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我讀到的是中共草創時代極權病毒基因圖譜的誕生。
疫症無了期，終於有時間拿起這本厚重的書，高華所著的經典，記上世紀四十年代二戰期間，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偏安一角，發動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留下大量權術遺產，「實用第一」，不談馬列主義抽象理論，抓權是尚，不講道德、不擇手段。八年抗戰中同心抗敵？說笑。當年共產黨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真愛國，主張積極抗戰，即使八路軍蒙受損失也值得。但毛澤東三番四次強調「紅軍只宜作側面戰」，不能「獨當一面」，避開直接交鋒，堅持「不打硬仗的原則」，只打遊擊戰，保存力量，拖國共合作抗戰的後腿，「盡速向敵後挺進，創建共產黨根據地」。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躲到大後方延安鞏固權力。
毛澤東活用危就是機的道理，危難中不忘黨內鬥爭；當年烽煙四起，抗日戰爭留給國民黨去打，正是抓權好時機。他坐鎮延安，舞弄人事安排，抓緊資源分配，強化特務組織。短短幾年間，從抓緊槍桿子開始，繼而佔領黨政要位，再進佔「理論家」地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打擊親蘇的國際派，構築毛澤東思想，搶佔意識形態高地。
紅太陽升起，從斯大林傳染過來的極權病毒，由毛澤東插入中國基因，病毒找到繁衍的土壤。
毛種下的病毒，間歇性爆發，基因顯現的極權特徵如下：
其一，打擊知識分子，不信權威。縱使當年很多人因為迷倒於共產主義，千里迢迢來到延安投入他們理想中的烏托邦世界，照樣遭「肅反」，如高華所寫「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
一手思想感化，一手暴力震懾，培養馴服一代。審查幹部，要「脫褲子、割尾巴」，個人歷史要全盤交代、自我檢討、寫悔過書。試驗了大量嚴刑迫供手法，豐富了實踐經驗：疲勞戰、車輪戰、捆綁吊打，老虎凳、餓飯、假槍斃，證據無中生有，憑空製造出大量反黨分子。人很脆弱，訴諸教化、脅逼、再加一點利誘，沒有人能逃出權力的魔爪；杜絕一切獨立思想，全民洗腦，萬試萬靈。
毛澤東試驗新的鬥爭方式，臥底捉鬼，鼓勵舉報，令每個人都謹言慎行，令日常生活都是政治。過程中，極權機器累積實戰經驗，透徹明瞭人性弱點，深諳操控組織架構及物質資源的重要。極權基因霸道，吞噬資源，排除其他可能性；鬥爭的基本範式，溶入骨髓，流傳後世。
真理由黨掌握，你不能信仰共產主義，只能信仰毛式的共產主義詮釋。事實亦要服從於革命立場，新聞如何發表、什麼時候發表，都以黨的利益為準則；從此以後，報紙用作指導政治運動，以震懾及打擊敵人，慣性滅絕獨立思考的聲音。
撒謊是策略，說真話也是策略；對你凶殘是權謀，對你仁慈也是權謀。一時是戰狼，轉眼可以扮純潔天使。自己沒有錯，永遠是別人的錯；大原則不會錯，只是下級的錯、只是執行過火的錯。
人事選擇，物競天擇，順從者生存，再雞犬升天。毛澤東一方面羅致忠誠而自覺奉迎的執行者，如康生等特務頭子；一方面布局令異見者內訌，坐享漁人之利。耿直的人不擅謀算，遭時代淘汰。
毛式自戀亦找到生根土壤，言必偉大領䄂，官員自覺搞個人崇拜，隨時隨地感謝黨感謝習主席，全黨奮戰卻歸功一人。
勝者為王，毛澤東深明「歷史由勝利者所寫」道理，權力穩固後迅即改寫黨史，讓歷史為自己服務，鞏固權威基礎。
剛剛讀到網上潮文一帖，談病毒災情：「最大病毒起源德國，中間宿主俄國……在井崗山和陜北發生多次變異，最終肆虐神州大地，七十年沒有特效藥。鄧小平採取開放療法，雖然暫時控制疫情，但毛病不改，積惡成習，病毒基因經過重組，再次引發大面積災情！」
天地不仁，極權基因雄霸天下，組織體系建立與固化後，促進極權病毒滋長繁衍，不停複製自己，摻入組織架構的肌理，侵蝕莘莘學子的腦袋，或顯性或隱性，隨時發作，於今猶烈。
*** *** ***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專欄《無名字荒野》，此為加長版）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_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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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March 2020
Monday, 17 February 2020
中国禁书在美国获奖
来源:
自由亚洲
2006年，高华在南京家中书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一本讲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禁书，日前获得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学术著作的最高奖项之一。那么，这部著作的获奖，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一书的英文译本2月14日获得2020年度美国“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特别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
《红太阳》留给了世人什么？
该书出版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布消息特别提到，“高华耗费二十年的心力写成的这部著作，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解”。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深入研究高华教授及《红太阳》一书，他告诉记者：“研究中国的事情有两个困难。一是事实的困难，因为中国政府黑箱作业，很多资料看不到。第二就是解释的困难，就是材料摆在那里，你要把这些内容解释通我认为是最难的。高华的书不但把‘红太阳’怎么升起这件事讲清楚了，他的眼光、见识，包含他对中共政治深刻的领悟，他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也给人们留下很多宝贵的启示。”
据了解，这是“列文森奖”第一次授予一部20年的中国旧著的英文译本；高华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国内学者。
高华是个怎样的学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消息还说，尽管《红太阳》的初版时间并不符合常规评奖标准，“列文森奖”也鲜少授奖给英文译著，但评奖委员会“强烈认为《红太阳》及作者高华应获特别认可”，表示高华“对学术研究的奉献和热忱、作为一位学者所秉持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对中国及中国之外的学者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高华生前好友、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华）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奇才。你随便提问中共党史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年代的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地跟你谈，他确实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把逻辑、线索整理出来（写成书）。”
毛泽东和其思想是怎么练成的？
据介绍，《红太阳》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于2018年出版），此后重印数十次，但20年来在中国大陆至今仍被视为禁书，无法出版。书中使用的全部是公开档案资料，为读者讲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这场政治运动，奠定了起个人领导地位及中国沿用至今的官方意识形态。
陈奎德对此表示：“《红太阳》把（延安）那场运动使用的手法，包括宣传和组织方式等，还有毛泽东如何利用意识形态统治中共并建立个人的、像神一样的权威，都一一梳理清楚。这本书可以说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模式相当彻底并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胡平也举例补充谈到：“毛泽东当时是通过延安整风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另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那时很多知识青年从国统局投奔延安，这批人是在五四的氛围下长大，对科学、民主理念多少是有认同的。毛泽东也通过整风运动把这种思潮压下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相结合成了毛泽东思想，以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指导思想。”
《红太阳》可帮助世界了解、警惕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逐渐对掌握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党产生极大关注和警惕。在中国独特政治体制及文化所塑造的中国模式不断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如《红太阳》这样透彻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可协助各民主国家了解中国的执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近期就开始有意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时，特意不像以往那样称呼中国政府，而是转用“中国共产党”来“数落”中方的行径。
胡平提到，相较于过去，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研究中国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看法发生很大的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意识更强了。这当然和中共现在的种种表现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高华所写的这本书的价值。”
陈奎德则认为，世界各国其实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而高华通过《红太阳》清晰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根底“刨”了出来，相信《红太阳》的获奖能使国际社会对汉学、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进一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002/%E4%B8%AD%E5%9B%BD%E7%A6%81%E4%B9%A6%E5%9C%A8%E7%BE%8E%E5%9B%BD%E8%8E%B7%E5%A5%96.html
自由亚洲
2006年，高华在南京家中书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一本讲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禁书，日前获得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学术著作的最高奖项之一。那么，这部著作的获奖，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一书的英文译本2月14日获得2020年度美国“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特别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
《红太阳》留给了世人什么？
该书出版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布消息特别提到，“高华耗费二十年的心力写成的这部著作，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解”。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深入研究高华教授及《红太阳》一书，他告诉记者：“研究中国的事情有两个困难。一是事实的困难，因为中国政府黑箱作业，很多资料看不到。第二就是解释的困难，就是材料摆在那里，你要把这些内容解释通我认为是最难的。高华的书不但把‘红太阳’怎么升起这件事讲清楚了，他的眼光、见识，包含他对中共政治深刻的领悟，他的思考和分析的方法也给人们留下很多宝贵的启示。”
据了解，这是“列文森奖”第一次授予一部20年的中国旧著的英文译本；高华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国内学者。
高华是个怎样的学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消息还说，尽管《红太阳》的初版时间并不符合常规评奖标准，“列文森奖”也鲜少授奖给英文译著，但评奖委员会“强烈认为《红太阳》及作者高华应获特别认可”，表示高华“对学术研究的奉献和热忱、作为一位学者所秉持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对中国及中国之外的学者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高华生前好友、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高华）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奇才。你随便提问中共党史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年代的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地跟你谈，他确实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把逻辑、线索整理出来（写成书）。”
毛泽东和其思想是怎么练成的？
据介绍，《红太阳》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于2018年出版），此后重印数十次，但20年来在中国大陆至今仍被视为禁书，无法出版。书中使用的全部是公开档案资料，为读者讲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这场政治运动，奠定了起个人领导地位及中国沿用至今的官方意识形态。
陈奎德对此表示：“《红太阳》把（延安）那场运动使用的手法，包括宣传和组织方式等，还有毛泽东如何利用意识形态统治中共并建立个人的、像神一样的权威，都一一梳理清楚。这本书可以说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模式相当彻底并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胡平也举例补充谈到：“毛泽东当时是通过延安整风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另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那时很多知识青年从国统局投奔延安，这批人是在五四的氛围下长大，对科学、民主理念多少是有认同的。毛泽东也通过整风运动把这种思潮压下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相结合成了毛泽东思想，以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指导思想。”
《红太阳》可帮助世界了解、警惕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逐渐对掌握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党产生极大关注和警惕。在中国独特政治体制及文化所塑造的中国模式不断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如《红太阳》这样透彻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可协助各民主国家了解中国的执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近期就开始有意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时，特意不像以往那样称呼中国政府，而是转用“中国共产党”来“数落”中方的行径。
胡平提到，相较于过去，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研究中国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看法发生很大的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意识更强了。这当然和中共现在的种种表现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容易理解高华所写的这本书的价值。”
陈奎德则认为，世界各国其实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而高华通过《红太阳》清晰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根底“刨”了出来，相信《红太阳》的获奖能使国际社会对汉学、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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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1 February 2017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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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39.html
Sunday, 2 February 2014
