容易造成混淆(不過聽者可根據語境中的諸多線索判斷,實際上會混淆的情況十分罕見)。」

要避免混淆的代價就是詞句變長,在共產黨治下喜歡發明新詞還有越見冗長之勢。

#1686 「由於各界對使用注音符號興趣缺缺,因此北京的中央政府難以有效推行,社會大眾也未普遍接受,一名日本觀察家於一九二二年訪問幾位漢語改革家時就替他們發聲:「既然已經有各地通用且方便易學的羅馬字母,為什麼中國直到現在還要繼續堅持自創這樣的書寫系統?」」

這一問本身就是笑話,日本自己即有假名。注音符號本來就是仿傚假名弄出來的東西。

#1691-1699 第十一章 中文拼音字母「受訪民眾一聽說兩人來自北京某間知名大學,立刻改講北京話,不再講兩人想錄下的當地語言,認為京城來的人都習慣用北京話溝通,即便他們的北京話往往講得一點也不好。也有些人認為兩人是特地來考查當地民眾的語言能力,而兩人一直鼓勵他們講當地方言只是在誘騙他們。」

「認為京城來的人都用北京話溝通」很正常,因為向來如此。

#1699 「語言學家王璞接受委託,預備用國音唸出最常見的六千五百個中文字,並錄製成整套留聲機唱片。當初制定國音時,摻雜了一些南方話的發音,因此國音並非純正的北京話發音,而王璞是北京人,他發現自己沒辦法恰如其分捕捉國音中的南方話元素,最後只能放棄,這預示了國音推廣之途難免崎嶇坎坷。」

比印尼文更麻煩。
因為印尼人直接採用一種語言(其實是馬來語的一種,但現代詞語襲自荷語而非英語),而不需要「揉合」不同語言,變成發明一種新語言(至少是新方言)。
如果一開始直接用南京官話可能還沒有那麼麻煩,但因為北京話勢力大,要混合南北音就搞不成,最後直接被北京話取代了。

#1704 胡適﹕「事實上,拉丁文比起文言只能算是半死(假如死亡能有程度之分),因為歐洲仍有人能聽說理解拉丁文,而我們的讀書人彼此之間如果講文言,除非是眾人熟悉的字句,或者聽者已經約略知曉說者要講的內容,否則根本沒有人能聽懂。」

先生此言差矣,前者中國一樣有人能理解文言文,後者現在文言文維基百科的存在即為反證。(百科全書者,供查考不熟悉之事物也。倘不熟之言即不能明,則拉丁與文言無庸設百科矣。)

#1729 「羅馬字母當時在全世界則已經相當普遍,在中國也廣為使用,而且受過教育的階級,尤其學過歐洲語言的人都很熟悉。因此若與注音相比,羅馬字母從一開始就具有優勢,即使對於完全不識字的語言使用者來說,終歸是要從頭學習一套字母。」

這是在英語教育普遍的時代/社會下才成立,注音符號跟漢字的關聯遠大於羅馬字母。在當時而言,絕大部分人口都不會學英文,換言之改用羅馬字母,等於所有學中文的人還得另外學一套西洋字母。(注音符號也是字母,但取自漢字,所以日後習漢字時還用得著。)

「但在國民黨政府之中,仍有一些人認為任何背離中文方塊字的方案,即使目的是要提升識字率,都有分裂國家之嫌。國民黨大老陳果夫即曾警告:「中國之所以能統一,完全是依賴各地人民書寫時採用同一種文字」

確焉,所以就連大革文化命的共產黨,建政後也不敢全面推動羅馬字母取代漢字。
(當然也有實用理由,普通話那麼多同音字,用字母只會讀到頭痛。)

#1736 「外界普遍擔憂採用拼音字母會造成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民彼此無法溝通理解,或者完全棄用中文字可能有礙國家統一,瞿秋白不以為然。「第一,各地方的『方言』,如果是離得很遠,那麼本來就不能夠勉強統一,而要製造幾種文字,」

只因為自己未掌權,共產黨掌權後的思路完全相反。
(見#1781﹕「不願冒險測試讓各地語言、方言百花齊放究竟會不會導致國家分裂。因此中共當機立斷,開始在全國大規模推廣以「普通話」為通用的口語和書面語,而這個法定國家語言後來普及程度之高,可說史上首見。」
#1805 「國共內戰之後,共產黨上台掌權,他們聲稱尊重語言多元,其實很擔憂南方廣東話地區展現的「地方主義」和「地方種族觀念」。」)

「即不考慮聲調差異,不使用變音符號,也不像國語羅馬字採用變化多端的拼法,理由是聲調「不過是一種『特別的重音』」,同音異義字造成誤會的機會很少,寫作者很容易就能想辦法避免。」

結果就是避不到。

#1757 「大眾得了新文字的培養,也必然的會在自己的隊伍裏產生出知識分子

活在漢字文化裡,卻連漢字也不懂,根本說不上是知識分子。

#1829 第十二章 通用語 「許多候船乘客疑似大聲埋怨起小輪單趟票價擬調漲十仙(cent)的提案」

這明顯是作者不熟香港歷史搞錯了,因為1966年是天星小輪擬加價五仙引發暴動。「加斗零搞到暴動」是歷史常識。

#1843 「一九六○年代的改革多半只是蜻蜓點水、粉飾太平,港英立法機關擔心觸怒商界或影響經濟發展,不制定任何相關法規。」

雖然法規是多了,但政府這種心態至今亦然,好不到哪裡去。

#1861 「六七暴動爆發後,教育成為關鍵戰場,港英政府專門設立了「特別署」,希望將潛伏於校園內的左派思想斬草除根。」

英文的確稱Special Branch但中文叫「政治部」,因為譯者是台灣人不識港事之過。其實他只要上維基百科(無論中英文)查一查就會見到。

#1873 「在香港主權移交的籌備階段,雙方派出專家著手草擬《基本法》,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實上的憲法。」

也是作者不熟港史的錯誤,中方不可能讓英方參與他們視為「主權行使」的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方只是自行邀請若干香港人擔任起草委員

#1882 「在香港,並非所有人皆反對改換常用的語言,早在一九九二年,香港嶺南大學的田小琳教授即表示贊同強力推廣普通話。她也嚴詞批評廣東話的捍衛者。」

她本身就是大陸人。當然香港土生一樣有這樣想的人。

#1892 第十三章 「講粵語易得鼻咽癌」 「上海在一九二○年代黃金時期有「東方巴黎」之稱,是幫派和賭徒聚集之地,也是好萊塢立足中國的根據地,上海話仍帶著二○年代浪漫新潮的況味。廣東話會讓人聯想到港片和香港流行音樂,也帶著類似的豪華氣派。」

廣東話充其量會有「潮流」味,其實不會有「豪華」味。畢竟舊香港不如舊上海的繁華誇張,廣東商人也比較慳儉吝嗇,沒上海商人那種「海派」風氣。

#1910 「地方政府為了因應上海話使用者逐漸稀少,同意在大眾運輸系統增加上海話廣播服務(原本僅有普通話和英語),但有些居民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很多其他城市來的人都批評市政府,」吳珍妮說,「他們不認為這是在保存上海話,認為這是在排擠其他不懂上海話的人。」」

何其霸道﹖有普通話兼有上海話也不行,只能講/聽普通話。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然而在深圳往北僅八公里的廣州市,情況恰恰相反。」

肯定錯,一百公里也不止

#1915 「民眾愈是群起反抗,中共當局對付粵語的手段就更加強硬大膽,因為粵語捍衛者恰恰展現了當局從一開始就想要消滅的獨立身分認同。精擅政治宣傳的中共當局也開始傳播反粵語言論,貶低粵語為「方言」或「地方話」,並指控粵語支持者妨礙社會發展,甚至意圖分裂國家。」

因為所有事物都要在「黨的領導」之下,不容任何「獨立」於它之外的事物。所以就算你要求的本來就不是政治獨立,只是維持自己的獨特,在他們眼中都已經是「鬧獨立」。

「廣州市各處開始出現鼓勵使用普通話的標語:「講普通話,做文明人」。」

認為異己就是不文明,這種霸道思維本身就最不文明。

#1915-1921 「最荒誕離奇的是,官方媒體甚至刊登報導,指出研究發現講粵語「易得鼻咽癌」。但報導中提及的研究,其實是在探討粵語地區民眾偏好的食物是否可能造成罹患特定癌症的風險增高。這個論點以及粵語與癌症的關聯,後來皆遭人揭穿是錯誤資訊。」

其實主要是鹹魚。當然黨媒製造假資訊就不會有事,而它說你的資訊是假就是假。

#1926 「然而粵文報刊通常被列為反政府出版品,會遭中國龐大的「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網路審查系統阻斷,因此中國大陸的粵語使用者多半無法接觸這種粵語白話文,再加上中國人大多習慣閱讀中共自一九五六年開始採用的簡體字,香港慣用的繁體字可能會造成閱讀障礙。……二○二○年初,社群影音平台「抖音」(國際版為TikTok)的粵語使用者收到系統提示「建議使用普通話」,甚至帳號遭到封鎖,原因是抖音審核人員大多在北京,粵語能力有限,無法依據中國法規落實審查上傳平台的粵語影音內容。經營抖音平台的公司並未聘請通曉粵語的審核人員,而是乾脆直接強制使用者講普通話。」

其實整個國家機器的邏輯跟這家公司都一樣。

#1933-1939 第十四章 分離主義之聲 「政府總部建築群場址中設置公園,足以證明原始設計概念是為市民打造溫馨開放的活動空間。然而自從建築群於二○一一年落成之後,民眾得以到政府機關大門口示威抗議,歷任政府大受挫敗,於是逐步撤除開放的空間配置。縱然香港當局加強戒備,但政府總部毗鄰公園、一條主幹道和另外兩條道路,因此依舊很難防守。」

也沒有怎樣難防守。你看歷來示威者充其量只能衝進政府總部門前廣場,從來沒衝進政府總部裡面,就知道只要政府要守的話示威者就進不了去。立法會大樓也是警方主動棄守後,示威者才能闖進去。(警方有無限量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甚至在事態危急時還能開槍,衝擊者可沒有瘋到不要命。)
真正難以防守的是道路,反正就連平日也很容易塞車,遇上大型示威失控就會先癱瘓掉。

