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港台公民团体声援批李光耀少年

来源: 

BBC

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公民社会团体也纷纷呼吁当局释放少年。
辱骂已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16岁少年余澎杉（Amos Yee）被关押的新闻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而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公民社会团体也纷纷呼吁当局释放少年。
香港大学学生会在周二（30日）于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举行声援余澎杉行动。在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抗议书中，学生会要求新加坡当局“立即释放余澎杉，重新检视判決，并对饱受事件困扰的余氏家庭郑重致歉”。
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发表声明，呼吁新加坡政府尊重儿童权利，呼吁社会各界“向新加坡政府施压”。
除了香港的学生会，马来西亚槟城的公民社会团体也将于7月1日在槟城言论广场举行声援活动。上周五，多个台湾公民社会率先到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递交抗议书，呼吁新加坡政府释放少年。
争取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新加坡公民团体“社区行动网络”（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则将在7月5日（周日）举办“释放余澎杉”集会。
早前，位于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办事处发表声明，呼吁新加坡当局释放少年、重新检视对他的定罪判决，以及放弃将余澎杉送到青年改造所服刑的要求。
入精神病院
据BBC中文网记者观察，一些台湾博客和评论者也关注事件，批评新加坡政府的举动。
一位博主甚至形容新加坡政府“夸张”，并称“这样的的内容在台湾尺度根本没什么，但他被新加坡送进黑牢了。”
16岁的新加坡少年余澎杉是在今年3月在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国葬仪式结束一天后，在网上发布视频发表对李光耀不敬言论，继而遭警方逮捕。
余澎杉在视频中欢呼李光耀“终于死了”。他还形容李光耀是“独裁者”，并挑战现任总理李显龙对他提起诉讼，还将李光耀与耶稣相提并论。
法院以余澎杉在网上发放猥亵图像，以及蓄意伤害基督教徒感受的两项罪名宣判他罪成。法官将于7月6日判刑。
不过候审期间，余澎杉在本月2日开始就一直被囚禁重症精神病房等候评估，以决定是否将他判入青年教导所。在此之前，他已在樟宜监狱被关押三周。
余母的道歉
对于余澎杉所面对的处境，母亲Mary Toh周一在社交媒体上书写心声，向儿子道歉。
她写道：“对不起，曾告诉你你在最安全的国家。你现在却感到十分不安全与害怕……对不起，曾说过我们的政府会給我们最好的福利。你连在家里睡觉都不准。对不起，曾鼓励你要有创意和敢于发表意见。你却被当成叛逆与疯癫。”
余母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被纷纷转载，独立网络媒体也报道了帖子内容，以“让人心碎的道歉”为题，笔调多趋于同情。
不过也有为数不少的新加坡网民不以为然，讥讽这对母子，认为余澎杉的遭遇是“咎由自取”，并批评余母教子无方。
新加坡公民社会团体CAN发言人范国瀚告诉BBC中文网，许多新加坡人把余澎杉的言行以及政府对待他的方式两件事情混淆了。
“余澎杉的性格以及他母亲的管教方式与此事件无关。我们凭什么来（对余母的教子方式）下判断？我们要明确清楚的是，政府正在折磨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小孩。”
范国瀚也向记者透露，组织希望制作印有余澎杉头像的衬衫可是却找不到愿意承接印制工作的厂家。
“他们都害怕惹麻烦。”他说。
冷淡
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于余澎杉的案件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但也不难发现整体新加坡社会对事件的关注度相对冷淡。
一些新加坡网民三个月前发起的两个呼吁释放少年的网上联署活动至今分别只获得4000多人的响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多数部长与国会议员以及最大在野党工人党则对余澎杉事件保持沉默。
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上个月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道：“我认为余澎杉这么做并没有给自己或家人带来任何好处……一个16岁少年无法遵守社会定下的规矩，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这件事是家长的一种噩梦。”
在面对一些网民以及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的反驳后，傅海燕澄清当时是在表达“对余澎杉父母的同情”。
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曾经在新加坡大学教多年的何启良教授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就以“麻木不仁”形容新加坡社会。
他观察到：“新加坡有识之士（所谓精英）在不义中一片沉默，媒体负面报道，极力贬低余氏，反而外界联合国人权机构以及台湾、香港公民社会发出援助之声。”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6%96%B0%E9%A9%AC%E6%B8%AF%E5%8F%B0%E5%85%AC%E6%B0%91%E5%9B%A2%E4%BD%93%E5%A3%B0%E6%8F%B4%E6%89%B9%E6%9D%8E%E5%85%89%E8%80%80%E5%B0%91%E5%B9%B4.html

香港觀察：政改博弈面面觀

香港自由撰稿人 林貢欽
2015年 6月 30日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有關2017年特首選舉的政改方案，難以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多數票支持，不能通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投票結果只有8票支持、28票反對，卻是意料之外的事。

建制派議員聲稱，推遲投票時間的技術性操作失誤，導致33位議員退席未能投票。8︰28的投票結果，既輸了裏子，又輸了面子，確實可以加載立法會史冊。

戲劇性的博弈結果

立法會投票表決沒有通過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案：泛民主派議員捆綁投票，達到了預期目的。建制派輸得非常難看，慘不能睹。港府推銷政改方案20個月，白費辛苦，施政管治遭受重挫。香港市民中支持政改方案的有四成多，反對的也有四成，幾家歡喜幾家愁。
代 表中央政府的諸多機構紛紛譴責28位泛民少數議員出於私利，否決普選法案，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然而，卻沒有表彰堅守立法會投支持票的更少數的8位建制 派議員，也沒有譴責在投票倒計時倉惶放棄投票權力的33位建制派議員。個中奧秘，令人看不懂，猜不透。陰謀論的解讀是，建制派議員趁機向港府和中央要利 益。如果路人甲可以向長毛買票，路人乙、丙、丁為何不能向其他議員買票？

兩害取其輕

從利益博弈的角度看，似乎能看出問題的端倪。因為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的博弈，都離不開算計，即兩害取其輕，或兩利取其重。
泛民主派議員捆綁在一起投反對票，離不開兩害取其輕。因為香港政府推出的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中，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門坎要比2012年特首選舉時來得高很多，需要取得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中超過600人即超過50%的提委支持。
而2012年特首選舉，只要取得1200人中150人，即不少於八分之一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當年民主黨黨魁何俊仁曾循此規定成為特首候選人。
泛民主派的梁家傑參加200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曾得到132名選委的支持，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當年800人選特首，100名即八分之一選委支持為門坎。
李永達曾代表民主黨參與2005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未能取得1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提名(只取得51票)而放棄參選。
回 歸18年來，泛民主派參選特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終悟出，選舉制度的不公平，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因此，反對政府提交的 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寧願回到對自己有利的選舉節點上，實行捆綁投票，散佈有人億元買票等，都是為了守住立法會三分之二的關隘。這是兩害取其輕的必然 選擇。

不守遊戲規則的建制派

民主政治曾被形像的形容為：數人頭、點選票的多數決定。建制派議員，幾乎都是香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精英人物。如果說他們不懂得立法會的遊戲規則，實為污蔑。可是在這次政改方案投票中的表現，表明他們有意不遵守立法會的遊戲規則。
例如：投票倒計時的鐘聲響起，卻要求停止會議進行休息；再如：在投票表決前的最後一分鐘，拉大隊人馬離場放棄投票；又如：3位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不投票支持自己有份決策送交立法會的政改方案，造成利益衝突，壞了規矩。
犯錯的議員事後雖向公眾致歉，唯獨缺少向各自的選民誠懇道歉。如果要票債票償，就從這些派性惟大，違背選民利益，放棄投票權的議員開始吧。

香港亂局將延續

政改方案沒有在立法會投票通過，一切又回到原點。梁特首和議員們都有意願討論和通過民生議案。然而，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長期糾纏，難以完全割裂分開。民意基礎脆弱的港府，難以扭轉和改變香港長期的亂局。
18 年前，香港在英國人手中是一隻會下金蛋的鵝，為大英帝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利益，否則香港回歸祖國的談判也不至於那麼棘手。時至今日，香港已變成一隻病鵝， 早就生不出金蛋了，還要新主人為了「繁榮穩定」的光環，花費巨大的經濟政治社會成本養著、供著和寵著，雖然不時還公開念著舊主的好。解決的辦法，已在 《21世紀的資本論》裏。當然還是可以繼續混下去的，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責編：董樂）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6/150630_hkreview_ana_hk_political_reform

台灣遊樂園爆炸後的無聲夏天

嚴思祺 BBC中文網駐台灣特約記者 

2015年 6月 30日

 

台灣新北市八仙水上樂園上周末發生嚴重的粉塵爆炸意外，震驚全台以及國際社會，BBC中文網記者重回八仙水上樂園，為讀者做進一步觀察。

新北市八仙水上樂園6月27日晚上發生爆炸案，派對工作人員噴灑彩色粉末營造舞會氣氛，遇到火源引發暴炸，造成近500人燒燙傷，其中1人已不幸罹難。
這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重大公安意外，傷者多數是年輕學子，燒燙傷將成為他們一生的烙印，治療與複健之路漫長，令人不忍。
意外發生後，八仙水上樂園遭到新北市政府勒令無限期停業，等待調查。
八仙水上樂園位於台灣北端淡水河出海口左岸，BBC中文網記者在6月30日傍晚抵達發現，原本是充滿歡樂的夏季戲水時節，卻是出奇的安靜，令人感到不安。
園區的保安人員立即前來詢問，記者表明來意，他們才放心下來。
作為台灣北部知名消暑勝地，八仙水上樂園在夏季總是人山人海，從白天到晚上，青年學生、情侶、大人小孩戲水嬉鬧聲不絕於耳，充滿歡樂的氣氛。
如今，偌大的園區空無一人，看版、旗幟、遮陽帳篷依舊在原地，但已等不到任何遊客前來。

大門前庭一望到底，正門入口處鐵柵門已拉下，向內張望，可見一小部分設施，但看不到任何人。
售票口平常總是大排長龍，現在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完全消失不見。

空蕩的遊樂場，了無生氣，顯得格外突兀，讓人感到一股淡淡的憂愁。
八仙水上樂園企劃部副理褚美燕聞訊前來，她告訴BBC中文網記者，目前全園關閉，只留客服人員24小時接聽電話，協助顧客辦理退票。
她指出，園區目前由當地警方派員全天候監管，非公務不得進入。
褚美燕強調，發生如此嚴重的意外，真的很不幸，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善後，希望傷者能夠平安康復。
她並表示，希望政府能夠盡速完成調查，厘清責任，讓樂園能夠重新營業。
夜幕低垂，明月高掛，記者步出園區，身後的八仙水上樂園消失在黑暗中。
（責編：立行）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6/150630_tw_afterblast

「雙期限」逼近 希臘面對哪些可能結局？

2015年 6月 30日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警告說，如果周日（7月5日）希臘債務危機公投結果是接受債權人的要求，他就辭職。

齊普拉斯希望民眾投票反對接受債權人作為提供緊急救助貸款條件開列的財政緊縮和改革要求。
他說，反對接受債權人建議的公投結果將有助於政府在談判中爭取更好的結果。
歐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希臘的拯救協議周二（6月30日）到期；這一天也是IMF一筆16億歐元的貸款償貸期限。
這筆貸款應該在華盛頓時間6月30日18：00點（格林尼治時間22：00）償清。
來自希臘的消息稱，隨著截止期限逼近，債權方周一晚上又提出新的建議。
歐盟領導人已經發出過警告，如果7月5日就是否接受債權方建議的公投結果為「否」，希臘就要退出歐元區。
他們把周日的公投稱為希臘民眾就是否留在歐元區投票表決。
齊普拉斯則希望公投拒絕接受債權方建議，但希臘繼續留在歐元區。
四種可能
BBC經濟事務編輯沃克分析，根據目前情形分析，可能出現四種情況。

• 第一種結局，雙方在最後時刻達成協議，希臘留在歐元區內並繼續償貸、還債。歐元 區、IMF和歐洲央行顯然希望這種結果。但要在周二的截止期限之前讓希臘獲得足夠資金償還IMF的貸款，現在看來幾乎沒有可能。為了實現這樣的突破，達成 這樣的協議，歐元區必須同意延續對希臘的拯救協議，而這個協議也是周二午夜到期。如果這是制止希臘出局的代價，大部分歐元區國家的政府即使萬般不情願、即 使要為此跟本國議會交涉，可能都會承擔。
• 第二種結局，公投結果「是」，希臘政府必須接受債權人提出的方案，希臘政府將面對棘手的政治難題，而拯救協議和償貸問題並沒有改變，雙方仍需面對現有的問題。

無論是出現第一還是第二種結局，都會帶來一個問題：即使希臘政府同意採納歐元區認可的一攬子經濟政策，歐元區其他18個成員是否相信雅典會履行諾言。
齊普拉斯總理已經聲言，如果公投結果是「是」，他就辭職。

• 第三種情況，公投結果是「否」，希臘不接受債權方提出的要求，由此進入一個漫長、 充滿不確定性和潛在危機的時期，最後以希臘告別歐元，重新啟用本國貨幣告終。這將是個一系列事件組成的混亂不堪的過程。歐洲央行很可能停止向希臘的銀行提 供大部分借貸，此前很可能已經開始限制銀行賬戶的使用。這對已經重新陷入衰退的希臘經濟將是雪上加霜。希臘政府要重新發行本國貨幣，很可能重新啟用原來的 貨幣德拉克馬，那麼問題是德拉克馬會不會貶值？普遍認為它會貶值，由此引發進口物價上漲推高通脹、商業和金融合同結算貨幣出現爭議，政府需要盡快立法平息 這類爭執。
• 第四種情況，公投結果是「否」，希臘和歐元區協商退場事宜。這可能比第三種情況較少混亂，但仍無法避免銀行的客戶們眼看著自己的歐元存款變成德拉克馬。

後兩種情況將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希臘的歐盟成員國資格。現行法規公約中沒有關於把成員國驅逐出歐元區的條款，也沒有相關程序規則。
如果希臘拒絕退出歐元區，按照什麼程序來驅逐它？如果其他成員國希望把它趕出歐元區，但留在歐盟，那該怎麼辦？
可以修改歐盟的公約條款，但這個過程很麻煩，其中還涉及一些成員國需就此舉行公投等。
或者，大家對法律依據可疑的情況睜一眼閉一眼。
除了上面四種，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但無論希臘將走上哪條路，希臘債務危機的影響將持續很長時間。

（編譯：郱書 / 責編：董樂）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6/150630_greece_eurozone_vote

希臘債務違約但將繼續和國際債權人談判

2015年 6月 30日

希臘未能在6月30日格林尼治標凖時間22點最後期限到達之前償還所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6億歐元貸款，出現債務違約。

這也使得希臘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未能按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償還債務的發達國家，上一個拖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國家是津巴布韋，違約發生在2001年。
但希臘周三仍將繼續和國際債權人談判，尋找解決目前希臘債務危機的出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聲明說，希臘在還清債務前將不能再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
就在這個最後期限到達前半個小時，希臘政府曾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遲償還這筆債務的期限。
拯救計劃
此前幾個小時，歐元區國家財政部長在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後拒絕了希臘政府提出的延長歐元區對希臘金融拯救計劃的要求。
荷蘭財政部長迪塞爾布洛姆說，在希臘政府拒絕接受國際債權人建議的情況下，把對希臘的救助計劃期限推遲到星期二午夜之後將是「瘋狂的」。
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希望希臘提高稅收並削減福利開支，以實現自己的償債目標。
希臘將在7月5日就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建議舉行全民公決，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呼籲人民拒絕這個建議方案。
不同主張
星期一，大批希臘人走上街頭，表示支持齊普拉斯的呼籲，主張拒絕國際債權人的建議。
但是，星期二晚間又有大批民眾聚集在位於雅典市中心的議會大廈外舉行示威，呼籲選民在公投中支持國際債權人的建議。

由於擔心希臘不能償還所欠總額3230億歐元的債務，希臘民眾在銀行提款機前排起了長隊，但是目前每人每天的提款額被限制在60歐元以下。
BBC經濟事務記者沃克說，在希臘未能按時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情況下，歐元區國家將有權要求希臘立即償還他們已經借給希臘的1800億歐元資金。
（編譯：躍生 責編：立行）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6/150630_greece_debt_crisis

渣打银行：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疲弱，二季度GDP将降至6.7%

来源: 

汇金网

渣 打银行(STAN.L)周二发布报告称，6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SMEI整体指数由5月的58.2降至 57.3，各分项指数全面下滑。目前中小企业经营现状仍趋疲弱，预计二季度GDP增长将由一季度的7.0%进一步减速至6.7%。
分项数据显示，经营状况指数由5月的56.5连续第二个月下滑降至55.8。信用指数由5月的56.9降至55.2，表明信贷状况改善的步伐减慢。 经营预期指数由5月的61.2降至60.8。新订单增长疲软导致中小企业增长动能指数，即新订单减去库存值由5月的13.1降至11.6，这一结果与6月 实际经济活动疲软的情况相符合。
渣打预计，未来几个月决策部门将维持宽松的政策立场不变，年底前或再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RRR）共计1个百分点，并出台更多定向政策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渣打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基于中国近600家中小企业的月度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为100%衡量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专项指数，衡量中小企业经营现状、信用状况和未来三个月预期等状况。指数位于50以上表明处于扩张趋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6%B8%A3%E6%89%93%E9%93%B6%E8%A1%8C%EF%BC%9A%E4%B8%AD%E5%9B%BD%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7%BB%8F%E8%90%A5%E7%96%B2%E5%BC%B1%EF%BC%8C%E4%BA%8C%E5%AD%A3%E5%BA%A6gdp%E5%B0%86%E9%99%8D%E8%87%B367.html

【評台】搞好民生 停建高鐵 穩賺千億

1972年「六一八雨災」因山泥傾瀉令156人喪生，2015年「六一八票災亅因「等埋發叔」令建制派流失33張政改贊成票。政改否決後從特首梁振 英到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說要專注民生經濟，旋即傳出高鐵超支上升至250億甚至300億元，運房局長張炳良間接承認政府無法駕馭港鐵，一地兩檢遙遙無期， 恐怕高鐵已淪為「雙失工程」——失控兼失效。
高鐵工程失控的迹象路人皆見：項目成本從2008年政府預算的390億元上升至立法會2010 年撥款時的668億元，再因傳媒揭發超支延誤而令港鐵去年重估預算為715億元，如今再傳飈升至900億元，直如脫韁野馬。運房局威脅向港鐵追究責任，港 鐵口講合作，實質視政府為敵，董事會在把政府董事拒於門外的情况下研究對敵之策和加大預算，務求卸責自保，而負責監管工程的路政署亦已放軟手腳，只替港鐵 當傳聲筒，對延誤超支束手無策。
一地兩檢拖足5年苦無方案，若在政改否決後中央再用釋法一招，強行扭曲《基本法》以糢糊中港界線，勢必掀起新一輪政治動盪。西九站無法實施一地兩檢而福田站又無法加建邊檢設施，廣深港高鐵連暢順營運半天也不行，效益大減之餘，勢成鐵路行業的世紀笑柄。

