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对领袖和统帅的感激之情" 莫斯科地铁重现斯大林浮雕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著名的地铁系统在其一个中心站揭幕了一座斯大林纪念浮雕，这是该国逐步重新评估这位前苏联统治者遗产的一部分。 

 据莫斯科地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介绍称，塔甘斯卡娅地铁站的这座真人大小的大型浮雕名为“人民对领袖和统帅的感激之情”，旨在纪念二战胜利，也恰逢莫斯科地铁开通90周年。雕塑描绘了斯大林被一群崇拜的平民簇拥的场景。

据悉，这尊浮雕于1950年在塔甘斯卡娅地铁站首次亮相，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去斯大林化运动期间被拆除。拆除工作是为了修建一条新的换乘通道，而原来的雕塑据信已被毁坏。

建筑师根据档案照片和图纸重建了这座浮雕。斯大林在二战期间领导苏联，并领导了一段大规模镇压时期，据估计，当时近200万人死于古拉格系统。

据官媒俄新社报导，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他对斯大林有着复杂的感情。2017年，普京在接受美国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采访时称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当被问及是否钦佩这位二战领导人时，普京回答说“当然”，但他在采访中还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的所有恐怖，包括集中营和对数百万同胞的灭绝”。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94%BF%E6%B2%BB/20250522-%E4%BA%BA%E6%B0%91%E5%AF%B9%E9%A2%86%E8%A2%96%E5%92%8C%E7%BB%9F%E5%B8%85%E7%9A%84%E6%84%9F%E6%BF%80%E4%B9%8B%E6%83%85-%E8%8E%AB%E6%96%AF%E7%A7%91%E5%9C%B0%E9%93%81%E9%87%8D%E7%8E%B0%E6%96%AF%E5%A4%A7%E6%9E%97%E6%B5%AE%E9%9B%95

2024超级选举年：民主化进程的倒退与专制化的回潮

刚刚结束的2024年被看作是超级选举年。全球60多个国家，理论上总计半数以上的全球适龄选民都要在这一年面对投票箱做出自己选择。如果说公开、自由的投票活动是民主体制的标志性要素之一的话，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的选举活动尤其暴露出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无论是在传统民主国家，还是在新兴民主国家。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每年都对全球民主化形势做出评估。 该中心”创办人及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2024年年底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认为，全球正经历第三波专制化浪潮，民主化形势处于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情况，而且看不到短期内好转的迹象。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就来同大家一起简单梳理一下世界各地民主政体在过去一年遭遇的挫折与挑战。 

政治对立日益激化，妥协日益难寻

民主体制被公认为是通过对话寻求妥协的机制，但如今即使是在那些民主体制相当成熟的西方国家，政治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在美国，2020年11月，连任失败的卸任总统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尤其是其支持者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重创美国民主机制，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四年之后，2024年11月，捍卫美国民主的呼声并没能阻止始终不承认上次选举失败又在过去四年里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在新的选举活动中获胜。特朗普在大选前两次遭遇刺杀未遂事件显示竞选活动中的暴力升级，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广泛引发对美国民主体制面对的威胁的担忧。针对他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程序的刑事调查因此叫停，2023年5月纽约州法院对特朗普在一桩封口费案中的有罪判决也因此延迟宣判具体刑期。这位首位面对刑法诉讼的前总统不仅可能至少在未来四年可以逃脱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也对那些曾发表对他不利的内容的媒体发起攻击。美国民主议题研究员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预言：倘若特朗普将他的各项主张付诸实践，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公民自由将面对在和平时期可能遭遇的最猛烈的冲击。

西欧的传统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今年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见证了极右翼政党势力在欧洲的壮大，在法国情况尤其如此。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超过31%的得票率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总统马克龙在投票结束的当晚出乎所有人预料地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组织立法选举。结果是第二轮投票之后，势头正旺的国民联盟虽然没能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但国民议会也陷入三大政治力量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执政党在以极左翼政党法兰西不屈服为核心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拥有百余名议员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之间艰难周旋。立法选举结束近两个月后才组建成的巴尼耶政府三个月后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贝鲁新政府能够支撑多久还是未知数。这些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法国社会对民主机制运作的信心减弱。法国智库让·饶勒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11月发布的2024法国社会分裂情况年度调查与分析报告显示，78%的民众认为民主机制运作不佳。74%的受访者认为法国的民主机制最近五年来运作情况变坏。

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民主转型过程也面对多重压力。且不说深陷战争泥潭已经近三年的乌克兰不得不推迟了本应在今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前苏联结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也自10月底起陷入政治动荡。多项选前投票意向调查显示亲欧派反对党联盟有望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投票日的出口民调似乎也证实了这些预测，但官方宣布的10月27日的投票结果却是更倾向俄罗斯的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再次胜出。备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亲欧派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抗议集会活动接连不断。……

印太地缘政治角力中的台湾与韩国

在中美两大国全方位战略博弈的亚洲，台湾1月13日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是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第一个重要的选举活动。这一年也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戒严令未遂事件引发的政治动荡中落幕。

台湾在持续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文攻武吓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完成民主转型以来的第四次权力交接，凸显这个尚且年轻的民主体制的成熟。但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只以远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立法院议席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也为台湾未来四年的政治纷争埋下伏笔。新当选立法院刚刚上任就陷入朝野两党围绕国会改革法案的针锋相对，也由此引发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而本可以是国会关键少数的第三政党民众党则因为其领导人柯文哲涉嫌政治献金违规以及涉嫌违法图谋利益等罪名指控而信誉大打折扣。

曾是拜登政府倡议发起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主办国的韩国2024年底则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宪政危机。2024年4月的国会选举之后， 2022年5月宣誓就职总统的尹锡悦政府面对的朝小野大的局面更加严重，政府的政策推行与落实困难重重。12月3日晚间，民意持续低迷的尹锡悦突然下达全国紧急戒严令，并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冲闯国会大厦。尽管在议员们的全力抵制以及民众在街头的自发动员压力之下，这次冻结民主机制运作的尝试只持续了六个小时就不得不宣布解除，但这次危机引发的政治动荡仍未结束，尤其令人担心韩国政治动荡对拜登政府过去四年苦心组建的印太战略联盟可能的影响。

2024年4月至6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再度在大选中获胜，莫迪获得第三个总理任期。人口众多的印度印度因其选举规模之大而被看作是民主大国，但在莫迪过去十年的领导之下，其民主机制越来越流于选举形式，不同政治主张的团体及个人不断受到打压。在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言说推动下，印度教与其它教派，尤其是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香港与澳门：有名无实的“一国两制”

在曾有自由港之称的香港，民间争民主运动早已在2020年6月30日北京推出的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噤声，2024年则更面对以法律为工具的强势惩治。2024年11月19日，包括前学生运动领袖、法学人士、记者、前立法会议员等在内45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因自行组织初选活动而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入狱刑期从四年两个月到十年不等。港府还在圣诞节前夜第三次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悬赏通缉令，令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悬红百万元通缉的海外港人增至十九人。

2024年是澳门主权移交北京25周年。自1999年起就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在10月当选为最近25年来首位在中国内地出生、并没有商业背景的澳门特首。这次第六届澳门特首选举也如自2004年以来的历届选举一样，只有一位候选人。与香港不同，澳门可以说是令北京十分满意的“一国两制”的好学生。2014年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以及香港雨伞运动带动下，澳门街头也曾出现近两万人的争普选集会，但这场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失去了表达的平台，多名民主派活动人士更在2021年的选举中被指责对“基本法”不够忠心而失去参选资格。

第三波民主浪潮后专制化回潮？

一人一票虽然是民主机制的重要标志，但是投票形式相伴而行的不仅有公开与自由选择的原则，更有社会多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的保证。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创办人和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12月底在与«世界报»的访谈中表示，2024年60个有选举活动的国家中，31个国家更是专制体制。他认为，全球正经历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专制化浪潮。一些领导人通过相对开放的选举程序获得政权，但推行的更是一种反对多元社会的纲领，打压新闻工作者，钳制言论自由，限制公民社会有组织的活动，并逐步插手本应独立的司法制度。这种专制化的过程并非一夜一时间完成，很多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他举例指出，欧洲议会直到2022年才宣布既是欧盟成员也是北约组织成员的匈牙利不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种选举活动与专制特色的混合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着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随之而来的东欧国家民主转型曾令一些西方学者欢呼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不过，伴随民主转型的向西方自由经济过渡虽然给这些国家确实带来了经济起飞，但由此而来的社会冲击也令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自由民主体制产生怀疑，对强人政治萌生某种幻想。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更对民主转型努力形成压力。普京对俄罗斯的铁腕控制以及要恢复俄罗斯曾经的帝国辉煌的雄心不仅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而且也对东欧国家尚在转型中的民主化努力构成威胁。2024年11月24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极右翼亲俄派候选人意外高票胜出就被怀疑有俄罗斯力量的操纵。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中深化的社会不平等使得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升级，也对主张国民优先的民粹主义思潮推波助澜。

伴随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而盛行的假新闻与阴谋论传播也对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社交媒体对不实资讯和阴谋论的传播的放大效应曾引发如何才是尊重言论自由的争论。2024年，已经将推特平台收归旗下的特斯拉集团创始人以及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已经将这个平台变成为其个人政治观点以及经济利益摇旗呐喊的工具，导致一些传统媒体纷纷开始宣布退出。中国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开发的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抖音的海外版在令全球无数青少年痴迷的同时，也因听任各种不实资讯恣意传播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不实资讯或阴谋论传播往往也得益于专制政权的幕后推动。欧洲联盟12月7日宣布对抖音海外版展开调查，怀疑这个在欧洲拥有一亿七千八百万用户的社交平台为俄罗斯干预罗马尼亚选举提供了便利渠道。远在亚洲的台湾则早已经成为北京当局通过媒体渗透以及假新闻操作干扰民主运作的试验场。

不过，民主体制运作艰难之际，专制独裁体制也并非春风得意。普京2024年在全面把控国内舆论空间的基础上再次通过选票获得新一届总统任期，但持续近三年未果的乌克兰战争也持续消耗着本已不振的俄罗斯经济。打破领导人任期限制成功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的习近平政权也因新冠疫情及封城防疫措施冲击下的经济低迷而危机四伏。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下达的全国戒严令虽然暴露出民主体制的脆弱，但戒严令迅速解除、试图中断民主运作的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并可能因此面对叛乱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主体制的韧性。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虽然阻断了非洲多国的民主进程，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近三十年间一直掌握政权的政党非国大在2024年的大选中受到重挫，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博茨瓦纳选民则成功将掌控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党赶下台……

2024超级选举年虽然凸显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挫折与面对的挑战，但正如冷战结束曾被过早地看作是自由民主体制的终极胜利，现在预言专制体制回潮重新战胜自由民主体制也为时过早。民主与专制的博弈相信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41231-2024%E8%B6%85%E7%BA%A7%E9%80%89%E4%B8%BE%E5%B9%B4-%E6%B0%91%E4%B8%BB%E5%8C%96%E8%BF%9B%E7%A8%8B%E7%9A%84%E5%80%92%E9%80%80%E4%B8%8E%E4%B8%93%E5%88%B6%E5%8C%96%E7%9A%84%E5%9B%9E%E6%BD%AE

路透揭秘：盟友见死不救 阿萨德出逃前最后时刻

来源:
美国之音

统治叙利亚长达24年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在反政府武装向首都大马士革进军之时突然仓皇出逃，而他出逃前的行踪也引起外界的高度好奇。

路透社在星期五（12月13日）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中援引十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说，阿萨德在出逃前，几乎对所有人都严密封锁他的逃跑计划，他的助手、高级官员甚至连亲戚都因为他守口如瓶而毫不知情。

一位叙利亚政府军指挥官向路透社表示，阿萨德上周六（12月7日）在逃往莫斯科几个小时前曾在国防部召集了一个有大约30名军队高级将领和安全部队主管参加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向大家保证，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支援正在途中，因此他要求政府军地面部队要坚守阵地。

这位爆料的指挥官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希望保持匿名。

阿萨德身边的其他官员也都遭到他的蒙蔽。

路透社援引阿萨德一位圈内人助理的话说，阿萨德星期六告诉他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当天工作结束后就回家，而实际上他从总统府直接去了机场。

这位助理还透露，阿萨德还要求他的政治和新闻顾问布赛娜·沙班（Buthaina Shaaban）去他的官邸，为他起草一份演讲稿。但是当她抵达时，阿萨德已经不知去向。

“阿萨德一点抵抗都没有做。他甚至没有组织调动他的部队，”智库阿拉伯改革倡议（Arab Reform Initiative）执行主任纳迪姆·侯里（Nadim Houri）告诉路透社。“他让他的支持者自生自灭。”

路透社表示，由于阿萨德已经逃往莫斯科，并已获得俄罗斯政府的庇护，记者无法联络上他以听取他的说辞，但是记者采访的14位了解他执政最后时日的人士却描绘出一个寻求外援不得，只好依赖欺骗和隐瞒而在星期天（12月8日）凌晨仓皇出逃之人。

绝大多数消息来源，其中包括阿萨德圈内人、地区外交官和安全官员以及伊朗高级官员都要求匿名，以便自由讨论这一敏感议题。

三位消息人士表示，阿萨德甚至没有将他的出逃计划告知他的亲弟弟、叙利亚军队精锐的第四装甲师师长马希尔（Maher）。其中一人称，这迫使马希尔搭乘一架直升机飞往阿富汗，然后再前往俄罗斯。

一位叙利亚消息人士和一名黎巴嫩安全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当大马士革落入反政府武装手中之时，阿萨德的两位表弟埃哈布·马赫卢夫（Ehab Makhlouf）和埃雅德·马赫卢夫（Eyad Makhlouf）同样被阿萨德蒙在鼓里并被抛弃。消息人士说，这两人试图乘汽车逃往黎巴嫩，但是在途中遭到反政府武装的伏击，埃哈布被击毙，而埃雅德被打伤。

两位地区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阿萨德本人为了逃避反政府武装的抓捕，星期天（12月8日）凌晨乘着夜幕搭飞机逃离大马士革，而且为了不让雷达侦知，还关闭了飞机的应答器。

路透社指出，阿萨德的出逃不仅结束了他本人对叙利亚24年的统治，也结束了他的家族半个世纪在叙利亚的权力独霸。

阿萨德先从大马士革飞往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Hmeimim）空军基地，然后从那里再飞往莫斯科。根据三名前助手以及一位高级地区官员的说法，阿萨德的妻子阿斯玛（Asma）以及他们的三个子女已经在莫斯科等他。

阿萨德逃离后冲进他官邸的反政府武装以及民众拍摄的视频显示，阿萨德是在匆忙中仓皇逃离的。社媒上流传的这些视频显示，炉子上还有煮好的食物，家中还遗留下一些个人物品，例如家人影集等。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阿萨德在他主政的最后日子里曾经向俄罗斯和伊朗求救，希望他们出手拉兄弟一把，毕竟俄罗斯2015年曾经介入叙利亚内战，并且帮助阿萨德稳住了阵脚，控制了局势。但是，莫斯科和德黑兰这一次都分别明确告诉阿萨德，它们都不可能出兵帮助他抵御反政府武装的攻势。