#1944 「同事是中年白人,臉上沒有任何遮覆。他看起來不太自在,但非常冷靜。後來有說法聲稱抗爭行動是美國中情局(CIA)人員在現場策動,就用一張他的照片當證據,拍攝時間大概就在我們擦身前後。流傳的照片經過精心剪裁,剛好剪掉他胸口標明記者身分的「PRESS」字樣。」

這是製造謠言的人沒自信,「記者不可以同時是CIA麼﹖」
其實就連找張白人照片也不需要,華人也一樣可以是CIA呀。你要信的話,就算有隻狗順便跑進去立法會,你也可以說是間諜狗。

#1947 「當曾鈺成宣布計畫退休不再擔任議員,有些人希望他能出面領導香港,希望北京當局或許會選擇一個願意為了香港反抗上意的人擔任特區行政長官。」

其實他不會為了香港反抗上意啦(看他在立法會「剪布」就知道),只是他手腕比較圓滑沒那麼強捍而已。但同樣地,太聰明太有獨立思考以致經常沒緊跟「路線」的他,也沒得到他的土共圈子和中央全面信任,所以也當不上特首。

#1955 「支持以普通話教學的一方聲稱用普通話教學,學生表現比較好,捍衛廣東話的一方則認為統計數據並不支持這番說法,而且統計數據顯示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學生表現較好,反映的是這些學校因為改採普通話而獲得比較多經費和資源。」

還有敢率先試行的學校本來就成績較好,否則成績會完蛋。後來陸續有中小學「縮沙」也是因為發現「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結果成績不好,成績好的學生還有餘裕,本來成績一般的學生後果會更慘。現在很多學校也只有成績較好的班別會行「普教中」,而且一到高中就回復「粵教中」,皆因要為公開考試成績著想。

其實這也反映了教育當局自相矛盾,回歸當年推行「母語教育」本來就是主張母語教學令學生掌握得更好。既然香港絕大部分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改行「普教中」其實就跟當年的「英語教學」的問題一樣﹕很多學生用不熟悉的語言學習,結果英語(今則普通話)沒學好、學科知識也沒學到。所以「普教中」學生的中文成績不如「粵教中」進步,本來就是因為背叛了「母語教育」的理念,屬預料之中。

#1968 「然而就如廣東省的情況所顯示,對於粵語未來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語言衰微發生的速度很快,可能在一、兩個世代之內就式微,而一旦語言邁向衰亡,就很難力挽狂瀾。再者,語言衰微的起因大多不是使用者能夠控制的。像香港這樣領導人並非由全民選出的社會,對抗當局政策的力量非常有限。」

正如前面威爾斯和夏威夷,就算身處民主國家,也要等到少數民族/原住民分享到民主權利、在政治上獲得尊重,才能開始採取保護少數語言的措施。

#1978 「甚至有一首實質上是國歌的香港歌曲傳唱全市」

其實這可以說是誤譯所致。因為Anthem原意是頌歌,National Anthem原意就是一個民族(Nation本指民族)的頒歌或代表歌曲,中文說「國歌」卻有很正規、跟一個獨立政權掛鉤的意象。
所以西洋一個民主國家可以多民族各有不同的National Anthem,不一定就是「中央認定」的那首,但在中國形容另一首歌是National Anthem就變成「謀獨」。

#1987 「中國官媒主播劉欣曾在推特上抱怨,說她在香港報導抗爭相關新聞時向一名保全人員問路,但對方「聽不懂中文」(意指聽不懂普通話)。「我只好用英文問路」」

很明顯保安人員一般都懂廣東話,但普通話水平可能「很普通」(普通話很好為何不去當推銷員向同胞賣貨﹖)。
說一個講廣東話的人「聽不懂中文」,邏輯上即是說「廣東話不是中文」。他有沒有想過這其實就是「鼓吹粵獨/港獨嫌疑」﹖(笑)

#1987-1996 「有些同情抗爭者的餐飲業者開始表明不招待講普通話的顧客,說自己的店「只做香港人生意」。這種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理由之一就如某些人士所指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全體內閣成員都講粵語,都是香港人,表示這些號稱反政府的餐飲業者理論上應該很歡迎他們光顧。

正是如此。以外在特質取人,鮮有當者。

#2018 第十五章 高原上的語言「陳佐如和其他援藏教師遇到的最大困擾,是高原上的偏鄉學校經費嚴重短缺,即使大城市來的合格教育工作者空降,也無法創造奇蹟在一夕之間提升教育水準。青藏高原教育水準之低落,讓許多教師大為驚駭。無論官方報告裡如何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字裡行間終究洩露了他們試圖達到目標時的力不從心。」

教育水平低的原因其實不是沒用普通話,而是「學校經費短缺」。
其實同一句也可以用來解釋兩岸三地的識字率變化。改用簡體字的大陸,識字率提升不及繼續用繁體字的香港台灣快﹔改用注音教中文的台灣,識字率提升也沒有比繼續靠認漢字學中文的香港快﹔而用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識字率也沒有比用國語/普通話的兩岸落後。
可見用哪種字體、哪種語言、哪種拼音方式,都不及「教育經費多寡」對教育水平的影響大。把經費的問題挪移成語言/字體/拼音問題,只不過是為政治目的轉移視線。

「鍾秋明指出他的學生「難以用漢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老師講課生動活潑,但是學生無動於衷。不僅溝通不良,老師們也大受挫折。基本上西藏的學前教育一律採行雙語教育,而對高中生來說,用漢語進行日常對話應該不成問題。」

其實他們不應該對藏人學生的反應驚訝。你看看香港學生學了十多廿年英語,但有多少人真的有信心用英語表達自己意思和日常對話﹖能熟練運用英語的香港學生當然不少,但也不算多。香港中游學生很多對運用英語都沒自信(包括方某)。教育資源較充沛、日常生活接觸英語機會也不少的香港尚且如此,怎能期待經費短缺的西藏學生就學得好普通話﹖

#2025 「另外還有合格教師人數嚴重不足的問題,成因主要是缺乏師資培訓管道,以及西藏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條件懸殊造成人才外流。自外地空降優良師資執教一、兩年的方案看似能夠解決問題,但外來教師任教時間往往不夠長,無法達到明顯成效,外來教師也未必能了解或同理青藏高原的獨特情況,以致難以有效與學生及當地社群建立連結。但就如同威爾斯的例子,英國政府並不檢討本身的政策,而是怪罪威爾斯語造成教育失敗,西藏的統治者也找到了現成的代罪羔羊。

不想承認問題癥結就在自己的統治者,中西都是一樣。

#2033 「雖然評論者甚至保護藏語的人士討論時會稱「藏語」,好像青藏高原人民是講「藏語」這種單一語言,但西藏的語言其實非常多元,很多少數群體語言都面臨較強勢當地語言和普通話的壓迫。」

正如香港戰後經歷工業發展和廣播媒體帶來的族群混合之後,廣府話形成自然霸權(「自然」是指並非政府刻意樹立,至少英國人沒有迫大家學廣東話),圍頭話、蜑家話、客家話、鶴佬閩南話之類就息微了。

#2045 「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過世,繼任者推翻了他在任最後十年的多項政策,轉而鼓勵西藏地區學校用藏語教學,他們認為這是提升當地教育水準最好的方法。」

他們就老是沒學到老子那句「治大國若烹小鮮」,整天翻來覆去要全國人民「瞎折騰」。

#2051 「在中國東部和南部省分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屢創新高,唯有西藏我行我素、毫無起色,加上漢藏衝突不斷,尤其海外批評聲浪在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前後湧現,北京當局的態度於是轉趨強硬。自二○○○年代晚期開始,中共一反先前支持藏語的政策方向,將青藏高原任何動亂不安一律歸咎於普通話推廣不力。」

只要看看八九學運領袖之一吾爾開希是個操流利普通話的維吾爾族,就知這種想法有多低能。

#2078 「青海省高中生於二○一五年年初抗議省政府的語言政策時,當局控訴學生是在「帶有敵意的西方勢力」誘騙之下「違反法律,擾亂社會,破壞和諧,甚至顛覆政府」。」

永遠都是這一句。

#2095 「地方政府公布並鼓勵民眾檢舉「帶有藏獨性質的二十種違法行為」,其中一項即為「以『保護母語』、『保護生態』、『開設掃盲班』等為藉口建立非法組織」。」

#2111 「我想他不明白會有什麼風險,」梁小軍說,「他的出發點只是一個很卑微的願望,希望大家關注藏語教育的不足。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發現〔透過中國的體制〕無路可走了,只好去找外國媒體。但我認為他沒想過後果會這麼嚴重。」 

你自己搞、共產黨控制不到就是「非法」,但你叫他們搞合法的他們又不准搞。
就是體制內外都不給人活路,極端主義往往就在這種背景下滋長。

#2095 「他在北京問了十家律師事務所,沒有律師願意接他的案子或指點他如何向政府提告。其中幾位律師認為他應該心懷感激,中國的語言政策對藏族有「非常大的好處和利益」。漢人這種高高在上、隨意打發式的回應很常見。」

這倒也不應說成種族歧視,反正漢人對漢人也是一樣的。

#2116 「當局將自焚抗議與分離主義相互連結,無視自焚者聲明的目標和希望,開始將任何推廣藏族語言者一律視為藏獨分子,當然更容不下像扎西這樣積極想要保障藏語的作為。諷刺的是,中國政府這次採取的高壓手段,反而幫扎西做到他絕對無法做到的——將訊息傳遍國際。」

正如香港抗爭者所謂的「攬炒」(誘使中共強硬鎮壓從而引發外國制裁之類的策略),非政權和應不可能達成。

「……補充說政府將會「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

這種說法其實包含矛盾而言者不自知。既然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先不理會有多「自古以來」),藏傳佛教自然也是中國佛教的一部分。如果一件事物「本來就是」中國的,又何來可以「中國化」﹖聲稱一件事物要「中國化」的,豈不是心底裡認定它其實不是中國的﹖認為藏傳佛教不屬於中國(所以才要「中國化」),算不算暗傾藏獨﹖

