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习近平当政以来的言行，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一个被中国文化所嘲讽的没有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即“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盲目崇拜痴迷于毛泽东、几乎事事处处都效法毛泽东的人 。
习效法毛的表现
1 、大搞个人崇拜。习近平与毛泽东一样，围绕自身构建了强烈的个人崇拜，包括出版书籍（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制作卡通、流行歌曲和舞蹈等宣传形式。习和毛一样，所出的书大多数都是别人所写的，他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凭特权索要稿酬获得了巨额钱财。习近平被官方称为“人民领袖”，这是此前仅授予毛泽东的称号。此外，习近平下乡住的梁家河被装饰成宣传其早期经历的场所，类似于毛泽东的韶山故居。这种崇拜旨在强化其作为党的核心的地位。习近平复兴了毛泽东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要求党员“表态”忠诚，并通过反腐运动制造恐惧以确保服从。习近平强调党员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忠诚于自己，谁的言行不忠被习发现，其结局必是被免职、坐牢、死亡或者人间蒸发。
2、恢复权力集中和个人独裁。习近平结束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18年宪法修正案），并在党内强调绝对紧跟屈从，这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人领导模式。两人均为中共窃政以来权力最强大、对属下具有生杀大权的独裁头目。
3 、重拾斗争哲学。毛泽东一生崇尚斗争哲学，在文革时期其著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说明其认为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以此为根据毛采用多种阴谋诡计，斗垮国民党窃取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利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斗倒了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政敌，保住了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得以寿终正寝。习近平对此羡慕不已，对毛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毛的斗争哲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却视而不见。面对21世纪国内国际的新形势新格局，习不是采取相适应的新策略新办法应对，却从历史垃圾堆里扒拉出毛的斗争哲学，要用斗争哲学应对国内具有进步思想和理念的个人和团体，与毛一样采取一系列阴谋和阳谋对敌对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对新疆人、香港人、团派和法轮功等群体的打击迫害以及对党内团派及可能威胁其地位的高官进行无情羞辱排挤，甚至可能采取杀害手段。最终也确实像毛泽东一样斗倒对手实现一人独裁的目的，只不过他是否能够像毛那样善终还不一定。在国际上，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斗，奉行战狼外交零和博弈策略，最终惹怒民主阵营，招致围堵、孤立和制裁，使中国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
4、民族主义与对抗西方先进文明。习近平培育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将西方视为敌人，并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类似于毛泽东时代强调“站起来”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两人均使用“人民战争”概念（如习近平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并在外交上追求扩张主义愿景，妄图吞并台湾和南海岛屿，实现其帝国野心。
5、社会控制与统一。习效法毛强调社会紧缩控制，如毛泽东通过情报网络，习近平通过数字监控和技术手段。习近平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意识形态”的愿景，类似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旨在将全体中国人塑造成“爱国社会主义者”。达到此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国人灌输反美仇日思想。导致一些被洗脑的人刺杀美、日在华人士和小学生的极端恶劣事件。
6、效法毛的“一大二公”和“大跃进”。习崇尚并效法毛的“一大二公”，大搞国进民退，摧毁民营经济；效法毛的“大跃进”，搞“万亿芯片工程”、“雄安新区”、“全民脱贫”等耗资巨大的工程，效果如何？时间是最公正、无情的裁判。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从头部往下加速腐烂，每一年每一季度都在印证着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西莫格鲁的预测，从房地产连环暴雷到失控的地方债务，从青年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到民营企业家信心集体坍塌，从消费持续降级到整个社会信用日益枯竭，一直到杀鸡取卵强逼微利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交社保，都证明习效法毛思想走毛道路是摧毁中国经济的荒唐行为。
7、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干坏事。毛泽东指示在延安种鸦片偷运到国统区贩卖，习近平则放纵中国企业把芬太尼原料走私到美国。毛泽东谋害威胁自己权力的政敌，习近平也排挤谋害所有他认为可能取代自己的对手；毛泽东耍流氓利用特权奸淫众多妇女，习近平也搞婚外情，为封杀舆论还绑架瑞典公民桂敏海。
8、罔顾法律、践踏人权、信口雌黄、出尔反尔。毛泽东在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对所谓阶级敌人不讲法律肆意屠杀凌辱，对人民的财务任取任用；二习近平在COVID期间鼓励大白任意封锁民宅，破门抓人、强打疫苗。 毛泽在反右、大跃进等运动中，因个人喜好，政策突然逆转，不顾实际，造成人为灾难。 习近平在疫情期间多次使用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修辞，将防疫描述为全国动员的“战争”，然而，2022年底，中国突然从严格的零容忍政策转向“让病毒传播”的宽松模式，导致医疗资源短缺和大量体弱者病死。再举一例，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宣传美式民主换取美国不支持国民政府，靠苏联夺取政权后马上一边倒。而习近平公开声明中国不会将南海人工岛屿“军事化”，强调这些设施仅用于民用和防御目的，然而，随后就在这些岛屿上部署了导弹、跑道和军事设施，威胁世界和平。
9、模仿毛泽东的风格和生活习惯。习近平不仅大政方针效法毛，在生活习惯上也亦步亦趋，其手势、着装和修辞上都模仿毛泽东，例如使用毛泽东式的口号“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毛不刷牙、不洗澡；习近平的前妻柯玲玲说，习近平也是长时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是亦步亦趋东施效颦。
总之，习近平没有自我，他的思想行为都是从毛泽东那儿学来的。因此有人说习是毛的化身或附体。
效法毛泽东的原因
1、没有真才实学。一个人要摆脱他人的束缚，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张需要丰富的知识或学问来支撑。 学问或知识是客观的、“无情”的，决不会因为谁官大钱多就偏向谁，也不能靠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就能装出学问来。毛泽东倒是在这点上说得冠冕堂皇：“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来不得半点的勉强，必须实事求是。”习近平虽然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但对祖师爷的这段话他没有相信，或者没有入心。从他在国内外场合讲话自报及官媒所报的书单看，习近平似乎读了很多中外书籍，按说应该“学富五车”才对，但从他读稿子多次读错字音、回答问题需看“小本本”的现象可知，他的知识和能力贫乏低下得可怜，难怪中共元老之一李锐说他只有小学水平。正因为自己心中没有足够的真才实学，才需要把毛作为自己模仿效法的对象。
2、受毛教主精神控制而不能自拔 。习近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毛时代度过的，他听、唱的是神化毛的《东方红》等歌曲，看的是歌颂吹捧毛的样板戏，读的是毛的语录和选集，想的是长大当红色江山的接班人。毛的言行思想像紧箍咒一样紧紧地箍住了他的灵魂，无论什么外来思想观念，多大的国难家难都无力把他从毛教主的精神控制中解救出来，他成了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毛教主的忠实信徒和奴仆，陷进了这个巨大的魔洞之中永远无法自拔，变成了一个死心塌地效法毛追随毛的“最阴沉、最黑暗”（川普语）的“黑暗个体”（《终末之日》作者苏菲亚•布朗语）。
3、巨大的权利欲的驱使。习近平虽然智商一般，能力平庸，但由于生活在权贵圈里，童年特权生活让他感受到“权、利与荣耀”，“近墨者黑”的熏染驱使他萌生形成了从政野心—- 美国国务院2009年电报（维基解密）引用习近平青年密友的话：“习近平从年轻时就有卓越的野心，从第一天起就想着晋升中央。”如何实现晋升中央的野心？中共维持毛的虚假神话驱使他别无选择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实现野心的敲门砖或有上爬阶梯。
4、保党保权的需要。搞到最高权力后的重要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习深知自己的权力是党给的，而且个人独裁必须通过一党专制才能实施。因此，要保住自己的权力首先得保住党的权力 。怎么才能保住党的权力？他知道就是在有人挑战党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得有受益最大的一批人敢于挺身而出抗争。习2012年在广东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用什么办法或者说用谁的思想路线能够最有效实现保党的目的呢？在习近平的脑海里保党的办法不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搞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而是他痴迷的毛泽东思想和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便极力地追随毛效法毛，用毛思想、毛路线、毛的阴狠手段来保党救党，同时保自己的独裁权力。
习效法毛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虽可一时得计，但十几年下来一切都走向了目标的反面。
效法毛泽东的路为何走不通？
概言之，毛思想是既反中国传统又反西方文明的极端主义思想 ，毛道路则是失败的老路。
所谓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混杂了马克思主义某些概念的中共夺取政权和维持专制统治一套思想方法，由于毛泽东的言论在其中居多，以及毛泽东在党内独一无二的作用，而冠其名。然而，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审视，它则一种既反对中国传统文明（被中共视为落后的封建文化），又排斥西方现代文明（被贬斥为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强调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广泛的社会破坏、思想禁锢和经济倒退。以下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影响等多方面论述这一观点。
文化方面：摧毁传统遗产与排斥现代人文价值。毛泽东思想在文化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视其为封建残余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直接摧毁了无数传统文化遗产，包括寺庙、文物和儒家经典。这不仅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否定，还导致了文化断层，使中国传统伦理（如仁义、和谐）被极端革命口号取代。同时，毛泽东思想反对西方现代文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脏东西”，这本质上排斥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世价值。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和“洗脑”手段强制统一意识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陷入反智主义，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近代以来中国积累的文明进步毁于一旦。
政治方面：推崇专政与斗争的极端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既反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儒家“王道”理念，又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民主宪政和法治原则。毛泽东通过持续的阶级斗争摧毁了传统社会结构，导致亿万中国人民遭受迫害和死亡。同时，毛泽东视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帝国主义”，排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如分权制衡和公民权利，转而推行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导致人民被剥夺一切人权的极权社会。
经济方面：乌托邦幻想与破坏性实践。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农业经济模式（如小农经济和儒家“重农抑商”），通过大跃进（1958-1962）强制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试图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经济反对体现在排斥市场和分工。它无视西方现代文明起源于对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尊重，推行剥夺人民财产和自由的“一大二公”，结果是经济崩溃和全面贫困。
社会方面：破坏人性和社会结构。毛泽东思想通过阶级斗争破坏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家族伦理和社区和谐。传统中国强调“孝道”和“仁爱”，但在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鼓励子女揭发父母、邻里互斗，导致社会信任崩解和人性扭曲。这是一种反动的野蛮化，以“革命”名义 实施暴力，造成持久的社会创伤。西方现代社会强调人权和法治，但毛泽东强调“思想改造”和肉体惩罚，视异见者为敌人，通过“洗脑”手段强制服从。它从根本上反对现代公民社会，制造了极权控制下的“原子人”。
国际方面：输出革命、祸害他国。在国际上，毛泽东思想输出“人民战争”和反帝理论，既反对和平外交，又排斥多边合作。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革命，如影响秘鲁“光辉道路”和尼泊尔毛派，导致这些地区内战和人道灾难。毛泽东通过“三反”（反帝、反修、反霸）推动全球对抗。这种做法助长分裂和冲突，延缓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等多方面体现出既反传统文明又反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动腐朽特性。它以极端革命取代理性进步，导致了历史性灾难，如饥荒、迫害和文化断层。尽管一些官方叙事将其美化为“伟大旗帜”，但基于历史证据，其本质是反动的倒退和腐朽的破坏，无法适应现代文明的需求。这种思想的遗产提醒我们，任何意识形态若脱离人性与现实，必将走向衰败。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导致了大饥荒和经济崩溃，迫使中国转向改革开放。其失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的体制造成乏纠错机制。党内异见被压制，党外不同意见更是无法表达，以至于发生再明显的错误也无法及时纠正。最明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从1958年就开始大规模饿死人，直到1962年才缓慢纠正。其次，毛泽东的政策扼杀民营企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绝大部分中国人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再次，毛泽东的统治制造了中国的等级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完全成为被奴役的农奴，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权利，工人有一定的经济权利，干部则根据级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最大不公平。这些原因相互交织，最终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难以持续，迫使邓小平时代转向改革开放，以市场导向和务实政策挽救经济。
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同时也说明毛泽东是被历史淘汰和人民唾弃的历史罪人。毛泽东不仅要对他统治时期中国的贫困落后、人民苦难负主要责任，而且其独裁统治还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包括思想混乱、信仰危机、 诚信缺失等等。
习近平因学识、立场、地位等因素限制，使其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正邪不分，真假不辨，为了保党和维护红色家族利益而不识时务地膜拜毛追随毛，刻舟求剑般的走毛的道路，其结局也必然与毛一样。
小结： 毛习 二人的共同结局
习近平追随毛泽东，二人的思想、言论、行为高度相像，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本质上一样，其结局也大同小异，都遭到正义者的厌恶、憎恨和反对。毛的被厌恶、憎恨、反对，集中体现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人们以巨大的义愤和勇气走向天安门，表达自己压抑已久的心声。人们愤怒地喊出：“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不再愚昧。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不复存在。” 有人把毛泽东比喻为“妖魔”、“豺狼”。其实，早在1957年就有人因说出“毛泽东是杀人精”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有初中生用粉笔在墙上写出“X毛泽东”的字被批判开除学籍。此二人我都亲见过。
习近平的独裁也一样遭到全国上下党内外的极端厌恶和反抗。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前夕，勇士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横幅“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而罗湖勇士则举牌“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 白纸革命中，年轻人集体呼喊“习近平下台！” 最近的2025年8 月29日晚，勇士戚洪在重庆用投影设备投射的多条巨幅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内容所指都与习有直接关系。8月28日中央国务院有处级官员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当网民得知他和普京要通过换器官活到150岁时纷纷痛骂，都在盼他早死。习和毛一样都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独夫民贼。
习效法毛阻碍宪政进程和历史进步，大搞个人独裁当新时代的皇帝，剥夺人民天赋人权和自由，把人民当奴隶、人矿、韭菜进行奴役、压迫、剥削，早已天怒人怨，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把他们定位为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2025.9.10
姚囯付 | 毛泽东怙恶不悛，习近平有样学样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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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6 September 2025
Friday, 29 August 2025
【译丛】习近平之后：接班问题正在模糊中国的未来并扰乱其现况
来源：外交事务 2025年8月4日
作者：泰勒·约斯特（Tyler Jost），丹尼尔·麦廷里（Daniel C. Mattingly）
译者：听桥
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已由一人决定，这个人就是习近平。自二〇一二年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他已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强人统治者。通过大范围的清洗和打击腐败，他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队伍。他钳制公民社会，镇压异见人士。他重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他还让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再度生机勃勃。
习近平的崛起还重新厘定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奉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这包括升级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频度，并主导和见证中国在南海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他鼓动一批“战狼 ”外交官与外国批评者唇枪舌战（后来又加以约束）。哪怕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他仍力推中国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简言之，这已是中国的一个新时代。这已是习近平的时代。
但不久之后，一切都将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共产党的精英队伍开始物色领导人选，接替七十二岁的习近平，中国正从一个由权力巩固主导的阶段，过渡到由接班问题主导的阶段。对任何威权当局来说，政治接班都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尽管共产党法力无边，但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上一次，习近平接棒胡锦涛时，共产党就曾处置过政治接班的难题，当时，政变企图、暗杀失败、坦克上街的谣言在北京广为流传。那些谣言或许缺乏事实依据，但高层的政治戏剧却如假包换。
距离习近平卸任或许还有一些年，甚至超过十年时间。但现实情况是，在领导人最终放弃控制权之前很久，接班就影响到政治选择。中国统治者在意自己的遗产，他们争先恐后，安插能够继承自己政治议程的人。如何在自己故去之后确保中国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再重组了共产党的领导层。
习近平的接班不太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具有灾难性，但权力交接的前奏、执行和遗绪将在未来一些年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美国及其盟国或许按耐不住，要利用这一内部混乱，但介入这一进程大可能事与愿违。相反，他们理当牢记这样一个事实：以往的接班之争都助长了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灾难性选择。习近平之类强人留下的真空将使接班变得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可能引发权力争夺和国家方向之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如此动荡，可能波及中国境外，尤其是在中国驾驭其紧张的台海关系之际。
毛泽东模式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习近平的五位前任中只有一位是完全且自愿让位的。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强人缔造者，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操持压倒性的权力和权威，统治国家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遭排斥之前，把持权力仅有数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著名设计师，即使在放弃正式头衔和职位后，仍维持着对中国共产党最重要决策的掌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健康状况恶化之前，邓小平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哪怕他唯一的正式头衔只是一个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接替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虽说放弃了总书记一职，仍抓牢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位不放，这削弱了他的接班人胡锦涛的权力。唯有胡锦涛在一个相对有序的接班过程中一次性向习近平交出了所有权力，但习近平的对手、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戏剧性倒台玷污了这一过程。
习近平回归强人政治意味着他的接班人很可能遵循毛泽东和邓小平设定的模式，他们都试图挑选一位能像他们那样执政的接班人。习近平或许认为，他面对的挑战是，得慧眼识炬，在共产党的数千高级干部中分辨出谁的政治信仰与自己相仿。但历史也表明，找到一个政治分身是不够的。不论习近平指定了哪一位，对方都需要在那些被他置之不理的人的残酷权谋中求得生机。自习近平开始褪下主角光环的那一刻起，一场新的政治博弈就将开始：那些留在政治权力殿堂内的人会支持新领导人吗？或者，他们会抵制新领导人提倡的议程，破坏他的权威，或密谋拿下他吗？
在这里，华国锋的故事富于启示意义。毛泽东一九七六年选中华国锋时，其健康正每况愈下。华国锋的麻烦在于，他在党内是一位地位和影响力都平庸的干部：一个毛泽东及其盟友可以控制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在政治刺刀战中生存下来的人物。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办事，我放心。”但就算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足以确保华国锋掌权。最终，他需要军方的支持。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晚，毛泽东徘徊在死亡边缘，政治局资深委员聚集在北京高层领导寓所内的一间病房，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主席已不再能言语。相反，他举起一只虚弱的手，伸向一位来访者——叶剑英元帅，中国最受尊敬的军方人士之一。毛泽东紧握叶剑英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叶剑英后来告诉他的同事，毛泽东指示他支持华国锋作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选择了叶剑英，而非比他活得更长久的其他文职精英，这是有意为之。华国锋不熟悉国家政治，也缺乏与军队高层打交道的经验，当其敌人打上门去，叶剑英和那些具有类似军事资历的人将不得不决定是支持还是抛弃他。正如社会学家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评论的那样，中国军方的首脑是共产党事实上的“造王者”。
毛泽东去世后，其妻子和三名激进的同道，即“四人帮”，旋即发动了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一次攻击，叶剑英最初站在华国锋一边。在叶剑英和其他高级军事领导人支持下，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四人帮。这确保了华国锋将继续掌权，但前提是解放军支持他。仅仅两年后，当邓小平一手导演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二次挑战时，叶剑英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站在了邓小平一边。邓小平与军方高级将领之间早就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个人默契。