眼见盟友见死不救，阿萨德似乎意识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有仓皇出逃才有保命的可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2/%E8%B7%AF%E9%80%8F%E6%8F%AD%E7%A7%98%EF%BC%9A%E7%9B%9F%E5%8F%8B%E8%A7%81%E6%AD%BB%E4%B8%8D%E6%95%91%7C%E9%98%BF%E8%90%A8%E5%BE%B7%E5%87%BA%E9%80%83%E5%89%8D%E6%9C%80%E5%90%8E%E6%97%B6%E5%88%BB.html

【杜耀明評論】領袖危機避免弄假成真 權力繼承制度不可或缺

習近平總書記沒有公開亮相三星期，期間市面傳來各式各樣的不利傳聞，其實一黨專政下獨裁者的晚境和下場如何，無需猜測，答案早已寫在牆上。

獨裁者的困境出於權力永續的慾望，卻又無法確保而產生的無限惶恐。由希特拉、史太林到毛澤東，他們要求獨領風騷主宰一切，公開的偉大理由都是深信自己能力超凡入聖，就憑他們的理念和方法永遠正確，足可帶領國家走向人類的新質境界。換言之，他們丟失權位，等於國家迷失方向，因此絕對不能容忍。

從現實看，正如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指出，獨裁者大多不得善終。希特拉吞槍自盡，墨索里尼橫屍街頭，史太林中風失救，壽西斯古當眾槍決，而毛澤東可保住絕對權力到最後一刻，也難逃與史太林一樣的命運，身後遭到黨內批判以至人民的責罵，其後給人不斷揭出的劣行斑斑，更把他一腳踢下神壇。前車可鑑，後來的獨裁者如何保住生前權位和身後聲名，不得不加倍努力了。

獨裁者的接班人都慘淡收場

不過，獨裁者有需要權力永續，卻有極難克服的困難。首先，權力可以絕對獨享，生命卻確實有限，獨裁者即使可以長命百歲，也無法挑戰人類的極限，難保晚年身體衰退，不能如常工作，必須有接班的準備。二是接班安排難以實現，因為太遲推行的話，接班人（如華國鋒）無法建立穩固的權力基礎，懾服各方勢力，結果上任之時也是下台的開始。但預早宣布繼任人，如毛澤東在文革中確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或如鄧小平先後扶持胡耀邦和趙紫陽為接班人，更讓他們擔當黨政重要職位暖身，又會令最高領袖人不安，感到自己的權威削弱，甚至地位動搖，結果欽定的接班人都慘淡收場。

三是能幹的接班人難求。獨裁者重忠誠多於才能，難免用人唯親，淘汰人才，更形成特殊誘因，下級爭相以表忠多於表現取悅上方，同級之間也可以政治攻擊移除對手，不時出現高層人選更替，影響政治穩定。加上最高領袖每一刻都握有絕對權力，其他人只是是執行者，難以培養獨當一面的人才。

威權政體難建立權力繼承制度

當然，最大的困難更是可把權力集中於一身的威權制度是獨裁的溫床，近乎不可能建立一套權力繼承的制度。中共建國七十五年，槍杆子出政權，以一黨領導全國，拿走大部分人民的權力。又通過「民主集中制」，建立權力金字塔，上方主宰下方，只要攀上權力的顛峰，便可以一人領導一黨再領導全國。

改革開放年代看來是個例外，由胡趙黨政兩頭馬車並行，分庭抗禮也負起施政責任，但幕後操盤人是有實無名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一些日常決定其實由鄧一人垂簾聽政。再到八九民運前後，胡趙先後落馬，兩頭馬車體制維持，鄧小平不但確定現任人選，更親自指定隔代接班人，並限定最高領袖最長任期為十年，以避免現任者爭奪權力永續。

無疑，鄧小平更懂得擺平或壓服黨內不同派別不同世代的明爭暗鬥，自己也知所進退，在失去視事能力之前，設定發展路內，確立領導人選，並且重設換班制度。不過，一人領導的行為和格局不變，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原封不動，以保障由他把持的絕對權力不受挑戰。結果留下制度的缺憾，日後的最高領導人只要有頑強的政治鬥志，就可以推倒重來，將改變了的規則再改變過來，恢復領袖終身制，頂峯權力繼承再次成為不解的難題。

不解決權力繼承難維持政局穩定

習近平破除鄧小平的換班制度，卻不另立新制，甚至換班新構思也略而不談。原因不論是他深信自己仍在權力的頂峰，而且長生不老，或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表明繼續執政的意志，並進一步鞏固權力，以便建功立業，又或者是束手無策，但結果同樣令中國局勢走向更不確定。隨着最高領袖年事日高，權力繼承問題還得不到解決，國家榮辱取決於領袖的個人遭遇，政治局勢只會變得極不穩定。

今次的政治傳聞相信是捕風捉影、海市蜃樓居多，但不失為一場危機預演或者思想實驗，預示若干年後獨裁體制突然群龍無首，從而衍生各種不可測的變化。最高領袖不想弄假成真的話，不能不面對生命的極限，設定和平又可持續的權力繼承制度。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hina-ccp-leadership-xi-jinping-08222024083858.html

未央 | 希特勒和习近平的垃圾出版物

2023年11月10日

编者按：历史上要当伟大领袖的独裁者都免不了要以自己的名义出书让全国人民学习和膜拜，但是像希特勒和习近平这样利用权力疯狂推销其书籍的，除了前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外，还真不多见。本文作者对两人的垃圾出版物做了些对比，只不过文章更多指出了二者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之间有很多重要的区别尚未提及：《我的奋斗》是希特勒自己写的，而习近平的无数著作显然都是他人捉刀的；希特勒的书虽然毒害无穷，却是当时的德国人有兴趣去读的，而习近平的书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几乎可以肯定是摆书架装饰用的；希特勒的书是在其掌权之前靠啤酒馆暴动赚来的名气而已经热销的，而习近平的书则是完全是上台后靠其权力进行推广的并且可以断定购书款几乎都是公款；希特勒除了《我的奋斗》并没有出版其他垃圾书，而习近平制造的垃圾书还在源源不断产生。如果说希特勒的书毒害了德国人，而习近平的书如同其背诵的书单，越多就越像个笑话。

作者前言

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宣扬、鼓噪并灌输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历史上的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今日世界作为极权主义全球化恶果的反犹浪潮以及中共国反人类、对抗普世价值的 “战狼”狂潮。

极端民族主义，是希特勒的信条和附身符，更是它的财路，也是人民通往奴役之路。希特勒的个人出版物和纳粹党的出版物，成功煽动了犹太人阴谋论，从而使他从一个不堪的“zero”跃升为纳粹德国的“hero”。今天的习近平，是一个升级版的希特勒，奉极端民族主义为圭臬，通过其党媒、主要是其个人垃圾出版物，鼓噪文明世界阴谋论、所谓中华民族受害论，不仅如同希特勒一样实现了从恶棍到“英雄”的进阶，更成为他获取天文数字财富的财路。这种将封建专制主义、现代极权奴役制与高科技监控手段融为一体的魍魉鬼魅，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法西斯主义，是人类正在饱受折磨的梦魇。
洗脑术：从纳粹德国单一国家走向“全球”

1925年8月，一本大部头书在德国书店面市，其售价高达12马克一本。以当时的生活成本来看，买这本书的钱可以买到32公斤面包；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也就是说，用能够买到一部手机的钱买一本书，放在今天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并非普遍行为。但考虑到德国是一个爱哲学、爱思考、爱阅读的民族，如果书是好书，可能真的是会有人掏腰包。但问题是，该书无论是观点主张、逻辑论证、语言风格还是阅读感受，都是相当糟糕的。按理，这样一本书应该无人问津，甚至不能面世。但谁也没想到，这本烂书很快就登上当时德国的最畅销书榜单，之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卖出数千万本，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书。

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希特勒的成名作《我的奋斗》，而九十多年以后，新的出书记录和“神迹”创造者诞生了，那就是习近平的垃圾读物遍布全球。

自 2013 年以来，中共的出版商大约每三周出版一本以习近平为作者的新思想手册、培训手册、论文集、专题卷或论文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正充斥着习近平的垃圾读本。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8年底，仅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销量就超过2000万册。2022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广告表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四卷现已在全球160个国家发行，并被翻译成21种语言。2022年特别昂贵的新出版物一是习近平外交讲话的两卷英文版，超过1054页，平装版零售价：150元。二是关于习近平职业生涯的五卷本官方书籍系列的插图，其中包括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演讲和传记材料，零售价356元。

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他向外国元首只赠送自己的书籍。2022 年 11 月 19 日，他向泰国军政府首脑、总理巴育赠送了全套四卷本纲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据新华社报道，巴育总理对这份礼物“非常高兴”。中国通讯社透露，巴育总理此前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内阁成员推荐了这些书籍。“每个人都应该拿到它们并仔细阅读。” 新华社评论说，“习近平的书登上了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也出现在许多外国政要的办公桌上。”
出垃圾书：纳粹和新纳粹头子的敛财之路之一

先不说以这种史无前例的、世所未闻的速度写书、出书有无可能，就说版税收入吧，任何人出版都有权得到版税，作为新纳粹头子的习近平更不例外。那么，他到底获得了多少版税、是否纳税以及他是否分配给代写者一杯羹？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国家机密”，想要探听这件事本身已成为“颠覆国家罪”。但我们通过另一些方式的对比，不难得出习近平从出书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说他是中国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为过！——能够为党媒写文章的，每千字报酬是100元至150元；作者从书籍中获得的版税是收入是零售价的7%至10%。从《上海胡润慈善榜》（2014胡润慈善榜）记录的朱镕基版税收入，也可以进一步佐证习近平的垃圾书卖出了人类生产出的商品最昂贵的价格——到2015 年，朱镕基讲话实录（2013 年出版）的四卷本售出超过130万册。以每本196元的零售价计算，他获得了7%的特许权使用费减去11.2%的税金，其报酬总额超过1500万元。这位在任期间被认为廉洁的总理公开宣布，他将把基金会的收入捐献给教育支持。显然，朱镕基的出书量和速度难以与习近平比肩！且习近平从来没有对巨额版税收入的使用做任何说明！

底层出身的希特勒在骗取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之前，也已经通过出书实现了他个人的财务自由。1925年《我的奋斗》首版印刷一万册被抢购一空，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了22万套，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主动购买这本书。这样一本超级枯燥、晦涩难看的政治书籍，其销量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希特勒上台后，《我的奋斗》成了5000万德国人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籍，更是不愁卖了。依靠版税收入，希特勒仅在慕尼黑郊外就用他情妇爱娃的名义购置了20多套房产，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真正的“房叔”。

以习近平的出书速度、种类和数量，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以一国之财力和外交手段强制在全球书籍市场倾销，希特勒简直是“小巫”轻量级别。轻量级别的希特勒尚且如此巨富，遑论习近平呢。

因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像习近平在短短十余年出版了如此多的出版物，习进平已经通过出版垃圾读物、宣传册赚到了巨额财富，并在二十大以后在这条路上狂奔，他将继续通过这种方式大发横财。
垃圾书的内容：画堂登猪狗，鞋拔做如意

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整本书中总共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

对于使用印欧语系的德国人来说，最常见的语法错误就是乱用拗口的从句。可在这本书中，冗长、笨拙又难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证和类比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激烈又具有侵犯性的措辞，夸张、华而不实又装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以及浮皮潦草的论证方式。

更糟糕的是，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作者完全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比如在探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崩溃”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时，作者会离题万里突兀地花上十来页跟你讨论怎么治梅毒，搞得跟中国电线杆上牛皮鲜般的小广告一样，不堪入目，无法卒读，且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那么，比起希特勒的单本专论，习近平的海量书本内容又如何呢？抱歉的是，笔者根本没有勇气、没有耐心、更无法抛弃良知去主动阅读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中共所有媒体开足马力采取全方位、侵入性地内容轰炸，已经让人厌倦至极。但我们可以从中共二十大期间，博主们在微博（很快被删除）和推特上的抗议和嘲讽可见一斑：

“九年半的时间，他出版了125本书，约12500000字，平均每天写2500字，版权约31亿。史上出书最多的高手，史上代笔出书最多的高手，史上出书基本没人读的高手，史上出书靠公款购买的高手，史上出书最终都送废品回收站的高手。”

也就是说，单个人制造的纸质垃圾，习近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样的垃圾，不仅毒害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世界，还试图“入脑入心”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烂书骗到最多钱、最多人的“秘籍”

希特勒如果穿越到现代，一定也能靠其“独特”的本事混成个现象级的营销号作家，比那些天天写“美国吓傻了”“日本吓尿了”骗粉的营销号作者们能敛财多了。当然，习近平也就是老牌法西斯分子在今天的还魂！

那么，这样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逻辑都不通顺、没有健全人类理智与情感的人，是怎么忽悠到这么多粉红、篇篇几亿+阅读量、本本畅销海内外的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共同点，以及习近平更甚一筹成为登峰造极的新纳粹分子的独特之处。
首先，成功卡到时代痛点

希特勒在写这本书之前，曾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搞过一次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政变虽然没成，但却把自己搞成了个小名人。一时间全德国都隐约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鼓吹一些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德国又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希特勒此时出书，很多人确实愿意看看这个“爱国青年”讲了啥——从这个角度说，希特勒的第一桶金就是靠蹭热点发的是“爱国财”。

而习近平呢，从上任以来，就祭出“反腐败”大旗。中国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迟迟不肯进行政治改革，权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引起了中国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社会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呼声日高。而习近平就抓住了亿万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在多部著作和各种讲话中把这个话题摆在了核心位置。正如当时的德国人热血沸腾地想听听希特勒如何把德国从一战后的失败国家形象中“拯救”出来一样，中国人也激动万分地期待新领导人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习近平也发现了这个利器真的好使，至今把一切反对他的人都以“反腐败”之名“关进了笼子”。
第二，“标题党”完胜逻辑和理性

希特勒用标题成功地把自己的故事伪装成了平民变英雄，把这本烂书包装成了不成功人士最爱读的励志型书籍。

希特勒原本给这本书定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所进行的斗争》，但这个冗长拗口的名字立刻被擅长“标题”的出版商给否了，换上了书名《我的奋斗》，哪个平凡人不想成为英雄呢？哪个草根、平民不想实现人生梦想呢？一位壮怀激烈的“爱国者”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故事永远那么吸引人，当时的德国大众如此，今天的习近平也如此。

虽然《我的奋斗》这本书充斥了怨恨、咒骂、暴力、血腥、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标题，书籍刚刚面市的时候，真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励志书籍看。

习近平的党媒也是通过各种“习近平的梁家河岁月”之类的标题，他自己各种乏味的讲话其标题与内容也三句不离“爱人民”，硬生生把一个有着严重人格扭曲的纨绔子弟、红二代包装成平民奋斗故事，除了强制用国库购买分发给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个体，也真的有父母当励志书给孩子买，还有愚蠢的基层官员想实现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的梦想而当作奋斗励志书来读。
第三， “目标受众”定位精准

历史上，虽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德国人也确实喜欢读书，但这也仅限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底层民众是没有机会没有习惯读书的。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推行的洪堡教育改革导致的教育普及化，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基数。这当然是一种巨大进步，但弊端是，会识字的大众接受到的教育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填鸭式教育内容，他们懂一些表面的知识，但却无法理解复杂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奉行的这套教育体系，使得这些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民众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就是德意志民族优等这类的。