　雙失工程 返魂乏術

另 一邊廂，張炳良今年4月宣布興建北環線，令西鐵線從錦上路站經新田接通落馬洲，將來旅客可從柯士甸站直達福田口岸，車程只需22分鐘，便可從深圳福田站轉 乘高鐵到全國各地，比起原定在西九總站開出的高鐵路線更多選擇和班次更密。柯士甸站正好位處西九總站旁邊，西鐵加北環線足以取代高鐵從西九至深圳的功能， 車程只差8分鐘。對旅客而言，反正兩者都要經過中港兩次邊檢，但西鐵更比高鐵便宜，令高鐵變得可有可無。
事到如今，究竟高鐵「雙失工程」應續建還是停建，決策不能再拖。
高鐵工程至今用了450億元，若要續建便起碼再花450億元才能埋單。面對市民追究責任的壓力，立法會不敢放棄向港鐵追究而貿然撥款，所以政府須向港鐵追討賠償而極可能對簿公堂，港鐵為了股東利益必然拒絕替超支額度墊支，勢令工程停頓而成本再上升。
根 據政府文件，高鐵在「低客流情况」下營運50年的總經濟效益為780億元，營運初期每年開支7.3億元，營運收入11.2億元。由於無法一地兩檢，列車班 次須減半兼吸引力下降，假設收入減半每年便虧損約2億元，即在未來50年尚需公帑補貼100億元。所以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况下，營運毋須虧蝕，市民仍須多花 450億元以換取不到780億元效益。
如果今天停建高鐵，估計須多花150億元善後，包括支付承建商的索償及預期合理利潤，但政府可專心追 究港鐵責任，即使官司持續經年也毋須害怕港鐵利用工程作「人質」要脅。停建工程後政府有權收回沿線所有地盤，西九總站挖出來的地下空間和石崗菜園村平整的 土地不會白費，反而變成珍貴資產。

　西九生態地下城 低碳創新熱點

由於西九總站地下挖掘已有九成完工，車站總樓面面積 38萬平方米中應有34萬平方米可加善用，足以成為全球最大的地下商城和市民中心。假設其中20萬平方米用作商場零售，按照港鐵去年商舖租金每月每平方呎 平均155元推算，每年租金收入37億元，即50年共1850億元。即使把車站樓面改造成商場的費用預算每平方呎1000元，初期投資也不過20億元，一 年已回本有餘，效益顯而易見。
剩餘的14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可作非商業用途，以社會效益先行，例如採用低碳創新科技建設生態地下城，包括試驗 室內水耕、魚菜共生、垂直綠化、太陽能天幕發電、廢物回收生物質能，當然亦可加入服務社區的圖書館、民間團體活動室、青年創業共享空間等等。這些構思並非 天方夜譚，全球不少國家正建設生態城市，既然香港有此條件，梁振英政府更念茲在茲推行創新科技，何不以市區地下空間起步？
至於包含原菜園村地段的石崗列車停放處，共有27公頃可騰空作房屋用途，參照規劃署對錦上路地皮的規劃標準，共可建5600個單位。張炳良正因土地供應未能滿足政府10年建屋計劃而飽受批評，這片額外土地正好求之不得，百分百符合政策目標。
　 既然高鐵工程已失控失效，停建項目毋須大驚小怪。只要拋開領導人的面子障礙，停建其實是「七贏之局」：香港市民節省300億元公帑兼多賺1100億元，承 建商免負擔多幾年施工風險但取回預期利潤，政府不必因硬闖立法會追加撥款而引發新一波佔領運動，立法會議員毋須因爭拗超支撥款而得失選民，商界投資機會大 增，公民社會擴大活動空間。停建甚至對港鐵也有利，儘管它要面對賠償責任也可因工程提早結束而減少賠償額度。

　超支硬闖立法會 高鐵勢變政治炸彈

如 果高鐵勉強建下去，政府要面對各種財務和法律風險，勢必變成特區政府未來幾年的政治包袱。梁振英政府為了興建機場三跑項目挖盡心思，繞過立法會拿出 1415億元「不是公帑」的公帑，已經激起近七成市民反對並挑起4宗司法覆核申請。但高鐵這枚計時炸彈比三跑更具爆炸性，因為申請追加撥款無法繞過立法 會，而建制派議員面對群情洶湧亦不敢貿然支持，但撥款不及時到位便會給港鐵更多延誤藉口，所以炸彈威力只會愈演愈烈。
退一步海闊天空，工程 界行內人早有微言：只要高鐵工程「斬纜」，馬上騰空很多工人機器給其他地盤，足以紓緩超支延誤壓力。節省下來的幾百億元公帑可加速投入多元化項目，無論是 北環線鐵路、水務渠務、醫院房屋、環保項目或新市鎮民生工程均可加快進行，西九總站變身的生態地下城也會變成吸引創新投資的新亮點。
香港人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認真研究停建高鐵利弊，提出一個無底深潭以外的選項，難道是非分之想嗎？變陣需要莫大勇氣，政改後「搞好民生」的新常態正是變陣的最佳時機。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5/06/1947.html

「亞銀模式」是財政部竄改歷史的唬爛模式

文／記者唐詩

中國主導的亞投行（AIIB）昨（29）日在北京簽署協定，根據官方公布的協定章程，對亞銀成員開放，但「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銀行提出加入申請」；這項規定被視為「台灣條款」，但港、澳或可適用。

面對「台灣條款」，陸委會的回應是：秉持平等、尊嚴，不接受任何矮化台灣參與權益的作為，不接受「中國台北」(Taipei,China)的稱謂；而主導這項業務的財政部則說，我方將爭取以「亞銀模式」加入。

中國國台辦回應台灣加入議題則是虛應故事，「樂見亞投行按照其協定處理台灣方面加入問題。兩岸繼續保持溝通，有助於更好地解決台灣方面加入亞投行問題。」

只能說，財政部所說的「亞銀模式」，基本上就是個騙局，而且是個自欺欺人的、假的「亞銀模式」；而官方更是一開始就打算對中國退讓，以換取直接入亞投行的門票，與當年在中國首都自稱「中華民國」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被竄改的「亞銀模式」，騙局仍在持續中。

依據維基百科資料，「創始會員國之一的中華民國因198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後，被該組織片面更改國家名稱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中華民國政府除了向亞銀提出「嚴正抗議」外，並拒絕出席1986年及1987年兩屆年會以表達不滿。之後，我國代表團參加亞銀活動，就以「抗議中」（under protest）的標籤貼在『中國台北』上，以示維護國家尊嚴」，這段歷史並沒有錯。

1989年，財長郭婉容的「亞銀模式」

1989年5月，亞銀年會在北京舉行，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容代表我國前往參加，當年，郭婉容持亞銀代表團證明書入境，然而證明書上面並未標示任何國籍名稱；開幕式當天，當演奏中共國歌時，郭婉容抱胸、與團員交談表達我方立場，然而還是起立，引發國內譁然，代表團解釋是尊重亞銀的慣例。

依據當時的電視新聞報導，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理事會中，郭婉容排在第8位發言，她在發言開始即發表嚴正聲明，對亞銀擅改我名稱表達嚴正抗議，然而巴基斯坦籍的主席打臉郭，稱名稱是沿用去年在馬尼拉時的名稱。

郭婉容要求將抗議聲明列會議紀錄，因為掛抗議的牌子事實上毫無作用，「抗議要從我的口說出來，正式的紀錄要比放個牌子要強得多」，而郭婉容在聲明中以正式國名「中華民國」財政部長自居，並且刻意用英文發言以免被中共「偷吃步」，代表團並且拒絕出席午宴，做到真正的「抗議」；儘管我方抗議，但中方代表受訪時仍稱，「這是一個會員的權利，她（郭婉容）能夠來參加，我們很歡迎，也很高興」。

後來，這個抗議的牌子未曾拿下，我方參加亞銀也就一年過了一年。然而再不曾有過財政部長、央行總裁在出席會議能和中方如此在主權問題上做相應的堅持，發言表態紀錄愈來愈黯淡。

被改名的台灣在亞銀「被矮化」竟適應地愈來愈好。香港回歸後，名稱改為「Hong Kong, China」，亞銀創造出「逗點後不空一格」的表意方式，將我國會籍名稱改為「Taipei,China」，以此區分台灣與香港的不同，在亞銀的正式文件中沿用至今。

「亞銀模式」自此逐漸成為一種主權消失的標記，它什麼都不是。更不是財政部宣揚的「亞銀模式」，豈只是一種被人矮化的模式，更是一種自我消失的模式，是虛構而歷史斷裂的「亞銀模式」，和郭婉容時代早已完全不同。

2015年，財政部惡搞的「亞銀模式」

今年3月，陸委會還口口聲聲提到盼以APEC模式加入「亞投行」，然而當時即有風聲傳出，我政府曾評估最壞的情形或者對方「底限」，很可能只是「亞銀模式」，也就是最後名稱將以（Taipei,China）來呈現，若是如此，在國內恐怕要引發軒然大波；但官方過度高估國台辦的能耐和尺度，以為這個騙小孩的假「亞銀模式」仍可備而不用，直到4月中台灣從創始成員國「落榜」後，才大夢初醒。

當時政府評估的混亂自不必多言，公開鬼扯也一次次自爆。今年3月26日，財政部長張盛和針對加入「亞投行」一事提及，有「APEC模式及亞銀模式」，幾天之後媒體即報導，「…但身為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創始會員國，無論中、英文官方網站，都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台灣、中華台北或其他代表台灣的名稱，宛如人間蒸發」。

直到今天，記者上網查詢，亞銀的中、英、日語官網上，還是沒有「中國台北」（Taipei,China），更別提「中華台北」，甚至連「中國香港」也一樣隱形。假如「亞銀模式」是台灣的宿命，是非入亞投行不可的唯一名稱選項，這段期間，財政部可曾主動爭取過更正官網，讓這屈辱得以平反，或至少「重返人間」？

沒有！財政部從未向國人鄭重、公開說明過。反正「亞銀模式」早就成為城下之盟，大家不了解，沒興趣，是這樣嗎？

來看看財政部自己的官網罷！搜尋「亞銀」可以發現很多筆的亞銀商機，然而搜尋輸入「亞銀模式」四個字，搜尋的結果，是０筆！沒錯，就是一筆都沒有。財政部連這個都要抹掉！

亞銀的官網沒有「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中國台灣」，財政部的官網沒有任何一筆「亞銀模式」的歷史以及我方的立場的正式說明，然後今天台灣被「亞投行」三振出局，直接以「台灣條款」排除主權的時候，財政部居然還告訴我們：爭取以「亞銀模式」加入！這真是何其假掰？

台灣的悲哀，莫此為甚！但歷史，會留下紀錄。


from 民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0050bec-c080-4995-b0f4-84cf3e4f4877

叶檀：这就是痛苦的慢牛

2015/6/16 每日经济新闻
15日股市下挫，无论是反应大盘还是中小盘的股指期货IH、IC一路向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生日行情并未出现。
两点半魔咒再现，拉高权重集体下挫，沪指失守5100点。创业板更是大跌5.22%，约60股跌停。同花顺的数据显示，沪深市资金净流出354亿元，创业板市场资金净流出10.79亿元，主力279亿资金出逃金融计算机股。
权重股常常代表决策层的意志，15日午后权重股集体下挫，有可能反映监管层面以市场维稳为主，杜绝疯长行情的再度发生。
严禁股市不符合要求的投资者过度使用杠杆，以避免不可控的泡沫悲剧发生，监管方向非常明确。
6月12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外部接入信 息系统评估认证规范》，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不得有以下行为：为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相关方从事或变相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提供便利；为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相关方建 立账户登记体系等登记结算业务提供便利；规避监管或自律管理；充当外部接入信息系统的业务通道；其他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禁止的行为。
“严禁增量“场外配资，对于预估万亿以上的存量配资将如何处置，该人士暂无表态，市场普遍预计将遵循到期一笔清理一笔的步调。
6月13日，证监会官方微博单独拎出关于场外配资的 一条予以重发，“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配资活动提供便利”的措辞较为严厉。民间配资渠道遭毁灭性武器的打击，官方的要求对于合规的要求更严，但展期的放开， 显示政府并不希望看到市场波动率高到不可控。此次证监会新两融管理办法和交易所细则修订中，最低证券资产要求从此前的总资产50万变更为“最近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对于交易频度较高者网开一面。
沪深交易所同期就修订两融交易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据彭博统计，截至6月12日收盘，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0.03万亿美元，较2014年底增加了5.1万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日本股市的市值。股市疯涨不利于经济长期转型，因此，增加供应与清理融资一样受到重视。
从17日至23日，A股市场将迎来最大申购规模，25只新股募集资金将达416.33亿元，冻结资金预计6.5万亿-7.1万亿元，随着六月底的到来，企业结算和银行缴款等需求将集中爆发，市场资金面将受到不小影响。
企业高管的减持大潮也愈演愈烈，据路透的数据，包括高管及其亲属在内的公司内部人士，5月份一共卖出了16.8亿股，是4月的三倍。5月1日至6月10日，两市重要股东合计减持136亿股，套现2112亿元。加上5月26日中金减持的35亿银行股，都表现出市场对于如今高企不下的股价开始担忧，在这个充满泡沫的市场里，不要沉溺于账面收益，落袋为安才是最好的投资之道。
国资系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减持，显示了对市场波动的基本判断。从6月4日到5日，中国人寿共计减持民生银行A股约2.51亿股，减持后国寿系持股比例已降至5%以下，且未来12个月仍存在适度减持的可能性。险资也开始了减持大潮，机构开始从狂热慢慢变成谨慎，不想成为5000点关口调整的牺牲者。而社保基金也选择离开中车，落袋为安。
无论是对融资的清理，还是供应量的增加，都在政策调整的范围内。有关方面并不希望看到市场丧失信心，6月13日，证监会主席肖钢主席在中央党校讲座中提出：1、改革牛理论成立。2、市场不差钱。3、实体经济越差股市越涨得判断没道理，牛市建立在政府有能力保7%的预期基础上，月底要密切关注二季度数据。
慢牛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收割韭菜的阵地，个股仍有行情，新股发行顺利，这是慢牛的表现，围绕5100点争夺战还未结束。个股分化，市场震荡，追涨的普通投资者叫苦不叠，这是慢牛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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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融风险中的信用溃败难题

2015/6/18 每日经济新闻
       温州经济基本触底，坏帐主要由金融机构承担。温州银行业硬着陆的过程，显示中国一旦出现局部金融危机，情况将会如何演变。
6月16日，《香港商报》发布关于温州金融的深度报道，经一轮市场下挫后，有意规避风险却深陷泥潭的银行业陷入深度风险。2011年，温州流动性迅速消失，已错过救助最佳时机，去杠杆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地方政府是地方企业的守护者，希望银行不要抽贷，继续对经济输血，这个定位不能说错误。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没有甄别出诚信企业与非诚信企业，没有建立地方信用档案，一味要求金融机构输血，为市场埋下难以消失的隐患。
温州金融风暴初起之时，地方政府没有选择以地方担保进行再贷款，而是由地方政府介入防止抽贷，以避免企业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地方政府的选择是理性的，他们不愿意冒着经济失速下滑的风险，为民间企业背债，承担兜底之责。
金融机构成为风险主要承担者，这并非金融机构所愿。政府与银行受到道德谴责。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2008年市场融资环境宽松，银行追着企业贷款，导致企业大范围扩展业务;到了2009年后，突然收紧银根，很多企业的投资步伐刹不住车，政府有责任在当前扶持中小企业。
银行试图降低风险，银行分支机构想尽方法收回贷款，甚至向企业表示一旦有了过桥资金就发放第二笔贷款。笔者还记得当时制造企业的愤怒，企业主向民间借高利贷支付过桥资金，却发现银行再也不发贷款，企业立马陷入断粮窘境。企业与金融机构欺骗与反欺骗、游击与反游击风行一时。
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主要还是由金融机构扛起了大鼎。2011和2012年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银行业继续输血使温州地区贷款增量保持在1500亿规模，温州市政府组建15亿的应急转贷基金，浙江省政府没有分担损失，贡献流动性最多的银行业成为企业呆账的唯一承担者。另外，温州有1800多家各式色各样的小型放贷机构，和高负债运行但躲过危机的企业一道，成为金融系统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节点，随时可能溃破并演绎新一轮危情。
银行成为最终的买单者，原因是倒逼机制，如果银行不继续输血，情况将不可收拾。质押贷款中的质押品将一文不值，互保将使温州基于亲友担保关系的贷款链火烧连营。根据据国家统计局科研所数据质量研究室主任余根钱的《温州房价下跌的启示》一文，2014年5月份温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2010年下跌21.7%，是70个城市中唯一跌破2010年价格的城市，比2011年最高水平下跌22.5%。据中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统计，温州市住宅价格的最高水平出现在2011年6月，每平米为16239元，到今年5月份下跌至14201元，下跌幅度为12.6%。温州市区的房价下跌幅度更大，跌幅超过30%。到今年5月，温州房价暂时终止了下滑趋势，在国内城市中依然排名靠前。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民间信用一败涂地。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金融风波最严重的年份，温州居民个人存款数量不降反升。有监管部门官 员和司法系统庭长直指，温州企业逃废债从刚开始的个别偶然、迫不得已，到后来普遍自觉自愿，甚至出现频繁聚首、小范围公开探讨如何逃废债。比如将企业应收 账款转到其它可信赖的个人名下，或者对外宣告严重资不抵债，让亲友用低价购买成为新企业主，资产转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
银行业的溃烂背后是当地信用环境的崩塌，是众多企业主为保护私有财富对诚信的出卖。信泰集团胡福林有效资产4个亿，债权人申报总额42亿，其个人16套房产记在胡恩圣名下。
温州工业指标持续走好，房价触底反弹，但金融风险远未过去。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信用机制是重中之重，温州设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企业信保基金，同时将民间投融资纳入统一的民间借贷平台，使中介信息公开透明。
        无论是地方政府买单，还是银行买单，只要没有高效的信用甄别系统，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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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国家安全法》草案

文/滕彪

    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最需要被关注的是公安部门取代民政部门成为境外NGO 的登记管理机关。（草案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及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
 
    公安的权力不但横空出世，而且粗暴地渗透到监管境外NGO的方方面面，从登记，许可，年检，调查，到扣押资料，查封场所，冻结资金，再加上其本来就有的侦 查、拘留等权力，可以想象这将使境外NGO的境况雪上加霜。这完全体现了当局对待NGO的态度似乎已经退回到阶级斗争思维，非政府组织就是反政府组织，是 西方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妄图对我实行颜色革命的工具。
 
    尽管这样赤裸裸“亮剑”的法律引起业界的关注和批评，但它被通过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而这种态度的转变绝非偶然。
 
    当局对NGO，不管本土的还是境外的，从来都没有放松警惕。在实践中，从登记、接收资金到开展工作，都是障碍重重。大量第一线的NGO无法在民政部门登 记，只能以公司面目出现。还有众多的NGO只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生存。境外NGO也好不了哪去。当局一直区别对待涉及法治、人权的NGO和与政治无关的 NGO。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一段时期里， 在某种程度上，扶贫、教育、智库、环保等政治不敏感的NGO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涉及艾滋病、职业病、女权、LGBT、农村图书馆、劳工权利等领域的 NGO也能在被限制、被骚扰中得以开展工作。

