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0 April 2014

“放狠话”和“秀肌肉”

达赖喇嘛将于下周前往挪威。德媒对挪威政府迫于北京压力而不与他会晤进行了关注。另外,不仅在欧洲发出“狠话”,在亚洲,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度让菲律宾忧心忡忡,以至于愿向曾经的殖民国——美国寻求联盟。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一篇署名文章表示,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下个星期将抵达挪威,25年前,他在这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项。他希望能够 在挪威庆祝这个纪念性的日子。可是挪威政府却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不与他举行会面。文章写道:“无论是首相索尔贝格(Erna Solberg)还是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Børge Brende),都不会和这位藏人精神领袖举行正式会晤。就在今年二月访问美国的时候,达赖喇嘛还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晤。(挪威当局)屈服于来自北 京的压力。”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1989 Dalai Lama 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作者指出,达赖喇嘛访问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当局都会向相关政府发出威胁,中国声称,如果与达赖喇嘛见面,就会损害两国关系。这篇名为 “挪威屈服于北京压力”的文章接着写道:“挪威政府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努力加强修复与中国并不算热络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降到冰点同诺贝尔奖有关:挪威诺 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当年的和平奖颁给了中国异议人士、目前仍在监狱中服刑的 刘晓波。自此,中国以沉默的方式来惩罚挪威,取消了之前计划的两国政客的会面,拒绝给挪威政要颁发签证。”

作者 Silke Biglke引述外交大臣布伦德周三在议会的发言表示,从2010年后,挪威和中国几乎已完全没有接触。两国的关系几乎全然不复存在。如果挪威政要对达赖喇嘛的来访表示欢迎,会使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更为困难。

作者注意到,这个话题在挪威的媒体舆论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很多人都对挪威政府的决定表示了批评。她提及了一位民调报告:一份挪威日报就此采访了上千挪威人:6成受访者都认为挪威政府应该与达赖喇嘛会面。有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不见的态度是懦弱的表现。

不过这篇文章也提及了挪威政界对这次调研的反馈,第一个表态拒绝会见达赖喇嘛的挪威议会议长托马森(Olemic Thommessen)表示,如果挪威希望要成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人权的国家,我们就不能是与这个强国关系最差的国家。”

作者最后指出,挪威政府的决定也包括经济利益的考量:自从2010年双方的外交关系降到冰点以来,这个欧洲国家向中国的出口也遭到了重创。
Thorbjoern Jagland neben leeren Stuhl von Liu Xiaobo NO FLASH 2010年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

菲与美国合作寻求“安全感”

在亚洲,菲律宾政府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态心存担忧。《南德意志报》另外一篇报道也把专注点投入到亚太地区。这篇名为“太平洋的肌肉秀”文章指出,中国 在南中国海要求主权的态度让一些邻国十分担忧,他们担心会失去对其拥有油和天然气以及丰富鱼类资源的沿海水域的控制权。此外,这也关系到国际海上通道的安 全性。

种种担忧让菲律宾政府做出向美国寻求帮助的决定,马尼拉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让自身受到威胁。文章指出,“因此,这个前美国殖民地与华盛顿签署了 军事协议,以此加强了联盟。”

不过文章作者观察到,现在美军在菲律宾自由度的加大,虽然许多菲律宾人认为这是必要的一步,可是当涉及美国的军事存在,民众们对此存在一定的不安感,有 时,人们还会公开表现对此的反感:“不过菲律宾国防战略家中的现实主义者知道:面对中国的优势,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将使菲律宾变得更为强大。除了美国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对马尼拉来讲,美国的支持减轻了菲律宾的负担,但是,如果南中国海的紧张气氛没有得到缓和,后者因此可能会被推到 中美冲突的旋涡中心。”

文章最后指出,虽然奥巴马强调,这项加强美菲国防合作协议的目的并不时要遏制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力量。不过该协议还是被视为美国在该区域与中国不断增长实力的一种对抗举措。


摘编:文木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from 德国之声 http://www.dw.de/放狠话和秀肌肉/a-17604556?utm_medium=twitter&maca=chi-rss-chi-top-1043-rdf

制裁普京的后果

你大可以对乌克兰局势长篇大论、说个不休,但这个故事的95%涉及的是普京,以及他选择如何定义“俄罗斯利益”。事实是,俄罗斯及其邻国需要对“俄 罗斯利益”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普京掌权的日子里,莫斯科到底能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身的利益?如果不能,我们该如何阻止普京的 举动,同时又不会破坏俄罗斯的稳定呢?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裁确实导致了动荡,那么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确信那样对我们更好吗?
我认为,为了防止普京进一步破坏乌克兰稳定,进而阻扰该国5月25日的总统选举产生一个合法政府,美国和欧盟加大了对普京的制裁力度,这是正确的举动。但是,对于成功制裁普京的后果,我们最好也要做些准备。
在 冷战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被围墙隔开,削弱俄罗斯似乎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战略。但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世界相互关联,而且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大大加 深,削弱俄罗斯的做法回过头来可能会困扰我们。当世界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朋友可以像敌人那样迅速要了你的命(见希腊),而对手的崩溃可能会像它的崛起 一样危险(见俄罗斯或中国)。
俄罗斯仍然有数以千计的核弹需要控制,还有数以百计的核弹设计师。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打击黑帮犯罪、贩毒和网络犯罪。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来制衡中国,来充当全球性的能源供应商,并为所有的俄罗斯老人提供社会保障。
目 前实施的制裁不会削弱俄罗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令俄罗斯元气受损,而如果制裁范围扩大,的确能对俄罗斯造成真正的伤害。普京是否会改弦更张?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领导人不会做出一些有攻击性、民族主义的疯狂举动,尽管这样的举动会惊扰市场,而且似乎违背本国的经济利益。普京的举动已经证明了 这一点。但全球化的确意味着,无论专制者愿意为这样的行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几乎总是会比预期的更高昂、而且来得更快。
看看吧,我们 仅仅实施了有限的制裁,就促使全球投资者竞相逃离,他们今年已经从俄罗斯撤走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刚刚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现在只比垃圾级高一个档位,导致其借贷成本升高。同一天,俄罗斯央行把一项关键利率从7%上调至7.5%,试图让 卢布免受冲击。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今年已经下跌了8%,而俄罗斯股市跌幅已达13%。
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上周报道:“由于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俄罗斯在八周内第七次取消发债计划。”标准普尔因此表示,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可能“让已然虚弱的经济增长前景雪上加霜”。
我 看到俄罗斯承受的经济压力并不喜悦。而且,我们也要愿意考虑俄罗斯对于保护其边境的合法利益。但如今的问题是,普京总统是如何定义这些利益的——他在胡说 八道。说到底,乌克兰想要做的是什么?允许美国部署核导弹吗?不是。加入北约吗?不是。它甚至都没有寻求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它想签署一份“联系国协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该协定将向乌克兰企业提供进入欧洲市场的更宽松的准入,而且也要求它们遵守欧盟的规章。乌克兰改革派认为,这有助于在国内增进法 治,使乌克兰在全球更有竞争力。乌克兰人想要引入的是欧洲的规则,而不是北约的导弹!
事实上,普京也应该为俄罗斯做这些事,而不是努力阻止 邻国与欧洲结盟。而普京只关心增进国力,而不增进民众的福祉。他想要政治上的全盘控制,让自己和自己的小集团有权窃取大量的财富,同时找到其他国家作恶的 借口,分散俄罗斯公众的注意力。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尊重的地缘政治利益。
乌克兰并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但乌克兰的革命威胁到了普京。乌克兰示 威的主要诉求是从欧盟引进一套基于规则的制度,这将打破掌控基辅的盗贼统治——后者与普京想要在莫斯科维持的那种盗贼统治相似。普京不在乎德国是否遵守欧 盟的规则,但当其他斯拉夫国家,比如乌克兰,想要遵守欧盟的规则时,就会在国内对他构成威胁。
不要相信有些人说的,制裁没有用,要想对俄罗 斯施加影响只能动用坦克。(这正符合普京的心意,将迫使所有俄罗斯民众向他靠拢。)正相反,我们应该担心,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制裁的效果会过于明显。不要 相信有些人说的,我们正在挑战俄罗斯的“空间”。我们没有。真正的问题是,乌克兰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正在挑战普京的“价值观”。
即使我们想要阻止他们,我们也做不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让他们强大起来。接受这一点吧,普京同志。
翻译:土土、王湛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1/c01friedman/

專家:中國經濟規模將提前超越美國?

世界銀行指,中國經濟規模可能提前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但是專家認為這並不會立即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世界銀行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周三(4月3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
2005年世行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尚不及美國的一半,僅為美國的43%。
此次國際比較計劃通過使用購買力平價(PPP)這一方法,並考慮到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顯著快於美國這一事實,世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2011年中國GDP達到了美國的87%。
這種新計算方法提高了大型中等收入國家的重要性。
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對這個數字提出了質疑,並指出中國超過美國還不到時候。
他說,中國在低技術、低利潤的產業中比較活躍,產量比較巨大,但是產值卻並不是很高。
韓德強指出,中國房價的高昂也可能是GDP增高的原因,這裏可能存在一些虛的東西,房價的虛漲可能會讓GDP增長。
當被問及什麼數據標凖更為凖確衡量經濟體實力時,韓德強教授表示,有一個指標是綜合國力平價,那就不光是經濟,還包括政治,軍事和外交。
他說,中國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還遠達不到美國的標凖。
BBC記者岳琳達發表分析文章稱,以不同的指標估算讓經濟規模的評估有所不同。
比如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匯率指標進行估算,中國的GDP剛剛超出美國的一半。
岳琳達也指出,說到底,人均生產總值要比整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更加重要,而從這方面來看,中國要趕超美國還需要很多年。
她表示,中國發展比美國快,並有潛力超過美國,對於趕超的日期預測有很多不同,但是很多經濟學者都預測了這一點。
韓德強表示,拋開這個數字中是否存在水份不談,中國GDP超過美國確實是時間問題。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經濟格局會有所改變,這一點他並不感到樂觀。
美國是在高利潤,高技術,高附加值的領域活動,它在信息產業、生物技術、國防和醫療這些方面遠領先於中國。
他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打工、美國消費的這種局面沒有什麼變化,美國是用高技術來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
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世界銀行周三所公布的數字對於經濟格局沒有什麼意義呢?
韓德強表示,如果要看更長期,那就是中國的崛起,東亞的崛起這些理論,這個在長週期來看,是重大的事件,那麼從這一點來看,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就具有很大的意義了。
(撰稿:林杉/責編:董樂)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4/140430_china_economy_handeqiang.shtml

英國專家:烏魯木齊爆炸案顯示局勢惡化

英國防務安全智庫——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的資深研究員潘圖奇說,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爆炸案令人感到擔心。 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的時候,潘圖奇首先說,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之後,就曾經多次表示對新疆的擔憂。
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顯示中國將本土的恐怖主義看成是一大憂慮。
潘圖奇說,雖然以前烏魯木齊也出現過攻擊,但是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這種規模的襲擊。
他認為,以前的襲擊大多是在邊境和南部的和田,因此烏魯木齊發生這種攻擊「相當令人擔心」。