#2123 「當局一宣布即在內蒙古引發大規模抗議,民眾走上街頭示威讓當局始料所未及,畢竟蒙古族過去從未像新疆、西藏兩地一樣激烈反抗北京當局。政府官員顯然措手不及,完全沒有預料到語言相關改革會掀起民眾怒火、引發軒然大波。」

因為政權只著重自己面子(所以整天嫌異見者唱衰破壞自己形象),但無視別人也要尊嚴。

#2170 後記「在多語言社群中則有一點需要特別關注,即推廣其中一種少數群體語言,會否反而加快另一種少數群體語言的邊緣化和瀕危速度。」

的確值得留意。

#2174 「遭受壓迫和邊緣化的族群本質上影響力不足,不會掌握太大的政治權力,即使主張要矯正歷史上的過錯,也未必很容易就影響政治人物的立場。」

這是重點,但問題在觀感。舉世的政權其實全部都在乎自己面子,但在現代自由民主國家,政權知道「保護少數族群」是一種政治正確、可以為自己加分的動作。

#2177 「歷來許多例子在在證明,接受母語教育有助於提高弱勢族群的教育程度,對於提升社經地位和促進經濟發展都有助益。培養雙語或多語能力有益身體健康,具有促進認知能力、提高學習成效、延緩失智症和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等諸多好處。」

其實重點不在於「哪種語言」,而是要橫跨兩種(或多種)語言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智能挑戰,自然有助活化腦筋。

#2207 「不同的計畫案也能相輔相成:由於有威爾斯語維基百科,谷歌翻譯服務得以從這個龐大的開源語料庫抓取資料,有效改善翻譯結果。」

互聯網時代的好處。

#2207-2212 「二○二○年年末,「蘇格蘭語維基百科」遭到揭發,原來大部分內容根本未用蘇格蘭語(Scots)寫成。……終於紙包不住火,真相大白。網友追查編輯紀錄才發現,這些頁面全都由同一名使用者「AmaryllisGardener」創建,他也是整個蘇格蘭語維基百科的管理員。」

管理員一樣爛。

#2218 「韓德夫婦居住在北京期間,接續聘請威爾斯女孩擔任保母並與他們同住,她們通常是利用高中畢業後上大學前的空檔期間出國工作。」

首先你要有錢,大部分外移者都不會有那麼多錢。

#2224 作者的話「只要有人願意和記者談話,我都既驚訝又開心,更別說他們不僅花很久的時間接受訪談,有時甚至要承擔和記者談話的風險。」

本來未必有的。



from 方潤日記 http://fongyun.blogspot.com/2024/04/speaknot-politicsoflanguage%20.html


Thursday 16 May 2024

“学问少”——习近平能够稳坐权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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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

习近平访问法国,又开始拉书单。他送了一堆书给马克宏夫妇,包括法国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小仲马《茶花女》、雨果《九三年》、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高老头》等法国小说的中译本。这当然是要拉近两国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习近平对于法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当场还表示说,这些书都是他和习近平“小时候读过的”。

习近平小时候经历“文革”,且是“黑五类”,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动不动就“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读这么多世界文学名著,相当令人质疑,但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没有读过,姑且存疑。但他掌权之后,喜欢拉书单,喜欢到处讲自己博览群书,这都是事实。我也是读书人,我相信天下绝大多数喜欢读书的人都同意我这个判断: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不会到处拉书单,到处跟别人说他读了多少书;倘若真是如此,那书其实也就是白读了。因此,到处拉书单,显示自己有学问的人,通常是那些学问少,甚至没学问的人。结论是:习近平其实是一个“学问少”的人。

我没有在这里瞧不起学问少的人的意思,我的重点是:学问少,其实正是习近平能够被挑选上位,当上中共统治集团的接班人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外界恐怕不太了解,或者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你了解中共历史,就知道这是事实。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文胆,也是中共理论权威,对毛泽东的了解在党内无人出其右。他的儿子陈晓农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其中提到,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前在内部做过一次关于接班人的讲话,当提到选拔接班人的条件的时候,他明确说:“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P264)。年纪小,立场稳,当然可以理解;接班人嘛,总不能找年纪大的和不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人,但“学问少的”这一条标准,就颇为耐人寻味。

他之所以强调一定要“学问少”,说明了他对“有学问”这件事的警惕。有学问的人通常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学问”不仅可能打破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垄断,也有可能对于官方的舆论宣传形成挑战,这样的人做中共的接班人,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当然不是保险的事情。不能不说,饱读古代帝王术的毛泽东,对于挑选接班人的事情,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林彪等开国元老之后,开始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不管是直接从车间工人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还是平庸无能,老好人一个的华国锋,仔细审视一下,恰好都符合“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的特点。“文革”以后,中共全党表面上总结“文革”教训,骨子里还是尊奉毛泽东那一套,这就是李锐曾经说过的“毛病不改”。

邓小平挑选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多少有些学问,至少,身边有不少“学问多”的人,结果最后都被拉下马;江泽民虽然喜欢卖弄外语和文艺,但离开“学问”两字甚远;胡锦涛不读书是有名的,据说书架上只有前苏联的故事书。显然,虽然毛泽东不在了,但是把“学问少”作为挑选接班人的条件之一,还是作为中共的党内传统延续了下来。这种延续,道理跟毛泽东的思维是一样的,有学问的人,本身就不是那么可靠。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当他被挑选为接班人的时候,是不是正好符合“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呢?全部符合!显然,习近平能够上位,能够维持权力到今天,是因为他才真正符合毛泽东给中共制订下的接班人的标准。他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合法性,其来有自。

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知识水准,文化水平这么低的习近平,可以稳坐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只有真的了解中共过去的历史,才能理解中共今天的现实。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5/%E2%80%9C%E5%AD%A6%E9%97%AE%E5%B0%91%E2%80%9D%E2%80%94%E2%80%94%E4%B9%A0%E8%BF%91%E5%B9%B3%E8%83%BD%E5%A4%9F%E7%A8%B3%E5%9D%90%E6%9D%83%E4%BD%8D%E7%9A%84%E5%8E%9F%E5%9B%A0%E4%B9%8B%E4%B8%80.html


中国将“惩戒”五名台湾名嘴 当事人: 光荣的制裁、迟来的荣耀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国台办5月15日点名五位台湾名嘴,称其编造有关中国的虚假负面资讯、“挑动两岸敌意对立”,将依法对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

对此,中国网民正反看法不一,但台湾方面对国台办则多所嘲讽,尤其多位当事人反而自诩“光荣”,他们认为,自己是揭发了中国经济疲软的真相才遭制裁,而国台办此举恫吓不成,恐反凸显两岸在言论自由的极大落差。

根据中国国台办官方微博帐号的最新发布,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5月15日召开例行记者会时,被媒体问及,中方是否正在针对“长期造谣毁诽谤”的台湾名嘴,研议惩戒措施,该媒体于提问时,指控部分台湾名嘴编造“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没靠背”等信息,抹黑大陆。

点名五名嘴 国台办制造寒蝉效应

对此,陈斌华于记者会中直接点名黄世聪、于北辰、刘宝杰、李正皓、王义川五人,称其“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负面信息”及“错误言论......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大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5人及家属实施惩戒。”

不过,陈斌华未进一步说明,五位名嘴的那些言论触法,又触犯了那一条中国法律或中国将对他们和家人实施那些惩戒。

黄世聪活跃于台湾的电视节目,以财经专长著称;于北辰是退役陆军少将,现任桃园市议会议员;刘宝杰出身新闻记者,现主持带状电视政论节目“关键时刻”;而李正皓原出身国民党的青年军,但遭开除党籍后,曾游走亲民党和民进党,现以评论时政为主,至于王义川现职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对于5人恐遭制裁,中国网民反应不一。

有的网民附和国台办的严惩并留言称:“这些骗子们,一枪爆头太便宜它们了。应该拉到大陆来劳改。”

还有网民跟着点名严惩其他台湾名嘴,如王瑞德,或制播节目的电视台。

但也有网民不看好国台办的惩戒并留言称:“这不等于是给他们授勋吗?”或“台办让你们更加出名,你们应该感谢啊”。

王义川反酸国台办要“深自反省”

至于台湾方面的反应则几乎以嘲讽居多,尤其当事人中,李正皓以“光荣的制裁”回应,王义川则反酸国台办要“深自反省”,而于北辰更直呼“太棒了!”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聿禅也发布书面声明回应,台湾是民主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障,中国无权干预,面对国台办的人身威胁,台湾政府将确保国人的安全,“不会让这样的威胁得逞”。

林聿禅表示,北京当局长期以打压、威胁或关押的方式对付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媒体记者,“让中国的人权评比也始终敬陪末座。这次北京当局不仅不思改进,甚至把侵害民主自由的手伸到台湾来,点名威胁媒体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这种蛮横无端的行径,不但让台湾人更加不信任,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李正皓:中共假制裁、大内宣

被点名的李正皓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国制裁台湾媒体人恐是对台“放软姿态”的迹象之一,因为台湾准总统赖清德520即将上任,中共面临内部鹰派的压力,现逼着官方做出“假动作”,对内安抚,但又不至冲击未来与民进党政府对话的契机,所以,只能制裁小人物,不敢对国安会谘询委员黄曙光或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开刀。

李正皓说:“纵观大国之间的制裁,没有人在制裁媒体人。美国制裁中国,一制裁就制裁李尚福国防部长、林郑月娥香港特首;中国过去制裁台湾就是(台湾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真刀真枪的制裁一定是制裁政府官员、立法委员,不可能去制裁民间人士。”

他说,国台办点名制裁也是内宣效果,透过点名这些名嘴“胡说八道”,来反驳并灌输“中国经济没有不好”的印象。

李正皓说,此次被点名的媒体人都长期揭露中国经济下行的真相,触碰中国维稳最敏感的底线,也因此,他说,小粉红分别给5人取绰号,如李正皓是“田鼠哥”、王世聪是“榨菜哥”、于北辰是“土房哥”和王义川是“靠背哥”,都因他们一针见血点出中国经济的窘境。