而走在维权前沿的公盟(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则被关闭，被罚巨款，创办人许志永被关押。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力度明显加强，大批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出台 若干文件收紧意识形态，对互联网的管控变本加厉，而NGO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原来还存在行动空间的爱知行、传知行、立人图书馆、一些女权和LGBT的 NGO，纷纷遭遇灭顶之灾，关门，抓人，判刑。去政治化的生存策略也不管用了。当局对付公民社会和人权运动，从限制监控到全面镇压。在此背景下来看《境外 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不应该感到奇怪。

同时，新的《国家安全法》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二读。该法涵盖 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核安全等内容，实质上集中在政权安全。根据对话基金会的报告，近年来中国以”违反国安” 为罪名的案件大大增加，民主人士以及维权人士动不动就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伊力哈木、浦志强、屠夫 （吴淦）、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刘兴联、吕耿松、陈树庆、赵海通、刘家财、天理（陈启棠）、姜力钧、杨林、陈云飞、湖面一舟（叶晓峥)、 苏昌兰、张圣雨、王默、谢文飞、梁勤晖（尖刀）、梁祝强、郑景贤、黄潜、徐志强（圣观法師）、黃静怡等等，都以相关罪名被逮捕或判刑。将来一段时间，恐怕 会有更多异议人士被恐国家安全罪名，处境将会异常艰难。国安国保本来就是超越法律的绑架丶被失踪。新的国安法将使目前国安国保的非法行为和滥权行为罩上法 律的护身符，当局迫害民间人士将更加肆无忌惮。

　 国安法草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 权，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防范和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这种模糊的意识形态话语进入法律本身就相当荒唐，一旦法律付诸 实施，被扩大解释、被安全部门滥用几乎是必然的。这和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收紧和倒退都连在一起，七不讲、九号文件、整治互联网、对大学加强 思想控制、打压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加强新闻媒体控制，等等，不一而足。当局对政治变革和颜色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人们从这两个法律草案的出台不难看出，在中共当局穷凶极恶的狰狞面孔背后，是多么脆弱和恐惧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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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故事：被中国警方羁押的日子给受害者留下永久创伤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南华早报》6月27日报道，当律师蔡瑛回忆起被秘密拘押的87天里他是怎么被酷刑折磨的，他的双眼充盈着泪水。
他被控受贿罪、伪证罪和欺诈。他坚称这些是莫须有的罪名，用来报复他起诉当地的法官。2012年7月到10月，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机关以“监视居住”为名单独关押在一间宿舍里。
在被拘押期间，蔡瑛说他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令他感到“生不如死”。他甚至三次想过自杀。
“我受到极大的羞辱，我想结束这一切，但后来我想到了我的女儿”，这名50岁的男子流下了眼泪。
他被长时间锁在一张“审讯椅”上接受问话，这张椅子离地面超过1.2米，他的双手被铐在一个木板上，双脚悬空。
蔡说身体上的虐待导致他直肠出血。他还面对威胁、辱骂、剥夺睡眠，有时不给食物和水。他说，当局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也不允许律师见他。
直到今天，蔡仍然被这种可怕的经验弄得伤痕累累。“屈辱的经历让我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他说。
他患有冠状动脉心脏病及慢性椎间盘突出，他的下肢经常发麻。
在被拘押期间，被用冷风和热风长时间地吹之后，当待在空调房里的时候，蔡依然感到头晕、颈部疼痛和头痛。
蔡说，他写的一封信被偷运出去并被发布到网上后，他获得释放。最终，他得到了地方当局的道歉。
不过，蔡瑛只是中国各地在关押期间受到折磨的众多受害者之一。
联合国在1997年将6月26日命名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以期彻底根除酷刑。
虽然中国有禁止羁押中使用酷刑的法律，并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是被关押过的人、律师和人权组织称，在警方的羁押及法外任意拘押中仍然广泛地使用酷刑。
他们说，原因是中国建立的长期使用酷刑的做法、警力不受监督以及过度强调“维稳”的重要性盖过人权。
中国2012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禁止当局和调查人员刑讯逼供及用酷刑搜集证据。此后，人们曾希望这或许能改善普通刑事拘留的处理方式。修订后的法律引入了禁止使用“牢头”来管理其他被拘留者及确保审讯过程均进行录像的措施。
去年年底，国家媒体报道说最高法院正在对非法获取证据和口供做出详细定义。2013年底，最高法院发出消除通过严刑逼供（如使用寒冷、饥饿和疲劳）来取证的指导纲要。然而，关于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报告没有减少。
访民冉崇碧上个月被北京丰台区看守所以“寻衅滋事”为名关押了8个月后获释。她说她被戴了三个月的手铐和脚铐，她的手脚曾被用一条狗链紧紧地绑在一起16天，并禁止她上厕所。
冉崇碧去年10月在北京展示了对香港占中运动的支持后被拘押。她还被一名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勒颈，被放进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五名男子向她喷涂香烟，并威胁要毒死她和枪毙她。
“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恐惧，我浑身都在发抖”，她说。
律师余文生在试图帮助一名被关押的香港占中支持者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99天。他也表示在关押期间经历过折磨。他称他经常被一天审问16个小时，只给他不足量的食物，经常睡在地板上，条件很拥挤。
他曾被限制在一个又高又宽的铁椅子上长达3天，他的双手被扭到椅子背后，铐在一起，他说。他说审讯人员一直使劲拉手铐，直到他痛苦地尖叫出来。审讯人员告诉他“我们会让你比死还惨”。
释放之后，余文生仍然感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说他做了一个治疗疝气的手术，他相信这是由酷刑造成的伤害，而且他继续感受到一种恐惧感。
当他刚获释时，他害怕椅子，因为它们让他想起了在胁迫下被审问。“我经常梦见审讯……那种恐惧感已经给我蒙上了长长的阴影”，他说。
北京警方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曾为许多酷刑受害者辩护、自己也遭受过酷刑的唐吉田律师说，要根除酷刑仍然很困难，因为在中国，保护人权的优先等级低于保护这个政权的优先级别。
他说，由于当局把他们的“维稳”看作是头等大事，所以，有限的步骤来修改关于减少酷刑的法规不会有实际效果。“当酷刑被用在（这个政权的）‘敌人’身上，如良心犯、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徒，没有人会认真对待，鲜少会追究责任”，他说。
去年三月，当唐吉田和其他几名律师去黑龙江调查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拘禁时，他被指控“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关押了16天。他说在关押期间他被吊起来毒打，他的10根肋骨被打断，并让他患上了肺结核。
在警方管理的拘留中心，警方被给予了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对待被拘留者。
在审讯期间，不允许律师在场，嫌犯无权保持沉默，检察官和法官极少质疑警方的行为，
大赦国际组织东亚部主任Nicholas Bequelin说，在中国，酷刑仍然“很流行”。除非政府遏制酷刑的措施配上相应的改革——给予被告保持沉默的权利，有权见法律代表和见律师，否则不会有显著的改变，他说。
Bequelin说，虽然当局热衷于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停止酷刑，以支撑其公开的合法性，但是，在政治案件中，当局几乎完全无意这样去做，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被看作是对共产党权力垄断的威胁。
人权观察5月份发布了报告《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发现一些警察故意通过不留可见伤痕的折磨方法来阻挠对被拘押者的保护措施。该报告发现，检察官和法官也常常忽视虐待的证据。人权观察还发现警方极少因其侵权行为被追究责任。
“除非政府大幅度地限制警方权力，并显著地增加被告的基本权利，否则官员们仍然会逃脱酷刑折磨的罪责，错判将继续涌现”，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

图：（上图）酷刑受害人蔡瑛律师绘制的“审讯椅”；（下图）悬吊和老虎凳。


图：大赦国际组织展示的中国警方使用的脚铐。



原文Tales of torture：time spent in Chinese police custody leaves victims permanently scarred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9%85%B7%E5%88%91%E6%95%85%E4%BA%8B%EF%BC%9A%E8%A2%AB%E4%B8%AD%E5%9B%BD%E8%AD%A6%E6%96%B9%E7%BE%81%E6%8A%BC%E7%9A%84%E6%97%A5%E5%AD%90%E7%BB%99%E5%8F%97%E5%AE%B3%E8%80%85%E7%95%99%E4%B8%8B%E6%B0%B8%E4%B9%85%E5%88%9B%E4%BC%A4.html

香港獨立媒體 - 當藍絲越來越猖獗，我們更要懂得保護自己

是時候認真想一想如何保護自己了。
星期日，有本土派成員於旺角舉行「反大媽唱蝗團」街頭論政行動。一開始時未有濃烈火藥味，可是有血，便會吸引鯊魚前來，有行動者，就會惹來土共藍絲帶。到晚上陳淨心和忠義民團到場挑機，終導致衝突發生。
那些土共不斷向參與者挑釁，甚至毆打參與者。有警員被土共兜面一拳打過去，事後竟然只是將手搭在這名土共的肩膀上，不敢斥責及以襲警拘捕之。在警察 縱容下，土共藍絲帶比以往更無所顧忌。數名土共野蠻中年圍毆一名青年，使其全身多處受傷，其後警員竟然未有進行拘捕，只是把那幾件土共帶走。不少傳媒及巿 民都拍攝到土共打人片段，紛紛要求警員執法拉人，警察卻一直無動於衷。同場示威者被藍絲瘋狂地毆打，反而被警察拘捕。那名藍絲呢？逃之夭夭，恐怕又是警方 慣例，「藍絲打人，警察放人」。
一直以來，我們早已見過不少抗爭者未有動手之前就被拘捕，及無故被警察使用武力對待。相反，藍絲帶將示威者打至多處受傷呢？遭警察「放生」。現在土 共手段越來越暴力，警察亦不會加以阻止，甚至雙方分配好「你打人，我拉人」的良好合作關係。如此情形，抗爭者是否要做多一點「功夫」去保護自己？
另一邊廂，黃之鋒和錢詩文拍拖期間，在街上被一名暴徒偷襲，拳打腳踢。錢詩文亦被扯頭髮在地上拖行至雙腳擦損。這次「學生組織代表在非政治埸合被襲 擊」，在香港可算是史無前例。正如黃之鋒所說，這意味著投身社運的人不僅在示威埸合有機會被藍絲招呼，甚至日常生活裡也有被襲的危險。雖然黃之鋒有報案， 但難保警察會因為政治立場，敷衍了事，任由施暴者逍遙法外。你看朱經緯當日於旺角棍打途人，市民投訴70次，仍然可以被銷案，就知道「香港公安」有多可 信。
更何況，「香港公安」也不敢得罪藍絲的「後台」吧！藍絲暴力行動升級，說沒得到其後台允許，會有人信嗎？可能有人有意對參加抗爭行動的人作出阻嚇： 你想表達反對聲音，就請準備被當街打獲。相信有組織有預謀的同類行動，將會繼續出現。當土共藍絲心中有數，如何施襲也不會有手尾的時候，你應該能夠想到， 抗爭的道路上會多幾多灘沒有下文的血跡。
在警察不會保護抗爭者的情況下，藍絲越來越猖獗，參與抗爭的人不只會在示威時被毆，連行街也會被人拳打腳踢。抗爭者應該怎樣做？習武吧！然而正所謂 「貪打終被打」，習武當然不是為了主動攻擊。習武是為了強身健體，延年益壽，更是為了自衛，及保護身邊的人。試想想，今日藍絲公然圍毆虐打，他日難保會對 參與示威的人實行「男殺女姦」，如果我們沒一招旁身阻擋之，豈不是等同待宰羔羊？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5573

黎蝸藤﹕誇大歷史性主權無助南海問題解決

【明報專訊】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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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5/06/blog-post_30.html