这种情况下，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环境出现了。德国那些“精英”自然是多懂一些，也懂得深一些，当然是不屑于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套。于是，一些低级的但又是通俗易懂的“地摊文学”填补了这个市场，这些低端读本靠造谣生事带节奏挑动底层情绪。而好学的希特勒当年在底层混社会时就没少读这类书，他对操作阴谋论手到擒来。德国地摊文学多年的养蛊，终于弄出了《我的奋斗》这么个毒王。它既能像其他阴谋论一样信口扯谎，还技高一筹，正如纳粹党的宣传格言所言：要撒谎，并且撒大谎，人们没法验证的谎言。并且，其党机器能把这些谎言串联、编织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系。他们用谎言去呼应谎言，用谬论去解释谬论，把谎言、谬论包装成真理，并日夜不停地几百万字排山倒海地向真个社会倾泻而下，没有任何个体、甚至团体可以反驳，而且由系统性、制度性力量形成的强大漩涡，任何人一时一地光凭三言两语还真无法反驳，一是局部是无法瓦解系统性逻辑的，二是编制成网的打手力量可以轻易消灭散兵游勇式的反击。

《我的奋斗》的目标受众们本来就是只有立场与情绪思维的底层民众，极端民族主义又是当时德国的一个道德制高点，那些愣头青们手持《我的奋斗》站稳这么个“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有良心、有头脑的德国思想家们一反驳就成了“卖国者”。

同时，《我的奋斗》也成了纳粹党员的身份认同，这本700多页的大部头，很多纳粹党徒压根儿也没耐心和理解力看完，但还是要手持一本表明自己站对了立场。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政治动荡危机中绝望、焦躁的德国民粹主义中下层民众，手持《我的奋斗》逃进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庇护所中，希望通过国家的强大、“尊严”来为无力、无望、乃至懦弱的个体带来希望和尊严。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底层民粹主义的春药。希特勒终于靠这本“胡说之书”，凑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本。

习近平得了希特勒的真传，并发挥到极致。就教育和社会治理来说，党文化占据所有系统，不仅教育和日常施政内容以党文化为主，而且人才选拔劣币驱逐良币，无德无才无能者最终占据整个社会的顶端，他们成为习近平洗脑术的忠实执行者。

而中国的舆论环境也是雷同，清醒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每每与民粹主义民众辩论，都得败下阵来，一是中共实施低工资制和高劳动强度，知识分子没有更多时间、精力去“大战红孩儿”。二是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庞大，没有受过较好教育的民众数量远远超过有真知的知识分子。这些民众在经济竞争的劣势中往往处于下风，而他们的简单思维又无法识破他们遭受的压榨、剥削来自这个以“爱人民”自居的党这个秘密。三是，中共一方面用利益收买学生，学生举报老师成风，另一方面动辄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乃至国家机器惩罚“政治不正确”的教育者以及异议人士，寒蝉效应让原本发声微弱的知识分子逐渐哑声。四是，知识分子在威逼利诱等手段面前，发生了分裂，多数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沉默，但极少数如胡锡进、司马南等选择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者，无道德和良知底线地迎合极端民族主义。

在这种一面是能够理性思维的社会精英如任志强们被判重刑，不屑于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充当如纳粹德国的地摊文学功能的胡锡进们占据了舆论场。

习近平的所谓思想正是通过党媒机器日夜不停的鼓吹以及“地摊文学”般的有毒网红极端民族主义鼓噪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对内撒谎，对外撒币，对文明撒野，一个个谎言成了系统，成了任何个体和团体都无法升级的“打怪”游戏，就这样把一个心智不全的独裁者拱上了“皇位”。比如，如果你要跟习近平辩论，当今的的国际秩序不应轻易打破，中国贸然行动是冒风险，习近平及其极端民族主义中蛊着一定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个境外势力，一定收了美国的黑钱，你是汉奸！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没人可以与你匹敌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螺旋就这样形成了——谎言以集团军的力量碾压过来，一顶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随意扣在每个人的头上。

于是，习近平的垃圾书如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为了一种身份互认的工具，不愿意读的，又通过“入脑入心”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强制占领人的精神世界。从这里看出，习近平的破坏性远比希特勒更剧烈。后者只是一本书，习近平却是浩若烟海的动能，不说内容，仅仅体积就能让人无法呼吸。

1929年的经济危机让德国跳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坑，中国也遇到了巨大“危机”——只不过首先不是经济危机，先是疫情爆发，接着大规模封城，再接着出现当下的全面，包括经济危机、国际关系危机。习近平再一次完胜希特勒——希特勒时代所处的经济危机是客观的，而中国的危机从种种危机的脉络来看，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人为的，是实现习近平登上皇帝宝座的政治野心的环环相扣的阴谋，但他把屎盆子扣在了“美国”这个“外敌”的头上。这样一来，一方面，面对危机，人口基数极大的民粹主义民众寄希望政治强人来挽救其命运。加上长期的所谓习近平思想洗脑，民粹主义民众把自身遭受的不公正主要原因归因为“美帝国主义亡我心不死”“美帝国主义卡脖子所以经济才不好”等等。这种氛围如同纳粹德国对希特勒的指望。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从长期的折腾中逐渐看清习近平的“反人民”本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加快了宣传机器的运行，加速了出版垃圾书籍，这真是得了纳粹的宣传真谛：“没有外敌也要树立一个外敌，否则人民将把你当敌人”。不知这样的纳粹式谎言还能走多远？
第四，习近平的负面清单：远超希特勒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说过，以二战欧洲战场损失人口而论，德文版《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单词等于125个生命，每一页剥夺了4700人的生命。1945年后，这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在德国被禁止再版。德国在2015年的时候拍过一部《希特勒回来了》的电影，幻想希特勒穿越到现代德国，会怎样。

而习近平的垃圾书将产生何种破坏力，无人可以想象，只有时间才可以回答。但也可以对比思量一下，希特勒的单单一本书，且仅仅在德国流通的书，其破坏力已经是正常人的意志难以承受的伤害，那，习近平远远超过希特勒能量级的书将如何？他的书又会在哪一年在何种情况下成为禁书？抑或从此往后多年，就是这样的垃圾四处飞扬，如雾霾一样笼罩世界？又该是未来哪一年，人类也会出版一部《习近平回来了》这样的电影，让中国人、世界去思考习近平的破坏力？

如果希特勒重回，现代社会挡不住他，正如中国乃至世界没有挡住习近平一样。因为大众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叠加传播技术的普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传播更甚远，这真是尼采所谓的“愚者占据智者头脑”的时代——有时间、有精力并最愿意将一切遭遇诉诸网络的人还是那样一批人。对这些人来说，经过严格论证的观点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而带着情绪和立场的观点最省力、最省事、甚至最省钱就可以得到的，而像习近平那样，将完全扯谎的新闻、杜撰的历史以及假想的敌人掺合在一起，危言耸听又“豪情万丈”地向他们兜售本质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梦”的论述，反而是他们最爱听的。越是浮躁、普遍无望的年代，越会如此。

而被文明社会用来改善民众生活便利的高科技，被习近平采纳为监控民众的完美手段，一方面，只允许所谓“政治正确”的话在网络传播，把异议声音彻底消弭，这将进一步让直线、情绪思维的民众进一步走入信息茧房，受害狂想症更加狂躁。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把真实的血肉之躯打散、分割在孤岛上，使整个中国成为一座巨型监狱和集中营，人们失去社会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也失去热情和愿望。

这样，一个只有习近平鬼影和魔法的社会来临，一个寂静无声的的社会将让习近平的书籍这种有型垃圾和无形的精神垃圾畅通无阻地横流。

而这，是希特勒怎么梦想也梦想不到的！

未央 | 希特勒和习近平的垃圾出版物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1777

李晟允博士：朝鲜兄妹独裁政权中的妹妹金与正其人与其危险

来源:
美国之音

在当今世界专制独裁政权中，北朝鲜的金家王朝不仅以其连续第三代掌权、近20年来频频发出核威胁而著称，更以过去10年来金正恩、金与正兄妹俩分工协作、一唱一和，共同统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而令世人瞩目。

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著名北朝鲜问题专家李晟允博士（Dr. Sung Yoon Lee）看来，在金正恩/金与正兄妹联合独裁政权中，动辄以极其下流肮脏的语言对外发出威胁恐吓的妹妹金与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李晟允为此出版了一本专著，标题是：《妹妹-北朝鲜的金与正 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

李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视采访。以下是采访摘要。

北朝鲜女性地位是否正在上升

记者：由于朝鲜的历史，由于北朝鲜过去70多年里的闭关锁国，北朝鲜在国际间有所谓的“隐士王国”之称，其意思是指它是一个外界很少了解、难以了解、甚至难以一窥其真面目的国家。

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在过去的1年里，在独裁者金正恩统治下的当今北朝鲜，人们不仅看到其非同寻常的妹妹，而且也看到其非同寻常的女儿。一个是那个国家的共同统治者，另一个是要让全国夸赞的对象。

鉴于朝鲜文化有悠长的、强大的父权制传统，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朝鲜文化或东亚文化的降临？

李晟允：当金日成1994年去世时，他的儿子金正日继承了权力并登上了王位。当金正日于2011年底去世时，金正恩就上台了。你知道，金正恩周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性，比如他的妹妹金与正，比如他的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女儿，还比如他的妻子李雪主，她经常陪伴丈夫出席公共活动。

北朝鲜的外长也是一个女性，叫崔善姬。女的当外长在那里是不寻常的。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子，玄松月，是朝鲜军队的上校，一个训练有素的歌手，据报道是金正恩的前女友。因此，我们看到北朝鲜有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女子。这是应当注意的。

但想我现在可以尝试回答你的问题——这些女性是否表明北朝鲜正在发生真正的根本性的变革、女权主义，或北朝鲜妇女正在获得更多的平等？我想不是。我认为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你知道，这些例子所反映的是现任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他信任他的妹妹，想必他也爱他的妻子。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很可爱的女儿有深厚的感情。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金正恩因为是一个注重家庭的人，所以现在就不是一个独裁者了？这是否意味着他不会进一步追求扩大自己的核武库，因为他现在在女性的包围下形象更加柔和了？我不这么认为。

外界缘何只是看到金正恩的一个女儿

记者：金正恩在不到三十岁时候上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外界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然后，他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妻子。但外界随后长时间不知道他夫妻是否有孩子。然后，出现了传闻说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男孩。但截至目前，外界只是看到他的一个女儿。为什么？

李晟允：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真地不知道金正恩是有两个还是三个孩子。据韩国情报部门国家情报院称，金正恩的长子可能是个男孩。这是基于情报。也就是说，几年前有一批玩具枪运往金正恩官邸。因此，那些玩具是给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的。但你知道，这都只是些蛛丝马迹，并不是明确地显示金正恩有个儿子。

好吧，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女儿，因为自2022年11月以来，他曾在很多场合展示过那女儿。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那个男孩呢？一些脱北者认为，这个儿子的相貌可能不像金正恩的正妻李雪主，而可能更像金正恩的前女友玄松月。这是一个有趣的猜测，我想它肯定属于合理猜测的范围。但也许那个男孩再长大一些会亮相。谁知道呢。

金家统治者为何对家人身世如此讳莫如深

记者：作为北朝鲜独裁政权的共同统治者，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对北朝鲜人民、对国际社会来说可谓横空出世。金与正的名字一直不见官方提起或宣布，直到2014年3月。金家王朝为什么要这样神秘？

李晟允：金正恩有额外的动机要为他的个人身世保密。例如，他的个人身世甚至家人的出生年份都秘而不宣，是因为金正恩的母亲出生在日本大阪。这意味着在1910年至1945年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某个时候，她的父母从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

事实上，他的母亲高容姬的父亲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为日本人和帝国军队生产衣服和制服。然后，在高容姬将近20岁的时候，她家又迁回北朝鲜。高容姬是个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被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看上了。

这都是一些有碍大局的事实，因此必须严加保密，不可外泄，因为在险恶的北朝鲜政治阶级制度下，从日本迁居回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被划为最低阶层。北朝鲜的政治社会阶级分为三个，即上面的忠诚阶级，所谓的中间阶级，这是摇摆不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必须受监视。也许他们没事，但需要监视他们。然后就是被鄙视的、最低的敌对阶级。被贴上敌对阶级成员标签的都是什么人呢？是贵族、前地主、基督徒、任何信奉宗教的人，还有那些背叛国家并叛逃到韩国或者其他地方的人的家庭成员，还有来从日本回来的人。

假如你是金正恩或金正日，就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忧的事实必须秘而不宣，严格保密。金正日有一个姐姐，就是金正恩的姑妈。从大约从1996年到2000年，在金正恩住在瑞士时，她在那里照顾金家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姑妈与丈夫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跟金正恩他们一起在瑞士。他的姑妈一家在1998年叛逃。叛逃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是跑到了美国。金正恩2021年1月在执政党的一次重要大会上说，美国是北朝鲜的主要敌人。你家要是有一个家庭成员叛逃了，全家人就要受到惩罚。有时候会被送进拘留营或政治犯集中营，或者干脆被杀掉。

你知道，你要是有个姑妈叛逃到美国；你的母亲来自日本，出生在日本；还有，你的爷爷金日成在儿时也上教堂，曾经在教堂演奏过风琴；金日成的母亲是教堂的女执事；父亲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假如你是这样的人的后代，也基督徒的后代，你就要被划成敌对阶级分子。这是十足的讽刺。你知道，金正恩根本就不应当获得最高领导者的称号，因为所有的坏标记他都有，祖父是基督徒，母亲在日本出生，姑妈背叛了国家，等等等等。说起来这是悲剧又喜剧的讽刺。

金与正与她的粗鄙粗野的语言

在很多北朝鲜观察者看来，金与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女子，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顶级官员，因为她经常发表贬损人的、威胁性的恶意谩骂。对不是专家的观察者来说，可以用什么例子来展示典型的、独具特色的金与正呢？

李晟允：你知道，她可能从2012年开始，但肯定是从2014年开始，就在一个非常有权力的机构宣传鼓动部工作。当时我不明白，但从2014年初开始，北朝鲜发表的声明措辞变得非常刻薄、贬损、极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让我举几个例子吧。这些例子都是直接引语，所以，我无意冒犯任何人。

在2014、2015年，韩国总统是一位女性，朴槿惠，她是儒家文明中第一位女性民选领导人，在台湾的蔡英文之前。北朝鲜经常抨击她，说她是“肮脏的老妓女”。北朝鲜2015年5月发表的一个措辞龌龊的声明攻击朴槿惠，也顺带提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该声明说她是“取悦奥巴马的老妓女”。大约在同一个时段，北朝鲜还说奥巴马总统是“邪恶的黑猴子，应当滚回他在非洲的自然栖息地，靠旅游者投给它的面包屑活着”。

同样在2014年，我们看到联合国发布了有关北朝鲜的重要人权报告。那份报告首席起草者是迈克尔·柯比，是一位退休的非常有名的澳大利亚法官，并且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北朝鲜称柯比法官是“一个有着40年令人厌恶的同性恋生涯的好色之徒”。

虽然卑劣的语言并不新鲜，但这些针对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侮辱性、性别歧视、暴力、恐同的语言却是新鲜事。现在我明白了，我认定金与正会签署批准所有这些声明发表。

金与正其人究竟有多么危险

记者：有人抱有一种印象，这就是，金与正截至目前只是狂吠，但没咬人。这印象是真实的，半真实的，虚假的，还是虚假得危险？

李晟允：我想我可能会说，这大概甚至是危险的误导。不错，这印象是虚假的。她是一个年轻的、或说相对年轻的、上镜的女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所以人们就以为她说了些刻薄的话，但那些话没有咬人的力道。不是的。自从2020年3月以来，她已发布了40多份正式书面声明。她经常说，她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权力来自于她的兄弟、党和国家的主席同志金正恩。

2020年6月4日上午6点15分左右，金与正发表声明，要求韩国通过一项新法律，把向朝鲜发送传单和任何具有最低货币价值的物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那些人发送的都什么样的东西呢？你知道，许多在韩国的脱北者成为人权活动家，他们发送飞入北朝鲜的气球向那边传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如小额钞票、肥皂、袜子、《圣经》、牙刷、牙膏，都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在北朝鲜严重稀缺。北朝鲜政权不喜欢这种事。于是，金与正就对韩国说：通过一条新法律，把这些犯罪分子投入监狱。

令人惊讶的是，4小时后，管理朝韩关系的韩国统一部首席发言人就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声明称：是的，我们将办这件事。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青瓦台也就是韩国总统府、甚至国防部等政府机构都纷纷附和，声言向北朝鲜发送传单是坏事，不会是好事，我们要制定一条法律，将这种活动定为犯罪。

我们知道，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是一项普遍人权。这是20世纪40年代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那一条写得非常巧妙，说分享和传播信息是一项基本的、普遍的人权，不受国界和媒介形式的限制。因此，对韩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把那些向朝鲜发送传单和基本信息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令人惊讶的。这是北朝鲜独裁者首次成功地将对其人民的残酷信息审查制度越过边界延伸到韩国。

金正恩与金与正兄妹都在西方受过教育，结果...