高华: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 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 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 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①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 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②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 《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①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 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 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②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 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③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 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 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 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①后者只有127万。②在武 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 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③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 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 姓”，⑤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 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⑥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 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⑦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③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 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 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 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④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 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 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⑤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 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 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①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 法”，②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 . 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③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 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 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 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①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 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②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③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 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 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④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 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 过仗。⑤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⑥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 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 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 计”，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③又造成民怨沸腾。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③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 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④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 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⑤。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 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⑥1945年后，蒋 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 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⑦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 “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②8月15日，王云五 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 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③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 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④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⑤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⑥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 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 用到东北去了。⑦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⑧。蒋介石认为，应将 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 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 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 压倒性的优势。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 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 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①。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 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 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 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 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 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③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 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 . 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 . 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④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 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 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 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⑤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 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⑥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⑦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 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②白崇禧当时就 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③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 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 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④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 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⑤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 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 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⑥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 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 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②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 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 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 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 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③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 语），④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 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 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⑤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 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 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 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 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 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 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 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 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③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 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 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④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①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 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 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 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 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②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③。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 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 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 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④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 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 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⑤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迫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 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 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 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 为党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②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 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 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②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③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 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 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④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 提出人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⑤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 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人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 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⑥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 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 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④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 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 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 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 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 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 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到 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⑤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就是尽人事，却无力“补天”了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②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 义”，②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 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③3月7日，又大骂李、白：“革命纪律与党德全为李宗仁等扫地殆 尽，白逆之罪恶更大”。④到该年底，蒋介石设局以阁揆之位诱白祟禧去台，还派人携其信函及金砖去海口慰问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蒋 的假象菠骗，白崇潜遂在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台湾，⑤从此没离开台岛一步，以后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控。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白己和“党 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 先津贴，准予报销。⑥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人解 放军之手。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