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兼评《21世纪资本论》（秦晖）

【摘要：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 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 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 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 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 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 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 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 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 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 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 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 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 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 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 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 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 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 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 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 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 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 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 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 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 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 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 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 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 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主 义A"这么干就不行。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 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 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 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 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 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 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 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 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 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 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 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 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 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 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 偏好无关，而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 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 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 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 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 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1]，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 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 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 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 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上节论述的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在本节讲的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 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 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 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 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 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A和B的对 比，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鲜明：有些国家政府权力无穷大，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责任却很小，福利说不给就不给，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服务价格暴涨，都可以一锤 定音。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少，但是责任无穷大，民众既要求减税(或者反对加税)，又要求增福利(或者反对减福利)。两种体制的区别越来越大。而这两种体 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的国家尽管国民可以很富裕，但政府却越来越穷，穷得债台高筑。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B"类型国家尽管国民并不富裕甚至很穷，政府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没法花就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放手"自我服务"，不仅越来越奢侈，花在压制民众上的 钱也越来越多;二是借钱给那些"A类型国家"，让他们的债台越筑越高。
　一般地说，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统治者总是希望权力尽量大，责任尽量 小，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相反，民众总是希望统治者权力尽量小(以便民众有尽量多的自由)、责任尽量大(民众有尽量高的福利)，民主条件下尤其如此。但 是，在全球化的程度没有如此高之前，这两种状况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A类型的孤立国家中，百姓如果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那很快会出现大亏空，政 府只有印钞填补，百姓很快会吃到恶性通胀的苦头，他们就明白游戏不能再这么玩了。反过来在B类型孤立国中，统治者一味要求百姓"先生产后生活"，在计划经 济中就会出现大饥荒，在"市场经济"中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范围的全球 化，也包括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化，比如说全欧化，欧洲一体化——不管欧洲一体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市场经济"超国界"的大发展，使得A类 型国家民主制下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越惯越严重，国民消费过分，积累能力不足，但全球化下的贸易逆差和国债规模使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全 球透支，以拖延问题。而反过来，B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国民消费不足，积累能力过剩，可以而且"需要"别人来透支;B类型的"马"更是骑 在国民头上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吃不了就借给别人。像这样一种全球化下的AB互动，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而且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却又互相抱 怨。这些问题逐渐走向积重难返。
　因此，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比起过去只有"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冷战时 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互不来往的状况，说进步当然有很大进步：A类型获得了高消费高创新，B类型获得了高增长高"国力"，而且交 往也产生了类型转化的进步——B类型不但向A类型学习"市场经济"，而且也在学人家的"社会主义"(他们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血汗工厂对他们的 影响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说危机也蕴含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背景下畸形互补的"竞劣"发展。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这样一种畸形互补，当然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生了平等的危机，包括《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至少从左派的角度 看，19世纪的《资本论》就批判那个世纪而言是不朽的，假如要指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公平，可以说的话，马克思基本上都说完了。需要解释的新东西无非指的 就是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互动造成的不平等。
　在这方面，皮凯蒂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近几十年来，由于马克思讲的那种"贫困化"尤其是" 绝对贫困化"在西方实在难以证明，西方左派大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抨击"南北差距的拉大"，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 与中心"的对立，如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是强调的这个。即便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西方内部的，也"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 很少谈经济分化，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文化批判"，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所谓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位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 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之类,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都是如此。
　而皮凯蒂改变了这个趋势，他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上来。从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 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2]。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 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 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 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 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 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 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 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 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 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 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 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 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 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 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 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 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 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 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但从 分配格局讲，这对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A类型国家原有分配格局会造成明显冲击。因为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分配，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讲，是由两种要素的过剩和稀缺 格局来决定的。资本越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劳动的谈判实力越强;而劳动越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的讲价实力越弱。原来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面对民主制下的 福利分配和强势工会无可奈何，现在全球化了，资本"惹不起，躲得起"，转到"低人权国家"办血汗工厂去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那么过剩、甚至相对稀缺了， 而那里的劳动就变得相对过剩了。简单地说，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 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 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 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 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 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 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与高增长：哪个是"新兴国家"经济趋于平等的原因
　　——兼论中国何以例外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或弱势群体而言，全球化下的这种资本外流、商品进入的双向流动，的确恶化了他们的谈判实力，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他们分配格局的逆转和基尼系数的上升，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同样是左派，面对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既然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格局是受稀缺和过剩格局决定的，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商 品(实质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出外国，实际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造成了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相对稀缺，使中国劳动者谈判地位增强，利益分 配格局变得有利于他们。换言之，资本、商品这样一种双向流动的全球化过程，逻辑上在西方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在中国恰恰相反，它应该导致中国社会 不平等缩小，劳动者谈判实力增加，而资本的谈判实力趋于下降。
　事实上，皮凯蒂书中强调的一点，即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下降，分配 会比较平等，而经济放缓则会导致资本优势凸显，不平等扩大。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笔者认为其原因不难解释，就是如上所述的市场均衡条件改 变，而不是像皮凯蒂所说的什么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发生作用。
　近几十年来，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国家多数 都是全球化潮流下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资本流入、商品涌出形成的"双顺差"是这类经济体的显著特点。皮凯蒂注意到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时期收入分配会相对平 等，但他把速度本身作为原因(而高速度不可持续，这样他就可以论证"资本优势"是常态了)，却有意无视"双顺差"对市场均衡-要素博弈的作用。他正确地强 调全球化缩小了南北差距，促进了新兴国家的高增长。但他说这只是科技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与资本输入、商品输出的外向型发展无关。
　皮凯蒂这 个说法于逻辑、于常识、与统计都是讲不通的[3]。没有投资和贸易，科技和知识难道是仅靠学术交流来传播的?而事实上，投资与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高增长，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劳动(主要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直接劳务输出)流出更改变了这些外向型发展的新兴国家(地区)的劳资博弈均衡。与资本输出、商 品输入的发达国家出现不平等扩大相反。这些国家在"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最明显的时期(同时也是高增长时期)大都出现了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趋于平等 的所谓"均富"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莫不如此，甚至当时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在"双顺差-高增长"的1970～1980年代出现了 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尽管是在高不平等的基数下)[4]。
　事实上，就是老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多数也是资本流入(或本地资 本的高积累)、商品流出的。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从19世纪的"美国例外论"到20世纪的"库兹涅茨曲线")流行时期。有趣的是，这个 时期的欧美左派和劳工运动并不反全球化，相反还正盛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类"国际主义"口号，与今天欧美工会热衷于贸 易保护、关税壁垒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个明显的反证：20世纪中叶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也一度出现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是 他们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不是吸引资本、输出商品的双顺差外向型模式，于是就没有出现高增长时期分配趋向平等的情况，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不平 等更加严重，成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著名例证。南非的例子就更明显：种族隔离时期最后20多年她的不平等是下降的，但1994年黑人掌权后，不平等却 明显上升，尽管这个时期不仅废除了种族隔离，而且执政者还是南非共产党成员占30%左右的左派政府，甚至就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时期南非虽然没有再现"经济 奇迹"，但增长率并不低于种族隔离最后几年和过渡的动荡期。然而，新、旧南非的经济结构类型却有明显改变：由过去制造业为主"双顺差"的出口拉动型变成了 第三产业为主、逆差明显的进口拉动型。显然，造成不平等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影响不平等状态变化的因素不会只有一个。已经 有皮凯蒂的批评者指出他把增长率看作唯一的原因而不考虑制度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批评是对的。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并非增长率，而是资本-商品 对流的"双顺差"，但也要指出不平等下降的原因还有其他。事实上，前述南非种族隔离后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与这一时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弱化也明显有关，否则就 难以理解1970年前南非同样处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但不平等却在强硬达于峰值的种族歧视下愈发严重的事实。不过，单纯以种族隔离的制度强弱来解释 也不行，否则1994年后彻底取消了种族隔离，收入不平等何以反而扩大?[5]同样，对于1980年代以前欧美劳工及下层地位的上升和社会平等化趋势，左 派传统上通常强调这是劳工斗争的成果和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成效，右派则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高度积累导致过剩、劳工相对缺乏，因而谈判实力上升这一"市 场均衡"因素来解释，笔者曾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西方平等"应是两者的综合结果。
　而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在"双顺差-高增 长"状态下何以出现不平等的明显扩大就不难理解了。在近著《南非的启示》中，笔者指出当代中国与旧南非在身份性歧视下实现"双顺差-高增长"经济奇迹的路 子是非常类似的。看看1970年前南非在"双顺差-高增长"时期不平等因高强度歧视而扩大的史实，就可以了解中国何以"例外"了。
　　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皮凯蒂的问题误置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 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6]这是什 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 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 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 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 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 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 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 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 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 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 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 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 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 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 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 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当然在中国，官方对 资方侵权同样屡见不鲜;一些左派认为中国官方"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劳资关系方面，中国的体制对劳工显然压制更甚，尤其对如今已成为蓝 领工人主体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 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 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所以，尽管笔者并不以左派自命，但如果 我是一个左派，我在欧洲当然是要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个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外流，外部血汗工厂廉价商品涌入，弄得我们失业增加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贫富差 距大了;但是，我这个左派是在中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不是相反的吗?我们是资本流入，商品输出，它导致的市场均衡变化不恰恰 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吗?
　因此，如果在中国真扮演左派角色，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不平等弊病怎么办?这就应该推动政治体制 改革，减少现有政治体制对劳工维权能力的压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市场均衡条件下劳动者应该达到的收益，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福利而问责"，要求 福利国家二次分配的利益。但如果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状况都不能争取到，还谈得上第二步吗?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 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 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这方面如果取得成功，也就同时解决了上述那 种全球性A、B"畸形互动"造成的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B类型的了，也就不会居民消费率畸低、积累率和投资率畸高、产能极度过剩、百姓 缺乏保障而政府的钱多得不知如何花以至于需要靠"被别人透支"来维持高增长。而他们的A类型不能再无限制地透支我们，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 毛病也就不会越惯越严重，而是福利要求会逐渐合理化。两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目前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互动变成良性互动。
　这才是解决我刚才讲的这种世界性问题的根本出路。皮凯蒂先生作为一个左派，他的书不被右派欣赏是很自然的。但左派的书也可以写得很伟大，比如马克思。而皮凯蒂就不行，他的书即便按左派的逻辑讲，对问题的把握和解决的建议都不怎么样，这就是我对该书评价不高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资本"和两千多年来的资本优势?
　——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谬误
　"21 世纪的《资本论》"与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马克思是个历史进化论者，尽管后来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规律"是强加给他 的，但他确实是只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在这个阶段才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从来就认 为"交换关系"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只是在"市民社会"才实现的过程，绝非几千年来都如此，更不是任何地方都如此。
　在作为《资本论》雏形 的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人际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与" 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三者分别就是后来马克思学派定义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家长制的、 古代的或封建的")和后资本主义(即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撇开未来的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问题不谈，至少前资本主义的分配建基于"统治-服从关系"，资本 主义分配建基于"交换"，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显然，只有在这个"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时代，劳动与资本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分配对 象(从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才能形成)。
　而在此以前的历史时期，盛行的是"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劳动" 与"资本"都得服从"统治"者，分配规则既非"按劳分配"，亦非"按资分配"，而是"按权(政治权力与身份性特权)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制造不 平等而言，"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限于资本主义，但"交易分 配"论却仅限于资本主义，即："前资本主义"的分配之所以具有政治性("超经济强制"性)，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导致交换不发达。现在看来其实未必如此。 工业时代由于政治强权压制交换而导致了政治性的分配，我们难道没见过?所以，我们不必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不必否定他对政治性分配不同于交易分配 的区别，更不能忽视他认为前者(至少在非民主条件下)比后者更野蛮的观点。
　但是，皮凯蒂却试图证明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律""适用 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与其名为"21世纪的资本"，毋宁说叫"21个世纪的资本"更贴切(而马克思的那本书倒更像是《19世纪 的资本》)。尽管由于资料局限，他多数表格讲的是19世纪以来的情况(可见他还是想做一位力求实证的严谨学者)，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试图论证他所谓的 资本优势("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或曰r>g)是除极罕见的经济超常增长阶段外，古今中外都适用的"规律"。他甚至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公元1 年到2000年的"全球税后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比较"表，宣称r>g从古代"直到'一战'前夕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显然成立，21世纪很可能也 是如此"[7]，而且地域上这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换言之，除了在罕见而不能持续的"经济奇迹"中"劳动"可能分到些蛋糕， 在其余古今中外的一切情况下，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都是由于"资本"欺负了"劳动"，缓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抬举政府来"冲击"资本。而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 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这种马克思痛斥的中世纪弊病，按皮凯蒂的逻辑也都应该是救世良方了。
　为了 给这种超时空、无条件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论找根据，皮凯蒂大力批判了"人力资本"之说。他把资本定义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财富，而人是不能交易的，所 以"人力"不是"资本"。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之说是为了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区隔。应该说，在自由人(人不能被交易)和自由市场(物可以被自由交易)的条 件下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博弈中，"人力"与非人力的"资本"确实是不同的要素，"人力资本"之说会给分析这种博弈带来逻辑上的混 乱。但问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时空中都只有自由人和自由市场吗?人(不是指人提供的劳务，而是作为劳务提供者的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交易(奴隶制、 农奴制和其他人身依附制度，包括依附于专制国家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逻辑的现代体现)，而物的交易却有诸多窒碍和束缚，乃至完全不可交易 (完全无市场的命令经济)——这都是不可能的吗?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能构成影响"分配"的两个因素，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因素吗?
　 皮凯蒂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他专门解释了他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模式可以用于奴隶制。在他看来，由于奴隶的人身可以交易，所以奴隶应该算是主人的"资 本"，而不算是参与分配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只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经济(现实中未必有这样的经济，正如未必有只存在工人和老板的经济一样，但作为逻辑分 析你不能回避这种"典型"，正如不能回避分析劳资关系)中，如果奴隶不算"劳动"，岂不就只有"资本"一个独享者，还何谈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分配乃至资本优 势这一"普遍规律"?奴隶固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但他也要消费，用马克思的说法即也需要"必要劳动"，而奴隶主能剥削的只是"剩余劳动"(虽然可能 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说奴隶不参与分配本身也是说不通的。假如按皮凯蒂的说法，奴隶无论待遇如何都只能算在主人"资本收益"项下，那奴隶要求改善待 遇还有何正义性可言?如果连改善待遇都不该要求，他们还能要求解放?皮凯蒂的"规律"用于奴隶制会导致这样的逻辑后果，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假如面对"半奴隶"状态例如农奴制或其他依附关系呢?农奴有其独立经济，能说他不参与分配吗?那么他算不算"劳动"呢?如果算，与他竞争分 配份额的难道只是"资本"?又由于按皮凯蒂的说法，"自由市场中资本对劳动总有优势"，所以自由就应该是不利于农奴的?
　皮凯蒂也多次提 到"农业社会"，但他似乎只知道自由租佃制(以土地为"资本"的地主与自由佃农的"劳动"对立)和内战前美国南方那种商业化奴隶制(庄园内只有"资 本"，"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似乎只是就奴隶主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关系而言)，这在中国或美国或许可以理解，而在皮凯蒂的祖国——历史上曾经盛行依附农 制度的法国，他这样说就令人奇怪了。要知道，农奴受制于主人并非因为财产关系，而是因为人身关系(即马克思所谓的"统治-服从关系")，中世纪法国农奴的 份地是基于采邑或封臣制原则的土地，这种土地既非农奴的也非领主的自由财产。主人把份地"封"给作为最下级封臣的农奴做采邑，这与主人的领地也是受封于上 一级封主的采邑，逻辑上是一样的。每一级的这种依附关系都是基于不自由、非交易性的身份。因此，购买了(采邑以外)土地的农奴还是农奴，而失去了土地的主 人(所谓骑士)还是主人，前者照样对后者承担义务。如果皮凯蒂对这些农奴说你是"劳动"，所以为了反对"资本"你应该抵制"自由"，他们会怎么说?
　 在1861年前的俄国，贵族自己的私有土地很少，当时俄国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村公社或"农民集体"，而农村公社又受专制国家的控制。由于贵族为沙皇国家服 役，沙皇就把若干农村公社赐予其为采邑，社员受命服侍贵族供其役使，因而形成俄国野蛮的农奴制。但是沙皇并没有授予贵族以土地私有产权，农奴作为社员拥有 耕作公社份地的权利(以及不能摆脱份地的义务)，也从未有"租了贵族土地故而要交地租"的概念，他们只是作为公社社员受"公社之父"(沙皇)的差遣来侍候 老爷。直到农奴制废除时，沙皇实行"割地"，把部分公社土地割给贵族私有，使其可以不靠役使农奴而是靠土地收益维持地位，贵族才有了"地主"身份。那么在 此以前，农奴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受"剥削"吗?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把农民自由退社、自由交易份地作为农民解放的"唯一要求"，普列汉诺夫甚至说，" 俄国人民分为两个阶级：剥削者公社和被剥削者个人"，公社化会造成"古代中华或秘鲁帝国的再版——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帝国"。他们这么说，难道是为"资 本"谋"自由"，而与"劳动"过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皮凯蒂断言r>g是常态，只有在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下才会例外，经济增长愈 缓慢，这个"定律"就愈凸显。而我们知道在盛行不自由制度的古代、中世纪，经济通常就是停滞的，按皮凯蒂自己的说法就是"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 近乎为零"。那么这种状态下r>g或"资本"通过"自由交易"来欺负"劳动"的弊病就愈严重，而在逻辑上，这就意味着更需要减少"自由"、让不受制 约的权力狠狠打击"资本"——在农奴制时代尤其应该打压"自由"?这说法太耸人听闻了。不幸的是，如果皮凯蒂要把他的"定律"用到那个时代，在逻辑上我们 就必须得出这样的推论。
　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后，不少经济自由主义者纷纷反驳。他们把皮凯蒂和马克思绑在一块，说这两人对"资本主义一般规 律"的论证都是失败的。其实，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如剩余价值论等)在学理上能否成立，自由竞争经济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引起非议并不始于 他，也不会因他的所谓"失败"而结束，而他显然已经成为这种非议的最具象征性的代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或民主福利国家就体现了这种非议的巨大 影响。从这点上讲马克思已经不朽。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无论成立与否，至少马克思并不想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 段"，更不会在农奴制时代嫌"自由"太多(正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嫌农奴享有的"福利"太多一样)。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家，但他对资本主义 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德国)的宪政民主仍在建立过 程中，专制因素仍很浓厚，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前资本主义专制国家干预感同身受，抨击亦烈。
　而生活在21世纪的皮凯蒂，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抨击的了，从自由主义或"右派"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固然难以接受，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他的"泛资本主义"论说恐怕就更难接受——而且在这方面更正确的可能是马克思，而非皮凯蒂。
　　防止什么"卷土重来"?
　——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面临"低人权优势"的挑战
　 这当然不是说皮凯蒂比马克思更"左"或者更"右"。表面上看，马克思只限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他不仅不批判，还很强调 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不仅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和"专制"政治的进步性，也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封建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进 步性。而皮凯蒂却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广到"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似乎比马克思还"左"了。但另一方面，皮凯蒂政治上既不主张革命，经济上也不主张 国有化，他开出的药方只是对资本进行"民主监督"和征收"全球资本税"。尽管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征收这种"全球税"大受怀疑，但这种主张基本还是 属于民主福利国家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传统思路。与中文译本刻意把"论21世纪的资本"理解成"21世纪的《资本论》"不同，皮凯蒂对马克 思与后来打着他旗号的运动刻意保持距离。在导言中他说自己成长于柏林墙倒塌的年代，"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 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在他的书出版大获成功后，他还对记者称自己与马克思不同："我相信市场竞争、私人 财产与私人经济，这不仅仅事关经济效率，还与我对个人自由包括创业、经营自由的理念有关。"因此，一些极左派在为他欢呼的同时也表示了不满："有了皮凯 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而另一些评论者则恰恰对皮凯蒂"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较量"极为看重。
　实际上，皮凯蒂出现的背景就是当代"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A"面临的严重困境。而这场论战基本上还是以往"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长期争论的延续。偏向自由市场的"右派"大多批评皮凯蒂，而偏向" 福利国家"的"左派"大多支持皮凯蒂。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内部的论战，皮凯蒂一方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如今这A类 型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平等)表示抗议，认为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反对他的一方则要求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至少反 对减少此种成分，同时作为事实判断，他们认为现实中A类型的"社会主义"成分并未减少，对未来的"库兹涅茨乐观"也并未破灭，为此他们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 很多质疑[8]。
　在我看来，反驳者在数据上挑刺纵有成就，但没法从总体上推翻人们(不仅是皮凯蒂)的印象，即：30年来西方内部不平等在 增加，库兹涅茨曲线带来的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发生了逆转。然而，皮凯蒂就此事实展开的解释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双方实际上都在A类型内部谈问题(皮凯蒂号 称论及从古至今，其实是把从古至今都看成"资本主义"，他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眼光)，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左右之争。
　然而，今天我们很可能 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本文前面所言的：高度全球化时代A、B两类型互动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它不可能通过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来理解，更不可能按上述左 或右甚或左右"之间"的思路来解决。皮凯蒂担心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他的反对者试图解除这种担心并恢复库兹涅茨式的乐观。笔者并不 认同皮凯蒂的解释，但却可能比他更悲观。在依托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后，再回到19世纪的"纯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 微，然而A、B两类型互动的前景却不好断言。在自由竞争市场和民主福利国家双方的支持者展开又一场大论战之际，他们是否想到一种概率也许不大、但却是明显 存在的可能：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被一种既缺少自由也缺少福利的体制所击败，卷土重来的是一种比"19世纪资本主义"还要糟糕(无论对他们的左派还是右派 而言)的体制?
　对比19世纪的争论，如前所述，那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反封建(广义封建，即前资本主义的各类专 制)"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在"反封建"的同时与马克思们论战。另一方面，两者以外的"负能量"——从中世纪势力到近代极权主义既摧残自由民主派，也摧残 社会民主派，并相应受到后两者的抵抗和反击。但是，也许恰恰因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成功导致了自满，现在我们看到的争论却"单纯"了许多：皮凯蒂批判"资 本主义"，而他的对手则捍卫"资本主义"[9]，双方似乎都心无旁骛。我们已经看到皮凯蒂的"资本主义批判"一旦用到中世纪会导致什么后果，正如另一方如 果把"福利国家批判"用于中世纪会同样荒谬一样。
　当然，古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农奴制今天或许已不存在(除了极个别的，如ISIS那样的情 况)，但是不自由的人和不自由的财产——尤其是专制国家之下的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并不罕见。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已远非19 世纪可比。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左右派可以不管印度或中国如何而争论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可以产生很多真知灼见，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中，不了解B类型的 人不但没法讨论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对A类型目前面临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皮凯蒂把西方这些年的贫富分化全都归咎于对资本的"自由放任"，这在马克思的时代说说也就罢了，在今天西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条件下哪来的"自由放任"?这方面我不想附和西方的"右派"，就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官方"左派"是怎么说的吧：
　 2010年我们有几位"左派"聚在一起抨击西方，说着说着就把怒火聚在了"福利国家"上，一位所长说："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 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另一位接话说："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 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有什么不对?!又一位副所长提到，这些年西方"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 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就"非常可怕了"。说透了，西方这不就是想用他们的"社会主义"颠覆我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把我们的血汗工厂"和平演变" 成可恶的福利国家吗?
　皮凯蒂可能不奇怪：西方也能听到"自由放任"论者批评福利国家的声音，只是火气没那么大罢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们 这些大骂福利国家的朋友当然不是自由放任论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既反对自由，也反对福利的!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朋友既骂西方的福利，也骂西方的自由，但 却既得到了西方福利主义者的赞扬(你们拒绝自由市场?好样的!)，也得到了西方经济自由派的赞扬(你们拒绝福利国家?好样的!)。在那些除了"自由市场与 福利国家之争"就不知有其他的西方人看来，你没自由就证明你享受着高福利，你无福利就证明你比谁都自由，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状态，他们是怎么也没法理 解的。
　　取之于民，囤之于官?
　——皮凯蒂的"公共资本"概念与B类型的"高税收低福利"模式
　 皮凯蒂对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于是他的某些论证在我看来非常古怪。例如他痛心疾首地说，西方现在"私人资本"压倒了"公共资本"，国民资本中私人资本"全都 占9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而中国则一枝独 秀，"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因此赢得了他的高度赞许。
　但是谁都知道，现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社会主 义"，即便是最偏向自由竞争因而皮凯蒂很不喜欢的美国，税率虽比欧洲低，但比美国自己的过去还是高多了。我国一些"左派"朋友一直以此为榜样，抱怨中国官 家"汲取能力"不如人，尽管这个说法似乎过于谦虚(我国官府税收之外加上"卖地财政"、国企盈利、"预算外"搜刮等"全口径"收入其实已经高于他们)，但 也说明我们扩充"公共资本"的路数至少表面上是跟他们学的。怎么按皮凯蒂的说法，我们的"公共资本"会比他们阔得那么多?
　原来，皮凯蒂讲 的"公共资本"是扣除了公共支出之后的净资本!在逻辑上他的这个指标其实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并不相关。道理很 简单：低税收低福利的自由放任经济固然会使收支相抵后的国库余钱不多，但高税收高福利的收支相抵不同样会使国库余钱无几吗?事实上，虽然现代左派和各种社 会主义者一般都会反对"自发的市场"而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但除了"生产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掌握大比例的存量生产性资本(皮凯蒂看来并不持这种主张) 外，对于分配性资源他们尽管也强调国家干预，但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人要求静态地囤积这种性质的"公共资本"。
　从分配角度讲， 在逻辑上只有高税收+低福利、收入多支出少，国库最有可能涨满。但这与皮凯蒂鼓吹的"民主监督资本"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吗?布坎南等人曾证明：如果其他条件 相同，则民主制下政府财政易于出现赤字[10]。他的论证比较复杂，我曾以"两种尺蠖效应"为喻给出更为简单的论证：因为民主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 姓，而老百姓天性就喜欢让右派为他们减税，让左派为他们增福利，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像皇上天性喜欢让左派为自己扩大权力，让右派为自己推卸责 任，马儿骑在人头上狂吃山珍海味、跑一步你得谢恩不跑你也没辙一样。欧美各国收税固然多，但国民的福利问责更厉害，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决定了其 公共财政必须不折不扣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没法"取之于民，存之于官";甚至往往取之于民相对少，用之于民相对多，以至于形成大量公共债务，照皮 凯蒂的说法，就是"公共资本为负，私人资本超过100%"了。
　怎么办呢?皮凯蒂似乎很苦恼。但在我看来，这问题太简单了!只要废除了民主 制度，皇上可以横征暴敛，百姓不能对其进行福利问责，给你一点你要千恩万谢，不给你只能干瞪眼。皇粮国税"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甚至官挥霍不完还可以囤 之于官，贷之于洋，何愁府库不充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于红腐而不可食"!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而言，"公共资本的积 累"简直太容易了!不幸皮凯蒂教授生当官不聊生的"万恶西方"，完全不知道有此等好事。他犯愁他们那里的"公共资本"不足，这当然不是向往"取之于民存之 于官"，更不是想要"人民为政府服务"的B类型，而是希望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延续，希望民主国家的税收能够赶上国民福利开支的增长。他的 脑子里除了"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较量，是根本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皆非的"皇粮国税"的。他提出：是放任资本自行其是呢，还是"让资本接受民主的监 督"?看到这我几乎要笑出来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之外的选择，那就是让资本和劳动都接受皇上的监督!
　皮凯蒂这本大厚书反复论 证靠劳动(他所谓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致富比靠继承遗产致富更合乎理性和正义。与马克思时代无区别地谴责"资本"家不同，21世纪的皮凯蒂虽然强调"民主 监督资本"，但并不否认企业家、创业者和经营管理工作的意义，他主要反感的是未经自身努力而仅靠继承得来的"资本"。他指出如今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使这个 问题更加突出：假如像过去一家有十个孩子，哪怕是富人之子也很难靠这十分之一遗产维持"富二代"，可是现在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世袭富户"的可能性就增 加了。这的确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皮凯蒂还知道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成为此书对中国的许多赞赏之余少有的一 处疑虑。
　皮凯蒂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只靠累进所得税"抑富"还不够，还要大幅度加征遗产税。在西方从左派的立场讲，他这些想法无疑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并不是首创，遗产税在那里也早已有之，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特征之一，只是税率或许还未达到皮凯蒂的要求而已。
　　但愿"昂纳克寓言"仅仅是寓言
　 可是在"B类型"国家，哪怕也是基于左派立场，皮凯蒂的药方能对症吗?在"靠劳动致富"与"靠继承遗产致富"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致富可能?在法国当左派 的皮凯蒂或许已经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但是在B类型国家呢?靠权力致富不可能吗?靠强掠致富不可能吗?靠继承——但不是继承财物而是继承权力、身份与特权 致富不可能吗?皮凯蒂可曾听说过"我爸是李刚"?这李刚是"资本家"吗?平民出身的"康师傅"不仅自己而且整个家族的成员几乎个个腰缠万贯，这是因为"康 师傅"的"劳动"?还是因为"康师傅"从他爹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
　不仅皮凯蒂，一般西方学者无论左右也不会想到还有这"第三种可能"，因 为事实上西方现在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通常现今的西方学者，左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福利国家的只有自由放任，右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自由放任的只有福利国家。所 以左派看到有个地方自由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福利很多，并为之鼓舞;而右派看到那个地方福利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最自由，也为之鼓舞。正好这个地方经 济增长又挺快，于是双方都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为他们在西方的争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歌颂低福利"的古怪合唱。其 实可以设想，有朝一日假如那里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他们又会"左派大骂低福利，右派大骂低自由"，双方又都以这个地方为依据来论证对方的谬误。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生当其中，甘苦自知，对我们的问题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被那些满脑子只想他们自己问题的别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牵着鼻子走。
　 不过要指出的是，"我们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并非来自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宿命或万古不易的特殊"国情"，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他们如今没有了，但历史上 是曾经有过的。所以那时他们的思想者，包括左派思想家都不会像如今的皮凯蒂那样想问题。比如马克思，这个在19世纪写了《资本论》(不是《论19世纪的资 本》)的左派大师，恨"资本主义"绝不会亚于皮凯蒂。但是被普鲁士容克专制整得没了"祖国"而流亡到最资本主义的英国去放言高论的他，还是知道世界上有 比"资本主义"更坏的东西。他对"私人资本"的批判堪称皮凯蒂的老祖宗，但对那个时代的"公共资本"，尤其是他那专制祖国的"公共资本"却有更加不堪的评 价，以至于在迄他那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一向认为主张自由放任的派别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派别更"进步"——17世纪主张自由贸易的魁奈比主张国 家管制的柯尔贝进步，18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李斯特进步，等等。
　而对于那时的"国家"，马克思斥责其"通过如 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是一点不留情的。至于更加专制的沙皇俄国，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更曾明确表示：" 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与今天西方"右派"的主张是不是很像呢?
　实际上，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反对自由放任，而右派反之，那是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是普选制宪政民主 下特有的现象。历史上在有宪政而尚无普选制的时代，统治者曾以恩赐"福利"为饵来消弭下层民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那时的"福利国家先祖"是英国的迪斯雷 利、德国的俾斯麦那样的"右派"，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托利党社会主义"(李普塞特语)或"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语)的反对派。再以前，当宪政 与普选制都还未有之时，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即所谓柯尔贝主义 (Colbertism)，更是受到宪政进程中不同阶层民众的抵制，那时还没有现代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的只是(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都要求反封建"。
　皮凯蒂如今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他考虑的是如何使"民主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A"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而不让"食利者-民主之敌"和"继承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皮凯蒂政治上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对"生产社会主义"也没有兴 趣，这本书并不讨论私有企业或是国营企业的利弊，从头到尾谈的只是分配问题，最终的建议是以"全球资本税"来补充如今以累进所得税为主的再分配形式，以解 决现今西方公共债务庞大、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问题。接受马克思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理论的人恐怕不会把这本书看成"21世纪的《资本论》"，皮凯蒂本人其 实也没有这样看。但是他坚持"分配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福利国家、要求"劳动"对于"资本"的优势——这种左派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些批评福利国家、主张 自由放任的西方右派不喜欢这本书，是毫不奇怪的。
　但即便从左派的角度讲，我们中国的问题固然难以从此书寻找答案，就是如今西方的问题，从 这本书恐怕也难以求解。这是因为，如果仅从西方内部看，"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当然是真问题，冷战时代乃至更早时他们全力争论这种问题是很自然的。然 而，30年过去了，与冷战时代"两个平行市场"甚少互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今天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模式下，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实际上都是在全球意 义上面对挑战(从另一面讲也是面对机遇)。换句话说，福利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仅仅来自"自由放任"，就像"自由放任"面临的挑战也不仅仅来自福利国家。皮 凯蒂担心19世纪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其实如今西方右派思想家包括经济学界被视为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诸流派的忧虑也不亚于他，他们也惊呼自由市场 面临挑战，担心"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其实，无论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今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都并不大，但比19世纪的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更糟糕的一些东西，比如作为法国学者的皮凯蒂很了解的"柯尔贝主义"或者马克思当年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不会在今天的高技术-全 球化时代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呢?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今天全球范围内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更不是"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互相挑战了。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中，A与B的各自问题 既互为因果，有愈演愈烈之势，又互为浸染，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驱逐劣币皆有可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同时，其实也在向他们学 习"社会主义"(现代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低人权优势"也形成了"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之势，我曾以"昂纳克寓 言"作比喻描述过这种可能：
　2009年我在德国和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吃掉"了，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原有低质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制造业发展有限，德东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虽然第三产业大有发展，但就业率仍比西部低。 作为反对派的莫德罗很不满。为什么?因为统一后西德通过巨额"统一税"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基本拉平了两边的收入，高福利社会，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都 变得和西德一样，对资本也就不再有特殊的吸引力。于是尽管政府极力推动西德资本投资更新东部工厂，效果却很有限。西德资本宁可投资中国生产巨量的德牌汽 车，也不愿更新东德的汽车厂。
　我当时对莫德罗说，您设想过另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不可能，我们搞原来那套体制明显失败了，如果搞民主，西德有6000万票，东德只有1600万，投票我们也投不过他们呀。
　 我说，能否设想第三种如果?假如20年前，东德镇压了民主化，柏林墙仍旧，东德人仍没有自由，低工资低人权，更没有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但是，昂纳克先生 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和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对市场经济发生大兴趣，说我不搞乌托邦了，我要赚钱。政治上不变，但经济上要与西德一体 化。对西部资本完全打开大门，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给你"圈"来，工人只 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房子我想拆就拆，企业产权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工会农会一概不许有，谁来投资我有重赏，谁妨碍招商引 资我就镇压谁……如果这样，你说会有什么结果?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同样的问题我其实还问过左中右各种德国朋友，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仍追问，假如 就这样硬干了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硬这样干，东德人又忍受了，那我们看到的后果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资本不会再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 罗马尼亚，甚至都不会用土耳其劳工，他们会一窝蜂涌入东德，把东德人当农民工，一片血汗工厂在那里拔地而起，把海量廉价产品覆盖到西部市场，把那里的原有 产业全部替代……这样东德立马会发生经济奇迹，而"去工业化"和高失业率将会出现在西德。随着资本出走，劳动丧失议价能力，工会蔫了，福利垮了，一百多年 建立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都将荡然无存。当然，东德这样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腐败蔓延、环境污 染等等。但假如东德人可以忍受这一切，那么西德会怎么样呢?
　我说，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西德无非只有三个选择：一是西德人自己搞个经济柏 林墙，阻断一体化，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实际上就是现在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版。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打破柏林 墙本是你自己倡导的呀。而且其实也不可行，因为西德不可能有东德维持柏林墙的那种手段：东德可以把自己翻墙的公民枪杀在墙下，你西德能把到东德投资的企业 家枪毙吗?
　二是如果你不修这"柏林墙"，你就要把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在一体化情况下你没法跟它竞争。西德人要学做"农民工"，福利和人权必须大降，福利国家重变血汗工厂，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西德真的这样，实际上就等于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制度上讲你已经被同化了。
　三是西德的民主体制下上述变化不可能被民众接受，不管是减少自由还是减少福利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而西德如果因此发生大乱，东德就有可能用非常手段统一西德。
　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东德这样吞掉西德，当然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是血汗工厂战胜了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义"战胜民主社会主义。我问莫德罗："右派"是否乐见这种结果姑且不论，您作为一个左派，希望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坚称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当然，众所周知这样的事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作寓言——"昂纳克寓言"。
　但在其他地方，这种不良现象还只是"寓言"而已吗?实际上，这对他们的自由、福利都逐渐构成了比他们内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之争"更大的挑战。
　 然而，从皮凯蒂这本书问世后左派基本是一片叫好、反对的基本只是右派的情形看来，他们那里无论左右对于这一"天下大势"似乎都还不太明了。如果说我们对他 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了解得还很不够，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就更是无法理解，甚至往往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当然，在全球化程度没 有那么高的过去，这个缺陷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今天，这缺陷恐怕就不能不正视了。
　(相关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关于国家行为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搭配，学界还有种种说法。笔者曾在中国语境下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封建市场经济"的两分法，黄宗智曾用过"国家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分法(参加其著：《国营公司和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时代》2012年第 9期)。但是"封建"一词如今歧义太多。而黄宗智的两分法据说区别在于前者是国家一味在市场上赚钱，后者则是国家追求公平和福利。但根据这样的区别古时汉 武帝的盐铁官营岂不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板，而西方的民主福利国家自然该是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典型了。可是他又说后者的典型是薄熙来搞 的"重庆模式"，而前者则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国多数地方据说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的经济改革。同是中共治下，重庆与别地的模式真有如此对立?而按 这逻辑汉武帝不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是"新自由主义"者了?笔者不采取这种容易把人搞糊涂的名词游戏，只想指出事实上国家与市场结合有种种方式， 但基本的分野就是"为官"结合还是"为民"结合。皮凯蒂也许不理解复杂的中国，但作为法国人，他如果不想把自己混同于柯尔贝，应该是能够理解这种区别的。
　[2] "关于资本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每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45页。
　[3] 皮凯蒂用若干数字否认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这与他对资本及资本归属国的独特定义有关，当另加评述。实际上"双顺差"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资本和商品大规模对流的存在。
　[4] 有趣的是，1990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无论以基尼系数还是以顶层人口收入份额计的不平等却明显上升。皮凯蒂的书就是以2012年南非马里卡纳劳资冲 突事例作为首章开头的，显然是把这作为r>g的典型例证。而反对皮凯蒂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则认为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分化被压抑，废除种族隔离 后黑人富豪兴起导致基尼系数升高应属正常(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评〈21世纪资本论〉》，贾拥民译，载汪 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No.28，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166页)。不过，如今南非的基尼系数已经高得离谱，无论如何不能算正常了，笔者在 《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第三种看法：1990年代南非"双顺差"的消失与不平等的恶化有关。
　[5] 近20年南非不平等的扩大，主因并不是黑人富豪的兴起，而是与投资不振、制造业疲软、外贸顺差转逆差高度相关的极高失业率。参见秦晖：《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6]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年终西南财大一课题组发布调查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61，贫富悬殊"世所罕见"，远远甚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1209/200513945407.shtml)。消息一出网上哗然。 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其实一直有基尼系数统计，但并不公布，此时面对舆情，国家统计局长不得不出来说话：十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73以上，2008年 达到0.491，没有学者说的那么高，但也很高了。关于0.61这个惊人数字，局长并未一口否定，而是说抽样方法与样本量不同，"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 要的、有益的补充"。他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近期基尼系数，让"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 0.48，印度0.33。(国家统计局官网：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1/t20130118_17719.html)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04年，362～367页。说实话，公元1～1000年的数据天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
　[8] 2014年夏英国《金融时报》曾为此展开一场数据论战，参见克里斯·贾尔斯《质疑皮凯蒂的理由(1-3)》、FT社评《应该公开监督皮凯蒂的数据》、皮凯蒂回应FT的《数据问题不影响结论》等文，FT中文网2014年8月17日检索。
　[9] 这当然过于简化，实际上皮凯蒂并不想完全取消资本主义，他的对手也不想完全取消福利国家，但这仍然是"A类型"内的争论，他们基本上都不考虑A类型之外的问题。
　[10]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又见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布坎南把" 民主赤字"主要归咎于凯恩斯主义，主张"要民主，不要凯恩斯"，但实际上如今"欧猪国家"的恶性赤字是在凯恩斯理论已非主流，欧盟的"大锅饭"却敝窦百出 的背景下发生的，显然民主制本身有赤字冲动，而全球化(超国家经济一体化)使这种冲动得以释放，即便不信凯恩斯，问题也仍然存在。