同样被点名的财经评论员黄世聪也同意,他应是踩到“不能唱衰中国经济”的红线。

点出中国经济窘困 触碰维稳的敏感底线

他说,中国经济自2023年放缓后,民间或境内网络自媒体看空中国的声浪都被噤声,迫使很多中国网民“翻墙”出海寻找“墙内”看不到的信息。

黄世聪认为,国台办旨在台湾媒体圈制造寒蝉效应,以减少批评中国的评论,或诱导台湾媒体高层进行“自我审查”,让中国民众“翻墙”也看不到太多负面的信息,等于对台湾或中国进行双管齐下的管控。

他还说,国台办点名的时机也有特殊意义,就选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对总值约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徵关税,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面板等新能源产品。

黄世聪告诉美国之音:“中美又有新一轮的贸易摩擦,包括拜登又课了很多新的关税,这显然对中国压力是蛮大的,我们在这时候又报道更多这样的消息,这是中国不乐见的情景......(中国)拿名嘴开刀成本很低、然后可以收到一些效果。”

黄世聪也说,这是中国在520前对台隐形施压,拿媒体人开刀的政治敏感度比制裁民进党籍政治人物小多了。

于北辰:被中国制裁是“迟来的荣耀”

但以恫吓效果而言,黄世聪认为,这样的制裁反凸显中国跟台湾的言论自由度差距太大,台湾时政评论员的言论立场本就应受公评,但内容若都属实,却遭中国噤声,反凸显台湾言论的宽容度。

黄世聪直言,他没有到中国经商的打算,未来仍会继续评论中国,不受制裁威胁,他相信,多数台湾媒体人也不会因此屈服。

以评论两岸军事见长的于北辰则以书面回覆美国之音时重申,中国的制裁是“迟来的荣耀”。

于北辰说,他自1983年报考军校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反共”,应该40年前就名列“共匪”的黑名单,尤其1996年台海危机时,他就在台湾备战,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

于北辰说:“这波制裁表示,我没有‘穿着军服才反共’,我是表里一致,永不向专制低头的。”

媒体人刘宝杰则于当晚的东森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中回应,他反问国台办,评论经济等同台独?中国怕什么?至于东森电视台也做出“节目一切如常”的六字回应。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5/%E4%B8%AD%E5%9B%BD%E5%B0%86%E2%80%9C%E6%83%A9%E6%88%92%E2%80%9D%E4%BA%94%E5%90%8D%E5%8F%B0%E6%B9%BE%E5%90%8D%E5%98%B4%7C%E5%BD%93%E4%BA%8B%E4%BA%BA%7C%E5%85%89%E8%8D%A3%E7%9A%84%E5%88%B6%E8%A3%81%E3%80%81%E8%BF%9F%E6%9D%A5%E7%9A%84%E8%8D%A3%E8%80%80.html


YouTube:同意封锁《愿荣光》影片 对歌曲遭禁裁决失望

香港法院上周三(8日)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Google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影片分享平台YouTube周二(14日)表示,会遵守法院裁定,限制香港用户浏览32条含有受禁制内容的影片,即时生效。

《路透社》报道,YouTube将根据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在香港平台上封锁法院禁制令视为“禁止发布”的影片。YouTube在声明中表示,对法院裁决结果感到失望,指裁决将令人质疑香港政府促进数码经济,以及恢复香港营商声誉的工作,但会遵守法院的移除命令,将限制32条《愿荣光归香港》短片在香港播放。

YouTube将继续考虑上诉的选项,以促进资讯流通。发言人称,公司正修改系统处理变更,相关影片链接最终不会再出现在香港的Google搜寻引擎结果内。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上周三(5月8日)批准了香港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的临时禁制令申请,使这首在反修例抗争期间广为流传的歌曲成为禁歌。

上诉法官潘兆初(Jeremy Poon Shiu-chor)在裁决中写道,《愿荣光归香港》的作者意图将此歌曲作为“武器”,具有煽动市民情绪的能量。他认为有效维护国安的方法是要求网络平台营运者删除与该歌曲相关的“有问题视频”。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阻止这首歌的传播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的“正当必要举措”。

美国驻港外交官和一些商业人士说,禁令将进一步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并引发人们对自由受侵蚀的担忧。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儒瑞(Gregory May)上周表示,“香港当局已经踏上了试图审查网络上某些内容的滑坡,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将在哪里结束?”梅儒瑞还说,开放的网络是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主要优势,如果香港想继续保持主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就应该保证维护网络自由。

美商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数位部门联合主席陈澍(George Chen)表示,从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如果你开始每天要求平台删除100个或1000个链接,平台会疯掉,也会让全球投资者更加担心香港的自由市场环境”。

亚洲互联网联盟(Asia Internet Coalition)等行业组织表示,在香港保持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是保持这座城市优势的“基础”。

路透社、美国之音等综合

from 博聞社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340566.html


【杜耀明評論】特區間諜故事說不好  香港與西方關係破裂



一名香港駐倫敦官員,以特區公帑聘用兩名英國紀律部隊人員,長期跟縱及偵察留英的香港活躍分子,近日被英國政府拘捕,再以間諜罪行起訴。姑勿論三人最後是否罪成,特區當局此舉不僅惹起外交風波,處理不慎的話,更會損害香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根據英方的控罪簡報,該名香港官員是特區駐倫敦經濟及貿易辦事處的行政主任袁松彪,他聘請兩名人士涉嫌協助一個外國情報組織,蒐集情報,監察目標人物,並強行進入民間住所,而服務報酬由經貿辦支付。由於有證有據,負責調查的執法人員直言,上述控罪涉及的外國情報組織正是香港當局。消息公布後,特區政府只強調英方必須保障當事人的合理權利及利益,沒有否認指控的事實,也沒有否認該官員以官方身份行事,看來爭議焦點只限於英方指稱的行動是否違法。

近年來,西方朝野緊密留意,中國以甚麼手法影響(或稱影響力行動 influence operations) 他們國家的不同領域,如政府決策、政治選舉、傳媒內容、當地中國人等等。其中一些極端例子,如「獵狐行動」(Operations Fox Hunt) , 亦即跨境執法,以強迫手段把逃離中國的經濟罪犯或異見人士遣返中國,早已引起輿論強烈關注。

一年內,英國國會情報及保安委員會和國際特赦組織先後發表報告,公開指責這些不法舉動。同期間,歐美政府亦加強戒備中國滲透其他國家的間諜活動。英國《泰晤士報》指出,歐盟外交部認定中國在布魯塞爾的特務人數約250名,比俄羅斯的二百人還要多。上月底,德國警方拘捕四人,懷疑他們為中國當特務,其中一人更是國會議員助理,而英國則以間諜罪名起訴一名國會的研究員,也被指與中國有關。

在此背景下,英國警方今次偵破的間諜案,無疑提供又一事例,確定中國對他們懷有敵意,視歐美等地為藏污納垢之所,必須伸展長臂跨境執法,才能保住中國的安全。更甚者,此舉加深歐美政府對中國的疑慮,甚至會引發反制行動,因為如果控方指陳的事實無誤,即統籌跨境執法是特區官員,財政支持來自特區政府,也就代表這些違法的監視以至干擾行動,完全是香港官方授意的行為,而中國既有權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同樣責無旁貸。

一直以來,欺凌中港民運、工運人士的干擾行動,時有發生,例如暴力襲擊、被潑紅油、跟蹤盯梢、黑客入侵等,但由於沒有證據斷定由官方指揮行事,最後只能歸咎中共的支持者。同樣,歐美政界及非政府組織以往對中國政府滲透外地的指控,大多根據作證者的經驗和見聞而推斷,難有直接證據確證官方的參與。例如孔子學院,遍佈歐美各地,從活動性質和宣揚內容看,都不失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海外樞紐,但若從組織及財政關係看,仍欠直接證據確定兩者的從屬關係。

反觀今次由倫敦揭發的香港間諜事件卻叫人大開眼界,因為特區當局無法推卸其法律責任。如果袁松彪只是執行上方委托的職務,而英國《國安法》與香港《國安法》看齊,可以同樣應用於世界各地,香港特首即刻符合資格,成為英方起訴的對象。不過,即使英方不能離岸起訴香港特首,相信他也不會到訪英國,除非法庭判袁松彪無罪,否則特首身處英國,不被控告也要協助調查。

刑事起訴只是開端。英政府需要面對的挑戰是,一個經貿辦可以變質為情報及間諜中心,對三年來十五萬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構成安全威脅,因此移除個別違法者之後,必須盡力避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方法一是提高戒備,由英政府審查駐英的香港人員,排除某類背景或高風險的人物參與辦事處工作;二是將香港駐英人員與中國及俄羅斯人員歸為同類,加強監視人員的活動,甚至限制英國公務人員與他們交往;三是乾脆取消香港駐英的經貿辦事處。

其實不論一二三,都有損香港聲譽,也削弱它對駐地的影響力,其他西方國家仿效英國的話,損害將會更大。面對英國的指控,特區政府的最佳策略是老實面對,若認為招聘英方紀律人員監察當地的香港活躍分子是合理合法,便該理直氣壯,直言「間諜」無罪。若自認理虧或事敗認輸,何不退一步海闊天空,速速道歉止蝕,換取英方諒解,以修補港英關係。

如今溫溫吞吞,「間諜」故事是對是錯也說得拖泥帶水,又如何講好香港故事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tym-05162024095511.html


台灣新總統下周就職 澳前總理﹕堅定地向中國說不

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賴清德下周一(20日)就要宣誓上任,美國總統拜登已宣布將派遣非官方代表團出席就職儀式。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研討會上,大部分學者都贊成國際社會應該支持台灣。

台灣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即將就職,這位被北京稱為「危險的分離主義者」,除了需要處理島內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還要應付比前任總統蔡英文執政時更複雜的台灣發展前途,以及台海和平穩定問題。

美國智庫組織「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周三(15日)舉辦研討會,分析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對民主制度、全球經濟穩定和台灣自決權的影響。該法例於2005年生效,針對「台獨」分裂勢力而立,為北京武力捍衛國家主權提供依據。法例又提到台灣可就個別事項與北京進行協商和談判。

