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若在世 会怎么看囚笼里的黎智英

——忆李怡和囚笼里的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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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去世周年的忌日才过不久，香港政府对黎智英等民主派的审判就登场了。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

这次审判，法官是根据大陆颁布的国安法指定的。这不用说就是洋人所谓的袋鼠法庭。黎智英是香港与台湾的《苹果日报》老板。李怡的《九十年代》一九九八年结束后，曾给黎老板网罗去为《苹果日报》写社论和编论坛版，一直到最后报纸熄灯关门为止。

李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问题浮上台面时，曾同劳思光、刘述先、翁松燃等香港教授成立香港前景研究社，探讨未来香港的可能演变。教授们从法权排他性的角度，质疑“一个两制”的构想在香港落实的可能性。李怡从一开头就是悲观的。知识人习惯于理性思考，但这恰是靠不择手段，靠斗争起家的共产党人所欠缺的。

当初中共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吹捧为划时代的创举，实际的演变就是一国压两制，最后是一国吞两制。这就是《苹果日报》在香港所见证的过程。最初中共的宣传还吹嘘这项创举不但要在香港落实，还打算“垂范”台湾呢。

台湾民众可还记得，香港《南华早报》（1982/4/7）曾报导，当时的民调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的港人希望九七之后由英国继续统治。我们能责备他们数典忘祖，不愿回到祖国怀抱吗？

后来香港有了《基本法》，虽然这是未经香港市民认可的协商出来的特区“小宪法”，港人也还愿意接纳，因为《基本法》至少还规定了九七回归十年后就可实行普选，至少还承认《世界人权宣言》，还明文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区的适用性。可是十年到期后，香港民众的普选期待落空了。再拖到2014年，中共人大常委的“831决定”出炉后，以往的“港人治港”变成了“全面管制”。图穷匕见，许诺成空，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占中（占领中环）运动登场，市民投身其中，高举的纸牌上写着“共产党呃（讹）人”几个大字。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却把为市民说话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前行政司司长陈方安生、参与《基本法》起草的李柱铭律师以及民主派领袖何俊仁，诬指为“反中乱港四大寇”。

最令港人震惊的是，当初为了香港能顺利回归，1984年中共还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并送交联合国登记。但极左路线冒头后，北京央视就宣称那是一个过时的历史文件。台湾如今还有人还主张同中共签订什么《和平协议》呢。是脑子进水了吗？

从2014年的占中运动到2019年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的反送中示威行动，李怡是不仅是一个观察者，而且是一个全程参与者。这段时期，正好也是中共习近平上台后，头脑发胀，走上极左路线的过程。中共的官媒及其香港喉舌一贯地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但香港市民对此并不认同。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研”的民调显示，民主派不用说，就是非民主派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负责。可见这类指控不但欠缺说服力，只能说是一种认知的怠惰。

而“香港民研”对于国安法在香港着陆后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影响所进行的民调，香港民众给出的答案，却是清楚明白的。在国安法统御下的香港，对言论和学术自由有没有限缩？港府派出警力在公立图书馆大肆扫荡，连为小孩讲解民主制度的图画书也不放过，更别说在暗夜移走香港大学纪念六四亡灵的雕塑品的宵小行径了。有香港女学生在日本留学时手机上留下一些资讯，也会成为护照被吊销的罪名。曾以六四研究为课题，在哈佛大学教书，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受学生欢迎的女教授何晓清，在短期离港到美国德州大学做研究，返港入境却签证续签被拒，中大校方也随即将她解聘。这样的情况在过去都是匪夷所思的。香港的建制派如何还能厚颜地说，香港一切如常？

箝制思想、压制言论的结果，影响是深远的。一连串的倒行逆施，现在终于见到“成效”了。

资讯流通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精髓，法律是这个金融中心运作的根本保障。香港传统的普通法系，多年来是由法院通过判例的积累而产生法律规范所形成的。这是司法独立的命意所在。如今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由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迅速架空了由司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传统香港普通法体制。一旦失去法律的保障，如何期待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还能运作下去？所以现在大家都睁大眼睛在看，当前的审判是否证明香港已沦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废墟”。

可惜李怡已逝，要不然，作为一个媒体人，他是一定不会放过观察这场审判的机会。

李怡生前，在接受采访时，对台湾已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赞不绝口。他强调这是靠好几代人付出生命所换来的。他也提醒台湾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前人的牺牲，并且必须保持对自由的永恒警觉。行使民主唯有经由选举，而台湾从专制到民主，虽然转型成功，但仍需警惕强权的压制。这是他在谈话中一再着重指出的。

英国经济学者Dudley Seers在他写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施展的余地”（room to maneuver）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决策者不能不面对现实，不能一厢情愿的把政策建筑在虚幻的想象上。台湾这些年来，在对岸的文攻武吓下奋力图存，努力提升国际能见度，并不容易。在野党的老粉红为求胜选而说魈话，一会儿互派军事观察员，一会儿两岸一家亲，荒腔走板，连对岸的国台办也不知所措。在共产党从未放松武力威胁，两千枚飞弹仍然瞄准台湾的情势下，如何去一家亲？怎么亲得起来呢？

目前，习近平和他那班小兄弟的极左路线当道，明明治国无方，弄得外资撤离，企业出走，青年躺平，却还在那儿色厉内荏的放狠话，出阴招。前一阵是凤梨释迦石斑鱼，现在又指控台湾有贸易壁垒，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台湾政府也只有谨慎应对，以观其变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2/%E6%9D%8E%E6%80%A1%E8%8B%A5%E5%9C%A8%E4%B8%96%7C%E4%BC%9A%E6%80%8E%E4%B9%88%E7%9C%8B%E5%9B%9A%E7%AC%BC%E9%87%8C%E7%9A%84%E9%BB%8E%E6%99%BA%E8%8B%B1.html

李怡遺作獲評「十大影響力好書」 家人：為香港被毀留歷史記憶

前《蘋果日報》主筆李怡去年十月於台北離世，他的遺作《失敗者回憶錄》今年四月出版，獲著名書店金石堂評為「2023年十大影響力好書」。該書責任編輯黃瑾瑜代表家屬致謝詞時表示，這書是為自由的香港不幸被摧毀，留下一點歷史記憶。

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除了獲金石堂評為十大影響力好書之一外，更加是博客來 「2023中文年度選書」，及2024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獎」入圍總評第三位。

曾在《蘋果日報》擔任李怡的編輯助理、現為《失敗者回憶錄》責任編輯的黃瑾瑜，代表李怡兩位女兒李小蕾及李小蓓領獎及致謝詞。

黃瑾瑜表示，《失敗者回憶錄》是李怡的遺稿，2021年在香港開筆，但因為《國安法》加上身體狀況欠佳而輾轉到台灣。之後李怡委托她著手編輯其回憶錄。最終，該書得以面世。

李怡女兒致詞稿提及黎智英案

李怡兩位女兒表示，父親撰寫《失敗者回憶錄》是為了「留下美麗的香港曾經有過的面貌，也為自由的香港不幸被摧毀留下一點歷史記憶」；又指《蘋果日報》營運的最後一天，父親以《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為報章蓋棺，如今香港及台灣《蘋果日報》都成為歷史，昨天（周一）更是香港《蘋果日報》國安案開審日，黎智英先生及多位報社高層能否得到公平審訊受到國際關注。

黃瑾瑜代表李怡兩女最後總結道：「家父生前多次引用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只有勇氣才是永恆。』我們也借此互勉，May God bless Taiwan！希望這部遺作廣為流傳，繼續影響我們及下一代。香港人，加油！」

李怡獲蔡英文頒褒揚令

1936出生的李怡，原名李秉堯，曾創立《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月刊；亦曾任《蘋果日報》論壇版負責人及主筆。家人形容，李怡的文章及電台節目影響了近五十年的知識份子，讀者遍及北美洲、香港、台灣及東南亞，是華文世界持續寫作最長的評論人之一，他的思想影響了三代知識份子。

李怡去年年底病逝，總統蔡英文頒發褒揚令，形容他「踐履民主法治真義，捍衛自由人權保障，是華人地區重要意見領袖。」李怡亦是首位香港作家獲得此殊榮。

編輯：李榮添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tw-lee-12192023040550.html

港人台北聚首悼李怡 本土派青年落淚嘆：喪失明白我們的人

香港著名時事評論家、作家李怡，本月初在台北逝世，享年86歲。家屬今天（22日）為李怡舉行公祭，逾百人到場致意。台灣的總統蔡英文、監察院院長陳菊、文化部、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均有送上花牌。身在台灣的香港學者和傳媒人，如周保松、沈旭輝、黃毓民、葉一堅、林榮基等亦有到場送別李怡。

靈堂中央擺放李怡穿上灰色西裝的照片，兩側投影播放著李怡的舊照，包括他與太太梁麗儀、好友倪匡等合照，並有生前的受訪片段，四周則佈滿了花牌。公祭時間約一小時，人潮不絕。

喪失明白抗爭者心聲的人

其中一位前來道別的是，20多歲的港人阿風（化名），他自言是本土派，自2014年參與政治運動。他記得，2016年的時候很好多人反對本土派的作為，但李怡很明白他們。「我記得他講過：『我們不是因為成功爭取自由而出來，而是因為出來感受到自由。』」阿風邊說邊抹走眼角的淚水。