记者：金正恩和金与正都还年轻，也都残忍，就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虐杀人，处决人，其中包括他们的家人，如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或他们的姑父。考虑到他们的部分教育都是在瑞士接受的，他们是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人的呢？

李晟允：这就要说是政权的本质了。他们继承了这种残酷的、绝对的权力。我认为在欧洲留学的经历并不是任何未来政策或一个人性格的现实或准确的指标。我们有这个神话，这就是，当金正恩上台时，很多人、很多北朝鲜问题专家认为，金正恩会像邓小平一样，因为他在欧洲生活过。

邓小平在法国生活过，年轻时在那里学习了大约四年。金正恩年轻时在瑞士生活了四年。但每有一个邓小平，就有一个波尔布特。波尔布特20多岁时也在法国巴黎生活和学习过，到头来他把自己的人民杀掉大约三分之一。所以说，接触欧洲的世界主义并不能表明一个领导人有改革意识。

金家政权如此残暴，缘何还能让众多韩国人着迷

记者：众所周知，大韩民国或南朝鲜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可以自由地获取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那么，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容易被金氏政权，尤其是被金与正迷住呢？

李晟允：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理应说话礼貌。我想说，韩国人民几十年来一直与威胁性的北朝鲜比邻而居，因此，当北朝鲜发射一两枚导弹时，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而且那也不会是重要的新闻。在北朝鲜发出一次威胁时，大多数人都会说：哎呀，他们只是疯了，他们只是诈唬，不会真咬人。大多数韩国人只是这么说说，然后继续过他们非常忙碌、富有成效的日常生活。

在韩国的教育体系中，他们不会在中学或高中教你任何有关北朝鲜的知识。所以，大多数韩国人对北朝鲜都是冷漠的、漠不关心的，而且对北朝鲜真是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动力去研究北朝鲜，因为北朝鲜不会出现在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试题中。如果是高考有北朝鲜题，学生们都会成为专家，他们会非常努力地去钻研。这局面真让人伤心。

然后，就是拒绝面对现实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生活在对北朝鲜的时时刻刻的恐惧中。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整天害怕他们要入侵我们，他们要杀我们，对我们开枪，那样会有战争。你不能那样生活。所以，这就来了拒绝面对现实的问题。于是，大多数韩国人会想：他们北朝鲜只是偏执而已，美国在向他们施压，所以他们的反应很疯狂；他们就像令人感到尴尬、麻烦的远房亲戚；他们想要钱，那给他们一些钱，对他们好一些，他们就会走开。

这种满不在乎的基于无知的态度和认知很容易被改造利用。在北朝鲜独裁者展示微笑、握手言欢时，人们的情绪就会摇摆。由于这种漠不关心和对北朝鲜缺乏知识，人们就愿意相信。这很有戏剧性，是很有趣的故事。这是个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1/%E6%9D%8E%E6%99%9F%E5%85%81%E5%8D%9A%E5%A3%AB%EF%BC%9A%E6%9C%9D%E9%B2%9C%E5%85%84%E5%A6%B9%E7%8B%AC%E8%A3%81%E6%94%BF%E6%9D%83%E4%B8%AD%E7%9A%84%E5%A6%B9%E5%A6%B9%E9%87%91%E4%B8%8E%E6%AD%A3%E5%85%B6%E4%BA%BA%E4%B8%8E%E5%85%B6%E5%8D%B1%E9%99%A9.html

韩统一部：金正恩一家奢侈品年消费额最高达数十亿韩元

来源:
法广

韩国统一部官员10月19日表示，在长期面临粮食困难的情况下，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一家每年进口奢侈品的规模达数亿至数十亿韩元。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韩国统一部官员周四与记者见面时表示，（金正恩一家）自执政后至今不断地在公开活动中使用高价服装、手表、笔和包。他们丝毫不在意普通居民的看法，炫耀自身的奢侈品消费。

上月13日，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时佩戴瑞士生产的高级手表，并使用德国名牌钢笔。相关照片还被刊登在《劳动新闻》等朝鲜官媒上。金正恩夫人李雪主佩戴的瑞士摩凡陀手表、女儿金主爱（音译）身穿的迪奥外套、其胞妹金与正手拿的价值1000万韩元的迪奥手提包等也频频出现在镜头前。

该官员表示，平壤的秘书室或最高层官员挑选奢侈品并下达购买命令，然后通过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驻欧洲使馆人员等运入朝鲜。据分析，这些奢侈品主要通过货船非法转运的方式运入，仅金正恩一家一年购买的奢侈品规模最高可达十亿韩元。

韩联社报导指，据推测，朝鲜购买的奢侈品品目由平壤书记室或“最高层”直接选定。据韩国统一部透露，朝鲜书记室旗下负责筹措统治资金的管理组织“劳动党39号室”等负责为金正恩一家采办奢侈品。据悉，由于宝石、手表、高价品牌产品等奢侈品属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对象，通常由朝方派遣到国外的公馆人员和商社人员购买并进口。

此外，韩方官员就定于下月召开的第10届俄北经济共同委员会会议表示，会议有可能讨论对北粮食援助、经济物流合作以及派遣朝鲜劳动者至俄罗斯的问题。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0/%E9%9F%A9%E7%BB%9F%E4%B8%80%E9%83%A8%EF%BC%9A%E9%87%91%E6%AD%A3%E6%81%A9%E4%B8%80%E5%AE%B6%E5%A5%A2%E4%BE%88%E5%93%81%E5%B9%B4%E6%B6%88%E8%B4%B9%E9%A2%9D%E6%9C%80%E9%AB%98%E8%BE%BE%E6%95%B0%E5%8D%81%E4%BA%BF%E9%9F%A9%E5%85%83.html

吴国光 | 独裁与恶政的螺旋效应：再谈“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 VOA 【国事光析】20231016

前次拙文谈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以苏联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为历史对照，来理解近期中共不断有高官落马的现象，试图解释为什么二十大后习近平已经高度集中权力但却仍然对基本都是自己亲信的官员持续进行政治清洗。文短未能展开，留下不少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持续清洗？本文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揭示"斯大林逻辑"的制度本质。

灾难之后的政治整肃

斯大林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1924年列宁死后他开始不断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到1935年开始的新一轮大清洗，其间大约11年时间。无独有偶，习近平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的历程，如今也有11年了。斯与习，在那11年当中的作为，都是很成功的，也就是实现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目标。

斯大林在这一段高度集权的过程中，逐步地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上采取冒进政策，试图加速建设苏共版本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农村，斯大林强力推行"全盘集体化"。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包括以武装力量镇压那些抵抗集体化的农民，甚至出动了轰炸机。接下来的恶果，就是包括以"欧洲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发生的大饥荒。据估计，当时饿死的民众，至少有500万到700万。

这样的巨大灾难，不仅引起了民众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恶，也导致苏共内部对斯大林的不满四处蔓延。我想，了解到这种历史背景，再来看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整肃，应该就不是那样地不可理解了。简单地说，斯大林不是个疯子；他在高度集权之后仍然持续清洗，有他的理由和逻辑。

对于这种理由和逻辑，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因为类似的灾难在中国也曾经发生，因为毛泽东以同样的理由和逻辑做过同样的事情。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也是要加速工业化，并在农村强力建立人民公社，恶果也是大饥荒。这场人为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毛自知"闯了大祸"，但他绝不肯因此哪怕削减一点点自己的权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个人崇拜，接下来就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毛版本的十年大整肃，不仅全民遭难，就是那些曾经为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领袖们，也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乃至死于非命。

理由是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摆出了很多理由要进行这样的清洗，从苏联有所谓"白卫分子"、"托派分子"等等，到中共上上下下都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目不一而足。但是，背后的真正理由，放在大饥荒的背景下，人们应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最高专制者在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之后对于自己权力地位受到质疑、削弱、乃至挑战的担心。为了应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对于自己权力地位的质疑、削弱和挑战，不仅要加强对于民众的社会控制，而且要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持续的政治清洗；在政敌已经清洗殆尽、全是自己亲信掌权的情况下，清洗的对象也就必然是所谓亲信了——这就是所谓"斯大林逻辑"。

独裁出恶政，恶政促独裁

习近平现在正在制造上述历史的第三版。与他的斯爷爷和毛爸爸所处的时空不同，习版本的故事情节当然不会完全重复上述种种，但其中的逻辑是相同的。因为共产党最高专制者这么做始自斯大林，所以我将之称作"斯大林逻辑"。

但是，"斯大林逻辑"的出现，首先不是因为有斯大林这么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是因为共产党有那样一种专制制度。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最高领袖实行个人专制。这里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专制统治是相互表里的，不可分割开来。一般讲所谓"独裁"，容易偏于只讲个人的专制，这一点我在本专栏以前的文章中谈过。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用"独裁"这个词来专指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个人专制。"斯大林逻辑"是独裁者的逻辑，而"斯大林们"则是共产党专制的产物。"斯大林逻辑"在今天的中国政局中重现，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制度过去十年间成就了习近平的独裁。

独裁必然带来治理上的恶果。过去几年中，从对于新冠肺炎的"动态清零"，到无预警放开的"疫情海啸"，制造了巨大的人命牺牲和人道灾难。反市场和敌视民营经济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负面地影响了上亿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习近平的这些恶政与斯大林、毛泽东当年制造大饥荒的恶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灾难之后进行政治整肃的权力逻辑也是一以贯之的。

这里，可以发现在独裁与恶政之间存在一种螺旋效应，二者相互之间推动升级。就独裁领导人来说，越是个人集权，就越是没有制约；决策越是任性，越是造成治理上的灾难，也就是造成恶政；而越是出现治理的灾难，独裁者也就越发感到已经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还是不够用。地位不安全，于是越发要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进一步实行政治清洗，进一步压制乃至消灭可能的不满，首先是出现在精英阶层的不满。共产党的整个权力体系作为独裁体制，恰恰为这种个人集权和政治清洗提供了足够的、强大的制度手段，也由于不向民众负责而必然走向恶政。因为独裁而形成恶政，因为恶政而愈发独裁，这才是深层的"斯大林逻辑"。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10/blog-post_53.html

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

来源:
美国之音

近来中国高层政局“大瓜”供应丰富，甚有戏剧性、刺激性的消息与传言接二连三。先是外交部长秦刚下台，接下来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因“健康原因”缺席外事活动。这两个副国级领导都是在习近平手下得到加速提拔的政坛新贵。随后，传言涉及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二张”是习近平过去十年来一直倚重的重量级军头；张又侠更是习近平掌军的头号辅佐，当下职务最高的职业军人。这还不够，有说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也面临政治麻烦。至于中共火箭军高层前些时日被一窝端，那个新闻与上述大人物的遭际相比简直上不了档次呢。全世界的舆论都在惊讶并追问：中国高层政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制度溃败的加速征兆

舆论的惊讶首先在于：在习近平已经于中共二十大上空前地巩固了权力、组成了几乎清一色亲信与喽啰组成的高层班子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

如果事情果如中共所宣称的那样，原因在于当事人生活作风腐化或牵涉腐败案件，那么，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眼光也好，中共官员选拔过程中的审查机制也好，岂不是出了很大的毛病，根本无法达到选拔出合乎习本人和中共组织所设标准的领导干部？

当然，人们知道，中共的腐败和腐化是制度性的，并在过去三十几年中蔓延到了官员个体无法洁身自好、可以称为“普遍腐败”的程度。因此，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谓反腐败，必然是选择性的，甚至也只能是选择性的。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反腐目标的确定不是按照官员腐败程度来决定的，而是按照另外的标准、为了另外的目的所选择的。那个目的就是清洗异己，巩固权力。因此，谁成为反腐的靶子，不在于此人是否腐败或是否腐败严重，而在于此人是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所必须拿掉的。

一句话，中共官员个个腐败，但跟对了上级就无所谓腐败，没有跟对嘛，那就很可能会被揪出来。所以，反腐在中共官员中的政治效应，就是所有官员不论原来是什么门路升官的，都赶快向习近平效忠，拼命显示其对习近平是如何地绝对忠诚。就这样，习近平才能够从一个权力基础薄弱、能力平庸昏聩的地方官员，上台伊始即迅速巩固权力，直至建立起习本人定于一尊的超级独裁。

但是，秦刚、李尚福不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吗，为什么现在也成了“反腐”目标？有这样一种解释，说习近平尤其不能容忍在他上台之后仍然“不收手”的腐败行为，因此秦、李腐败或腐化案一旦被揭出，习就不会饶了他们。这样一说，那就很难说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了吧？可是，栗战书、王岐山等的腐败、腐化，不是早就有多个信息源的确凿报道了吗？怎么习近平却一直优容他们呢？如果习近平真的想从根源上限制腐败，他为什么不去限制公权力、不搞司法独立、也不容许舆论监督呢？如果秦、李真的是因为腐败而下台，那只能说，中共政权的制度溃败已经到了无法满足这个制度本身保持正常运转的起码要求了。如此高级别的官员新上台几个月就下台，可见这种制度溃败正在加速。

斯大林逻辑：杀的就是“亲信”

其实，把秦刚、李尚福或者栗战书、王岐山说成习近平这个独裁者的亲信，这个说法本身在政治上是个悖论。所谓亲信，意味着受到信任——那个“信”字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独裁者能够真的信任手下的人，那他/她恐怕也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手下的人去做事，也就说不上是完完全全的“独裁”了。至于那个“亲”字更是未免讽刺。中国古人即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谁来想象一下和一头老虎保持亲密关系的图景？