2025年3月，北京，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走向闭幕会议的会场。图源：Tingshu Wang / Reuters
习近平会有很多办法来证明其接班人够资格，但正如毛泽东事端频生的接班所表明的那样，接班人履历中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与军方的关系和默契。外部观察家倾向于淡化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中国军方从未像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独裁国家的军事力量那样，夺取过政治控制权。在许多人看来，这表明现代中国已经培育出强有力的文官控制规范：如毛泽东的名言所说， “党指挥枪”是毫无疑问的。
但军人没有直接实施统治这一点掩盖了解放军在中国暗中操控的权力。现实情况是，中国军方行使了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控制，这影响到决策者内部的互动。理据是简单明了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并不惧怕来自军方的直接挑战，但他们始终面临来自文职对手的风险。在这种权斗中，解放军扮演着隐性 “造王者 ”的角色，因为文职领导人试图操纵对军队的控制杠杆，以确保自己而非对手占据上风。例如，当邓小平需要稳固他选定的接班人的地位时，就任命了他的亲密盟友、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上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对一名军官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高升，此后没有被仿效过。
人们难免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往日已有根本不同，所以军方在接班过程中的潜在角色已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军队在中国的精英政治中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军队的控制仍将是未来政治领导人的关键资产。军方不会自行挑选领导人：据报道，习近平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对现任和退休文职及军方领导人的非正式意见调查中击败了李克强。但军方的支持可以使领导人免受文职领导人的挑战。
例如，胡锦涛被认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部分原因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建立个人联系的机会相对较少。胡锦涛就职时，与中国最高军事组织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没有过任何交集。两厢对照，可能是通过偶然的任务分配和精明的政治手腕，习近平上任伊始，已与十位中央军委委员中的四位打过交道，这为他开始大范围清洗敌对精英和重整军队高层提供了条件。对像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个人独裁的领导人来说，持续的清洗可以确保没有对立的权力中心出现，并确保军队保持忠诚。习近平最近对中央军委和解放军的改组显示，他在继续玩这种老把戏。
接班人洗牌
接班的一个根本性困境是，强大而称职的接班人可能会对领导者本人构成威胁。因此，在个人独裁统治时期的中国，成为下一个继承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强人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会在多个接班人之间兜兜转转。例如，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和林彪作为他可能的接班人，然后又将他们打入另册，只在自己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时，才选择了华国锋。地位稳固之后，邓小平遵循了类似的路径，在选定江泽民之前，拿下了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两人都曾被推测是接班人。
这一切表明，习近平在确定接班人方面可能有麻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接班人学会如何操作整个党内和军队系统的权力杠杆。另一方面，习近平可能希望确保他的接班人不会过早获得足够权力而成为独立玩家。此外，假如习近平优柔寡断，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在多名候选人中反复横跳，就可能会为党的精英内部的分裂创造机会，从而动摇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
比如，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这场运动始于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开明领导人胡耀邦曾是邓小平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直到邓小平和党的其他元老因其应对最初的学生抗议时太过仁慈而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极大刺激了抗议者，部分原因是，学生们看到，一个对中国而言更加自由的未来正从他们的掌控下溜走。力推中国政治领导人实施自由化改革的学生抗议者，得到了邓小平表面上的第二继承人赵紫阳的默许，直到邓小平将后者打入另册并加以软禁。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江泽民悄然抵达北京，接替赵紫阳，部分原因是，党内精英认为，江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但在镇压抗议方面立场强硬。
通往战争之路
接班之争催生的戏剧性事件不可能止步于中国境内：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习近平念念不忘其遗产，而他觉得自己时间有限的感受可能影响到他的决策，并增加他的风险偏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他已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可以在二〇二七年之前发动对台战争。虽然公开报道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说明习近平在什么条件下会批准这些行动，“统一”台湾也没有二〇二七的最后期限，但他显然将此视为他的民族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假如听到接班的时钟滴答作响，他可能变得更乐意赌上战争。
另一方面，试图统一台湾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成为这样一位领导人的遗产更糟糕的事情了。尽管中国军方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进步，但成功封锁或入侵台湾仍遥遥无期。而即令习近平在战场上成功，代价也可能极高：中国可能成为国际弃儿，其经济会因制裁而受到削弱，其安全部队则将背负新的沉重使命，即维持对一个动荡不安的台湾的控制。
解放军的角色可能再度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随着习近平开始交权，他将时刻警惕，以确保军方高层主要由与下一位接班人有联络的适当人员组成，并确保军方没有展露对习近平钟爱的接班人政治不忠的迹象。情报评估和军事判断政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例如，下级可能更难坦率谈论涉及入侵台湾的代价，中国的情报评估程序也可能受到玷污，因为分析人员会精心编制含糊不清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被解读为与领导人的想法一致，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如何。
眼下，对这种这种分析上的病态，习近平在阅读情报报告和军事行动预测时，可能已善于从心理上加以纠正。于中国而言，从官僚机器中汲取真实报告的挑战并不新鲜；毛泽东的出名评论是，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不信任外交官，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曾一起开过官僚国家困境的玩笑。但随着习近平步入晚年，他是否还能确保自己的判断比其顾问们的评估先行一步，实属未知之事。习近平不愿调整其不受欢迎的 “新冠清零 ”政策（曾在二〇〇二年导致抗议浪潮），这暗示他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而接替习近平位置的任何人都可能缺乏必要的外交政策经验，不知道该了解谁，该相信什么。
更不祥的是，由于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看不见的手的角色，战争在过去的接班中实现了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为展示新领导人对解放军的掌控提供了机会；看到高级军事领导层服从新领导人的命令，可能有助于遏阻潜在的政治挑战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曾短暂侵入越南，这是解放军最后一次介入一场全面冲突，它令人脊背发凉地意识到，有关接班的阴谋和误判是如何合力推动中国领导人拿起武器的。战争计划与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的密谋不谋而合。入侵越南或许吸引了邓小平，原因之一是，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据之不那么隐晦地提醒周围人士，自己在军方有深厚根基。就这样，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战争的战场结果或许不如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优势来得重要。
同时，这场战争的战前评估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高级军官们难以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并质疑陷入困境的解放军能否推动河内坐在谈判桌前。但因许多人知道邓小平赞成军事行动，所以他们保持了沉默。入侵越南的战争未能实现主要战略目标，即迫使越南立即改变对苏联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决策者看来，中国乏善可陈的战绩凸显了文化大革命对其军事效率造成的巨大伤害：这恰与中国领导人期盼实现的目标相反。
不明确的接班人
在中国，政治接班游戏在共产党的中南海总部红色的高墙深院之后进行，这使得外部观察人士很难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和期待什么。
有关共产党政治的公开信息是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他将饱受有关他陷入政治困境的习惯性谣言困扰。例如，今年夏天，习近平即将被赶下台的消息广为流传，据称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和他的军事首脑张又侠将他打入了另册。这种关于习近平过早政治死亡的传言通常可以安全地予以无视。中国最高领导人遭到罢黜的几率并非为零，却非常之小。但这些谣言哪怕并不属实，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它们是一种政府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层继任动态将扮演越来越迫切的角色。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习近平大可能至少再干一届，这意味着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二年或更晚，而且他很可能自行决定由谁接班。以往，退休领导人在接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一个名为党的主席团的礼仪性机构中任职。但这一次，党内长者们可能退出这一程序。现年八十二岁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认为健康状况不佳。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二〇二二年的党代会上，当时他显得神志不清，被带离主席台，那是羞辱性的一幕。其他健在的党内元老也不太可能介入；一些元老，如前总理温家宝，可能缺乏地位，而另一些元老，如退休总理朱镕基，则已年过九旬。
假如习近平去世时没有选定接班人，将有争夺出现。根据党的章程，总书记应由拥有两百多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在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中的一部分人，或许会与退休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协商，召开会议并基本上预先确定结果。假如习近平意外去世，六十六岁的总理李强可能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这是无法确保的：一个得到军方、安全部门和足够多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文职官员可能将他排挤到一边。
最好的情况或许是习近平指定一位接班人，这位接班人获得许可，在习近平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建立权力基础。天安门广场镇压后，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正式职位交予江泽民，当时邓小平虽年事已高，仍精力充沛。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棒时，后者于北京和精英政治而言都还是新人。江泽民的地位，尤其是与军方的薄弱关系，继续为邓小平奉上筹码，他利用自己的最后时光呵护江泽民度过了执政的最初几年，使这位新人免受竞争对手的影响，同时也坚定推动他迈向经济自由主义。相较而言，假如习近平指定了一位接班人，但拒绝或无法允许其建立权力基础，那么在习近平去世后，有可能乱作一团的领导地位挑战将影响到这位接班人：这与华国锋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要效仿邓小平的模式，习近平需要选定一位能够在数年内推进自己议程的相对年轻人士。他可以先任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担任党的书记处负责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让对方熟悉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最终，习近平甚至可能让此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赋予其军事事务和执政权方面的一些经验。对这位接班人来讲，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令其准备好，可以在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时接手总书记这一最高职务。
令人吃惊的是，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目前没有一人符合这一条件。到二〇二七年，李强将年近七旬，到二〇三二年将年过七旬，这比最近几任党的领导人上任时的年龄要大得多。蔡奇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这是通往最高职位的垫脚石，但他只比习近平年轻几岁。丁薛祥将于二〇二七年满六十五岁，这使他成为一个更合理的人选，但他从未有过在一省或直辖市从政的经历，而这可能是确保接班人是一位称职管理者的前提条件。其余三人，即李希、王沪宁和赵乐际，他们也年龄太大，不可能成为竞争者。
在更大范围内，政治局提供了更多候选人，但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大大的星号。陈吉宁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江泽民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六十一岁的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但陈吉宁并非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或许希望在他接任前几年加以提拔，以便他可以熟悉情势。（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五年前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到陈吉宁准备就绪时，他的年龄将超过江、胡、习上任时。
外界最有可能在预计于二〇二七年召开的下一次党代会上洞见可能的接班人的蛛丝马迹，通常共产党会在党代会上宣布政治局常委会的改组。但从候选人的情况来看，假如习近平做出选择是着眼于二〇三二年的权力交班，那么他需要指定一位较通常更年长的接班人，或者不得不选出一位缺乏典型血统的黑马接班人。（最后一句中的“更年长”或为“更年轻”之误，下同。因为，假如在下一次党代会时已更年长，那么再过五年接任时只会更年长；只有在下一次党代会时更年轻，再过五年接任时才会更年轻，才有竞争优势。——译注）
继承人更年长或许意味着习近平钦点的接班人无法相当长久地贯彻习近平的愿景，这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习近平希望避免苏联在其政权最后十年面对的难题。一九八二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两位年迈继承人都只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结果是，戈尔巴乔夫获得提拔，他主导并见证了苏联政权的瓦解。习近平经常谈到苏联的垮台，希望防范中国遭遇同样的厄运。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人选也会有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二十四人政治局的所有现任委员排除在外。换言之，整整一代政治家将失去领导国家的机会，而他们受挫的野心可能在未来数年影响到中国政治。如此内部紧张态势，可能会为这样一位政治家从各派人马当中涌现创造机会：他要么如同一九七八年的邓小平那样奉上一套改革议程，要么怀揣一套比习近平尊奉的那一套更保守、更民族主义的议程。
路线纠正？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接班问题在党内久拖不决，政治气氛将愈发紧张。习近平每一年未能确定和培养接班人，都将增加共产党和中国走向更混乱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获得提拔的一位弱势接班人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此而言，不时传出的有关习近平的所谓政治死亡谣言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信号，不是因为它们确有其事，而是因为它们昭示了未来的麻烦。
美国决策者理当领会中国即将到来的接班挑战所固有的风险，但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这一挑战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试图干预接班过程将违反主权原则，并可能以外部行为者无法预料的方式加剧国内政治紧张态势。内部讲话显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领导层仍将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视为“西方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这种不信任继续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不应介入，而应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允许这一过程展开。虽然共产党的地缘政治评估和意识形态信念比习近平更重要，但期待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位更温和、更有节制的领导人，他并非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者，也能拆除现任领导层在国家周围筑起的围墙：期待这样一位领导人实施路线纠正，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以往的共产党通过接班过程实施了路线纠正。从毛泽东的激进社会主义到邓小平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转变为来年提供了令人满怀憧憬的教训。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本文第一作者是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第二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题“After Xi ”，原载《外交事务》2025年9/10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地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after-xi-jinping-jost-mattingly
【译丛】习近平之后：接班问题正在模糊中国的未来并扰乱其现况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434
作者：泰勒·约斯特（Tyler Jost），丹尼尔·麦廷里（Daniel C. Mattingly）
译者：听桥
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已由一人决定，这个人就是习近平。自二〇一二年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他已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强人统治者。通过大范围的清洗和打击腐败，他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队伍。他钳制公民社会，镇压异见人士。他重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他还让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再度生机勃勃。
习近平的崛起还重新厘定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奉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这包括升级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频度，并主导和见证中国在南海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他鼓动一批“战狼 ”外交官与外国批评者唇枪舌战（后来又加以约束）。哪怕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他仍力推中国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简言之，这已是中国的一个新时代。这已是习近平的时代。
但不久之后，一切都将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共产党的精英队伍开始物色领导人选，接替七十二岁的习近平，中国正从一个由权力巩固主导的阶段，过渡到由接班问题主导的阶段。对任何威权当局来说，政治接班都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尽管共产党法力无边，但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上一次，习近平接棒胡锦涛时，共产党就曾处置过政治接班的难题，当时，政变企图、暗杀失败、坦克上街的谣言在北京广为流传。那些谣言或许缺乏事实依据，但高层的政治戏剧却如假包换。
距离习近平卸任或许还有一些年，甚至超过十年时间。但现实情况是，在领导人最终放弃控制权之前很久，接班就影响到政治选择。中国统治者在意自己的遗产，他们争先恐后，安插能够继承自己政治议程的人。如何在自己故去之后确保中国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再重组了共产党的领导层。
习近平的接班不太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具有灾难性，但权力交接的前奏、执行和遗绪将在未来一些年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美国及其盟国或许按耐不住，要利用这一内部混乱，但介入这一进程大可能事与愿违。相反，他们理当牢记这样一个事实：以往的接班之争都助长了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灾难性选择。习近平之类强人留下的真空将使接班变得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可能引发权力争夺和国家方向之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如此动荡，可能波及中国境外，尤其是在中国驾驭其紧张的台海关系之际。
毛泽东模式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习近平的五位前任中只有一位是完全且自愿让位的。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强人缔造者，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操持压倒性的权力和权威，统治国家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遭排斥之前，把持权力仅有数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著名设计师，即使在放弃正式头衔和职位后，仍维持着对中国共产党最重要决策的掌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健康状况恶化之前，邓小平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哪怕他唯一的正式头衔只是一个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接替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虽说放弃了总书记一职，仍抓牢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位不放，这削弱了他的接班人胡锦涛的权力。唯有胡锦涛在一个相对有序的接班过程中一次性向习近平交出了所有权力，但习近平的对手、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戏剧性倒台玷污了这一过程。
习近平回归强人政治意味着他的接班人很可能遵循毛泽东和邓小平设定的模式，他们都试图挑选一位能像他们那样执政的接班人。习近平或许认为，他面对的挑战是，得慧眼识炬，在共产党的数千高级干部中分辨出谁的政治信仰与自己相仿。但历史也表明，找到一个政治分身是不够的。不论习近平指定了哪一位，对方都需要在那些被他置之不理的人的残酷权谋中求得生机。自习近平开始褪下主角光环的那一刻起，一场新的政治博弈就将开始：那些留在政治权力殿堂内的人会支持新领导人吗？或者，他们会抵制新领导人提倡的议程，破坏他的权威，或密谋拿下他吗？
在这里，华国锋的故事富于启示意义。毛泽东一九七六年选中华国锋时，其健康正每况愈下。华国锋的麻烦在于，他在党内是一位地位和影响力都平庸的干部：一个毛泽东及其盟友可以控制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在政治刺刀战中生存下来的人物。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办事，我放心。”但就算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足以确保华国锋掌权。最终，他需要军方的支持。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晚，毛泽东徘徊在死亡边缘，政治局资深委员聚集在北京高层领导寓所内的一间病房，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主席已不再能言语。相反，他举起一只虚弱的手，伸向一位来访者——叶剑英元帅，中国最受尊敬的军方人士之一。毛泽东紧握叶剑英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叶剑英后来告诉他的同事，毛泽东指示他支持华国锋作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选择了叶剑英，而非比他活得更长久的其他文职精英，这是有意为之。华国锋不熟悉国家政治，也缺乏与军队高层打交道的经验，当其敌人打上门去，叶剑英和那些具有类似军事资历的人将不得不决定是支持还是抛弃他。正如社会学家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评论的那样，中国军方的首脑是共产党事实上的“造王者”。
毛泽东去世后，其妻子和三名激进的同道，即“四人帮”，旋即发动了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一次攻击，叶剑英最初站在华国锋一边。在叶剑英和其他高级军事领导人支持下，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四人帮。这确保了华国锋将继续掌权，但前提是解放军支持他。仅仅两年后，当邓小平一手导演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二次挑战时，叶剑英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站在了邓小平一边。邓小平与军方高级将领之间早就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个人默契。