1．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
2．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3个兵团，共12个军，②总兵力40万。
白崇禧部号称善战，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林彪以“四野”90多万对付白祟禧部。毛泽东说；“白匪本钱小，极机灵”。③毛在1949年9月9尽给林彪等 人的电报中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④白崇禧有实力，毛泽东看重他，对其尽量争取，毛泽东对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生，长期在桂系和共产党之间协调沟通的刘仲容说，白建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 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⑤毛泽东甚至说，我们过江后……只要白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⑥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⑦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 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⑧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 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包抄白祟禧的后方广西的战略战术来消灭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4个师，约4 . 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 禧残军逃往海南岛，两万多家属在钦州被解放军截住，⑨而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难到那儿的一千多家属被当地村民剥去衣物，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 哭嚎声。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毛泽东鉴于胡宗南重点防守秦岭，下令以大迂回，从贵州、川东南人川，以断其南逃之路。1949年11 月，胡宗南已开始南撤，进入川北。蒋介石一向偏爱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亲笔写信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王为他本人帮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额补 齐，王陵基无奈，只得将其好不容易强征的、准备留给自己保命的保安团共8万人送给胡宗南。②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 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 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一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 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 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蒋介石还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计划：调胡宗南从陕西后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护卫川东，调华中的黄杰增援贵州，使川黔与两广联系起来，再使张淦 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肩顾湘南和粤北，调驻海南的刘安棋兵团的两个师到广州驻防。蒋介石的这个方案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1949年6月，阎锡山 内阁成立前，专程赴台向蒋介石请教，蒋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 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在解放军大举进攻之际，蒋介石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对策，却空谈发展，述孔迂阔，完全不切实际。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蒋介石一生在大陆的最后10天。王陵基每天见蒋介石几次，蒋总是讳莫如深，听不出他一点口气，他身边的亲信也闭口不谈，王陵基只是每天见着蒋介石对着军事地图发呆。③
蒋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专机成员不准下机，随时准备逃跑，新近披露的蒋介石的日记提到，文武官员要他尽早离蓉去台，而蒋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 是“为了掩护胡宗南部队的集中”，但因卢汉、邓锡侯和刘文辉起义，他对胡宗南的掩护作用已失，他才飞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自成都凤凰山机 场起飞前往台北。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应了那句著名的诗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限江山！”
蒋介石虽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飞机，说走就飞走，其他高官都在为一个机位而发狂，“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200个“国大 代表”、“立法委员”，部长、次长、司长，包围阎锡山大吵大闹，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无法用笔墨形容”。④所幸，阎锡山有“丰富的 经验和灵活的手腕”，⑤最后答应拨五驾次包机，让这些“国大代表”成行，每人还发给黄金一两、银元40做生活费，⑥使他们去台湾后成为“法统”的象征。
1949年12月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 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 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④在榆林港机场降落。⑤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此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加之成功策 反，使国民党军大批倒戈，正所谓“一片降蟠出石头”，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
胡宗南部不战而降使蒋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一切责任推给胡宗南：“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 之故彻底失败绝望矣”。⑥12月28日，胡宗南派罗列飞台湾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离蓉赴琼的经过，⑦蒋并亲笔手书指示胡宗南：“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 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飞西昌，“单刀前往，坐镇其间”⑧。
要不要派飞机救出已陷人绝境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蒋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顾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无线电电话后， 请求派飞机来接他，却没有得到回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团的李文会合一起往西边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带的李文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本来在12月 9日，王陵基还是有机会随杨森、孙震同机逃台的，以后顾祝同也叫他同机走，但他不敢不听蒋叫他和胡会合的命令，谢绝登机，没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联系，王陵 基最后被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极为恼怒，一度想丢下他，要他与残军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蒋介石才默许派出两架飞机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贺国光飞海南岛返 台湾，而贺国光言，胡宗南有自备专机，另台湾飞来一机，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当地土司的掩护下，当解放军逼近时，适遇地方土司截击，将其阻于河 对岸数小时之久，彼等始得起飞，否则实无法脱逃。③胡宗南、贺国光逃台，留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罗列指挥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残军全部覆 没，罗列化装继续流窜大陆4个月，才辗转逃回台湾，后获蒋介石重用。④
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⑤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⑥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国民党统治的覆亡，使蒋介石痛苦万端，他实际上几次想寻死。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飞澎湖，见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难忍，在日记上写道几 乎想“循迹绝世了此一生”，①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记写道：“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抑郁闷损莫可言状，。③1949年10 月10日下午，蒋介石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均面黄骨瘦，不见一强健之人，病兵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蒋介石极为 痛苦，“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这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④1949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 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⑤
但是蒋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调节的本领也是罕见的，他居然还能在土崩瓦解之际随时体会环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自澎湖马公飞高雄。这是 他第一次来到台清，当天日记记载：“到冈山下机……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葱笼，神悦心怡，不胜自得之至。”⑥同年12月10 日，蒋介石最后辞别大陆，从成都飞往台湾，虽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但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陈诚——作者 注）同车到草卢寓（今阳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⑦1949年12月底，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 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记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⑧
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①1947年5月，长春之战进人关键 时刻，蒋介石在每日的早祷和晚祷之外，“午未之间与子丑之间又各增加祷告一次”。日记中记载：“自觉对天父、对基督皆专诚无贰，故时势虽艰危万分，而心神 安定如常。”⑦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优惧，夜间安眠胜 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③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已准备再度下野的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脸，过遇无数的凶险，叶于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断，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 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 基督的信徒自誉。④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言，1949年堪称是“存亡绝续之交”，是其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的一年，蒋介石以宗教为支撑，也以宗教为安慰。面对大失 败，1949年12月底，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能在台湾有一块安身之地“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⑤
同日，在国内外时局感言中，蒋介石写道：
本年忧患重重，于内奸外敌包围之下，而竞能出死入生，坚韧不撼者，实由于上仓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脱离此无比之艰险，而《荒漠甘泉》一书，对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为坚定，毫不为之动摇也。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很快战争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 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 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 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②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③ “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 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 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④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25人。⑤
“四野”在7月，仅病亡就有652人。⑥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很快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 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七、结论
