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

35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6月3日深夜至6月4日清晨，中國軍隊把坦克開到首都的大街上，並且對本國平民開火，用上達姆彈之類的武器。說不清的人的生命在那個時候提前終結，活下來的或終身傷殘，或被迫流亡。逝者的親人此後一直都是維穩對象，每年都有天安門母親的成員離世，他們直到自己生命終結也得不到答案。
2019年之後，曾經自由的香港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政治犯，打算移民的人也在增加。持續多年的燭光悼念侎會成了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那個把出動軍隊殘殺本國平民、把香港原有的公民社會輾碎的政權，現在打著「自古以來」的藉口，對台灣和東南亞各國張牙舞爪。
已經落入那政權之手的地方，無一不被弄得面目全非，而當地土生土長的人的反抗之路也一一的堵死，在西藏，人們不能學習自己的語言，不能保有自己的信仰象徵—達賴喇嘛的相片。在新疆，人們因為各種原因進了「再教育營」(集中營)。香港的人也只有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城市變得面目全非，直到西藏、新疆的劇本也足本套用於香港為止。
堡壘都從內部攻破的，台灣人的民主，台灣人現有的生活能不能保住，就看台灣人能不能阻止島內的本馬得逞了。
寫於2024年6月3日。

"不忍回憶、不能忘記"

香港，一個曾經年復一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公開紀悼念六四的地方，因為政治厡因，晚會停辧，籌辦組織支聯會解散，主要幹事被捕，至今被囚。當地的人，甚至不敢再寫64這個數字。有關六四的圖書，幾近全部從公共圖書館下架。

中國的做法，香港也開始實行了，而且更加落力。六四、變得不可言說、不可悼念。有關六四的記憶、記載，終於開始系統性的刪除。

記憶是很奇妙的東西。既可以扭曲改變，隨年月過去漸漸遺忘；也可以因為特定事情造成的心理影響而至死不忘。

在香港，只要是在1989年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對六四發生過的事，都會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印象。我在當年不足5歲，最記得的是母親看到電視螢光幕畫面時的反應，哭。為什麼哭，我當時不很了解。

但是，在1989年時已經成年，有工作的人，或在上大學的人，對六四本身的記憶肯定比我深刻。在當年，身在天安門現場採訪的記者，更不可能忘記自己看到的、經歷到的事情。

歷時數月的民間自發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運動，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被在長安大街行駛的坦克和廣場上真槍實彈聲中強行終結。軍人的行動不是因為有外國軍隧侵略，而只是因為當年中共主政的人對持續多時的民間運動忍無可忍、認定佔領廣場的人是要搞革命，對中共政權是攸關存亡的威脅。於是，軍人受命行動，在沒有戰爭爆發的那一個日子，向本國平民開火。

向。本。國。平。民。開。火。

在那一天死去的人，生命被不明不白的提前終結，留下同樣不明不白地失去至親、至今不能得到答案的遇害者親屬。

會在感到受威脅的時候下令軍隊向本國平民開火的政權，不應詃繼續存在。

僅此紀念那一天發生過的事。

 

無力感

對希望賺盡容易賺的錢，快錢，災難錢的人來說，"有所不取"、"有所不為"等估計是傻瓜概念。

記得在香港出售的嬰幼兒奶粉被搶購一空的時候，親眼看過香港中年本地人充當買手。那時有超級市場祭出限購措施，寫明每人每次可買最多兩罐奶粉。

*每*人*每*次。

對決心要買超過兩罐奶粉再轉售圖利的人來說，這只是增加他們的時間成本而已。時間，他們有的是。於是我看到那些買手一次又一次的排除買奶粉，買完再排，直至買夠，或者買光為止。

看到最近香港市面的感冒藥被買光。就想起來那些買手搶購奶粉的做法。

有容易錢不賺，傻的嗎？會這樣想的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後繼續會有。有些人是不會變的。

然後，只感到深深的無力感。

中國化的世界

今天總算看完 Doom 這本書。作者是曾經提出Chimerica 的 Niall Ferguson，先把和中國有關，而又覺得有意思的段落引述一下，然後借題發揮。

文字引述

第374頁：作者援引記者 Ross Andersen 在The Panopticon Is Already Here 的話—— "In the near future, every person who enters a public space [in China] could be identified, instantly, by AI matching them to an ocean of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their evey text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body's one-of-a-kind protein construction schema. In time, algorithms will be able to string together data points from a broad range of sources--travel record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reading habits, to predict political resistance before it happens."(在不久將來，通過比對海量個人資訊—包括溝通文本、唯一無二的生物特徵等，AI 可以識別每一個進入公眾場所的人。假以時日，演算法可以憑藉旅行紀錄、受友伙伴、閱讀習慣等找出有潛在反抗意識的人。) 許多中國的 AI 公司都很願意配合共黨開發這些，而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科技是外銷的，買家包括馬來西亞、蒙古、斯里蘭卡等。

第376-7頁：Ferguson 引用英譯本劉慈欣《黑暗森林》的主角羅輯的話—
The universe is a dark forest. Every civilization is an armed hunter stalking through the trees like a ghost...trying to tread without sound. The hunter has to be careful, because everywhere in the forest are stealthy hunters like him. If he finds other life--another hunter, an angel or a demon, a delicate infant or a tottering old man, a fairy or a demigod,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he can do: open fire and eliminate them. In this forest, hell is other people."

然後評論說，這是達爾文主義。如果中國宣佈對我們發動冷戰的話，要不要冷戰就由不到我們決定。我們已經在那場冷戰的山腳了，而山上佈滿由中國設計的黑暗森林。關鍵的問題是，在那片幽暗當中，我們那否避免熱戰？避不過的話，結局可能是比新冠肺炎的最壞情況更影響深遠的災難。

第383頁："Some cities, corporations, states, and empires collapse under the force of the shock. Others survived, through weakened. But a third, Nietzuschean category emerges stronger." (一些城市、企業、國家、帝國因為災難而消亡。另一些則得以存活，但實力不比以前。但第三類，像尼釆一樣，經歷災難之後變得更強大。) 中國可能是第一類，美國是第二類，台灣則可能第三類—如果它沒有被北京併吞的話。

借題發揮

中國是個巨無霸。而且問題很多：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人。未來無論是中國夢成真 (台灣不再是實質上獨立於中國的實體，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主導全球的國家)，還是盛產稻草的中國終於崩潰，都會使用世界文明倒退。因為中國就是有能力使事情往最壞的方向發展。

中國夢成真後的世界會變成怎樣，看看香港就可以了然於心。越有反抗意志的，金剛圈會越緊。而且會以中國為籃本實行改造。自由獨立的媒體基本沒了，法律制度變質—由只對具體行為作判決變成對特定思想、言論等抽象的東西作裁決，更甚的是，只要當局覺得一個人有罪，那人基本就必然會入獄。畢竟，法律工具有的是，總有一樣可以用來入罪。國安法生效之後，至今一個無罪釋放的案例都沒有。由中國主導的世界，不會再有批評中國的聲音，不會再有揭露中國問題的空間，三權獨立的政治制度變成三權合作，行政霸道。