2025年3月，北京，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走向闭幕会议的会场。图源：Tingshu Wang / Reuters
习近平会有很多办法来证明其接班人够资格，但正如毛泽东事端频生的接班所表明的那样，接班人履历中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与军方的关系和默契。外部观察家倾向于淡化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中国军方从未像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独裁国家的军事力量那样，夺取过政治控制权。在许多人看来，这表明现代中国已经培育出强有力的文官控制规范：如毛泽东的名言所说， “党指挥枪”是毫无疑问的。
但军人没有直接实施统治这一点掩盖了解放军在中国暗中操控的权力。现实情况是，中国军方行使了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控制，这影响到决策者内部的互动。理据是简单明了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并不惧怕来自军方的直接挑战，但他们始终面临来自文职对手的风险。在这种权斗中，解放军扮演着隐性 “造王者 ”的角色，因为文职领导人试图操纵对军队的控制杠杆，以确保自己而非对手占据上风。例如，当邓小平需要稳固他选定的接班人的地位时，就任命了他的亲密盟友、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上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对一名军官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高升，此后没有被仿效过。
人们难免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往日已有根本不同，所以军方在接班过程中的潜在角色已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军队在中国的精英政治中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军队的控制仍将是未来政治领导人的关键资产。军方不会自行挑选领导人：据报道，习近平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对现任和退休文职及军方领导人的非正式意见调查中击败了李克强。但军方的支持可以使领导人免受文职领导人的挑战。
例如，胡锦涛被认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部分原因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建立个人联系的机会相对较少。胡锦涛就职时，与中国最高军事组织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没有过任何交集。两厢对照，可能是通过偶然的任务分配和精明的政治手腕，习近平上任伊始，已与十位中央军委委员中的四位打过交道，这为他开始大范围清洗敌对精英和重整军队高层提供了条件。对像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个人独裁的领导人来说，持续的清洗可以确保没有对立的权力中心出现，并确保军队保持忠诚。习近平最近对中央军委和解放军的改组显示，他在继续玩这种老把戏。
接班人洗牌
接班的一个根本性困境是，强大而称职的接班人可能会对领导者本人构成威胁。因此，在个人独裁统治时期的中国，成为下一个继承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强人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会在多个接班人之间兜兜转转。例如，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和林彪作为他可能的接班人，然后又将他们打入另册，只在自己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时，才选择了华国锋。地位稳固之后，邓小平遵循了类似的路径，在选定江泽民之前，拿下了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两人都曾被推测是接班人。
这一切表明，习近平在确定接班人方面可能有麻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接班人学会如何操作整个党内和军队系统的权力杠杆。另一方面，习近平可能希望确保他的接班人不会过早获得足够权力而成为独立玩家。此外，假如习近平优柔寡断，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在多名候选人中反复横跳，就可能会为党的精英内部的分裂创造机会，从而动摇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
比如，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这场运动始于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开明领导人胡耀邦曾是邓小平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直到邓小平和党的其他元老因其应对最初的学生抗议时太过仁慈而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极大刺激了抗议者，部分原因是，学生们看到，一个对中国而言更加自由的未来正从他们的掌控下溜走。力推中国政治领导人实施自由化改革的学生抗议者，得到了邓小平表面上的第二继承人赵紫阳的默许，直到邓小平将后者打入另册并加以软禁。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江泽民悄然抵达北京，接替赵紫阳，部分原因是，党内精英认为，江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但在镇压抗议方面立场强硬。
通往战争之路
接班之争催生的戏剧性事件不可能止步于中国境内：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习近平念念不忘其遗产，而他觉得自己时间有限的感受可能影响到他的决策，并增加他的风险偏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他已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可以在二〇二七年之前发动对台战争。虽然公开报道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说明习近平在什么条件下会批准这些行动，“统一”台湾也没有二〇二七的最后期限，但他显然将此视为他的民族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假如听到接班的时钟滴答作响，他可能变得更乐意赌上战争。
另一方面，试图统一台湾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成为这样一位领导人的遗产更糟糕的事情了。尽管中国军方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进步，但成功封锁或入侵台湾仍遥遥无期。而即令习近平在战场上成功，代价也可能极高：中国可能成为国际弃儿，其经济会因制裁而受到削弱，其安全部队则将背负新的沉重使命，即维持对一个动荡不安的台湾的控制。
解放军的角色可能再度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随着习近平开始交权，他将时刻警惕，以确保军方高层主要由与下一位接班人有联络的适当人员组成，并确保军方没有展露对习近平钟爱的接班人政治不忠的迹象。情报评估和军事判断政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例如，下级可能更难坦率谈论涉及入侵台湾的代价，中国的情报评估程序也可能受到玷污，因为分析人员会精心编制含糊不清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被解读为与领导人的想法一致，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如何。
眼下，对这种这种分析上的病态，习近平在阅读情报报告和军事行动预测时，可能已善于从心理上加以纠正。于中国而言，从官僚机器中汲取真实报告的挑战并不新鲜；毛泽东的出名评论是，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不信任外交官，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曾一起开过官僚国家困境的玩笑。但随着习近平步入晚年，他是否还能确保自己的判断比其顾问们的评估先行一步，实属未知之事。习近平不愿调整其不受欢迎的 “新冠清零 ”政策（曾在二〇〇二年导致抗议浪潮），这暗示他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而接替习近平位置的任何人都可能缺乏必要的外交政策经验，不知道该了解谁，该相信什么。
更不祥的是，由于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看不见的手的角色，战争在过去的接班中实现了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为展示新领导人对解放军的掌控提供了机会；看到高级军事领导层服从新领导人的命令，可能有助于遏阻潜在的政治挑战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曾短暂侵入越南，这是解放军最后一次介入一场全面冲突，它令人脊背发凉地意识到，有关接班的阴谋和误判是如何合力推动中国领导人拿起武器的。战争计划与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的密谋不谋而合。入侵越南或许吸引了邓小平，原因之一是，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据之不那么隐晦地提醒周围人士，自己在军方有深厚根基。就这样，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战争的战场结果或许不如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优势来得重要。
同时，这场战争的战前评估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高级军官们难以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并质疑陷入困境的解放军能否推动河内坐在谈判桌前。但因许多人知道邓小平赞成军事行动，所以他们保持了沉默。入侵越南的战争未能实现主要战略目标，即迫使越南立即改变对苏联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决策者看来，中国乏善可陈的战绩凸显了文化大革命对其军事效率造成的巨大伤害：这恰与中国领导人期盼实现的目标相反。
不明确的接班人
在中国，政治接班游戏在共产党的中南海总部红色的高墙深院之后进行，这使得外部观察人士很难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和期待什么。
有关共产党政治的公开信息是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他将饱受有关他陷入政治困境的习惯性谣言困扰。例如，今年夏天，习近平即将被赶下台的消息广为流传，据称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和他的军事首脑张又侠将他打入了另册。这种关于习近平过早政治死亡的传言通常可以安全地予以无视。中国最高领导人遭到罢黜的几率并非为零，却非常之小。但这些谣言哪怕并不属实，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它们是一种政府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层继任动态将扮演越来越迫切的角色。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习近平大可能至少再干一届，这意味着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二年或更晚，而且他很可能自行决定由谁接班。以往，退休领导人在接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一个名为党的主席团的礼仪性机构中任职。但这一次，党内长者们可能退出这一程序。现年八十二岁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认为健康状况不佳。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二〇二二年的党代会上，当时他显得神志不清，被带离主席台，那是羞辱性的一幕。其他健在的党内元老也不太可能介入；一些元老，如前总理温家宝，可能缺乏地位，而另一些元老，如退休总理朱镕基，则已年过九旬。
假如习近平去世时没有选定接班人，将有争夺出现。根据党的章程，总书记应由拥有两百多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在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中的一部分人，或许会与退休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协商，召开会议并基本上预先确定结果。假如习近平意外去世，六十六岁的总理李强可能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这是无法确保的：一个得到军方、安全部门和足够多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文职官员可能将他排挤到一边。
最好的情况或许是习近平指定一位接班人，这位接班人获得许可，在习近平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建立权力基础。天安门广场镇压后，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正式职位交予江泽民，当时邓小平虽年事已高，仍精力充沛。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棒时，后者于北京和精英政治而言都还是新人。江泽民的地位，尤其是与军方的薄弱关系，继续为邓小平奉上筹码，他利用自己的最后时光呵护江泽民度过了执政的最初几年，使这位新人免受竞争对手的影响，同时也坚定推动他迈向经济自由主义。相较而言，假如习近平指定了一位接班人，但拒绝或无法允许其建立权力基础，那么在习近平去世后，有可能乱作一团的领导地位挑战将影响到这位接班人：这与华国锋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要效仿邓小平的模式，习近平需要选定一位能够在数年内推进自己议程的相对年轻人士。他可以先任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担任党的书记处负责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让对方熟悉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最终，习近平甚至可能让此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赋予其军事事务和执政权方面的一些经验。对这位接班人来讲，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令其准备好，可以在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时接手总书记这一最高职务。
令人吃惊的是，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目前没有一人符合这一条件。到二〇二七年，李强将年近七旬，到二〇三二年将年过七旬，这比最近几任党的领导人上任时的年龄要大得多。蔡奇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这是通往最高职位的垫脚石，但他只比习近平年轻几岁。丁薛祥将于二〇二七年满六十五岁，这使他成为一个更合理的人选，但他从未有过在一省或直辖市从政的经历，而这可能是确保接班人是一位称职管理者的前提条件。其余三人，即李希、王沪宁和赵乐际，他们也年龄太大，不可能成为竞争者。
在更大范围内，政治局提供了更多候选人，但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大大的星号。陈吉宁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江泽民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六十一岁的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但陈吉宁并非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或许希望在他接任前几年加以提拔，以便他可以熟悉情势。（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五年前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到陈吉宁准备就绪时，他的年龄将超过江、胡、习上任时。
外界最有可能在预计于二〇二七年召开的下一次党代会上洞见可能的接班人的蛛丝马迹，通常共产党会在党代会上宣布政治局常委会的改组。但从候选人的情况来看，假如习近平做出选择是着眼于二〇三二年的权力交班，那么他需要指定一位较通常更年长的接班人，或者不得不选出一位缺乏典型血统的黑马接班人。（最后一句中的“更年长”或为“更年轻”之误，下同。因为，假如在下一次党代会时已更年长，那么再过五年接任时只会更年长；只有在下一次党代会时更年轻，再过五年接任时才会更年轻，才有竞争优势。——译注）
继承人更年长或许意味着习近平钦点的接班人无法相当长久地贯彻习近平的愿景，这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习近平希望避免苏联在其政权最后十年面对的难题。一九八二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两位年迈继承人都只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结果是，戈尔巴乔夫获得提拔，他主导并见证了苏联政权的瓦解。习近平经常谈到苏联的垮台，希望防范中国遭遇同样的厄运。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人选也会有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二十四人政治局的所有现任委员排除在外。换言之，整整一代政治家将失去领导国家的机会，而他们受挫的野心可能在未来数年影响到中国政治。如此内部紧张态势，可能会为这样一位政治家从各派人马当中涌现创造机会：他要么如同一九七八年的邓小平那样奉上一套改革议程，要么怀揣一套比习近平尊奉的那一套更保守、更民族主义的议程。
路线纠正？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接班问题在党内久拖不决，政治气氛将愈发紧张。习近平每一年未能确定和培养接班人，都将增加共产党和中国走向更混乱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获得提拔的一位弱势接班人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此而言，不时传出的有关习近平的所谓政治死亡谣言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信号，不是因为它们确有其事，而是因为它们昭示了未来的麻烦。
美国决策者理当领会中国即将到来的接班挑战所固有的风险，但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这一挑战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试图干预接班过程将违反主权原则，并可能以外部行为者无法预料的方式加剧国内政治紧张态势。内部讲话显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领导层仍将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视为“西方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这种不信任继续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不应介入，而应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允许这一过程展开。虽然共产党的地缘政治评估和意识形态信念比习近平更重要，但期待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位更温和、更有节制的领导人，他并非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者，也能拆除现任领导层在国家周围筑起的围墙：期待这样一位领导人实施路线纠正，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以往的共产党通过接班过程实施了路线纠正。从毛泽东的激进社会主义到邓小平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转变为来年提供了令人满怀憧憬的教训。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本文第一作者是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第二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题“After Xi ”，原载《外交事务》2025年9/10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地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after-xi-jinping-jost-mattingly
【译丛】习近平之后：接班问题正在模糊中国的未来并扰乱其现况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434
Tuesday, 26 August 2025
习近平获第三任期 大清洗永无终日
习近平已获第三任期 为何还要大清洗？这是纽约时报最新发表的分析文章内容。
纽时署名文章说：无论美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政治，美国仍是公开运作的。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人至今仍不知道为什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带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会场，也不知道前总理李克强在2023年68岁去世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逃离中国时坠机身亡，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完整真相。
这种神秘不透明催生了一个所谓“中南海听床师”的小众行业——中文社区的网络评论员们从谣言和转瞬即逝的线索中揣摩政治风向。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共2024年处分了88.9万名党员，其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据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吴国光估计，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约10%的成员已被清洗、靠边站，或在重要会议上明显缺席。
军队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詹姆斯敦基金会，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工企业至少有45名官员被免职。两名国防部长曾在2024年的同一天被指控腐败、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2022年获得第三个任期、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领导层之后。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偏执是主要的驱动力。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表示，在威权主义政权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忠诚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裙带网络，这给领导人带来风险。与其他强人一样，习近平面临着控制一个庞大体系的巨大挑战，只靠自己的亲信远远不够，科特金说。习近平不得不用改组、清洗、让官员们互相告密，以及操纵对立等手段来应对。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现已成为共产党批评者的蔡霞表示，中共精英们容忍了习近平通过反腐巩固权力，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打击民营经济这些做法。她说，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习近平没有触及他们的特权。
但习近平现在的清洗，加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正在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再这样下去，党内精英可能会认为，不是习近平垮台，而是共产党垮台，”蔡霞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习近平可能还能统治一二十年，但前提是他能维持中共领导层对他的忠诚。“这个政权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疑虑的时候，”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说。
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治理失败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然后是清洗。治理越糟糕，清洗就越严厉；清洗越严厉，控制就越紧。吴国光将这种循环称为“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说：“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和江胡时代中共精英喜欢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这两个模式之间发生冲突，”“这不是习近平靠换掉1000个人、2000个人，哪怕1万个人能够解决的。”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824-%E4%B9%A0%E8%BF%91%E5%B9%B3%E8%8E%B7%E7%AC%AC%E4%B8%89%E4%BB%BB%E6%9C%9F-%E5%A4%A7%E6%B8%85%E6%B4%97%E6%B0%B8%E6%97%A0%E7%BB%88%E6%97%A5
Friday, 1 August 2025
政治建军： "能否打仗事小 忠于习主席事大"
八月一日，中共的“建军节”，官媒渲染军力的强大，国防部长董军强化了威胁台湾的语气：绝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得逞。“为了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准备着。”
中国国防部周四“举办盛大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发表讲话称，“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
董军说“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他的这一说法虽然没有以前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那么直接，但意思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一般都认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抗日战争，而不太可能是躲在延安的中共及其游击队。
不过，董军这句话只是一个引子，他讲话的重点在这里：再过一个多月，军队将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军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这里面有个关键词：“政治建军“。董军的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李尚福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均已在数月前落马，加上这个背景便容易理解董军所说的“政治建军”的内涵，这就是对军队的政治上的要求高于一切，衡量一个高级将领，主要看其“政治上是否纯洁”，军事指挥能力其次。
有分析认为，“政治建军”也暗示了中共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发动的军队大整肃仍将继续。解放军两年来持续整肃反贪，军队多名高级将领落马，中央军委主管政治工作的苗华委员落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今年3月“两会”以来下落不明。官方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强调“政治建军”的重要。
人民网8月1日刊载的 “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纯洁光荣”一文，更具体地阐述了“政治建军”的重要性，文章称：“如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推进政治建军是重要法宝。”