「情報失誤」

至於安全方面是哪裏出現了漏洞,潘圖奇說去年10月北京發生襲擊事件之後,很快地,中國就調整省和直轄市軍職人員的人事。
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騷亂事件之後不久,當地公安局的高層就被撤職,所以應該很快就能知道問題所在,潘圖奇個人認為應該是情報方面的失誤。
他表示,針對個人在家裏製作炸彈,的確難以反制,但是要是對付整個網絡的人,這個失誤「相當嚴重」。

「正在惡化」

潘圖奇認為,新疆的局勢正在惡化,雖然中國政府從2010年開始大力試圖改善新疆的經濟,借此對付「他們眼中的恐怖主義」,但是狀況惡化。
他說去年,新疆共有130人據報被殺,也「看到事件向省外蔓延」,這些事件都是和維吾爾人的不滿有關,而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案也是一樣。
潘圖奇還指出,從某些方面看,新疆省內發生的事件「手法也更加專業化」,因為不再是一小股人在邊遠的村莊襲擊當地的派出所,「而是在一省(自治區)的首府」、「在火車站裏面」。
(撰稿:威克,責編:友義)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4/140430_uk_expert_xinjiang.shtml

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9/2014

作者: 桑杰嘉
几 十年来,中共政府为蒙骗国际社会搞了若干次所谓的对话,但却没有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 回应。而且,中共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流亡政府最后转交给中方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共有关部门 不停地定论以上所有的妥协为“变相独立”、“半独立”、“西藏独立”等等。其中,中共对西藏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区”建议更是不断地加以夸大和误导,猪八戒 倒打一耙——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倡言「西藏独立」”。 同时,最近国际媒体也再次关注这一问题。所以,在本文中将侧重介绍有关西藏为非军事之“和平地区”建议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真相。
中 国人喜欢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么西藏遇到不只是“兵”,还有“匪”,所以,简单的事情变的非常复杂、清楚的事情变的十分模糊、事实变成谎 言、诚恳变成奸诈、伟人成了“魔鬼”——半个多世纪以来藏中问题无法迈开积极的一步。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为蒙骗国际社会而搞所谓的对话,却没有任何解 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每一次的妥协都得不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且,中国政府歪曲解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流 亡政府最后转交给中方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

中共有关部门不停的定论以上所有的妥协为“变相独立”、“半独 立”、“西藏独立”等等。其中,中共对西藏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区”建议更是不断的夸大、误导,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公开倡 言「西藏独立」”。 同时,最近国际媒体也再次关注这一问题。所以,在此文中将介绍有关西藏为非军事之“和平地区”建议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藏中和谈中的影响等。

1949 年中共开始入侵西藏,1959年全面非法占领而遭到西藏人民坚决抵抗,对西藏人民抗击入侵、保卫国家的运动中共进行残酷血腥镇压,最终导致西藏政府以及达 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在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照顾所有流亡藏人、抢救濒临灭亡的西藏文化,并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奋斗半 个世纪之久。在这五十多年里,“——从公元1967–68年开始,达赖喇嘛对国际国内情势做出全面审视和深思熟虑的同时,与当时的议会议长、副议长、噶厦 有关人员及博学专业的西藏友人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974年确定了待藏中之间时机成熟而进行和谈时,不追求政治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 策。”之后,“在1979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时,由于我方对此早有规划,因而很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 政府关系从对抗到对话,西藏政府从恢复西藏独立妥协到自治。

藏中断断续续地对话过程中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从接触、相关问题的讨论、提出具 体的建议,再进行妥协调整。有关西藏 “和平地区”是在具体解决西藏问题建议即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国会宣布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方案》中提出,也是五点和平方案中的第 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并在1988年6月15日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和平方案》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阐述。

历史背景

1959 年, 迫使西藏政府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等国。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的渠道,一直出在对抗的状态。1979年,邓 小平提出藏中和谈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作出积极回应,首次建立了官方接触渠道。当时中国政府方面提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而西藏流亡政府在 1974年已有内定政策决定放弃独立 。因此,理论上看解决西藏问题没有绝对的分歧,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对话、派遣代表团访问西藏、开放藏人探亲——等等。

当然, 接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西藏问题 ,因此,经过多次接触对话之后的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五点和平方案》, 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第一次就解决西藏问题公开提出的方案,是解决西藏问题实际行动方案。同时也是“--长期性解决办法的第一步骤。”

因此, 在《五点和平方案》细节的阐述:“我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转变为一个「阿含沙区」(Ahimsa)地区,在印地语中,这个名词代表和平而不用暴力的状态。 ”

把西藏建立成为一种和平地区是符合西藏的歷史角色。西藏是佛教、和平、中立的国家,西藏是亚洲大陆各列强间的缓冲国。这也符合尼泊尔的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和中国同意这个建议的做法。如果这个和平地区包括西藏及邻近地区,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将会更有成效。

把 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区,意味著中国在西藏的部队及军事设施的撤除,这样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驻防在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切都将根据国际 条约进行,以满足中国在安全顾虑上的合理要求,并且促进西藏、印度、中国及其他同一地区内民族之间的信心。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因为这么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

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係从来就不紧 张。一直要到中国部队侵入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区之后,两大列强的关係才紧张起来,终于造成了一九六二年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危险的意外事 件层出不穷。如果他们像过去一样被一个广阔友好的缓冲国家隔离,这两大超级人口大国要重修友好关係将不是一件难事。

从西藏的历史角色、宗 教以及西藏在地理上的“缓冲”地位、再借鉴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尼泊尔和平地区建议”(1975年2月25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加冕典礼结束后举行的 招待会上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还从中国与印度的军事开销以及喜马拉雅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为终极利益阐述建立西藏 “和平地区”必要以及重要性。

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对实施“和平地区”具体办法阐述如下:“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西 藏独特历史以及她精深的精神文化遗产,显示著它可以完美地成为亚洲中枢的和平保护区。它在历史上中立国家的地位是可以重建的,并且可以由此而加强整个亚洲 的稳定性。如此就更能强化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她将成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生存的自由避难所,一个足以解决各地区冲突的紧张局势的模式。”

就 《五点和平方案》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具体实施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建立和平地区对重建西藏历史地位即中立地位将 对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建立了西藏“和平区”这将成为解决世界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新模式,是人类在和平道路上的又一次 跨越。

为人类和平共处担负责任

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总是会提到他一生中最 主要的三大使命,而且,他总是为此而奔波于世界各国。其中第一大使命是[宇宙责任]又翻译为[全人类共同责任],对此台湾学者如此评价:“达赖喇嘛有非常 宏远的世界观,他提倡[宇宙责任]强调每个人对于彼此、对于目前及后代一切众生、对大自然都有一种责任。” 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称:“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 自然。”

处于这样的使命和哲学理念,达赖喇嘛对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与和平、利他为立足点,解决西藏问题也不例外。因此,在考虑到中国政府 以及人民的“大中国”情结、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他提出了西藏放弃独立,进行非暴力的和平对话。他也非常清楚:“我知道很多藏族人民会因为我的提议不够急进 而失望。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我们自己的团体之间,不论是流亡在外或是生活在西藏本土的人民,都会有一场大的争辩。”事实上他因此遭到反对和 批评,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跨出这一步。

和平、非暴力是达赖喇嘛一贯坚持的立场。“非暴力乃是佛陀宣示的教义,达赖喇嘛至心奉行不渝。”和 平、非暴力、慈悲以及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等理念是要超越一般的认知,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真正的价值。事实上,达赖喇嘛提出的“和平区”理 念是超越西藏、超越国家概念而着眼于整个人类共同的和平利益。

只要清楚达赖喇嘛的和平哲学理念:“现代人类互相依存的现实十分清除:唯有 全世界都能和平,和平才有意义。”另外,达赖喇嘛作为思想家,他不只是提出一个“温暖而模糊”的哲学概念,而为实施这些和平理念而进行不断思索,并找出具 体的解决方法。因此,他得出结论建立和平区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建立和平区-可以裁军,最终解除人类自相残杀的“武装”。

虽然,达 赖喇嘛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和平哲学理念。他在《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一书中继续坚 持倡导世界和平,达赖喇嘛在《和平与裁军》中提出建立和平区的意义以及他对西藏非军事区的构想。他指出:“为了深化它的进展,我们不妨考虑建立我所说的和 平区(Zones of Peace)。我的想法是将一国或多个国家的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以形成稳定的绿洲地带,和平区最好选择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点。对世界的其他地区而言,它们 将成为希望的火炬。我承认这种想法有点模糊,但并不乏前例可循。南极洲现在就是国际认可的非军事区。除了我以外,还有些人同样主张应该增加非军事区的数 量。前苏联总统戈巴乔夫曾经提议中苏边境列为非军事区,我自己则将这种理想扩大到西藏。

当然,除了西藏以外,世上还有许多地方也能因为建 立非军事区而受益。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目前仍然相当贫穷——如果西藏成为国际认可的和平区,双方都能节省可观的年度财政支出。同样地,如果 不再需要在边界上维持数量众多的部队,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家都将因此而如释重负。例如我常常想,德国就是建立和平区的最佳地点,因为,它位于欧洲的心脏地 带,而且,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带给它亲身体验。”

而且,达赖喇嘛进一步阐述了藏人和西藏为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愿意承担责任,他指出:“西藏人民一直想要為建立区域和世界和平尽一分力量,我认为他们不使用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传统使他们特别具有这种素质。”

“夹在亚洲大陆列强─印度、中国和苏俄之间,西藏这种地处亚洲心臟地带的高度战略要地的情势,使得西藏在维护和平及稳定上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正因為这个缘故,所以在歷史上亚洲的帝国都尽量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帝国染指西藏。西藏缓冲国的独立是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平与独裁

达 赖喇嘛尊者公开提出放弃恢复西藏独立,和平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并公开宣布了《五点和平方案》。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达赖喇嘛于今年九月十九日访问美国,并 且于九月廿一日藉在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方案》 的机会公开倡言「西藏独立」。”(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备忘录 (1987年))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对《五点和平方案》的“定论”。从此,中国“统一口径”一口咬定“西藏独立”,直到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撤 销了《五点和平方案》,而且,《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提出的建议,中共还在重复着“西藏独立”。当然,不管是邓小 平时代还是如今,中共确实没有正视西藏问题,更没有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所以,他们必须要找个理由顶着,如:“尽管达赖喇嘛说不搞独立,但他向中央提 出的要求内涵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等等。

对于以阴谋为手段,黑厚学为理论,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来说“和平”与“和平区”是一种“恐怖”。和平区是非军事区,不需要枪杆子,没有了枪杆子它恐惧不安,因为,它现有的一切是靠枪杆子而得到的。

更何况,正如有关专家分析的:中共对西藏问题的既定政策是——“拖延”,等待达赖喇嘛圆寂。所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妥协放弃恢复西藏独立的《五点和平方案》、《斯特拉斯堡建议》,再妥协为《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都得不到任何积极回应。

无效的《五点和平方案》

自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首次公开发表有关放弃恢复西藏独立,以及和平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方案》,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和平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但是,中国政府1987年立即定论《五点和平方 案》是“公开倡言「西藏独立」”。

因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指出:“此一回应丝毫不考虑我的和平提议,是自贬身份而令人感到失望的。” “虽然我这些建议已经提出来两年多,但没有任何跡象显示中国政府考虑过这些建议,连承认都没承认过。