而且，中國夢實現的另一個結果恐怕就是報復整個世界。中國當局操弄民族主義，仇外情緒，"百年國恥"情結由來已久。一個由這樣的中國來主導的世界意味著所有其他國家都只能按中國的喜好行事。經過幾百年發展確立的現代政治制度只會有一個下場：消失。

至於中國崩潰的話，王力雄先生的黃禍就指出了一個可能局面。當帶有叢林意識，中國情結(不論在何地，那怕入籍外國了，都永遠是中國人)，仇外及損人利己傾向的大量難民一下子由中國出發，湧向世界，各國恐怕會一一墮落成叢林社會，或者像霍布斯 (Thomas Hobbes)說的，所有人與所有人為敵的社會。因為自私自利總比行事公正無私容易。而中國人鑽空子的自利行為足以使任何以誠信、公平為基礎，本來行之有效的各種制度崩潰。

內卷化：叢林社會必然出現的現象

我理解的叢林社會是一個公正裁判缺位、保障機制欠奉，強者得以全拿、弱者無以自保的地方。每個人都只能拼死避免不幸降臨自己頭上，避免自己成為被吞噬的對象。然而，強者之上還有更強者，有才能的比不上年青的、有市場的比不過以本傷人的、有資本的比不上有關係的、有關係的不如有權在手的，有權在手還要看一尊的心情，有於是社會上所有人都時刻感到不安，為了生存，開公司的人要不時和政府官員打點關係、要想方設法把成本壓低，追求最大利潤；求工作的人則需要有無限超時工作的覺悟。

為什麼求職者會接受苛刻的工作條件？因為他們不幹，總有別人會幹，而在一個勞工不能自組工會、也沒有法律保障受僱者權益、能有996的工作機會就是福報的地方，他們不累死就窮死。

而公司老闆要想自己的公司能夠生存，不被依法治國的政府整治，就必須和官員打好關係，不然就可能要面對約談、罰款，甚至牢獄之災。

有權在手的人在一尊的領導之下，看著一個個"大老虎"下馬，會想多撈錢、早謀後路是自然不過的。

結果就是一層壓著一層，全天候的監控，加上堅持要領導一切的組織的存在，使任何想反抗的努力都難以成功，受不了的人最終不是自殺/自焚就是殺人。

然後，看到他人殺人的人會假裝沒看見，繼續求自己的生存，因為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公正的地方，同情他人、幫助他人結果可能是被誣告，或是沒完沒了的困境。

 

[本文純粹胡言亂語，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為了所謂止暴制亂，中國真要把香港變成新疆了

在正常的社會，法律規範人的行為，沒說不能做的，人做了不會有被捕被罰的後果。而政府作為由人民讓渡權利產生的機構，存在是為人民提供服務。憲法是規範政府行為的文件，憲法沒說可以做的，政府做了就是濫權、違憲。

可是中國是一個另類社會，黨主宰一切。黨的核心要定於一尊，沒有人可以說不。法律是用來整治被統治者的工具。當權的人決定一般人看什麼、做什麼、說什麼、想什麼。不聴指揮要不被圍攻、要不被抓。

香港人素來是想看什麼就看什麼，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結果現在中國頒了個口袋罪，輕則十年監禁、重則終身被囚。如獲至寶的香港當局很快就開始用這個黨安令，說某某口號違法，說特定個人的著作要覆檢，要[暫時]從公共圖書館下架，說在私人貼抗議文宣犯法，自視為正義、法律化身的所謂執法者肆意妄為，引用此法恐嚇民眾。

當政府開設的圖書館開始審查，私人機構如出版商、書店、學校圖書館要怎辦？把有關書籍下架樣呢，就是配合當局作惡，違背機構本身的目的。不這樣做呢，被當局盯上了，後果可能嚴重得無法承擔。

當一些攸關公眾利益但會破壞當局威信的消息出現，要不要公開？舉例說，香港歷年都有政府推出的工程嚴重超支，這在行政主導的框架之下，議會和民眾本來就很難阻止這些工程無限超支，有了這個法，會不會連檢視工程超支情況都不行？

當有避牽涉到中國或香港政府(官員)的負面新聞時，媒體可以報道嗎？

...

一個人人提心吊膽、擔心隔牆有耳的社會，最終會變得原子化。一個事事政府說了算的地方，終會化為一潭死水。原子化、一潭死水的地方沒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為不能容忍任何地方有人可以不受控制，親手把一個繁榮的城市掐死，後人讀到這段歷史，不會看到一個英明的統治者，只會看到一個把好東西破壞的瘋子。

最後，作為無意義的抗議，既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能說，五大訴求不可以提，那就直接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好了。

趁還來得及，能撤資就撤資，能離開就趕緊走

國家安全法(國安法)作為中國全國性法律要在香港實行了。國家安全其實就是中共政權的安全，什麼會引致政權不穩？北京說了算。所以，今天可以做事有一天突然就違法了。
撇開政治議題不說，只說經濟。有了這個法，假如有類似瑞幸咖啡那樣做假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揭穿公司問題的媒體或者會計公司可能因為造成中共權貴損失而遭到國安法整治。像蒙牛等重點企業，產品出問題了也不能說，因為政權不喜歡壞消息，尤其是會使當局威信受損的壞消息——蒙牛真又有產品出問題的話，必然有人問，監管機構怎麼不做事？
股市不會和以前一樣了，因為政權不喜歡的消息不能自由流通，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會日益嚴重，掌握那些消息的人/機構可以全身而退，只能政權容許流通的資訊的人往往糊糊塗塗的接了火棒，還以為能賺錢。
股市自由買賣也會成為絕響。正常的股市是可升可跌，市場有信心的時候，股巿就向上，否則向下。企業只要有實力，股價就會企業價值的增長而水漲船高。但中國股巿不同，政權可以禁止賣出股票，只要說是惡意做空會引起恐慌，進而造成人心不穩，政權穩定就會受影響。國安法在香港實行之後，有誰可以保證這些做法不會在香港實施？
當香港股巿成為受政權操縱的政策巿之後，國際投資者還會在香港投資的話，要不是別有盤算，就是傻子。
所以，手上有資產的香港富人，外資機構趕緊離開香港吧。走晚了等著中共政權割你們韭菜。

十年見證

嚴格而言，這個博客在2011年8月中才轉貼第一篇文章，現在還不滿十年。但因為今天是三月十日，就改在今天寫這篇。

1959年的今日是一段血腥歷史的開端，西藏人反抗中國，但以失敗告終。達賴喇嘛和十萬西藏人出走印度。

2013年的時候，一本記錄部分流亡者口述歷史的書出版了，在中國當局眼中，這一切都只是謠言。

中國入主西藏之後，最初幾年因為有十七條，對西藏的改造還相對克制，1959年之後就越來越肆無忌憚。文革席捲全中國的時候，西藏也在大搞破四舊。

文革止息之後，西藏繼續是改造的對象。西藏的土地是中國的，西藏人也必須是中國人。但西藏人世世代代日常生活所用的語言—藏語卻是中國人一直想取締的非中國語。1987年三月起，西藏人又開始反抗。結果到了1989年，血腥鎮壓又一次上演。