文章更进一步点明“政治建军”与军队整肃的关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 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这是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以整风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的重要举措。解放军报称，这份规定是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讲清政治干部立德修身干事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划出“政治红线、用权底线、交往界限、廉洁警戒线”。
然而中央军委的这一文件引发了很大的质疑，难道这个二十大以来不断被习近平整肃，将领不断落马的军队还需要“全面肃清流毒影响”，经过十余年清洗，军队高级将领都已是习近平亲自考察任命，为什么还要继续整肃，肃清流毒影响，到底指的是谁的流毒影响？
人民日报的文章从一个侧面点出了军队不断大整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军权牢牢掌握在中共的手中，军队将领要对中共最高领袖始终保持绝对忠诚，这是因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如何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就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有分析指，“政治建军”的要害其实就是，军队能否打仗事小，忠于习主席事大。
不过，海外一直有这样一种舆论，习近平在军中大规模反腐，拿下数十名上将和中将，而且还要继续肃清流毒，如果这些罪名都是事实的话，这样一个如此腐败需要不断肃清流毒的军队还能有多大的战斗力？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50801-%E6%94%BF%E6%B2%BB%E5%BB%BA%E5%86%9B-%E8%83%BD%E5%90%A6%E6%89%93%E4%BB%97%E4%BA%8B%E5%B0%8F-%E5%BF%A0%E4%BA%8E%E4%B9%A0%E4%B8%BB%E5%B8%AD%E4%BA%8B%E5%A4%A7
Saturday, 12 July 2025
习近平：父亲是开明的改革者，为什么儿子却是"红色皇帝"？
来源:
法广
法国世界报周五刊登文章，试图解开这么一个谜团，这就是：习仲勋是一位开明的改革者，他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应该也是一位改革者吗？为什么习近平却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呢？ 就此，法国世界报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习仲勋的英文传记《党的利益至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生平》。在这部传记著作中，作者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的保守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文化的标志。
磨难是政治锻造的熔炉
世界报首先描写了这么一个场景：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春天的某一天，13岁的习近平因其父亲的“政治问题”，头上戴着沉重的铁制高帽子被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上，习近平受尽了侮辱，甚至连他母亲也不得不随着旁边的人喊着“打倒习近平”。随后，习近平被送往少年管教所，寒冬腊月他只有单衣，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还满身都有虱子。习近平后来坦言，他曾怀疑自己是否能活下去。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姐姐也在文革中上吊自杀。
然而多年后，当父子终于团聚，父亲习仲勋却要求当时23岁的习近平背诵毛主席语录。家庭悲剧以及深切体会过的党的残酷，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动摇对党的信仰，反而让他们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忠诚呢？
习仲勋英文传记的作者认为，习家父子都深受布尔什维克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推崇“自我磨练”，认为个人磨难是政治锻造的熔炉，你受的苦越多，就越觉得党的恩情如山。只有通过绝望与牺牲，才能真正成为党的可靠战士。青年时代的习近平热衷阅读俄国小说《怎么办？》，其主人公就是睡在钉板上锤炼意志。
党的利益第一，党领导一切
要想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将中共视为中国复兴的唯一工具，必须追溯其父亲的红色履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13年生于山西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成长的山西省饱受贫困、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和鸦片泛滥的困扰。14岁时，饥荒和霍乱肆虐邻村，习仲勋参与了一场暗杀行动，以毒死一名反革命教师。可是，行动失败，却让其他几位教师因此患病。20岁时，习仲勋已经两次入狱，还中过一次弹。他终其一生都在说：自己最终会被活埋。
1959年，由于一部描写他革命经历的传记被认为“有个人崇拜的嫌疑”，习仲勋遭毛泽东点名批判，被打入冷宫长达十五年。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平反。他主导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并辅佐胡耀邦，推动改革开放。
让记者、外交官、汉学家、中国公民，甚至政权内部人士都不明白的是：既然父亲是一位改革者，儿子难道不应该也是一位改革者吗？为什么这样一位开明的长者，却养育出了一位高度集权、强化党的控制、对内肃贪打压、对外冷峻强硬的“红色皇帝”？！
习仲勋传记作者认为，这不是偏离父志，而是对父辈经验的极端继承。习仲勋这位后来的“改革派”并非是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30年代，他在肃反中毫不留情，逼供不择手段。1950年，他曾说：“要杀得人心惶惶。”他的“务实改革”不过是在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的战略调整，而不是对专政体制的质疑。
习近平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不是“开放包容”，而是“不要挑战党”。毛泽东曾就习仲勋表示，习仲勋是“党的利益第一。”今天，习近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则是：“党领导一切”。这正是习仲勋精神的延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7/%E4%B9%A0%E8%BF%91%E5%B9%B3%EF%BC%9A%E7%88%B6%E4%BA%B2%E6%98%AF%E5%BC%80%E6%98%8E%E7%9A%84%E6%94%B9%E9%9D%A9%E8%80%85%EF%BC%8C%E4%B8%BA%E4%BB%80%E4%B9%88%E5%84%BF%E5%AD%90%E5%8D%B4%E6%98%AF%E2%80%9C%E7%BA%A2%E8%89%B2%E7%9A%87%E5%B8%9D%E2%80%9D%EF%BC%9F.html
法广
法国世界报周五刊登文章，试图解开这么一个谜团，这就是：习仲勋是一位开明的改革者，他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应该也是一位改革者吗？为什么习近平却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呢？ 就此，法国世界报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习仲勋的英文传记《党的利益至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生平》。在这部传记著作中，作者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的保守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文化的标志。
磨难是政治锻造的熔炉
世界报首先描写了这么一个场景：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春天的某一天，13岁的习近平因其父亲的“政治问题”，头上戴着沉重的铁制高帽子被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上，习近平受尽了侮辱，甚至连他母亲也不得不随着旁边的人喊着“打倒习近平”。随后，习近平被送往少年管教所，寒冬腊月他只有单衣，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还满身都有虱子。习近平后来坦言，他曾怀疑自己是否能活下去。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姐姐也在文革中上吊自杀。
然而多年后，当父子终于团聚，父亲习仲勋却要求当时23岁的习近平背诵毛主席语录。家庭悲剧以及深切体会过的党的残酷，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动摇对党的信仰，反而让他们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忠诚呢？
习仲勋英文传记的作者认为，习家父子都深受布尔什维克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推崇“自我磨练”，认为个人磨难是政治锻造的熔炉，你受的苦越多，就越觉得党的恩情如山。只有通过绝望与牺牲，才能真正成为党的可靠战士。青年时代的习近平热衷阅读俄国小说《怎么办？》，其主人公就是睡在钉板上锤炼意志。
党的利益第一，党领导一切
要想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将中共视为中国复兴的唯一工具，必须追溯其父亲的红色履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13年生于山西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成长的山西省饱受贫困、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和鸦片泛滥的困扰。14岁时，饥荒和霍乱肆虐邻村，习仲勋参与了一场暗杀行动，以毒死一名反革命教师。可是，行动失败，却让其他几位教师因此患病。20岁时，习仲勋已经两次入狱，还中过一次弹。他终其一生都在说：自己最终会被活埋。
1959年，由于一部描写他革命经历的传记被认为“有个人崇拜的嫌疑”，习仲勋遭毛泽东点名批判，被打入冷宫长达十五年。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平反。他主导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并辅佐胡耀邦，推动改革开放。
让记者、外交官、汉学家、中国公民，甚至政权内部人士都不明白的是：既然父亲是一位改革者，儿子难道不应该也是一位改革者吗？为什么这样一位开明的长者，却养育出了一位高度集权、强化党的控制、对内肃贪打压、对外冷峻强硬的“红色皇帝”？！
习仲勋传记作者认为，这不是偏离父志，而是对父辈经验的极端继承。习仲勋这位后来的“改革派”并非是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30年代，他在肃反中毫不留情，逼供不择手段。1950年，他曾说：“要杀得人心惶惶。”他的“务实改革”不过是在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的战略调整，而不是对专政体制的质疑。
习近平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不是“开放包容”，而是“不要挑战党”。毛泽东曾就习仲勋表示，习仲勋是“党的利益第一。”今天，习近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则是：“党领导一切”。这正是习仲勋精神的延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7/%E4%B9%A0%E8%BF%91%E5%B9%B3%EF%BC%9A%E7%88%B6%E4%BA%B2%E6%98%AF%E5%BC%80%E6%98%8E%E7%9A%84%E6%94%B9%E9%9D%A9%E8%80%85%EF%BC%8C%E4%B8%BA%E4%BB%80%E4%B9%88%E5%84%BF%E5%AD%90%E5%8D%B4%E6%98%AF%E2%80%9C%E7%BA%A2%E8%89%B2%E7%9A%87%E5%B8%9D%E2%80%9D%EF%BC%9F.html
Thursday, 10 July 2025
滕彪 孔杰荣 | 许志永 VS 习近平：中国政治的两种前途
【按：在“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被判14年徒刑的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由博登书屋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原文为英文，Xi vs. Xu: Two Visions for China
’s Future。作者滕彪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人权律师，与许志永同为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孔杰荣Jerome Cohen为纽约大学教授，著名法律学者。本文原文是英文，已经发表在Chine File（中参馆）】
著名人权律师和活动家许志永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判刑 14 年。我们偶尔会得到消息，中国监狱当局严格限制甚至剥夺他读书、通讯、购买日用品的权利，他被强迫劳动，包括折叠塑料手套和垃圾袋。有三名囚犯在他的牢房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限制他离开监舍，禁止他在劳动时与任何人交谈。这种虐待在中文里被称为“包夹”。
原因何在？他对中国未来的愿景与习近平不同，或者说截然对立。许志永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纳尔逊·曼德拉，2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
在他处境尤为严峻的时刻，值得追溯他的故事与习近平的故事有何交集和不同之处。正是习近平对中国的政治愿景，导致了许志永被囚禁。
习近平比许志永大 20 岁。青年时期，习目睹并遭受了毛泽东残暴统治下的无法无天。1962 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受到一部小说的牵连，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吃尽苦头。然而，习近平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前，他极力维护这个专制体制的运行，并为自己的家族攫取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他展开了一系列破坏法治的倒行逆施，显著恶化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终止了民间社会的艰难进步的脚步。
1970年代末，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包括经济市场化，党政分开，以及重新恢复法律。尽管党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中国开始摆脱毛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恐怖局面，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主要的作用。律师制度开始恢复，市场经济的引入更加快了法律改革的进程。
在习近平因“上山下乡运动”而被下放到梁家河大队插队的1973年，许志永出生在河南省民权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civil rights，他一直认为，这个名字似乎冥冥中预示着他的人生宿命。1990年代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人权民主思想在中国大学里得到了热情的传播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使他少年时的梦想——自由中国——更加清晰起来。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的滕彪，和许志永在北大校园里参加集会，抗议校方阻挠学生纪念一位被谋杀的北大女生邱庆枫，那是滕彪和他第一次一起参加抗议。（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此后十几年里，他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并肩战斗。）2002年许志永获得博士学位并到北京邮电大学任教的时候，已经为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的事业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段时间，习近平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从1990年福州市委书记到2002年成为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绩效合法性”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最主要的统治支柱。2003年，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那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波澜的权力交接。
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讨论，三位法律学者——许志永、俞江、滕彪——公开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个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也被认为是维权运动的开始。律师、人权捍卫者、记者、网民、博客作者（bloggers）在大量的公共事件和维权案件中奔走呼吁，维权NGO纷纷组建，刚刚亮相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为维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04年，在几十年里属于敏感词的“人权”竟然写入宪法。胡温的最初几年里，人们感受到了改革的气息，看到了迈向法治中国的希望。
许志永，从一开始就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领导者之一。2003年，他和滕彪等人创办了公盟，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公盟的活动也包括挑战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推动废除劳动教养等非司法监禁手段，挑战一胎化政策，反对媒体审查和宗教迫害，为毒奶粉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滕曾和他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黑砖窑，帮助现代奴工维权；组织律师和公民去揭露和反抗地方官员的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的暴行；前往黑监狱去解救被随意关押的上访者。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人人都知道每场选举都被党和政府精心操控，几乎没有独立候选人能够当选。但许博士认为，重要的是把公民权利当真：既然法律赋予公民参选的权利，就要去亲身实践它。——这可以说是维权运动的核心理念：用行动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到实处，向违法的政府表达抗议、施加压力。
结果是，许两次成功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他还热情地推动其他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选举，这成为维权运动中一个颇受瞩目的剧目，努力在共产党的政治黑箱里投入一丝民间政治的光亮。然而当当局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威胁之后，许志永就没有办法赢得选举了，他被禁止举行竞选演讲，他的名字也无法出现在选票上，学生们被告知不能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活跃的维权活动，他还被大学停课，被禁止出国，2009年公盟被关闭，他被关押了近一个月。
这些都发生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2008年，55岁的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共的接班人。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86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同时政治管控也日益增强，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奥运会后，刘晓波因发起08宪章被投入监狱，获刑十一年，但许志永和人权活动家们没有退缩。2012年初，许发起新公民运动，将维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场运动中，活动家们到北京闹市区发表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们当即遭到逮捕。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来自民间的反腐运动遭到镇压的一年后，习近平发动了共产党风格的运动式反腐，其目的并非是清除滋生腐败的制度，而是以腐败之名清除政治对手，树立个人崇拜。新公民运动呼吁让数百万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许志永通过公民同城聚餐活动，把各地具有民主理念的人联合起来，在聚餐时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公共问题，这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进行的珍贵的民主实践。
新公民运动到了全国各地活跃人士的热情支持，民间社会也越发活跃。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的当天，许志永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这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他敦促习近平沿着这样的方向改革：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在《美好中国》这本书里，您可以读到许志永博士对未来中国法律和政治的设想、论争，以及他为此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和人们很多人预期的完全相反，习没有推动改革，他一掌握大权，立即开始了一场针对维权运动的大规模镇压。大量家庭教会被拆除十字架或整体拆毁，大量NGO被关闭，300多名人权律师在709大抓捕中被逮捕、失踪、传讯、警告、吊照、限制出境等形式的迫害，许志永则是因为新公民运动被监禁了四年。中共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越来越严，9号文件甚至限制老师们在课堂上提及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一些违背法治原则的法律纷纷出台，比如境外NGO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习近平所发动的是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法律的战争，中国的状况从糟糕走向更糟糕。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条款被从宪法移除，习把共产党一党独裁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裁。“一国两制”被彻底摧毁，香港从令人羡慕的东方之珠自由港变成了专制港。西藏的自由指数甚至低于北朝鲜。新疆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全世界今天仍在进行的最可怕的人权灾难之一。习近平破坏自由法治的手段不受边界的限制。中共秘密警察甚至从泰国绑架瑞典公民出版人桂民海，并用酷刑手段强迫他放弃瑞典国籍。中国当局也在世界至少53个国家开辟了102警察站，其中一个坐落在曼哈顿。
习近平没有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活着走出监狱。在刘晓波死于监禁中的两天后，许志永刑满释放，并继续推动他的公民运动。他组织聚餐活动，和勇敢的同事们探索中国的未来，而这竟被当局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家们纷纷被捕。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许志永发布公开信，劝习近平退位，这种呼声在2022年的四通桥上以及随后的白纸革命中得到呼应。“逆历史潮流的所谓强人，只会祸害中国。中国最需要的，是自由。”许博士告诉习近平。
人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会催生出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思想开放的中产阶级，从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市场化改革、互联网、党内改革派与民主国家的学术交流和贸易往来等等，都是有利于中国走向自由的积极因素。但这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中国走向了超越奥威尔1984的新极权主义。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据技术的确有利于民间社会，从信息获取、组织联络到动员行动。许和他的同仁们充分运用了这些技术去拓展维权的空间。在当局审查的缝隙之间，自由力量得以逐步成长，这个过程被称为技术赋权。但显然，共产党和习近平不愿意看到技术的增强自由的能量，他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技术而是用技术来加强全面控制。监控摄像、人脸识别、大数据、社会信用体系、DNA采集、互联网防火墙、官控社交媒体，中国政府建立和强化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它的目标是监控每一个人在每一时刻的每一个举动。
许是习的囚徒。许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习维持的是独裁的政权并极力重塑国际秩序，确保专制体制不受威胁。什么样的中国对中国人民更好，对世界秩序更好，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滕彪 孔杰荣 | 许志永 VS 习近平：中国政治的两种前途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6140
’s Future。作者滕彪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人权律师，与许志永同为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孔杰荣Jerome Cohen为纽约大学教授，著名法律学者。本文原文是英文，已经发表在Chine File（中参馆）】
著名人权律师和活动家许志永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判刑 14 年。我们偶尔会得到消息，中国监狱当局严格限制甚至剥夺他读书、通讯、购买日用品的权利，他被强迫劳动，包括折叠塑料手套和垃圾袋。有三名囚犯在他的牢房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限制他离开监舍，禁止他在劳动时与任何人交谈。这种虐待在中文里被称为“包夹”。
原因何在？他对中国未来的愿景与习近平不同，或者说截然对立。许志永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纳尔逊·曼德拉，2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
在他处境尤为严峻的时刻，值得追溯他的故事与习近平的故事有何交集和不同之处。正是习近平对中国的政治愿景，导致了许志永被囚禁。
习近平比许志永大 20 岁。青年时期，习目睹并遭受了毛泽东残暴统治下的无法无天。1962 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受到一部小说的牵连，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吃尽苦头。然而，习近平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前，他极力维护这个专制体制的运行，并为自己的家族攫取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他展开了一系列破坏法治的倒行逆施，显著恶化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终止了民间社会的艰难进步的脚步。
1970年代末，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包括经济市场化，党政分开，以及重新恢复法律。尽管党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中国开始摆脱毛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恐怖局面，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主要的作用。律师制度开始恢复，市场经济的引入更加快了法律改革的进程。