蒋介石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日记显示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本文不去综论他一生的成败，而是集中谈了他在内战后期军事上的失败，在那个年 代，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特别是他亲掌国军“戡乱”行动，就像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和统帅，亲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一样，他们两人的见识、气局、才能对 国共的兴衰胜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个性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例如：在需要做决断时，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确实又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素养——有强烈 的使命感，个性执着，在许多时候，也颇有战略眼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准确的。蒋介石也有着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辩证法。 1944年5月，华中对日作战战场情况紧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 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 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③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⑤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 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⑥。应该说， 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 为人民的武力”，②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③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 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④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②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 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④。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 之机会。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 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 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 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 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 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 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 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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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 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 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 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①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 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②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 《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①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① 张正隆：《枪杆子：l949》，人民出版杜2008年版。以下简称“张正隆书”。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②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可2003年版，以下简称“周宏涛书”。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 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 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②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 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③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 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 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 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载lnk，第5卷第1期，总61期，台北县：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公司2008年9月版；此文又被大陆的《万象》2008年第11期（总111期）、第12期（总112期）摘要转载。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②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③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2006年版）。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①后者只有127万。②在武 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 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③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 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 姓”，⑤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 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⑥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 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⑦
① 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探讨》，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第103页。以下简称“林桶法书”。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 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 “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 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①。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 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②
② 林桶法书，第108页。
③ 林桶法书，第107页。
④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l945年9月23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10页。
⑤ 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09页。
⑥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已转函马歇尔特使并说明政 府不能容忍共党缺乏诚意电》（1946年5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册（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 印行，第128—129页、第131页。
⑦ 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方向》（1946年6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第32l一331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45页。以下简称“杨奎松书”。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③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 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 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 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④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 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 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⑤
① 张正隆书，第277页。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② 高戈理：《灵魂裂变之旅：188万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述要》，《香港传真》2009年第26期，第13页。
③《毛泽东在重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书，第517页。
④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50页。今天知道，此文是中共派在傅作义身边潜伏的情报英雄阎又文奉周恩来的密令而写的，意在使阁又文获得傅作义的信任。
⑤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台北：1978年10月31日，第300页。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 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 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①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 法”，②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 . 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③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 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 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903—904页。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② 胡家珊：《中国的内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③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第98页。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 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①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 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②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③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 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 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④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 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 过仗。⑤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⑥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① 另参见《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24日），载《辽沈战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 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 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 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 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①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②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8页。
③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6页。
④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57—463页。
⑤ 杨奎松书，第637页。
⑥ 张正隆书，第87页。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 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 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 计”，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③又造成民怨沸腾。
①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版，前言，第l—2页。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 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①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 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②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33页。
③ 茅于轼说，在杭战后，“我亲眼看见的，国民党的军队是抓壮丁抓来的”,“国民党怎么抓壮丁？他在农村赶集的时候一围，然后就把那赶集的年轻人给抓起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兵源。这些人当然是想逃回家的，所以那些被抓来的壮丁是围在圈子里头，四周都有人拿着枪看着。被抓的这些人用绳子一个一个捆着连起来，上厕 所的时候排着队上厕所，受的是一种非人的待遇．这是我亲限看见的。你说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你能给他枪吗？你能训练他吗？没有可能打赢的。所以说， 国民党从装备，人数，打仗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了那么多仗），将才的素质来看．什么条件都好，就是这军队不行，打仗不行。”《茅于轼对卢跃刚的〈中国革命与 中国改革〉报告的评议》，http：//www.tecn.cn,2009—03—05。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③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 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④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 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⑤。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 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⑥1945年后，蒋 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 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⑦