想要保謢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身份，想要自治，在中國當局而言都是搞分裂。 西藏人2009年起的自焚抗議也成為中國妖魔化的題材。

《十年 (Ten Years) 》是2015年出品的香港電影，有五個單元，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

當時看過，對方言和自焚者印象最深。方言是一個不會普通話的香港人無法和兒子溝通，被邊緣化的故事，而自焚者就是一個老太太坐在英國總領事館前自焚。劇中那老太太在點火前最後望著總領事館，那個眼神很堅定。我只感到說不出話。而在2013年的時候，自焚的西藏人就已經超過100。超過100人，很堅定、很堅決的做了終極抗議。

一個會把人迫得自焚的政府，一步步的加強外宣，一步步的強化國內審查。 一次次的打壓特定群體(維權律師、維吾爾人) 和個人 (王全璋、伊力哈木) 。

這十年，中國當局對 "雜音" 的容忍度越來越低。胡錦濤年代雖然提和諧社會，把一些不符官方立場的文章和諧掉，但和諧年代的防火長城和審查遠不如今天。

曾經存在過網站的墻外樓 (天上閣)，今日已經消失了，只剩下零星不完整的備份。中國網民曾經自發把外國新聞報道、評論翻譯成中文，在2017年停了。諷刺中國時弊的奇聞錄在2019年2月宣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网站将无限期停止更新，感谢每位朋友的支持与厚爱，希望有天我们还能再相见。"

一個容不下其他的聲音的政府，近年開始試圖重新定義新聞學，搞中國式的新聞報導。找外國記者來講好中國故事，借船出海、最近直接對外國媒體如何報道和中國有關的新聞說三道四。

這十年，中國當局的天羅地網收得越來越緊，香港的所謂警察重新變成有牌爛仔，他們可以隨意凌辱市民，暴打市民等，完全没有任何後果 。

這是越來越難過、令人越來越覺得黯然的十年。

很無可如何，只好繼續做能做的事。

直至無以為繼為止。

有關兩個人的死，我想到的是

一堆問題。

楊文，醫生。2019年12月24日早上在醫院值班期間被病人家屬襲擊，搶救無效。

吳花燕 ，大學生。因為貧窮，長期營養不良。最近因病離世。身高1.35米，重43斤。


有關楊文醫生，制度上的問題已經有人指出過了：每家醫院的醫保都有定額，"絕大多數醫院到了年底，由於醫保資金緊張，會限制預後不好的病人的收治。" 而行兇者的母親"年事已高，又身患絕症病...在急診科一呆就是20多天，在20多天時間裡，腫瘤科一直說沒有病床，讓孫某氏成為「燙手山芋」"。

問題一， 中國街道上處處都是監控設備，地鐵也有重重安檢，以中國歷年發生的醫鬧事故，為什麼醫院沒有實行安檢？

問題二，醫保資金的額度有限，一旦超支得由醫務人員填補。這個制度安排的問題，有沒有人公開評論、探討？

有關吳花燕，網上有轉發她的相片。看著就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問題一、她就讀過的中學、大學，為什麼沒有人向她提供幫助？

問題二、那些以她的名義募款的慈善機構，結果被揭發並未移交善款。 為什麼會有以慈善之名行騙的人？

兩個人之死都是社會制度出了問題的結果。

來假設一下...

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醫保背後的制度問題會不會早就有人提出來，醫鬧還會不會一而再的發生？


如果中國有新聞自由，吳花燕的命運會不會不一樣？她會不會在更早以前就成為社會關注支援的對象？

如果中國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有病沒錢治的情況還會不會出現？

如果中國實行法治、司法獨立，沒有組織可以淩駕法律，沒有人可以干預司法，行惡犯罪的人不能倚仗有權勢的人撐腰而免於刑責，以慈善之名行騙的事會不會發生？

如果中國的政府是向人民負責的話....？

如果中國政府把中國人的命看得比政府面子重要的話....？

想領導一切，隨之而來的責任，你來擔當？

印象中看過一個故事，大概是說有一個人對自己不能控制的身體功能總感到不放心，比如呼吸，比如本能反應。於是日思夜想，不停找方法，到最後，把呼吸等功能一一置於意識控制之下，但因為意識能同一時間控制的就只三、四樣事情，事事要管，結果是事事都管不了。於是這個管不了呼吸、管不了心跳、管不了循環系統的人死了。

今年，想要在中國領導一切，主宰世界的中共及其核心，把香港變成了抗議之城，以暴製亂的手法使千蒼百孔的遮醜布再不堪用。政治上的高壓，加上中國經濟多年積壓的問題，2020年的情況會如何，很難說。

如果把全國大小事都用小組方式掌控在手中的小學生博士能夠想通，所有事情親手抓，無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事都管不了，因而會放手的話，情況或許會有其他可能。

但小學生博士不會放手，因為不放心。正如他不放心香港，總想全面控制。政府、大多媒體、許多大商家都收復了，就只剩下一直未能完全控制的民間組織和個人。因為反送中而起的和平示威，變成了不斷升級的警民衝突。幾個月來，警察違規的情況無日無之，因為警暴受重傷、致殘的人不知凡幾，加上離奇的「自殺」案例，即使抗議最後無以為繼，警察不穿制服、不展示編號、不出示委任證、亂打濫捕、淩駕法律的暴徒形象，會有人記住。社會撕裂的傷口，也不會輕易痊癒。

小學生博士不放心。於是在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的新疆大搞再教育營，把維吾爾學者都關進去，有幾多人在營中死去？不知道。

小學生博士不放心。於是在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的西藏極力對佛寺施加控制。結果西藏人的自焚抗議，至今時有所聞。

小學生博士不放心。於是總想拿下台灣。達成自己的中國夢。但台灣真到手了，小學生博士還是會繼續不放心。結果台灣來之不易的民主，最後必然會消失。

想要控制自己無法駕馭的東西，結果只會滿盤皆輸。事事要管，事事搞砸的組長，什麼時候會為一切負責？

香港、西藏、新疆的血債，都算在你頭上哦。

敢問一句，香港警察距離用實彈殺人還有多遠？

8月18日的集會之後，相對平靜了好幾日。然後，警察在8月24日又一次向示威民眾發射催淚彈。又一次向著人的頭部開鎗，第三個人眼部因此受傷。
在推特上，有人說用儀器檢測出警察發射的催淚彈內含有可致命濃度的氰化物。再加上近日前線的警察直接說示威的人是蟑螂，甚至對著記者都這樣說。
一開始，有警察認定反修例的人是暴徒，於是，他們就只盯著可以佐證這個看法的畫面，同時把他們所用的暴力合理化。
然後，到了近日，有警察直接不拿示威的人的當人看，用蟑螂指代他們。來到這一步，我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以前在中國有過執法的人在應對維權的人說“打死了找個坑埋了”的事例。令人寒心。
當一個人開始不拿特定的人當人看，難保不會有一天，直接動手殺掉他前非人的人，而且連心理負擔都沒有。
一支不接受任何批評、情緒化、開始不拿特定的人當人看的警察，對一般人而言就是一個隨時可能會爆炸的炸彈。
現在是警民關係很差的時候，當真有人因為警察用的武力而死，對立就變成仇恨，結變得更不可解。林鄭月娥，你是目前這情況的始作蛹者，作為特區政府的最高負責人，請你拿出勇氣、有擔當一點，不要再放任警察對平民動武，不要繼續躲在警察後面，由他們出面處理反對你的人。
示威的人是人，不要等到有人死在警察手上之後，你還繼續在玩文字遊戲。已經有好幾個人用死表明了立場，也有人因為警察的武力而嚴重受傷，拖延越久、積怨就越深，算在你頭上的債就越多，作為一個人，林鄭月娥，拿出你應有的擔當，只有你可以化解局面。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正面、清晰、不含糊的回應反修例示威者的要求。不要坐等悲劇發生，不要拖到事情無可挽回。用你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一個人的良知行事。