现在西方媒体也有借助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来理解中共高层政局的了，应该说这是中国政局观察的一种进步。不过，单用王朝政治的权术来理解中共，还是不够的。要从制度上更深地理解中共，更多地还是要读一读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其实有点避重就轻；田家英说毛像斯大林晚年，毛可就大怒而要置田于死地了。习近平要当毛二世，这从国际眼光来看也就是斯大林三世。最近中共政局的这些事情，显示习近平已经在走往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那个方向了。

有人会说：习近平不是一直在搞清洗吗？怎么能说现在才往那个方向走？这就需要解释一句：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是一连串的特定历史事件，不等同于“清洗”作为一个通用词汇的含义。是的，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在搞政治清洗，这和毛在文革前也没断了搞政治清洗是一样的，也和斯大林在1936年之前一直在搞政治清洗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文革，毛要清洗的对象，从刘少奇到林彪，那可都是曾经帮助他获得至高权力的曾经的“亲信”了。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也是这样，用曾经长期任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来以“克格勃”著称于世）、写了《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的奥尔洛夫的话来说，那就是：斯大林“决心在1937年除掉所有亲信”。

可以说，共产党的当权者上台之初，清洗的是政敌，那正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反腐的逻辑；一旦成为权力无可匹敌、无所制约的独裁者，清洗的就是亲信，那就是二十大之后观察中共高层政局的看点。人们容易理解前者，但往往难以理解后者，而恰恰后者才是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这里我把它称为“斯大林逻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9/%E4%B8%AD%E5%9B%BD%E6%94%BF%E5%B1%80%E7%9A%84%E6%96%AF%E5%A4%A7%E6%9E%97%E9%80%BB%E8%BE%91.html

习近平的“政治尊严”面临西方挑战

来源:
法广

西方执政的政治人物直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者”的 ，已知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又有一个德国绿党领袖出身的外长贝尔博克。近日还有一个美国驻日大使，直接向习近平“发难” ，指其“无能”。这一现象是否与有些分析人士所说的“水涨船高”，与北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有关？

可能让北京最感刺耳的就是直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女士刚刚使用了这一说法，招致中国召见德国驻华大使强烈抗议。贝尔博克是在9月14日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谈到乌克兰战事时作上述表述的。大意是，不能让普京赢得乌克兰战争，反之，将向世界上的其他独裁者，比如习近平，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贝尔博克不是第一个使用“独裁者”来形容习近平的西方政治家。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出席筹款活动时谈到“气球事件”时就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拜登一如贝尔博克，都招致中方的强烈抗议。

而且中方反驳的词语几乎是重复的。北京得知拜登讲话内容后，次日谴责“美方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北京在得知贝尔博克的相关说法后，立即表明中方对此强烈不满，痛斥德国外长相关言论是“极其荒谬，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且，中方召见德国驻华大使当面抗议，可见非常愤怒。

北京使用“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来定性，考虑到中国的党国体制，党的最高领导人等同于国家领导人，“定于一尊”，所谓“中方政治尊严”，即习近平的个人尊严。这一点，德国政府发言人周一在回答记者如何看中国的统治方式时，虽然避免使用“独裁者”再次激怒北京，但指中国是“党国一体”与“我们的民主理念不符”，清楚暗示了北京政权的独裁性质。

在“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方面走得更远的可能要算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8日就以“美国驻日大使变身外交斗士，指名道姓攻击习近平”来报道。华尔街日报采用这样的标题，意在点明伊曼纽尔以外交官之身份向习近平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伊曼纽尔是最早对习近平亲信、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发出质疑的人之一。他使用的语言比较辛辣和尖锐。一周前，他在推特用讽刺的语调质疑： “习近平的团队就像是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周都没有露面。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8日报道，伊曼纽尔正加大对习近平的直接批评，将这位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个无能的经济管理者、一个外交政策的失败者和一个笨拙的潜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领导下的政府更是一团糟。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在外交场合，指名道姓地向外国领导人发难 (即便是对手国的领导人)，或者用讽刺和嘲笑来强调另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东京政治分析师、经常上推发表评论的Lully Miura说，她担心伊曼纽尔正中中国下怀，卷入由中国自己的‘战狼’外交官挑起的一场抹黑中伤的舆论战”。

但是，这位曾任民主党国会议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幕僚长和芝加哥市市长的伊曼纽尔上周五接受采访时说，“批评我实际上是在转移真正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高官失踪和新冠起源等问题上保持沉默。他质疑：“为什么中国对任何人都不透明？”“欺骗和谎言是贯穿中国一切行为的特点。作为一个世界领袖，这是不可接受的。”


from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9/%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2%80%9C%E6%94%BF%E6%B2%BB%E5%B0%8A%E4%B8%A5%E2%80%9D%E9%9D%A2%E4%B8%B4%E8%A5%BF%E6%96%B9%E6%8C%91%E6%88%98.html

评论 | 王丹：习近平深陷“独裁者困境”

中国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在8月29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非洲和平安全论坛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外界议论纷纷之际，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导，李尚福已经被撤职查办。从六月份另一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秦刚失踪到现在的李尚福事件，短短三个月内，中国五名副国级的国务委员中就有两名神秘落马，且至今官方也没有给出令外界信服的理由。考虑到落马官员涉及国防和外交这两个对国家安全来说极为重要的职位，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内部，展开了新一轮的清洗。

为什么要进行高层清洗，这是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正面揭示出来，但是有一些外界猜测的原因，我认为是可以从反面来排除的。

例如，有人说，李尚福落马的问题是腐败。这听起来没错。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中国军队因为黑幕重重，腐败问题远比地方政府严重。李尚福长期主管武器装备，并担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这些都涉及金额巨大的秘密军事预算，上下其手进行贪污非常方便，一向被视为肥缺。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说李尚福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李尚福作为习近平的嫡系人马，在提拔到国防部长高位之前，必定经过中纪委的严密调查，如果有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被习近平所不能接受，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共高层核心领导圈中，何必要等到他上任不到一年，再去处理他的所谓腐败问题呢？更何况，打击李尚福的腐败问题，间接受到影响的是习近平本人的权威，毕竟这是他挑选的高级干部，难道他不要负责任吗？当然，对李尚福的最后处理，很可能会以“贪腐”的名义下结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他落马的真正原因。毕竟，反腐在习近平那里，早已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也有人说，拿掉李尚福的国防部长乌纱帽，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因为美方早已经对李尚福进行制裁，只要李尚福还是国防部长，美方期待的中美军事交流就无法顺利恢复。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比较勉强。第一，如果中方真的想恢复军事交流，完全可以找比李尚福更高级的军事领导人，例如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出面与美国军方会谈，过两年换届的时候再换下李尚福，似乎更顺理成章；第二，从对美强硬派王毅回锅担任外交部长，以及习近平拒绝出席G20高峰会两件事，我们也看不出习近平对于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有那么大的兴趣，以至于要换掉自己的亲信讨好美国。因此，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撤换李尚福的说法，也有些说不过去。

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切得知李尚福落马的背后真相，但是从三个月里频繁更换两名国务委员的事情，似乎给人如下印象：习近平对他周围的高级干部充满了不信任，采取的也是铁腕手段。我认为，习近平已经进入典型的“独裁者困境”：多疑，有被迫害妄想，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动辄整肃自己人。从秦刚到李尚福，我们看到的习近平清洗中共高层的手法，越来越像“二战”前的斯大林：毫无预警，心血来潮，说翻脸就翻脸。这样的模式，当然会在党内有寒蝉效应，会导致党内高级干部人心惶惶。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寒蝉效应未必是好事。第一，如果你的亲信都人人恐慌，随时担心自己的安慰，这还能好好工作吗？第二，那些自己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为了自保，以鱼死网破的方式干掉自己老板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可以肯定的是，深陷“独裁者困境”的习近平，会更加孤独，更加无法得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而做出错误决策的机率也会大大增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wd-09182023113600.html

【译丛】仍不安全：跨国镇压2022年总报告

来源：自由之家
作者：亚娜·戈罗霍夫斯卡亚、内特·申坎和格雷迪·沃恩（Yana Gorokhovskaia, Nate Schenkkan, Grady Vaughan）
译者：未央

一名持有AK-47的男子敲响了纽约布鲁克林区一所住宅的门铃，他在寻找一位生活在那里的记者、伊朗政府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人们发现尼加拉瓜政权的一位政治对手死于洪都拉斯，他的家人怀疑他是在哥斯达黎加的流亡居所中被诱捕出来而致死的。一名劳工活动家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和塞尔维亚官员的合作下被遣返回巴林，他是在欧洲人权法院发布了一项反对引渡他的临时措施的几个小时后，就在贝尔格莱德的停机坪上被移交出去了。

在全球范围内，独裁者正在越境追捕敢于公开反抗镇压的个人，为的就是让他们消音。一些政府用跨国镇压来铲除在其境外生活的侨民和流亡者的异议，这些跨国镇压的策略包括暗杀、非法驱逐、拘留、引渡、实际和数字威胁，以及代理人的胁迫。跨国镇压不仅仅是对个人活动家的威胁，更是全球威权主义的工具。它危及人权、民主价值和国家安全。

这份简报描述了从2022年开始的跨国镇压中的新案例和其他发展。自2014年以来到目前为止，自由之家的数据库包含了来自38个政府在91个国家共计854起直接针对人身的跨国镇压事件的信息。去年，自由之家记录了20个政府实施的79起事件。跨国镇压最活跃的行使者依然是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埃及和塔吉克斯坦政府。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从吉布提到孟加拉国，正在采用暴力和骚扰手段来镇压在国外生活的批评者，并且成功地逃避了国际和国内的问责。

与往年一样，威权政府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合作，骚扰、拘留和遣返个人，对流亡者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在去年记录的事件中，起源国和接纳国政府在70％的事件中被自由之家评为“不自由”。

记者和其他行使其言论自由的人再次发现自己成为国境之外的定点打击目标，这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使得更多人在欧洲和中亚地区面临跨国镇压的威胁。两个重要的接纳国家——英国和美国——在制定政策应对威权者所构成的威胁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两国政府都容许了冲突的外交政策盘算以及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这就使寻求保护免受压迫的人们出于危险之中。

战时的跨国镇压

在乌克兰人民遭受俄罗斯的毁灭性战争的同时，跨国镇压的模式在乌克兰、俄罗斯、中亚和欧洲地区加剧。

这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乌克兰人以及许多生活在乌克兰流亡的外国公民的死亡、人权遭侵犯并大规模流离失所。乌克兰对81个国家的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并拥有充满活力的本土公民社会，为新来者提供了急需的支持。尽管乌克兰政府对外国活动人士的保护通常只是部分的，很少有寻求庇护者能够获得永久居留权，但这个国家传统上一直是异议人士和其他逃离独裁者控制的人士的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莫斯科的进攻和随后的战争使得在乌克兰受到跨国镇压打击的人们所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

埃尔辛·埃尔金乌里是来自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由于担心会被政府关押的集中营中，遂于2019年逃离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埃尔金乌里一直无法在国外找到安全。2020年，他从土耳其来到乌克兰，随后在该国的移民拘留所被拘留，有报道称中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在请愿将他遣返回中国。中国是世界上跨国镇压的主要行使者，采用了多种策略，同时针对团体和个人。在自由之家的数据库中，中国是所有记录在案的跨国人身镇压事件的起源国，占30％。在俄罗斯入侵后，埃尔金乌里与其他外国公民一起逃离了乌克兰，并在波兰申请了庇护。2020年7月，他被德国移民官员拘留，据称是因为非法越境穿越法国和德国的边境。战争进一步暴露了埃尔金乌里和其他逃离中国迫害的人们面临的跨国镇压威胁，加剧了他们无法获得庇护和避免长时间拘留的困境。

莫斯科的入侵还导致俄罗斯内部的镇压加剧，引发了大规模的大逃亡。克里姆林宫将反战示威定为犯罪行为，修订刑法以惩罚传播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并启动了男性“部分动员”来服兵役。虽然准确的数字很难确定，但有数十万公民因这些措施和其他措施而离开了该国。虽然许多人能够安全地搬迁，但仍有人在国外成为莫斯科的目标。

跨国镇压起源国前十名

自2014年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全球80%的直接人身跨国镇压事件负有责任，这些事件由自由之家记录。

在秋季，哈萨克斯坦的执法人员多次拘留了来自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记者叶夫根尼娅·巴尔塔塔洛娃（Evgeniya Baltatarova），她因散布关于俄罗斯军队的“虚假新闻”而被莫斯科列入通缉名单。当局解释说，她的拘留是根据明斯克公约进行的，这是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协议，便于欧亚地区政府拘留和引渡被通缉的个人。在年底，哈萨克斯坦当局驱逐了米哈伊尔·日林（Mikhail Zhilin），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逃兵”的通缉名单上。他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一名官员，逃避了兵役征召。但在他的律师殚精竭虑依法上诉之前，他寻求庇护的申请遭拒绝后被驱逐出境，其律师们认为驱逐行为违反了《联合国难民公约》和《难民公约》所提供的保护。日林现在面临着在俄罗斯的长期监禁。

逃离俄罗斯军队强制服役的人们可能会在附近的欧洲国家申请庇护时遇到障碍。在九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代表表示，希望逃避征兵动员的俄罗斯公民不太可能获得人道签证或被考虑为政治避难。由于无法保障在这些国家获得受保护的合法地位，这将使俄罗斯人更容易受到跨国镇压。

在侵略战争和国内加剧镇压的背景下，莫斯科继续推动打击居住在俄罗斯的其威权政府同伙国的流亡者。塔吉克斯坦政府利用与莫斯科长期建立的安全合作做法，进行了广泛的跨国压制活动，这占据了去年全球记录事件的27％。

帕米尔流散成员是来自塔吉克斯坦高诺-巴达赫尚自治州（GBAO）的一个民族群体，在他们的政府对该地区的抗议活动加大了压力后，他们承受了其政府跨境打击的主要压力。去年，有1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通过引渡和非法驱逐从俄罗斯被遣返回塔吉克斯坦。其中包括已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个人，包括公开反对杜尚别的“反恐”运动的奥拉兹（Oraz）和拉姆齐·瓦齐尔别科夫（RamziVazirbekov），他们在莫斯科机场失踪，并在2021年1月分别被判处16年和13年的监禁，指控与推翻政府有关。另一名受害者，移民权利活动家阿姆里丁·阿洛瓦肖夫（AmriddinAlovatshoev），曾参加在莫斯科的塔吉克斯坦大使馆外举行的抗议活动，于2月被遣返回塔吉克斯坦。他在电视上作了供词并最终以扣押人质罪被判处18年监禁。

几百万中亚人居住在俄罗斯。仅去年一年，就有多达174,000名塔吉克斯坦公民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莫斯科政府非常乐意协助邻国的专制政权进行跨国镇压，使这些个体面临严重危险。俄罗斯政府预计在入侵乌克兰后将被欧洲理事会驱逐，因此在入侵乌克兰后决定退出该理事会，这为居住在俄罗斯的流亡者增加了新的威胁维度。由于俄罗斯现在不在欧洲人权法院的监督范围之内，受到俄罗斯跨国镇压的个体将无法向该机构申请保护措施以防止被非法驱逐。