在习近平因“上山下乡运动”而被下放到梁家河大队插队的1973年，许志永出生在河南省民权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civil rights，他一直认为，这个名字似乎冥冥中预示着他的人生宿命。1990年代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人权民主思想在中国大学里得到了热情的传播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使他少年时的梦想——自由中国——更加清晰起来。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的滕彪，和许志永在北大校园里参加集会，抗议校方阻挠学生纪念一位被谋杀的北大女生邱庆枫，那是滕彪和他第一次一起参加抗议。（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此后十几年里，他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并肩战斗。）2002年许志永获得博士学位并到北京邮电大学任教的时候，已经为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的事业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段时间，习近平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从1990年福州市委书记到2002年成为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绩效合法性”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最主要的统治支柱。2003年，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那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波澜的权力交接。
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讨论，三位法律学者——许志永、俞江、滕彪——公开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个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也被认为是维权运动的开始。律师、人权捍卫者、记者、网民、博客作者（bloggers）在大量的公共事件和维权案件中奔走呼吁，维权NGO纷纷组建，刚刚亮相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为维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004年，在几十年里属于敏感词的“人权”竟然写入宪法。胡温的最初几年里，人们感受到了改革的气息，看到了迈向法治中国的希望。
许志永，从一开始就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领导者之一。2003年，他和滕彪等人创办了公盟，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公盟的活动也包括挑战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的户籍制度，推动废除劳动教养等非司法监禁手段，挑战一胎化政策，反对媒体审查和宗教迫害，为毒奶粉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滕曾和他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黑砖窑，帮助现代奴工维权；组织律师和公民去揭露和反抗地方官员的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的暴行；前往黑监狱去解救被随意关押的上访者。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人人都知道每场选举都被党和政府精心操控，几乎没有独立候选人能够当选。但许博士认为，重要的是把公民权利当真：既然法律赋予公民参选的权利，就要去亲身实践它。——这可以说是维权运动的核心理念：用行动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到实处，向违法的政府表达抗议、施加压力。
结果是，许两次成功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他还热情地推动其他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选举，这成为维权运动中一个颇受瞩目的剧目，努力在共产党的政治黑箱里投入一丝民间政治的光亮。然而当当局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威胁之后，许志永就没有办法赢得选举了，他被禁止举行竞选演讲，他的名字也无法出现在选票上，学生们被告知不能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活跃的维权活动，他还被大学停课，被禁止出国，2009年公盟被关闭，他被关押了近一个月。
这些都发生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2008年，55岁的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共的接班人。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86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同时政治管控也日益增强，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奥运会后，刘晓波因发起08宪章被投入监狱，获刑十一年，但许志永和人权活动家们没有退缩。2012年初，许发起新公民运动，将维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场运动中，活动家们到北京闹市区发表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们当即遭到逮捕。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来自民间的反腐运动遭到镇压的一年后，习近平发动了共产党风格的运动式反腐，其目的并非是清除滋生腐败的制度，而是以腐败之名清除政治对手，树立个人崇拜。新公民运动呼吁让数百万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许志永通过公民同城聚餐活动，把各地具有民主理念的人联合起来，在聚餐时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公共问题，这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进行的珍贵的民主实践。
新公民运动到了全国各地活跃人士的热情支持，民间社会也越发活跃。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的当天，许志永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这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他敦促习近平沿着这样的方向改革：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在《美好中国》这本书里，您可以读到许志永博士对未来中国法律和政治的设想、论争，以及他为此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和人们很多人预期的完全相反，习没有推动改革，他一掌握大权，立即开始了一场针对维权运动的大规模镇压。大量家庭教会被拆除十字架或整体拆毁，大量NGO被关闭，300多名人权律师在709大抓捕中被逮捕、失踪、传讯、警告、吊照、限制出境等形式的迫害，许志永则是因为新公民运动被监禁了四年。中共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越来越严，9号文件甚至限制老师们在课堂上提及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一些违背法治原则的法律纷纷出台，比如境外NGO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习近平所发动的是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法律的战争，中国的状况从糟糕走向更糟糕。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条款被从宪法移除，习把共产党一党独裁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裁。“一国两制”被彻底摧毁，香港从令人羡慕的东方之珠自由港变成了专制港。西藏的自由指数甚至低于北朝鲜。新疆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是全世界今天仍在进行的最可怕的人权灾难之一。习近平破坏自由法治的手段不受边界的限制。中共秘密警察甚至从泰国绑架瑞典公民出版人桂民海，并用酷刑手段强迫他放弃瑞典国籍。中国当局也在世界至少53个国家开辟了102警察站，其中一个坐落在曼哈顿。
习近平没有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活着走出监狱。在刘晓波死于监禁中的两天后，许志永刑满释放，并继续推动他的公民运动。他组织聚餐活动，和勇敢的同事们探索中国的未来，而这竟被当局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家们纷纷被捕。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许志永发布公开信，劝习近平退位，这种呼声在2022年的四通桥上以及随后的白纸革命中得到呼应。“逆历史潮流的所谓强人，只会祸害中国。中国最需要的，是自由。”许博士告诉习近平。
人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会催生出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思想开放的中产阶级，从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市场化改革、互联网、党内改革派与民主国家的学术交流和贸易往来等等，都是有利于中国走向自由的积极因素。但这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中国走向了超越奥威尔1984的新极权主义。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据技术的确有利于民间社会，从信息获取、组织联络到动员行动。许和他的同仁们充分运用了这些技术去拓展维权的空间。在当局审查的缝隙之间，自由力量得以逐步成长，这个过程被称为技术赋权。但显然，共产党和习近平不愿意看到技术的增强自由的能量，他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技术而是用技术来加强全面控制。监控摄像、人脸识别、大数据、社会信用体系、DNA采集、互联网防火墙、官控社交媒体，中国政府建立和强化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它的目标是监控每一个人在每一时刻的每一个举动。
许是习的囚徒。许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习维持的是独裁的政权并极力重塑国际秩序，确保专制体制不受威胁。什么样的中国对中国人民更好，对世界秩序更好，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滕彪 孔杰荣 | 许志永 VS 习近平：中国政治的两种前途最先出现在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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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 May 2025
《快报》专访明兹纳：“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陷入缓慢衰退”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国官方高调宣称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立场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自信崛起的姿态。与此同时，部分西方观察者则认为中国正处于不可阻挡的上升期，甚至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另一些专家则预测中国将面临经济或政治崩溃。对此，纽约福特汉姆（Fordham University）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明兹纳（Carl Minzner）提出了不同于两极化观点的分析。中美在瑞士谈判之前，他对《快报》记者Baptiste Gauthey表示，中国既不会突然崩溃，也难以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是将陷入一种渐进、缓慢的衰退。本次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为您介绍这篇5月7日登出的专访精华。
改革终结的时代
在与美国的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国家经济规划机构副主任赵辰昕毫不动摇地宣称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说法呼应了近期流行的观点：当美国正在退缩并失去动力时，中国却在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迅猛崛起。但是，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明兹纳在其著作《时代终结：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削弱其崛起》中提出了更为微妙的分析。
明兹纳认为，中国的现实处于衰落论和盲目乐观之间。他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反改革时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权回归、法治衰退和公民社会萎缩。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过激言行反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转移了西方对中国威权现实的关注。
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
明兹纳强调，要理解当前中国的转变，必须回顾毛泽东时代。1949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极度贫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导致灾难性后果，当时的人均GDP甚至低于阿富汗、印度等国家。意识形态上，中国与世界隔绝，拒绝西方资本主义也排斥苏联"修正主义"，甚至摒弃了自身几个世纪的传统。政治上，毛泽东一人独裁，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政治清洗极为残酷，政策方向可能在一周内完全改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的转折点意义重大。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开始意识形态开放，摒弃社会主义正统思想，转向务实方法。他给予地方干部更多自由进行试验，引进国外思想，咨询外国专家，恢复前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思想。政治上，毛的个人权力被一党制的制度化所取代，决策不再仅来自最高层，而是更加尊重法律程序。经济上，人民公社的结束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加强，使中国随后经历了三十年约10%的年度增长。
反改革时代的来临
明兹纳认为改革时代的结束是一个渐进过程。1989年天安门抗议标志着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当局的镇压阻止了这一民主运动，关闭了政治自由化的大门。到21世纪初，情况更加明显地变化。面对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中国领导人加强了国内安全措施，外国企业面临更多控制，经济权力集中在国有企业。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彻底埋葬了改革时代。
虽然习近平不是中国经济困难的唯一责任者——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早在2012年前就存在，东亚其他国家也面临结构性趋势问题——但他的角色不容低估。许多人曾期望这位比前任年轻、女儿在哈佛留学的领导人能带来转变，但这是一个重大分析错误。习近平证明自己是一位极其聪明的战略家，在他领导下，中国彻底转向了反改革时代。
社会与治理的转变
改革时代的中国比习近平时代更加灵活和开放。约十五年前，虽然中共是一党专政，但治理方式更灵活。公益律师能利用法律制度揭露地方权力滥用，独立媒体发表调查报道揭露腐败，当局也会就某些问题征求学者或技术人员意见。
随着改革结束，一个"安全化"过程开始。律师被视为威胁，一些人被吊销执照、被逮捕或被迫流亡；独立媒体被压制；学者被指责过于容易受外国思想影响而遭到压制。社会开始封闭，公共空间大大缩小，大多数中国人通过自我审查内化了这些限制。
这种氛围也影响了国家机构。与改革时代鼓励内部审议的文化不同，现在辩论已经僵化，因为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零新冠"政策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尽管许多人意识到它不是最有效的策略，但没有人敢于反对习近平。
短短十年间，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加强了对政治体系的控制，消灭了对手，修改宪法为无限期掌权开辟道路。权力高度集中化，完全围绕他个人构建。意识形态上，政权试图通过传统和民族主义来填补空白，抵抗西方价值观。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对经济放缓感到担忧，怀疑自己能否达到与父母类似的生活水平，习近平上台时所追求的"中国梦"正在消散。
中国未来的可能路径
明兹纳认为中国未来存在几种可能的情景。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情景最不可能实现，因为过去十年来，政权系统地拆除了所有可能发起变革的社会力量：律师、工会活动家、记者、学者和支持改革的政治人物。
政权突然崩溃的情景同样不太可能。除非发生如战争失败或中共高层激变等非凡事件，否则中国不会突然崩溃。习近平对权力、党和国家机构保持强大控制。虽然经济放缓令许多中国人担忧，但他们仍认为现状比1960年代或其他国家好得多，经济恶化不太可能导致政权崩溃。
最可能的情景是逐渐侵蚀。面对持续恶化的治理问题，国家将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应对各种问题。明兹纳预见的不是一场大危机引发革命，而是政权因僵化和低效而陷入缓慢衰落。
国际关系的转变
特朗普政府的不连贯和攻击性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会。在经济放缓和政权脆弱化背景下，习近平可以将美国指定为困境的责任者，免除自身政策责任，同时加强民族主义话语。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也使其他国家担忧，例如加拿大近月来国家团结加强，部分是对美国动荡的反应。
在欧洲方面，随着美国被视为不可靠伙伴，习近平将目光投向欧洲并不奇怪。中国有明显兴趣加强与欧盟的商业联系，特别是在美国关税增长和贸易战加速后，中国正为其出口寻找新市场。制造业产能过剩，特别是电动汽车、电池或太阳能领域，而欧洲在绿色能源方面发展迅速，这被北京视为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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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5 May 2025
前进的中国与停滞的中国：习近平治下的"一体两面"
《回声报》的资深经济主编 Jean-Marc Vittori 本周一5月5日发表题为「前进的中国与停滞的中国」的社评文章，阐述他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之看法，即：其原经济增长模式已然失效，但创新步伐却未停歇。且蓬勃发展的中国可能最终超越停滞不前的中国。
这篇文章以“中国似乎注定要放缓增长”作为破题写道，赶在美国征收高关税前，中国出口虽曾出现增长，但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将持续低于5%，比十五年前减少了一半。不过同时，中国也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的推出引发"斯普特尼克效应"；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领先；在设备制造业上也即将突破。
那么真相究竟在哪里？答案是两者皆有。中国既有停滞不前的一面，也有蓬勃发展的一面。
停滞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确实面临困境。虽然中国的生产发展速度仍让欧洲国家羡慕，但这建立在难以承受的失衡之上，体现在总债务的爆炸性增长—不到十年时间内从GDP的200%攀升至300%。
中国失去了经济增长模式。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开放国门，追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脚步，大力发展出口。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势头。
为挽救经济增长，中国领导层鼓励家庭和地方政府投资。2010年代中期，广义房地产占GDP近三分之一，这是西方国家从未达到的水平。
担忧无节制的投机行为，当局开始收紧信贷。但这并未能阻止开发商建造大量无人购买的住宅楼。
新冠疫情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破产事件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引擎。由于缺乏更好选择，北京要求企业加大投资和出口力度，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一样。
文章指出，结果导致企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过剩。2024年出口占增长近三分之一，创造了1万亿美元的创纪录顺差。
但欧洲已开始采取保护措施，美国则发起了激烈的贸易战。中国将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有一个明显的选择——消费，但尽管政府过去十五年来不断喊话，这一引擎始终未能启动。
中国人坚持积累大量储蓄，这有两个充分理由：首先，他们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将来几乎无法获得养老金；其次，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跌已经严重侵蚀了其价值。
缺乏强有力的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已经停止追赶美国生产力水平。未来增长速度将远低于过去四十年。这促使政府转向更加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论调。
前进的中国：创新领域的突破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中国有正当的骄傲理由。虽然失去了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如今体现了一种创新模式，这是十年前北京启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时，很少有西方人相信的。
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出口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它在印刷电路板、医学成像、风力发电机和工业机器人领域也日益强大。中国已成为高速铁路、核能和药品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并在航空领域的进展比预期更快。
欧盟驻华商会对2015年定义的十个优先项目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现已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并注意到“越来越多2015年被确定为未来全球领导者的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补贴、优惠贷款等）、巨大的研发投入（每年申请150万项专利，是美国的2.5倍）以及大规模的工程师培养（每年300万名，超过美国所有学科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数）。
中国正在为主导未来两场重大革命做准备：世界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新经济的前景
尽管这些领域在中国国家生产中的比重仍然较小，不足以挽救宏观经济。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被归类为“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和企业占GDP不到五分之一。
然而，兰德RAND（一家专注于国防和安全问题的美国咨询公司）的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警告说：“西方政策制定者不应犯错误，认为中国正在陷入困境。他们也不应该对中国继续赶超或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感到惊讶。” 文章续指，蓬勃发展的中国可能最终超越停滞不前的中国。
随着中国在创新领域持续发力，西方必须认真评估这种双重现实。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但其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进步不容忽视。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理解这种复杂性至关重要。
总结来说，按这篇文章分析，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宏观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但创新实力却在快速崛起，这种悖论性发展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未来地位，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这篇文章以“中国似乎注定要放缓增长”作为破题写道，赶在美国征收高关税前，中国出口虽曾出现增长，但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将持续低于5%，比十五年前减少了一半。不过同时，中国也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的推出引发"斯普特尼克效应"；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领先；在设备制造业上也即将突破。
那么真相究竟在哪里？答案是两者皆有。中国既有停滞不前的一面，也有蓬勃发展的一面。
停滞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确实面临困境。虽然中国的生产发展速度仍让欧洲国家羡慕，但这建立在难以承受的失衡之上，体现在总债务的爆炸性增长—不到十年时间内从GDP的200%攀升至300%。
中国失去了经济增长模式。近半个世纪前，中国开放国门，追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脚步，大力发展出口。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势头。
为挽救经济增长，中国领导层鼓励家庭和地方政府投资。2010年代中期，广义房地产占GDP近三分之一，这是西方国家从未达到的水平。
担忧无节制的投机行为，当局开始收紧信贷。但这并未能阻止开发商建造大量无人购买的住宅楼。
新冠疫情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破产事件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引擎。由于缺乏更好选择，北京要求企业加大投资和出口力度，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一样。
文章指出，结果导致企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过剩。2024年出口占增长近三分之一，创造了1万亿美元的创纪录顺差。
但欧洲已开始采取保护措施，美国则发起了激烈的贸易战。中国将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有一个明显的选择——消费，但尽管政府过去十五年来不断喊话，这一引擎始终未能启动。
中国人坚持积累大量储蓄，这有两个充分理由：首先，他们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将来几乎无法获得养老金；其次，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跌已经严重侵蚀了其价值。
缺乏强有力的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已经停止追赶美国生产力水平。未来增长速度将远低于过去四十年。这促使政府转向更加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论调。