香港—一個無解之結

無意中看到一齣80年代末期以警察為主題的電影，《鐵血騎警》。在那齣電影裡，警察當中有些只視警察為一份差事的人，但主管是個很有熱誠、很正氣的角色。

我想，一部電影多少反映了一般人在某個時空的看法。那個時代，香港人對警察的觀感大體是正面的。

可是，香港成為行政特區到了第22年的今天，警民之間的積怨越來越深。在示威的現場通常是個很容易出現情緒𤌱發的地方，警察和示威者當中都有人會情緒失控，然後就一次次出現令人驚訝的場面。到下一次碰頭，兩方又一次因為現場的情況，加上上一次發生的事情的記憶，對立更加激烈。

一方面，認為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示威者在示威現場唱嘲諷警察的歌，或做出其他𢫼動警方情緒的事。要成為警察的人是應該有良好心理質素，克制，可以管理自己情緒的沒錯，但如果長時間、或者一而再的聽著示威者嘲弄，有人按捺不住也不足為怪吧。

另一方面，警察一開始就認定示威的人是暴徒，即使在示威者圍毆警察的畫面末出現之前就這樣認定，並且因為這樣的認定，他們只會看到示威者拿磚頭之類的畫面，為救護車讓路，自發清理垃圾等。於是，他們覺得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當的。所使用的武力也是必要的。只是，由6月以來，警察多次清場行動都受到批評，被指濫用暴力、行動不符合國際準則、規範。甚至多次出現警察攻擊已經無反抗能力的人，昨晚就有一個警察多次踢示威者頭部的視頻。這怎麼看都是那個警察在拿示威者出氣。更惹人側目的是一些殺紅了眼的警察連記者和救護人員也不放過。

再繼續下去，所有警察和所有示威者都會把對方看成壞人。

香港政府作為這一輪對立的始作俑者，如果一開始能夠順應民意，不硬來的話，情況可能不許落到今天這樣。問題是特區政府的權力來源是北京，而不是香港民眾。官員只對權力來源負責，只要有把握，完全可以無視民意。香港政府背後的北京政府就是把限制公民權利推到極緻，只知道權力、武力，不理人心的政府。上行下效，香港也在行中國的那一套了。由建政以來，北京政府從來沒有為任何造成重大災害的政策錯誤向人民認錯，在1989年的6月，甚至出動軍隊對佔領天安門的學生和其他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實行血腥清場。要中共向民眾放權、讓步和與虎謀皮一樣。

沒有北京首肯，以北京指令為依歸的香港政府基本沒可能答應民間的五個訴求。北京不願意敗給民眾，而民眾也不可能後退：現在他們在各種施壓，卻始終得不到政府直接正面回應，如果他們停罷，誰可以保證政府不會秋後算帳？結果就成了越演越烈的局面。

這是我作為一個不稱職旁觀者的一些想法。我希望事情最後可以有好的結果，撕裂和對立的情緒可以平復，各方可以和解。但是考慮到北京的立場，這恐怕只是奢望。

警惕自己的墮性

看到那篇中國執法人員在審問一名有參與示威人士時說的話， 『那些人都是收了錢的，300元一個，我都知道』。第二天在小巴上聽到一個大嬸一再重覆，說有人招攬她去示威，說去遊行有500元，走在前面有1000元，拿旗幟3000元，公開說話5000元，又說看到有人列出了各種價目(如下圖)。

有人問，誰給錢？國民黨嗎？那大嬸回：我不知道是什麼黨....這種錢我不敢賺。那些示威的人在搞事，以後不會有公司聘用....

在中國，官方控制了資訊，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會對官方的說法照單全收。大概和自己沒有切身關係的事，去找其他說法很費事，也不見得有必要。搞不好被發現了還會有麻煩。

使我啞然的是，中國以外，一個資訊不受政府全面控制的地方，一樣有人相信示威有錢收的講法。也有人對官方立場全盤接受—即使在網上有許多視頻顯示官方說法和現實有出入。那些人也不會去找。

也還是一樣的原因，不是和自己直接有關的事，沒有動機去全面了解。直接採信政府的說法，(親政府)媒體的報導，很方便、很省心。不用調整自己的看法，不用煩。

人只會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東西。

有這種墮性的人越多，政府要控制輿論就越容易。即使在政府沒有徹底直接控制控制媒體的地方都一樣。

而政府和(親政府)媒體所擁有的資源確保了它們在引導輿論時必然佔有優勢。可以想像的情況就是，一個地方會分成相信政府和不相信政府兩類人，而兩者之間只有爭吵，沒有其他交流。每次有具爭議性的事情發生，對立的情況就會加劇。直至兩方徹底割裂。

越割裂，民間的力量越少，面對政府也只會越來越無力。於是政府的優勢就變得更大。

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但在中國和周遭國家地區更容易。一個因應方法是，每一個人都主動一點，了解其他的觀點；可能的話，站在另一方的立場看事情，警惕政府，警惕自己的墮性。

中國因為有防火長城和其他控制資訊的手段，要了解官方宣傳以外的看法，很難。但有決心的人還是會找梯子。如果在中國那種環境都有人會花精力這樣做，其他地方的人其實沒有懒的理由。

Twitter ...