到台灣兩年多、正在讀書的他不時閱讀李怡的文章和訪問，知道李怡對香港的未來是悲觀但積極的。留意到李怡9月中旬在Facebook連載的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暫停數天，稱無大礙不勞牽掛，阿風未有料到兩星期後竟傳來噩耗，為之悲傷。他認為李怡的逝世，是喪失了一個明白他們、明白抗爭者心聲的人。

少了敢於作評論、提出見解的人

在黑壓壓的人潮中，70歲的楊寶熙一頭花白髮絲尤其顯見。她於七十年代出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屬擁戴毛澤東的國粹派。學生時代，她邀請李怡擔任講座嘉賓，視李怡為「學習榜樣」、「青年導師」，李怡創辦的左派雜誌《七十年代》對她影響甚深。

李怡1981年就脫離左派，楊寶熙則是許多年後才投身香港民主運動。2016、17年，楊寶熙跟朋友想做個學運回顧，訪問李怡，這才又再聯絡。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楊寶熙組織過銀髮族遊行，到英美領事館遞信，李怡都有參加。

楊、李二人於2020年、2021年先後到了台灣。楊寶熙在李怡去年底動手術後探望過他，後來再有聽聞李怡身體狀況欠佳，但見回憶錄仍然連載，就想著遲點再找李怡，卻沒想到已是天人永隔。

來到靈堂，她望向李怡的遺照，坐下來好一陣子，「想畀情緒消化吓，想喺嗰個mood耐啲，懷念也好、唔捨得又好。」她形容：「我親共嘅時候，佢係我嘅青年導師；到佢反共時，佢仍然係我嘅導師。」她慨嘆李怡辭世對香港而言是損失，少了一個敢於作評論、提出見解的人。

非常願意聆聽年輕人

公祭不過一小時，從事人權工作、在中國大陸被關押5年的台灣人李明哲也前來致意，並留到最後。他自2013年起閱讀李怡在《蘋果日報》寫的文章，深感李怡的人生，從左派走到民主派，彷如見證著香港的民主史，形容其逝世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李明哲對於李怡的印象，是一生追求公義的人，對於年輕人、本土派的主張，也非常願意聆聽。李明哲記得李怡寫過：「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引述自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李明哲覺得，這句話對自己也是很大的鼓舞。

1936年生於中國廣東省的李怡，1948年移居香港。他孜孜不倦筆耕逾一甲子，直到逝世兩星期前仍在網絡上更新自傳《失敗者回憶錄》，回溯年少時的左傾歲月以至1981年脫離左派獨立出版、評論兩岸三地的關鍵社會政治事件，也談他所認識的黎智英、曾鈺成、梁天琦、張敏儀等。

最後更新的文章題為〈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回憶2019年反送中運動，寫自己的憤怒與痛心，總想叫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突，但說不出口也寫不出來，「因為我知道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在和平的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的回應時，他們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才體驗到不相識手足的真正友誼。」他又自言，反送中運動令當年83歲的他對香港有了全新的認識，相信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

from 大城誌 https://hkcitycreation.com/2022/10/22/%e6%b8%af%e4%ba%ba%e5%8f%b0%e5%8c%97%e8%81%9a%e9%a6%96%e6%82%bc%e6%9d%8e%e6%80%a1%e3%80%80%e6%9c%ac%e5%9c%9f%e6%b4%be%e9%9d%92%e5%b9%b4%e8%90%bd%e6%b7%9a%e5%98%86%ef%bc%9a%e5%96%aa%e5%a4%b1%e6%98%8e/

李怡：傷痛

2021年4月30日

失敗者回憶錄

三個多月後，我收到麗儀來信，簡單寫着：「你好久沒有回來了，收信後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反覆讀着這一行生命中最珍貴的字。這意味她已過關。我沒有考慮會不會還要我到原籍報戶口的事。我太想念、太渴望見到、太想知道她的現況了。回原籍這樣的事還顧得上嗎？

周六我回深圳家。這次公安局沒有叫我回原籍報到，看來荒謬的規定取消，一切回復原樣了。

麗儀沒有說甚麼話。晚上，她凝重地對我說：「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會回來了。」這句話，意味着她的徹底改變。

本來這是正常人都會作的選擇。但愛國愛黨的人不是正常人，他們是非常人，實際上可能是反常人。在1949年以後，絕大部份在大陸生活的人，到了香港都不會回去。更有川流不息的大陸人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計要到香港來。可是，麗儀自從1954年到廣州升學，後來到寶安縣觀瀾教書，再從觀瀾調到深圳，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寒暑假都獲批准來香港，而她也都在開學前回去。每次回去都與我依依不捨。我父親和許多朋友都說可以在香港給她找到工作，她一直拒絕，因為祖國培養她，要服從組織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點」。她不是正常人。我沒有勉強她，所以我也不是正常人。

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接着復課鬧革命，學校成立革命委員會，然後是軍管，由不懂教育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軍人當革委會主任，即學校領導。麗儀作為物理課教師，被指派去上政治課，上唱歌跳舞的革命文藝的課。在非正常環境中，學校也沒有了寒暑假，申請去香港是想都不要想了。

晚上，她告訴我不久前患了肺病，還吐了血。叫我下周買些治肺病的口服藥給她。

當晚，以至此後相當長時間，她都沒有跟我講那三個月受審查的經過，她不願碰這傷口。但我感覺她像是清醒過來那樣意志堅定。九歲的女兒那三個月照顧媽媽，幫她拿飯、倒水、洗衣，她也因為「特務爸爸」而受到同學欺凌、毆打。幾十年之後，女兒才跟我說起那幾個月的細節。

妻子後來說過兩件事。一是關於我寄給她的信，儘管絕大部份她已經在文革開始時因警覺而燒毀，但仍然有小部份後來寄去的信沒有燒而被搜查出來，審查者用高度警覺懷疑的眼光，去放大推敲信中每一句，極盡無聊無知和侮辱之能事。比如我提到一些共同認識的朋友，用了朋友的英文名字，就被審查者追問是甚麼外國人？是英國還是美國？麗儀說是中國人，他們就大笑：「你當我是小孩子呀？中國人會用洋名字？」

另一件是要麗儀承認她老公是英國特務。麗儀說我們中學時代就認識，長期深刻了解，這是絕不可能的。審查者就說，組織已掌握充份證據，你是相信黨還是相信你老公？中國共產黨是如此偉大光榮正確，她老公是如此渺小窩囊錯誤，她怎麼可能說她相信老公而不相信黨呢？但隨後審查者問她，你在深圳工作，怎麼配合你的特務老公，向他提供機密情報？麗儀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她說：我老公是不是特務，我不知道就相信黨吧，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務，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們這樣說，我連剛才同意他是特務的話也要收回了。於是引來更大更嚴厲的折磨。不過，她說也可能是因她的強烈反應而使她終於過關。

相對於許多人在文革所受的殘暴對待來說，麗儀這幾個月真不算甚麼。但她說那時候總的感受，像天塌下來一樣，她甚至希望大地震，所有人一起死。

李怡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2/10/20210430.html

李怡：煎熬

2021年4月28日

失敗者回憶錄

從深圳闖關回到香港，驚魂初定，卻感前路茫茫。邊防人員說「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規定」，而我在無法照那個新規定做的情況下，意思就是不能回來了。除非規定改回正常。這不是我能夠預知的情況，即使改正了我也無法知道。也就是說，如果我還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預知的生命賭博。更擔心的是麗儀的遭遇，她雖然性情溫和，但對於是非一向很堅持。她說中共文件指「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那麼若要她指證我是「特務」，就她個性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我已經見識了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難再堅持。那麼，我們的婚姻關係就要破碎。我很難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而更壞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務」，坐牢、槍斃都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兩個可愛的女兒怎麼辦？我每天想這樣的結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來，有甚麼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體大量報道，許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識分子被揪鬥，老舍自殺，從香港回國的兵乓球名手容國團自殺，許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批鬥、虐待，我在北京和廣州的兩位叔叔及其家人沒有消息，我在大陸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這些都還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開始時，在中國，接聽電話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聲叫「毛主席萬歲」，把人嚇一跳。過中國海關時，有段時間海關被紅衞兵奪權，過關時關員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問我「來深圳做甚麼」，我說「看我的愛人、小孩」（那時在大陸都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問「看他們做甚麼？」答「講講話啦！」問「講甚麼？」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無知的問題。

那時候，一切都顛倒。乾淨整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習性，骯髒才是無產階級本色；禮貌是資產階級思想。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都有的母愛天性也被指為「資產階級」。還有甚麼奇怪的、顛倒的事情不會發生？

我睡覺、起床、工作、寫稿，每月繁重的編輯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着卻總像有一根刺頂在心中。

我去找麗儀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哥哥。他沒有為自己妹妹着急，而是鎮定地說，如果你沒有做甚麼事就用不着驚怕。言下之意是他的黨性凌駕了對他妹妹和對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更高級的唐先生，那時已經找不到了，據說他也被調回大陸批鬥。我把遭遇告訴藍先生，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淌一個嫌疑人的渾水，或者相信組織多於相信他自己對我許多年的了解判斷。

我每月寄100港幣給麗儀，並到銀行去拿有她簽收的回條。從回條中知道她仍然活着，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聯繫。整整三個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強支撐着近乎崩潰的精神，維持雜誌按月出版。