①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成都军区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页。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 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①毛 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② 蒋介石：《上年度党政军工作之总检讨》（194了年l月1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第4页．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53页。
③《胡秋原忆钱纳水之二：仓愧辞庙．逃出武汉》，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0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28页。
⑤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33页。
⑥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杜1994版．第267页；转引自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l895一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8月版，第161一162页。
⑦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19页。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 “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②8月15日，王云五 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 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③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 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④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⑤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⑥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 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 用到东北去了。⑦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⑧。蒋介石认为，应将 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 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 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 压倒性的优势。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页。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②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杜2008年1月版，第341页。
③ 《胡秋原忆钱纳水之二：仓惶辞庙，逃出武汉》，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l999年5月15日，第40页。
④⑤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5页。
⑥ 《胡狄原忆钱纳水之二：仓惶辞庙，逃出武汉》，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1页。
⑦ 白先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http：//tiehu.baidu.com/f?kz=263940336。
⑧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精》卷七（下），第395页。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 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 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①。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 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 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 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 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 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①张正隆书：第136页。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 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 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 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①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②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③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 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 . 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 . 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④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 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 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 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⑤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 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⑥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⑦
① 周宏涛书：第123页。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 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 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①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十，第208页。
③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l年版．第489页。
④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第445页。
⑤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5年3月25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78页。
⑥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l949年日记》，第90页。
⑦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6页。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 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②白崇禧当时就 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③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 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 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④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 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⑤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 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 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⑥
① 张正隆书：第32页。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 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⑦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 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 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 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①
②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八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62一463页。
④ 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0页。
⑤⑥ 转引自林播法书：第281页。
⑦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6年6月13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13页。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 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 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②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 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 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 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 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③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 语），④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 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 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⑤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 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① 张正隆书：第19页。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 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 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①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 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②
②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l月2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14页。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0页。
④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10月22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45页。
⑤ 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2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 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 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 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 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 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 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 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③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 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 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④
①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10月22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45页。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② 蒋介石：《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l949年11月12日》，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01页。
③ 蒋介石：《国军将领的耻辱与自反》《1947年6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第135一138页，转引自扬奎松书，第685页。
④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1月10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2—283页。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①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 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 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 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 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②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③。
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3页。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 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①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 程。②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③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 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②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272—273页。
③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9月第8版（订正本），第217页。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 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 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 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④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 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 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⑤
①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272页。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 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①