有點訝異的發現，一下子一大批 Twitter 的帳戶被停權，其中包括我追踪多年的老用戶。然後，看到有人說，出事的很多都是批評中共的，有的是被大量投訴。

然後，那些帳戶就被停權了，他們的推文都看不到了。至少目前如此。

一片空白。

因為知道人在網上發言可能會太隨意而違反現實生活中不能觸到的界線，於是有了舉報制度。但和現實不同的是，在現實世界，有法院、有律師，被告只有在沒有疑點的況下被証明有罪才會被罰(中國的有罪推定模式例外)。

在網終世界，沒有超然的法院，一旦投訴的人多了—而提出投訴的人基本不用具體舉証，結果就是帳戶被(自動)凍結、註銷。受影響的人得要和服務提供方交涉才有可能重新使用。等於先懲罰、再自辯。次序顛倒了。

網上似乎未有針對胡亂投訴的因應之道？

疑惑。

思緒亂七八糟的，不知道怎樣寫下去。

反獨碎碎念

最近看到兩本反獨的書，一本針對台獨，在1992年出版；另一本針對港獨，在。論內容舖排、論述架構，書本印刷等，後者比前者有明顯的改進。但是，兩者的論述方式都是一樣的：旗幟鮮明的反獨。從兩書的目錄可見，著作的目的不在客觀理解獨立的訴求，而可以說是為了扭曲和批判，兩書的最後部份是一樣的在批判/批鬥特定人物，反港獨的那本，甚至在目錄開列名單。看到就只感到無語。

台灣和香港獨立與否，是兩地的民情問題，也是國際關係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

論經濟規模、論硬實力和財力，中國只要動動手指，兩地的任何反抗都很可能徒勞無功。在經濟發展、貿易協議、市場準入等的胡蘿蔔面前，不為之心動很困難。然而，接受了胡蘿蔔，要拒絕相隨的大棒就沒門了。

終極大棒就是：接受領導一切、以法治國、不受制約、用各種方式限制民權、監控被統治者的中共。

換句話說，中共最終打算就是要取締香港僅有的自由，台灣目前的民主制度。

民主和專制那一種制度比較能保護自由，是毋須討論的事情。看看中國的709大抓捕和幾年前的茉莉花鎮壓，看看香港針針對佔中運動9名發起人的審判和刑罰，再看看台灣目前可以用選票換政府，批評政府、組織抗議不用面對秋後算帳，能夠選擇的明白人就會理解該怎麼選。

中國現在就是許多事情上無從選擇。在中共全方位控制之下，個人的積極和消極自由都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比如想要看到完整的、未經審查刪減的外國出版書籍等，在中國難似登天；特定的人更受到侵入式的強制監控，比如批評中共的知名知識份子，他們的家門外有人24小時值班，在特定時日會被旅遊。又比如被強制在手機上安裝監控程式、被關進"再教育營"的維吾爾人。

中國這幾年在許多事情上都訴諸民族主義。在台灣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圖博)和新疆(東土)的管治問題和領土主權爭議問題等，都是以挑動中國的民族主義來應對。

如果民族主義的存在是必然的話，有沒有一種可能，把這種民族主義的能量用在其他方面，比如向爭取個人不受政府未經授權監控、不受限制接觸任何資訊的自由；爭取在其他國家正常享有的各種自由、權利？

如果有更多人爭一己之自由，有更多人支持其他人爭取自由，所有人能有的自由都會多一點。

人民自由，國家才會自由。有自由的國家，才會真正強大。

從周融、蘆寵茂、陳淨心看香港的淪落

都在說以前的香港名星、名人輩出，風風光光，原因之一是近年來那城市有實力的人成為被排擠的對象；講原則、支持爭取正當權利的人受到狙擊、被砸鍋；而奉迎上意，為當局和北京政權(的審查機關)充當打手的人則意氣風發。對往日還有記憶的人感到今不如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往日有梅艷芳、Beyond等的香港，如今有的是周融、蘆寵茂、陳淨心等人日復日的炮製「民意」、為個人利益充當政權的打手，排擠、狙擊不和當權者合作的人。於是，個人才幹、理念不再是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關鍵，他們有否名列當局說不存在的黑名單才是重點。也就是，遊戲規則變了。

周融、陳淨心都是近年最積極奉迎北京的香港人，他們大力而頻繁的宣傳當局對「政改」、「佔中」等議題的定調，把濫用暴力的警察說成為英雄，被暴力對待的和平示威者則成為他們口中的暴徒，爭取正當政治權利的人成了「顏色革命」的搞手，表態支持學生的藝人如黃秋生、何韻詩等名列黑名單，蘆凱彤、謝安琪也因為對「佔中」的立場而受到追擊。

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界，也有人因為立場問題受狙擊、排擠，例如鄭宇碩，例如陳文敏，和當局合作的人如李國章、蘆寵茂等則得到各種犒賞。

本應是簡單明瞭的是非黑白問題，因為某些人的頻繁宣傳、扭曲而變得模糊不清，會隨時按需要轉變的上意成為判斷是非的唯一依據。

為什麼香港人戀殖？因為前殖民政府背後是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會講規則；而現在的香港政府，背後是一個權力不受制衡、講立場、講關係、講潛規則，隨時要人人過關的黨。

為什麼香港淪落？因為北方的那個黨。

為什麼香港的華人不認同中國人，核心原因是北方的那個黨，那個會把「潛在敵人」統統關進去的黨。

今日在中國大陸肆無忌憚的黨，總有一天會把同樣的箝制手段用於香港，而現在就是香港淪落的開端。

中港口水戰

這話題很敏感，也很噁心，不好寫。在中國的網民看來，香港人這次拍下在街道上小解（實為大解）的小孩，做法過份。而在香港人看來，這在近年已經發生了很多次，而不是第一次，中國大陸遊客不顧公德，不講衛生，成了一種刻板印象，也許覺得這情況一再出現，勸諭沒用，於是直接拍下了。

然後，一方批評另一方小題大作，偏激；另一方列舉法例，地方習俗，批評對方違法，不入境問俗等等。雙方之間的對立越演越烈，以至於互相咒罵。

先抄一些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1894-1922年在香港爆發的鼠疫與“洗太平地”

十九世紀，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給予時間華人改善生活環境，可是華人一無經濟能力，二無公共衛生概念，更一直覺得自己被英國人刻意刁難。

但是，當時從英國來的軍人和政府官員，在香港頻頻染病，死在異鄉的，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然而英國人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還是沒有明確責難華人是傳染病根源，而是以為洋人或印度人在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是不適應本地水土和傳染病頑強所致。死在香港的衛生官員哈蘭醫生曾向在任港督寶寧進言，要求政府設立排污系統，加速處理垃圾，認真規劃香港市容，最後卻因為政府資金有限而不了了之。

華人當時的居住環境：人口擠迫，一家人擠在六呎乘以五呎的板間房，然後幾間板間房擠成一宅，空氣不流通，垃圾到處放，還任由老鼠竄來竄去，蚊蟲滋生。 （來源）

到了1894年，香港發生大規模鼠疫，死亡人數達二千五百多人，而香港當時的人口總數只有25萬人，死亡人數高達百分之一，情況不可謂不嚴重。以後，差不多每年 都有千多人死於鼠疫。這場鼠疫一直肆虐至1922年。疫症最嚴重的地方，是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因為這一帶人口稠密，衞生情況惡劣，港英政府於是實行洗太平 地，保障市民的人命安全。因這場瘟疫，才有「洗太平地」這個具香港特色的辭彙出現，直至1954年，「洗太平地」式的洗樓工作才正式停止，前後共60年。 （來源）

因為這次的瘟疫，在“洗太平地”停止之後，香港的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的運動，教育民眾注意公德，衛生。

1948年起的歷次“清潔香港”運動

清潔香港運動最早追溯至1948年，當時每年推行一次，每次為期兩星期， 一直維持到1954年。1965至1969年，政府便曾舉行連串的地區清潔運動，「平安小姐」這個宣傳人物，呼籲市民注意家居清潔、防治蚊患及吃飯先洗手 等。1970年12月成立全港清潔運動委員會。1972年8月展開宣傳和教育，開展儀式由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爵士主持，這期間設計了不少海報和象徵標誌，包括人見人憎的「垃圾蟲」。（維基百科）