2015-06-23 《领导者》杂志总第63期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5/06/2121.html

點評中國：習近平是亡黨之君，還是開創新局？

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專家 高文謙
2015年 6月 29日

今年七一，是中共建黨94週年。因為不是逢五逢十，官方不會大張旗鼓地紀念， 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的中國民眾更不會有多少人在意這個日子。它只是提醒人們一個事實：中共離「百年老店」的門檻只有一步之遙。如同一個人的生命週期一樣，中 共經歷了從誕生、青少年和壯年時期， 現在已進入風燭殘年，百病纏身，來日無多。

應該說，習近平上台前對中共的現狀是很清楚的，知道共產黨 深入骨髓的腐敗已經失去民心，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不想做亡黨之君。習上台後，用「中國夢」開局，宣稱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下大力反腐， 企圖扭轉頹勢，再造共產黨，使其起死回生，在中共建黨100週年的時候，告慰以毛澤東為首開創紅色江山的父輩。
作為紅二代出身的中國最高領 導人，習近平這樣的想法可以理解，借反腐震懾官場，樹立個人權威也無可厚非。可惜的是，他昧於大勢，反腐的目的和採取的方式，與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背道而 馳——反腐只是為了救黨保權，只反貪官（老虎蒼蠅），不反皇帝（一黨體制），現在已經騎虎難下。

習近平的困境

習 近平面臨的根本困境是，黨國體制是產生腐敗的制度根源，而他本人恰恰就是這一體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本來反腐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民心可用，但習近平怕危及 一黨天下，不敢動用民間道義資源，反而把要求公示官員財產的活躍人士抓進監獄，結果只是習王兩人與整個官場孤軍作戰，雖然佔有道義上的制高點，卻缺乏體制 內的支撐力量，勢單力孤。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既挫傷了民心，又得罪了整個官場，兩頭失塌，裏外不是人，陷入「不反腐亡黨，反腐也要亡黨」的兩難困境之 中。
本來，習近平凖備重判周永康，借其項上人頭，來震懾官場，彰顯鐵腕反腐的決心，但遭遇滑鐵盧。對周永康來說，其實判死緩和無期並沒有什麼實質區別， 但黨內高層就是不買習的賬，由此可見習王的孤立，不得不做出妥協，高層反腐到此為止。在此之前，反腐已經受到黨內各方的抵抗和反彈，顯示出大局逆轉的跡象 ——先是兩會期間曾慶紅的秘書高調反擊中紀委「慶親王」的影射文章；接著，郭文貴在海外揭胡舒立的隱私，影射王岐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成為大局逆 轉的重要節點，此後高層反腐戛然而止。
除了來自黨內的抵抗之外，令反腐大局逆轉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全面下滑，實體經濟一片蕭條，長期 積累的房市泡沫、地方債務泡沫、內貶外升的虛假匯率三大問題逼近同時爆發的臨界點，經濟已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更讓問題雪上加霜的是，習王反腐得罪了整個 官場，集體懶政怠工不作為已經成為官場的「新常態」。在這種情況下，習王不得不調整反腐的力度，軟硬兼施，說服官員以大局為重，為黨分憂。
但 是，習王鐵腕反腐破壞了多年來中共官場的潛規則，重搞毛時代的你死我活，一人落馬，全家遭殃，讓中低層官員感到心寒，離心離德，表面上敷衍，實際並不真出 力。「一帶一路」雷聲大雨點小，遲遲落實不了就是例子，急得李克強幹著急沒有辦法。而在黨內高層，習王反腐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人，特別是以反腐為名集權，摻 雜私貨，為了扶植習家軍在中共十九大上位，把擋路的團派和江派綁在一起打，炮製周、薄、徐、令「新四人幫」的做法，受到高層各派的聯手抵制，處境相當孤 立。

反腐能否救黨？

習近平雖然大權在握，反腐也佔據道義 的制高點，但中共官場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屁股是乾淨的，反腐動了官場所有人的蛋糕，與整個體制為敵。如果不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反腐只是在挖黨的牆角，自毀 形像。借用最近《中國紀檢監察報》的說法是「反腐敗是把雙刃劍，打的是違紀違法黨員幹部，疼的是組織，損害的是黨的形像。」因為大家都在共產黨這條船上， 把船弄翻了，誰也不會答應。這就是習王反腐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孤掌難鳴，受到眾多制肘反撲，搞不下去的原因。
習近平鐵腕反腐，攪動了江胡時代的一潭死水，已經沒有退路。中共高層內部已經為此撕破了臉，目前達成的妥協只是暫時的平衡，隨時可能打破。習近平以 反腐開局，為了救黨，反而危及了共產黨統治的穩定。如果反腐不了了之，習近平的新政也就壽終正寢了，而且打虎不成，反被虎噬，勢必遭到反對勢力的清算，這 是習近平現在最大的心病。
習近平生逢末世，心高命薄，雖想力挽狂瀾，但志大才疏，缺少歷史的大視野，囿守一黨之私，沒有勇氣開創新局。他上 台後在內政外交上四面出擊，八面樹敵，幾乎得罪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人權狀況急劇惡化，老百姓非但沒有得到反腐的實惠，反而受到各種打壓，生計上陷入困 境，黨內外人心思變。習近平雖然不想做亡黨之君，但這種搞法，明顯逆歷史潮流而動，已經把上台時的一盤好棋走成死局，照這樣下去，能不能撐到中共建黨 100週年，只有天曉得。
（責編：董樂）