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被迫声明,除非中国政府在近日内提出回应,否则我将认为我自己不受任何我在法国所提建议之约束。我所提有关解决西藏和中国问题的建议既然无效,我只有另觅他途。”(见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西藏流亡政府也在1992年9月2日西藏民主日宣布了撤销「斯特拉斯堡建议」:“——然而从中国官方声明和我们最近与中国政府接触的经验而言,中国目前领导阶层很明显的缺乏找出解决方法的诚意。”

“达赖喇嘛在今年三月十日的声明中说得很明确,由于中国领导阶层的闭塞和反对态度,他在斯特拉斯堡所提出的建议已经无效,而如果中国没有新的行动则他将认为他对斯特拉斯堡提议不需再负任何责任。”

“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為他不再受到必须以斯特拉斯堡提议做為对西藏问题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基础的束缚。”(见西藏流亡政府关于撤销斯特拉斯堡的提议)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撤销了《斯特拉斯堡建议》,宣布了该建议从此无效。当然建立西藏非暴力——和平区也无从谈起。

结语

达 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原则,塑造出他的全球性观点,这也是他面对冲突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世界和平是他终极追求,且相信:“唯有全世界都能和平,和平才有意 义”。他认为寻求世界和平,除非转为实际行动,否则毫无意义。因此,它就具体实施办法进行探索,既裁军与和平区是世界迈向和平的第一步,建立西藏和平区又 是世界和平环节中的一步。这就是“当其他政治人物在七嘴八舌争论,该把社会这辆车子漆成红色或绿色时,他则在呼吁要重换引擎了”、“发动政变推翻他自己” 的自称为“平凡的僧人”。“真正的伟大在于平凡”——有人如此评价道。

总之,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的思想和见解都会遭到无知者与心怀恶念的人的攻击。更何况达赖喇嘛面对的是与和平完全对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其难度更是百倍千倍,因为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和平地处理过任何事情,而这个国家的政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被 撤销、无效的《五点和平方案》中的西藏和平区等一直是中国政府指控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口头禅,而且,最近中国官员变本加厉的指责。给人的感觉是达赖喇 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似乎与外星人对话,对方总是听不明白,不是,应该是不想听明白。事实上,非常清除达赖喇嘛提出的《五点和平方案》到《斯特拉斯堡建议》, 再到《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早已放弃恢复西藏独立的立场,以藏中民族长远利益,以及人类共同的和平为目标提出方案、建议。

《五 点和平方案》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是西藏方面就解决藏中问题走的第一步,事实上放弃恢复西藏独立到自治何止一步?但是,为彻底解决藏中问题达赖喇嘛和西藏 流亡政府已经妥协了。由于中共对西藏境内藏人的殖民统治不断加强,西藏民族濒临存亡的边缘,为了拯救西藏民族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再次妥协——在中国 《宪法》框架内名副其实的自治。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宣称:“达赖喇嘛的“自治”就是“西藏独立”,仅仅换了一个词而已。”真是“秀才遇到匪”了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2014年4月17日

资料来源:
1,《五点和平方案》
2,《斯特拉斯堡建议》
3,《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
4,《新千禧年的心灵革命》
5,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备忘录 (1987年)
6,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
7,西藏流亡政府关于撤销《斯特拉斯堡的提议》
8,《邓小平时代》
9,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202/t20120209_1585978_3.htm
10,http://www.tibet.cn/2013xzdlj/dwq/wz/201312/t20131202_1955214_2.html


from 天葬臺 http://sangjey.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30.html

西藏僧人果洛久美名列“100位新闻自由英雄”榜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前夕,在无国界记者官方网站上,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公布“100位新闻自由英雄”名单,西藏僧人果洛久美名列其中。

果洛久美是安多(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他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牧区,44岁。他因2007年参与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并勇于公开表达西藏现实及藏人心声而两度被拘捕、被酷刑,并于2012年9月被失踪、被通缉,至今下落不明。

无国界记者网站中文部分写到:

值此2014年世界新闻出版自由日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发布“100位新闻自由的英雄”名单。 
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推动和促进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这百位英雄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 
他们实至名归。 
“借世界新闻出版自由日的机会,无国界记者向这些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他们为自由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安全,甚至生命”,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Christophe Deloire说。 
他解释,“这些英雄也将鼓舞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没有他们以及他们同伴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 
无国界记者的这份名单没办法囊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们,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伟大事业。
此举是为了捍卫和推动新闻自由,也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强烈支持,此外,这些数字也可以用于参考。 
这百位英雄,有男性也有女性,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来自65个国家。

这百位新闻自由英雄中,还有三位中国新闻记者榜上有名:刘虎,黄琦和李建军。

延伸阅读:

向当知项欠和果洛久美致敬http://ift.tt/1pOK9DL

记失踪的喇嘛果洛久美http://ift.tt/T8Q3zk

附:果洛久美在拉卜楞寺、玉树救灾等照片,以及甘肃省公安厅发的通缉令。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ift.tt/1o3xXdP

【文化論政】譚樂基:從普教中看新殖民霸權

自2000年起,課程發展議會將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科作為長遠目標[1],愈來愈多學校實施「普教中」。筆者在2003至04年期間,在中一的時候也經歷過短短一年的「普教中」歲月。到底「普教中」推行的背後又有何因由,筆者將在本文中詳談。
香港「普教中」還是「粵教中」好?
推行「普教中」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是「普教中」有助學生學習中國語文,與及有助提升學生普通話能力以面對日益頻繁的中港交流。可是實際上這又是否真的是有理有據嗎?
香港十分重視教學的成效,尤期是公開試成績。在香港教育學院的研究計劃 [2]指出,用「普教中」和「粵教中」的成績差異其實並不明顯,可是普教中甚至比粵教中差。選擇普教中,錯誤地假設普通話有助學習書面語其實並不合理。事 實上,普通話實際上也夾雜不少北方的方言或詞彙,而且學習句子結構排序通順與否與普通話教學並無必然關係,對學習書面話並不見得有多大幫助,加上坊間以普 通話考公開試的教材及支援並不足夠和全面,能否在公開試中取得佳績成疑。故此,不少學校皆如筆者母校,以一段短時間以「普教中」,再在高中或公開試來臨前 轉回「粵教中」。
「粵教中」實際上享有比較優勢,雖然用普通話或粵語讀白話文,只是語感有所分別,但用粵語讀文言文及古典詩歌,則差天共地。普通話原是北方官方,但 經外族學習後,衰變得只有四聲而且韻母只有三十九個,普通語的語音組合只有3,276個,與九聲的粵語10,620個語音組合差得多[3]。粵語本身就比 普通話精密,而且極具音樂感。故筆者認為在香港教授中國語文,實應以香港人母語,即粵語教授,既與香港在地之文化連結相通,又能學習中國語文之精髓,這是 「普教中」所不能帶給莘莘學子的。可是為何政府還投入如此多資源「普教中」,則是另一個故事。
強推「普教中」意在沛公
「普教中」除體現了大中國因素對香港之影響,實際上這是把香港漸漸建構成中國一部分的其中一步。上層階級除了繼續使用英語與及香港本地大多數使用的母語──粵語外,普通話也開始成為上層階級常用的語言並日漸普及,亦顯出北方開始進一步影響香港。
此外,「普教中」之推廣亦體現了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北方霸權性質,由上而下地強推,而在地港人並沒有自主的空間。無論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北方霸權 皆展露其野心,而且也愈來愈明顯和霸道,經濟上透過紅色資本搶佔市場,政治上透過封閉政制及中共之代理人控制政局,而香港人有感其壓迫亦開始產生一定的反 作用力,本土運動乘時冒起。
就文化層面而言,「普教中」的推廣及其官方論述,尤其是北京有意無意地矮化作為港人母語的粵語為方言,並強指普通話才是唯一、統一的語言,開始嘗試以普通語壟斷香港的語言,甚至以壟斷話語權為目標,北方霸權之霸道,可見一斑。
文化與權力在體制上的連結產生各種形式的知識,促使認同的建構,成為國家「無我統治」(disinterested domination)治權裡潛在的霸權工具,而這種論述的生產是國家在合法範圍內運作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普教中」實為中港融合的文化建構過 程,有助當權者管治,本質上其實跟「國民教育」類近,將普通話強植於香港人身上,香港人中國人皆說普通話,兩者所說的語言漸漸地統一,有利同化香港成為中 國一部分,並以語言作為霸權工具以達致統一,這種大一統思想其實正一步一步地摧毀香港的獨特性及傳統的傳承。
新霸權下爭自主
長遠而言,以中國為首的普通話霸權漸漸在香港落地生根,並進一步挑戰現有在香港以英語為傳統精英建制霸權,至於能否取代現有的英語霸權成為新的霸權則是未知之數。在這過程中,曾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彷彿被「祖國」再次殖民一樣。
香港若要維持自主性及多元,解殖是唯一的出路,欲要解殖,必先尊重在地「土生土長」的文化及歷史。粵語乃香港人之母語,粵語與香港人文歷史互相交織,也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亦連結中國傳統。「粵教中」將粵語及其文化繼續傳承下去,方為正道。
參考:
[1]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諮詢
文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 香港教育學院(2005)。「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2014年4月7日擷取自http://www.hkreadingcity.net/ebook/preview.php?id=47&cp=2
[3] 陳雲(2014)。〈陳雲:普教中,一場空〉。《AM730》,2014年3月31日,A35版。
[4]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仍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3年3月。頁108,109。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三年級學生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4月14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550

自由不應是天降餡餅

文:鄭明軒(寫於2014年4月25日葡萄牙鮮花革命紀念日)
1974年4月25日,在地球另一端爆發一場不流血革命,號稱「新體制」的葡萄牙獨裁政府倒台。老帝國的瓦解帶來殖民地各自獨立新生。
遠在天邊的澳門,在123事件被徹底鬥敗之後政府無心戀戰,尚有博彩專營制度維持財政自足,而社會治理已經全面由愛國愛澳勢力接管。古老殖民地上有幾個人理解「祖家」革命軍人們的理想,有誰知道自己有幸站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尖上?
也無所謂,接著共和國宣布澳門不是殖民地了。倒也不是獨立,乃是葡國管治的中國領土,還從天上掉下一部《澳門組織章程》。此章程影響之大,到今天仍 然能看得到。多謝大西洋恩賜,澳門立法會有了「民選」議席,與社團把持的「間選」及總督指派的「官委」鼎足而立。四十年後我們的議會仍是如此結構,距離全 面民選遙遙無期。
澳門民選議員原來比香港還來得早,可是後來被港台超越、拋離。怎麼回事?香港社會爭取立法會88年直選,終在91年實現。台灣經過長年黨外運 動,80年代末解嚴;92年國會全面民選。每一次進步都是社會運動、群眾參與的產物。相反澳門一直享用「天下掉下來的」餡餅,由《章程》首設民選、84年 開放非葡籍選民、91年增額,都不能說是社會廣泛要求的產物。
1993年頒布的《澳門基本法》,據參與起草者回憶,澳門草委對政制進步根本毫不在乎。第2屆立法會增加直選議席到10席,第3屆增至12席的規 定,竟是內地草委主動提出! 2012年政改諮詢,澳門人再次沒有把握有限契機,政府能硬推「+2+2」雞肋方案也就不能說是意料之外。歷史一再敲門,但機會只留給願意去應門的人。
台灣三月太陽花學運的一條支線,是爭取廢除《集會遊行法》裡的「核准制」。我不無驕傲的告訴台灣同學說,澳門的《集會權及示威權》法採「報備制」, 比香港台灣都開放。我不好意思說的是,回歸前頒布的《集會權及示威權》法也是天下掉下的又一個餡餅,既非澳門人自主爭取,得來之後也沒有得到好好利用。多 數市民也不知道自己有這些權利,使人嘆息。
聖經撒種的比喻裡,農人播的種若是落在路旁、落在磐石裡只會白白浪費;只有落在泥土裡才會生長起來,結實百倍。公民社會的土壤,需要我們長年深耕。康乃馨的自由種子,漂洋過海,陷落在蓮花下的淤泥裡。
(獨立媒體網根據與論盡媒體之內容交換協議轉載此文,原文載於論盡媒體。)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542