美國應協助台灣反擊北京的文攻武嚇

兩位出席研討會的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與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都提到,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只是北京用來對台灣發動武裝攻擊的藉口,美國應該加強自身軍事能力,並協助台灣增強對中國的阻嚇。他們又建議增加與台灣的經濟接觸,並幫助台灣擴大參與不同的國際組織。

科頓說﹕「台海戰雲密布,可以做準備的時間已經不多。國會和總統應立即增加五角大樓的預算,啟動重整軍備的戰略,以阻止並在必要時擊敗中國對台灣的入侵。」

前總理莫里森﹕澳洲應該堅定地向中國說不

前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接受本台訪問時強調,確保印太地區保持自由和開放,符合澳洲國家利益。他指,北京頻繁地損害區內其他國家的主權,例如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進行猛烈的水砲轟擊,這些行徑不能接受,澳洲應該堅定並明確地表明立場。

莫里森說﹕「我認為中方的意圖非常明確,他們時不時地改變戰術,但終局是一樣,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一點。 AUKUS與『四方安全對話』是可信威懾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以及支持志同道合的國家參與國防技術等領域的研究。」

莫里森任內對華立場強硬,與美國簽署「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引致北京向澳洲實施貿易制裁,但他直言值得付出代價,因為「除非澳洲和日本、美國這些盟友說不,否則中國不會停止在南海建設島礁」。

據了解,拜登將派遣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Bryan Deese)、前副國務卿理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智庫組織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前政府顧問理布希(Richard Bush),以及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出席賴清德在5月20日舉行的就職儀式。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也將同行。

代表團將於周末抵達台北,在台期間還將與各界領袖會面。

記者:江穎(華盛頓) 編輯:溫曉平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us-forum-05162024124340.html


普、習會可促成俄烏和平? 加拉格爾:中國可調停是天真想法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連任後第一次出訪就到中國。普京周四凌晨抵達北京,並在當天跟習近平會面,兩國元首除了表達兩國是「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外,更強調中國可以調停俄烏戰爭,為歐洲帶來和平。但前美國國會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習近平無視華府警告,繼續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認為外界對於中國可以調解俄烏戰爭這個想法天真。美國不可以相信習近平任何承諾。

北京時間周四(16日)凌晨4點30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專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展開對中國為期兩天的國是訪問。中方派出儀仗隊歡迎普京。

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待普京,兩人一見面便互相笑著打招呼,之後舉行小範圍會談。

據央視報道,習近平形容普京是他的老朋友,指慶祝中俄建交75週年是貫穿今年兩國關係發展的主線。中俄關係「樹立了大國、鄰國相互尊重、坦誠相待、和睦相處、互利共贏的典範」。

兩國聯合聲明就俄烏戰爭作出表述:「俄方積極評價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客觀公正立場,贊同必須在充分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上解決危機的觀點。俄方歡迎中方願為通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烏克蘭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雙方指出,必須停止一切促使戰事、衝突進一步升級的舉動,呼籲避免危機失控。雙方強調,對話是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良好途徑。雙方認為,為穩步解決烏克蘭危機,必須消除危機根源,恪守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兼顧各國合理安全利益和關切。」但中方依然沒有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亦沒有發表促成和平的具體建議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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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國會眾議員加拉格爾接受本台專訪時指,外界對於中國可以調解俄烏戰爭這個想法天真。(自由亞洲電台)

在上月卸任國會「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的加拉格爾,在美國時間周四(16日)上午首次以研究員的身份公開露面,出席美國智庫組織「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座談會,並接受本台專訪,他十分堅決地指出,如果相信習近平就太天真了。

加拉格爾說﹕「中國向普京的戰爭機器提供武器,加劇了烏克蘭的混亂,不顧華府一再警告。儘管總統拜登在支援普京對烏克蘭發動戰爭這方面劃出了紅線,但中國仍在繼續幫助普京,因此對中國可能以某種方式成為和平締造者,或穩定力量這想法,我認為充其量是天真的。」

加拉格爾表示,中國的承諾「不值一文」,很多證據都反映中國違反了多項國際協議,特別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正在尋求破壞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假設,華府應該以「不信任且要驗證」(distrust and verify)的立場考慮對華政策。

加拉格爾又指出,俄羅斯和中國實際上是同床異夢的伙伴,他們之間在冷戰時期有一段充滿憂患的歷史,北京沒有誠意斡旋俄烏衝突。

去年中國曾發表過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呼籲「支持俄烏相向而行,儘快恢復直接對話,逐步推動局勢降級緩和,最終達成全面停火。」該提案因未能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被佔領地區而遭到烏方和西方國家的反對。

記者:江穎(華盛頓) 編輯:溫曉平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putin-05162024143422.html


Tuesday 14 May 2024

【转载】《杜高档案》留在纸上的苍凉

来源:微信,转自 凤凰卫视访谈录 原题:杜高档案

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我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195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很单纯的那么一个青年。

解说:杜高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十二岁起就发表散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就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后,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第二年,杜高进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在创作室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个创作室老中青结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在杜高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做着艺术的灿烂的梦,我们都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从事的专业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读书,谈看戏,在一起玩,我们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都没有成家。

这是195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指着画面上的照片),这个人叫罗坚,这个人叫田庄,这个人叫蔡亮,这个人叫汪明,中间这个是我。现在就只剩下中间的这个人了。当时笑得多灿烂!那真是很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讲,是充满阳光的岁月。

陈晓楠:在20世纪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1955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友谊吗?我希望我们党要爱护年轻人,不要惩罚年轻人,不要夸大年轻人的弱点,而且不要把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现象里面去,不要用一种社会学的公式来套用到一切生活现象上去,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复杂的。我当时表达了我这样一个青年的一些观点。另外,我特别引用了苏联对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材料。我希望,我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我是热诚的也是大胆的更是幼稚的。

解说: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党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杜高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剧协的气氛也随之大变。这位书记抖出了杜高交给他的申诉信后,揭露杜高的罪行。他高升了,成了“反右”五人小组的成员。

杜高:这时,我们机关里已经开始“反右”了。从“鸣放”忽然变成“反右”。“反右”第一个揪出来的人就是罗隆基,因为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为“肃反”的无辜者平反。汪明是个很天真的人,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一看这个形势,马上就来跟我讲,这可不得了,我们不能跟罗隆基弄在一起呀,我们得来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只是对机关里面的“肃反”整了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和罗隆基那样整个地反对共产党可不一样,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汪明是想在这么一个氛围里来挽救自己,就跟我两人联名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贴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命运,两个小青年,想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做一点努力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当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后就成为人们拿来批判我们、嘲笑我们、谩骂我们、讽刺我们的一个反面材料。

解说:对杜高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电影界最大的一个右派。

杜高:如果从个人关系的接触讲,吴祖光跟我们的友谊更密切一些,因为他的家里更好玩,新凤霞对我们又非常好,他家里文化气氛非常浓郁,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我们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们小弟弟,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电影家戴浩和音乐家盛家伦。

解说:多年来,吴祖光、黄苗子他们和这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当听说杜高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后,吴祖光还在一些场合为他们说过公道话。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也正是吴祖光的这种率真给自己招来了大祸。1957年,他在整风会上一个诚恳而委婉的发言,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最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团。

杜高:到了“反右”,吴祖光一下被揪了出来。他一打成右派,灾难就又一次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就把这个“小家族”,就是原来想挂到胡风那里,以胡风为首的这么一个外围小集团,“肃反”时没有挂上,现在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了,这个很顺理成章了。那么“反右”运动,“小家族”就变成吴祖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了,而这个小集团被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艺术家,黄苗子、丁聪等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这样做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杜高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斗争”纪录片准备放映。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先生,叫陈北鸥,也在文联大楼,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地告诉我说:周总理救了你。我说:怎么了?他说:周总理昨天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说,哎哎,都是年轻人,要挽救,这个片子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劳教之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们,又是怎样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的呢?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

陈晓楠: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了戏剧家杜高的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可以说,杜高的青春就是由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组成的。李辉后来回忆说,当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样的一些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后期的档案材料,是他从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个月间强制劳动改造的记录。而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检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李辉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对杜高说,这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吧,只不过这个喜剧里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泪。

杜高:那已经是临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国开始饥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定量很少了,每顿就是两个小窝窝头。这一天轮到我到伙房领窝窝头。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还是下车间了,我打了他的饭回来,两个窝窝头没人领。每个人都发了两个窝窝头。那个时候我很饿,我的确产生了想法,没有人要嘛,我就没有及时退给伙房。周围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个人汇报了这两个窝窝头搁在那里。来了一个管教干部,就问:这两个窝窝头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就把这两个窝窝头送还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里想吃这两个窝窝头,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要我交代没有退回这两个窝窝头的事情,别人来分析我的思想、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坦白啊,我说:我的确想吃掉这个窝窝头,因为我肚子很饿啊,想吃。哎呀,就开始批判,那个小组会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这还不够,小组会开完以后,那个管教干事对我讲:你要很好地写一篇检讨,你这个思想,你不很好地写一篇检讨是很危险的,你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监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灯光啊,我趴在下面写检讨。这个检讨我后来再回忆,真是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鞭打我自己的灵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窝窝头的诱惑,我是如何地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后要走到反社会主义,就从这两个窝窝头,我就上纲,一步一步地上纲到把自己彻底地糟践成为一个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罪人。我的这篇检查完好地存在档案袋里。

解说: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写下的那份检讨书。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着这一年,他觉得届时他将因为劳教期满三年而恢复自由。然而杜高的满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你哭了吧。他说:晚了!你当时怎么不想到你在骂我们啊。就这样,不等我辩解,就把我定了个三年。

解说:就这样,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劳教,成为他所在的农场里唯一一个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恐怖——饥饿。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惨的一个冬天,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个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就是一尺宽那么大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那个劳改农场,我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抬人走的声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它又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小家族”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衍为首了,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揪出来了嘛,以夏衍作为后台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报》的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又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上面去,他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后台?