②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310页。
③ 张浩的小册子又称《党的策略路线》，是其在延安抗大的讲稿，主要论述在抗战的环境下共产觉如何将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1938年后“中统”发现 此书，为“中统，在抗战后首获的中共秘密文件。小册子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由军委会加以大量翻印。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30一131页。
④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l997年12月版，第47页。该书有习仲勋、马文瑞题词，叶子龙贺辞，汪锋作序。
⑤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第96、101页。李茂堂因历史问题和被怀疑进行特务活动在1950年被捕，l 953年患病出狱治疗，不治身亡，终年46岁。1981年获平反。王超北于建国初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后调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1962年因一篇有关 “西安情报处”的回忆录而被捕。被打成“叛徒”关押于秦城监狱，1979年出狱，获平反。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迫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 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 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 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 为党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②
①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第48页。杨尚昆所言极是，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①
② 《人民日报》1988年9月14日。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 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 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②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③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 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 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④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 提出人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⑤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 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人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 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⑥
① 百度百科“沈安娜”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558.htm。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①在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也曾和中共沟通，表示“为了 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②。1948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 令后，还急电巴黎，将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③
② 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熊丸先生访谈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0页。
③ 《郭汝瑰回忆录》，第355—386页。
④ 《郭汝瑰回忆录》．第389、434一435页。
⑤ 李大章（l900一1976)，为中共元老，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省省长。1921年初抵法国勤工俭学，l922年在法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 转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任川南区党委书记，川南行政公署主任．川南军区政委．管辖1350万人口，是该地区第一把手；另见《郭 汝瑰回忆录》，第386—387页。
⑥ 《郭汝瑰回忆录》，第388页。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 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 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④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 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 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 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 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 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 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到 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⑤
① 杨奎松书，第465页。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介石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 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有国民党情洽人员的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在韩炼成被解放军派回南 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国军整编第四十六师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 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注意。中统局长叶秀峰也对韩炼成旁敲侧击，甚至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未听进去，只是在 1948年4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炼成在友 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 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①
② 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
③ 严如平：《民国薯名人物传》，第649页。
④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况》，《辽沈故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l98年版，第12页。
⑤ 韩兢〔韩炼成之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炼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就是尽人事，却无力“补天”了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②
① 韩兢（韩练成之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炼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责美国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 年l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苏俄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美必后 侮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①
②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 义”，②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 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③3月7日，又大骂李、白：“革命纪律与党德全为李宗仁等扫地殆 尽，白逆之罪恶更大”。④到该年底，蒋介石设局以阁揆之位诱白祟禧去台，还派人携其信函及金砖去海口慰问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蒋 的假象菠骗，白崇潜遂在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台湾，⑤从此没离开台岛一步，以后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控。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白己和“党 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 先津贴，准予报销。⑥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人解 放军之手。
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将失信心，兵 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是从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 月，毛泽东看到新形势了，就改说：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国民党那里，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 内部盛传就成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以这句话做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让国民党“从容做好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大家对军事都缺 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①
②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
③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9月25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1页。
④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3月7日，转引自林捅法书，第281页。
⑤ 谷正文：《我奉命暗杀白崇落的经过》，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l999年5月15日，第3页。
⑥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l月6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351页。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
1．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
2．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3个兵团，共12个军，②总兵力40万。
白崇禧部号称善战，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林彪以“四野”90多万对付白祟禧部。毛泽东说；“白匪本钱小，极机灵”。③毛在1949年9月9尽给林彪等 人的电报中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④白崇禧有实力，毛泽东看重他，对其尽量争取，毛泽东对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生，长期在桂系和共产党之间协调沟通的刘仲容说，白建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 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⑤毛泽东甚至说，我们过江后……只要白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⑥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⑦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 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⑧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 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包抄白祟禧的后方广西的战略战术来消灭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4个师，约4 . 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 禧残军逃往海南岛，两万多家属在钦州被解放军截住，⑨而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难到那儿的一千多家属被当地村民剥去衣物，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 哭嚎声。
①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05页。①白祟禧和蒋介石虽然矛盾甚深，最后还是归去台湾，白祟禧没有相信毛泽东所说的，“三年不进广西”的口头承诺。
② 高纯淑：《胡宗南与东南沿海作战——以〈胡宗南日记〉为中心的检讨》，台北：载“国史馆”编：《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时论会论文集》，2000年印行，第76页。
③ 张正隆书，第300页。
④ 张正隆书，第156页。
⑤ 张正隆书，第160页。
⑥ 张正隆书，第161页。
⑦ 张正隆书，第209页。
⑧ 张芷隆书，第214页。
⑨ 张正隆书，第384—385页。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毛泽东鉴于胡宗南重点防守秦岭，下令以大迂回，从贵州、川东南人川，以断其南逃之路。1949年11 月，胡宗南已开始南撤，进入川北。蒋介石一向偏爱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亲笔写信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王为他本人帮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额补 齐，王陵基无奈，只得将其好不容易强征的、准备留给自己保命的保安团共8万人送给胡宗南。②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 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 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一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 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 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蒋介石还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计划：调胡宗南从陕西后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护卫川东，调华中的黄杰增援贵州，使川黔与两广联系起来，再使张淦 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肩顾湘南和粤北，调驻海南的刘安棋兵团的两个师到广州驻防。蒋介石的这个方案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1949年6月，阎锡山 内阁成立前，专程赴台向蒋介石请教，蒋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 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在解放军大举进攻之际，蒋介石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对策，却空谈发展，述孔迂阔，完全不切实际。