李怡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2/10/20210428.html

李怡：殺氣騰騰

李怡：殺氣騰騰

2021年4月26日

失敗者回憶錄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象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着一根上面掛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衞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着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甚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甚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着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甚麼時候回來？我們甚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着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着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着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母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着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2/10/20210426.html

李怡：圈內圈外

2021年4月23日

失敗者回憶錄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恒。——邱吉爾）

現在的人，或者沒有經歷過1970年代，又或者已經忘卻了。那時候，香港是反共勢力的天下，左派自成一個特定的小圈子。香港的報業、出版業、電影業，左右派界線分明。左，就是親中共力量；右，就是親台灣國民黨力量。文化界絕對是右派佔優勢。商界則是英資企業佔壓倒地位，港資在上升中，中資與台資都不成氣候。當時的報紙，報頭大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以公元記年的，則不管塗上甚麼中立色彩，即使以港聞為主、迴避國共意識形態的對立，也仍然被認為是左派。每年10.1，掛五星旗建牌樓的不多，倒是雙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滿街滿巷。左派學校出身的年輕人，很難進入香港的主流體制，他們入大學、讀師範都很難，更不用說考公務員了。在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社會的一般商戶，也排斥左派學校畢業生，左派工人進工廠，也要隱瞞他的左派工會會員的身份。

左派特定的小圈子自成一角，工資低，但住宿與三餐不愁，看病就去工聯會的診所。學校教師、工會會員、中資機構員工，大部份都懷有理想，信賴中共領導的國家，信賴和服從領導，作風正派。我在左派的香島中學讀初高中，受到幾個老師的熏陶和啟蒙，我至今仍然懷念他們。左派新聞界人才雲集，《大公報》十大才子，人人學貫中西，筆鋒銳利，評論、副刊文章都具可讀性，我從中吸取養份不少。而我在20歲時首次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當時的文藝版主編是從《大公報》借調的羅孚，他大量取用我這個初生之犢的投稿，使我從此涉足左派文壇。

對於香港主流社會來說，左派圈子是另類。中共建政後，20年來大量的大陸人流入香港，在英國人設立的公平法律下各顯神通、爭名逐利、向上流動。左派並不參與這種競逐，但許多人心中都覺得背後有祖國作靠山，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上的人或許看不起我們，但我們自己是看得起自己的。

我至今仍然認為，當時香港的左派就其整體來說，是善良的、單純的人，即使參加1967年的暴動，也是出自對祖國的忠誠和信任。但他們祖國卻並不單純，領導人所宣傳的和他們的實際施政是兩回事。從中共建政之初的鬥地主，到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反右傾，大逃港，到全面反傳統、反常識、反社會基本道德的文革。每一次運動，每一次發生讓香港左派陣營內產生對祖國疑惑的事件，就會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愛國團體去宣講形勢，在員工聽到他們自己願意知道、並感覺是「合理」的解釋之後，再通過「學習」，就解除疑惑，「統一」思想啦！只是，如果不僅是從非左派傳媒和香港社會流傳所得的消息，而是有親屬家人甚而自身遭遇摻雜其中，那麼實際的困境就不是大道理可以釋除了。

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以後，如果還有機會「以後」的話，我要怎麼做？我可以怎麼做？我有個人自由發揮的空間嗎？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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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闖關

2021年4月21日

失敗者回憶錄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恒。」——邱吉爾

1970年3月22日，星期天，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深圳離境大堂上，邊防人員拿了我的「回鄉介紹書」到裏面去批核，已經一個多小時了。會讓我回香港呢，還是會被迫留下來，經歷不可知的未來？命運在待決中。

「回鄉介紹書」是那個香港人到大陸的必辦手續。在入境時，中國邊檢人員為每個拿香港身份證的旅客寫一張「回鄉介紹書」，填寫包括要去的地方、原籍、在香港的職業等資料，到了目的地後，就要到附近的公安局蓋一個印作為報到，而離開前也要去蓋一個離去的印，到邊防離境大堂，把蓋有兩個印章的介紹書給邊防人員查看，介紹書被收回就可以出境回香港了。中共建政以來一直這樣運行。那時妻子在深圳教書，我一兩個星期就回去一次探望妻女，已經十多年了。

但在前一天我如常入境後，在深圳公安局報到卻遇到刁難，辦事人對我說，要我回原籍新會去報到。我說我原籍沒有親人也沒有住址，他說新規定就是這樣，然後在介紹書上簽注「須回原籍報戶口」，並說不會給我蓋離去的印章，要回原籍蓋章。我一再解釋和分辯，他都不理。而且他不是新人，以前都一直是他辦的，都沒有問題。很顯然這是一個新規定，沒有人知道會有、也沒有事先通報的規定。跟他說甚麼，都無望了。

怎麼回原籍呢？原籍是甚麼鄉村？住哪裏？去哪裏的公安局蓋印章？無親無故的，會不會跟我蓋呢？我想了整晚；決定還是第二天先去深圳離境處闖一下，看能不能給我離境。於是，就來到了這裏。邊防人員看到我的介紹書時，立即說，是要你去原籍報到和註銷呀！我說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多次來往，這邊防人員已認得我了。他想了一下，就說，你先坐着，我進去查問一下。就這樣，他進去已一個多小時，我乾等着，想着會發生的各種情況：會拒絕讓我離境？會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審查？會逮捕和送去監獄？還是會更糟？

前一晚，妻子等我回家，就告訴我，學校的革命委員會要對她隔離審查，並說前兩天一個香港人在那裏被槍斃了，原因是他用香港的反動報紙包了一些東西帶回來，被指為進行反革命宣傳。聽說他是一個小販。妻子神色凝重。不久就有紅衞兵來把她帶走。我眼睜睜過了一夜，決定第二天闖關。

在離境大堂坐着，一個多小時後我整理自己的思緒，覺得乾着急，為無法掌握的未來遭遇困擾沒有用，只有看事情怎麼發展才知道自己的命運和應變。我開始想，我今年34歲，大約14歲左右，就被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理想所帶引，我一直認為自己應該做一個有理想的人，而不應該做一個我看不起的渾渾噩噩、碌碌無為的人。所信奉的理想，在過去20年，也不是沒有受過現實的質疑和考驗，但我總找到理由去為中國發生的事情辯解，說服自己不要放棄堅持。而現實是，我已經在左派文化圈中成長，十多年的編輯和寫作，有被認可的成績和地位；尤其是，剛創刊不久的《七十年代》月刊也廣受香港和海外傾向中國的華人歡迎，正是事業的起步階段。我雖還不是中共組織中人，但也非常接近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者。我如果可以回到香港，我仍然無法擺脫在左派文化圈中工作和寫作。而倘若妻子被囚禁，甚至被判罪，甚而喪生呢？我兩個幼小的女兒怎麼辦？

我要為了自己的遭遇而背棄堅執的理念嗎？

李怡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2/10/20240421.html

李怡：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20070426

無論俄羅斯人民在葉利欽死後，對他如何臭詆，無論葉利欽在掌總統大權時是如何酗酒、失態，無論他如何導致俄國人民失去福利保障，讓俄國「淪為二流國家」，葉利欽在歷史上的地位已獲肯定，只因在他的手上，終結了蘇聯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從而促成世上第一個共產國家蘇聯的瓦解。

以國際形勢來看，葉利欽也等於終結了由核恐怖平衡所構築的冷戰時代。為此，美國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指出由於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使人類歷史的演進已達終極目標，今後除了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之外，他看不出人類歷史演進還有其他終極目標。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世上還有少數國家未達到這終極目標，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敝國──中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葉利欽之死表示：「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摯友。」這句話如果不是套話，那麼根據中共對「中國人民」的演繹等同於「中國共產黨」的理解，葉利欽對中共這個「摯友」的最大貢獻，無疑就是使中共覺悟到「政治改革」等於「滅亡」了。

一九八○年鄧小平曾推動過政治改革，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在鄧小平支持下，中共由趙紫陽推行過一系列政治改革（詳見吳國光著《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政治改革雖因「六四」而受到頓挫，但真正被中共領導層捨棄，則是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崩解之後。被稱為「蘇東波」的政權崩解，使鄧小平等中共領導層相信：「政治體制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也就是說，開放言論、開放黨禁，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給人民自由，實行民主，那麼共產政權立見死亡；政治體制不改革的話，那麼儘管人民累積不滿，政權腐敗，種種政治上荒謬、不合理的狀況延續甚至越演越烈，但政權不致立即死亡，還可以繼續耗下去。反正中國地大人多，這有人鬧事把它壓下去，那情況不好給點甜頭，就這麼靠打補針延續政權的壽命。

中國的共產專權體制，與蘇共政權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蘇共尊重體制，而中共起決定作用的則是血緣人脈，亦即「家長制」。在蘇聯，誰當了第一書記誰就可以掌實權，因此戈爾巴喬夫雖較年輕而當上第一書記後仍可以全力推行改革。但中共胡耀邦、趙紫陽在當上總書記之後，還要聽命於幕後的元老鄧小平。

葉利欽在掌總統大權後，推行民主改革，經濟上則把國營事業投入市場，實行所謂「震盪療法」，為此而讓寡頭財閥壟斷國家經濟。中共則緊握政治權力不放，國有資產通過血緣關係而在較長時間逐漸轉為高幹子弟控制的私有產業，由此而貪污腐敗大行其道，貧富差距擴大，但經濟上的震盪並不顯著。