解说:尽管自己的罪行升级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叹的是,原来曾经审查、批判过他的三位文化部领导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

杜高: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领导“肃反”运动,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这个“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光霄副部长,他进了秦城监狱,他作为“走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跳楼了,把腿摔断,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最悲惨的是刘芝明副部长,他是后来专管“二流堂”“小家族”专案、给我们做政治结论的人,当时他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我们宣布这场斗争以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获胜而结束。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到了“文革”,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陈晓楠:1979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终于获得了平反。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了。他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剧协工作。1980年春天,杜高结婚,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然而和“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杜高还算是幸运的。尽管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摧毁,可是他幸存下来了,而且重新恢复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动力。而他深爱着的那些朋友,却一个个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在“小家族集团”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发以后。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田庄,虽然等来了平反的那一天,不过,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打电话通知他,在右派改正书上签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飞一样地往北影跑了去,签了字,拿到这张改正书啊,跑回家,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呕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种咳血,是呕出来的,把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吓坏了,满满的一面盆。他压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他被抬到积水潭医院。我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在医院,立即去看他,我还是照过去那样叫他小田,我刚进那个病房,叫一声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搂着我的脖子哭了……

解说:几天后,田庄去世。在田庄临终前,他送给杜高的妻子这张照片。

杜高:田庄爱人有一天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她说:杜高要结婚了,要安家了。田庄非常高兴,田庄就想到他还保存着我的一张照片,要他妻子赶紧回去找。那张照片就是现在印在我的《又见昨天》这本书上的,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1955年我送给他的,我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我送给他的,我自己都没有保留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写了一张字条,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不认识的我现在的妻子,他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几岁,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弃我,所以说“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用了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妻子。

解说:罗坚,在杜高的朋友中间,算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小家族”问题爆发前,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在“小家族”成员中,罗坚被列为“重要分子”。

杜高:为这个小集团,他吃够苦。把他弄到贵州去了,在一个花灯剧团工作,很苦闷啊,他非常苦闷啊。后来,好不容易平反了,这个“小家族”问题没有了,他也跟着回北京了,但就是不分配他工作。正是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很快,没有两年,忽然一下心肌梗死。我和吴祖光一道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吴祖光简直不相信他会这么早死去。他一直叫罗坚“大使公子”,跟他开玩笑,因为罗坚的爸爸曾经是驻苏大使,他一直把这个小罗坚当成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更使我伤心的是蔡亮,我的确是太喜欢我这个朋友了。

解说:蔡亮曾是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小家族”问题爆发后,他和他的恋人张自薿被下放到西安。

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文:李辉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余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的生命是如何白白地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

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当我撰文披露收集到这批史料的消息后,曾担心杜高先生会不高兴,然而,他却兴奋地与我通了电话,并欢迎我把档案拿给他看。至今我仍难忘他第一次翻阅档案时的惊奇。他落泪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听到了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一个生命的叹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仅赞同我的提议,把这批档案整理出版,并与妻子李欲晓女士亲自参与整理。在我看来,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具有非凡的勇气。

经过几年的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于2004年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我本以为我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是完整的,而随着书的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惊奇还在后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来电话,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来,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辗转托人找到他,给他一个惊奇——赵先生于1997年出国前,在潘家园旧书摊也买到了一册订好的“杜高档案”,它们正好是《一纸苍凉》中劳改时期的档案的补充,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了它们,“杜高档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几天后,我们三人在杜高先生家里相聚。历史的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赵先生告诉我,他是在读到《一纸苍凉》后,猛然想到自己出国前的意外收获。他还特地为我带来一页档案的复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档案中注明“1960年最后一天”《检查》所缺少的最后一页(见《一纸苍凉》第293页)。杜高写这份检查,主要因为有一天他没有及时把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头,尽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视为“错误”而接受批判。

所补缺的最后一页的文字如下:

用欺骗、谎言来掩饰自己思想深处的坏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并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现在,我向组织上、向领导上剖析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的这种可耻的坏念头、坏思想、坏意识以后,我就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气去正视它,和它斗争,并且一定会战胜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转载】《杜高档案》留在纸上的苍凉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3062


Sunday 12 May 2024

梅儒瑞闡述美國對香港政策全文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梅儒瑞(Gregory May)在美東時間周四(9日)早上出席美國智庫組織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舉辦,一場名為「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遭受侵蝕對美國的含義」(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網上論壇。梅儒瑞在論壇上詳細闡述了華府對港立場,參考價值豐富。本台翻譯了梅儒瑞的開幕詞,以及和資深學者肯尼迪(Scott Kennedy)的問答環節,以供公眾閱讀。為簡潔原因和方便讀者理解,本台對網上論壇的文字翻譯記錄進行了輕微改動。

肯尼迪:

香港在2019年和2020年發生的事深深烙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一份引渡法案激起香港民眾的抗議,並最終導致中央政府啟動《香港國家安全法》,而該法案又遭遇美國和其他國家制裁。此後,由於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對台灣海峽潛在戰爭的擔憂,以及來自中國更廣泛的挑戰令世界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從香港轉移。

去年,我和我的同事決定是時候返回香港進行盤點,看看香港自治權的復原及侵蝕程度。因此,我們在九月進行了一次長期的研究之旅,並採訪了約30多個現任港府官員、前任港府官員、商界人士、投資者、學者、記者和非政府組織人員。

我們的報告著眼於香港自主權在復原與被侵蝕之間的平衡,並以此基礎評估美國的政策選項。我要感謝為這份報告提供幫助的幾個人和團體:共同執筆的麥克爾威(Lily McElwee)、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和CSIS的出版團隊。我們也感謝在香港的所有受訪者,以及美國國務院對這個計畫的支持。

今天的節目分為三個部分。我們先請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梅儒瑞致開幕詞。梅儒瑞於2022年9月上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到香港任職之前,他曾擔任美國駐蒙古烏蘭巴托大使館副館長,並擔任美國駐瀋陽大使館總領事,又曾在美國駐廣州和駐北京大使館任職。在華府,他曾擔任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院副國務卿的特別助理、國務院執行秘書,以及在不同職位上負責處理中國和越南問題。在加入美國國務院之前,他曾任智庫尼克森中心(The Nixon Center)中國研究助理主任,又曾任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記者。總領事先生,歡迎你參加我們的節目。感謝你為美國服務。我們期待你的評論。

梅儒瑞:

感謝你邀請我回到CSIS。各位晚上好。我非常感謝CSIS參與討論香港議題,這議題非常重要。我上次參與CSIS的討論是在2023年1月,我當時到港還不到六個月。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在香港生活一年半多的感受,並解釋當前美國的政策重點。

我經常將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描述為三個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非常好的人際關係。第二個組成部分是美港之間富有成效的商業和貿易合作。第三個部分是最具挑戰性的,那就是美國與香港政府的政治關係;在人權這一領域,還有在中國違反對香港的條約義務方面,美中雙方存在嚴重分歧。

穩定與中方、與香港的關係符合美方的整體利益。如果香港政府回到尊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精神和條文,美國政府隨時準備好作出正面回應。容許我在此強調,美國繼續敦促香港當局撤回對海外民主活動人士,包括向一名美國公民和數名美國居民,發出的懸賞令。我們將繼續呼籲釋放黎智英、初選47人案被告,以及其他因和平表達政治觀點而被拘留的香港人。

回到我提到的三個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與香港人非常良好的人際關係。維持與香港人民的友誼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這是我擔任總領事期間花費最多時間關注的地方。

香港是美國前25大國際學生來源地之一,目前有近6,000名香港學生於美國大學就讀。我們對這個數字感到非常自豪。當然,這方面還有增長空間。我花了很多時間推廣美國教育,但我們也想鼓勵美國學生到香港。這是另一個有增長空間的領域。香港是美國學生學習中文的好地方,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我都正在努力學習廣東話,但結果好壞參半。香港也是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絕佳之地。

我在香港無論走到哪裡,都會遇到從美國大學畢業的香港人,他們的孩子或其他親戚生活在美國,他們頻繁往返美港兩地,這些香港人希望香港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保持深厚聯繫,因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將繼續成為美港關係的重要穩定力量。

第二個組成部分,商業和貿易。自2023年1月,在香港的美國公司數量沒有顯著增加或減少,仍然維持不到1300家。許多美國人驚訝,香港人口雖然相對較少,但對美國產品的需求卻非常大。去年美港雙向貨物和服務貿易額上升至590億美元,其中流向美國的貿易額有250億美元盈餘。

在我任職駐港總領事期間,我繼續與我能見到的每一位商界人士談論在香港的經歷,這些商界人士不僅來自美國,而且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我想強調,我並不是代表美國商界發言,我只是在轉述對話中不斷出現的幾個共同主題。

我第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是美國公司仍在香港進行大量投資。美國公司希望留在香港,並繼續在這裡開展業務,但這些公司擔心政治變化帶來的一些不確定性,包括最近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俗稱的《23條》。《23條》包含一些關於煽動叛亂、國家秘密、外部干涉等定義模糊的條款,這些都引起了質疑。美國公司正在密切關注網絡自由和數據監管的發展。他們看到香港當局對國家安全有著非常特別的關注。

同時,香港當局計劃在今年稍後推出網絡安全法,公眾對於這項法案有很多問號。香港上訴庭本周維持政府禁止示威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裁決,這件事令人擔憂,因為顯然香港當局已經踏上試圖審查互聯網上某些內容的滑坡。這引伸出一個問題,政府的審查會延伸到哪裏?