① 张正隆书，第386页。进人10月，大陆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亲临重庆坐镇指挥，蒋口称保卫大西南，却让阎锡山 内阁财政部长徐堪从台北直飞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银行的仅有的周转资金80万银元。此时蒋介石已众叛亲离，手下都做叛蒋起义的准备，蒋介石心中全知。11月 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郊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当天日记记载：沿途车辆梗塞，宪警已无法维持秩序，一般民众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①同 日，解放军攻抵南温泉，蒋不得已决赴机场宿营，“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 进”②。蒋介石抵机场后，即登“中美号”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号”专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与解放军相距仅20里。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之前，10万银元因送不上飞机而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送给了解放军。连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部长，也抢不上飞机，而是坐卡车逃到成都的，差一点当了解放军的 俘虏。
②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593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书书局l994年6月版，第322一323页。以下简称“陈立夫书”。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蒋介石一生在大陆的最后10天。王陵基每天见蒋介石几次，蒋总是讳莫如深，听不出他一点口气，他身边的亲信也闭口不谈，王陵基只是每天见着蒋介石对着军事地图发呆。③
蒋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专机成员不准下机，随时准备逃跑，新近披露的蒋介石的日记提到，文武官员要他尽早离蓉去台，而蒋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 是“为了掩护胡宗南部队的集中”，但因卢汉、邓锡侯和刘文辉起义，他对胡宗南的掩护作用已失，他才飞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自成都凤凰山机 场起飞前往台北。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应了那句著名的诗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限江山！”
蒋介石虽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飞机，说走就飞走，其他高官都在为一个机位而发狂，“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200个“国大 代表”、“立法委员”，部长、次长、司长，包围阎锡山大吵大闹，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无法用笔墨形容”。④所幸，阎锡山有“丰富的 经验和灵活的手腕”，⑤最后答应拨五驾次包机，让这些“国大代表”成行，每人还发给黄金一两、银元40做生活费，⑥使他们去台湾后成为“法统”的象征。
①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85页。在蒋介石离开前一天，“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一批要员也飞离成都逃往台北。阎锡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军已渡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 出任行政院长，后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和成都。12月9日，阎内阁的“财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通知王陵基去领几万两黄金，王不想去，因为他觉得此时黄 金也没啥用了。这笔钱，原是在阎锡山和顾祝同的要求下，陈诚每月从台北拨5万两黄金做西南国民党军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首批10万两于11月23日运到成 都，改铸小条。到11月底重庆易手后，台北方面就不给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力争，蒋介石也同意，陈诚才如数又拨来，①阎锡山交给王陵基4万两，留在成都 制币厂化整为零进行改铸，因为还没改铸好，想运回台湾又没有飞机，就留给王陵基。②就在12月9日，陈立夫、朱家骅与阎锡山搭同一班机离成都逃台时，在川 与鄂交界处，遇到气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堕落七百尺，不能前飞，只能回返成都，机师将情况宜布，陈立夫望见机下灯火一片，还以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汉 口，掏出手枪，准备一落地就自杀，当发现还是飞回了成都，才放下心来。后来方知，阎锡山在机上载金条几十箱，使飞机超重才险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飞，阎锡山 宁可减少卫士数人，也坚持要把金条全带上。③
③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2页。
④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1页。
⑤ 刘维开：《阎锡山组阁经过之探讨》，载“国史馆”编：《1949年：中国的关健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0页。
⑥ 周宏涛书，第158页。
1949年12月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 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 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④在榆林港机场降落。⑤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此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加之成功策 反，使国民党军大批倒戈，正所谓“一片降蟠出石头”，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
胡宗南部不战而降使蒋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一切责任推给胡宗南：“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 之故彻底失败绝望矣”。⑥12月28日，胡宗南派罗列飞台湾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离蓉赴琼的经过，⑦蒋并亲笔手书指示胡宗南：“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 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飞西昌，“单刀前往，坐镇其间”⑧。
① 周宏博书，第151页。胡宗南于30日飞回西昌，其时他的部队尚未到达，只有此前从汉中空运至此的700余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万胡宗南的残部集中到西昌。 1950年l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西昌传达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并转告胡：“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①从1950年2月 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运弹药七次，共40架次。②只是国民党大势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完全包围西昌，国民党军只剩下l万多人。
②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5页。
③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94—376页。
④ 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备总司令贺国光认为胡宗南是“私飞海南岛”，见《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春秋中文杜区 http：//bbs.cqzg.cn。原文为《刘文辉投共与西昌徽守》，摘录自《口述历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的《贺国光先生访 问纪录》。
⑤ 蒋经国l949年日记《危急存亡之秋》中记载，胡宗南逃琼是12月16日，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15页。
⑥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⑦ 秦孝仪总偏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10页。
⑧ 张玉法书，第488页。
要不要派飞机救出已陷人绝境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蒋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顾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无线电电话后， 请求派飞机来接他，却没有得到回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团的李文会合一起往西边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带的李文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本来在12月 9日，王陵基还是有机会随杨森、孙震同机逃台的，以后顾祝同也叫他同机走，但他不敢不听蒋叫他和胡会合的命令，谢绝登机，没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联系，王陵 基最后被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极为恼怒，一度想丢下他，要他与残军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蒋介石才默许派出两架飞机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贺国光飞海南岛返 台湾，而贺国光言，胡宗南有自备专机，另台湾飞来一机，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当地土司的掩护下，当解放军逼近时，适遇地方土司截击，将其阻于河 对岸数小时之久，彼等始得起飞，否则实无法脱逃。③胡宗南、贺国光逃台，留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罗列指挥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残军全部覆 没，罗列化装继续流窜大陆4个月，才辗转逃回台湾，后获蒋介石重用。④
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⑤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⑥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7页。六、面对大失败，蒋介石强忍支撑
② 张玉法书，第488页。
③ 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备总司令贺国光口述：《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春秋中文杜区http：//bbs.cqzg.cn。原文为《刘文辉投共与西昌撤守》,摘录自《口述历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的《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
④ 周宏涛书，第183页。
⑤ 陈立夫书．第374页。
⑥ 周宏涛书，第l66页。
国民党统治的覆亡，使蒋介石痛苦万端，他实际上几次想寻死。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飞澎湖，见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难忍，在日记上写道几 乎想“循迹绝世了此一生”，①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记写道：“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抑郁闷损莫可言状，。③1949年10 月10日下午，蒋介石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均面黄骨瘦，不见一强健之人，病兵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蒋介石极为 痛苦，“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这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④1949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 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⑤
但是蒋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调节的本领也是罕见的，他居然还能在土崩瓦解之际随时体会环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自澎湖马公飞高雄。这是 他第一次来到台清，当天日记记载：“到冈山下机……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葱笼，神悦心怡，不胜自得之至。”⑥同年12月10 日，蒋介石最后辞别大陆，从成都飞往台湾，虽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但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陈诚——作者 注）同车到草卢寓（今阳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⑦1949年12月底，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 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记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⑧
①③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现在知道，使蒋介石在大难当头坚持下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记显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蒋介石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他即在日记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
④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2页。
⑤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⑥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意》2008年9月17日转载。
⑦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4页。
⑧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①1947年5月，长春之战进人关键 时刻，蒋介石在每日的早祷和晚祷之外，“午未之间与子丑之间又各增加祷告一次”。日记中记载：“自觉对天父、对基督皆专诚无贰，故时势虽艰危万分，而心神 安定如常。”⑦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优惧，夜间安眠胜 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③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已准备再度下野的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脸，过遇无数的凶险，叶于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断，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 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 基督的信徒自誉。④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言，1949年堪称是“存亡绝续之交”，是其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的一年，蒋介石以宗教为支撑，也以宗教为安慰。面对大失 败，1949年12月底，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能在台湾有一块安身之地“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⑤
同日，在国内外时局感言中，蒋介石写道：
本年忧患重重，于内奸外敌包围之下，而竞能出死入生，坚韧不撼者，实由于上仓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脱离此无比之艰险，而《荒漠甘泉》一书，对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为坚定，毫不为之动摇也。⑥
①②③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有资料透露，在当年“党国”前途命悬一线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也似有似无地预留了退路，他的机要秘书周宏涛曾让驻日使团团长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后朱世明回复，在箱根找了一处前亲王的故宅，蒋介石没回应。①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214页。