最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扰乱了欧洲现有的安全安排，为土耳其提供了机会，该国试图扩大其已经广泛开展的跨国镇压行动。自2016年7月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发动政变企图以来，安卡拉不断追捕与居伦和库尔德运动有关的流亡者。自由之家的跨国镇压数据库中包括了132起土耳其当局实施的事件。9月，一名名为乌古尔·德米罗克的商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引渡运动的最新受害者，土耳其情报机构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绑架了他。

在瑞典和芬兰于5月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后，土耳其拒绝支持他们的申请，除非瑞典交出一批被通缉的个体，包括几名记者。迄今为止，瑞典当局拒绝违反法治保护寻求庇护者的规定，但土耳其仍试图利用瑞典想加入NATO做要挟来进行引渡。与此同时，居住在欧洲正在被土耳其追捕遣返的人继续遭受恐吓和侵害。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显著加剧了跨国镇压的当前趋势，展示了人权危机如何波及并扩散开来。回应异地暴力和专制政府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需要从涵盖人道主义、避难和安全等多个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挺身而出的高昂代价

跨国镇压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异议，以维持独裁政权的控制。尽管起源国针对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但公开批评政府的个人往往成为骚扰甚至暴力的单独目标。自2014年以来，自由之家记录的所有人身跨国镇压事件中，有97起事件是针对记者的，也就是占11%。

尽管新闻记者在保护媒体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受到跨国镇压的影响，但在法律淡薄或不存在法治保护的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尤其可能被用作跨国镇压的工具。2022年，吉布提被添加到自由之家的数据库中，成为一个采用跨国镇压策略的起源国。在2022年5月，索马里的一片自称为独立但国际上未被承认的领地——索马里兰，逮捕了吉布提活动家阿雷·苏莱曼·奥勒德，因他在脸书上发表了针对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勒的批评言论。尽管据报道，奥勒德最初被拘留时没有人出示过逮捕令，但当局最终以一项禁止侮辱他人尊严的刑法对他提起了诉讼。人权组织担心奥勒德将被秘密带出索马里兰，因为有报道称吉布提政府派直升机来运该活动家。最终，奥勒德被无罪释放。然而，居住在索马里反抗压制性邻国政府的人仍然面临危险。

在2022年12月，玻利维亚将一名在该国居住了三年的古巴活动家驱逐出境。马吉迪尔·豪尔赫·卡斯特罗，他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追随者，经常批评古巴政府，被玻利维亚移民当局指控违反了2013年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外国公民“扰乱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他被要求15天时间内必须离开该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卡斯特罗被驱逐出玻利维亚是古巴当局的要求。然而，这起事件反映了跨境打压的一种熟悉趋势，即在接纳国、起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改善期间，接纳国会镇压或骚扰流亡社区的活跃成员。2021年在土耳其和北京关系升温期间，土耳其开始拘留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就是一个例子。类似地，卡斯特罗被驱逐的时间与玻利维亚和古巴国家元首在哈瓦那会晤的时间重叠，哈瓦拉会议是“我们美洲人民贸易协定（ALBA-TCP）波利瓦尔人民联盟峰会”的一部分。接纳国现行法律可能侵犯外国公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言论自由，可以用来压制异议，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有效地达到直接跨国镇压的同样目标。

对难民的保护薄弱也会危及记者和其他受到跨国镇压的人。在2022年8月，马来西亚当局驱逐了巴基斯坦记者赛义德·法瓦德·阿里·沙赫，他自2014年以来一直以合法认可的难民身份在该国居住。沙赫曾报道有关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涉及强制失踪的活动，据称他因工作而被绑架和虐待。马来西亚当局确认，沙赫是应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在吉隆坡的要求而被驱逐的，后者声称沙赫是一名前警察，正在接受纪律审查。自由之家的《2023年世界自由报告》发现，在2022年，独立媒体在157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攻击，包括刑事起诉、非法暴力和审查制度。被流放的记者和活动家面临双重风险：在接纳国面临受压迫的法律，以及被外国独裁者镇压。

新的政策回应，保护和问责方面的持续差距

流亡者和离散社群寻求庇护的国家政府正开始考虑采取政策来对抗跨国镇压。然而，这些回应大多将重点放在确保国内安全的机制上，同时忽视了移民系统内的脆弱性，并并且由于进行外交政策权衡从而削弱了国际问责。

在2022年11月，“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提供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在英国运营的三个非官方警察局的存在，作为对该报告对回应，英国政府宣布成立了“民主任务部队”（Democracy Taskforce）。该任务部队的目的是政府和情报界之间开展合作，以保护英国免受跨国镇压等外部威胁。英国过去曾发生过多起跨国镇压事件，包括对俄罗斯流亡者的高调毒杀案，对沙特异见分子的袭击以及中国和巴林官员对活动人士的骚扰。此外，在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抗议的一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去年10月被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袭击。

除了“民主任务部队”，英国政府还在考虑其他积极的举措，包括对《国家安全法案》的修改，将把与外国政府相关的胁迫、骚扰和恐吓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如果发现这些犯罪行为是在外国政府的指示下进行的，还将加重现有刑事行为的刑期。作为该法案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还计划创建一个“外国势力登记框架”，要求组织和个人在计划从事“政治影响”活动时向国务大臣登记。

与此同时，尽管英国政府正考虑政策变化以增强其在国内应对跨国镇压威胁的能力，但其基于与使用跨国镇压策略的政府紧密合作的移民政策也在继续。

2022年4月，英国政府与卢旺达政府签署了一份“移民与经济发展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庇护伙伴关系安排”，允许英国政府拘留前往英格兰申请庇护的人，并将他们送往卢旺达。该安排专门针对从安全第三国以“非正规”方式进入英国的人，包括通过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人。今年6月，一架满载在英国寻求庇护者飞机因欧洲人权法院的禁令而被阻止离开英国飞往卢旺达。然而，去年12月，伦敦高等法院认定，尽管英国政府有义务在将每名庇护寻求者转移到卢旺达之前，单独考虑每名寻求庇护者的情况，但总体上这一安排是合法的。

这项庇护协议是危险的，因为它削弱了英国政府遵守联合国难民公约的义务。这还使英国政府与一个众所周知的跨国镇压实施者直接合作。卢旺达政府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批评者，包括通过暗杀手段。直到最近，卢旺达监禁了美国永久居民保罗·鲁塞萨比纳，他是在转机过程中被卢旺达当局劫持的，并于2020年被遣返回卢旺达。过去，卢旺达政府未能保护逃离附近冲突地区的难民的权利。2018年，该国安全机构对难民营的抗议者使用武力，包括实弹。

英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在国内构成威胁的担忧应该延伸到其谈判国际伙伴关系的过程。跨国镇压策略在威权政府中非常普遍。一边在国内提高外国干预的成本，另一边又与外国镇压实施者合作，这不仅削弱了政府阻止跨国镇压的可信度和效力，还破坏了其外交政策的合理性。

英国内政大臣Suella Braverman在2023年3月访问卢旺达基加利期间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会面。（图片来源：Alamy/Stefan Rousseau）

美国政府也已采取措施，保护人们在美国土地上免受跨国镇压的影响。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仅提高了对跨国镇压威胁的认识，还对施压者提出了刑事指控。在2022年7月，国务院向驻华盛顿特区的各国使节发出外交备忘录，警告外交官不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骚扰、恐吓和胁迫来打压个人…和平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2022年底，美国国会议员还引入了将跨国镇压编码和刑事化的立法。

虽然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打击跨国镇压方面是积极的步骤，但由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政府的高层外交接触，美国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尽管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曾表示沙特政府应该因为谋杀流亡沙特的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但在2022年7月他仍然访问了利雅得，并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之前，一份美国情报评估已经发现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自批准了导致卡舒吉被杀的安全行动。沙特政府在卡舒吉遇害后的这些年里并没有改变其对批评者的处理方式。沙特当局非但没有放弃跨国镇压的策略，还试图收集在美国境内批评其政权的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并威胁活动人士。在沙特国内，当局继续协助跨国镇压，包括帮助在关押和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行动中的中国政府。

与沙特阿拉伯一样，埃及是美国长期的安全合作伙伴。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2022年12月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并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面。埃及政府还会在国外打击批评者，包括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个人。今年11月，埃及当局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请求，在迪拜拘留了谢里夫·奥斯曼。奥斯曼拥有美国和埃及的双重国籍，他曾在YouTube频道上呼吁在由埃及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奥斯曼最终获释并被允许离开阿联酋，但他在拘留所中度过了七个星期，有证据显示他的家人被阻止离开埃及前往阿联酋与他会面，这与最初的计划相左。

民主政府可以通过外交和持续的双边交往取得很大成就，即使是与威权国家交往。然而，外交政策应该遵守民主原则和人权规范。跨国镇压无视人权和国家边界。有效地对抗跨国镇压需要结合一系列政策，使政策能够惩罚在接纳国发生的事件，能够保护难民权利，并在双边关系中优先考虑尊重人权。

建议

接纳国的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科技公司可以采取行动，增强责任感，为流亡者和侨民提供保护，限制国家实施跨国镇压的能力。

给接纳国政府（接纳流亡者和被针对的离散者）的建议：

• 确定一个官方的跨国镇压定义，供所有政府机构使用，并建立一个特定机制来追踪国内的跨国镇压事件。
• 制定一个计划，向执法机构、情报机构以及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相关的官员传播关于跨国镇压的意识。
• 对来自被“自由之家”评为“不自由”的国家政府的引渡请求以及国际刑警通告进行额外审查。利用发声、投票和影响力来限制国际刑警成员国打击国外批评者的能力。
• 承诺尊重寻求庇护的权利，避免将处理庇护者的责任转移到第三国，并加强现有的难民安置计划。
• 在审核庇护申请时，将有关跨国镇压的信息纳入有关原国家的信息之中。
• 对跨国镇压的施加者和支持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并使用“不受欢迎人物”标识以确保追究责任。
• 对实施跨国镇压行为的政府限制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
• 严格监管监控工具的购买和使用，并保护端到端的加密。

给民间组织的建议：

• 继续记录跨国镇压事件，分析施加者国家的策略，识别政策应对中的空白。
• 为受跨国镇压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开展项目，包括数字卫生培训以及社会、心理、法律和移民支持。

给科技公司的建议：

• 在数字平台上增强记录跨国镇压事件的选项，包括通过为人们提供工具，使他们能够方便但私密地过滤、评估并报告跨国镇压事件。
• 公开确认数字跨国镇压的实施者，并描述他们的活动方法和规模。
• 制定公司范围的应对跨国镇压的策略，包括有关内容审核、骚扰、外国势力行动、网络安全和隐私的政策。

更详细的建议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https://freedomhouse.org/policy-recommendations/transnational-repression。

原文来自：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FH_TransnationalRepression2023_0.pdf）

【译丛】仍不安全：跨国镇压2022年总报告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1146

美媒：中国在坦桑尼亚开办专制主义培训学校

近日有美国媒体披露，中国在非洲坦桑尼亚开办了一所专制主义培训学校，通过向当地执政党讲授带有浓厚中共独裁色彩的执政理念，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进非洲民主进程的努力。

据美国媒体Axios8月20日独家报道，虽然中国和非洲政府官员将这所培训学校的运作描述为减轻贫困，并致力于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但在坦桑尼亚“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领导力学校”（The Mwalimu Julius Nyerere Leadership School）里，中国教师却在对非洲领导人进行政治培训，灌输有关执政党应凌驾于行政和司法之上、严明党内纪律以贯彻意识形态等中国的特色理念。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坦桑尼亚开设专制主义培训学校的目的，是以输出其独裁模式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这种外界看来似乎微妙的尝试，也是北京应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影响力，并且以此争夺非洲原材料和矿产能源的反击。

据报道，这所学校于去年开设，是中国与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执政党合作的项目之一。虽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北京传授有关如何保持永久执政的授课内容却受到了纳米比亚等多国官员的“热烈欢迎”。而在中国向非洲输出中方叙事和审查模式的同时，美国、丹麦、德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也一直在推动非洲的多党制度和政治参与，包括向当地民众讲解新闻自由、法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以促进该地区的民主进步。

报道披露，中方上述学校是面向执政党中上升的年轻成员，而并不包括反对党人士。学校会议和短期培训课程均由中共党校教师讲授，包括治党、党纪、反腐败、习近平思想、脱贫攻坚等具有浓厚中共色彩的内容。此外，该校非洲教职员工提供的课程还涉及泛非主义、民族主义和公共行政部门管理等。

调查发现，这所学校受到中共中央党校高达4000万美元的资助，并由一家中方建筑公司承建，内部设有大型宴会厅、健身房、网球场和300多间配有中国制家具的酒店式客房。该校在去年首次举行了一场大型培训活动，当时有来自中国等约120人参加。今年6月，该校举行的第二次大型培训活动则有约170人参加，期间还设有专为坦桑尼亚执政党（CCM）成员举办的小型会议和短期课程。

报道还指出，恰逢中国某些企业因违规而遭受西方制裁之际，北京当局在非洲培养并不拒绝独裁主义的政治集团，不仅有望保障其贸易出口市场，而且也可帮助中国重塑对外影响力，如在南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获得舆论支持并且削弱外界对北京恶劣人权纪录的批评。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专制模式可能会进一步削弱非洲国家脆弱的民主政治。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Axios问询时，否认中方在非洲输出独裁模式。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和非洲各国相互学习治国理政经验，支持对方走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

 

记者：经纬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w1-08212023121322.html

【译丛】独裁者最喜欢的词？民主

专制统治者正在使用民主的语言，试图掩盖他们赖以专权的压迫性制度。

来源：Freedom House
作者：Mike Smeltzer
译者：撒母耳
插图：Gil Wannalertsiri/ Freedom House

“双方共同认识到，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促进和保护民主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人们可能会以为这句话出自 2023 年 3 月的《民主峰会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该宣言由致力于加强全球民主的 73 个国家政府签署。但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22 年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几周发表的联合声明。

世界上的专制统治者常常对民主口惠而实不至。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明显胜利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至少在表面上——是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全球自由度持续下降的 17 年里，专制统治者一直援引民主的语言，试图掩盖他们赖以专权的压迫性制度。

随着专制政体的激增，人们对民主是否有能力兑现承诺的忧虑不断升温，民主的支持者必须能够将真正的民主实践与世界上专制者的空洞冒牌货和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民主”辞令区分开来。

民主合法性的“波坦金村庄”

（A Potemkin village，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译者注）

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调查区域从中欧延伸到中亚，该区域提供了大量独裁领导人的例子，他们说着民主的语言，却掌控着极不民主的体制。

乌兹别克斯坦所谓的民主开放就是一个案例。在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乌兹别克斯坦近三十年的专制统治者——死后，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总统于2016年上台执政，他表示希望将自己政府的政策与其专制前任的政策拉开距离。他在释放政治犯和放松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方面采取了引人注目的行动，并宣布了一项加强法治和促进宗教宽容的战略。

但七年后，即使米尔济约耶夫吹嘘“新乌兹别克斯坦”，但“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民主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微不足道的。米尔济约耶夫沿着其他专制领导人走过的一条不光彩的道路，于今年 4 月策划了一次可疑的宪法公投，从而锁定了他对国家的控制权。公投被描述为改善社会和法律保护的计划，但事实上，公投的通过重设了总统任期限制。据报道，米尔济约耶夫在7月份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87%的选票，继续获得了其第三个任期。