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經「震盪治療」後，大部分經濟已漸上正軌，中國則在政治體制不改革之下，經濟雖暴漲，社會矛盾卻日趨嚴重，中共政權繼續處於「等死」階段。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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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我手寫我心，悲觀而積極——《失敗者回憶錄》題記

文／李怡（香港作家）

聯經思想空間編按：2022年10月5日，香港著名作家李怡於台灣逝世，享壽八十七歲。李怡本名李秉堯，1936年出生於廣州，1948年移居香港。1970年，李怡曾創辦《七十年代》，其後雜誌更名為《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多年來，李怡亦常在《蘋果日報》等媒體撰寫社論、專欄，提出對於社會當下的針砭時弊。移居台灣後，李怡持續發表「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為其一生經歷的各種社會運動、時局變遷作記，本文為「失敗者回憶錄」系列題記。（* 文章原刊於 Matters，標題為編者擬。）

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

我在《世道人生》專欄的告別篇最後表示「將會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有不少讀友留言說不接受「失敗的人生」的說法，他們認為我的人生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就個人、家庭和事業這三方面來說，我的人生成績單當然絕非失敗。有點成績的原因主要決定於我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就像美國股神巴菲特說他的致富是因為他中了卵巢獎券一樣，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現在香港的年輕作家，才學在我之上，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要以寫作來維持生計都困難，真為他們惋惜。

但回顧我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

多年前，香港電台舉行「香港書獎」的頒獎禮，邀我參加，主持人問我，在港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多年，是否覺得香港的讀書風氣有了改善，我回答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理想破滅在幾十年前就發生，當一個希望升起又接著破滅之後，我就對馬克吐溫的話深信不疑，他說，悲觀者與樂觀者的區別，是悲觀者掌握的資訊較多。對人類社會了解越多，對人性知道得越多，就越是不能樂觀。但悲觀不等於要消極。以寫作為終身志業的人，必須忠實於自己心中所想、所信奉的價值觀，我手寫我心，才對得起自己從事的工作。當然，所信奉的思想價值觀會經不起現實考驗而改變，那就仍然要忠實於這種改變，繼續我手寫我心。悲觀而積極，明知推動的價值難以實現仍然要推動，既是職責所在，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為了無愧於自己的一生。

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在以後的文字中，我會盡可能憑記憶講一個失敗者的故事。警惕我寫作的只有一點，就是避免陷入羅生門故事的美化自己的怪圈。

而我在不斷挫敗之後仍然願意與讀友、特別是年輕讀友分享失敗人生的原因，是我常想起邱吉爾的名句：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

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邱吉爾的話推動我寫這個失敗者的故事，也是一直都是小有勇氣的故事。

（文章發佈於2021年4月19日）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10/blog-post_15.html

李怡生前对"爱国"的彻底反思

来源:
自由亚洲

李怡作为一个年青时跟随中国共产党的狂热爱国分子，到文革后彻底反思。他在晚年的每一句说话，都撼动着跟他有类似经历、对中国这片土地曾经充满幻想与憧憬的同一辈人。

当然，李怡对自己生命的总结，也给了近年在香港争取民主的年青人，提供了对“爱国”这个名词的真实解读。

李怡在2020年接受本台专访时，就留下了以下值得大家沉思的名句：

“如果我是记者，我採访的事情，可以如实报道，不需要被扭曲，不需要左删右删，不需要政治正确，我就做中国人；如果教书，我可凭自己的学识去教，凭我知识教学生，不是要靠政治正确观念，又扭曲思想，我就做中国人；如果我是做生意，只要不违法，甚么都可以做，我就做中国人。如果都不行，我宁愿做一个人，都不做中国人。”

“反送中运动虽然甚么都未得到，但有一样东西是，很清楚，所有香港争取民主的人，现在都是本土意识，不论你是大中华派、曾爱国，大家都觉得香港自主意识很重要。”

“当香港回归后，我就对这地方不抱希望，但年轻人让我重见希望。”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觉得会有自发，不觉得每个人有自主意志去做，总觉得有幕后黑手。”

“幸好生于香港，你已得到的自由，你是不会放弃。就像一只狗咬着骨头，怎么扯都是扯不动。未得到的，你或许会妥协一下。在争取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妥协。但我已经在吃、咬着，你还要扯出来，是扯不动。”

“我相信很多人是聪明。政府能否管治要看她对国际的管治，和对中国服从之间，採取什么态度。如香港失去对中国作用，对中国来说损失很大。”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0/%E6%9D%8E%E6%80%A1%E7%94%9F%E5%89%8D%E5%AF%B9%E7%88%B1%E5%9B%BD%E7%9A%84%E5%BD%BB%E5%BA%95%E5%8F%8D%E6%80%9D.html

一生追求獨立輿論 筆耕半世紀論述香港思潮變遷 李怡台灣逝世享年87歲

一生講求忠於自己、自由思想的作家及時事評論家李怡，今早9時13分在台灣逝世，享年87歲。他筆耕六十餘載，出版過《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香港思潮》等多部著作，見證香港時化變遷，最後一本是講述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香港覺醒》。

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幾乎一周五天在《蘋果日報》專欄發表政論，鞭撻時弊，力斥政府、中國共產黨不是。去年3月，他在《蘋果日報》專欄寫下「告別篇」，形容國安法的實施構成實實在在的壓力，而且年紀老邁，精神體力都倍感不足。他曾在《眾新聞》專訪坦言：「喺安全同自由當中，你都係選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戰亂中成長　由左傾愛國青年到批判中共

原名李秉堯的李怡，1936年在廣州出生，童年在日軍佔領淪陷區北平和上海成長。9歲那年，他隨家人由上海倉皇出走，乘小船在日軍聚光燈的縫隙中划行，偶爾聽到幾響機槍掃射聲，靠岸後是中國國民軍領地，便乘車向安徽省屯溪駛去，沿路見到衣衫襤褸的人們討飯吃，路邊一遍餓殍，一夜看盡人間滿目瘡痍。

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就讀左派學校香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任職資料員和編輯，工餘時會向《文匯報》投稿，開啟寫作大門。他在1970年創辦由中共斥資的《七十年代》政治雜誌，受到左派重視，更被台灣視為「匪刊」。李怡說過，當時是出於自由意志，相信中共，憧憬社會主義。

直至家人的遭遇，令他最大打擊。李怡在中學邂逅曾加入共青團的同學梁麗儀，二人在1960年共諧連理。根正苗紅的太太畢業後在中國大陸教書，1970年因為文革「一打三反」運動被隔離審查，逼她承認李怡是特務，更不得不將李怡每天寫給她的情書付諸一炬。

文革所見種種，加上太太被隔離審查的遭遇，令李怡對共產黨產生懷疑。他說過：「當時好多喺香港嘅左派，我求佢哋，佢哋完全幫我唔到。」那幾個月，很痛苦。

1981年，李怡脫離左派，轉向批判中共，雜誌後來更名為《九十年代》，敢於批評兩岸政權，更被中國大陸查禁。他說過，港英時代很安全，沒有恐懼的自由，害怕的只是失去工作，少了一個寫作的地盤，脫離左派是不想自由意志被支配。

這本先後被台灣和大陸查禁的雜誌，卻可在香港自由出版和閱讀，直至1998年停刊。他形容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閱讀自由的地方，但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無償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筆耕六十餘載　國安法後感實實在在壓力

90年代，李怡遇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往後一直為《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逾20載。去年3月31日，他在《蘋果日報》「世道人生」專欄寫下「告別篇」，形容港區國安法令論政失去法律保護，是寫作60多年來從沒遇過、實實在在的壓力。

他提到自己「很老了」，精神體力俱不足，又慨嘆社會還要評論家來做甚麼，因為香港荒謬，誰都看得出，誰都能批評，不需要評論家指出，加上社會撕裂，黃藍對立，人們只聽相信自己認同的事，理性的交流與說服變得沒有意義。最後引用魯迅《吶喊》的五言絕句作為專欄告別語：「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自80年代開始，李怡逆轉對中共的信仰，由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到九七回歸，他論述過香港多次思潮變遷，其著作包括《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知識分子與中國》、《香港一九九七》等。

2013年，他著作《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探討香港出現的本土意識，他在自序中提及，本土意識的興起，表現出年輕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不可為或是現實，但不為則任香港沉淪。

2020年，他出版最後一本著作《香港覺醒》，輯錄他在2019年的政論文章，大部分內容提及反修例運動。他形容2019年是香港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他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

反修例運動輾轉難睡　香港走上不歸路

前年7月，李怡接受《眾新聞》訪問，提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令他很大感觸，「我真係幾廿年經歷過唔少風雨，2019年嘅風雨係最大，成個香港變得同以前唔同。」談及中大和理大被警察圍攻時，他坦言夜裏無法入睡，很驚也會哭，事後他跟著銀髮族去英美領事館遞信，「因為太過壓抑，點都做啲嘢啦，衰衰地都，我係衰衰地架喇。」

反修例這一役，也顛覆他一直以來對香港的看法，他承認思想追不上，有很多誤判。「你係老咗，你嘅經驗係唔適合嘅，你係要聽人哋新嘅嘢、新嘅知識，因為任何人都會喺自己嘅經驗裡面跌交，只有不斷地批判自己、不斷地反省自己，人至會進步、社會至會進步、國家至會進步。呢個係我自年青以來，形成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