這些運動 “為很多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清潔香港運動已深入社會每一角落，香港環境大為改善，清潔運動不單給香港換上一個整潔的市容，而且更漸漸在市民之間，尤其在年青一代之中，培育出一種公民意識。 ” （維基百科）

香港人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群體，也曾經不講衛生。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宣傳，教育之後，加上法例的規管，香港人基本都會注意保持街道清潔，而大解小解要去廁所，在（近代）香港人看來是不用解釋的常識。於是，這樣的香港人看到在街上就地解決的遊客，便會感到不可理解，而當類似的情況一再出現，便會一發而成更大衝突的導火線；再加上香港人和中國大陸民眾之間彼此的其他不滿，結果就是新一輪的口水戰。這樣的口水戰如果繼續下去不會有贏家，因為雙方很可能會不斷加深對立，直至和解再不可能。這樣的局面，怎麼看都不是好事。

補充：尊重是雙向的，中國大陸的遊客在香港不依照當地的習俗、法律行事，而且一再出現同樣的情況，然後對香港人提出的批評一概視為針對，對什麼都聽不入耳，鬧情緒，最後還說香港批評遊客的人自大，傲慢，不文明，說香港的有關法律是惡法？道理是這樣說的？請中國遊客，中國民眾用行動證明自己的文明，尊重一下自己，不要把所有的批評都視為惡意，不要只知用自己的標準，來指責批評者偏激。再說一次：（近代）香港人經過“清潔香港”的教化，基本都不在街上亂掉垃圾，也覺得這做法不可以接受，而在街上直接解決，即使是小解，都是比亂掉垃圾更不可接受的行為。

再補充：
香港的公廁位置搜尋網址: http://www.fehd.gov.hk/tc_chi/map/index.php?frm_type=toilet

民主 vs 專制

翻譯了一篇認為專制比民主優勝的文章之後，仔細想了好久。然後我想起了另一篇譯文，David Runciman - 民主的問題。

原文作者在用民主制度的缺點和他認為專制制度擁有的優點做比較。似乎當難以解決的問題出現了的時候，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就會更加羨慕專制政體那種果決的特質。文章作者只是一個例子，也印證了Runciman的觀察。


“民主的詛咒是，我們注定要渴求我們不能有的東西。”

我們這些活在西方民主政體下的人有時候不免想贊同一點。羨慕獨裁者是民主政治的慣常特徵。我們並不是真的想要活在獨裁政府之下—我們對那種制度會帶來什麼 仍感到害怕，但是，我們確實羨慕獨裁者在危機中果斷行事的能力。

中國政客擁有能夠著眼長遠，不用面對選舉週期那些無情要求的優勢。同時，中國的技術官員可以略過民主政治的所有制衡，很快的下決定。他們在行動之前不用擔心怎樣擺平國會或者輿論。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聽到西方學者對我說，和能夠辦得成事情的中國官員打交道真令人耳目一新了...這些西方學者沒有一人真的想實行中國那套在他們看來壓迫而不自由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約而同地仍然認同民主，只是他們希望民主制度也能那樣果斷。

羨慕獨裁者的諷刺之處是，它和歷史的證據相佐。在過去100年，民主政體顯示了它們在處理任何政體需要面對的最嚴重危機時比獨裁政體做得更好。民主政體贏 了戰爭。它們捱過經濟災難。它們因應環境問題而作改變。而獨裁者正正因為無需首先處理輿論，最後造成災難性錯誤的是他們。當獨裁者把事情搞錯了，他們可能 會帶同整個國家和他們一起跌下深淵。而當民主國家的領袖把事情搞錯了，我們在他們可以構成無法彌補的破壞之前把他們趕下台。

然而，在危機當中，那並不能帶來多少安慰。我們一直羨慕獨裁者的原因是，當事情正在轉壞，沒有穩定的思緒就不能把眼光放遠。那些使民主政體在長遠佔優的特 質—它們對失敗的不安和不耐煩--也是難以把眼光放遠的特質。民主政體很不善於把握時機。它們的生存技巧是見一步走一步，得過且過。民主的詛咒是，我們注定要渴求我們不能有的東西。

然後，我在原文下寫了回應。

1. You are comparing the drawbacks of democracy with the presumed strength of autocracy. When it comes to solving a difficult problem like prolonged economic downturn, democracy would generally not be able to make swift decisions because a consensus cannot be reached without (lengthy) discussion in which all parties affected can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the process is slow, exhausting, but that would bes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arties, since all can express their respective concerns, there is a greater chance that when a solution is found, a decision is made, it would not overly in favor of some groups at the unjust expense of others. （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的時候，民主制度需要先有共識才能有決定，而達成共識是需要（長時間）討論的，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免會影響一些人，他們需要有討論的機會來表達憂慮。討論過程很慢，很累人，可是這是最能夠保障不同利益的做法。所有人都能夠表達各自的憂慮，於是，最終出現的方案比較能平衡各方利益。）
2. Not all democracies do badly in terms of economy, Japan, a democracy suffering a lost decade or two, is nonetheles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and South Korea, a democracy which gives us Samsung and Hyundai and so on. （不是所有民主政體都在經濟上表現欠佳，反例：南韓）
3. It is true that China's impressive growth, but you need also to look at what contributed to that: the country has a low starting point; it has hu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who desperate to get a job, however low the wages may be; it does not need to respect the rights or property of the people, when a decision is made to old buildings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new ones, the residents have to accept compensations that do not fully reflect the values of what they have and get out, or face forced eviction, people who are not happy with their compensation can hardly voice their grievances. What they gained because of that growth might be theirs today, and those could be gone for a faction of their value at anytime.（中國強勁增長背後的黑暗面：強拆，迫遷等。）
4. the question should be, which system works better in ensuring fairness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I believe that would be democracy and not autocracy. （民主，專制，那個制度更能保障公平？）

可能的趨勢：外國學術界成為中共外宣的工具

記得是在twitter上看到有人提起Anne-Marie Brady 的著作 Marketing Dictatorship，我記下了書名。一段時間之後，找了來看。當時一邊看一邊很佩服作者對中共宣傳系統的了解，能夠很有系統的說明中共宣傳的細節，甚至在看完整本書之前就已經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篇東西推薦它。然後，看到結論那一章，感覺就是一個反高潮：作者在結論說的話幾乎就是中共的官方立場。我一直在納悶，為什麼？

到了近日，看完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撰寫有關中國黑名單怎樣使美國學術界自我審查的文章(譯文)，以及中共在海外設立數百間孔子學院本身，加上來自中國留學生對美國高等院校的影響的長文(譯文全文) ，我就猜：作者可能因為是研究中國的，她如果還要到中國實地研究訪問，便只能說中共希望外人看到的話：中共可以憑著宣傳和控制來維持有效統治，而中國人渴求穩定，信仰權威，所以民主與否，中國人不甚在意，等等。