前进的中国：创新领域的突破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中国有正当的骄傲理由。虽然失去了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如今体现了一种创新模式，这是十年前北京启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时，很少有西方人相信的。
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出口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它在印刷电路板、医学成像、风力发电机和工业机器人领域也日益强大。中国已成为高速铁路、核能和药品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并在航空领域的进展比预期更快。
欧盟驻华商会对2015年定义的十个优先项目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现已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并注意到“越来越多2015年被确定为未来全球领导者的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这种实力的提升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补贴、优惠贷款等）、巨大的研发投入（每年申请150万项专利，是美国的2.5倍）以及大规模的工程师培养（每年300万名，超过美国所有学科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数）。
中国正在为主导未来两场重大革命做准备：世界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新经济的前景
尽管这些领域在中国国家生产中的比重仍然较小，不足以挽救宏观经济。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被归类为“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和企业占GDP不到五分之一。
然而，兰德RAND（一家专注于国防和安全问题的美国咨询公司）的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警告说：“西方政策制定者不应犯错误，认为中国正在陷入困境。他们也不应该对中国继续赶超或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感到惊讶。” 文章续指，蓬勃发展的中国可能最终超越停滞不前的中国。
随着中国在创新领域持续发力，西方必须认真评估这种双重现实。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但其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进步不容忽视。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理解这种复杂性至关重要。
总结来说，按这篇文章分析，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宏观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但创新实力却在快速崛起，这种悖论性发展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未来地位，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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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4 May 2025
分析：習近平真正的考驗，不在於特朗普的貿易戰
碧嘉蘭（Laura Bicker）
Role, BBC駐中國記者
Twitter, @BBCLBicker
2025年5月1日
在中國的批發市場和商品展覽會上提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名字，人們往往會報以一聲嗤笑。
這位美國總統及其高達145%的關稅政策，並未讓多數中國商人感到畏懼。
相反，這些舉措反而激起了中國網路上的民族主義浪潮，大量惡搞影片和「網路迷因」瘋傳開來，影片中甚至出現人工智能（AI）生成的特朗普、副總統萬斯（JD Vance）、以及科技界富豪馬斯克（Elon Musk），三人被惡搞為鞋廠和iPhone組裝線上的工人。
中國並未表現出一個面臨經濟重創風險的國家該有的樣子。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明確表態，北京不會退讓。
他在本月表示：「70多年來，中國發展始終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不靠誰的恩賜，更不畏懼任何無理打壓。」
他的底氣，部分來自中國如今對美國出口的依賴已遠不如十年前。但事實是，特朗普的極限施壓與加徵關稅，正好戳中了中國本身經濟困境的痛點。房地產泡沫破裂、就業不穩、人口老化，導致民眾消費遠低於政府預期。
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提出讓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如今正面臨嚴峻考驗，而這些挑戰不只來自美國關稅。真正的問題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否會打擊習近平的經濟願景，還是他能化危機為轉機？
習近平的國內挑戰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理論上具備龐大內需市場。但現實是，民眾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並不願意消費。
這一困境的根源不是貿易戰，而是房地產市場的崩潰。許多家庭將畢生積蓄投入房產，結果這五年來房價一路下跌。
即使房地產市場已經崩盤，房地產開發商仍持續興建新樓。有一種說法是，全中國人口都住進去，也無法填滿全國空置的公寓。
中國國家統計局前副局長賀鏗在兩年前承認，最「極端的估計」是目前全國的空屋數量多到足以容納30億人居住。
走訪中國各地，可以看到滿地都是爛尾樓——一排排未完工的水泥建築空殼，被戲稱為「鬼城」。有些樓盤則已外觀完工、園區綠化、窗簾懸掛，乍看之下彷彿即將迎來住戶；但到了晚上，窗戶一片漆黑，就知道這些單位根本沒有人入住。供需失衡，市場根本沒有足夠買家消化這些房產。
五年前，中國政府曾出手限制房企融資，但房價已重挫，民眾信心也遭到打擊。根據路透社今年2月的調查，分析師預測今年房價仍將下跌2.5%。
不只是房價讓中產階層憂心。
他們也擔心政府是否能保證他們的養老金。未來十年內，約3億名年齡在50到60歲的中國人將從職場退休。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的預測，政府的養老金基金最快可能在2035年就會耗盡。
年輕一代的就業問題也日益嚴重。根據2023年8月公布的官方數據，中國城市地區16到24歲的年輕人中，超過五分之一處於失業狀態。此後，政府再也沒有公布青年失業率。
中國無法簡單切換開關，從出口轉向內需。
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教授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短期內內需不太可能實質擴張……以內需替代出口，還需要時間。」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教授則表示：「中國對與特朗普政府的談判並不抱持太高期望……真正的重點是調整國內政策，例如刺激內需。」
為了振興經濟，政府撥出巨資，用於育兒補助、提高薪金與有薪假期，並設立總額410億美元的補貼計畫，對消費電子產品和電動車提供購物折扣。然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指出，這些措施「無法長期持續」。
他說：「我們需要建立長效機制……要提高民眾的可支配收入。」
對習近平而言，這是當務之急。他當年提出的「共同富裕」願景，至今尚未實現。
習近平的政治考驗
習近平也很清楚，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迷惘和憂慮，這可能對共產黨構成更深層的挑戰：包括抗議甚至社會動盪。
根據「自由之家」的「異言網」的報告，因經濟問題引發的抗議在近幾個月明顯增加。
這些抗議全都被迅速壓制，並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封鎖，因此目前對習近平而言尚未構成實質威脅。
2012年，習近平曾說：「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當年中國經濟勢如破竹，如今前景卻變得不確定。
過去十年，中國在電子消費品、電池、電動車和人工智慧領域取得長足進展，朝向高端製造轉型。
中國已開始挑戰美國在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包括推出聊天機器人「深度求索」（DeepSeek）、以及由比亞迪（BYD）在去年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最大電動車製造商。
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打亂這些進展。
例如，對中國銷售高階晶片的限制措施，最近再針對英偉達（Nvidia，又稱輝達）進一步收緊出口限制，目的就是要壓制習近平的科技雄心。
儘管如此，習近平知道中國製造業擁有數十年累積下來的優勢，美國企業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基礎設施與熟練勞工。
轉危為機
習近平正試圖將這場危機轉化為進一步改革的契機，同時開拓更多海外市場。
張軍教授指出：「短期內，一些中國出口商會受到較大影響，但他們會主動尋找新市場、調整出口方向，想辦法渡過難關。現在大家都在觀望、尋找新客戶。」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促使中國尋求美國以外的買家。中國加強與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連結，「一帶一路」倡議也鞏固了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關係。
中國的多元化策略正在產生效益。根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數據，如今有超過145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與美國的貿易額；而在2001年時，這樣的國家僅有30個。
地緣政治的收穫
隨著特朗普對盟友與對手皆採強硬立場，有觀點認為，習近平有機會顛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塑造中國為一個穩定且可靠的全球貿易夥伴與領導者。
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措施後，習近平的首次出訪選擇了東南亞，顯示他意識到鄰國對局勢可能產生的焦慮。
目前，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已透過越南、柬埔寨等國製造或轉運。
美國的舉措也為習近平提供了機會，讓他正面地塑造中國在世界的角色。
張軍教授說：「特朗普的施壓式關稅政策，反而成為中國展開外交攻勢的契機。」
不過，中國也需謹慎行事。部分國家擔憂，中國原本輸往美國的商品可能湧入他們的市場，造成衝擊。
2016年特朗普加徵關稅後，一大批原本要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廉價商品湧入東南亞市場，對當地製造業造成打擊。
聶輝華教授表示：「中國約有兩成出口商品銷往美國，若這些商品集中流入某個區域市場或國家，恐引發傾銷與惡性競爭，進而導致新的貿易摩擦。」
習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自由貿易的仲裁者，面臨一些障礙。
近年來，中國對其他國家施加了貿易限制。
2020年，澳洲政府呼籲針對新冠疫情的源頭與早期應對方式進行國際調查，北京認為這是針對中國的政治操作，隨即對澳洲葡萄酒、大麥徵收關稅，對一些牛肉與木材祭出檢疫措施，並禁止進口煤炭、棉花和龍蝦。部分澳洲商品對中國出口甚至跌至零。
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Richard Marles）上月初表示，面對美中貿易戰升溫，澳洲不會「與中國攜手」。
中國過去的行為可能限制習近平當前的外交拓展，許多國家也不願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選邊站。
儘管挑戰重重，習近平押注中國比美國更能承受經濟痛楚，堅持到最後。
目前看來，特朗普似乎先退了一步。上週他暗示，自己對中方商品徵收的關稅「可能會大幅下調，但不會歸零」。
中國社交媒體立即熱烈反應。「特朗普認慫了」登上微博熱搜。
即便未來雙方展開談判，中國仍將持續其長期戰略方向。
上一次貿易戰迫使中國把出口市場多元化，從美國轉向「全球南方」等其他市場。
這一次，則讓中國重新審視自身體質，未來能否解決這些問題，端視北京的決策，而非華盛頓的舉措。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wyqrn1r0ljo/trad
Role, BBC駐中國記者
Twitter, @BBCLBicker
2025年5月1日
在中國的批發市場和商品展覽會上提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名字，人們往往會報以一聲嗤笑。
這位美國總統及其高達145%的關稅政策，並未讓多數中國商人感到畏懼。
相反，這些舉措反而激起了中國網路上的民族主義浪潮，大量惡搞影片和「網路迷因」瘋傳開來，影片中甚至出現人工智能（AI）生成的特朗普、副總統萬斯（JD Vance）、以及科技界富豪馬斯克（Elon Musk），三人被惡搞為鞋廠和iPhone組裝線上的工人。
中國並未表現出一個面臨經濟重創風險的國家該有的樣子。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明確表態，北京不會退讓。
他在本月表示：「70多年來，中國發展始終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不靠誰的恩賜，更不畏懼任何無理打壓。」
他的底氣，部分來自中國如今對美國出口的依賴已遠不如十年前。但事實是，特朗普的極限施壓與加徵關稅，正好戳中了中國本身經濟困境的痛點。房地產泡沫破裂、就業不穩、人口老化，導致民眾消費遠低於政府預期。
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提出讓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如今正面臨嚴峻考驗，而這些挑戰不只來自美國關稅。真正的問題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否會打擊習近平的經濟願景，還是他能化危機為轉機？
習近平的國內挑戰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理論上具備龐大內需市場。但現實是，民眾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並不願意消費。
這一困境的根源不是貿易戰，而是房地產市場的崩潰。許多家庭將畢生積蓄投入房產，結果這五年來房價一路下跌。
即使房地產市場已經崩盤，房地產開發商仍持續興建新樓。有一種說法是，全中國人口都住進去，也無法填滿全國空置的公寓。
中國國家統計局前副局長賀鏗在兩年前承認，最「極端的估計」是目前全國的空屋數量多到足以容納30億人居住。
走訪中國各地，可以看到滿地都是爛尾樓——一排排未完工的水泥建築空殼，被戲稱為「鬼城」。有些樓盤則已外觀完工、園區綠化、窗簾懸掛，乍看之下彷彿即將迎來住戶；但到了晚上，窗戶一片漆黑，就知道這些單位根本沒有人入住。供需失衡，市場根本沒有足夠買家消化這些房產。
五年前，中國政府曾出手限制房企融資，但房價已重挫，民眾信心也遭到打擊。根據路透社今年2月的調查，分析師預測今年房價仍將下跌2.5%。
不只是房價讓中產階層憂心。
他們也擔心政府是否能保證他們的養老金。未來十年內，約3億名年齡在50到60歲的中國人將從職場退休。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的預測，政府的養老金基金最快可能在2035年就會耗盡。
年輕一代的就業問題也日益嚴重。根據2023年8月公布的官方數據，中國城市地區16到24歲的年輕人中，超過五分之一處於失業狀態。此後，政府再也沒有公布青年失業率。
中國無法簡單切換開關，從出口轉向內需。
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教授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短期內內需不太可能實質擴張……以內需替代出口，還需要時間。」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教授則表示：「中國對與特朗普政府的談判並不抱持太高期望……真正的重點是調整國內政策，例如刺激內需。」
為了振興經濟，政府撥出巨資，用於育兒補助、提高薪金與有薪假期，並設立總額410億美元的補貼計畫，對消費電子產品和電動車提供購物折扣。然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指出，這些措施「無法長期持續」。
他說：「我們需要建立長效機制……要提高民眾的可支配收入。」
對習近平而言，這是當務之急。他當年提出的「共同富裕」願景，至今尚未實現。
習近平的政治考驗
習近平也很清楚，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迷惘和憂慮，這可能對共產黨構成更深層的挑戰：包括抗議甚至社會動盪。
根據「自由之家」的「異言網」的報告，因經濟問題引發的抗議在近幾個月明顯增加。
這些抗議全都被迅速壓制，並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封鎖，因此目前對習近平而言尚未構成實質威脅。
2012年，習近平曾說：「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當年中國經濟勢如破竹，如今前景卻變得不確定。
過去十年，中國在電子消費品、電池、電動車和人工智慧領域取得長足進展，朝向高端製造轉型。
中國已開始挑戰美國在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包括推出聊天機器人「深度求索」（DeepSeek）、以及由比亞迪（BYD）在去年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最大電動車製造商。
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打亂這些進展。
例如，對中國銷售高階晶片的限制措施，最近再針對英偉達（Nvidia，又稱輝達）進一步收緊出口限制，目的就是要壓制習近平的科技雄心。
儘管如此，習近平知道中國製造業擁有數十年累積下來的優勢，美國企業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基礎設施與熟練勞工。
轉危為機
習近平正試圖將這場危機轉化為進一步改革的契機，同時開拓更多海外市場。
張軍教授指出：「短期內，一些中國出口商會受到較大影響，但他們會主動尋找新市場、調整出口方向，想辦法渡過難關。現在大家都在觀望、尋找新客戶。」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促使中國尋求美國以外的買家。中國加強與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連結，「一帶一路」倡議也鞏固了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關係。
中國的多元化策略正在產生效益。根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數據，如今有超過145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與美國的貿易額；而在2001年時，這樣的國家僅有30個。
地緣政治的收穫
隨著特朗普對盟友與對手皆採強硬立場，有觀點認為，習近平有機會顛覆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塑造中國為一個穩定且可靠的全球貿易夥伴與領導者。
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措施後，習近平的首次出訪選擇了東南亞，顯示他意識到鄰國對局勢可能產生的焦慮。
目前，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已透過越南、柬埔寨等國製造或轉運。
美國的舉措也為習近平提供了機會，讓他正面地塑造中國在世界的角色。
張軍教授說：「特朗普的施壓式關稅政策，反而成為中國展開外交攻勢的契機。」
不過，中國也需謹慎行事。部分國家擔憂，中國原本輸往美國的商品可能湧入他們的市場，造成衝擊。
2016年特朗普加徵關稅後，一大批原本要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廉價商品湧入東南亞市場，對當地製造業造成打擊。
聶輝華教授表示：「中國約有兩成出口商品銷往美國，若這些商品集中流入某個區域市場或國家，恐引發傾銷與惡性競爭，進而導致新的貿易摩擦。」
習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自由貿易的仲裁者，面臨一些障礙。
近年來，中國對其他國家施加了貿易限制。
2020年，澳洲政府呼籲針對新冠疫情的源頭與早期應對方式進行國際調查，北京認為這是針對中國的政治操作，隨即對澳洲葡萄酒、大麥徵收關稅，對一些牛肉與木材祭出檢疫措施，並禁止進口煤炭、棉花和龍蝦。部分澳洲商品對中國出口甚至跌至零。
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Richard Marles）上月初表示，面對美中貿易戰升溫，澳洲不會「與中國攜手」。
中國過去的行為可能限制習近平當前的外交拓展，許多國家也不願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選邊站。
儘管挑戰重重，習近平押注中國比美國更能承受經濟痛楚，堅持到最後。
目前看來，特朗普似乎先退了一步。上週他暗示，自己對中方商品徵收的關稅「可能會大幅下調，但不會歸零」。
中國社交媒體立即熱烈反應。「特朗普認慫了」登上微博熱搜。
即便未來雙方展開談判，中國仍將持續其長期戰略方向。
上一次貿易戰迫使中國把出口市場多元化，從美國轉向「全球南方」等其他市場。
這一次，則讓中國重新審視自身體質，未來能否解決這些問題，端視北京的決策，而非華盛頓的舉措。
from BBC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wyqrn1r0ljo/trad
Saturday, 26 April 2025
王维洛 | 从引大济湟调水工程看习近平如何治理黄河
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后，对黄河流域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但习近平只是贯彻了中共几十年来，特别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治理黄河思路和措施，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措施来治理黄河。又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失败之后，不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希望通过上新的工程措施来掩盖所犯的错误。最近几年来关于黄河流域报道比较多是引大济湟工程。从大通河调水到湟水的设想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提出。在甘肃省开工建设引大入秦工程工程后，青海省于1996年引大济湟工程。甘肃省和青海省开始争抢大通河的水资源。引大济湟工程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工程造价从1996年的7.7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23年的146.34亿元人民币。而引大济湟工程一年的最高卖水收入只有1.536亿元，仅占工程总投资额的1.05%，是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工程。已经投入运行的从大通河调水的工程一共有五个，其调水量已经大大超过大通河河流系统的承受能力，其结果就是大通河的季节性的断流。
一、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吗？
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习近平主持了会议，审议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和《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居然成为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真的开会讨论了《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吗？
笔者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不可能是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理由有下面几点：
首先，按照中国的习俗，一年之计在于春，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应该讨论更为重要的议题，在经济低迷状态下挣扎的老百姓期望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可实施的措施，以解决中国失业率高涨、收入减少、消费不振、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经济下滑、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等重要问题。如果真的是审议黄河议题，可以说是跑题了。
其次，2025年1月20日是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的日子。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国际形势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会如何发展？两国贸易矛盾会如何发展？中方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个预案，有个决策。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真的开会审议了黄河议题，可以说是没有做好战前准备。
第三，黄河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特别这些年来习近平已经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发布了许多文件，但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问题上拿不出靓丽的成绩，在不远的未来也是不会出现什么“奇迹”的。如果真的是审议黄河议题，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无法振奋民心。
一些海外中文社交媒体的主持人对此提出质疑。
二、中共中央至今未发布《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文
新华社在报道中只是提及，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尊重自然规律，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系统提升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中游水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深挖节水潜力。要毫不放松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确保重要堤防水库和基础设施安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对接，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沿黄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2]。
其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特别与四个月前，即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就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奉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没有什么区别。
四个月前，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3]，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和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政隆，全国政协副主席穆虹、姜信治，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众多官员，该说的话，习近平在兰州会议上都讲了。
图1：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再说，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4]，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实施相关规划方案、政策措施和建设相关工程项目的重要依据。规划期至2030年，中期展望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本世纪中叶。洋洋洒洒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超过2万5千字。
图2：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难道2025年1月20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2021年公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有了重大的更改？