對於國安法刀懸頭上，他淡然道：「佢捉咗我就無囉，就被擱筆。如果唔係嘅話咪照寫；或者我無地方發表，咪擱筆。」他坦言這段時間是糾結的，形容國安法是elephant in the room，很難當作不存在，但他說係喺安全同自由當中，你都係選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李怡有女兒有孫，太太在加拿大安息。近年他移居到台灣，去年一度傳出心臟衰竭，及後捱過關口，至今年9月仍有在網上發表文章，惟今早9時13分辭世。

「我享受慣獨立輿論，我一生追求嘅就係呢樣嘢。」李怡說。

from 大城誌 https://hkcitycreation.com/2022/10/05/%e4%b8%80%e7%94%9f%e8%bf%bd%e6%b1%82%e7%8d%a8%e7%ab%8b%e8%bc%bf%e8%ab%96%e3%80%80%e7%ad%86%e8%80%95%e5%8d%8a%e4%b8%96%e7%b4%80%e8%ab%96%e8%bf%b0%e9%a6%99%e6%b8%af%e6%80%9d%e6%bd%ae%e8%ae%8a%e9%81%b7/

失敗者回憶錄198：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講到反送中，一位讀友這樣說。我知道許多香港人都有同樣的心情。

「想忘記」，正如一個你摯愛的人死亡，你要走自己的人生路，就不能讓這個你摯愛的人一直在腦海盤旋。一個曾經給你自由和無數機會的城市也一樣。它死亡了，你也不能永遠停留在懷念中。你或離開，或要適應。

「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是因為這段過去無比壯烈。它是一段歷史的斷層。它不大可能會再次出現。它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

不管怎樣，真實必須記下來。誠如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9年6月9日一百萬人參加反送中的和平遊行。包括我在內，那時誰都不認為示威行動會有什麼成果。當時我說：「我們走出來，只因為我們是有尊嚴的人。豬被殺還會叫幾聲，人豈能不如豬，默默地任憑惡法宰割？我們怎能容忍一個人人有法律保護的社會，淪為人人赤身露體任憑強暴的社會？」

果然，一百萬人示威沒有用，林鄭政權仍然決定6月12日將法案在立法會建制派護航下硬闖。於是，6月12日早晨開始，大批市民湧往立法會，阻止開會。警方下午使用武力，發放200多枚催淚彈和橡膠子彈，80多名示威者受傷，有些傷勢嚴重。立法會暫停開會。林鄭在15日宣布暫緩修例。

6月12日這一天，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開始，是警民衝突的開始，也是勇武抗爭產生了成效（阻止法案通過）的開始。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就以這一天為起點。

接下來整年發生的事件都令人震驚和意想不到。6.16爆發兩百萬人的示威遊行。港島從東區到金鐘，所有馬路和地鐵站都擠得水洩不通。我因年老，朋友就建議我坐計程車到灣仔加入遊行隊伍。但即使這樣，因人太多，行走像蝸牛蠕動。走了兩小時，也只走了一小段。我因疲累就回家了。

6.16兩百萬市民提出五大訴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當局對6.12的暴動定性、不檢控所有被捕示威者、追究警隊濫權、林鄭月娥辭職下台。

兩百萬人的訴求，政府仍然置之不理，警暴與抗暴事件就連續發生。7.1衝擊立法院，7.21警方放任黑社會在元朗無差別地襲擊路人，8.31在地鐵太子站車廂內警察亂棍毆打乘客。9月15歲少女陳彥霖的全裸屍體在海面被發現，政府急急將屍體火化，說她是自殺，而她是一名游泳健將。11月22歲科大學生周梓樂在警民衝突期間，從三樓停車場墮下重傷不治。他手腳無骨折而軀幹受重傷。他的死因受到多方質疑。

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爆發警方與抗暴學生的激烈攻防戰。學生被圍困和用各種方法逃脫，香港市民則群起對學生支援。此外，又不斷傳出被捕的抗爭者在拘留處被虐打、被強暴的消息。每天電視和網台直播的畫面，與次日警方記者會的謊言，從根本上改變了沉默大多數的觀念。

我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我憤怒，對年輕人的勇武抗爭感到痛心。許多個晚上，我緊盯電視，想看到中大、理大攻防戰的發展，想看到年輕人脫身和被救援。我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我說不出口，也寫不出來。因為我知道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在和平的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的回應時，他們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才體驗到不相識手足的真正友誼。

好幾次，我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勇武抗爭者站在一起，在精神上支援他們。但我被一位年輕人阻止了。他說你去只會增加抗爭者的負擔。因此，除了大遊行之外，我只參加過一次銀髮族支援抗爭運動，以及一次全港手拉手的人鏈活動。

整年反送中的歷程，已經有許多文字和視像報導，我也已將這一年的評論匯集成書。這裡就不重複敘述了。但有些數字也許應該留下來，就是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3月為止，共有超過七千人被捕；2019年6月到9月，有256宗自殺案，和2537具「屍體發現案」。這些屍體是怎麼會出現的？關於抗爭者被虐待致死並非法「處理」，在香港已不是都市傳說，而是社會共識。

2019年之前的幾年，香港政治、社會、經濟在中國大陸的侵蝕下，已經使我這個在香港生活了七十年的人感到陌生了。想不到2019年香港人為社會權益奮起抗爭，那種獻身精神，也使我感到陌生。前者這種陌生令我沮喪；後者這種陌生令我驚異。我自問對香港人的特性有深切了解，香港人精明，在守法中很懂得轉彎，到了世界各地都能夠生存，善於趨吉避凶。但怎麼會在這一年變得不顧個人利益勇於為促使社會改變而犧牲呢？

對於當時83歲的我來說，這是全新的認識。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比如，英女皇逝後，那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


（原文發佈於2022年9月16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89.魚蛋革命與梁天琦

190.懷想梁天琦

191.年輕人的勇氣，自愧不如

192.銅鑼灣書店的詭譎故事

193.中國貪腐奇談

194.2019，生命中新的一章

195.神針拔去，風暴將臨

196.伊麗莎白二世與毛澤東

197.年輕人化解民主派的分裂

198.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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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年輕人化解民主派的分裂

（失敗者回憶錄0914）

2014年佔領運動雖由戴耀廷教授倡議，但最終卻是因一些年輕學生衝進公民廣場啟動。帶動雨傘運動的主要是年輕人。

2016年魚蛋革命，全由年輕一代發動和參與。

香港民主派自2003年就開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爭民主，主要群體性活動就是每年元旦和七一的遊行。組織遊行的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這團體包括約五十個組織參與。2003年五十萬人的遊行規模最大，跟著每年至少兩次遊行，延續十多年，遊行示威成為香港的地方風采。但在中共從暗到明的政治干預下，市民的民主權利不僅沒有寸進，反而體制內的民主力量越來越薄弱。民陣每次大遊行照例拉橫額、喊口號，政黨在路邊擺攤募捐，遊行後人群散去，第二天人人照常上班上課。一切都是老樣子，人民依舊無權，政府向中共傾斜愈甚。

2010年後，本土派崛起，但在議會中的民主派仍然都是老一輩的大中華派。他們在選舉、輿論中，排擠以年輕人為主的本土派，常污衊本土派是中共奸細。在被排擠和敵視的情況下，年輕人對民陣的遊行也不參與了。民陣遊行人數逐年下降。

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民陣在三月底舉行過一次反修例遊行。參加者據稱有12000人，社會反應並不激烈。

4月28日，民陣發起第二次遊行。集合地點在鬧市的東角道，那裡可容納的人數不多。民陣估計不會有太多人。誰料參加人數大幅上升，擠爆了現場。遊行在3時45分起步，結果末端到6時才出發。民陣宣稱有13萬人參加，是林鄭月娥上任後人數最多的遊行。

原因是政府中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要修訂逃犯條例。一樁一年前在台灣發生的命案，明明有現成的法例可以把香港的逃犯移送到台灣，而且也有過先例，為什麼要以此為藉口，把不容許將逃犯移送中國大陸的「除外」條款去掉？目的不就是要依從中共專權政治的意願，把異見人士送去大陸受審受刑嗎？

特首林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長李家超被稱「修例三人組」。他們表示是要修補逃犯條例的漏洞，但又無法解釋包括法律界在內的各界所提出的問題，對西方駐港機構提出的質疑也沒有回應，甚至對所有提出異議的團體和名人都拒絕見面商討。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年輕人決定不計前嫌，參加民陣的反送中遊行。這是4月28日遊行人數暴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來，各大專學校以至各中學，都成立了反送中關注組，各社團及學校的反送中聯署風氣雲湧。民陣在6月9日發起第三次反送中遊行。由於估計人數會很多，因此將集合地點定在可以容納最多人的維多利亞公園。

為呼喚市民參加這次遊行，各大專學生和部分中學生，在港九新界各區進行動員。他們自費印刷宣傳單張，在各區的街道設街站，用喇叭向市民解釋「修訂逃犯條例」的要害，為什麼修例與香港每個市民都相關？為什麼要參加6月9日的遊行？

一個滂沱大雨的傍晚，在北角的一個街口，幾個年輕人冒雨向路人派傳單，同時用擴音喇叭講解。我向一個十多歲的女生說，你們這樣淋雨會感冒的，去商場避一避再出來吧。她帶著天真的微笑對我說：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啦！