席海明:内蒙古多发维权事件显示蒙古族民众生存危机加剧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最近内蒙古连续爆发了蒙古族民众维护自己生存权利遭到镇压迫害的事件。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先生认为,一四年第一季度在内蒙古发生的众多事件让人们看到,蒙古族民众在生存问题上面临的危机更为广泛而且日益加剧。

最近三个月,在中国内蒙古地区不断发生了蒙古族民众由于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而遭到政府镇压迫害事件。这些事件在欧洲的媒体上也引起关注。关于今年第一季度内蒙古地区的形势预示着什么问题,记者四月二十二号上午采访了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先生。

席 海明先生早在七十年代就因为内蒙古人民党事件受到过整肃,八十年代初期是内蒙古大学学运的领袖,八九年后流亡到德国。关于内蒙古最近的形势,他首先对记者 说,“近来虽然中国政府压制控制很严,但是内蒙古的情况还是不断地穿了出来。我觉得很多问题,说穿了根本问题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原来蒙古人是土地的民族所 有者,这从大清帝国起就承认。后来共产党来了说土地国有。这个问题中国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他要征用土地就要给你赔偿。但是在内蒙古牧民的土地却可以随意 侵占,尤其是不法商人和地方的贪官污吏勾结,或者有的是国家工矿直接的掠夺,这样就是国家或者是集体在欺负蒙古人,剥夺蒙古人的生计。”

关 于内蒙古最近的形势,他具体介绍说,“从莫里根事件说起,莫里根事件就是因为锡盟的牧民因为修矿破坏他们的草场最后反抗而被压死。去年在伊克昭盟白云巴特 要修铁路的铁路系统侵占他的土地,他反对征用他的土地最后也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为了怕事件扩大赶紧赔偿。今年以来,一月份在乌拉特中旗,牧民为了抗议侵占 草场最后有六个牧民被抓。四月份的事件就更多,四月十二号在通辽的玛林格尔乡玛林格尔村,最后有四十多个牧民因为反对对草场的侵占被抓。四月十六号是在克 斯克腾旗巴音查干村银都矿业和牧民发生土地纠纷也是为此,因为他们搞环境污染。”

席海明主席说,蒙古族人本来在政治,社会问题就面临文化 和种族灭绝,现在土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从具体的生存条件危害到蒙古人的生存问题。为此,蒙古人几乎到了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地步。对此, 他说,“现在有一个特点,中国内地有很多有环境污染的矿业公司,或者说造纸厂等都转到内蒙古去了。这样的话吃了污染的草的牛羊都会死,所以牧民面临生计问 题。让牧民无法活下去,这是不是一个种族灭绝政策呢?而且事实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种族灭绝早就进行了,在内蒙古,蒙古人本身早就被边缘化了,他现在已经只 能够靠这块土地来生活,如果你把这块土地彻底夺走、毁灭了,那么牧民如何活?所以这是一个生存问题,种族灭绝问题!”(特约记者:天溢 / 责编:申铧)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gr-04222014090533.html

from 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4723.html

内蒙古发生塌陷事故三人失踪 过度采矿掏空地下酿悲剧 - RFA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周一发生塌陷事故,万泉矿业公司于2008年废弃采空区突然塌陷,导致祖孙三人与车子、牛羊一起掉进了50米深的大坑中。截止周二傍晚,失踪三人仍生死未卜。有当地牧民告诉本台,矿厂过度开采导致地下被挖空是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内 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周一上午发生塌陷事故。网民“乌伊恒范”周一晚在新浪微博上写道:今晨一个嘎查(相当于一个村)发生铁矿坍塌事故,祖孙三 代在睡梦中与房子、铲车、农用车、羊圈和几个牛一起塌陷了。截止到现在吉兰太镇的三个救护车以及医护人员已抵达现场,可只有几个牛被救出来了,可怜的牧民 祖孙三人的死活仍不清楚。

本台记者周二分别致电敖伦布拉格镇管委会及阿拉善左旗宣传部、旗政府,但不是无人接听就是无法接通。

当地汉族居民王小姐周二告诉本台,她知道此事。

记者:“知不知道这是发生在哪一个嘎查里的事情?”

王小姐:“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就在后面山上。”

记者:“说有三个人都失踪了,现在有没有找到啊,这三个人。”

王小姐:“听说没找到,听说是死了。”

中国官方新华社22日上午的报道说:21日6时30分,阿拉善盟万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发生坍塌,位于上方的小饭馆不幸塌陷。22日9时左右,记者初步了解到,约有3人被埋,包括饭店的老板娘、一个幼儿、还有一个老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

另据阿拉善日报周二的报道,该矿区为万泉矿业2008年废弃采空区,塌方区域面积400平方米,深度约50米,失踪的三人分别是图门吉日格勒,其其格以及杨敖诺拉。

敖伦布拉格镇的牧民乌尼尔其其格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事故发生很突然,三人应当凶多吉少。而矿业公司多年来在当地肆意开采,给牧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记者:“知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塌陷的事故呢?”

乌尼尔其其格:“那肯定是矿的原因吧,铁矿挖得地下都挖空了,肯定塌了嘛,那个房子。”

记者:“是不是这些矿业公司在你们当地开发得挺厉害的?”

乌尼尔其其格:“好像听说都是挖掉了,下面都挖掉了。我们牧区放牧的人都不知道,下面挖多少空,多少长,我们都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在挖,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没看见。反正听人说挖得太深了,200多(米)深也有,油路下面可能也挖过,那个大坝上的油路也不能走了。”

记者:“那我想问下,他们之前挖矿有没有给你们平时放牧或是日常生活造成一些影响?”

乌尼尔其其格:“那个肯定有影响。影响还大呢。这次这个(塌陷)大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等着看吧。到现在人也没有挖出来,我觉得那么深坑,那三口人不可能活着出来。”

记者:“你刚才说这些矿厂给你们造成了一些影响,能不能稍微具体说一下?”

乌尼尔其其格:“比如说放炸药就有影响,炸矿的时候也有影响。晚上睡觉放炸药也挺厉害。”

有内蒙古牧民在网上发帖抱怨道:牧区为什么禁牧不禁矿呢?当地政府有利就不管牧民的死活吗?

网民“我人生的每一秒”也说:这事不能这么就结束,应该给牧民一个交代,也给草原一个交代。

内 蒙古多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一份2010年的数据显示,自2002年起,内蒙古经济增长连续8年都是全国第一。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同时带来了草原破 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根据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的报道,内蒙古大草原因矿业公司过度开采早已经是千疮百孔,单是在呼伦贝尔草原,就因过度开采煤炭, 地表下沉而出现了5318个大坑洞。

而近年来,不时可以看到有媒体报道内蒙古村庄发生塌陷,导致居民房屋开裂、受损,道路中断,居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等。(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林迪/申铧)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yf2-04222014120005.html
from 南蒙古时事评论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4/04/rfa_22.html

嘉央诺布:《高傲的叛国者:平措汪杰以及流亡社会对他的称颂》


THE ARROGANCE OF TREASON

PHUNTSOK WANGYAL & HIS ADMIRATION SOCIETY-IN-EXILE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发表于:
http://ift.tt/1mEjA1R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from 說,還是不說? http://ift.tt/R21Lfv

打破刚性兑付 允许高风险产品违约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国央行发布报告称,应该允许一些高风险投资产品正常违约。
中国人民银行在长达205页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表示,
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增强投资者对于理财产品的风险意识,树立“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
当理财产品出现兑付风险时,应合理界定理财发行方、渠道方和投资者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各自承担相应的风险,以此推动理财业务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
央行认为,应当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的理由之一是:刚性兑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刚性兑付导致理财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诱发投资者资产配置不合理调整,抬高了市场无风险资金定价,引发了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不合理配置和流动。 资金加速流向高收益的理财和非标准化债权产品,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失,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行业的资金被挤出。市场无风险利率上升,也造成蓝筹股市盈率 下降,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低迷。
理由之二是:刚性兑付引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由于长期以来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较少被打破,一些理财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意愿远低于股票、外汇、基金投资人,过于追求收益,不愿自担风险,如果不能按照预期兑付,可能拥堵机构网点,要求机构偿付资金,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谈及信用风险重点领域时,央行称,
201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保持较低水平,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不容忽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逐步进入还债高峰期,约37.5%的贷款在2013年至2015年内到期。
房地产贷款增速回升,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值得关注。
此外,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上升,光伏、钢铁、船舶、平板玻璃等行业不良贷款增加较快。
针对影子银行问题,央行表示,
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等重点风险领域的差异化监管。
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对理财资金的投向、风险拨备提出明确要求。
此外,央行也强调,需要控制银行表外贷款风险,
将对大型金融机构建立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完善资本、杠杆率、流动性、风险拨备、并购投资等风险指标体系。规范跨业投资决策程序,在并表基础上设置合理的资本充足目标,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监管。
明确交叉性金融业务监管和风险防控的责任主体,制定业务规范和标准,建立综合统计体系,对同类交叉性业务适用统一的监管规则,减少监管套利。加强表内外业务的风险隔离,防止表外风险向表内传递。
央行还对17家主要的大型银行开展了压力测试,结果显示,银行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相对强劲。”
然而,测试结果还显示,
银行业需要注意来自房地产、理财产品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央行还警示:对于银行同业业务的潜在风险应予以关注,
2009年初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纳入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同业资产从6.21万亿元增加到21.47万亿 元,增长246%,是同期总资产和贷款增幅的1.79倍和1.73倍;纳入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项下核算的同业负债从5.32万亿元增加 到17.87万亿元,增长236%,是同期总负债和存款增幅的1.74倍和1.87倍。远高于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存款增长水平,存在一定风险隐患。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0180