至今为止，中共中央也没有发布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因此笔者认为，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黄河问题，而是讨论了其他重要问题，只是会议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不便公布，只能拿《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来说事。
三、引大济湟工程
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后，对黄河流域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5]。但习近平只是贯彻了中共几十年来，特别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治理黄河思路和措施，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措施来治理黄河。又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失败之后，不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希望通过上新的工程措施来掩盖所犯的错误。
最近几年来关于黄河流域报道比较多是引大济湟工程。202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6]为题报道黄河流域的引大济湟调水工程总干渠通过竣工验收。
图3：黄河流域的引大济湟调水工程总干渠通过竣工验收，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引大济湟工程是黄河流域内的一个调水工程，从大通河调水到湟水。湟水是黄河上游最大的一级支流，流经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在甘肃省永登县傅子村注入黄河；大通河是湟水的最大支流，即黄河的二级支流。本来大通河与湟水相隔一座大阪山，平行而行，在青海省民和县享堂注入湟水，请注意，大通河注入湟水的位置在西宁市的下游了。
从大通河调水到湟水的设想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提出。1991年开始对工程进行调研，1996年开工建设。2001年9月黑泉水库主体工程建成并下闸蓄水；2015年6月30日总干渠隧道全线贯通，2015年12月15日总干渠成功实现试通水。接下来就是建设几条干渠的第二期工程。后来引大济湟工程就成为青海省的一号（水利）工程，并被纳入国家172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序列。其实，引大济湟工程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工程造价从1996年的7.7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23年的146.34亿元人民币。最近几年中共的几大官媒频繁、重复地发表关于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的好消息，例如：
2022年10月02日人民网刊登题为《十年，引大济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07亿元》的报道；
2022年12月18日人民网刊登题为《青海引大济湟工程主体全面建成》的报道；
2022年12月19日光明网刊登《青海“引大济湟”工程主体全面建成 1996年陆续开工建设》的报道；
2023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以《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为题进行报道；
2023年9月29日新华社又报道青海“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
2023年12月12日国务院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2023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举行发布会，重点介绍了引大济湟工程；
2024年11月13日中国新闻网发布题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引大济湟百万亩田间配套工程陆续通水》的报道；
2024年11月26日中国新闻网发表题为《青海：“引大济湟”工程30万立方米优质水将日供西宁市区》的报道；
202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为题进行报道。
四、大通河水资源是唐僧肉
从河流长度与河流的流量来说，应该是湟水是大通河的支流，而不是大通河是湟水的支流。湟水干流全长374公里，81％在青海省境内，长303公里，甘肃省境内长38公里，两省界河长33公里。大通河的河流长度为全长561公里，其中青海省境内长406公里，占72％，甘肃省境内长106公里，两省界河长48公里。湟水发源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包呼图山，在甘肃省永靖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之间注入黄河，根据1956—1997年的观测数据，湟水（含大通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44.8亿立方米，而大通河（享堂峡站）年径流量28.4亿立方米。扣除大通河的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8.4亿立方米，湟水所剩的年径流量只有16.4亿立方米。但是湟水流经青海省西宁市以及人口密集地区，区域经济地位更加重要；而大通河流域位于北祁界连山与南界大阪山之间的狭长条状谷地地带，属高寒山区，山高谷深，林草茂密，人烟密度低，水资源比较丰富。当地人民以经营牧业为主，具有西藏高原生活生产的特点。
长期以来，大通河的水资源被看作是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都希望从大通河调水，搞一个引大济X工程。最早搞的是引大入秦工程，就是将大通河水跨流域调入兰州市以北60公里处的秦王川地区，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灌溉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根据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刘进琪撰写的《大通河调水对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7]一文，大通河向外调水的工程共有5个，如引大入秦工程，从大通河支流硫黄沟引水的引硫济金工程，引大济湟工程等。远期规划总调水量为18.29亿立方米。
前面已经提到，大通河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8.4亿立方米，这是一个长期观测的平均数，并不是保证每年都有28.4亿立方米的径流量。大通河的年最大径流量可达35.6亿立方米（1954年），年最小径流量为19.0亿立方米（1970年）。中共规划的从大通河外调总水量为18.29亿立方米，这是每年都必须保证的调水量。18.29亿立方米只是略小于19.0亿立方米的年最小径流量。大通河流域的50万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用水怎么办？大通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用水怎么办？
刘进琪在文章中指出，大通河在实施五个调水工程后，第一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是大通河下游部分月份会出现断流现象；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是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大通河水质下降；第三个生态环境影响就是是枯水年份流域内的沼泽湿地将被疏干退化，沼泽湿地被疏干退化，分布在大通河的西藏高原的特有鱼类的生存与繁殖受到威胁，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的种群结构及生物量都会发生种群缩小、生物生产力降低等问题。
虽然说，大通河流域水资源丰富，但是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外调水量。向流域外调水和从人体抽血相似。一般成人的血液总量为4000毫升-5000毫升，而一次献血200毫升仅占总血量的1/20-1/25[8]；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一般对失血量在600毫升以下的都不主张输血。可见献血量总血量的1/20-1/25不影响健康，但是抽1/3或者1/2或者更多的血，那是要命的。按理说，中共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是按照目标的最优化来制定各种计划的，不应该出现规划调水总量过大的问题。按照中共的理论，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无顶层设计的、恶意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从大通河流域的调水工程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无论是甘肃省还是青海省政府都希望多获得一些水资源。在中国，这些地方政府又不能在一个平台上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而各方都设法在中央政府中找“自己人”或者向中央政府官员行贿，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多给予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当引大入秦工程上马时，中央政府明显站在甘肃省一边；后来青海省要求上引大济湟工程时，中央政府又倾向青海省一边。因此对大通河调水总量过大的问题，中共政府根本拿不出解决的办法。目前执行的方法是，国家水利部每年下半年根据气象资料，对来年的降水情况做出预测，对来年青海省和甘肃省分得的水量做出规定。比如2024年9月14日水利部发布大通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通知，2025年的水量分配为青海省5.14亿立方米，甘肃省6.41亿立方米[9]。无论是甘肃省还是青海省获得的分配水量，都大大小于从大通河五个调水工程已经建成的调水能力，调水工程的能力无法得以实现。其实，中共中央政府是十分享用这样的决策权力，它体现中央集权的所谓优势。至于这个分水方案是不是对，来水少了不够分怎么办？中央政府从来不予考虑。
五、引大济湟工程的投资效益
引大济湟工程由石头峡水库、调水总干渠、黑泉水库、北干渠一期、二期工程及西干渠工程组成。工程干支渠总长达1143公里，连通5座重要水库、272个隧洞、290 个渡槽、117个倒虹吸和100万亩田间配套工程。覆盖121处闸阀监控信息站、333个水情监测站、433个视频巡检点，270公里主干光缆、325公里分支光缆以及3条通信专线等信息化设施。根据2023年的报道，引大济湟工程总投资146.34亿元。
经过多次修改后的引大济湟工程的目标主要有两个：
第一，为西宁市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水源，近期每天30万立方米，再扩大到每天50万立方米和70万立方米；
第二，将青海省的草原改造为农田，再为旱地提供灌溉用水，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
按照水利部2024年批复的分水方案，2025年青海省的引大济湟工程可从大通河分得5.14亿立方米的水量。
如果西宁市水厂每天需要30万立方米原水，一年则需要1.095亿立方米，水厂支付的水价按每立方米0.50元计算，每年引大济湟工程为城镇供水的卖水收入为0.5475亿元；每天需要50万立方米，一年则需要1.825亿立方米，每年卖水收入为0.9125亿；每天需要70万立方米，一年则需要2.555亿立方米，每年卖水收入1.2775亿元。
剩下的水量就用于农业灌溉，可能的水量分别是每年4.045亿立方米、3.315亿立方米或2.585亿立方米。卖给农民的水价以每立方米0.10元计算，每年卖水收入分别是0.4045亿元、0.3315亿元或0.2585亿元。两者相加，引大济湟工程一年卖水收入分别0.952亿元、1.244亿元或1.536亿元。与引大济湟工程的总投资额146.34亿元相比，分别是0.65%、0.85%或1.05%。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大济湟工程的经济效益极差，每年卖水的收入都无法支付维护调水工程的费用。要提高引大济湟工程的经济效益，只有大幅度地抬高卖给水厂的水费和农业用水的水价。说实在的，按照目前的经济水平，西宁市水厂支付的每立方米0.50元的原水水价，青海省的农民支付每立方米0.10元的水价，已经是青海省老百姓支付能力的上限。但是中共政府牢牢地垄断了中国所有的水资源，可以随时增加水费，以此来盘剥中国百姓。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水价已经经历十多次的加价。
六、结束语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中共政府明知大通河的水资源量不能支撑引大入秦、引大入湟等五个调水工程，为什么还非要上马建设不可呢？如果说，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缺乏远见，那么中共统治靠的是“顶层设计”，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想控制自然，但又不成功而遗留下来的，并不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无论是甘肃省的引大济秦工程，还是青海省的大济湟工程，还有许多引水工程，都是苏联援助中国时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治理黄河，就是继承了这些理念。甘肃省上个引大济秦等几个调水工程，青海省就上个引大济湟工程, 甘肃省再上个引洮济甘工程……大量的资金投了下去，缺水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下去，最后实现从长江向黄河调水的西线工程，再接下来就是从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调水的大西线工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认为是水资源丰裕的长江流域变成了缺水区，干旱灾难连年出现。就像原来认为是水资源丰裕的大通河流域一样，在实施五个调水工程后，将成为一个缺水区。不是老天对中国人不公，而是中共把中国的生态环境彻底破坏了。
注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2025年1月20日，来源：新华网，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7000017.htm
[2] 同上
[3]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4年9月12日，来源：新华网，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4190.htm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来源：新华社，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5] 2021年10月20日习近平来到黄河入海口东营市，他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参见：习近平的黄河情怀，2023年11月26日，来源：新华社，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7186.htm
[6] 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2025年1月1日，来源：央视网， https://news.cctv.com/2025/01/01/ARTIG6bcvNwjMrz78yEQYV8C250101.shtml
[7] 刘进琪：大通河调水对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水资源保护，第23卷第1期2007年1月，
[8] 献血无损健康，2019年1月27日，医政司，http://www.nhc.gov.cn/yzygj/wcjkzs/201901/51ec8a39d90e4b91a174f5ca88277649.shtml
[9] 水利部关于印发大通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通知，水资管〔2024〕247号，2024 年9月14日，http://www.mwr.gov.cn/zwgk/gknr/202409/t20240925_1721441.html
王维洛 | 从引大济湟调水工程看习近平如何治理黄河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690
一、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吗？
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习近平主持了会议，审议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和《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居然成为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真的开会讨论了《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吗？
笔者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不可能是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理由有下面几点：
首先，按照中国的习俗，一年之计在于春，2025年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应该讨论更为重要的议题，在经济低迷状态下挣扎的老百姓期望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可实施的措施，以解决中国失业率高涨、收入减少、消费不振、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经济下滑、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等重要问题。如果真的是审议黄河议题，可以说是跑题了。
其次，2025年1月20日是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的日子。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国际形势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会如何发展？两国贸易矛盾会如何发展？中方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个预案，有个决策。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真的开会审议了黄河议题，可以说是没有做好战前准备。
第三，黄河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特别这些年来习近平已经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发布了许多文件，但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问题上拿不出靓丽的成绩，在不远的未来也是不会出现什么“奇迹”的。如果真的是审议黄河议题，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无法振奋民心。
一些海外中文社交媒体的主持人对此提出质疑。
二、中共中央至今未发布《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文
新华社在报道中只是提及，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尊重自然规律，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系统提升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中游水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深挖节水潜力。要毫不放松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确保重要堤防水库和基础设施安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对接，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沿黄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2]。
其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特别与四个月前，即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就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奉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没有什么区别。
四个月前，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3]，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和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政隆，全国政协副主席穆虹、姜信治，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众多官员，该说的话，习近平在兰州会议上都讲了。
图1：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再说，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4]，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实施相关规划方案、政策措施和建设相关工程项目的重要依据。规划期至2030年，中期展望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本世纪中叶。洋洋洒洒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超过2万5千字。
图2：2021年10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难道2025年1月20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2021年公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有了重大的更改？
至今为止，中共中央也没有发布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因此笔者认为，202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黄河问题，而是讨论了其他重要问题，只是会议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不便公布，只能拿《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来说事。
三、引大济湟工程
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后，对黄河流域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5]。但习近平只是贯彻了中共几十年来，特别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治理黄河思路和措施，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措施来治理黄河。又在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工程失败之后，不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希望通过上新的工程措施来掩盖所犯的错误。
最近几年来关于黄河流域报道比较多是引大济湟工程。202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6]为题报道黄河流域的引大济湟调水工程总干渠通过竣工验收。
图3：黄河流域的引大济湟调水工程总干渠通过竣工验收，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引大济湟工程是黄河流域内的一个调水工程，从大通河调水到湟水。湟水是黄河上游最大的一级支流，流经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在甘肃省永登县傅子村注入黄河；大通河是湟水的最大支流，即黄河的二级支流。本来大通河与湟水相隔一座大阪山，平行而行，在青海省民和县享堂注入湟水，请注意，大通河注入湟水的位置在西宁市的下游了。
从大通河调水到湟水的设想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提出。1991年开始对工程进行调研，1996年开工建设。2001年9月黑泉水库主体工程建成并下闸蓄水；2015年6月30日总干渠隧道全线贯通，2015年12月15日总干渠成功实现试通水。接下来就是建设几条干渠的第二期工程。后来引大济湟工程就成为青海省的一号（水利）工程，并被纳入国家172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序列。其实，引大济湟工程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工程造价从1996年的7.76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23年的146.34亿元人民币。最近几年中共的几大官媒频繁、重复地发表关于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的好消息，例如：
2022年10月02日人民网刊登题为《十年，引大济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07亿元》的报道；
2022年12月18日人民网刊登题为《青海引大济湟工程主体全面建成》的报道；
2022年12月19日光明网刊登《青海“引大济湟”工程主体全面建成 1996年陆续开工建设》的报道；
2023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以《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为题进行报道；
2023年9月29日新华社又报道青海“引大济湟”工程实现全线通水；
2023年12月12日国务院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2023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举行发布会，重点介绍了引大济湟工程；
2024年11月13日中国新闻网发布题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引大济湟百万亩田间配套工程陆续通水》的报道；
2024年11月26日中国新闻网发表题为《青海：“引大济湟”工程30万立方米优质水将日供西宁市区》的报道；
202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为题进行报道。
四、大通河水资源是唐僧肉
从河流长度与河流的流量来说，应该是湟水是大通河的支流，而不是大通河是湟水的支流。湟水干流全长374公里，81％在青海省境内，长303公里，甘肃省境内长38公里，两省界河长33公里。大通河的河流长度为全长561公里，其中青海省境内长406公里，占72％，甘肃省境内长106公里，两省界河长48公里。湟水发源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包呼图山，在甘肃省永靖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之间注入黄河，根据1956—1997年的观测数据，湟水（含大通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44.8亿立方米，而大通河（享堂峡站）年径流量28.4亿立方米。扣除大通河的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8.4亿立方米，湟水所剩的年径流量只有16.4亿立方米。但是湟水流经青海省西宁市以及人口密集地区，区域经济地位更加重要；而大通河流域位于北祁界连山与南界大阪山之间的狭长条状谷地地带，属高寒山区，山高谷深，林草茂密，人烟密度低，水资源比较丰富。当地人民以经营牧业为主，具有西藏高原生活生产的特点。
长期以来，大通河的水资源被看作是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都希望从大通河调水，搞一个引大济X工程。最早搞的是引大入秦工程，就是将大通河水跨流域调入兰州市以北60公里处的秦王川地区，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灌溉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根据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刘进琪撰写的《大通河调水对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7]一文，大通河向外调水的工程共有5个，如引大入秦工程，从大通河支流硫黄沟引水的引硫济金工程，引大济湟工程等。远期规划总调水量为18.29亿立方米。
前面已经提到，大通河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8.4亿立方米，这是一个长期观测的平均数，并不是保证每年都有28.4亿立方米的径流量。大通河的年最大径流量可达35.6亿立方米（1954年），年最小径流量为19.0亿立方米（1970年）。中共规划的从大通河外调总水量为18.29亿立方米，这是每年都必须保证的调水量。18.29亿立方米只是略小于19.0亿立方米的年最小径流量。大通河流域的50万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用水怎么办？大通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用水怎么办？