我被他們感動。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動。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說，他看到一個弱質彬彬的小女生，一個人背著一大袋宣傳品，走長長的路送去街站。他說要幫忙，那女生說：謝謝，不需要啦！

如果說前幾年的兩次運動表現出了年輕人的勇氣的話，反送中能夠動員幾乎半個香港的市民直接間接參與，則歸功於年輕人的包容。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維護香港固有價值的本土派。泛民主派批評和攻擊他們所支持的本土參政者，就等於攻擊了他們本人。但在反送中的目標下，他們不計前嫌，全力動員同學、家人和廣大市民，一起參加由和理非的民陣發動的和平示威。一夕間掃除民主派的分裂現象。

反送中在其後表現出的民主派的相互包容，相互支援，這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質，是由年輕人在6月9日之前的表現形成的。在反送中運動中，分裂不再存在，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分裂、抗爭手段的分裂，或世代的分裂，都不復存在。而這種改變，是我之前從來不敢想像的。

那時候政權之粗暴，和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的形勢，使香港絕大部分人覺得抗爭是沒有勝算的。

我在6月7日發表文章說：「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不是因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來。」

在年輕人動員下，6月9日的示威人數達到破紀錄的100萬人。（196）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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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神針拔去，風暴將臨

（失敗者回憶錄0909）

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以一宗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女友的案件為由，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容許政府把疑犯移交台灣及中國大陸等地。
香港和許多國家都訂有引渡罪犯協議，但與台灣、中國大陸卻沒有。2005年在一個聚會中，我問過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這個問題。他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台灣仍有死刑，而香港已經廢除了死刑。
除了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或地區之外，香港也為沒有協議的地區訂有《逃犯條例》。在《條例》第13條「移交令」中，列明有死刑的地方，只有在該地方不會執行死刑而香港特首亦信納這保證的情況下，才會發出移交令。不過，更列明：「在某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情況下，行政長官可決定不就該國民作出移交令。」
訂立這一條，相信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據2017年官方數字，中國執行死刑人數有1551人，而全球各國執行死刑的總數也只有596人。
原有的《逃犯條例》在1997年公告，其後並作修訂，內容指：移交逃犯安排適用於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但卻指明「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意思就是不能夠移交逃犯到中國大陸了。
這條例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可移交逃犯的世界各國之外，明顯就是中共也知道香港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司法沒有信心。中國司法強調黨領導，「黨」字的組成是「尚黑」，在有關中國司法案件的許多報導中都體現「尚黑」。中共為求取香港及西方國家對主權轉移後香港的信心，就不顧面子訂下這「除外」條款了。
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除外」的字句去掉，是因為中國富起來、強起來也。除了這個條款帶屈辱性，更有一說習近平以「反貪腐」鞏固權力，就要抓一些在香港的權貴政敵，撲滅對他權力有威脅的書刊。銅鑼灣書店的風波鬧大，刺激中共不想再暗中擄人，乾脆在香港立法，名正言順地把看不順眼的人作為罪犯抓到大陸去。
另一說法是由於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要引渡去美國，北京為求反制，希望在香港掌握類似的法律籌碼，將「觸犯中國法律」而身處香港的中外人士移送至中國大陸受審。
不少人認為是特首林鄭月娥為迎合北京而提出修例，但我更相信這是北京的命令。因為一提出修例，中聯辦就召集香港的政協、人大及建制派議員，要求全力支持。
修例的藉口，是一年前即2018年二月台灣發生的命案。兇嫌和受害者都是香港人。兇嫌棄屍後回港，台灣當局在發現屍體後，三度致函港府，提出司法合作。但港府一句回應都沒有。
直至一年後，特首和保安局長以悲憫之姿指若不修訂《逃犯條例》，就無法把疑兇送去台灣受審，受害人家屬可憐呀！無法彰顯公義呀！
法律界指出，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逃犯條例》的「除外」條款不應包括台灣。香港與台灣進行一次性個案移交，一點問題也沒有。此外，司法合作還可以包括由台灣辦案人員到香港機場，由香港警方把兇嫌交給台方押送回台。這樣的做法以前也試過，不是第一次。
但港府卻拋開已有的可行辦法，捨易取難、不顧輿情地把原《逃犯條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這條款予以剔除，把台灣列為中國的「其他」部分，認為這樣才能填補《逃犯條例》漏洞，才可以把疑犯送往台灣。
台灣當局洞悉把台灣納入「一中」的陰謀，立即拒絕以這方式接收疑犯。更發出旅遊警示，指香港修例後，中共就可以在香港合法拘捕台灣人，送往大陸受審。
修訂《逃犯條例》的要害，就在於把排中的「除外」條款剔除後，許多在香港不屬於犯罪的行為，若遭特首配合中共需要，都可以列為「在中國的犯罪者」而予以拘捕送交中國。比如「攻擊國家領導人」、「尋釁滋事」、「勾結外國勢力」等等。因此，修訂《逃犯條例》也被稱作「送中」條例。
林鄭政權稱修例是為補漏洞。但實際上「除外」條款是基於對中國司法的評價而作出的，而且是中國自己同意及參與制訂的。它不是「漏洞」，而是一國兩制的定海神針。神針拔去，專政風暴就會來臨。
修訂《逃犯條例》提出來後，香港許多人都嗅到了氣味。於是，從法律界開始，到傳媒、寫作者、商人，包括一些親建制的富豪，都紛紛發聲反對。大家都看到，一年前的台灣命案只是巧立名目，而且立得不巧，漏洞百出。若這惡法通過，則所有人都生活在動輒得咎的恐懼中。一網打盡香港人，一槌擊潰一國兩制，更給台灣硬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死老鼠。
西方政府機構、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包括部分親建制的報章社論，都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人權組織Hong Kong Watch不具名引述多名商界名人表達憂慮，這些人包括國際銀行高層、對冲基金經理。中共任命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撰長文，對修訂條例提出質疑。
但林鄭政權對所有質疑全都裝聾作啞。主持修例的高官連與法律界見面討論都欠奉，只是用強權逼一些親中人士表態，並依靠在立法會佔多數席位的建制派議員企圖硬闖過關。
在民主派分裂成大中華派和本土派的爭鬥中，連續幾年泛民主派主導的遊行人數越來越少。因此，中共和林鄭政權都低估了反對力量。但想不到全港大部分年輕人奮起，扭轉局面，使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氣勢澎拜！（194）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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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2019，生命中新的一章

失敗者回憶錄0907）

2019年三月底，我想到再過幾天就83歲了。於是我在《蘋果日報》的專欄表示，將在接下來每週五天的專欄裡，寫些一生中值得記下來的往事，和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不是完整的自傳，但把一些回憶留下來，是我人生的最後心願。

換句話說，在專欄裡將不再評論時政。

作出這個決定，是覺得時事評論越來越沒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會仍然會往相反方向走。

早幾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選香港特首的三個條件：愛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前兩個條件是沒有準則的，是否愛國愛港和管治能力多高，全憑中共領導人的自由心證；但社會認受性雖沒有普選的數量化準則，至少還有民調可供參考。因此梁振英才會以揭唐英年醜聞，來拉抬自己的民調，使中共有藉口要聽話的選舉委員投票給他。但是，到2017年再選特首，中共就乾脆不提社會認受性了，硬要選委放棄民望甚高的曾俊華，投票給民望低的林鄭月娥。連民調支持這一個條件都沒有，特首還能夠不百分百聽北京的話行事嗎？甚而不只聽話，還會揣摩上意去加碼迎合北京意願！

作為香港社會穩定磐石的香港獨立司法，也變了顏色。除了人大釋法的新訂法律居然有追溯力外，香港法院多次對抗爭者以判刑須具「阻嚇性」為由加重刑罰。在所有司法健全的地區，「阻嚇性」只能夠是判刑時的微量考慮因素，否則就違反依法量刑的精神，變成司法為政治服務了。人們不會忘記1983年鄧小平發起的「嚴打」，即「從嚴從重打擊刑事犯罪」，許多輕罪案件就被重判，其中有「偷一元錢判死刑」的報導。香港法院的「阻嚇性」判刑越來越多，市民也就失去司法保障。

這只是一時想到的兩件事：特首向極權通體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輿論都無力回天，更何況我只是在一份報紙中寫個小專欄。

既然時評改變不了什麼，就想到寫回憶錄的事。至少十年前，就有朋友催促我寫自傳。我的人生經歷微不足道，但可說既幸運又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經歷極大變遷的時代，而我置身在觀察、報導和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當中，經歷在香港最能夠自由報導海峽兩岸事態的時代，也眼看著香港這地方新聞自由的失落。我的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有些特別。我想在有生之年，給自己留下幾片雪泥鴻爪。

83歲，也許已經太遲了。但至少開始去做，以完成自己的最後心願。

寫了好幾篇，在2019年四月初突然接到黎智英的電話。他說想同我商量一下，能不能暫時停寫回憶錄幾天，評論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這件事。我說之前已經寫過一篇。他說他剛到台灣，同機有一位台灣朋友跟他說，很希望能看到我評論這件事。不是其他人，而是特指要看我寫。我說好。黎智英連說謝謝、拜託。