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反感加深

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香港居民,尤其是香港年轻人,10年以来第一次不满中央政府处理与这块前英国殖民地关系的表现。
周二 公布的民调显示,根据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对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本地居民进行的调查,有52%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处理与香港关系的方式感到不满,达到了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21到29岁的居民中,不满比例升至82%。调查发现,有48%,即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央政府治理整个国家的方式也感到不满,这一比例达到了 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治下后的最高水平。
香港悬挂的是中国国旗,不过,根据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约定,它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 保持高度自治,直到2047年。香港居民享有中国内地所没有的公民自由权,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相对的新闻自由。港人除了对北京不满, 对香港特首梁振英处理与内地关系的政策更加不满。去年12月18日到今年1月1日期间接受调查的1007名香港永久居民中,有56%表示他们对本港政府处 理香港和中央政府关系的表现感到不满,是自2004年6月以来不满程度最高的一次,在此前的2003年,因中央政府推动实施反颠覆法,香港爆发了广泛的抗 议。在4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当时感到不满。
导致不满情绪高涨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担忧,梁振英及其政府不会为直选下一届香港特 首出力。中央政府已承诺,香港永久居民有权在计划于2017年举行的下届特首选举中,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争议之处在于,候选人将以何种方式获得提名。中央 政府坚持要求候选人必须要爱国。梁振英本人是由一个不到1200人的团体选为特首的,该团体包括了许多富有的本港商界高管和其他精英阶层成员。
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梁振英会实施公平的提名流程,不把可能和中央政府意见相左的候选人排除在外。总的来看,有72%的受访者表示,梁振英不会实施公平的选举机制。任何特首直选计划都必须获得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倘若中央政府坚持实施限制性的提名机制,把合格的候选人排除在外,使选举无法达到自由公平的国际选举标准,那么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将在市中心的商业区举行静坐抗议。上周,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警告称,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是非法的,它将危及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受访者中,有57%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担忧占领中环运动会损害当地经济。
李源潮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即任何候选人都“必须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中国政策的批评者认为,这句措辞的意思是候选人必须执行北京的意志。
在受访者中,有38%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占领中环运动,有54%的人表示反对。不过,在21到29岁的受访群体中,支持占领中环的人数比例是69%,反对比例仅有30%。
调 查发现,在自我认同上,年轻人的观念尤其越来越和内地背道而驰。总的来看,有62%的受访者想要推动和保护香港作为多元化、国际化都市的特性,只有29% 的人着力强调香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在21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84%倾向于认同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14%强调 香港和中国的关系。
这份详尽的调查长达215页,做为针对香港居民的定期调查,这是它最新的一期,描绘出了港人对延续20多年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的见解。该项目的负责人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教授。此次调查的抽样误差幅度在正负三个百分点之内。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薇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430/c30hongkong/

为啥周永康案还不公布?另八卦一下后续大老虎的热门人选

  自从薄熙来被公审之后,有大半年没写过政治八卦了。上周华润集团老总宋林出事(正式双规),有读者建议俺点评一下。今天就抽空来聊聊。

★写在前面的话


  本文主要聊习近平近期的“打老虎”,有必要先给大伙儿提个醒。不要因为习包子“打虎”就把他当好人。最近一年来的“打虎”,只不过是以“反腐”的名义搞“权斗”。
  那些对习包子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同学,建议看看俺之前的两篇博文:
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圣君情结
习包子露馅——习近平在内的权贵家族如何转移巨额海外资产

★康师傅方便面为啥迟迟不出锅?


  早在公审薄熙来的那篇博文中,俺就提到了:(王立军叛逃引发的)政治大戏,下一个看点是周永康。果不其然,2013年12月,周永康及其直系亲属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被双规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直到现在,朝廷都还没给出一个官方的说法。俺觉得有如下几个原因,导致了周案迟迟无法公布。

◇可能性之一:某些朝廷高层的阻挠


  周永康人间蒸发之后,俺已经多次看到外媒的小道消息称:一些党内已退休大佬对最近一年的“打老虎”很有意见。据传闻说,某些退休的党内大佬还联手向习近平施压。这些人表面上的说法是:反腐太激进会影响党内高层的团结;其实潜台词就是:怕反腐反到自己头上。
  上述传闻未经实。假如属实的话,那么方便面迟迟不出锅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再罗嗦一下:千万别以为习近平就是啥好鸟,他自己也是大权贵之一。只不过他的反腐不会针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会针对自己亲信的家族。所谓的“打老虎”只不过是高层派系斗争的手段而已。

◇可能性之二:还没商量好对周永康的定性


  就算“退休大佬逼宫”的传闻是假的,也还有其它原因导致方便面迟迟不出锅。比如对周永康的定性,朝廷高层尚未定夺。
  周永康的罪名,大致有如下几个:

  1. 勾结薄熙来图谋不轨(政治路线问题)
  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称:周永康与薄熙来勾结,企图废习立薄;令计划、徐才厚也参与其中。
  十八大之前,令计划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大内总管)、徐才厚是军委副主席、周永康是全国政法委书记(掌控全国武警部队)。至于薄熙来,更是靠“唱红打黑”风头很盛。所以政变传闻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令计划在十八大召开的前2个月(2012年9月1日)突然被撤换(按照正常流程,中办主任应该等十八大开完再换人),到了今年3月份,徐才厚被双规。

  2. 周氏家族的大肆敛财(经济腐败问题)
  这方面,国内媒体(尤其是“财新网”)已经有很多报道。有些国内媒体的报道虽然没有点“周永康”的名,但已经提到了“周元根”(周永康的原名)。

  3. 周永康号称“百鸡王”(生活作风问题)
  央视原副台长李东升号称“CCTV老鸨”,帮周永康嫖了一群女主播(叶迎春、沈冰、李小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据传闻:连周永康的第2任老婆贾晓烨(在央视2台任职)都是李东升推销的。
  顺便感叹一下:CCAV 这个外号真贴切。

  对上述三项罪名,俺推测第一项是不会公布滴(实在太丢人了)。所以今后公布的罪名,应该还是以“经济腐败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为主——去年公审薄熙来,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
  但是经济腐败问题,要公布多大的数额,估计习包子还没想好。如果公布的金额太低(类似薄熙来那样),反被网民戏称为“清官”,岂不讽刺;如果公布的金额太高,会严重打击“伟光正”的形象——连核心的政治局常委都严重贪腐,以后还怎么好意思说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

◇可能性之三:牵涉面太广,调查耗费时间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针对周永康的相关调查还没完。
  周永康从石油系统一路晋升到政法委系统,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亲信不在少数。往往挖出一个,牵扯出一群。据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涉及几千个贪官。
  所以,调查没完成,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大老虎”的范围


  分析完周永康案,咱们来八卦一下后续大老虎的热门人选。在八卦之前,先要澄清清楚“大老虎”的定义,以免概念混淆。
  近期反腐过程中出现的“老虎”一词,出自习包子的原话:“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通常指级别较高的官员。按照咱们党国的官僚体系,官职至少要到“省部级以上”才有资格称为“老虎”。那么“大老虎”捏?因为多了一个定语,俺觉得怎么着也得是“政治局常委”(包括已退休)才够格吧。

★可能被打的“大老虎”——曾庆红


◇曾庆红的背景


  曾庆红本人是知名太子党(中共元老曾山的长子),而且是老江的头号心腹。早在80年代老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就是老江的亲信啦。到了89年的“六四事件”,老江荣升总书记,曾庆红也跟着鸡犬升天,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大名鼎鼎的“吏部”)、政治局常委等要职。

◇曾庆红家族的权贵


  曾山家族是个典型的权贵家族,人口众多。俺简单列举曾山家族几个比较耀眼的权贵。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涉嫌操纵山东鲁能集团的私有化。鲁能集团【超过700亿元】的资产仅以【37亿元】贱卖。有兴趣的同学请看《财经》杂志的专题报道《谁的鲁能?》。
  另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曾伟和妻子蒋梅(央视女主播)在2007年-2008年移民澳大利亚后,用3240万澳币买下悉尼富人区的豪宅(在澳洲房产销售价格排行版名列第三)。
  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北京歌华有限公司创始人。公司上市后圈钱数亿。曾庆红主管港澳工作期间,此人还担任文化部驻香港特派员,通吃香港文化界/娱乐圈。
  曾庆淮的独女曾宝宝,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创办人、大股东(65%)。2009年香港上市,身价【70亿】港币。年纪轻轻就跻身内地女富豪排行榜前20名。
  曾庆红的另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少将军衔。
  (关于曾庆红家族的更多详情,可以参见俺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可能出事的迹象


  迹象1
  3月9日开两会的时候,习近平发了一通讲话,标题是“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朝廷喉舌人民网的报道在“这里”)。最近几年来,“鲁能私有化”应该是规模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例之一。所以坊间猜测,习包子这句话就是针对曾庆红家族。

  迹象2
  曾宝宝的“花样年控股”与吴兵的“中旭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比如花样年控股成立的“成都子公司”,“中旭投资”也进行注资。而吴兵号称是周永康家族的管家,周永康家族的很多生意都跟吴兵的“中旭系”有牵连。吴兵本人早在半年前就被双规了。

  迹象3
  去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习包子他爹)诞辰100周年,朝廷开了一个座谈会,据说红二代/红三代悉数到场(怎么着也得给当今皇上面子啊)。
  但是有两个家族(薄一波家族、曾山家族)没去捧场。因为薄熙来被重判,薄一波家族没人到场是情理之中。但是曾山家族那么多红二代、红三代,一个都没来,就很值得玩味了。

  迹象4
  3个月前(1月9日)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过世,相关的朝廷官员纷纷发去唁电,但是不见曾庆红。要知道曾庆红从2003年开始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主管港澳工作。他不发唁电,很反常。与之对比,其它牵涉“港澳”和“统战”的中央官员都发了唁电(相关报道参见中国新闻网“这里”)。

  迹象5
  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晓玲前几天被实名举报(牵涉广东传媒的内幕交易)。这位王晓玲是曾庆红老婆王凤清的侄女。举报人是《广州日报》社长、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夫妇。
  3月底,东莞市中院开庭审理戴玉庆受贿案。戴玉庆突然当庭翻供,紧接着当庭检举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的违法违纪行为。到了4月下旬,戴玉庆的老婆向中央巡视组举报王晓玲涉嫌内幕交易。(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这里”)
  有传闻称,戴玉庆夫妇的举报是得到了某些高层人士的授意。

★可能被打的“大老虎”——贺国强


◇贺国强的背景


  之前有传闻说贺国强是贺子珍的亲戚,应该是【误传】。俺在网上查过几次,贺国强应该是普通出身。但是他在官场有背景,他的背景就是李鹏。
  李鹏之母赵君陶曾任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贺国强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期间,成为赵君陶的得意门生。赵君陶对其百般关照,视同养子。
  贺国强是1991年开始晋升到中央(化工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之后仕途顺畅。而那段时间正好是李鹏的总理任期。
  另外,贺国强的弟弟贺锡强,能够当上华东电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再次佐证李鹏对贺国强家族的支持。要知道整个电力系统都是李鹏家族掌控的。如果没有李鹏的支持,贺锡强怎么能够当上华东电网的总经理?