關於資訊自由流動的重要性,我想指出的是,香港官員最近宣布,他們將暫停為假新聞立法,

這是一個好消息。話雖如此,無論是否有假新聞法,香港媒體對其報導內容受到越來越多的控制和限制。當你每周、每月都在這裡生活時,你便會發覺新聞報導的空間非常明顯正在萎縮。

我確信,商界和公眾會非常感謝香港當局做出更強力、更明確的保證,保持互聯網自由和開放。這是香港相對於內地的最大優勢之一。商界和公眾希望得到保證,香港將避免限制資訊流動,不會讓外國公司在香港營運如同在內地一樣困難。我相信當局希望保持香港作成為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地方,維持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但他們可以更明確地說明,他們在這個領域的計劃是什麼。

最後,我要談第三個組成部分,即政治關係。正如我所提到,這方面存在大量挑戰和差異。美國有興趣穩定與香港的關係,但這將需要香港官員停止民主退化﹑停止祭出更嚴厲的鎮壓。我知道,權利和自由的倒退,不僅是美國的擔憂,也是許多國家的擔憂。最近,我們看到七國集團外長對香港的變化發表了非常有力的言論。

我提到美國政府對黎智英案的擔憂,但更加重要的是,還有數百名香港人仍被拘留,其中一些人僅僅因為和平表達政治觀點而正在等待可能非常嚴厲的判決。美國將密切關注本月稍後對47人案作出的裁決與量刑。

可悲的是,香港當局現正試圖限製香港境外的言論自由。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什麼比香港警方試圖在美國境內執行《國安法》,會對美港關係造成更大損害。這種透過懸賞和恐嚇美國公民和美國居民的跨國鎮壓是不可接受的。

上個月,國務卿布林肯宣布,美國將對參與此類鎮壓的香港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香港領導人經常抱怨所謂的「軟對抗」(soft resistance),這是香港人無聲表達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坦白說,我在港的有限時間內看到當局越來越頻密地利用法律體系外的壓力,限製香港人曾經享有的自由,我稱之為「軟鎮壓」(soft oppression)。

「軟鎮壓」出現在某些合法註冊的團體組織募款活動的時候、餐廳和酒店在最後一刻找藉口解釋 為什麼他們的設施不再可租用、或者著名政治漫畫家突然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無法出版他的作品時。

因此,國際社會關注《國安法》和《23條》對權利和自由的損害是正確的,但我認為,自我審查和當局的「軟鎮壓」同樣削弱了香港的活力、開放性和法治。

綜合以上所述,我的大部分言論集中在美國政府的擔憂上,但我想以樂觀的態度作結語。

香港人的堅韌精神讓我深受感動,為所有人帶來希望。即使在這非常艱難環境下,很多香港人正在盡其所能地努力回復和保留許多令香港特別的東西,也是我真正享受居住在香港的原因。香港獨特的語言、文化、包容開放的基因,是她最大的資產,還有香港人…這包括不同意美國政策的香港人,他們仍然非常歡迎我個人、領事館的外交官同事,當然還有全體美國人。

去年,香港總領事館慶祝成立180週年,我們決心在未來兩個世紀或更久留在香港。因此,無論未來如何,美國都將繼續全面參與香港事務。再次感謝CSIS讓我在這項重要活動上發言。恭喜CSIS發表新的報告。我讀了報告,認為它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觀察和建議,因此我讚揚CSIS的出色工作。




肯尼迪:

總領事先生,非常感謝你極其深思熟慮的致詞。如果你能讓我問幾個問題,我會很感激。我知道觀眾也歡迎你提出額外的想法。我們結束訪港回到美國後,有繼續跟香港官員談話,他們感到最憤慨的事,是指責他們沒有決策權和自主權來引導香港的未來。特別是最近《23條》立法,我們聽到各種解釋和理由,強調該條例是精心構建,存在協商過程,並且被告人會得到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香港官員強調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香港與其他國家沒有不同。你如何看待這些事情?

梅儒瑞:

我想首先強調2020年的《國家安全法》對香港造成損害。《23條》引發的根本變化,我們需要等待,看看該法例是如何被應用。我讓香港人判斷《23條》立法的諮詢期、立法會非常迅速地審理該法案,以及立法會之後投票一致通過立法,是否反映了香港人的意見。確實有一些香港團體參與了諮詢,並提出了他們的擔憂,其中一些擔憂與我在致詞中提到的相同。

從我的角度來看,具有挑戰性的是,我們只是看到香港的鐘擺朝著更多的國家安全、更多的鎮壓政策這一個方向移動。我真正希望看到鐘擺向反方向擺動,香港回歸更加開放的狀態 。我想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如此。很多人希望香港能回到正常狀態,成為「超級聯繫人」、超級開放、自信並擁抱世界。如果鐘擺擺回來,對每個人都有幫助。這對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會有幫助。

肯尼迪:

有沒有兩、三個訊號暗示鐘擺向另一個方向擺動?國際社會、美國人、華府該期待什麼訊號,認知到鐘擺是否向另一個方向移動?

梅儒瑞:

華府正在密切關注我提到的跨國鎮壓是否會繼續。另外,我認為保證互聯網自由是關鍵。 「一國兩制」的區別在於互聯網是相對的自由和開放,你不需要VPN「翻牆」即可使用。這是香港一個巨大的優勢。但現在對此存在疑問。停止我所說的鐘擺,停止加倍實施非常嚴厲的政策。

我想積極地強調,如果美方看到變化,我們非常願意盡我們所能,努力與香港建立建立更好的關係。

肯尼迪:

基於這積極、充滿希望的基調,容許我對你參與今天的論壇表示感謝。感謝你為解決香港問題和中美關係所做的所有工作。

梅儒瑞:

謝謝你邀請我。歡迎盡快再次訪港。


翻譯: 江𩓙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us-text-05102024232335.html


高敬文教授谈习近平访欧

来源:
法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完成对欧洲三个国家:法国、塞尔维亚及匈牙利的访问,中国传媒当然对习近平此行高度评价,但外界又如何评价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下简称“问”)专访法国巴黎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荣休教授高敬文Professor Jean-Pierre CABESTAN(下简称“高”),请其解读。

问:就是从习近平访问拿到最多利益(的国家)?

高:可能是匈牙利吧,因为匈牙利一个好处,是它是属于欧盟的,Serbia是外面的,当然,Serbia(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的看法,关于北约、美国、普京、乌克兰战争,他们很类似的看法。

我觉得匈牙利有更多的好处,是因为它属于欧盟呀,中国公司在匈牙利有很多投资,它们在不同的行业投资啦,电力、汽车,还有电池公司,有PYD,GT都有投资,然后,他们这个公司可以用匈牙利的机制往欧盟的其他国家卖他们的产品,出口产品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好处。

问:相反来讲,中国从匈牙利是不是又拿到最多的利好关系?譬如说,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它也会在当地投资一些电动汽车的工厂(对)中国就可以透过匈牙利把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所以中国也从匈牙利拿到很多,三个国家里面,算是拿到最多利益的国家吧!

高:对,没有错,完全对,中国现在跟匈牙利的伙伴关系好像很密切,因为他们用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全天候伙伴关系,只有两、三个国家有这个形容,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坦桑尼亚,匈牙利是第三个国家用这形容。

问:在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前,有不少评论都曾经提出,他这次访问欧洲三国,就是要削弱欧美联手制华,甚至是可以希望达到联欧抵抗美国的打压,从这角度看,你觉得习近平这次取得成绩了吗?

高:不一定,因为现在欧盟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好,这是(美国)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当然,这有不同原因,一个是乌克兰战争,现在欧盟跟美国有一个统一战线,你可以这样说,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对台湾的行为、对南海的行为,还有这个外贸,我想美国跟欧洲有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政策,所以他们现在要保护自己,在高科技转让中国方面有很多新的限制,所以我想,习近平这方面没有成功,没有办法分裂欧盟跟美国的利益。

问:中国不能成功,跟欧美之间的意识型态比较相近、跟中国可能有不同,有没有关系呢?

高:当然,这个民主国家意识型态;另一个因素很明显,就是舆论,老百姓的舆论,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很不好,跟美国的情况很类似,就是以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政治越来越权威主义,有人说是极权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代沟、区异,从欧洲、美国、中国区异越来越大,

问:如果是这样,那习近平这次欧洲的访问不是很失败?甚至可以预见以后都不能成功吗?

高:没有完全失败,因为在匈牙利和Serbia的访问很成功,在法国算不错,因为按目前的情况,可以庆祝中国跟法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所以还好,我想马克龙管住给习近平主席一点面子,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Ursula)没有说要保护我们的公司,保护我们的工业,所以马克龙当然没有反对,Ursula(即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也同意,没有不同的看法。

问:习近平在离开匈牙利之前,匈牙利总理也说,因为下半年匈牙利是欧盟轮任主席国,他会支持中欧关系向前发展,作出积极努力,你估计,这个能不能成为习近平跟欧盟再进一步改善关系的一个缺口或是动力呢?

高:当然,这个事我们要观察匈牙利可以到什么程度利用这个位置来影响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我想匈牙利的影响会有限,第一是半年的位置,第二是要看其他欧盟大国的角色跟利益,不是匈牙利一个国家决定。我想,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共识,而欧盟的共识,还是对中国有意见啦,很多不同方面,一个是贸易方面啦,因为中国电力汽车公司接受很多补贴,估计要加税啦,不管怎么样,欧盟已经决定要加税;第二方面,政治方面,还有乌克兰战争。

可能有一个不一定有关系,就是6月份,瑞士会开一次有关乌克兰谈判的会议,俄罗斯不会参加,但中国会参加,乌克兰参加,也有其他国家,欧盟也会参加,所以要看一看中国可以发挥什么角色,有没有办法让乌克兰战争和平谈判?看中国可不可以给其他国家作一些贡献。

问: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中国能为俄乌战争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再看中欧关系。

高:对,再看。你知道这个普京下星期要去北京访问,习近平与普京要co-ordinate,他们要合作,看看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就是给中国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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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ECC报告指中国侵犯人权 强迫劳动、生物监控、跨国镇压入列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5月10日下午发布《2023年度报告》,指中国政府未能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系统性地侵犯人权,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挑战,需要美国及其盟友合作解决种族灭绝问题、停止进口强迫劳动制造商品、规避中国对新闻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审查、停止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公民及其家人的镇压,并揭露中国和香港对政治犯的任意拘留和酷刑。 

这份长达373页的年度报告中,详细记录中国政府在各方面压制公民权利的举措,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行动、司法资源、少数民族权益、女性权益、人口贩卖问题、环境与气候变迁等,并提及多位仍在狱中遭到关押的维权人士,包含彭立发、黎智英、丁家喜等人。

报告详列中国特工针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跨国镇压、跨国企业参与的强迫劳动行为、中国政府建立的大规模生物辨识监控系统、用来压制中国和香港维权人士的港版国安法、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中国大外宣等,范围更涵盖新疆、西藏、香港、美国及海外。报告中的「科技增强下的威权主义」为2023年度新增,详细纪录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技术,在境内和海外进行监视、审查和压制基本自由。