在《蘋果》寫稿二十多年，黎老闆幾乎從來沒跟我說要寫什麼。這次打電話來，顯然他很關注這件事。事實上，事態的發展也使我越來越關注了。

想不到，這一寫，就不是僅僅幾天，而是寫了一整年。不是黎智英要我寫，而是我被一場波濤洶湧的反送中運動牽動著心緒，使我再也沒有心情去緬懷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牽引著關注，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事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的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

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擱下寫回憶錄的心願，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過去的經歷，已經不那麼重要。新的體認，改變我過去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認知。反送中運動的整個過程，醍醐灌頂般讓我對人生歷程有了新的醒悟。這是我老年生命中新的一章。日後無論做什麼事，包括若要寫回憶錄，這一章對我的思想和書寫都太重要了。

儘管寫政論文章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什麼事、走哪條路，往往是受感情而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我放下了自己的回憶錄，是因為轟轟烈烈的事情就在我眼前發生，人不能沒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勵而做自己要做的事。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接下來，我會寫極具意義的香港2019年。對這一年發生的事，各類媒體已經報導很多了。我也出了一本書《香港覺醒》。在這裡，我不再重複講眾所周知的事，但會記下事情的緣起，以及我認知的幾個重要改變。（193）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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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銅鑼灣書店的詭譎故事

（失敗者回憶錄0902）

2016年元旦早上，我讀報看到一段消息：中國流亡詩人貝嶺在長途電話中向《蘋果日報》表示，他收到一封電郵指「李波失蹤，生死不明」。我當即給李波太太電話，問她想不想跟我談談。她說很想。我們住得近，就約在一家餐廳。

2013年，我要出版《香港思潮》，朋友介紹我認識李波，說他可以出版。見面時才知道原來他太太是我認識三十多年的蔡嘉蘋。當年她在三聯書店編輯部工作，並以舒非的筆名寫散文。現已退休。李波在經營一家叫巨流傳媒的公司。他建議我這本書自資出版，他提供國際書號和發行。就這樣，我們合作了兩三年，我出了幾本書。我們聚首聊天也較多。

元旦中午與蔡嘉蘋見面，我從未見過她如此的六神無主。她說李波平日每晚七時許就回家吃飯。30號那天晚飯時沒有回來，打手機沒有接。很晚了她接到來電顯示從深圳打來的電話，李波異常地用普通話跟她說話，顯然是要身旁的人聽到講什麼。李波說要配合調查暫時回不了家，又說如果自己表現合作，「可以從輕」。「從輕」？那是說他犯了什麼罪了？後來又再次來電，說「你可能已經知道什麼事了」，「事情千萬不要鬧大」。

她說因為這緣故，所以在貝嶺的消息曝光後，她拒絕所有採訪，也不敢報案。

我跟她說，這件事已經曝光了。講不講社會也都知道。報案就不能迴避媒體採訪，記者也就會追問特區政府這件事。傳媒鬧起來後，中共辦案人員至少會謹慎處理，不至於發生「生死不明」的事。李波在電話叫她「千萬不要鬧大」會不會是反話呢？

蔡嘉蘋幾乎立即同意我的看法。她當天下午就約了一位家人陪同她去北角警署報案。我通知報館記者去警署門前等候。她接受了採訪。當晚和次日早晨，傳媒鋪滿了這則消息。輿論指出，根據《基本法》，只有香港執法人員有權在香港執法，香港以外的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是違法行為。最妙的是特首梁振英的回應，他呼籲失蹤者本人提供失蹤資料。這就像課堂點名時，叫「缺席的請舉手」一樣，手忙腳亂到了失智的地步。

這就是銅鑼灣書店事件曝光的起始，以及我的小小參與。以後的發展已有大量報導，在網頁搜尋也有許多資訊。我就不多說了。

這裡只想談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和我後來逐漸聽到的一些情況。

自從有大陸人來港自由行以來，除了帶旺了金鋪、藥房等，還催生了「大陸禁書」這個行業。香港有多家出版社出版有關中共政爭內幕、秘聞，特別是領導階層貪污和情色醜事的書。在機場、鬧市報攤，都佈滿了這類書籍。

香港很少人看這些書。它們的銷售對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陸旅客有四千多萬，對這些書有興趣的人少說也有上百萬。他們不僅自己買，還幫朋友買。因此出版這些書有豐厚盈利。書的寫作者，大部分是在大陸僱用的寫手，他們或根據一些小道傳聞，或根本就是他們的胡編亂造。據出版者說，內容有七八成是捏造的。

除了大陸客自由行的廣大客源之外，在香港形成中國政治書市還有幾個條件。一，大陸沒有出版自由，香港則有；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陸的使用中文的社會，編寫和出版中文書輕而易舉；三，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中國人幾點評價的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它的含義是：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相信傳言是因為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出版一本關於領導人的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不會有人相信，也不會有市場，受損害的只是出版商自己——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但對一個封閉社會來說就不同了，因為領導人的生活和行狀、領導人之間沒有明爭卻有暗鬥，這些都是國家秘密，於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會讓人民感興趣，也會相信。

相信這些秘聞的，不僅是一般老百姓，還有許多幹部，包括影響權力鬥爭的高幹。據說，銅鑼灣書店事件惹禍的書是《習近平的六個女人》，主要敘述習近平任福建省委書記時，和一名女電視主播之間的關係。

巨流傳媒的股份，是李波、桂民海、呂波各佔三分之一。李波和桂民海出版各自組稿的書，呂波負責業務經營。李和桂各自組什麼稿、出什麼書，互不干涉。

據聞關於習近平與女主播的書，是桂民海組的稿。呂波和巨流的另一業務員張志平2015年10月14日在深圳失踪。這兩人都不知道有什麼書會出版，因此在他們身上問不出所以然。於是，10月17日桂民海在泰國失踪，有四名男子企圖到他的公寓帶走電腦，但被管理員阻止。10月24日，銅鑼灣書店的店長林榮基在深圳過關時被拘留。他也不知道有什麼書會出版。這四人唯一與這本書有關的是桂民海，但辦案者取不到書稿，也不知如何阻止這書的印製和上市。

於是，最後12月30日就在香港把李波擄走。所有巨流傳媒的人都在手上了，日夜反覆審查，總可以把書稿找出來了吧！但沒有。因為李波也對這本書不知情。

桂民海的電腦是否有這本書稿？書的作者是誰？都是謎。但有知情者告訴我一個書中重要情節，就是某女子及她為名人生下的兒子，突然人間蒸發了。而拘留五人的專案組，據聞是位階高過國安的某夫人辦公室。這是在所有新聞報導中沒有被提到的。

這些傳聞無實據，當然不足信。但到香港擄人這件事，因為受香港和國際媒體譴責，有指龍顏大怒：為什麼收回主權後到香港抓個人都不可以呀？於是在2019年特區政府提出「送中」條例。（191）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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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懷想梁天琦

（失敗者回憶錄0829）

2016年是香港歷史和社會意識大轉折的一年。這轉折又與年輕人的奮起直接相關。標誌性的人物，就是香港大學學生梁天琦。他在魚蛋革命中開始了勇武抗爭；他標舉「港獨」旗幟，參加立法會補選，雖落敗卻成為年輕一代的偶像；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他再參選但被港府改變規則取消資格，由此喚起社會更大的反港共政權意識；他被控暴動罪並甘願服刑六年；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他在監獄中，但他2016年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卻在整個反送中運動中鼓舞著示威者的勇氣，使他成為絕大部分抗爭者的精神領袖。

2022年1月19日梁天琦刑滿出獄，為避開難以計數的歡迎者，他在凌晨3時由警方七人車接走。凌晨6時，梁天琦在網上發文稱，已平安返回家人身邊，惟按法定要求，獲釋後須遵守「監管令」，即時停用社交媒體，謝絕傳媒訪問和探訪。「衷心感激各位的關懷和愛護。」

像曇花一現，像電光一閃，像彗星劃過天空，但在許多被梁天琦喚醒的香港人心中，怎會把他忘記？思想，簡稱「光時」的思想，怎麼監管得住？

我和他有過幾次接觸。他在獄中，和已經出獄，我都一直深深懷想著他。

2016年，2月旺角騷亂發生後，在包括泛民主派主流在內的各方切割聲中，被指使用暴力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參加立法會補選。他既少為人知，又標榜港人過去忌諱的「自決與獨立」，因此輿論起先認為他絕無勝算。補選是競爭一席，根據歷次經驗，民主派與建制派的選民是六與四之比。多了一名反建制的梁天琦參選，民主派起先不以為意。誰料梁天琦獲本土派年輕人大力助選，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也為他站台，使他民調飆升。民主派的六成票源在二人相爭之下，極可能使建制派當選。於是，泛民主派及支持他們的傳媒就大力打壓梁天琦選情，甚而有陰謀論說他是受中共幕後指使來分薄民主派票源的。陰謀論並無證據，徒然增加梁天琦支持者對泛民的惡感。

補選結果，梁天琦獲得15.3%的選票，以高票落選。按他所得到的支持率，在緊接著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幾乎一定可以當選。但這時政府卻突然要求參選者簽署「確認書」，確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排除任何分離主義意識。

梁天琦以政府沒有審查參選人思想的權力，尋求司法覆核，但法官認為並無急迫性，拒絕批准緊急司法覆核。為了獲得參選權，梁天琦簽署了他認為是「政治衰仔紙」的確認書，刪除fb專頁支持港獨的言論，自認衰仔。但他的確認卻沒有獲選舉主任接納，仍然主觀判定梁天琦沒有真心放棄原先主張，而取消梁的參選資格。