本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6/150629_cr_xi_jinping_anti-corruption

容克對希臘債務危機會談感到「背叛」

2015年 6月 29日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表示，他對希臘在就其債務危機所舉行的談判中所表現出的「利己主義」感到「背叛」。

他表示，希臘的提議是「拖延的」或者是「被故意更改的」，希臘人民「應該被告知真相」。
但容克也表示談判的大門仍然是敞開的。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呼籲就希臘拯救方案進行全民公投。與此同時，希臘的銀行關閉一個星期。
歐洲和亞洲的股市也受其影響大幅下跌。
容克說，希臘危機的談判並不是一場遊戲。他說，要麼大家都輸，要麼都是贏家。
他還說，齊普拉斯「單方」決定就此舉行全民公投，使談判無法進行下去。
但希臘政府就容克的話評論說，在談判中顯示良好的信任和責任的必要因素就是真誠。
容克說，他仍然相信希臘不應該退出歐元區，這不是一個選擇。他堅持說希臘債權人的提議更公平，因為它意味著「不用削減工資和養老金」。
在與希臘的談判破裂後，星期六（27日）歐洲央行決定不再向希臘銀行延長緊急救助資金。
希臘也決定從本周一開始關閉銀行一個星期，但人們可以利用取款機提現，每天不能超過60歐元。
編譯：凱露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6/150629_greece_juncker

BBC記者博客：上海金山PX項目引發抗議

 杉麗雅（Celia Hatton） BBC駐北京記者

上個星期，中國上海市郊金山區成千上萬民眾連續6天走上街頭舉行了抗議活動。

他們認為，政府計劃在金山新建一家生產PX的化工廠。
PX也就是對二甲苯，是製造化纖衣物和塑料瓶的重要材料。
在金山參加抗議示威的民眾人數每天都在增加，當局似乎一直在容忍他們的行動，直到他們進入了上海市區的金融中心。
在這種情況下，武裝警察迅速出動，制止了抗議示威。警察在星期六拘捕了數十人，把他們帶上三輛大轎車拉走。
一位示威者解釋說，那些喊口號的示威者被帶走了，他們喊的口號是「化工廠離開金山」。
這位示威者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全名，僅僅說自己姓張。
張先生對BBC記者說，還有一些示威者仍在關押之中，但是他不清楚一共有多少人被捕，還有多少人處在警察的監控之中。
記者試圖打電話詢問金山和浦東區警方，但是電話沒有人接聽。
另一位姓陸的示威者對記者說，他們之所以舉行示威抗議，是因為在金山已經有無數的化工廠，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患上癌症，他們已經不能容忍再建化工廠。
此前在中國的其他地區也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建PX工廠的抗議示威，其中包括廣東和雲南。
越來越多的受到良好教育和比較富有的居民正在出面反對在他們的居住地附近興建化工廠，他們對政府的保護措施缺乏信任。
上個星期二，在經歷了兩天的抗議示威之後，金山地方政府試圖安撫民眾，聲稱新的工業園區計劃只包含一個「先進的」PX精煉工廠，而不是一個生產廠。
政府的意思是，精煉工廠對周圍環境的破壞將不會像生產廠那麼嚴重。
但是，這並不能緩解民眾對建廠的反對和抗議。
陸先生說，「我們不管這是一個生產廠還是一個精煉廠，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化工廠。任何化工廠都會有化學廢料，我們對大量的廢料感到非常擔心。」
（編譯：躍生 責編：橫路）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6/150629_hatton_blog_px

普京民意创新高 学者说无实际价值

来源: 

美国之音

普京两个星期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武器展上发表讲话(2015年6月16日 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创下新高。但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民调可信
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日益深化之际，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目前为89%，创下新高。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有66%的民意支持。
作为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的“列瓦达”中心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并较少官方色彩，因此在许多批评政府的知识界人士中受到尊重，他们认为这家中心的报告可信性较强。
普京支持被夸大
曾经担任过俄罗斯一家大型社会研究机构领导人的爱德曼说，俄罗斯各家民调机构发表的普京民意支持率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凭借他多年从事民调和社会研究 的经验，普京的民意支持被夸大，但并不意味着“列瓦达”中心等民调机构在造假撒谎，或是专门发表让当局高兴的民调。他说，在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民众不愿意 对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讲真话，特别是当提出的有关问题带有政治色彩时，人们更非常小心谨慎。人们害怕一旦回答错误，或是回答的结果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不相 吻合，他们会被安全机构注意，惹上麻烦。
社会学者爱德曼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中，有勇气公开挺身站出来反对当局的人占极少数，反感普京政权的人往往不愿意暴露政治观点而回避民调，而普京的铁杆支持者和远离政治的人却愿意参与民调，而且关心的是如何正确回答问题。
怕说真话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确实有一部分人真的支持普京，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没有人能知道真实画面。俄罗斯没有自由的政治空气，人们都害怕说真话。
施奈德尔：“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支持普京。当人们接到民调的电话，社会学者问他们是支持普京还是反对普京时，人们考虑的仅是别答错了问题。当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宽松自由时，人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专制体制共同特点
学者爱德曼说，普京拥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是许多专制政治体制领袖的共同特点。但关键问题是，如果爆发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失败，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减 弱时，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究竟拥有多大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少拥有高民意支持率的专制政权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几乎在一夜间迅速垮 台。
目前流亡巴黎的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古利耶夫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20多年前被处决，而包括齐奥塞斯库在内的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在被推翻的前几天或是前几个月，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能高达80%到90%或更高。
前克里姆林宫智囊，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因为俄罗斯的选举没有内容，没有竞争，如同走形式。选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们感到无法影响政治生活，所以选民也就机械性地回答民调中的问题。
无人关心普京命运
俄罗斯一家互联网报纸认为，普京的真实支持率可能不到15%到17%。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几个月前遇害后，普京有十多天没有露 面。这期间有关普京死去，普京被软禁，普京下台，发生政变等各种谣言在首都莫斯科满天飞。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站出来公开呼吁保卫普京。给人的印象是， 人们及其冷漠，根本不关心普京的命运。
但也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动荡的90年代后，多数俄罗斯人都盼望稳定。而普京恰好是社会稳定的象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6%99%AE%E4%BA%AC%E6%B0%91%E6%84%8F%E5%88%9B%E6%96%B0%E9%AB%98%7C%E5%AD%A6%E8%80%85%E8%AF%B4%E6%97%A0%E5%AE%9E%E9%99%85%E4%BB%B7%E5%80%BC.html

台湾金曲奖歌曲《岛屿天光》遭大陆官方封杀

来源: 

BBC

《岛屿天光》被广泛视为“太阳花学运”的重要歌曲之一。
中国大陆官方宣传部门下令，不能报道《岛屿天光》在上周六（27日）的台湾金曲奖获得最佳年度歌曲的消息。
《岛屿天光》一曲2014年时由台湾摇滚乐团灭火器乐团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共同为2014年3月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创作的台语歌曲。曲名中的天光是指天亮。而且这首歌期也被广泛视为“太阳花学运”的重要歌曲之一。
在“太阳花学运”结束后，台湾一家唱片公司在2014年12月30日发行了《岛屿天光》的单曲，而在上周六台北举行的第26届金曲奖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年度歌曲。
中国网站暂停转播
其实，中国大陆的腾讯网站在上周六也转播了台湾金曲奖颁奖礼的实况。不过，和中国大陆电视台在转播现场节目往往采取延时播出的做法一样，腾讯网在转 播台湾金曲奖颁奖礼时也延迟了2分钟播出。据中国网友表示，当台湾颁奖礼现场宣布《岛屿天光》一曲获得最佳年度歌曲时，腾讯网临时暂停了有关转播，等到 《岛屿天光》获奖的环节结束后才恢复转播。
而灭火器乐团在上台领奖时则表示，虽然这首歌曲是他们创作的，但这首歌是属于太阳花学运每个努力的学生的，并说，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台湾继续成为更美好的国家，天佑台湾”！
随后，中国官方宣传部门下令，所有网站都要查删有关《岛屿天光》获奖的相关新闻。
BBC中文网记者检索发现，除了南方网外，在中国其它官方媒体网站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有关《岛屿天光》获奖的新闻报导。
中国网友评论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也有不少网友就此事发表评论。
其中一位网友说，“历史上也许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有那么一段激昂的旋律，音乐不需与政治苟合，可好音乐却能推动政治，金曲奖的评审们眼光真的很好，不愧年度歌曲。”
另一位网友则问，“突然发现在网络上找不到灭火器乐队的《岛屿天光》了，之前是可以听的，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位网友则表示，“天天喊着两岸一家亲，台湾是我们的，可你知道对岸的人们在想什么吗？《岛屿天光》真要被禁为什么之前不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5%8F%B0%E6%B9%BE%E9%87%91%E6%9B%B2%E5%A5%96%E6%AD%8C%E6%9B%B2%E3%80%8A%E5%B2%9B%E5%B1%BF%E5%A4%A9%E5%85%89%E3%80%8B%E9%81%AD%E5%A4%A7%E9%99%86%E5%AE%98%E6%96%B9%E5%B0%81%E6%9D%80.html

亚投行签署协定，中国为最大股东拥否决权

来源: 

路透

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周一正式签署协定，从而进入成员国立法批准程序，并计划于年底前正式成立。第一大股东中国在亚投行持股比例为30.34%，该行将同现有国际发展金融机构实现互补。
中国财政部网站新闻稿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
亚投行协定规定的生效条件为：至少有十个签署方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根据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实缴股本2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
目前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为第一大股东，印度、俄罗斯分别以83.67亿和65.36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列第二及第三。
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印度和俄罗斯投票权分别为7.5%和5.92%。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逐步稀释。
总部设于北京的亚投行设立一名行长，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预料将出任首任行长。
在57个创始成员国中，有50个国家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正式签署《协定》，其余7个国家则见证签署仪式，可以于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 示，各国签署《协定》后，仍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前需要有十个成员国(合共股份不少于50%)完成批准程序后，亚投行才可以正式运作。
亚投行于2014年开始筹组，截至今年三月底，创始成员国达57个，来自亚洲、大洋洲、中南美洲、欧洲、非洲等区，美国及日本暂时表态不加入。台湾未能成为创始成员国，但中国大陆国台办证实，台湾日后仍可成为亚投行的新成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4%BA%9A%E6%8A%95%E8%A1%8C%E7%AD%BE%E7%BD%B2%E5%8D%8F%E5%AE%9A%EF%BC%8C%E4%B8%AD%E5%9B%BD%E4%B8%BA%E6%9C%80%E5%A4%A7%E8%82%A1%E4%B8%9C%E6%8B%A5%E5%90%A6%E5%86%B3%E6%9D%83.html

防挤兑，希腊银行关门一周

来源: 

德国之声

希腊债务危机加速恶化。欧洲央行宣布将紧急援助贷款冻结在现有水平后，希腊各家银行将暂停营业，股市也将休市。
与援助方谈判破裂之后，雅典政府抛出非常措施。首先，该国所有银行本周一暂停营业。此外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这意味着，在自动取款机提取现金的数量 将有所限制。根据官方说法，银行将在7月6日才恢复营业。希腊人每天在取款机上提现的最高限额为60欧元。这证实了媒体此前的相关报道。
外国游客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雅典政府表示，外国人可以自己国家发行的信用卡继续在提款机上不受限制地提取现金或转帐。
雅典股市本周一也将休市。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周日晚间发表电视讲话称，由于欧洲央行决定将针对希腊银行体系的紧急援助冻结在现有水平，雅典政府制定以上措施加以应对。齐普拉斯关闭银行是为了避免这个深陷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破产的国家进一步出现挤兑以及资金出逃浪潮，导致银行系统彻底崩溃。
齐普拉斯试图安抚国民
齐普拉斯在讲话中呼吁希腊国民保持镇静。他称，希腊银行客户的存款是安全的，公民的工资和退休金仍然得到“保障”。此外，他还表示已经向欧洲理事 会、欧元集团国家政府首脑、欧洲央行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申请延长援助项目。“我期待他们对这个具有基层民主性质的请求立即作出回答，”齐普拉斯称。 他同时再次指责出资方“敲诈和不公”。
欧洲央行拒绝加码援助
欧元集团财长上周六在布鲁塞尔决定，不再延长周二到期的援助项目。欧洲央行随后在周日表示，将把针对希腊银行系统的紧急援助冻结在约900亿欧元的 水平。欧洲央行此举将了希腊一军。因为迄今为止的高额援助款显然已经几乎耗尽。而欧洲央行本应该大幅提高紧急援助贷款额，以应对希腊今后几天可以预料的资 金外流。
希腊的局势也因此明显恶化，惶惶不安的消费者和企业将账户上的大笔资金提出，以便一旦国家破产、退出欧元区后，自己的欧元资产不会受损。希腊国内大量自动提款机上周末便现金告罄。据称，仅仅在过去几天里，担心财产损失的希腊人便从提款机取走约10亿欧元。
在希腊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在7月5日就援助方提出的建议方案举行公投后，欧元集团财长上周六在布鲁塞尔表示，进一步延长对于希腊的援助项目已经没有 基础。这样希腊便将面对155亿的资金缺口，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所提供的援助款项本可以用来加以填补。与此同时，现有援助项目在周二到期后，雅 典政府还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还款16亿欧元。雅典方面很显然也拿不出这笔钱。
希腊政府宣布进行公投，被视为危机恶化的标志，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对此作出反应。周一东京早市欧元兑美元为1：1.0955，下滑1.9%，为近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欧元兑日元下跌超过3%，达到5周新低。瑞士法郎兑欧元上涨1%，英镑上涨1.1%。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9%98%B2%E6%8C%A4%E5%85%91%EF%BC%8C%E5%B8%8C%E8%85%8A%E9%93%B6%E8%A1%8C%E5%85%B3%E9%97%A8%E4%B8%80%E5%91%A8.html

东步亮：PX已成中共不被信任的代名词

来源: 

东网

上 海金山区上万市民走上街头抵制PX项目的游行示威，已持续至第五天。上海官方近几天一再表示，上海化工区“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PX项目”，6月26 日，上海市政府又举行市民意见征询会，并要求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终止本次规划（修编）环评。上海官方事发以来“掏心掏肺”地讨好民众，但仍未能获得信任。民 众上街“散步”的脚步，恐怕最近几天之内不一定能停下来。
金山的反PX事件，延续了以往发生在厦门、青岛、宁波、什邡、成都、昆明、茂名等地反PX事件一贯的发生发展路径，即官方的决策民众事先毫不知情， 民众突然获悉后深感愤怒，旋即自发集体上街和平“散步”，官方定性民众合法表达诉求为“非法聚会”或“非法游行集会”，并使用暴力进行镇压，最后官方迫于 舆论压力收回成命，暂时使事件平息，过一段时间再秋后算帐，将主要参与人一一抓捕判刑。略有区别的是，相对于去年的茂名PX事件，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此 次处理问题稍显文明一些，没有出现如茂名那样多的流血事件，且开了一个“意见征询会”，听取了民众意见，愿意与民众代表对话。
这几年频发的反PX事件，已经使PX这个专业术语得到了较高程度的科学普及。人们已经知道，作为化工生产中非常重要的原料之一，PX（对二甲苯）并 没有人们恐惧的那样有那么大的毒性，它是一种低毒的化学物质。在台湾、新加坡及国际上很多城市，PX项目都设在城市附近，并未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做 这方面的解释工作，可以说，每次反PX事件，政府都要花极大力气和很多财力去进行说明，但是效果都不佳——人们根本不听解释。中共的官员们也很头痛，为何 中国的民众都是“刁民”，都这样“冲动”、情绪化和不理性，而不愿意静下来听听专家和政府的解释，认真理性地思考一下？
其实中共官员们始终不会明白，可能明白了也很难接受：无论厦门、茂名还是金山，每次民众反PX，很大程度上反的并不是PX项目本身，而是反对中共 ——反对中共的态度和做法，反对中共不顾民众死活，只要经济效益和GDP，不要生态和环境；反对中共官员漠视民众的利益，为了一己之私利牺牲公众利益；反 对中共在处理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反对中共任何问题都对民众隐瞒、欺骗；反对中共动辄使用暴力和定性民众为暴民……如此等等。
总之，PX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它是中共蛮横的象征，是中共不被信任的代名词。当有任何与PX有关的项目出现时，民众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共在以往各个相关城市PX事件上给民众留下的刻板印象，不反对都不行。
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还想要上马PX项目，恐怕都很难，几乎肯定会面临同样的抗议。中共如果不实行民主，不改变目前这种蛮横的体制，不改变对待民众的态度，不改善自身的形像，不从PX之外的路径想办法，这样的抗议也会越来越多。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px%E5%B7%B2%E6%88%90%E4%B8%AD%E5%85%B1%E4%B8%8D%E8%A2%AB%E4%BF%A1%E4%BB%BB%E7%9A%84%E4%BB%A3%E5%90%8D%E8%AF%8D.html

卡瓦娘吉||不辞而别，原谅这颗躁动不安的心

2015-06-29 书袋旅行shudailvxing

【按：卡瓦娘吉，真名娘吉本，1989年生，青海海南人，藏族青年诗人，作家，童话故事撰写者，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2014年与朋友拍摄完成《雅砻江边的孩子》微型纪录片，并且出版童话绘本《飞蛾》。他自己如此描述《飞蛾》：这是一本绘本，他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人与飞蛾之间的故事。两个被抛弃的生命在这里相遇，彼此倾诉破败不堪的命运，但因为爱的降临，所有的一切都将改变。2015年6月26日19时30分许，娘吉本进入青海湖边的江西沟莫热村一社，在拆解一张非法捕捞湟鱼的渔网时，不慎陷入湖内水坑遇难，享年26岁。】

【为悼念卡瓦娘吉，分别从他的微博（昵称：卡瓦娘吉）与微信公众号（卡瓦娘吉）中选取了部分中文文字，做出一篇长文，用以纪念这位充满爱与悲伤的年轻诗人。本篇长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卡瓦娘吉的微博中选取了部分汉语文字，时间从2014年4月到2015年6月为止。第二部分为其诗歌，第三部分为他的一篇散文《回乡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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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

1.一九五八年，也许这是普通藏人第一次记住的公历年号，但人们是容易健忘的，他们变得不那么喜欢提起那段刚刚过去的，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历史。可是有那么一群人，在那么一段时间里，无缘无故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那些大背景下的小人物们的命运，不再有人去关注，因为这是个正在失去悲悯的时代。

2.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再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2014年5月

1.我还是会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稻草人会起舞，穿过夏天的森林和冬天的风雪过后，你终会抵达。

2.也许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朝向不同的方向奔跑；但我们作为同样的人类，有着同样的悲伤和同样的希望，向往美好的未来、幸福和欢乐、爱情和自由，希望拥有温馨的祝福、陪伴和牵挂。我知道有些事终将流逝，像岁月，像青春；只有祝福与你相伴，祝你好运！

3.我喜欢那些内心孤独的人；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教派的人；我喜欢那些用自己独到的视角理解世界的人；我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憧憬未来。

4.我幻想有个孤立的小岛，一间房子，满满的书和爱情，有你，有我，还有无尽的欢乐。想到这里，有些疼痛，感动和希望，在极热的胸口旋转。

5.这座小城寂静而喧哗。西宁的街道上已看不见你的背影。我回过头去，看见七年前的我们还在街上盲目地游荡。永无止境的忧伤里因为有你，我心存温暖，也有悲凉。只希望和你一起漫步在青藏公路上，在黄昏，在青海湖边，在一次美丽的夏天。我想念你，你却消失在如尘土般的众生里，没有留下任何足迹让我寻觅。

6.昨晚梦见你喝酒了，然后睡在冬天的街上，我不顾车流冲过去，把你抱上，我发现你的身体变得冰冷而僵硬。我害怕你已死去，因此撕心裂肺地把你紧紧拥着，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开始慢慢暖起，像春天来到大地上，像雪原在太阳下融化。我听见生命的气息再次穿过你的鼻孔。我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悲伤。

7.在这个绝美又让人绝望的世界上，你们这般美丽。美是你们的幸福，也是你们的悲剧。因为美，你们活的高傲，因为美，你们时常忧伤。你们的一生是爱情，也是悲情。我永远欣赏你们，却不敢拥有你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悲伤因你们而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欢喜也是因为你们而存在。谢谢你们，祝你们好运！

8.很多时候，我会想起盗梦空间中那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没有岁月流逝，没有浮躁不安，只有两个相爱的人，两颗无比单纯的心。如果爱情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拥有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如果这一切并不是幻想，那么我对所有的年轻人，憧憬爱情的人，祝你们好运！

9.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已经很糟糕，一直都是，爱和承诺，公平和正义从来都没有降临于人世，我们的人性中充满了自私，欲望和残忍。

10，爱情就像春天的细雨，天刚要亮的时候下在干枯的草丛深处，带着温暖，带着希望，带着美好的早晨。爱情也像每一次我们都会看见却不再去理会的晚霞，燃烧着，猛烈地燃烧着，然后变成一把灰烬。

11.我一直都想要给你一个家的温暖。但我知道，对于生活，一颗真诚的爱情无足轻重。我为何一直舍不得放下，一半是因为爱慕，另一半是因为心疼，不忍心让你独自承受来自生活和生命的各种不幸。

2014年7月

1.度母看到尘世间的悲欢离合，忍不住流下眼泪。一滴眼泪落入凡间，此后便有了这颗绿松石。永不停歇的时间的流逝中，生生世世的轮回与生死中，我独自为你封存这棵绿松石。千百年后若能获得一次与你擦肩而过的缘分，我愿为你献上这颗真如天空一般永恒的绿松石，只为看见你的回眸，然后嫣然一笑的瞬间...