◇贺国强家族的权贵


  贺国强当上常委之后,他的近亲都飞黄腾达了。
  大儿子贺锦涛(跟胡面瘫同名)开了一家私募Nepoch Capital,募集规模2亿至5亿美金。另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称:宋林是因为巴结了贺锦涛,才长期担任华润集团的一把手。
  小儿子贺锦雷历任:北大资源研修学院校长、校党支部书记;北大青鸟集团首席运营官。
  弟弟贺锡强历任:中共浙江省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华东电网有限公司总经理。
  (关于贺国强家族的更多详情,可以参见俺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可能出事的迹象


  迹象1
  上周,闹腾了一年的华润腐败案终于有了定论——华润董事长宋林被双规,同时被双规的还包括华润的若干高层。“华润案”拖了一年多,显然有很硬的后台。
  最早实名举报华润董事长宋林的是《山西晚报》记者李建军。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提到:早在2012年,就有高层人士要求调查宋林,时任总理温家宝、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等人亲自做了批示。国家审计署调查后也发现了问题,但两次被【人为制止】。(参见 RFI 的报道“这里”)
  如果连总理和中纪委副书记都批示了,还有什么人能让中纪委不办案?可能性最大的显然是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迹象2
  针对华润案长期悬而未决,光明网在4月18日发了一篇《谁是严查华润董事长宋林的“阻力”》(官网链接在“这里”)。
  这个“光明网”是《光明日报》的官网。而《光明日报》是朝廷官方的报纸。朝廷喉舌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是在造势。

  迹象3
  上一届的9个常委,有7个已经退休。除了周永康被双规,另外的6个人当中,只有贺国强长时间(一年多)没有出现。
  照理说,近期对贺国强家族的负面新闻这么多,他应该出来露一小脸,以证明自己没事儿。本月初有多个退休的常委(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李长春)密集地抛头露面(名义是踏春)。对贺国强而言,这本来是一个好机会——他也可以借机出来踏春,露一小脸。可惜没有——这就更显得他不妙。

  迹象4
  最近2周,中纪委开始把矛头对准北大青鸟集团。集团董事长许振东在4月4日离境(滞留香港),集团总裁苏达仁被有关部门带走(网易的报道在“这里”)。
  如果结合前面提到的——贺国强小儿子贺锦雷曾任北大青鸟集团首席运营官——调查北大青鸟有可能矛头就指向贺国强。另据未经证实的传闻:贺锦雷利用北大青鸟的房地产项目(北京东二环黄金地段东直门交通枢纽)谋取巨额利益。

★后续的发展,可能的变数


  假如上述猜测是正确的——习近平开始打击曾庆红或贺国强——那说明习近平的野心不止于此。打击曾庆红就是打击江泽民;同样的,打击贺国强就是打击李鹏。如果习包子最终能把江、李二人摆平,今后党国高层就无人能挑战他的权威了。到那时,习包子就获得了类似毛太祖的个人独裁地位。
  当然啦,变数始终是有的。其他那些权贵家族又不是傻子,他们不会束手待毙,也会采取反制措施。如果曾、贺二人始终稳如泰山,甚至连周永康案都长期不公布,那就说明习包子已经控制不了局面。
  不管哪一边占上风,估计今年还会有很多好戏开演,大伙儿等着瞧吧。
  俺个人希望中共高层爆发剧烈的内斗。高层的内斗越激烈,曝光的黑幕就越多;曝光的黑幕越多,伟光正的名声就越臭;伟光正的名声越臭,它的统治基础就越差。当统治基础差到一定程度,政治变革自然会发生 :)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俺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习包子露馅——习近平在内的权贵家族如何转移巨额海外资产
每周转载:网友热议天朝权贵集团的“离岸”
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圣君情结
若政治制度不公平,则经济改革无意义——谈谈天朝这个大赌场
八卦一下薄熙来的初审——澄清某些误读和忽悠


from 编程随想的博客 http://ift.tt/1pNfuGR

中国稻米产区重金属污染严重

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地遭受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而农田靠近工矿企业的情形正对中国的食物链构成重大威胁。
在《“有色”米——湖南衡东县稻米重金属污染调查》(Cadmium Rice: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China’s rice crops)一文中,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研究人员对湖南省一座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园附近的农田、闲置土壤、地表水和稻米进行了采样。湖南是中国水稻产量最高的省份。
在这 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点位的土壤镉含量超过国家健康标准200倍。这是一条新的证据,表明在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后,中国部分土壤出现 了严重退化,而此类证据正在越积越多。本项研究采集的所有稻米样品中,只有一份里的镉含量没有超出中国设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自从2013年广东省的一份政府报告称44%的稻米样品出现了镉含量超标,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来,“镉米”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名词。不过,绿色和平组织的这项研究把“镉米”概念扩展到了“砷米”、“汞米”和“铅米”上。在这四种有毒物质中,只有汞的含量显得相对安全。
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正在奋力抢救足够的耕地,并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水平。但除了产量之外,中国是否能保持土壤的健康仍是一个问题,”绿色和平组织的媒体主任唐大旻通过电子邮件接受采访称。
该研究试图查明镉的来源——近期的另一项政府研究显示,中国7%的土壤遭受金属污染。
绿色和平组织指出,很多采矿和冶炼大省同时也是产粮大省。从该组织提供的两张地图中可以看到,用色彩标出的省份中,金属冶炼区和产粮区彼此靠得很近。
“镉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冶炼厂的排放,”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土壤专家陈能场表示。他的说法跟绿色和平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研究称:“根据闲置土壤样本的分析结果,五种金属元素(砷、镉、铅、锰和锌)的浓度彼此间有显著的关联性,表明很可能来自同一个主要的污染源。这五种金属在该区域闲置土壤中浓度的升高,很可能主要是由此工业园的排放造成的。”
文中称,这些稻米的“镉含量最值得关注,除了一个样本之外,其他样本的镉含量均超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稻谷中镉含量限值(0.2 mg/kg),最高的一个样本超出22倍”。
在 接受电话采访时,陈能场说:“通过食物摄入镉是一个小剂量慢性中毒的过程。人体累积镉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排泄和排出镉的速度更慢。镉的半衰期大约是17至 38年,也就是说,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会减少一半。一旦进入人体,镉基本上就会一直留在体内——就算不是一辈子,至少也会有大半辈子。”
“被人体吸收的镉大约有三分之一会累积在肾脏,另外四分之一累积在肝脏。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巨大。一般来说,一个人一生不能摄入超过2克的镉,”他说。
德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上周在《纽约时报》的Well博客中写道,稻米是中国人最喜爱的粮食,但也极易受到污染,因为它很容易从土壤中吸收金属。
稻米是“世界上最广泛消费的粮食之一,也是大自然中非常容易吸收金属化合物的物种之一,”布卢姆写道。她指出,美国也存在镉和砷污染稻米的问题。但是,研究发现,德克萨斯州稻米中的污染水平“没有高到足以引发警报的地步”。
上周,中国政府首次披露,该国五分之一的农田遭到了污染。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翻译: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430/c30soil/

余杰 - 鏡與燈──從中國「公知」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看「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

民主中國   2014419

當我進入北大中文系的時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藝理論著作是美國康奈爾大學文學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寫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鏡 與燈》是最早提出藝術研究可以視為探討宇宙、作品、作者、觀眾之間關係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談到他為什麼選擇文學專業時說:「因為當時(大蕭條時期)其他 專業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歡的文學同時忍受饑餓,而不是忍受饑餓的同時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這也是我的心志。

《鏡 與燈》裡的一句話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 靈比作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當我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鏡與燈」這對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近期目標,以改革台灣現有的憲政體係為遠期目標的「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國民黨以打壓與拖延兩手並用來應對,彼岸的共產黨更惱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盡抹黑之能事。

中國官方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所謂「狗嘴吐不出象牙」;我關注的是另一個弔詭的現象: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多以敢言著稱的人物,站出來唾沫橫飛地批判「太陽花學運」,甚至使用「義和團」和「紅衛兵」這類侮辱性的詞彙全盤否定之。

對此,剛剛被華東政法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張雪忠二兩撥千金地評論說:「在 中國尚無民主憲政的情況下,一群中國的知識人,不但要提防手無寸鐵的學生會毀了台灣的民主憲政,而且還要告誡台灣人如何維護已有的民主憲政,好像台灣比中 國更缺乏解決政治分歧的智識和制度資源;在中國民眾還毫無反對服貿協議的權利時,一群中國的知識人,竟在急切地反對台灣民眾的反對,這在我看來,真是一種 很有趣的現象。」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學術專業,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或者因那些他們聲稱說發現的可怕危險而對社會提出警示的人。

中國的「公知」針對中國問題或許能對症下藥,但在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卻陷入「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之中。

如 果移用《鏡與燈》中的兩個比喻,我願作出這樣的發揮:「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某些中國「公知」信息來源的偏狹、思維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 心態;「太陽花學運」更像是一盞燈光,照出那些曾經的先行者如今的姍姍落伍,而我期望這燈光能照亮他們,引導他們繼續前行。

否則,如同美國評論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是獨裁者已經迅速地「進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滯、「退化」,甚至「蛻變」而加入昔日反抗對象的陣營之中,那該是一個多麼讓人痛心疾首的結局。

我 總結了中國「公知」群體否定「太陽花學運」的八個原因,並列舉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觀點作出剖析: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二、「天安門屠殺後遺 症」;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義;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 論」;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在批評對象當中,既有與我交往多年的師友,也有長期的論敵,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視同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

在台灣之外論述「太陽花學運」,必須避免受偏差的信息來源的誤導。

是否獲取了真實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從三個層面判斷:首先,有沒有「翻牆」;其次,有沒有常用臉書;第三,有沒有多次訪問台灣並接觸庶民大眾。

當然,每一個層面還可以進一步考量:翻牆出去看的是哪些網站?在臉書上關注的哪些人物?訪問台灣的時候考察的是哪些對象?

雖然中國的網民和媒體的數量居世界第一,但「長城」內中國人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被操縱的虛假時空中。長期看中央電視台和新浪網的人不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於是,「翻牆」就顯得無比重要。

不會「翻牆」,你就等着變成白痴吧——這個說法並不誇張,至少在中共統治者那裡,「翻牆」是一件事關政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員張春賢在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宣稱「都是翻牆惹的禍」。

實際上,「翻牆」是中國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經常「翻牆」、對信息自由並無饑渴感的人,那些滿足於使用新浪微博、微信這種受嚴格審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若身在「牆外」,「牆外」雖有獲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棄而不用。如果選擇觀看香港的鳳凰衛視,台灣的TVBS、中天、東森電視和《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美國的《世界日報》等表面看似獨立的媒體,長期受其誤導,照樣會心智殘缺。

所以,邁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謂的華語「主流媒體」之外,從新興的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中獲取信息。以我個人的切身經驗,我在瞭解台灣社會的脈動時,臉書的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媒體。我上臉書是從二零一三年一月開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臉書一年,勝讀十年書」。

一 個反面的例子是:中國自由派學者、零八憲章簽署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撰寫了題為〈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的文章,文章寫道:「據報導,激進 的大學生是突破外圍的警察防線,直接衝擊議院並佔領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會議停擺。在議場裡,一些年輕的大學生抽菸喝酒、接吻自拍,隨意破壞議 場公物,有的學生還拉開立委的座位抽屜翻檢私人物件,甚至還有人隨地大小便。這樣的行為尤其是攻佔民選政府的行為俱為法律所不允,亦為文明所不恥。沒有法 制制約的民主是壞民主,台灣三.一八民主就是這樣的壞民主。」

郝建的消息來源自何處?他接着寫道:「台灣《中國時報》十九日稱:這是『台灣民主法治最敗壞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灣民主最敗壞的一天,蓋在於這種民主踐踏了法制。」引用錯誤的消息來源,當然會得出錯誤的推斷。

《中國時報》早已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是為台灣民眾所不齒的「媒體怪獸」,它對學運的妖魔化描述豈能照單全收?