事实上，民主选举——或者确切地说，民主选举的表象——是专制者工具包中的重要一项，使其能够对“人民的意愿”进行各种虚假宣传。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举行的虚假公投也是最好的例子，先是 2014 年在克里米亚，然后是 2022 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在受到严重恐吓的 “竞选 “期间，可疑的支持率从 87% 到 99% 不等，这种精心策划的选举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为民主合法性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另一方面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向公民发出不会容忍异议的信号。

重新定义民主——或者说在拒斥民主

许多反民主的统治者发表两面派的声明，声称他们致力于民主准则和实践，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重新定义民主。少数人更进一步，完全拒绝接受冷战后民主共识的前提。

在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倡导“非自由民主”，宣称自由民主——一种全面保护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强有力的民主形式——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为此，欧尔班削弱了匈牙利曾经的民主体制，摒弃了制衡、公民社会和独立的新闻团体是民主所必需的理念。因此，在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调查中，匈牙利的“民主得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下降得更多，而在这种调查中匈牙利曾被归类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混合政权。

在许多方面，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走向“非自由民主”的过程，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本世纪初操纵俄罗斯新生民主体制以巩固其权力的方式相似。但与欧尔班不同的是，普京基本放弃了对民主的援引——他曾将民主称为“基本价值”和“政治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转而声称要“得到普遍认可”和“遵守和尊重法律”。就在上周，《纽约时报》报道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曾公开表示，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并非真正的民主”，“普京明年将以超过90%的选票再次当选”。

在语义发生转变的同时，2018 年和 2021 年的民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自己是“具有民主观念的人”这一概念。

以任何其他名目出现的专制

今天，世界上那些反对自由的统治者正在发展出越来越老练的方法，将有毒信息传播到领土边界之外。在这种环境下，认识并解释空洞的“民主”辞令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原则之间的区别，是反对专制暴政、促进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而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要对选民负责，基本权利和自由要得到维护。

原文链接：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autocrats-favorite-word-democracy

 

【译丛】独裁者最喜欢的词？民主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1090

中共是全球威权主义的技术帮凶

来源:
自由亚洲

在上个月关于中国在古巴的间谍基地的新闻中，人们忽略了华为员工在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下工作的事实。然而，这家中国公司不仅仅是帮助维护情报收集设施，还帮助古巴压迫其自己的公民。这在中国外交中是一个常见的情形：为威权政权提供他们所需的技术工具来监视、压制和惩罚持不同政见者。

与中国共产党有紧密关系的华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古巴国家电信公司的主要技术供货商。根据一项瑞典研究，这是中国支持“数字专制主义”的一部分，而华为的eSight网络管理软件也在拉丁美洲被用于过滤网络搜索。当古巴人民在2021年7月举行大规模抗议时，根据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的说法，古巴政府使用由中国“制造、销售和安装”的技术对网络进行控制和封锁。

在非洲，2018年9月，吉布提与国有企业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合作开始建设监控系统。该影像监控系统覆盖吉布提市的主要城区、机场、码头和港口。

在亚洲，中国正在与缅甸的军政府合作，在科科群岛（Great Coco Island）建设监控设施。2020年12月，缅甸在八个镇区启用了335个华为监控摄影机，作为其“安全城市”项目的一部分。这些摄影机具备人脸辨识功能，如果被监视的人在通缉名单上，系统将向当局发出警告。2022年7月，路透社报导称，缅甸的军政府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安装了具有人脸辨识能力的中国制摄影机。这些设备是从大华、华为和海康威视购买的。

也是在亚洲，2023年2月，中国在柬埔寨的云壤（Ream）建有一个海军基地得到了确认。2019年6月，柬埔寨王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暨金边市警察局局长访问了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在内的中国企业，表达了对中国“平安城市”、监控系统和其他警用设备的兴趣，希望引进这些系统及设备以“整顿治安环境和打击犯罪”。根据美国之音的报导，2022年10月，柬埔寨的人权活动人士怀疑柬埔寨当地警方使用了中国企业提供的无人机和监视摄影机来监控劳工权益抗议者。

在巴基斯坦，中国至少自2016年以来就在当地安装了用于监控的中国技术。就在那时，所谓的“安全城”项目在伊斯兰堡正式启动运作，与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如易华录合作。该计划在主要城市要道设立了检查站和电子警察系统，达成对全城的车辆监控。2017年，华为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平安城市管理局合作，在拉合尔建设了一个平安城市系统。该项目包括一个融合指挥及通信中心、200个警察局点和100多个LTE基站。

在中亚，华为和华录的监控系统遍布杜尚别，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2023年5月，塔吉克粟特州的负责人与华为代表会面，讨论了该省省会胡占德的2500万美元“安全城市”项目。

中国在全球提供国内监视工具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使其将技术送到埃及、尼日利亚、乌干达、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安哥拉、寮国、哈萨克斯坦和肯尼亚等国家。还有在塞尔维亚，一名政治持不同政见者声称，该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追捕政治对手”。

科技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79个国家购买了华为的监控方案。其中包括像意大利、荷兰和德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与华为签订合约可能意味着与习近平形容的“新世界秩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入门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支持打压的侵入性中国技术实现的。这不应该存在于美国的后院、古巴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2023.08.01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8/%E4%B8%AD%E5%85%B1%E6%98%AF%E5%85%A8%E7%90%83%E5%A8%81%E6%9D%83%E4%B8%BB%E4%B9%89%E7%9A%84%E6%8A%80%E6%9C%AF%E5%B8%AE%E5%87%B6.html

中国制造商毫不犹豫地向独裁政权提供监控装备

来源: 

法广

法国世界报网站上刊出一篇文章，介绍中国是如何出口其大规模监控工具的。该文指出，中国制造商毫不犹豫地向镇压民众最残酷的独裁政权提供监控装备。

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西蒙•勒普拉特（Simon Leplâtre）写道，大约十五年以来，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和监控系统主导了世界市场，中国制造商毫不犹豫地向镇压民众最残酷的独裁政权提供监控装备。

一直是没有多少民主的中非小国乌干达就是一个例子。乌干达当局经常被指控在投票箱里搞假、被指控腐败盛行，还被指控绑架政治对手。勒普拉特写道，2014年，乌干达总统收到了能够让他更加有力地镇压的新工具，这就是价值75万美元的、配备有面部识别技术的20个监控摄像头，这些设备全部由中国的华为提供。随后，乌干达当局又迅速地从华为订购了更多的摄像头，要知道，乌干达的电信网络也是由华为提供的。

今天，华为的摄像头遍布于乌干达全国所有的城市以及首都的所有街道。乌干达捍卫隐私权和反对互联网审查的协会Unwanted Witness的律师Allan Sempala Kigozi说，“在所有反对派政界人士和所有协会的房屋前，乌干达警方都安装了摄像头。我自己办公室的前面就有一个。这样，警方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家，什么时候回来，因此，搞民众动员活动就很难。”

面部识别

勒普拉特还写道，华为只是众多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之一。十五年来，在视频监控设备市场上，中国公司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该领域领先世界的海康威视是位于杭州的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科的子公司。该公司2021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轻松地主导着该市场。

在该领域占据世界第二的是大华公司，也位于杭州，这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却拥有包括电话运营商中国移动在内的多个国家投资者。根据专业媒体AS Mag的数据，它在2021年销售了价值50亿美元的监控设备。另外，在视频监控领域排名世界前10的企业中，还有两家中国企业：这就是，宇视科技（Uniview）和天地伟业（Tiandy），此外，还有15家中国企业进入视频监控领域的世界50强。

勒普拉特还表示，大多数监控摄像头都连接到互联网网络、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面部识别功能，甚至还提供种族识别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监控软件似乎已经渗透到全球互联网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主导地位引发问题。据专业网站Top 10 VPN的调查，2021年，在美国，有超过70万个IP地址和海康威视或大华的监控系统有关联，在法国有10万5千3百个。

缅甸军政府

缅甸军政府是另一个大量采购中国监控设备的威权国家。2022年初，在军事政变发生一年后，缅甸军政府向中国公司发去了庞大的订单，以加强缅甸各城市的视频监控。根据路透社的调查，这些摄像头和服务由海康威视（Hikvision）、大华和华为提供。

就中国企业是如何大规模出口其监控设备的，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著有“数字镇压的兴起：技术如何重塑权力、政治和抵抗”一书的作者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说，“接受他访问的政府客户提到，中国投标企业通常比他们的竞争对手便宜40%到50%，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和有着巨额资金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有关联。在这些倡议的框架内，如果在某些所谓的优先市场销售产品，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中国公司的另一个优势是，西方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或出于国际制裁的原因而要避开的国家，中国公司则敢于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天地伟业公司（Tiandy）最近因为和伊朗当局签署合同而被点名。

史蒂文•费尔德斯坦还补充说，“中国公司时刻准备向对西方公司来说是禁区的独裁政权提供设备，鉴于有众多的资料都显示中国存在与监视技术相关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在新疆，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1/%E4%B8%AD%E5%9B%BD%E5%88%B6%E9%80%A0%E5%95%86%E6%AF%AB%E4%B8%8D%E7%8A%B9%E8%B1%AB%E5%9C%B0%E5%90%91%E7%8B%AC%E8%A3%81%E6%94%BF%E6%9D%83%E6%8F%90%E4%BE%9B%E7%9B%91%E6%8E%A7%E8%A3%85%E5%A4%87.html

独裁政权的坏时光

此间舆论注意到：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大独裁政权正遭遇着一个糟糕的时刻，他们或遭本国人民广泛的抗议，或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专制政权表面是一片死寂的大海，突然间不可测地转化为惊涛骇浪。

广告

伊朗刚刚对第二位抗议者执行死刑，但根本无法阻止不顾生死的民众继续涌上街头抗议，俄罗斯被临时送上前线不知为何当炮灰的新兵已无法阻挡俄国在乌克兰战场节节败退的命运，二十大后登上权力顶峰的习近平突遭民间白纸抗议运动后放弃“坚决清零不动摇”政策，“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削弱”。

法国费加罗报专栏作家雷诺-吉拉德在“独裁者的坏时光”一文中分析，“中国、俄罗斯、伊朗独裁政权都遭到他们的人民的抗议，他们的可塑性比他们的独裁者希望的要差”。作者认为，民主国家就像海洋，不断地有波浪翻腾，专制政权表面是一片死寂的大海，突然，完全不可测地，爆发为惊涛骇浪。

法国世界报12月10日的社评称，10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庆祝习近平主席的无懈可击，这种教条现在已经部分地终结了，中国政府被迫废弃仅仅在几天前还在歌颂的清零政策，这无疑是现实主义与公民的胜利。“这场愤怒的运动表明，中国不仅仅是单一政党统治的无灵魂的僵尸形象。而且，任何不公正的禁锢都无法战胜一个民族”。

费加罗报的相关报道说，在中国，大城市居民早已清楚中共的清零战略是一出荒诞戏。谁都明白，我们无法消灭病毒，我们只能与病毒共存。中国人看到了卡塔尔球场上观众和体育健将，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他们对自己被迫生活在与世隔离的泡沫里愤怒不堪。

身为受害者的大学生如同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他们手举白纸，以讽刺的方式对抗国家审查制度，当他们被警告小心被外国势力利用时，有人高声回击：“我们是中国人! 谁是外国势力，马恩列斯才是外国势力!”

费加罗报认为，不可否认中国当局在最近四十年成功地使得国家现代化，但他们忘了人不只是吃饱了算的动物，他们还向往尊严、公正和自由。

俄罗斯也一样，普京在乌克兰战场陷入泥潭，面对灾难般的战略，俄罗斯权力正在分裂。俄罗斯母亲开始利用社交网络发声，她们要求普京拿出勇气，体面地与她们见面，向她们解释这么多俄罗斯年轻人为什么这样白白去送死？泽连斯基真的是一个希特勒吗？从什么时候起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敌人？为了保卫俄罗斯真的应该占领乌克兰的土地吗？难道俄罗斯拥有的广缈的土地还不够开发吗？

克里姆林宫竭力避免挑起这样一场辩论。但辩论还是开始了。振聋发聩。像野火一样，它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所有部门。而面对这场战略灾难的规模，权力内核正在分裂。

伊朗的情形则是一滴水打翻了花瓶，年轻一代不能接受22岁的女子阿米尼之死， 9月13日，她被警方以 “头巾包得不正确”的理由抓走，三天以后姑娘莫名其妙死了。愤怒的伊朗青年人再也不能接受毛拉的独裁统治，越是警察开枪杀死示威者，其他的示威者越是无畏地地走上街头。毛拉集团组成的政府已不为伊朗青年接受，伊朗仅仅靠所谓的革命卫队维持，青年人今天的革命就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荒谬的隔离，荒唐的针对假想敌的战争，荒谬的地上的真主组成的政府，通过网络知情的人民早已不像独裁者所想象的那样驯服，他们最后总会揭竿而起。

法国世界报吉勒-帕里斯报道说，时间似乎对这三个深信西方衰落的国家有利，他们试图推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模式，问题是为了成为反模式，自己必须是一种模式，无论俄罗斯中国还是伊朗，今天都不具备这一资格。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连续三月面对民众爆发的抗议，就连训练有素的镇压机构都措手不及。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面临大脑流失，这对俄罗斯的未来是毁灭性的灾难。现在，俄罗斯面临军事失败，其影响力在邻邦也被严重削弱了。11月23日的集体安全组织条约会议就是一个明证。而习近平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不足两月，其清零政策终于激起全社会空前的愤怒。

报道分析，以前，时间似乎对中俄这样的修正主义大国有利，他们自认远超西方的效率和稳定，只要耐心等待世界领导人改换阵营就够了。但是，习近平承诺的人民至上成了天天做核算的诱饵，他的许愿已经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青年人百分之十八的失业率彻底毁灭了曾经建立的我给你经济增长的许诺。而普京承诺的不需要当兵只需一个特别行动就能解决乌克兰纳粹成了弥天大谎。

在这三个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禁锢和僵化产生了同样的结果。消除垂直抗议结构并不能阻止水平运动。后者更有活力，因为它们被一种超越这些政权所建立的遏制障碍的事业所凝聚。在伊朗，头巾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将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等边缘少数民族与大都市联合起来。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习近平的零容忍战略在中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乌克兰阵亡士兵遗体的大规模回归有可能对整个俄罗斯产生同样的影响。

『大西洋』杂志在题为“清零的失败就是习近平的失败”一文中也指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已经死亡，但是当局不会公开承认，中共自认无懈可击，不会承认错误。文章指出，习近平如此突然地从一个极端立场走向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可能是在用一个危机换取另一个危机。11月下旬中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运动，引起了中共对可能引发大范围动乱的恐惧。但是，现在习近平可能面临一场可能夺走数十万人生命的流行病的政治风险。

文章指出，习近平在没有让他的人民对传染病激增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方向，前景可能是残酷的，根据一项预测，在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的几个月中，中国可能至少超过60万人死于流行病。已经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失去控制。人们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专制制度白白浪费了三年的国家资源，最终又落到2000年世界其他国家曾经历的新冠疫情爆炸性爆发的境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21212-%E7%8B%AC%E8%A3%81%E6%94%BF%E6%9D%83%E7%9A%84%E5%9D%8F%E6%97%B6%E5%85%89