梁天琦妥協沒有被接納，更暴露確認書只是表面文章，用意是要把中港共不喜歡的人刷掉，不得參選。港府醜態畢露，使眾多市民感到應有的權利受威脅，政治權利無保障，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陳景生和一批法律界發表聲明反對。

以香港獨立為目標的香港民族黨號召8月5日晚在添馬公園進行和平集會。集會以一兩天時間透過fb號召參加，主辦者陳浩天事前估計只有一千人，結果聚集成超過萬人的大場面。各大學的學生會都有參加，並亮出各校的旗幟。在集會中，公然打出過去許多香港人害怕也是泛民主派拒絕沾染的「香港獨立」旗號。梁天琦在演講中表示，今晚是一個歷史性時刻，看到有這麼多人走出來為了他不能講出的四個字（香港獨立）。他表示，革命會很漫長，但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有更多的人相信這理念，堅信終有一天會成為主流。

僅僅在數月前，香港民族黨成立的時候，只有陳浩天一人現身，聲稱有成員30人，但都沒有露面。為什麼幾個月社會就發生這麼大的改變？不是香港支持港獨的人突然多了，而是政府改變遊戲規則壓制異議者參選使人們憤怒了，是年輕人對一個能代表他們意見的人被拒絕參選發出抗議聲音。

這之後，梁天琦沒有了參政空間，在被控暴動罪的保釋期間，他去了英國和美國，在哈佛做研究。2017年底他回香港，接受暴動罪的審判。2018年1月他在審訊中承認襲警罪被即時扣押。5月被裁定暴動罪判入獄6年。

在梁天琦短促如彗星劃破天空的幾年間，我見過他幾次。第一次是在港大的六四晚會，沒有深談。後來在他的同學引見下做過詳談。他溫和有禮，語言真誠，深具個人魅力。最後一次是他被扣押在荔枝角收押所，等待判刑，我同他的女友去探監，在限定時間內交談了15分鐘。

梁天琦走上這條爭取香港自主的道路，與我有關嗎？

2016年他在電台節目中介紹我的一本書《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書中引用了「垂死者的五大人生憾事」，指出很多垂死之人，最大遺撼是沒有勇氣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活了一輩子都在追求名、利、金錢、女色等。直到最後，儼如沒活過一樣。梁天琦說：「讀完李怡先生的文字，頓覺有時需要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克服對現實世界的恐懼、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夠成就自己。」

我從來沒有告訴年輕人要走怎樣的道路，只是以自己的經驗，說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做人，會活得心安理得。儘管生活可能會比較困苦。（189）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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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魚蛋革命與梁天琦

（失敗者回憶錄0826）

2014年12月雨傘運動結束後不到一個月，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一開頭就批判港大學生刊物《學苑》，指刊物的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鼓吹「港獨」傾向，應引為警惕。

佔領運動後，因北京和港府仍然對政改寸步不讓，令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高漲的怨氣無法消減。這時特區政府理應採取一些降溫措施，以免矛盾激化，但梁振英不思此道，反而在眾多大專學生刊物中把《學苑》挑出來，誇大它的「港獨」傾向。這除了使社會矛盾「火上加油」，環向北京強調港獨的「敵情」，促使北京採取強硬政策，讓中聯辦及大陸官員插手香港事務更名正言順、明目張膽。

仔細讀完《學苑》的專題，可以清楚知道文章並非鼓吹港獨，而只是呼籲港人擺脫奴性。港獨作為一種可能性的探討，文章也提到其不可行的一面。《學苑》原來只在學生的小圈子中流通，經梁振英批判，反而出版成書在市面大賣。港獨言論本不受社會關注，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覺得不合實際，經梁振英推廣，卻成為年輕人的重要思潮之一。因此，有人將梁振英稱為「港獨之父」。

在輿論譴責聲中，梁振英稱特首也有言論自由，我當時即表示人民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不應設限，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是掌權力者，他們一出聲就是政治行動。比如牛頭角順嫂（指市井小民）都可以評論股市，但政府官員特別是財金官員絕沒有談論股市的言論自由，或鼓勵市民買樓。

特首批港獨，令各級官員和建制派跟著學舌，因此成為政治行動。中港矛盾更趨尖銳。青年學生團體大都逐漸有香港自決或至少不能持續走向中港融合的思想傾向。到2015年底，爆出了銅鑼灣書店五人被中共拘留，特別是書店經營者李波在香港被中共辦案人員擄走的消息（這件事稍後詳談）。香港人要與大陸區隔的本土思潮成為更普遍的社會意識。到2016年初，終於爆發了抗爭者與防暴警暴力衝突的「魚蛋革命」。

「魚蛋革命」發生在2016年2月8日夜晚至9日早晨，即農曆年初一至初二。事發的背景是：香港的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專責取締無牌熟食小販，但過去許多年都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每逢農曆新年，許多食肆都休息，食環署對流動無牌熟食小販會網開一面，不予禁止。熟食小販賣的多是香港獨特的咖喱魚蛋。

誰料這次卻突然嚴厲執法，食環署大舉出動在旺角取締小販，與在場市民發生衝突。其後，成立不久的青年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通過網上召喚，大批人前來支援。另方面，警察也大量出動實施管制。警方用胡椒噴霧和警棍驅散人群，示威者用木板、磚頭、垃圾桶襲擊警方，並縱火燒雜物阻擋警方推進。警方兩度鳴槍示警，激發對抗升級。據警方消息，最多有700名示威者集結，有2000塊地磚被挖。記者、示威者、警員都有受傷，數十名示威者被拘捕。

被捕示威者中，有一位叫梁天琦，他是港大哲學系五年級生，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他被控暴動罪判刑六年，並成為年輕人甚至許多成年抗爭者的偶像。

特首梁振英於2月9日早上主動就旺角衝突事件會見記者，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梁振英往年農曆新年都會離港度假，這一年卻留在香港，被懷疑他是否蓄意造成衝突事件的發生。此外，衝突只發生在警方與示威者之間，並沒有滋擾及破壞周圍的店鋪或民居，因此只應該定性為「警民衝突」、「騷亂」而不是「暴動」。當日傍晚，有人見到梁振英在深圳出現，有可能就此事向中共匯報。有論者懷疑，食環署突然嚴厲執法，甚至有假扮的示威者開始襲擊警方，以挑動抗爭者的情緒，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不排除是類似德國納粹「國會縱火案」的事件。

政府和建制派口徑一致，譴責示威者「暴動」。本土派政治團體譴責警方開槍及使用過分暴力。一些政治團體則對食環署一反常態，於農曆新年期間大舉打擊小販難以理解。

民主黨發聲明，譴責示威者襲擊前線警員的暴力和縱火行為；對於有記者採訪期間遇襲受傷，深表憤怒。公民黨譴責示威者縱火、扔磚、襲擊警員和記者，多人受傷，財物損毀。這兩個最大的泛民政黨，都站在與示威者切割的立場。

社會輿論普遍要求成立以法官為首的調查小組，調查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但政府反對，建制派認為沒有必要，泛民主派也不支持。

旺角騷動後接著到來的，是立法會因一位議員辭職而要進行補選。參選者本是泛民與建制的候選人之爭，但這次有本土派的年輕人梁天琦參選，部分原來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因旺角事件轉投梁天琦，使民主派的選情出現變數。

梁天琦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大學生，走上政治的前台，顯現他突出的政治魅力。由此展開他短暫而跌宕的政治生涯，並對其後的抗爭運動帶來深刻影響。（188）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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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

作者：李怡 （原载苹果日報）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中共政权正处于不再相信人民以致处处设防的时代。

2013年，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不省心》，书中说，曾经因为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徐帆晚上不让自己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来好友陈道明也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写道："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陈道明，是大陆著名演员。"你不说实话能死吗？"是过来人的话。他太太杜宪，原是央视新闻主播。1989年6月4日晚间，她播报北京戒严等消息，身着黑衣、语速缓慢，以肢体语言表明同情学生，于是被停职并调离新闻部。

不过，陈道明说出这样的话，冯小刚的"认栽。收声。"其实已经说出了大陆的现实状况了。真正的"收声"是连"收声"这样的话也不说。因为在大陆说实话真的会死。

"不说实话"或"少说两句实话"，对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自由思想。尽管文艺创作大都虚构，但是正因为虚构更可以无顾忌地反映生活真实。我曾有这样看法：历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尽管这说法有点极而言之，但却是我的人生体验。因此，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说实话，那就意味没有真正反映真实的电影了。

不说实话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能不说假话。也就是不仅没有说真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曾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但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名画家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自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延绵至今的爱国、反帝、阶级斗争与敌情观念的无日无之的洗脑宣传，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中国改造成全民说假话、相信假话并且维护假话而不自觉的国度。

画家陈丹青说："如果你们销毁了美国绿卡，我就相信你们爱国是真的；如果你们把子女送到朝鲜，我就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如果你们公布了官员的财产，我就相信你们的反腐是真的；如果你们给全国人民一张选票，不是自选官员，我就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哪一条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但大陆人普遍就是不问缘由而相信，以假作真。

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可怕、对制造假话者最大的惩罚，不是说假话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中共政权正处于不再相信人民以致处处设防的时代。

香港的不幸在于97年主权转移后要同这样的时代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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