第三個層面是,親身到台灣觀察和體驗,尤其是沉入庶民大眾之中。

中國媒體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與財團大老會面,如此趨炎附勢,豈能認識「活的、帶著血的蒸氣」的台灣?

同 時,不能依賴某些已經過時的權威、名流之意見。中國海外民運當之無愧的「首席政論家」胡平,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為〈呼籲台灣學生見好就收轉為正常方式抗 爭〉的評論文章。但我認為,這個題目本身就靠不住:沒有「好」,何來「收」?正因為台灣的憲政體製出現了大問題,才有學生和市民用街頭運動和佔領立法院的 方式抗爭,若「正常方式」有用,人們何必「抗爭」?

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說法:唸經濟學的高希均對簽署服貿協定非常興奮,沒想到台灣內部的報導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麼會是一個開放丶民主丶自由與有信心的台灣怕跟人家競爭?」

這 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灣媒體對服貿的報導並非一面倒地反對,國民黨控制和影響的主流媒體大都是挺服貿的;其次,高希均說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害怕競爭,是 故意混淆焦點: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反對中國的吞併企圖。高希均早已淪為吳介民所說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的代言人,他的言論豈能作為論據?

太陽花運動期間鎮江街一景(圖片來源:李清遠@台大新聞E論壇)

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復,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愿和犬儒的表現。

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台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

為 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 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 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

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台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

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台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絶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施施然地走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馬英九在總統府接見了包括中國青年作家韓寒在內的十五位中國各界人士,韓寒於返回中國後在博客發表文章〈太平洋的風〉記錄訪台期間的見聞。

韓寒的文章發表後,在海峽兩岸一時洛陽紙貴,甚至被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引用。馬英九在「五二零」就職演說中,提到了韓寒對台灣的讚美:「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最近大陸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台親身經歷:出租車司機拾物不昧、眼鏡行老闆熱心助人,都讓他震撼與感動。」

其 實,韓寒的論述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之下的「台灣榜樣論」,焦點在中國而非台灣。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我紐約參加一個海外人士組織的關於「太 陽花學運」的研討會,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人士都持與之類似的觀點:對學運造成的「亂象」憂心忡忡,對學生衝擊現有政治秩序的「激進行為」不予認同,希望台 灣保持作為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榜樣和範例的地位,而目前台灣局勢的動盪有可能會引起中國民眾對未來民主化的負面印象。

這 樣的擔憂當然有道理。但它又是自私的。這種一廂情願地希望台灣凝固化為一個美麗的標本的想法,看似恭維台灣,實際上是為了維持中國人的思維的惰性和對責任 感的逃避:共產黨不是說民主是西方的、白人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嗎?台灣的成功表明華人搞民主也能搞得很好。既然台灣能搞好,中國也能搞好。這種思維方式背 後,是臣民社會裏變種的偶像崇拜。台灣不是一個被父母嚴格管教的小孩子,必須時時刻刻在客人的面前扮演溫良恭儉讓的好形象,如此才能讓父母大有「面子」。 台灣民眾不能為了讓中國民眾對台灣始終存有虛假而美好的想像,而忍辱負重、忍氣吞聲,沉默地面對威權回潮的政府的胡作非為。

況 且,所有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都存在各自的問題,沒有哪個國家的轉型是完美無缺的,可以照葫蘆畫瓢地拿來為中國所用。台灣的某些經驗固然可以為中國所效 仿,但絕不可照單全收。反之,台灣的若干缺陷亦可成為中國民主化啟動之時的前車之鑒。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正在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比如,由於沿襲 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台灣的憲政架構存在嚴重缺陷,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可能與必要;由於民主化過程中對轉型正義的忽視和回避,台灣社會中種種非 民主因素宛如人身體中的隱疾,還會時不時地發作。

「中國中心主義」視野 下的「台灣榜樣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對國民黨的無限美化。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台灣社會雖然逐漸實現了民主化,但國民黨至今仍未轉型為一個現代 意義上的民主政黨。換言之,作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的身上,仍然存在著大量蘇俄式的專制政黨的遺傳基因。這一事實,中國的許多「公知」偏偏視而不見,因 為「共產黨足夠壞」,便推導出「國民黨足夠好」來。於是,「民國風」和「國粉」(國民黨粉絲)在中國成了一種時髦,有不少中國的熱血青年多少冒一點風險地 跑到南京中山陵、昔日總統府舊址和奉化蔣介石老家這些具有象徵性的地點展示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幟。

這 種觀念自然也波及對馬英九本人的評價。馬英九親中賣台,已成為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普遍觀感,馬英九本人不得不在記者會上多次反駁「賣台」之說。不過,馬英九 或許沒有想到,以中國自由派「公知」著稱的笑蜀居然成了他的忠心耿耿的辯護士。笑蜀說:「我根本就不相信馬英九會賣台。馬跟蔣氏父子一樣,對紅色的恐懼和 戒備是根深蒂固的。別的不談,只問馬在大陸的親屬多少人死於非命,就都明白了。」這就是「血統論」,「文革」期間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為了否定它而付出生命的 代價,四十多年後笑蜀卻仍然沉浸其中。若以此而論,中共的第四號人物俞正聲在毛時代家破人亡,他如今為何繼續為共產黨打工呢?

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刻意回避和妖魔化

很 多中國「公知」選擇「反反服貿」的立場,潛意識裏是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理念的驅動。這些人士可能堅定地反共,但絕對臣服于「大中華」意識形態之下,因 此視台獨及「分裂主義」為洪水猛獸。正如連戰到北京說出「聯共反獨」的心裏話,很多中國貌似傾向民主、自由的「公知」,心中也會有「聯共反獨」的想法。

余 英時先生在支持台灣公民運動的文章中寫道:「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 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 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他雖然遠在美國,其觀察卻一針見血:這場看似台灣內部的紛爭,最終的矛頭指向北京。

這 段話刺痛了鄢烈山之類的「統一派」的敏感神經。鄢烈山批駁這是「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余英時這種論調就是馬英九和江宜樺所說的一些人可悲的『逢 中必反』。這種思維是有意無意把『黨』和『國』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談論,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底色,與民進党某些人利用人們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獨的宣傳思路 是一樣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國』,也是『中共』。這樣一來,似乎反『統一』就是反『獨裁』,捍衛民主體制了。」

這 段論述中,鄢烈山引用馬、江等國民黨當權派的說法和共產黨創造的「逢中必反」的詞彙,來給余英時和學生們扣帽子,這才是如假包換的「文革遺風」。鄢烈山對 從來沒有對中國人實施過暴政的民進黨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正在實行獨裁統治的中國共產黨的憤怒。這種似乎沒有來由的仇恨,實質上就是對台獨的仇恨,就是 「大一統」的信仰者對一切堅守獨立、自由價值的人們的仇恨。鄢烈山批評「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是「反統一」,其實「統一」這才是他自己的「親共症和 歷史盲點」所在。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試煉中國「公知」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面「照妖鏡」。

不破除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價值。中 國政治學者劉軍甯指出:「從秦始皇到現在的這兩千多年間,有一條貫穿中國政治始終的主線:這就是『大一統』。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十一世紀,從帝制到 『民國』都沿襲『大一統』的政治邏輯,都致力於構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自多政治中心的春秋時代以降,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秩序的本質特徵是一成不變的 『大一統』。」從近代梁啟超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讓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借屍還魂」,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蘇俄式政黨以「党天下」作為帝制時代 「家天下」的升級版,至今「大一統」思想仍然宰製著兩岸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精神世界。

大 一統的禍害,西方思想家早有論說。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中國存在著國家這種精神實體,國家裏的個人被強制性地服從這個實體。沒有個人獨立的自我人格意 識,也沒有建立在獨立的個人人格基礎上的憲法,因而也沒有主觀的自由。中國屬於歷史的「幼年時期」,雖然持續存在著,但直到今天並未有任何進展,是一個長 期停滯的國家。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則論述說:「對於一統帝國不朽性的固執信念,還有更驚人的例證,那就是當它們因自身的消滅而證明了其生命有限時,人們卻 在努力喚起它們的幽靈。……從遠東的中國後期文明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半昏睡狀態與排外狂熱的不斷間歇的出現。」

不走出大一統的霧霾,就看不到台灣的未來。自由主義先驅胡適說過,強求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最大錯誤,「中國不適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倡導台獨運動,但這段話無疑為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勾勒出一幅藍圖。

五、法律至上主義

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若從時代和專業的角度來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的主體是文學家、九十年代的主體是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主體則是法學家和律師。有法律人背景的公知群體,對法治傳統薄弱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 國政法大學教師蕭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們在北大念書時曾經是室友。作為一名具有法律人身份的「公知」,他因敢於在諸多敏感議題上發言,成為中共當局的 「維穩對象」。我們在大部分社會議題上都有共識,也有一些分歧和辯論。這一次,蕭瀚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台灣「服貿風波」與政治自由的邊界〉一文, 從法律至上和產權至上的角度否定「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策略。蕭瀚指出:「立法院、行政院等國家政府機關確是人民公有產權,這些公有產權的主 人是全體人民,但由於國家並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財產,民選政府就成為管理國家產權的當然代理人,這項代理義務當然包括在任何情況下保護這些財產不遭受非法 侵害。因此,政府保證立法院、行政院等政府機關所在地免遭破壞,既是他們公產代理權所應有的權力和權利,也是他們作為代理人的義務。」

蕭 瀚的著眼點在於財產權的神聖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神聖性。他認為:「立法院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最高的權力機構,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象徵性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可 以說是代議民主制國家的名片,因此,立法院周邊附近可以遊行集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到立法院裏面遊行集會,更不意味著法律允許人們佔領立法 院。」他得出的結論是:「產權當然不可能涵蓋一切,但踐踏產權的政府必是強盜,不尊重產權和人權的社會運動必是暴民政治──古今從無例外。」

我不能認同這種法律至上主義的立場。在西方關於公民抗命的爭論,反映出的正是潛藏的絕對法律主義者和絕對的個人道德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大部分人處在兩個極端之間,而那些為公民抗命辯護的人則更多偏向後者。

首 先,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為終極的信仰。所有人間的法律,包括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都是有限的。當法律和憲法違背了更高的公義,甚至像亞裏士多德所 說的那樣「不正義的法律非法律」;那麼,公民有權通過公民抗命促使其修改、更新和提升,使之更加符合自然法或普世價值。

所 以,立法院固然有相當的公共性和象徵性,但達不到「無與倫比」的地步。當代議制的運作與真實的民意出現嚴重落差,在現有的憲政體系內找不到改革辦法之時, 既然立法院的「產權」不屬於政府而屬於人民,那麼人民佔據立法院也算是追回自己的財產權的方式之一。這是對產權的屬性的「重申」而非「踐踏」,不能輕率地 用「暴民政治」來否定之。

其次,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民眾對法律可以持不同的態度。正 如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所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 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當獨裁者這樣做的時候,如果民眾仍然不越雷池一步,那麼就 很難有辦法推動公民運動。