评论 | 程晓农：中共独裁者的恐惧症

共产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这不只是个人野心问题，还与他们的恐惧有关。分析中共独裁者的恐惧症，不仅可以解释中共建立政权后历任独裁者发起的高层权力斗争，也可以判断独裁者的施政方向。独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绕不开他们的各种恐惧症。这些恐惧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来自政治现实中真实的害怕；而且，每种恐惧症都有相应的政治行动为证。那中共独裁者到底有过哪些恐惧症呢？本文就来梳理一下中共历任独裁者的不同恐惧症。

一、红色政权独裁者的“清算恐惧症”

共产党政权的独裁者都有“清算恐惧症”。独裁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或夺得最高权力之后，还想在国际红色阵营里赢得最高地位，往往会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结果造成惨痛的悲剧，在社会上和党内引发严重反弹。不过，在独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压下，下面的不满最多只能是腹诽，表面上并不构成对独裁者的直接威胁。

红色独裁者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被捧到云端了，但他们其实都不完全放心追随自己的手下，内心害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独裁者明白，自己掌权之时，还能压得住阵；死了之后，过往的劣迹就可能被翻案，让自己声名狼藉。

共产党政权里第一个批判独裁者的是苏共。斯大林死后三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项严重错误。由此开创了红色政权的清算政治，也让后来的红色独裁者产生了清算恐惧症。

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式独裁者，他从苏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惧症。苏共20大之后中共连续发表了两篇政论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试图阻止苏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扩散到其他红色国家。中苏随后交恶，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时，老毛也开始警惕中共高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二、毛泽东：“大跃进后果恐惧症”和“文革罪孽恐惧症”

毛泽东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权时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不久，为实现他经济上超越苏联的国际野心，老毛推动了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即“大跃进”，因此把全体农民变成了党的“农奴”，必须无限度地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结果饿死了3千多万农民。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帮老毛纠正了部分错误政策，但也讲了两句实话。一句是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讲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句是私下对老毛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大跃进”期间全国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书”指载入史书）。此话戳到了老毛心里，因为“七分人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当时刘少奇赢得了各级官员的信任，曾一度让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线”。而患上“大跃进后果恐惧症”的老毛，则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正走在“赫鲁晓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口号，发动“文革”，整垮了刘少奇，把大部分官员赶下了台，用“造反派”和军队干部来代替，毁掉了支持刘少奇的中共各级官员这股势力。

这导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员敌视“文革”，想要翻盘，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惧症”。他临死前一直担忧死后会有“腥风血雨”，意思是会有政变，翻“文革”的案，会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后不到1个月，政变就发生了，华国锋等人抓了“四人帮”。

三、邓小平：“否定改革恐惧症”和“六四镇压恐惧症”

陈云、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上台后，马上清算了华国锋等支持毛路线的高官，恢复了老干部的集体领导。当时，为杜绝毛式个人独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了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表面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似乎被终结了，其实，中共的“枪指挥党”潜规则并未改变，邓小平的终身掌权开始了。虽然“六四镇压”后，老邓出于“六四镇压恐惧症”，不想背“六四屠夫”这个骂名，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军权抓在手里。他下台后，通过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牢牢地控制军队，而江泽民这新任军委主席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军队的一切事务仍听命于杨尚昆，而杨尚昆则听命于老邓。

老邓从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确实“潜水”了一段，然后就“露峥嵘”了。他在南巡期间曾召集秘密的珠海会议，策划用乔石换掉江泽民。老邓要撤江泽民，与老邓的“否定改革恐惧症”有关，他怕江泽民追随中共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势力，清算自己（关于珠海会议，请详见笔者在澳洲广播公司SBS网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后来江泽民看风转舵，老邓才放过了他。

然而，老邓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还是被江泽民夺到了军权。老江仰赖曾庆红的协助，而老曾则利用老邓的“六四镇压恐惧症”。老曾通过老邓的大儿子邓朴方向老邓告状：杨尚昆有同情赵紫阳之心。结果老邓上当，除掉了杨尚昆。老邓的军权就此旁落，而此时他行将就木，什么也顾不上了。

四、习近平的“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上任后曾大动干戈，隔代夺了军权（关于这一过程，亦请参见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他因为夺取军权，以及用反腐败打击中共大批干部，进而得以连任，并走上了个人独裁的道路；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个独裁者恐惧症之一，“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展开全党大清洗，其中有一个原因，中共从来一字不提，那就是贪官们往境外转移资产的行动，构成了对经济的冲击。自从反腐败开始，各级贪官就慌忙往海外转移资产，导致中共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万亿美金，整整少了1万亿。如果放任贪官们继续转移资产，中共的外汇储备见底，是可以预期的。

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越来越狠，大清洗象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整肃了1百多万中共官员。而整个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敌视也越来越大，习近平的大批敌人就在中共党内，都是党政精英。这些精英通过改革开放发了横财，习近平不许他们出国了，藏在海外的钱摸不到了，藏在国内的钱象“定时炸弹”，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习近平不要连任。

中共的贪官过去贪，今后仍然想贪，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移居国外。而中共独裁者要让政权维持下去，绝对不许他们掏空中国的财富。这是一个死结，贪官和中共政权相辅相成，但绝不会生死共依。习近平独裁一日，官员们就一日无望；习近平一旦撒手，中共党内的反习大清算，就会让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对此习近平一清二楚。

当然，未来的党内反习大清算，不会用打击腐败作理由；而习近平恰恰在另外两个巩固个人权力的领域里留下了重大把柄。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还有另外两个独裁者恐惧症，即“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五、习近平的“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习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对经济半懂不懂的李克强，习本人对现代经济则一窍不通。这两个人都没看出来，他们上任时中国经济正朝着悬崖滑去；相反，习近平以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锦涛时代的经济基础当作自己“崛起”的本钱。于是，习近平在任内的第一个十年便努力让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称霸”狂奔。

温家宝当总理时奠定了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基本方针，开始时似乎一切顺利，高歌猛进，但其中的隐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强接任十年后，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最后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带动中国经济不断滑坡。那么，中国经济还能重获生机吗？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会撑不下去；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已成定局。

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经济逆转的政治责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为，中共内部讨厌他、恨他的人，批习时用这个议题，是非常顺手的“棍子”。习近平因此就有了“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

习近平的第三个独裁者恐惧症是“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他为了显示自己强硬的领袖地位，开始挑战国际秩序。因此，中国海军2020年初通过中途岛海域针对美国的海军舰队演习，以及占领南海国际水域、修建充作军事基地的多个人工岛，点燃了中美冷战（参见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从此，中美关系的蜜月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近年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部署遭到美国、日本的反制，而乌克兰战争也把中共海军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参见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乌克兰战争开启现代海战新模式》）。现在看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习近平不能承认对外扩张战略的错误，但又不见得能不断推进对外扩张的计划。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来也必然成为习近平面临批判的议题之一。

六、习近平的独裁之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事实上，习近平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导致他患上三种独裁者恐惧症的原因；最后，这三大恐惧症推着他朝着独裁者悲剧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独裁之路，实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有另一层意思，独裁者的这三大恐惧症让他顽强地抓住权力不放，但抓权到底的结果，却让这三大恐惧症的并发症状早早到来。

习近平明年就70岁了，自非年富力强，身处独裁之位，他会被沉重的用人行政这日复一日的事务工作压力，折磨得无处可避。可以想见，习近平早晚会因为身体难以支撑而倦勤。这时中南海里诸公就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然后发生内部争斗。

而这种争斗有一个习近平种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不会自然化解或取得党内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压遏制住，这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炸。中共当今和此后的高层，无法既维系住这个政权，又满足官员们运走资产、出国当寓公的美梦，因此就无法让官场中人“扬眉吐气”。更何况，当年中共各级官员的财富是在经济泡沫中捞来的，来得何其容易；如今经济萧条当头，想再捞到那么多财富，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来看，即便清算习某人，仍然无法让贪官们的贪欲充分实现，这种红色精英群体被压抑的永久性失落，将使得习后的争斗格外残酷。

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为了证明其勇略而点燃中美战争，两个核大国之间，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续的战争就成为战力消耗的比拼。这样的战争，一个面临经济下滑、又严重依赖外国资源和市场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临失败。

独裁者虽然可以掌权到死，却常常会在其生命的末期，发生权力逐渐掌控不住的状况。毛泽东死前两年如此，邓小平死前几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谈中共政变，莫如静观数年；等习某的独裁走到末路时，北京官场难免如沸腾之锅，局势大乱。

所以，习近平的三大恐惧症，其中反映出来的，都是失败的恐惧。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恐惧，这三个恐惧就是习近平政权的宿命，也是习近平的宿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1082022094904.html

卫星图显示独裁者谎报GDP增长

来源: 

美国之音

一份利用夜间卫星图像作为经济活动指标的新研究显示，威权政府严重夸大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值。

这份报告估计，相比民主国家，这些专制国家将年GDP增长值夸大了近35%。

“形势大好”

这份研究从一个中心前提出发：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来自民主政体还是独裁制度，都想夸耀经济繁荣。

报告的作者、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Luis Martinez）告诉美国之音（VOA）：“每个人都想描绘出‘形势大好’的场景。但是关键区别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有着一整套制衡的网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这样的行为。”

他还指出：“比如，媒体可能会审视这些数据。立法部门的反对派会提出问题。如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有着要求信息公开的自由。这背后的理论是，当我们观察非民主政权的时候，这些制衡很大程度上都不存在。”

夜晚灯光

如果政府的数据不可信，那么该如何衡量经济增长呢？研究表明，显示夜间灯光明亮度的卫星图像是经济活动的代理指标。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夜间卫星图像。民主制度的韩国大部分地区都是灯火通明的。独裁者金正恩领导的朝鲜的经济体量只有韩国的60分之一左右，在卫星图上大部分地区都是黑暗的，亮度差异使得两国之间的边界十分明显。

马丁内斯解释说：“随着经济发展，你知道的，会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路灯、住宅、产业。”

马丁内斯使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创建的“世界自由度”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他对比了卫星图夜间灯光亮度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官方的GDP数据。

马丁内斯说：“我发现，比如用两个国家举例，它们夜间的灯光亮度增加值差不多。刚好其中一个国家比另一个更为民主。结果是：在亮度增长一样时，更为民主的国家报告的GDP增长值却比较低。”

经济浮夸

马丁内斯的研究观察了184个国家到2013年为止近20年的GDP数据和卫星数据。

这项研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比如农业或者碳氢化合物提取，会不会影响到夜间灯光的明亮度。马丁内斯也调查了专制政体更加落后的数据收集和汇报能力是否会影响结果。

就算控制了这些变量，马丁内斯指出，依然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独裁政权夸大其GDP增长。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比较了更稳定、更可信的民主政体和更加威权的政权，其中的差距范围在30%到35%之间。这意味着，举个例子，如果实际增长率是1%，威权政府会报告1.3%。”

外国援助

马丁内斯说，根据他的卫星图研究，外国援助项目也似乎影响到一个国家夸大其GDP的意愿。

他说：“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得到很多外国援助。但是一旦它们达到了某个收入程度，也就是足够富裕的时候，它们就从项目中‘毕业了’，失去了资格。”

马丁内斯告诉美国之音：“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因为相对贫穷而获得许多金钱援助，那就不会有很强的动机来夸大增长，或者说自己过得很好。当然了，我也发现，只有当贫穷国家‘毕业’了，不再拥有获得外国援助的资格，这类（模式）才开始显现。”

中国数据

中国的威权领导人习近平上周获得了第三个五年任期。马丁内斯的模型显示，在过去20年内，北京可能夸大了其GDP增长近三分之一，其经济体量远远小于其所声称的。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夸大了经济增长值约2%，其实际经济体量比官方宣称的数据小12%。

中国否认操纵经济数据。

北京一度推迟发布其2022年第三季度增长数据，并且没有给出解释，当时恰逢中共召开二十大。数据在10月底得以发布，称同比增长3.9%，超出了分析人士的预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11/%E5%8D%AB%E6%98%9F%E5%9B%BE%E6%98%BE%E7%A4%BA%E7%8B%AC%E8%A3%81%E8%80%85%E8%B0%8E%E6%8A%A5gdp%E5%A2%9E%E9%95%BF.html

抗议习近平独裁 加拿大校园反共者与小粉红开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揽大权，更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浮现。加拿大校园内一些中国留学生在海报墙上贴出抗议与批评习近平的图文，不料却遭到小粉红们频频撕毁。贴海报的留学生说，将与亲共势力对抗到底，而专家与国会议员称这种干扰加拿大社会的行为不能容忍。

乔治和朋友最近在阿尔伯达大学内的公告栏张贴反习近平政权的海报，掀起了与小粉红们的一场“无声战争”。

乔治是中国留学生，去年从广州来加拿大念书。他2019年时开始关注香港政局，但当时人在中国，不敢真实公开表达自己的声音。来到加拿大後接触了更多信息，思想变得更自由开放，在香港民主组织中当义工，最近受四通桥挂布条抗议习近平的勇敢行为启发，加入了海内外群起反共的浪潮，在校园内张贴海报。

自由环境下 岂可不如四通桥示威者勇敢？

小粉红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们这批反共者，他会担心吗？他说，最担心的是国内家人的安危，但还是觉得应该要对得起良心做些事情。“肯定会担心的，但你想一想，我在中国那麽多年，没有享受过一丁点儿民主自由，如今我来到这里还担惊受怕的，这说不过去嘛！我佩服的是那个四通桥（勇士），他跑到桥上去（挂布条），我当时看到都震惊了，竟然有人敢这麽做。”

响应四通桥抗议，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不同规模的抗议行为，还有“新厕所革命”，也就是公共厕所内有许多手写抗议的标语。乔治说，过去许多中国人因为口袋赚了钱，对政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今真的看透了。“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不是越来越糟糕，只不过它过去是因为民生政策，让那些人会觉得中国经济还可以啊，但现在它们都破掉这个幻想了，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也很糟糕，所以现在更多人站出来反对中共。”

细数中国对加拿大校园的恶意影响力

加拿大大学校园内反对共产党的抗议者和小粉红们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间断，有直接抗议冲突的，还有香港民主团体多次在卑诗大学丶西门菲沙大学竖立支持香港的“连侬墙”，就不断被亲共学生拆毁。

2019年，加拿大维吾尔大会前主席托度希（Rukiye Turdush）在校园演讲时，遭到中国学生闹场骂脏话，当时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还发信、反对托度西在校园内演讲。

加拿大西藏女孩齐美拉姆（Chemi Lhamo）也因为倡导西藏自治而被中国留学生骚扰，无论是她当选学生会会长，或是後来参与抗议北京奥运活动等，她都不断受到网路霸凌和人身威胁。

曾驻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说，中国势力长期渗透影响着加拿大大学，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向中国领事馆报告校园情况，对於学校中有批评中国政治和违反人权行为的人会特别留意，可能会骚扰辱骂这些人，如果他们的家人还在中国，就会对其家人施加压力。

加拿大保守党负责外交事务的众议员庄文浩今年稍早在议会上公开提醒政府要注意中国干扰影响的问题。他说：“加拿大政府需要告诫中国大使馆，这种干扰我们社会和大学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若有任何外交官员涉及这种行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逐出境。”

尽管有多次反共和亲共者的校园战争，背後也看得出中国领事馆的操作痕迹，但并没有任何人因此遭刑事起诉或遭驱逐出境。

记者：柳飞    责编：郑崇生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lf-102520220809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