CECC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年度报告将会继续指引国会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鉴于部份在中国设厂企业可能参与强迫劳动行为,他也希望这份报告能向企业界提供清楚的信息,使他们不与专制政体的金钱补贴同流合污。

此外,CECC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 )也说,这份报告强调了中国当局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新方式,包括使用数字和生物识别监视,以及对美国人和其他人的跨国镇压,他说:「中国人民理应享有国际法规定的全部人权。正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报告中纪录的,而中国政府继续否认他们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

报告除了建议美国政府及国会强而有力运用相关法律,包括《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香港人权及民主法》等给予限制和制裁,也呼吁国会应加速通过相关法案,包括《跨国镇压政策法案》、《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责任与制裁法案》、《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等,并建议美国政府与国际盟友合作,以对抗中国政府的数字威权主义和经济胁迫,及推进国际人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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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拉拢菲律宾政客精英

据彭博社5月10报道,在菲律宾北部,在一个美国防卫台湾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附近,北京与当地重要政界人士取得了联系。 

菲律宾东北端的卡加延省的省长曼巴(Manuel Mamba)表示,他在过去12个月内两次访问中国,并拥有四本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的书。

曼巴谈到他的中国之行说:“我们是贵宾,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待遇。“我们住在五星级酒店,可以自由地四处游玩,甚至晚上也是如此”。

在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期间,曼巴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他并不 “亲中”,尽管他一直强烈批评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去年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允许美国使用另外四个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他所在省份的两个设施。

曼巴谈到中国说,“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如果你和他们作对,就像现在这样,他们就不会对你好”。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欺凌。如果撤除《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框架下的基地,就不会再有欺凌了”。

彭博社说,美菲关系的加强让华盛顿感到乐观,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希望这个菲律宾东南亚国家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一道,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可靠组成部分。然而,在表面之下,华盛顿和北京仍在这里争夺影响力。

虽然美国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对美国深表怀疑,并使菲律宾向中国靠拢,像曼巴这样的政客则担心菲律宾会被拖入战争。

10%亲中

前五角大楼官员、现任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的布莱恩-哈丁(Brian Harding)说:”美菲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但这种关系能否持久还存在疑问。“他说:”马科斯总统需要证明,他所推动的亲美政策能够真正为菲律宾带来经济回报。

就目前而言,美国有很多优势: 根据“亚洲脉搏研究公司”(Pulse Asia Research Inc. 12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菲律宾仅有 10%的公民表示赞成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而 79% 的人表示赞成与美国合作。

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有争议岛礁上发生冲突,菲律宾的亲美情绪有所上升。这些紧张局势促使包括小马科斯总统在内的许多菲律宾政治家更加亲近美国。

菲律宾防长小吉尔伯托-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 Jr.)在接受采访时说:“马科斯总统不是亲美派,也不是反华派,他是亲菲律宾派”。碰巧的是,“我们的权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

这种更紧密的关系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周五结束的联合演习中,1 万多名官兵演练了网络战、实弹射击和击退海滩上的两栖攻击。最后,两国轰炸了一艘退役的中国制造油轮,将其送入海底。

经济利益

该报道说,美国官员承认,从长远来看,巩固美菲联盟需要华盛顿提供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军事演习。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最近访问马尼拉时公布了美国公司 10 亿美元的投资。

在菲律宾北部,居民对将中国赶走持怀疑态度。

塔里布布小学的教师伊万杰琳·拉金丁 (Evangeline Raguindin) 说,“菲律宾从中国人民那里赚了很多钱”,这个小学的新校舍就是中国基金会出资建的。当被问及马尼拉最近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发生领土冲突时,她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受到影响”。

曼巴在北京的人际关系取得了成果。今年,一个耗资7300万美元的新灌溉项目开始在他的家乡土澳附近抽水。曼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该项目,资金最终以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形式到位。

当地农民对这个由中国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CAMC)完成的项目表示赞赏。曼巴将其形容为 “梦想成真”,并认为它“将为我的邻居们带来大量收入”。

中国副外长威胁

曼巴说,在北京期间,他与副外长孙卫东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这位中国官员警告他接待美军的后果,并让他敦促马科斯总统在双边基础上解决南海争端。曼巴说,回到菲律宾后,他给马科斯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这一点。

曼巴说,孙卫东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虽然我们是邻居和朋友,但如果你们允许中国的敌人留在你们身边,我们将被迫与你们交战”。

彭博社说,当被问及曼巴此行,以及中方是否视美国为敌时,中国外交部官员回应称,美方"引发地区紧张局势,危害地区和平稳定。菲方应认清形势,不应为了他国利益而牺牲自身安全利益,进而损害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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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以色列大规模进攻拉法也消灭不了哈马斯

以色列进攻加沙拉法的理由是要消灭哈马斯,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以军对加沙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造成“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不会消灭哈马斯。

尽管美国再三警告以色列不要对巴勒斯坦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以军封锁了拉法出境口,大量坦克部署在四周,蓄势待发。

拉法是以色列大规模轰炸和攻击加沙走廊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唯一的避难所。据估计,这个紧邻埃及的边境城市,目前容纳了超过150万巴勒斯坦人。美国和欧盟一直呼吁以色列不要进攻加沙,最主要的担心是人道理由,一旦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走投无路的巴勒斯坦人将陷入巨大灾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以色列目前的计划“将冒着在当地平民中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风险,而又不能解决问题。”布林肯表述得很明白,即使拉法的巴勒斯坦人在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的人道代价,以色列也无法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布林肯认为,“即使以色列对拉法发动攻势,仍然会留下数千名哈马斯武装成员”。他强调,以军对拉法发动进攻,将会冒着制造“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风险,最后,哈马斯将“东山再起”。

布林肯补充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哈马斯在以色列在加沙北部攻克的地区重组,甚至返回拉法附近的一个废墟小镇汗尤内斯(Khan Younès)”。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公开威胁,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华盛顿将暂停向以色列提供部分军火,特别是炮弹。

布林肯说,”我们与他们讨论了实现可持续结果的更好方法。在CBS 电视台记者问及美国是否认为加沙走廊遇害的平民要多于哈马斯成员,布林肯做了肯定的回答。

在战争开始七个多月后,以色列对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进行的致命打击和地面行动没有丝毫松懈,加沙地带面临饥荒的威胁,哈马斯卫生部周日宣布,加沙已有35034人被夺去了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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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欧洲行 自我陶醉的北京

来源:
法广

习近平五年后重来欧洲,有着拉欧抗美的重大谋划,其“成果”在北京和外界看来很不一样。

习近平先访法国,其意重在鼓励法国在西方世界的所谓“特立独行”,奉承某种北京心目中的“戴高乐主义”,但对法国关心的俄罗斯侵乌战争以及中国向欧盟倾销过剩产能不置可否。其后访问亲俄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反而加重了北京意欲在欧洲内部制造分歧的感觉。

习近平10日结束欧洲行返国,此间舆论的印象,习近平并没有抚平欧洲对中国的警觉,反而加剧了对北京的不信任。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官媒却是一片“莺歌燕舞”,盛赞习主席访欧如何成功。官媒央视借几个“很不寻常”的“场景”来凸显习近平欧洲之行的风光。

习近平6天访问三国,央视选择了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海拔2000多米的合影”。报道称:“习近平此访首站是法国,当地时间5月7日,在海拔2000多米的图尔马莱山口,中法元首夫妇以比利牛斯山为背景,留下一张意义特殊的合影。”并借用“外媒”之口夸赞“法方在马克龙‘第二故乡’上比利牛斯省安排中法元首小范围会晤”“罕见”。央视抒情:“中法元首更深入地走进彼此国家……留下朋友之间‘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外交佳话。”

第二个场景:“一万五千人的欢呼”。说的是习近平到访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举行的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央视说:“习近平在同武契奇共见记者时,专门提到这一幕,‘我为那个场面所震撼,也深受感动’。”

第三个场景:“15年后的再次献花”,央视引用习近平的话说:“令我感动的是 昨天给我献花的姑娘就是15年前给我献花的小姑娘”。匈牙利精心安排的这一幕,习近平称赞“这不就是象征着中匈友谊友好的成长。”

央视挑选了以上三个场景来表达习主席所受到的感动。至于此行究竟取得了什么比较严肃的成果,就由专程陪同习近平全程访问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面侃侃而谈了。在新华社发出的一篇长达近六千字的长文中,王毅在习近平此行“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积极进取,彰显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担当和魅力”的总括下做了几点解读:

首先是法国,王毅称“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高水平战略沟通”。称“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将迎来下一个更辉煌的甲子。”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谈到塞尔维亚,则称“铁杆友谊”继续强化,两国已构成命运共同体。关于匈牙利,则表示中匈关系已驶入“黄金航道”。

不过,比起央视看重“美轮美奂”场面,王毅大约知道“场面”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说,“明年是中国欧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50周年,中欧关系何去何从,处于关键时期”。其实,欧盟现在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最前面提到的俄罗斯侵乌与中国产能过剩。前者关系到欧洲的生存,后者关系到欧洲的经济。

对于前者,王毅引用习近平的话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利用危机抹黑中国、煽动‘新冷战’的言行。”,他指责有个别国家炮制所谓“中国责任论”;对于后者,习近平在法国就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王毅除了重复外,略带自我安慰地表示,中欧双方在绿色和数位转型中有着广泛巨大合作空间。

不过,王毅最后还是沉醉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发出了和平、团结、合作的强音,充分体现了大国大党领袖的全球视野、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再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

法新社援引专家评论习近平此行“所到之处受到皇室般的欢迎,面子上很光亮,但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突破,且欧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有增无减”,金融时报分析:习低估了大多数欧盟国家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和经济威胁的程度。

法国世界报周六的社评则指出:很明显,习近平在欧洲选择了自己的阵营,那就是具有专制倾向、着迷中国投资而又不不会批评其领导人的阵营。有专家认为,中国国家主席准备奉承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以扩大与美国的裂痕,强化他的 “多极世界 ”理念,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习近平的多极世界首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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