今 天的台灣不是獨裁國家,剛愎自用的馬英九算不上「獨裁者」,但是,台灣的憲法和憲政都還處於「半成品」狀態,法律至上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或許適用于憲政體 制成熟的美國(在美國尚且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卻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如果學生和民眾不使用佔領立法院這樣看似激進的策略,就不可能逼迫「府院勾 結」、「黑箱作業」的當權者作出讓步,「太陽花學運」印證了漢娜.阿倫特的論點:「在我們政治制度中確立公民不服從,或許最有可能治療司法審查的最終失 敗。」

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

選舉是民主憲政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選舉並不意味著政府就具有了完全的認受性甚至神聖性。很多中國「公知」自己從未選舉過哪怕是街道辦事處主任或區一級人大代表,卻無比迷信選舉,認為選舉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只要是民選政府就神聖不可侵犯。

中 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是一名活躍的「公知」,曾經因敢言而被校方解除行政職務。他在微博上卻對「太陽花學運」破口大駡:「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這樣的 做法跟文革無異,這樣的學生運動還是歇了吧,你們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說兩岸服貿協議賣台,真是笑話,要賣,也是賣大陸,就算你們反的有利,這樣佔領立法 院,佔領行政院,也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誰是人民?不是說能上街頭的就一定是人民。以運動的方式更迭民選政權,無論用什麼藉口,都是大亂之源。」

一 名一流大學的政治系教授的言論,卻不具備基本的政治學常識,充分表現出中國政治學的水準何其低下。如果說佔領立法院的數百名學生不代表人民,那麼走上凱道 的五十萬黑衫軍能否代表台灣的民意呢?連馬英九政府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需要聆聽的民意,偏偏身處北京的政治學教授認為,街頭運動是「大亂之源」。

就 選舉而言,選舉並不能立即改變不公義的社會結構。美國文學家、公民不服從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梭羅認為,「僅通過選票來反對」是遠遠不夠的,他因反對奴隸 制而拒絕納稅,寧願被關進監獄。他的反抗兼有羅爾斯所定義的「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拒絕」兩方面的特徵。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梭羅的 學生。

更為嚴重的是,選舉也並不能杜絕獨裁政府的產生。遠的例子是希特 勒通過合法的選舉、以極高的支持率上臺,卻迅速顛覆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起納粹帝國;近的例子,則有俄國的新沙皇普京,當了兩任總統,再當總 理,然後回鍋繼續做總統,每次都是通過大選而合法掌權的,但他對內鎮壓異己、暗殺記者,對外發動戰爭、擴張領土,將立法和司法機構視為臣僕。《獨裁者的進 化》一書以整章的篇幅,描述委內瑞拉獨裁者查維茲如何操縱選舉。一般人認為,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然而,在 委內瑞拉,查維茲以不正當手段榨取選票和席次,使得委內瑞拉成為一個吊詭的國家: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具 體到台灣,台灣的選舉也存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症候。我在訪問台灣時,跟政治大學社科院副院長、長期研究民主化的李酉潭教授有過幾次長談,他認為,雖然 台灣經過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成為亞洲國家的民主示範,但台灣選舉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其焦點就是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他希望馬英九儘快處理國民黨黨產,讓 政黨能公平競爭,才能向上提升,符合人民期待。財經記者梁永煌也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大缺憾》一文中指出,台灣民主化欠缺的臨門一腳是党營事業毒瘤始終無法 切除。馬英九在二零零五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宣示要在二零零八年前將國民黨黨產處理完畢,被外界解讀為「黨產歸零」。然而,馬英九執政後,卻將民進黨政院 版的《政黨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梁永煌指出:「『轉型正義』是許多國家邁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國民黨繼續持有党國體制下掠奪來的黨產,台灣的轉型正義 就缺了一塊,台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被張鳴視為「大亂之源」的公 民抗命,一直是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力量源泉。僅有體制內的自發改革是不夠的,民間社會不能守株待兔。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指出, 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穩定的憲政體制設計,雖然依照定義它屬於非法行為。具有適當限制與正確判斷的公民不服從,加上自由與定期的選舉以及有權解釋憲法的獨立 司法體系,會有助於保持與加強正義的制度。張鳴教授應當讀一讀這本經典的政治學著作。

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

許多批評「太陽花學運」的中國「公知」,宣稱信奉自由貿易論和市場經濟論。而台灣民眾不願簽署服貿協議,就是閉關鎖國,就是缺乏自信,就是與全球一體化潮流背道而馳。

我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我認同西方經濟學中哈耶克-弗 裏德曼的自由經濟學說。我在美國親身體驗到自由市場經濟給美國帶來的繁榮、富強以及工作倫理,我也看到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如何拖垮了歐洲的經濟和政治。我 自己作為「在家工作」和「自我雇傭」的作家,跟台灣那些勤勉敬業的小業主們是一樣的工作方式。我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同時對巨無霸式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保 持深深的警惕,而服貿就是企圖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怪獸。

中國實行的不 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鄢烈山故意混淆兩者。於是,他居高臨下地評論說:「說這些學生只是有點像義和團,是因為他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砸工廠 毀機器,沒有砸賣洋貨的商店,而他們反對全球化的觀念還停留義和團時代。在觀念層面上的表達,那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寫文章,發表演講,示威遊行都是公民權 利。我只是為他們的無知而自負感到惋惜。」他進而聲稱:「自我封閉,從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則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園夢的人,哪有什麼『未 來』?」

對於此類質疑,民進党新生代洪智坤回答說:「我們是「反殖民 化」不是「反自由化」;平等的自由貿易協議,應該是向全世界開放競爭,而不是「假借讓利進行箝制」,更不應該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形成政治經濟上「中央與 邊陲」的殖民關係。」這正是鄢烈山刻意回避的關鍵點:自由貿易應當是在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貿易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鄢 烈山將自由競爭理論推展到極端狀態,他認為貿易可以脫離政治制度而存在,即便是在文化領域,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也可以平等競爭:「擔心『讓我們的言論自由 受到嚴重威脅』更是極不自信的表現。余英時說『台灣已歸宿于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那何妨讓台灣人讀《人民日報》、看CCTV?他們有比較能力,有選擇自由呀。退一步講,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聞出版業對等開放嘛。只有被政客嚇得喪失了理性,才會這麼焦慮。」

這 個說法荒謬透頂:你喜歡吃屎是你自己的問題,有什麼資格強迫別人也來嘗一嘗?這背後還有一種理性的自負,大大低估了極權主義洗腦術的可怕。我建議鄢烈山讀 一讀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應》,瞭解一下納粹是怎樣煉成的,民主的生活習慣是如何被摧毀的。

服 貿協議的核心不是自由貿易,說起自由貿易來,台灣比中國更早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台灣從不拒絕與美歐、韓日及其他民主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台 灣民眾單單反對的就是服貿協議,因為對岸那個主導服貿協議的政權,就是用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的政權——這樣一個惡鄰,會是遵守契約的、誠實的貿易夥伴嗎?

「太 陽花學運」期間,美國漢學大師林培瑞正好在台灣做訪問學者,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 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 國文化不兼容,台灣民主的存在,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轉移群眾的注意 力,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百分之九十五是政治、不是經濟」,北 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最終目標是把台灣「香港化」。對這一顯見的事實,鄢烈山等過於聰明的「公知」,卻選擇性地失明了。

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中國「公知」群體斷然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郝 建在〈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一文中宣稱:「像這樣不但是大鬧立法院而且是佔領立法院亦即佔領政府的方式,無疑使民主本身變性變質。這樣的民主就 不是什麼好東西,而是壞東西。」鄢烈山以一種真理在握的姿態斷言:「佔領不是抗議而是暴動。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動,只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進攻凡爾賽宮,和俄 國十月革命的攻佔冬宮。…… 『佔領』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強闖民宅就是罪,攜帶了什麼武器、帶沒帶武器都是罪。」

在這些言論中,溢於言表的是一種對民意、群眾、街頭反抗運動的敵視,以及對秩序、權貴、既得利益的一味妥協。警察武力驅離學生的暴行,那麼多學生和老師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慘狀,他們看不到;馬英九政府的冷酷與推諉,以及天女散花般的謊言,他們看不到;白狼張安樂的瘋狂叫囂,白道與黑道的狼狽為奸,他們看不到。他們偏偏看到了學生的「暴行」和「犯罪」。那麼,他們戴上的是一副怎樣的眼鏡?

用 台灣話來說,這是一種「拜西瓜教」的人格形態。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就沒有成為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都是「學而優則仕」、「學得 屠龍術,賣與帝王家」,正如思想史家徐複觀在《兩漢思想史論》中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在中國古代的典 籍中,諸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論述比比皆是。

中 國「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並非民粹主義,台灣「太陽花學運」更沒有民粹主義的蹤影。然而,為了掩飾自身的無能、虛驕、偽善,中國的「公知」們無中生有 地造出「民粹主義」作為箭靶。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民主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及歷史使命感的缺席。真正到廣 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的,只有劉曉波等少數幾個人,那些地位更高、名聲更大、學問更深的名流都躲藏在書齋中,刻意與學生和市民保持距離。即便是方勵之這樣擔 任過大學校長的知識分子領袖,也以避免被中共視為學運背後的「黑手」而「潔身自好」。劉曉波在〈大學生與八九運動——為六四十二周年作〉一文中對此有深刻 的反省。他指出:「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兩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 是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他進而分析說:「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為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 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為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持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 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如今,「六四」過去二十五年了,這些居於主流位置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待台灣的學生運動依然是同樣的角度,倘若中國再發生一 次學運,很難假設他們能發揮比當年更好的作用。

在許多中國的「公知」身 上,充滿著這樣的矛盾:他們宣稱認同民主選舉的原則,卻又認為自己選票的分量應當抵得上一百個、一千個普通人的選票;他們宣稱現代社會的關鍵部門需要由具 備專業知識的精英階層掌控,他們卻常常超越本人的專業領域對並不熟悉的議題發言。當他們的觀點得到大眾的認同和支持時,回敬民眾以讚譽;而當他們的觀點與 大眾的立場不一致時,立即定義說「這是民粹主義」。他們以一種「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沒有價值」的觀念來看待其他人,以此作為對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應。難怪 托馬斯.索維爾用嘲諷的口氣批評說:「社會中的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虛榮與自負。難道要將整個社會都置於他們的虛榮與自負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之下嗎?」

在 到台灣的飛機上,六歲的兒子興趣盎然地玩電腦裏「植物大戰僵屍」的遊戲。其中,有一種抵抗僵屍的植物就是太陽花。我告訴兒子,在台灣,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每 個人都有一朵太陽花。兒子就問我說:「台灣跟中國一樣,也有僵屍嗎?」我說,是的,哪里有僵屍,所以我們更需要向著光的方向生長的太陽花。

最後,我以三位「公知」之外的「公知」的話來結束演講:

第一句是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羅所說的:「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

第二一句是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的:「一個沒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會,最終只有承受崩潰的命運,而絕不可能在那些無所忌憚又殘暴無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倖免。」


第三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者林義雄所說的:「許多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純真青年對不公不義所迸發出的義憤,是股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只是這股力量必須有深具良知的眾多人民做為後盾。」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