2014年9月

1.我看见那些政治家和宗教家，滔滔不绝地描述他们的宏伟计划，告诉我们未来由他们来替我们完成时，我不喜欢他们的发型，领带和袈裟。不喜欢他们走路的样子，微笑时堆满脸上的皱纹。他们是一群生了锈的“人”！

2.每当我像一名游客或移民一样站在故乡的土地时，每当我从书本上读不清我的祖辈们为了保卫故土而浴血奋战的历史时，每当我看见那最后的故乡——母语，也从我们的言谈举止中慢慢流逝时，我都决定做一名“生活”的叛徒。

3.我的好，我的坏，我的异类，我的虚荣，我的自私，你们都可以拿去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经历不一样。我的怨恨，我的骄傲，我的不真实，我想要的伟大，都可以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4.“小时候，大人轻轻揪住两只耳朵把小孩子夹起来，然后问：看见拉萨了吗？小孩子答，没有啊。抬得更高一些再问：现在看见拉萨了吗？耐不住痛的就会说，看见啦看见啦。这是我们孩童时唯一一个就算脸颊和耳朵很痛却还乐此不疲地玩着的游戏。”

5.当一颗树不再炫耀自己叶繁枝茂，而是深深扎根泥土，它才真正的拥有深度。当一颗树不再攀比自己与天空的距离，而是强大自己的内径时，它才真正的拥有高度。树的生长需要深度和高度，人的成长同样需要深度和高度！当一个人不再是炫耀，而是照耀的时候，他的生命将变得真正的富有

6.“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

2014年11月

每一次偶然的相遇，都会成为美好回忆的一部分。我们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也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会记住彼此的微笑，还有琐碎的不完整的只言片语。而这一切，将会构筑我那隐形的世界。

2014年12月

1.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

2.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3.我总觉得海子或顾城说过什么话，关于恋爱的；却又总是想不起具体说了些什么，也不愿再去翻阅查找。在这世上每个人应该有过一些关于恋爱的言论，或深或浅，或经典或平凡。唯有不变的，定是对恋爱的迷茫。人类是容易虚妄的，也容易胆怯的，在恋爱中，没有人是理性的。若在恋爱中坚持理性，定是残忍的。

2015年1月

1.我们是一个被自己感动的民族。

2.远离消耗你的人，也不要做消耗别人的人。你无法唤醒那些装睡的人，但你可以成为这个浑浊世界中清醒的那一个。

3.时间流逝之后，我们站立在没有时间的一片虚空中，遇见彼此时眼里一片虚空，说出话时声音里一片虚空，拥抱时，身体也是一片虚空。

2015年2月

1.唯有勇气，才能打开未来的门，那些尚未打开的宝库。

2.所有的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所有的一切都在烟消云散。关于祖先的，关于历史的，关于记忆的，都在消失，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消失，却素（束）手无策。

3.“贫瘠的山梁追赶辉煌的落日，草原荒芜不见白云归巢，淳朴牧歌渐行渐远湮灭于尘世的喧嚣，不再有狼烟四起，不再有烟尘中的马蹄哒哒……”

4.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也许就是这片草原上生活过的最后一批牧民。我曾经在那样一片草原上跟那些最后的牧民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然后渐行渐远。（照片摄于故乡，2014夏）

5.如果有一天，在茫茫人海里，我突然伸出手，去抓住另一个人的手，并不是因为我懂得这个人，也不是因为这个人懂得我，而是因为我希望去读懂一个人，也希望让一个人来阅读我，就算结局是一个读不完的故事，我也无憾。

2015年3月

1.我永远悲伤，就像我永远爱你

2.不要那么孤独，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我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3.当万马奔腾时，我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你。每当我闭上眼睛时，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你。就像漆黑的夜里随意抬头时，我们都能看见的月亮。就像每一个清晨从梦中醒来时，我们都能看见穿过窗帘的阳光。

4.我们一路奋战，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5.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好美丽，一起漂泊一起流浪岁月里全是醉人的甜蜜，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6.我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不管它是不是诗意的。我想表达内心深处最激烈的思绪，无论它是不是完美的。【一个人的周末】

2015年4月

1.我在这里游荡，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向陌生人张望，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见更加陌生而荒芜的世界。我知道在这座城里，我留下了太多的情感。再见了，像烈火般燃烧的心。我想要用天空般永恒的沉寂来诉说我的爱，我的不舍，我的软弱和坚强！

2.不是因为有了眼睛才看到你欢笑的脸，而是因为有了光，才看到世间万物。光的覆盖面积决定了人类视野的开阔度。因为光能抵达多远，我们就能看到多远。如果光在心里，迷雾将会散去，万物皆显无相。

2015年5月

1.黑夜其实从来就不是黑的，黑夜里，合欢花还是红的。毛绒绒的紫藤花还是紫白色的，和黑夜还是白天没有关系。就像，我想你，和黑夜还是白天没有关系，和晴天和下雨没有关系，甚至和你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尽管我还是会尽量让你知道，想到这里，于是欢喜。

2.有时候宗教和政治一样，只接受赞美，不接受批判和怀疑。

3.你记住了每一个人，而我只记住了你一个人；你为所有人微笑，而我只因你一人欢乐。我只会记住那些与我相同的人，能和我一同哭泣的人。我用没心没肺的欢笑来掩饰内心深处的悲凉，绝望和迷茫。总有一天，我依然会搭上一辆去往任何方向的大巴，在某个偏僻的小镇上扔掉背包和梦想。

4.今年，二战结束已经七十年，这就意味着，如果将二战作为现代秩序最终成型的重要事件，那么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已经年逾70。这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一批人，他们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失序到秩序的形成，他们的思想中带有更为深切的历史烙印和特殊的时代命运，并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心灵。

5.我去了很多城市，都是一些没有你的城市。我在每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带着一生的渴望等待过你。

2015年6月

1.雨水像某个悲伤的人 // 在某个寂静的时刻突然崩塌 // 从遥远的天空倾泻下来 // 打湿了青海湖冰冷的脸颊 // 此刻，我坐在门槛上 // 等待一个只身打马过草原的人 //（2015.6.2）

2.一年又一年，我平静的好像死了。我在梦里大闹天宫，无法无天，醒了之后刷牙洗脸。我失败的像一只被钉在墙上的死蚊子，堕落的都没有尊严。

3.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个美好的人，无论现实如何变化，我都不屈不饶地坚持美好的人生。

4.要么一辈子待在家乡，住同一个屋，睡同一张床。要么远离熟悉的一切，不断地越过边界，在世界上流浪，永远漂泊。

5.我们习惯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现在和未来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过去，都在流逝。那不断成为过去的，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未来是过去的消失，是毁灭，死亡和寂静。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就像石头里不会开出花朵，人不会长出翅膀，天空永远会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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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娘吉汉语诗歌六首

《一只白鹤》

风撕碎着云
天空里一无所有
独自下沉
在风的翅膀上游离
干枯的双目，漂浮

一只白鹤，飞过天空
一切在那一刻开始生辉
天空中多了一份留恋
我时不时抬头，干枯的双目
忘了每一个苦难的夜晚

一只白鹤，飞过河流
所有的山脉像一首悲伤的歌
我想象着，疲惫
飞翔中一切不幸的美丽
燃烧的黄昏，一把灰烬

一只白鹤，落在梦里
我在墙角画满天空
凌乱的草，充满泥味的池塘
忧伤的季节
一只落在梦里的白鹤

2013.11.21

《末日》

我等待着末日降临
等待着一切化为乌有
当太空中一声巨响之后
时间回到太初，万物宁静

在时间的顶端
我重新启程，带着粮食
带着希望和光明
带着健康的身体和灵魂

我需要一个港湾
让漂泊不定的心灵驻足
我需要一个一米六的床和被褥
女人和家庭

一切、竟是虚无
哭泣啊！我整夜里哭泣
眼泪就像永不干枯的海洋
我却已忘记我为何这般痛苦

2013.9.6

《离歌》

是谁在这夜里哭泣
像是来自地狱的哀怨
她为何那么痛苦
哭声中尽是悲凉的空虚

这声音如此熟悉
像是从我内心深处的
某个角落里响起
像是在曾经的
所有夜晚的梦境中回荡过

是谁的双臂缺席了
当我们需要拥抱的时候
对着夜晚的黑，发楞
双手紧握着自己

又是谁在这夜里欢笑
啊－这悲伤的欢笑声
在黑暗的高空旋转
像是某个秃鹫在欢笑

我将在黎明时分离去
带着那些正在破碎的梦想
去草原深处寂静美丽的山坡
安葬，和我年轻的身体
我这年轻而有些颓废的身体

2013.9.4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不辞而别
带着一半的快乐，一半的忧伤
搭上一辆去往任何方向的大巴
或在半路下车，随风而去
请原谅我这颗，躁动不安的心

如果有一天，我敲开你的梦
在黎明时分，或在寂静的深夜
请别把我拒在门外，别说我陌生
我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地赶来
只为了，与你一见

2013.8.21

《晚安》

晚安！在这一刻入睡的每一个人
孤独而有些悲伤的
在某个大街或十字路口还在溜达的人

晚安！在这一刻想着远方的每一个人
从黑色的夜的深处眺望未来的
在某个日记本上还在涂抹梦想的人

2013-1-8

《诗不能当饭吃》

我想要用一生的时光
在一座石头上刻满我悲伤的诗句
因为诗不能当饭吃
石头也是
从石头上吹过的风也是

从石头上吹过的风
真美
就像悲伤的孩子坐在石头上哭泣

从石头上吹过的风
真美
就像我爱过黄昏时穿过草原的马群

黄昏时穿过草原的马群
带着被人类遗忘的伤疤
在夜晚寂静的深处嘶鸣

201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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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娘吉散文

《回乡笔记》

既然此生的我们都是神鹰
那么就一起飞翔吧
飞到神山的顶端请为我逗留一刻
下辈子能否投胎成鹰
我们都无从知晓
就算依然会成为神鹰
也不知能否一起飞翔

——《安多民歌》

我喜欢那种坚决要飞翔的姿势，也欣赏那种执意要远行的勇气。但我并非神鹰，因此也没能自由飞翔。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远行的梦，在远方都有一个回乡的梦，而我一直在远行和回乡的路之间跋涉。

我到家乡的时候，家乡已到了秋末。我站在十字路口，如同一个陌生的人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四处张望。当我走进村里，跟那些相识的人打招呼，跟那些不相识的人也打招呼的时候，我发现小时候的玩伴，都已成家，结婚和生子。只有我还像一个一直没能长大的小孩一样，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

年轻的人们骑上摩托车聚集在小镇的三岔路口，冷风正在撕碎着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他们的脸色苍白，双眼无光，青春的印迹不复存在。风吹打着他们乱蓬蓬的头发，当他们欢笑的时候我看见黄色的牙齿和没有血色的舌尖。但没有人谈论冬天和寒冷，他们只对女孩们的电话号码感兴趣。我知道，这就是生活。

我回乡了，在美丽的青海湖畔，我的双手如同蓝色的天空一样贫穷。对于生活，眼泪也是无济于事的。我需要学会坚强，但我看见我内心深处的脆弱、爱和悲伤。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永远都不能学成像牦牛一般的坚强。生活就像钢铁一样摆在我的眼前，我没有退路，但前进一样是绝路。

冷风吹打着公路两旁的铁丝网、电杆和电线，草原的脊背上只有一片黑色的尘土，这些尘土从大风中起飞，在空中飘扬，漫无目标。我看见这些尘土的孤独，看见青海湖畔的大风与这些尘土一样孤独。青海湖畔的公路上车流如河。风滑过那些轿车的窗户后跌落在晚上，变的一声不响。

这是个寒冷的秋末，一群群大雁应该从天空飞过吧，但我不曾留意，因为土地的沉重，我没能欣赏天空中梦想的远航。

高原的天空很蓝，蓝的让人有些悲伤。我就在这样的天空下活着，和其他人一起过着生命里的那些日子。这有点诗意，诗意的有点孤单，孤单的有些凄凉。母亲让我离开她的身体便是一种无声的诉说，就是告诉我，生活需要我们独自去承受，人生需要我们独自去面对。

我的祖辈是游牧民，如今的他们已成定居。我看见他们喝着啤酒和青稞酒，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往事，比如女人和那些漆黑的夜晚。但我从他们的脸上变化着的光阴中看见生活的根基已经在开始崩塌。

家乡的人们在秋收，我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手握农具，干着和他们一样的活。我想起托尔斯泰走进田里干着农活的情景。阳光明媚，土地肥沃，一位老人伫立在蓝天下，疲惫而愉快。他说：“我唾弃自己所在的阶层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那根本不是生活而只是像生活而已。” “我开始接近那些穷苦、朴素、没有受过教育的信仰者，虔诚的香客和农民。” “于是我渐渐爱上了那些人。” “农民、那些创造了生命的人的活动，在我看来成了唯一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再后来，家乡的人们开始放牧，我又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赶着牛群走过山坡，唱一首老掉牙的牧歌。那时候我想起黑塞，想起他写过的哪一篇《农舍》，“如果有许多人，像我似的由心底里鄙视边界，那就不会再有战争与封锁。可憎的莫过于边界，无聊的也莫过于边界。” “我将带走我的心，在山那边我也每时每刻需要它。因为我是个游牧民，不是农民。我是背离、变迁、幻想的崇敬者。” “是个追寻者而不是保管者。”

我爱着托尔斯泰，也喜欢着黑塞。我羡慕那些在这片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人们，也向往那些不断的越过边界，在那些陌生的港口和城市，以及旷野上流浪的人。

我们的胸中总有一颗燃烧的心，心中总有一个勇敢的梦。本以为所有的翅膀会带着梦想在天空随意飞翔。可是，我们都很不幸，活在这样的时代里。这是个希望和绝望并存的时代，它描绘着天堂，也建造着地狱。我们的心向往着远方，但同时我们都很明白远方的远方除了远方一无所有。因此我们的勇气开始萎缩，梦想的翅膀真如花瓣，在每一次黄昏的冷风中慢慢凋零。剩下的只是漫长而漆黑的夜晚，而我们在这样的夜里寻找着出路。

水在结冰。家乡的河流大都已停止奔流。我跳过薄薄的冰层，走向对岸。我母亲住在对岸的冬季牧场。这冬天来的太早，绿色的草滩和美丽的花丛已当然无存。寒冷已抵达我们的脚下，让活的赤裸的人无处躲藏。于是乎，一个人生命里的冬天就悄悄临近。

我想要离开冬天、寒冷和夜晚。但我知道父亲和母亲的冬天不再遥远。虽然我知道一个人生命里的冬天需要一个人过完，但那些黑暗的夜里生命的翅膀触碰到的寒冷，已没人能够忍受。我们都无法替别人受苦，我们只能目睹着苦难从别人身上发生，然后等待自己的苦难不久降临。我们都想要勇敢地活着，但生活已不再关注我们的存在。

“一只羊的冬天是艰难的，两只羊的冬天同样是艰难的，人会帮助他们度过寒冷和饥饿。但是，当人的生命中降临冬天的时候，神也会弃之而不顾。因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我在放牧的那些日子，为羊群储存草料的那些傍晚时这样想过。

神已经从我内心深处死去，他没有坟墓，也没有墓碑。我们都在这片没有神的土地上，像个孤儿，无辜而又委屈地活着。在这片并不诗意的土地上，我时常犹豫、彷徨。也时常踟蹰，徘徊。我的心真如一匹饿狼，一刻不停地奔跑着，但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这秋末开始变的越来越冷，开始变的和其他季节不一样，变的陌生，变的无情。

我时常能够望见自己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的某个时刻，一个孤独的老人坐在黄昏的河边，心中藏着无尽的沧桑，望着西天的云朵被落日烧焦。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这海洋冰冷，冰冷的让人在夜的深处苏醒。我时常绝望、哭泣、痛苦。但我忍受着这一切，忍受着生命里最不能承受的一切重量，是因为我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渴望，对爱的渴望，“我存在着，我努力着。”如果有一天，在茫茫人海里，我突然伸出手，去抓住另一个人的手，并不是因为我懂得这个人，也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懂得我，而是因为我希望去读懂一个人，也希望让一个人来阅读我，就算结局是一个读不完的故事，我也无憾。