但是，作者行文的語調很確定，給人的感覺是：她本人是真的這樣看中國。我的第一個猜想因此大概不成立。

我又找了另一本Brady主編的書China's Thought Management來看。看到最後一章，她提到自己多次到中國實地研究，也有訪問不同的人。看到這裡，我想起來在王力雄的《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中說過，一般學者在訪問時，能接觸的對象都是官方安排的，那些受訪者出於各種原因，只會說和官方立場差異不大的話。這做法會用在中國本國的學者身上，會用在外國學者身上也是很可能的事。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Brady的學術著作就成了中共的外宣工具。

這就不只是自我審查，不接觸中共不想別人談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直接為中共宣傳了。如果前者使西方的學術自由失守，後者的危害就更大。

這種情況的危害在於，不了解中共操弄學者手段的人看了類似Brady所寫的著作，會真的以為中共真的能夠用它現在那種控制的方式來維持有效統治，大多數中國民眾真的擁戴中共，而且真的覺得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沒有問題，民主化與否對中國人不重要，等等。

而且，由於學術著作的特性是講究論據，傳達中共觀點的學術文章比一般文章多了一層權威。此外，引用他人著作是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一篇文章越多人引用，便越有權威，因而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多人會看。只是，一個研究中共宣傳和控制的學者，自己卻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工具，不能說不諷刺。

如果這只是個別例子，還不足以稱為可能出現的趨勢。

事實上，Anne-Marie Brady並不是第一個在學術專著中傳達中共立場的外國學者。例如，在1990年代，便有另一位傳達中共觀點的學者Melvyn Goldstein 。這位Goldstein的論述包括在報告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中主張 “中国应该保有西藏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控制权”。那份報告，後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現，纽约时报記者纪思道還稱之為“对西藏最佳的介绍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帮助之下，纪思道得出一個觀點，华府不应该支持西藏，即使是「象征动作」也不应该作出。他更認為：“……香格里拉将会变成恐怖份子的滋生地。”

在外國學術界，採用中共立場的論文在近年有所增加。一個很便捷的例子是西藏。1951年中共軍隊佔領拉薩，和西藏政府訂立了17條協議。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人的獨立渴求越來越強烈。與此相對，西方學界出現了有關“西藏分離主義”(Tibetan Separatism)的文章。在Google Scholar便能夠找到這個主題，而且有其他人引用的學術文章，例子如下：

•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Vulnerability to Minority Separatism (2005)
• Barry Sautman: China's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to Minority Separatism in Tibet (2005)
• Elizabeth Van Wie Davis: Tibetan separatism in China (2009)
• J Ko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Separatism in Western China-A New Model of Peripheral Nationalism (2009)

新疆是中共當局的另一個宣傳重點。和西藏人一樣，新疆人有自己的風俗，語文，以及中共難以控制的宗教信仰，也是強制同化政策的對象，在2001年基地組織發動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之後，中共當局更把新疆的宗教宣傳成恐怖主義的溫床，加大對當地的鎮壓，一邊對當地人的宗教活動制定各種限制，一邊把獨立的訴求說成“分離主義”，相關論文有：

• Colin Mackerras: Xinjiang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causes of separatism (2001)
• Elizabeth Van Wie Davis: Uyghur Muslim Ethnic Separatism in Xinjiang, China (2008)

又例如Beijing consensus, 在Google scholar搜索這個詞，便找到3000多個結果，其中包括Joshua Cooper Ramo的Beijing Consensus(2004)，Stefan Halper的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0)，Beijing Consen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in Our Time (2012)，這些都是宣揚中國那一套的著作，而且頗為露骨。

無怪乎有論者批評： “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和中國問題專家，已放棄了對中共專制政權的戰略研究，進而接受中共提供的經費，去研究中共指定的課題” 了。

這種學術文章也許傳達了中共希望外界看到的中國，但它們不僅無助外界了解中國真實的情況，例如所謂中國模式的弊病（即高度依賴外國的資源，源於政治制度的不公等），掩蓋了少數民族的聲音，更會使中共當局被自己的外宣說法蒙蔽。

套用自由撰稿人高雨莘在紐約時報寫的文字：

“从长远看来，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上有关中国舆论的干涉，不仅剥夺了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的权利，也阻碍着中国加深对自身的了解。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国外剖析中国的方式让我观察到了关于中国从未观察到过的特质，反省了从未反省过的问题，就此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而对于中国政府，外界的观察与分析同样为它提供了一面审视自身的镜子。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愿意直视这面镜子，在世界面前扭曲它，最后呈 现的，只会是哈哈镜中的自己。”

中國，台灣：合則兩害

先把話說在前頭，有了香港的前車之鑑，台灣人要確保自己不被人口多的多，而且不少人不注意人己邊界的中國吞噬、湮沒，必須盡力爭取國際支持，要世界各國注意到，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使中國民眾理解：同文同種，不等於就該是同一國—正如德國和奧地利是兩個國家，台灣和中國也可以這樣。台灣只有真正獨立於中國之外才能有一個會以島上2300萬人的福祉—而不是對岸中國人的想法—為優先的政府；鞏固好自己脆弱的民主是台灣人的當前急務。

中共之下的中國、香港

中共：利益先行的黨

中共是一個很現實的黨，最優先考慮的是利益，其次就是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人或東西。它判定民族主義可以使其對中國的統治有合法性，於是就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香港健全的金融體系對中國利益集團有用，於是他們需要直接控制香港；台灣作為一個不受中共直接控制的民主政治實體，在在挑戰著中共自視為中國唯一統治者的定位，於是他們對台灣民主的問題鉅細無遺的渲染，把台灣的民主描繪成紛亂無序的假貨劣貨，又在轄下的文宣系統中否定實質存在的台灣政府，說到台灣的官方機構時，每每加上引號，更極力限制台灣的國際空間。

中國：

中共和與之相關的利益集團掌控了全國所有的資源，而中共對中國的絕對控制，造成的局面是：一般人不和中共合作，即難以平安，而即使和中共合作，也不一定絕對安全。比如民營企業家就需要有中共黨內的靠山才能“做大做強”，可是萬一靠山倒下，自己也就麻煩了。

由於中共對全國嚴密控制，而且壟斷了所有資源，做生意的人必須和中共合作，向靠山送禮之類才可以比較順利的經營。而和中共合作成了企業生存的唯一決定因素，而不是產品或服務質素，加上中共對全國都課以極為沉重的稅項，為了盈利，他們只能盡可能的降低成本，於是各種添加了化學物的食物(比如速成雞，假雞蛋(化學物製成的“蛋”成本比真蛋便宜))，有問題的產品(因為要節省成本而降低產品質量)層出不窮，禁之不絕。

於是，有人這樣歸納中國人的特性：

1 道德淪喪 (認為市場買賣概與道德無涉)

2 唯金 (金錢可買到一切)

3 唯利「極」圖 (只知利益最大化)

4 叢林定律 (強調競爭、淘汰)