⑤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杜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⑥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13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很快战争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 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 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 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②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③ “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 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 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④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25人。⑤
“四野”在7月，仅病亡就有652人。⑥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很快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 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① 周宏涛书，第177页。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计九点，①其中之一乃是“军队投 机、投降”,“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②
② 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l月版，第112页。
③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23页。
④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25页。
⑤ 张正隆书，第226页。
⑥ 张正隆书，第236页。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七、结论
蒋介石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日记显示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本文不去综论他一生的成败，而是集中谈了他在内战后期军事上的失败，在那个年 代，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特别是他亲掌国军“戡乱”行动，就像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和统帅，亲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一样，他们两人的见识、气局、才能对 国共的兴衰胜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个性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例如：在需要做决断时，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确实又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素养——有强烈 的使命感，个性执着，在许多时候，也颇有战略眼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准确的。蒋介石也有着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辩证法。 1944年5月，华中对日作战战场情况紧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 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 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③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和古之圣贤钦慕者，关公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能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 勉。”①尽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 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②他对他的学生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为中心，③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他教导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员，要有“数”的观念，注重时间和空间。蒋介石甚 至不厌其烦地叮嘱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态度、精神和气概”，④然而，他的军队——有文化、有仪容的军官率领的国民党军最终却战胜不了由文盲 和半文盲组成的解放军。
② 转引自黄清龙：《大清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529页。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⑤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 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⑥。应该说， 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① 秦牵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77页。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 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①蒋 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0页。
③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匆稿》卷五（下），第669页。
⑤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0页；另见《蒋经国自述》，第299—300页。
⑥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5页。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 为人民的武力”，②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③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 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④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94页。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①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页。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合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印行，第141页。
④ 余英时：《序》，《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页。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②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 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④。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 之机会。
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 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 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 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 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①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 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 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③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 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 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 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 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 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 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 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
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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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6 December 2012
他写了那本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大书(图)
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954-2011）（看中国配图）
高华去世一年了，这是个不能接受、却只得接受的事实。好朋友的意义就在于他（或她），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很随意地跟他交流、分享一切，共同营造一个属于你他的世界，当他一旦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没了，这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这是人生的大不幸之一。
我跟高华认识20多年，是从1988年11月开始的，我们一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地住到一个房间，还有大名鼎鼎的萧功秦。那时，高是南大的普通历史教师，长相清新、文雅，我是研三的学生，会议期间虽有交流，但并无深刻印象，交往还是从会后开始的。
1980年代，通讯还比较落后，只得写信，我记得我们偶尔通信，大多也是寒暄而已，真正的交往是1989以后，那年我出事了，将近两年没法跟他联系，不过出来就立即致信给他，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说一直担心我，说我出事是合乎逻辑的，一副史家的冷静。
后来我迫于生计，下海经商，他的学问也慢慢风生水起，我们的交流更方便了，时常见面，慢慢地我开始了解高华，从相识到相知。
从表面上看，高华是个很普通的大学教授，治学严谨、行事小心，不大会引人注目，但高华内心的张力是惊人的，就像深水，表面平静、水下流急，不同凡响，正因为此，高华做成了一件大事，一件对历史有影响的大事，写了那本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大书。
关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评论已经很多了，但这本书的意义为什么那么大、影响将如何深远，还没有说清楚。如果仅仅将该书当一般的史书解读，肯定是不够的，这本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说明了这点。
关于历史的学说很多，无论怎么阐述，都是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本原，但这在中国却是个很困难的、风险很大的事，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中国最有名的史家司马迁，不仅因此下狱还受了丧尽尊严的宫刑。几千年的帝制，中国“历史”从来就是政治的奴婢，无法独立。1949年，名义上是建立了共和国，实际内容跟帝制无甚区别，毛的权威一点不输帝王。尽管高华写这本书时，毛泽东已经去世，毛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旗帜还高高飘扬着，在这个时候写毛的历史，改变已有的叙述，还是有着巨大的风险的。但高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高华写这本书，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有政治风险，史料本身的困难也是巨大的，他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这个领域的很多史料都是禁区，他无法进入，没有一手的史料，如何做历史研究，何况是如此重大的题材，稍有差池，前面就是万丈深渊。高华自己说他做的工作是“历史考古学”，道尽了他的辛酸。尽管活在当代，写的也差不多是当代史，但干的是考古的话儿！可以说，这是高华的创举。
高华通过几十年的用心搜求，积累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历史“碎片”，然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拼接，修复了中国当代史最大的一个作品，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可以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最大工程，但却是高华一人完成了，无论给以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神话，对当代中国历史影响之巨，无人能比，不能厘清毛泽东这一宏大叙事的真实面目，就无法知道真实的过去和现在，也无法知道未来中国该如何走。高华用他一生的心血完成了这个使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有了宪法和议会，随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的变化，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将国家引向文明高地，一时间，中国社会展现出现代国家的勃勃生机，为什么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嘎然而止，又回到帝制的怀抱呢。日本人和毛泽东是两个最大的因素。
关于日本人，大家似乎都很清楚，日本的入侵，中断了民国政府用心建设国家的进程，这只是表面的伤害；正是日本人的入侵，给了毛泽东成长的空间，毛有枭雄特质，任何一点空间都会被他充分利用，何况是八年抗战，民国政府穷尽所有力量抗敌，无暇他顾，因此成就了毛的一代枭雄。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日本人只不过是外因，也只是暂时的影响，毛的影响才是持久的、深远的。
高华很好地回答了过去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和辛亥以来的新传统，为什么都被毛消灭了。毛的武器就是彻底的洗脑和肉体消灭，在革命话语的掩护下，将政治变成一架绞肉机，用赤裸裸的恐惧将一切异见消灭，将自己送上巅峰。
毛的整风运动就是彻底洗脑，用毛的意志统一他人意志，延安整风完成了毛的蜕变，使之成为党的精神领袖和绝对的军事统帅，使他获得了跟蒋介石一较高下的本钱。
延安整风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正是这个运动形成了新的所谓革命文化，将优秀的民族传统和五四后传入的新文化，荡涤一空，使中国人固有的温文尔雅变成虚伪、凶猛的政治怪物，毛彻底将国家带上了邪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邪路。
高华用他毕生的心血，完成了一个史家的伟大使命，替中国回答了一个大难题：毛泽东这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中国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他的过早离去，让我们无尽悲伤，不过，如有在天之灵，他将是幸福的，因为朋友会一直怀念他、中国历史也会记住他，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个面子应该是最大的吧。
■高华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2011年12月26日因病去世
江荣生为高华生前好友，本文经作者授权
from 看中国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2/12/26/480138.html?%E4%BB%96%E5%86%99%E4%BA%86%E9%82%A3%E6%9C%AC%E6%8A%8A%E6%AF%9B%E6%B3%BD%E4%B8%9C%E6%8B%89%E4%B8%8B%E7%A5%9E%E5%9D%9B%E7%9A%84%E5%A4%A7%E4%B9%A6%28%E5%9B%BE%29&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Sunday, 19 February 2012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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