2012-11-1

2014年卡瓦娘吉故乡的夏季（来自他的微博）

卡瓦娘吉的绘本《飞蛾》

绘本封面

绘本内页

卡瓦娘吉和他的绘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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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他曾在自己的汉语诗歌后面如此介绍自己：诗人：卡瓦娘吉（1989—？），青海海南人，或安多人。他也在他的诗歌中如此写：“如果有一天，我不辞而别/带着一半的快乐，一半的忧伤/搭上一辆去往任何方向的大巴/或在半路下车，随风而去/请原谅我这颗，躁动不安的心。”整理他的文字，每每让人鼻酸落泪，太年轻太美好的生命。他热爱文学、读书、画画、旅行、写作、拍摄、与美丽的姑娘相爱、关注民族和历史，他的文字写得美丽而忧伤，令人读来带着淡淡忧愁。他是保护青海湖湟鱼的志愿者，像多年前《可可西里》中那些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生命的民间保护者一样，坚强又无所依持。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他的文字，能知道他的故事，能知道环境保护志愿者，愿清水长流，愿湟鱼永在，愿世上的遗憾，能少一些。

“如果有一天，在茫茫人海里，我突然伸出手，去抓住另一个人的手，并不是因为我懂得这个人，也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懂得我，而是因为我希望去读懂一个人，也希望让一个人来阅读我，就算结局是一个读不完的故事，我也无憾。”——卡瓦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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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5月工业生产创三个月最快降速，二季度GDP面临下行风险

汇通网6月29日讯——日本政府周一(6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5月工业生产下降2.2%，市场预期中值为下滑0.8%，而4月为增长1.2%。

受生产商遏制生产以降低居高不下的库存水平影响，分析师此前预计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但部分分析师表示，由于出口仍处于低迷状态，不排除第二季度经济萎缩的可能。

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资深固定收益策略师殿内修司(Shuji Tonouchi)称，该机构原本预计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持平，不过现在看来第二季度GDP有可能下滑。

他并表示，受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回升影响，经济形势不会变差很多。不过，日本央行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预估将更难实现。

日本5月工业生产创三个月最快降速，二季度GDP面临下行风险

5月工业生产下滑的原因在于，汽车制造商和电子零部件生产商正在费力降低库存。

而受此影响，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明显转弱。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被调查者预计日本制造商6月工业生产将增长1.5%，7月料上升0.6%。日本4-6月经济环比年率预计为扩张1.3%，远低于上季的成长3.9%。

而周一公布的另一数据显示，5月零售销售较上年同期增加3.0%，超过调查中值预估的增加2.3%。这表明消费者支出正在回升。

因此，很多分析师称第二季度经济GDP的下滑应是暂时的，有迹象显示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正带动未来经济增长。

此外，分析师还预期日本央行今年稍后将再次放宽政策以刺激经济，以推动通胀率实现2%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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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希腊及中国余波震慑市场，关注中、日经济数据

汇通网6月29日讯——周一(6月29日)市场分析人士表示，本周(6月29日-7月5日当周)市场将以猛烈之势拉开序幕，因市场消化希腊为避免违约作出的最后努力，以及中国央行降息及降准的消息。

本周希腊及中国余波震慑市场，关注中、日经济数据

希腊当局周末拒绝了欧元区提出的把该国受援期限再延长五个月最后提议，称需要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接受继续受援。而在6月30日偿债大限迫近之时，希腊局势的恶化，已引发该国国内出现了资本管控及银行关门等状况。

希腊议会周日(6月28日)凌晨通过一项议案，决定把国际债权人提出的解决希腊债务危机问题的协议草案交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投票将于7月5日举行。公投若得以通过，将意味着希腊愿意接受国际金主对希腊的最后援助，但若遭到反对，将增加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几率。

东京三菱银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首席金融经济学家拉普基(Chris Rupkey)表示，希腊公投令其解决方案不幸地再延续一周，公投通过希腊将留在欧元区，公投遭否决料要求希腊增收较高的税收及削减支出和养老金。

并称，预计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欧元兑美元跌至1.09，西班牙及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均重返2.5%，不过并未存在蔓延风险，且实际上希腊不得不收拾行囊退出欧元区，从而给市场带来更大伤害。

此外，上周六(6月27日)中国央行发布公告称，自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并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为去年11月以来第四次降息，目的是提振放缓的经济。

中国央行在声明中还宣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上周五(6月26日)中国股市沪综指暴跌7.4%，为1月19日以来表现最差。

关注日本及中国数据
本周亚洲两大大国，中国及日本将公布一系列经济指标。

周一日本公布5月季调后零售销售及工业产出。周三(7月1日)中国将公布6月官方/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需关注。

亚洲其他国家方面，澳大利亚将公布5月零售销售及贸易帐、韩国将公布6月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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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 | 南桥：梦中又见一小组

全世界都知道，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口号是中国梦，实现中国梦的方法之一，是成立「小组」。习近平喜欢小组，他在身兼党主席、国家主席和两个军委主 席以后，还成立了十个小组，亲任组长。他把女儿从美国召回，帮他打理互联网上的舆论工作，出面的也是一个神秘的「学习小组」。为什么这么喜欢「小组」？习 总书记看到了小组的 power ， power 以小组的形式更好使，更有效。当年毛泽东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把整个国家搞瘫痪，任凭他摆布，就靠手里区区一个「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已。 在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小组就能做到。
6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又成立了一个小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请试着闭上眼睛说出这个小组的名字，是不是有点难度？读懂这个小组的名称需要做点语 法分析，原来意思是，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建设一个制造业强国的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难得地简洁，该小组的主要职责是一个长句：「统筹协调国家制造强 国建设全局性工作，审议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工作，协调跨地区、跨部 门重要事项，加强对重要事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实质性的内容是小组的构成，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组长（搞建设和制造，习总书记放权了，不再亲任组长）， 以下是国务院二十多个部委局的副部长、副主任、副局长任小组组员。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刊登央广网文章，说这二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是「中国制造吹响集结号」，「超豪华阵容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成立这个小组的背景 是，此前 5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 》规划，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文章指出，成立这个小组标志着「中国制造 2025 」规划的「顶层设计」已经初步达成，这个规划即将进入实施阶段。「我们可以乐观预期，中国制造业『由大转强』指日可待。」
在国家二十几个部委局中抽一个副职干部成立一个「小组」，就乐观地预期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指日可待」，这怎么看怎么像东方文化中的投机取巧心理， 就像中国旧时迷信仙丹妙药一样，回避现实、回避问题，构想一个海市蜃楼，然后在半梦半醒中陶醉着。原来人们不知道中国梦是怎样的强国梦，更不明白怎么将中 国梦美梦成真，现在终于有点线索了，强国就是制造业的「强」，建设这个制造业强国的顶层设计，就是成立了一个「小组」。中国梦中又见一个「小组」，说明当 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愿景」，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来使得国家和社会变 得更好。他们脑袋里空空如也，于是都跟习总书记一起，患上了「小组迷幻症」，成立一个小组解决一个问题，不敢也不愿认真面对现实，老实问自己这是不是可 能。
这种投机取巧，指望一招取胜一朝成功而成为天下老大的迷幻症，从共产党执政就开始了，半个多世纪来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毛是农民的儿子，可是他拿到了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法宝以后，就相信粮食多得吃不了「指日可待」，亩产万斤农民们其实都不相信，但毛是相信的。毛想到全民炼钢，多炼一两是一两，反正中国 人最多，一两一两加起来，简单的算术告诉他超英赶美「指日可待」，于是大炼钢铁。文革中，毛趁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时机，支援亚非拉，支援各国的马列共产 党，悄悄输出革命，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也「指日可待」了。文革后，中国人一度突然发现遍地有石油，规划在若干年内建成十个大庆，四个现代化也「指日可待」 了。
这些梦，不久就一个个都醒了，醒来才发现都是噩梦。
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有点理直气壮的不服气了，因为现在中国竟然确确实实地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凭借着制造业，中国经济体总量超过了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中国的领导人现在说话口气硬了。于是有了《中国制造 2025 》，要由大转强了。
中国人，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平头百姓，在为自己的制造大国沾沾自喜之前，其实更应该有智慧面对这个制造大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为制造大国的地位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持久的。郑义先生多年来投入巨大心力关注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生态，他引用张曙光的文章中 2010 年的数据，中国消耗了全世界 53% 的水泥、 48% 的铁矿石、 47% 煤炭、 45% 钢和铅、 41% 锌和铝、 39% 铜、 35% 镍，也就是说，中国消耗了全球资源的一半或将近一半，而中国创造的 GDP 只占全世界的 9.3% 。微软的比尔 ? 盖茨在个人博客上指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2011 至 2013 年的三年里，中国消耗了 66 亿吨水泥，而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水泥总用量是 45 亿吨。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中国不可能用现在的模式继续「制造」下去，必须改变。中国要提高制造业的水平，要有自主创新的产品，求「质」而不满足于「量」。问题是具体怎么做呢？
中国经济的庞大，并不是强大，虚胖而已。
全球经济发展至今证明，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关的两个关键词是「市场」和「人才」。从总体上说，市场力量的优势发挥取决于经济自由，而 人才的聚集和生成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过去 70 年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对比证明，经济上的强大来自于政治和社会的自由，无一例外。中国经济的庞大，并不是强大，虚胖而已。
但是，显然，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他的政敌、他的战友们都不认可这一套，他们最不喜欢听的词就是「自由」。习总书记的经历和眼界养成了他的观念，他还 是喜欢毛时代的计划和规划下的「梦境」，他喜欢「小组」这种人数不多而且不讲程序和规则的比较容易管理的形式。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流利地读出这个 机构的名字真累人！）必定走上传统的利用国家权力制订规划、下达计划，布置各级机构实施，最终劳民伤财无疾而终的道路。除了这一套，这些人根本就不会别的 做法，他们也不愿意走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文化自由的道路，那么他们这个超豪华阵容的制造强国战略的结果，还没有开始就已注定不会成功的，我们用不着 等到 2025 年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来源：东网 / 南桥 旅美学者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6/%e4%b8%9c%e7%bd%91-%e5%8d%97%e6%a1%a5%ef%bc%9a%e6%a2%a6%e4%b8%ad%e5%8f%88%e8%a7%81%e4%b8%80%e5%b0%8f%e7%bb%84/

【另一面】畜禽养殖，中国抗生素污染原爆点

导语：外媒近日高度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抗生素污染，这样严重的污染其主要诱因是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的滥用。
六十秒读懂专题：中国是抗生素滥用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医疗领域之外，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大量应用，以及养殖废水处理监管的缺失同样需要我们注意，因为正是其造成了中国严重的抗生素污染，进而导致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这一严峻形势。
中国环境遭受抗生素污染，河流污染情况尤其严重
“近 日，包括《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发表文章，引用内地研究者在《中国科学》杂志社发布的科学通报，称中国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抗生素污染。国 际媒体所言非虚，近年来不断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在2014年12月25日，《焦点访谈》报道称珠江广州段受抗生素污染非常严重，脱水红霉素、磺胺嘧 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的含量分别为460纳克/升、209纳克/升和184纳克/升，远远高出了欧美发达国家河流中100纳克/升以下的含量。
类 似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珠江流域，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对中国部分地表水取样检测后发现，全国主要河流，包括海河、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珠江和辽河等河 流都检出抗生素。2014年5月，另一项研究称中国的地表水被检测出含有68种抗生素，其中珠江、黄浦江等地检出的抗生素频率高达100%，除检出频率 外，地表水抗生素浓度水平也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以黄浦江为例，磺胺甲嘧啶在所有的采样点中均被检出，枯水期检出频率为100%，浓度峰值达到每升 623.3纳克（1纳克=1/1000微克），对比德国莱茵河2003年数据，其峰值也不足60纳克，而在美国和日本，该物质几乎没有检出。磺胺类药物属 于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水体与土壤的抗生素交叉污染，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发棘手。
畜禽养殖消耗大量抗生素，一为抗病，二为增肥
大 部分抗生素都是通过人与动物的排泄物进入水体，这揭示了中国抗生素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畜禽养殖。前文提及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抗生素使用第一大 国。2013年中国抗生素使用量近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人类消耗量为48%，52%为动物消耗，也就是养殖业消耗。养殖场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应用抗生 素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降低畜禽患病率。相较于野外，养殖场的畜禽密度显然要高的多，所以一旦发生动物疫情，传染速度非常快，就会给养殖户带来严重损失。在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可以预防与治疗疫病，避免遭受此类损失。
二，相当一部分抗生素可以通过杀灭有害菌，调节畜禽肠道内细菌总数促进畜禽消化，进而影响生长，增加畜禽个体重量。部分饲料企业会在其产品中预先添加入此类抗生素，养殖户则采用此种饲料刺激畜禽增重以提高收入。
中国养殖业抗生素滥用，无钱处理闷声大排污
在中国，由于养殖密度大、畜禽疫病复杂多样再加上监管不力等多种原因，普遍存在抗生素过量使用甚至滥用等问题。养殖户在使用含抗生素饲料之外，还会采用注射、灌服等多种手段再次添加抗生素。对于畜禽养殖场，抗生素支出占用药总支出的70%到80%。
故 此，抗生素在国内所占成本比重要大大高于国外。以肉用鸡为例，据报道，2012年中国抗生素约占总成本的10%；而2015年，麦当劳宣布在两年内其在全 美提供的鸡肉将不含抗生素，供应商泰森食品公司声称这一计划将使公司养殖成本提升3%。鉴于抗生素一直是畜禽供应商基于经济考量作出的选择，我们可以推断 出，在美国，肉用鸡抗生素所占成本比重是必然低于3%这一数值的。
相较于大部分人关注的食品安全——也就是抗生素在畜禽体内的残留而言，更 严重的是养殖废水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抗生素都会被代谢出体外，最终以养殖废水的形式进入环境，如不加以处理，就会造成严重的污染。而中国还没有如何处 理养殖废水的强制规定，如何处理含有抗生素的废水完全取决于养殖场的环保意识。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编制完成了《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但由于废水处理成本较高（每万头猪场污水处理设备投资就需至少120万元），加上监管和专项补贴基金的双重空缺，所以小型养殖场更倾向于直接把废水排入河 流。故而在中国各大河流甚至是地下水中检出高浓度抗生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生素环境污染，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旧疾病卷土重来
部 分人对抗生素污染相当不以为意。如南京鼓楼自来水中检出阿莫西林等两种抗生素，官方部门首先声称南京水务集团供水完全达到国家标准——因为国家标准根本没 有对抗生素的检测指标，继而又有专家声称每升水8纳克这样的浓度，对于正常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大的影响。实际情况是，抗生素不同于重金属等污染，虽然这样 低的浓度短期内不会直接损害人类健康，但这样的抗生素环境就像是细菌的角斗场，那些通过环境考验的细菌抗药性会大大增强。面对这样的超级细菌，现有的抗生 素逐渐会变得不再有效，就好像老奸巨猾的犯罪分子不再害怕警察一样。
时至今日，细菌耐药性发展的速度逐渐赶上了新抗生素的研发速度。以结核 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1年全世界有50万耐多药结核病新发病例，而以往的特效药物对于这样的结核病不再起作用。这些病例中，有60%就发生在 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南非（“金砖五国”）。2015年，估计将需要20亿美元用于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
美国：FDA政策收紧，买抗生素要找兽医开处方
美 国曾经一度是畜禽养殖业抗生素泛滥的重灾区，据调查，美国抗生素有八成消耗在养殖业上（当然必须指出，这与美国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是有关系 的）。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官员担心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耐药性传染病。据统计每年至少有2.3万美国人死于耐药性感染。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转变其之前相对宽松的政策，严格限制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应用。FDA与各抗生素生产厂商联手，修改抗生素使用条件，规定食用动物生产商不得再 使用抗生素加快动物生长。而如果农场主想要用抗生素为他们的动物治疗疫病，就需要有执照的兽医为其开出处方，凭处方才能购买抗生素。也正是因为FDA的强 力政策，美国麦当劳才主动提出要“在两年内停用抗生素鸡”，当然，中国的麦当劳则不在此列。
虽然缺乏相关的政策与标准，但中国现也仍在对抗 抗生素滥用的道路上，这又尤以寻找抗生素替代品为重点。目前，以“中草药替代抗生素”最为炙手可热。如搜索专利号CN 103168919 A，即可发现这是一种“增强免疫和促进生长的饲料添加剂”，具有“扶正祛邪、益气固表、健脾开胃、消食化积、补血生津”等功效，令人叹服。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inoantibiotics0629.html

乔木：中美人权报告的差别

来源:
东网

像往年一样，今年6月25日美国发表《各国人权报告》，里边重点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紧接着第二天，中国发表《美国人权纪录》作为回应，批评美国对其它国家评头论足，却对自己糟糕的人权纪录毫无反省之意。1989以后，中美的这一固定套路每年演示一番。今年也是双方前一天刚结束本年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第二天就互相指责。谈归谈，吵归吵，斗而不破。

美国是由政府部门中级别最高的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中专门有人权、民主、劳工事务局常年负责这一事务，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对全球众多国家每年的人权状况，进行记录评估。从战略的角度，美国外交的三大目标是维护安全、发展经济、捍卫民主和人权。尽管国内外饱受指责，有时还得不偿失，但美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不是由对应的外交部发布，因为该部没有专门的人权司，而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并且不提别的国家，只针对美国。中国不搞人权外交，对外只强调安全和经济共识，不谈人权民主问题。经常是只讲不干涉内政原则，回避人道和价值观问题，既不容许别国说中国的人权，也不主动说别国的人权，闷声做生意。对美国也是应对式的反应，所谓人不犯我，后发制人。

看看双方各自报告的内容，中国主要讲的是美国枪支泛滥、暴力犯罪猖獗、警察滥用武力，将黑人青年布朗遭到白人警察射杀作为主要例证。此外，重点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问题、少数族裔、失业、医疗、贫富差距等，基本上都是犯罪、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美国不讲中国的刑事犯罪、社会经济问题，完全是从政治和司法的角度，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围绕的都是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事例和统计，刚好是不符合中国宪法35条至37条所规定的公民八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人身。

再看看双方素材的来源，中方的资料大部份来自美国传媒，如《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CNN）、《华盛顿邮报》等的报道，也有引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美国政府的资料。而美国的报告没有引用任何中国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美国外交官的实地观察、国际媒体的报道和国际组织的通报。

也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媒体既可以批评美国政府，也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而中国媒体不能批评本国政府，但可以批评美国政府。仅从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中美人权状况的不同。

中国很长时间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享受最好的制度，人权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概念。89年以后中美人权斗争加剧，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从开始的不接受人权概念，不承认存在人权问题，到2004年终于“人权入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修正的宪法33条。

但是中美的分歧仍然巨大，体现在人权实现、维护和认识各个方面。中国把人权分成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所谓的集体人权，强调的是人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而美国认为生存是不言自喻的道理，那不是人权，而是动物权。人活的要有尊严、自由，它不是用集体和国家来压制每一个人的权利，人权一定是每一个人个体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强调的是人发展所需的言论、信仰、选举、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

中美谁也不能说服谁，认识上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大使沙祖康曾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外长唐家璇曾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世界上最好的。现在中国有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和谐社会、中国梦正能量，相反美国政府经常预算通不过关门、枪支失控、种族歧视、媒体上更是一团漆黑。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中美谁的人权更好一目了然。但不知为啥，中国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大官巨富及其家属，纷纷往美国跑。难道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又是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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