香港：

在香港正式成為中國之下的一個特區之前，曾經就有人問，1997年之後，是制度健全的香港幫助中國完善制度呢，還是香港會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經過16年，很遺憾答案是，香港正在“大陸化”，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雖然依據基本法，香港的政府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可以自行處理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但是，涉及北京政治利益的事，香港人的意願基本只能讓位。例子：1）楊光，在1967年發起暴動，造成人命傷亡的“負責人”之一，於2001年獲頒香港的最高榮譽獎章；2）說好了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普選一拖再拖，因為中共還未能絕對確定自己屬意的人能在選舉中勝出；3）曾在香港縱火引致他人死亡的施君龍獲批單程證，可以在香港定居，而香港人即使反對也沒用，因為單程證的審批權不在香港。

中國官場反映的就是專制政權的特點：上級對下級有絕對權力，下級只能服從。北京和香港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上下關係，而香港的政界、商界基本都受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們在執行中共指令和保護民眾權益之間，很多時會選擇前者。

而且，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共手中，中共可以按照需要任意解釋任何條例，這在早前就發生過，例如中共會"按立法時原意"而不是法律條文的字眼來解釋法律，更甚的是，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曾經說："法律不是擋箭牌"，中共喉舌宣明："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等，顯示了法律於中共只是工具，中共的利益高於一切。

自由不斷倒退就是香港在中國統治之下的實況。例證可以見諸警察近年對待和平示威者的手段步步升級，阻延遊行示威者前進，迫使示威者在同一地點長時間滯留，有時是好幾小時；把示威區設在遠離示威對象的地方；濫用胡椒噴霧等。

可以推想，中共在找到方法控制香港普選結果之前，香港的政制都不可能向前半步，這是香港的覆轍。台灣人的自由、民主得之不易，如果不對中共紅色資本滲透加以警惕，不留意從中國移居台灣的人的立場和政治認同，台灣等於是開門揖盗。

不注意人己邊界的中國人：

中國人很多時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意思是不要分彼此。基本法訂明香港的資源是中國的，於是全中國的人在法理上也就有權使用，13億人口的中國，即使是1/10，甚至只是1/20的人真這樣做，香港本地700萬民眾的權益也就等於沒有了。因為中國人對國產貨沒信心，也因為轉售香港的日用品可以賺錢，不少中國人，以及香港本地的人都在零售商號大批大批的購買特定生活用品，如奶粉等，在中國轉售，結果香港在一段長時間出現過奶粉荒，直至有人在美國的We the People 網站發起請願，香港才終於推出限購令。而中國人的反應就是：罵。他們不明白，都是中國人的地方，為什麼不能高興買多少就買多少，香港人的需要，他們不會顧及。

當台灣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本土的利益同樣不可能不讓位給中國人。正如他們對待香港那樣。除非台灣人能確立台灣獨立於中國的事實，否則，2300萬台灣人，在人口數量六十倍以上的中國人面前，不可能保護得了自己的利益。

中國人看台灣

以下的文字摘自一個中國知名評論人的twitter:

我看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是做一个隔岸观火的戏子，演民主戏给我们看...民进党大陆公民社会政策雷同于美国对华外交与大陆民间交流的公共政策，然而充满着吊诡:美国是做为外来民族的，朋友的帮忙，理所当然是朋友的姿态，而民进党的戏子表演，是以同文同种的华人也能民主来吸引人，把自己当做大陆人的自己人，却又把自己像美国那样，当做只在外围示范的朋友，不精神分裂？

...民进党在大陆压根就没有这种资本，你们的资本在台湾，你来演戏，不给实质性帮助，谁会当观众？

...不要幻觉大陆公知中产有对民众的总体代表性，而官 民矛盾会通过公知与中产的矛盾爆发出来，这二者首当其中。他们代表不了中国民间，你看美国常年找他们做代表，没多大效果，将来会被民众反美反噬。

...民进党是草根政党，给台湾民众带来的实质性维权帮助，才上台，如今要获得大陆民众的支持，一定也是要实质性维权帮助。

一個評論人的思考層次至少比一般民眾高一些，可是從以上文字就可以看到，他只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來要求台灣，而沒注意到：1）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台灣人的支持比對岸的中國人更重要，不然它就不可能在台灣政壇立足；2） 說“民进党...把自己当做大陆人的自己人”這樣的評論是把自己的主觀看法套在別人身上；3）台灣“民进党来演戏，不给实质性帮助，谁会当观众？ ”“要获得大陆民众的支持，一定也是要实质性维权帮助。 ”云云，就好像說，台灣人有義務幫助中國人，不然中國人會恨台灣，幾乎就是流氓的說辭。

現實是，中國人已經是台灣人不安的來源：

“中國資金利用「服貿協議」來台的話，打壓的會先是台灣經營者的成本與利潤，因為管理方式與原料商品來源會造成極大沖擊，中國人當然只會照顧中國低廉的商品，反正是賣給台灣人，使用中毒也不是他們的事。再者，台灣商人受不了這種商業壓迫只好裁員或是關閉，市場就逐漸被中國資金取代，台灣馬英九又在其他協議法條上開放中國人便捷的移民方式、取得居留權與國民身份，中國人當然先幫中國人，台灣勞工，哪是馬英九在意的？！ ”

“文具用品也被「服貿」，大家知道嗎？文教用品舉凡在學校裡面用到的都在內喔！是不是數量驚人？但台灣廠商對政府都敢怒不敢言，因為部分廠商，當初被馬英九ECFA鼓勵到中國設廠減低成本，結果廠設在中國，台灣多數採批發生意，製造技術被中國學去了，中國人自己開公司，台灣商人越來越被中國廠控制，多方面的壓迫著台灣文具業。路邊、小店販賣的服飾300、500，很多都是因為來自中國，水洗時會發出惡臭，都是有毒化學染料，小學生如果穿了，怎麼得了？？「服貿」怎可以進來！？？ ”

“反媒體壟斷是人民對多元媒體重要性的覺醒，而感觸最深的是鄰近的香港和澳門。他們回歸後被中國管制媒體的做法，成為一言堂，港澳人沒有自由發表想法、報導的出口和權利，一瀉都會被中國中央指派的官員審查，這，就是中國！昨日有網友表示只要有讀者在就不怕沒有台灣媒體，一旦「服貿」一開，台灣媒體只要在股東組成裡，中國持股達到可影響報導方向，台灣很容易因為這種商業行為，相信每天只看得到一致的頭版新聞來日不遠。 ”

結語：

中國和台灣因為政治原因而在實質上各自獨立，可是在法律上又互不承認對方。中國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說自己和中國是“一國兩區”，而台灣對中國沒有管轄權，中國政府之於台灣也一樣。兩岸關係要根本上改善關係，首先應該要釐清/承認兩岸是“一邊一國”的事實。中國應該停止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靠所謂的“讓利”不可能使台灣人改變立場。

讓台灣人好好的過，讓他們繼續有自己的民主，如果中國的民眾自己不迫使中共改變，走向民主，台灣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把台灣變成中國能直接控制的地方並不會使中國走向民主，只會使台灣的民主化為烏有。然後中共就可以宣傳，看吧，中國人就是不配有民主，而中國民眾已經沒有可以用來反駁的理據了。這就是我說的中國、台灣，合則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