刘进琪在文章中指出，大通河在实施五个调水工程后，第一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是大通河下游部分月份会出现断流现象；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是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大通河水质下降；第三个生态环境影响就是是枯水年份流域内的沼泽湿地将被疏干退化，沼泽湿地被疏干退化，分布在大通河的西藏高原的特有鱼类的生存与繁殖受到威胁，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的种群结构及生物量都会发生种群缩小、生物生产力降低等问题。
虽然说，大通河流域水资源丰富，但是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外调水量。向流域外调水和从人体抽血相似。一般成人的血液总量为4000毫升-5000毫升，而一次献血200毫升仅占总血量的1/20-1/25[8]；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一般对失血量在600毫升以下的都不主张输血。可见献血量总血量的1/20-1/25不影响健康，但是抽1/3或者1/2或者更多的血，那是要命的。按理说，中共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是按照目标的最优化来制定各种计划的，不应该出现规划调水总量过大的问题。按照中共的理论，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无顶层设计的、恶意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从大通河流域的调水工程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无论是甘肃省还是青海省政府都希望多获得一些水资源。在中国，这些地方政府又不能在一个平台上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而各方都设法在中央政府中找“自己人”或者向中央政府官员行贿，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多给予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当引大入秦工程上马时，中央政府明显站在甘肃省一边；后来青海省要求上引大济湟工程时，中央政府又倾向青海省一边。因此对大通河调水总量过大的问题，中共政府根本拿不出解决的办法。目前执行的方法是，国家水利部每年下半年根据气象资料，对来年的降水情况做出预测，对来年青海省和甘肃省分得的水量做出规定。比如2024年9月14日水利部发布大通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通知，2025年的水量分配为青海省5.14亿立方米，甘肃省6.41亿立方米[9]。无论是甘肃省还是青海省获得的分配水量，都大大小于从大通河五个调水工程已经建成的调水能力，调水工程的能力无法得以实现。其实，中共中央政府是十分享用这样的决策权力，它体现中央集权的所谓优势。至于这个分水方案是不是对，来水少了不够分怎么办？中央政府从来不予考虑。
五、引大济湟工程的投资效益
引大济湟工程由石头峡水库、调水总干渠、黑泉水库、北干渠一期、二期工程及西干渠工程组成。工程干支渠总长达1143公里，连通5座重要水库、272个隧洞、290 个渡槽、117个倒虹吸和100万亩田间配套工程。覆盖121处闸阀监控信息站、333个水情监测站、433个视频巡检点，270公里主干光缆、325公里分支光缆以及3条通信专线等信息化设施。根据2023年的报道，引大济湟工程总投资146.34亿元。
经过多次修改后的引大济湟工程的目标主要有两个：
第一，为西宁市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水源，近期每天30万立方米，再扩大到每天50万立方米和70万立方米；
第二，将青海省的草原改造为农田，再为旱地提供灌溉用水，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
按照水利部2024年批复的分水方案，2025年青海省的引大济湟工程可从大通河分得5.14亿立方米的水量。
如果西宁市水厂每天需要30万立方米原水，一年则需要1.095亿立方米，水厂支付的水价按每立方米0.50元计算，每年引大济湟工程为城镇供水的卖水收入为0.5475亿元；每天需要50万立方米，一年则需要1.825亿立方米，每年卖水收入为0.9125亿；每天需要70万立方米，一年则需要2.555亿立方米，每年卖水收入1.2775亿元。
剩下的水量就用于农业灌溉，可能的水量分别是每年4.045亿立方米、3.315亿立方米或2.585亿立方米。卖给农民的水价以每立方米0.10元计算，每年卖水收入分别是0.4045亿元、0.3315亿元或0.2585亿元。两者相加，引大济湟工程一年卖水收入分别0.952亿元、1.244亿元或1.536亿元。与引大济湟工程的总投资额146.34亿元相比，分别是0.65%、0.85%或1.05%。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大济湟工程的经济效益极差，每年卖水的收入都无法支付维护调水工程的费用。要提高引大济湟工程的经济效益，只有大幅度地抬高卖给水厂的水费和农业用水的水价。说实在的，按照目前的经济水平，西宁市水厂支付的每立方米0.50元的原水水价，青海省的农民支付每立方米0.10元的水价，已经是青海省老百姓支付能力的上限。但是中共政府牢牢地垄断了中国所有的水资源，可以随时增加水费，以此来盘剥中国百姓。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水价已经经历十多次的加价。
六、结束语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中共政府明知大通河的水资源量不能支撑引大入秦、引大入湟等五个调水工程，为什么还非要上马建设不可呢？如果说，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缺乏远见，那么中共统治靠的是“顶层设计”，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想控制自然，但又不成功而遗留下来的，并不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无论是甘肃省的引大济秦工程，还是青海省的大济湟工程，还有许多引水工程，都是苏联援助中国时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治理黄河，就是继承了这些理念。甘肃省上个引大济秦等几个调水工程，青海省就上个引大济湟工程, 甘肃省再上个引洮济甘工程……大量的资金投了下去，缺水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下去，最后实现从长江向黄河调水的西线工程，再接下来就是从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调水的大西线工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认为是水资源丰裕的长江流域变成了缺水区，干旱灾难连年出现。就像原来认为是水资源丰裕的大通河流域一样，在实施五个调水工程后，将成为一个缺水区。不是老天对中国人不公，而是中共把中国的生态环境彻底破坏了。
注释：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2025年1月20日，来源：新华网，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7000017.htm
[2] 同上
[3]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4年9月12日，来源：新华网，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4190.htm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来源：新华社，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5] 2021年10月20日习近平来到黄河入海口东营市，他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参见：习近平的黄河情怀，2023年11月26日，来源：新华社，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7186.htm
[6] 织水网、润神州 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取得新进展 将惠及百万人口，2025年1月1日，来源：央视网， https://news.cctv.com/2025/01/01/ARTIG6bcvNwjMrz78yEQYV8C250101.shtml
[7] 刘进琪：大通河调水对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水资源保护，第23卷第1期2007年1月，
[8] 献血无损健康，2019年1月27日，医政司，http://www.nhc.gov.cn/yzygj/wcjkzs/201901/51ec8a39d90e4b91a174f5ca88277649.shtml
[9] 水利部关于印发大通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通知，水资管〔2024〕247号，2024 年9月14日，http://www.mwr.gov.cn/zwgk/gknr/202409/t20240925_1721441.html
王维洛 | 从引大济湟调水工程看习近平如何治理黄河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5690
Tuesday, 22 April 2025
新加坡前总理夫人转发文指"习近平像黑帮老大一样"试图拉拢受其压制的邻国
自由财经网（ec.ltn.com.tw）4月21日消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在脸书转发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像个黑帮老大一样行事，中国今天在世界上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批习近平长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硬与掠夺式手段，如今却试图拉拢过去受其压制的邻国。该网站认为此文也许说出了东盟的心声。
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晶在脸书转发新加坡评论平台《Critical Spectator》的文章，该文以「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像个黑帮老大一样行事，中国今天在世界上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为题，指出「习近平目前在东南亚展开的魅力攻势真是一场滑稽的闹剧，它暴露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必定有多么糟糕，以至于这位『皇帝』本人竟然还要恳求与十多年来一直被他无耻掠夺的邻国合作。」
这个评论表示，想像一下习近平谈「抵制对抗」和「保护主义」。而正是这个人将九段线强加于东盟国家，违反国际法宣称南海大部分地区为北京所有，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建造中国军事设施，并利用海警骚扰其他国家的船只，现在他敢于站出来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抵制对抗！」
黑手党老大
文章表示，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个黑手党老大、中国的维托·柯里昂，让每个人都「无法拒绝他的提议」。现在他又希望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吗？我们只谈论东盟。中国经常受质疑的「一带一路」投资、所谓的债务陷阱或试图以倾销价格向其他国家转移制造产能，目的是用廉价商品淹没这些国家，导致其国内产业崩溃，这些都对中国在其他方面没有帮助。
该文说，习近平现在开始呼吁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中国对欧洲的虐待程度不亚于美国，同时支持莫斯科的残暴政权，帮助这个政权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说实话，这实际上只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战争。「仅仅因为世界厌恶川普，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成了更令人接受的替代品。」
行动产生后果
文章还认为，川普目前可能在全球受到憎恶，但他已表示有意与所有国家达成协议，而且一旦协议生效，美国通常被认为会遵守这些协议。而中国则不然，它以不公平对待其伙伴而闻名。行动会产生后果，十多年的滥用行为，不能因为你现在与你的受害者有同样的问题而被忽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中国有几十年的时间来证明它真正有兴趣支持国际多边主义。如果它那样做了，今天就会得到回报。
非常矛盾的是，尽管中国的治理以战略性的、长期的眼光为驱动，但该国的国际关系却以玩世不恭和下意识的短期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不能指望世界跟随他与川普作战，而且如果川普在与中国的对峙中胜出，他们也不会真的介意。
据自由财经网介绍，何晶（Ho Ching）是新加坡华人，前「第一夫人」，曾担任淡马锡控股的执行董事并兼任首席执行长、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第二任妻子，过去她酷爱透过社群媒体发言，且经常引发争议。
《Critical Spectator》是一个由波兰籍评论员Michael Petraeus在新加坡创立的媒体平台，主要发表对新加坡政治、媒体与社会议题的评论。该平台以直言不讳、批判性强的风格著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50421-%E6%96%B0%E5%8A%A0%E5%9D%A1%E5%89%8D%E6%80%BB%E7%90%86%E5%A4%AB%E4%BA%BA%E8%BD%AC%E5%8F%91%E6%96%87%E6%8C%87-%E4%B9%A0%E8%BF%91%E5%B9%B3%E5%83%8F%E9%BB%91%E5%B8%AE%E8%80%81%E5%A4%A7%E4%B8%80%E6%A0%B7-%E8%AF%95%E5%9B%BE%E6%8B%89%E6%8B%A2%E5%8F%97%E5%85%B6%E5%8E%8B%E5%88%B6%E7%9A%84%E9%82%BB%E5%9B%BD
Thursday, 17 April 2025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50周年之日，习近平抵达金边展开国事访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赴东南亚争取支持的三国行最后一站。这一天也恰好是曾导致柬埔寨全国近四分之一人口死于非命的红色高棉政权金边建政50周年。
柬埔寨应该是习近平此次三国行最舒心的一站。17日，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亲自前往金边国际机场迎接。习近平在讲话中盛赞两国67年的友谊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坚如磐石”，强调“两国率先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率先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的确，中国如今不仅是严重依赖外来资源的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该国第一大投资者。而柬埔寨也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最可靠的支持者。近年来，大笔中国资金涌入柬埔寨，地处金边西南200公里处的西哈努克城尤其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城市之一。中国投资涌入使得这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值的一倍。但是中国资金的大批涌入，以及不计其数的为中国富豪开设的赌场也使得这里成为最早出现网络诈骗园区陷阱之地。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柬埔寨110亿美元的外债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
中国投资帮助完成升级改造的云壤深水港近日已经竣工剪彩，成为中国向南走向海洋的有战略意义的接应点。尽管柬埔寨政府为安抚美国等国的担忧，强调中国在该港口并不享有专用权，但两艘中国军舰自2023年12月起就停靠在那里。
习近平在金边国际机场的讲话中向柬埔寨人民祝贺新年，盛赞两国67年的友谊，但完全没有提及17日也是曾得到中国政府帮助的红色高棉在金边夺取政权50周年。
50年前，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大开杀戒，导致全国近两百万人死于非命，相当于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1979，红色高棉政权才在越南军队进攻下垮台，但波尔布特1981年才宣布解散红色高棉。这段大屠杀历史成为无数家破人亡的柬埔寨人心中永远的痛。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A%9A%E6%B4%B2/20250417-%E7%BA%A2%E8%89%B2%E9%AB%98%E6%A3%89%E5%A4%BA%E5%8F%96%E6%94%BF%E6%9D%8350%E5%91%A8%E5%B9%B4%E4%B9%8B%E6%97%A5%EF%BC%8C%E4%B9%A0%E8%BF%91%E5%B9%B3%E6%8A%B5%E8%BE%BE%E9%87%91%E8%BE%B9%E5%B1%95%E5%BC%80%E5%9B%BD%E4%BA%8B%E8%AE%BF%E9%97%AE
Wednesday, 26 March 2025
有评称"亚亚"在台湾陷妄议中央 习近平或也哑口无言
高唱“武统台湾”的亚亚，自诩为战狼、对红色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在台湾被限期驱逐后，她原以为返国能获体制肯定，至少可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刷一波“英雄回归”的热度。然而现实无比冷酷：没有迎接、没有掌声，只有沉默与调查。亚亚不仅未能“立功”，反而成为踩线过火的麻烦人物，迅速被当局划入“妄议中央”的警戒范畴，成了反面教材。
据新头壳今天引述洪耀南观点称，战狼亚亚让习近平哑口无言：一场忠诚测试沦为政治荒谬剧。因这场事件，俨然成为中共体制内一场关于“忠诚逻辑”的政治寓言：在极权的忠诚测试中，越高声叫喊者，越可能最先触雷。
据该评论，亚亚在台湾高喊“解放军来了”，这些看似激进爱国的言论，本以为能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社会中引发共鸣吸一波流量，甚至博得当局好感。但她忽略了一件事：中国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用“爱国”换来政治资本的社会。
中共当局要的，是可控的民族主义，而非脱缰的战狼叫嚣。亚亚的发言未踩在中央对台政策的语境上，反而如一枚自走炮，擅自诠释路线，扰乱大局。她原本以为在替党立功，结果被视为“派坏王”，成了干扰统一大业的障碍，而非助力。
亚亚的遭遇不是孤例。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仅因对经济政策稍有批评，即遭调职。“妄议中央”已成一条模糊且万用的口袋罪，能压制一切不合旋律的声音。在“信心”与“正能量”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稍有偏离就可能被贴上“不稳定”标签。忠诚，早已不是激情表态，而是学会沉默。连体制内专家都步步惊心，更遑论亚亚这种未经授权发声、靠流量博版面的“裸蚁”式战狼。
据洪耀南观点称，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还是习近平在中共百年党庆谈话中的措辞选择。强调“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更称“武统派”在党内必须维护习核心下，不得再“妄议中央的对台政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说法，等同于向党内“武统派”画下界线：对台政策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议题，而是习核心的专属权力。任何在此范围外自说自话的“爱国者”，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整肃的对象。
这不仅是对台政策语境的微调，更是一种内部划线：对台政策是习核心的专属权限，武统派不得僭越发声。任何擅自诠释、抢跑中央步调的所谓“爱国者”，即便满腔热血，也可能成为下个整肃对象。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亚亚在中国体制外，贩卖包装个人是一名忠诚不渝、满口“中国梦”的拥党者。但也正是这份过度包装的忠诚，在未经授权的高调下成了危险因子。
该评论说，她的问题不在言论激烈，而在越俎代庖，抢走了中央的诠释权。这是体制无法容忍的红线：在习未定音前，任何自作主张都将视为“政治妄动”，哪怕动机再忠诚，也逃不过清算。
据该报道洪耀南评论说，亚亚在被驱逐时声泪俱下，指控台湾将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原本意在营造受害者形象，烘托台湾的“不人道”，成为中国国台办控诉台湾政府的引线。但她万万没料到，真正的深渊在返中之后：无声封口、战狼变弃子。这不仅打脸王沪宁刚刚为习近平赞颂的“风景这边独好”，更像是一记撕破皇帝新衣的巴掌。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326-%E6%9C%89%E8%AF%84%E7%A7%B0-%E4%BA%9A%E4%BA%9A-%E5%9C%A8%E5%8F%B0%E6%B9%BE%E9%99%B7%E5%A6%84%E8%AE%AE%E4%B8%AD%E5%A4%AE-%E4%B9%A0%E8%BF%91%E5%B9%B3%E6%88%96%E4%B9%9F%E5%93%91%E5%8F%A3%E6%97%A0%E8%A8%80
Wednesday, 19 March 2025
王丹：習近平為什麼與李嘉誠撕破臉
王丹 上報 20250318
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江和記實業」集團把旗下的「和記港口集團」八成的股權(包括巴拿馬港口公司九成股權)出售給美商貝萊德所組的集團, 此舉顯然激怒了習近平。 中國在香港的官方媒體《大公報》等連篇累牘痛批李嘉誠, 讓人頗感震驚但又合乎邏輯, 且值得關注。
過去幾十年，李嘉誠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人物之一。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他們都沒有和李嘉誠撕破臉，反而都或明或暗地維持了與他的「政治默契」。然而，這一次，習近平徹底撕破臉了，毫不留情地讓中共喉舌媒體圍攻李嘉誠。 為什麽？這不僅僅是因為李嘉誠賣了幾個港口，而是折射出中共政商關系的巨變，以及習近平統治下權力邏輯的變化。
習近平不再顧忌李嘉誠
李嘉誠不僅是香港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更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重要投資者。鄧小平改革開放後，李嘉誠迅速進入內地市場，大量投資中國基礎設施、房地產、港口、電信，幾乎在各大關鍵行業都有他的身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知道，李嘉誠不僅帶來了錢，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國際資本的信任。即便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共與香港資本家之間一直保持著「互相利用」的默契——你們在經濟上支持我們，我們在政治上不為難你們。
然而，這種默契在習近平時代被徹底打破。2014年「占中」運動後，北京明顯開始懷疑香港資本集團的忠誠度，認為他們對中央的支持不夠堅定。到了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共更是認定香港的部分資本家私底下支援反對派，李嘉誠也因為「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廣告詞被官媒痛批。 但即便如此，過去幾年，北京仍未與李嘉誠徹底翻臉，畢竟李嘉誠的投資版圖仍然遍佈中國，完全撕破臉會影響外界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那麽，這次為什麽習近平敢如此強硬，直接讓《大公報》等官媒痛批李嘉誠「見利忘義」「出賣國家利益」？
答案很簡單：習近平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強大，不需要再顧忌李嘉誠了。在他的邏輯裏，香港資本集團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影響力，中央政府才是香港真正的掌控者。 既然如此，過去那種「政商妥協」的默契已經沒有必要維持，李嘉誠的「價值」已經不再不可替代。換句話說，這場對李嘉誠的批判，不僅僅是針對他個人，更是向所有香港資本家發出的信號：現在是我們說了算，你們只能乖乖聽話。
就在幾周前，習近平剛剛召開了一場民營企業家座談會，試圖安撫中國的企業家，催促他們投資以挽救經濟。這一幕其實很令人眼熟。 2018年、2020年，每當經濟下行的時候，中共就會出來喊話，說「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企業家們繼續投資，繼續交稅，繼續創造就業。但這次問題在於，習近平一邊在座談會上向企業家示好，一邊轉頭就讓官媒圍攻李嘉誠，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試想一下，今天李嘉誠被批成「見利忘義」，那麽其他中國企業家會怎麽想？他們一定會覺得「既然連李嘉誠都可以隨便被批鬥，那我們呢？如果以後我們因為某個投資決策不符合北京的政治需要，我們也會被打成賣國賊？」
打壓李嘉誠只是一個開始
更重要的是，李嘉誠的企業佈局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真正依賴中國市場的並不多。但國內的民營企業家卻無法像他那樣隨時「抽身」。他們如果投資得太多，日後萬一政策變了，被北京收割怎麽辦？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如何讓企業家們相信，北京是真的要保護私有經濟，而不是把他們當提款機？從恒大、螞蟻金服，到李嘉誠，再到各路民營企業的遭遇，中共過去幾年已經多次讓企業家們見識到，它的政策從來不會一以貫之，而是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這次批判李嘉誠，等於是再次告訴全體中國企業家：不要幻想你們能靠妥協換取安全，真正的安全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完全服從黨。
從習近平與李嘉誠撕破臉的事情，我們可以得出兩個個結論：
第一，習近平已經不再顧忌李嘉誠等香港資本家的影響力，完全撕破了過去幾十年「政商共存」的面具。 這說明，中共對資本的掌控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強勢、更無情的階段。
第二，習近平的政策反覆無常，一方面對民營企業喊話求投資，另一方面又攻擊李嘉誠，等於自己打自己的臉。未來，中共對資本的打壓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更加隨意，而李嘉誠只是一個開始。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3/blog-post_803.html
Friday, 24 January 2025
特朗普谈俄罗斯、中国、习近平及乌克兰战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返回白宫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受到聚焦。他周四（1 月 23 日）表示，准备尽快与普京会面，以结束俄乌这场他所谓的“荒谬”的战争。他也强调与习近平关系很好，认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局势有很大影响力。
在 11 月 5 日大选获胜之前，特朗普曾数十次宣称，他将在就职第一天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的顾问现在承认，这场战争将需要数月时间才能解决。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周四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据我所知，普京希望见到我，并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会见我们。我会立即见面，” 他说：“我们一天不见面，战场上就会有士兵丧生。” 特朗普补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
本周一（1 月 20 日）返回白宫的特朗普周四通过视频连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已经强调： “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快与普京总统会面，以结束这场战争。”
特朗普强调，“这不是从经济或其他任何角度考虑的。这是从数百万生命被浪费的角度来看的……这是一场大屠杀。我们真的必须停止这场战争。”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为达成和平协议所做的努力目前有望开始进行，但没有透露细节。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指出，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期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能和睦相处。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停止与俄罗斯的战争，特别是与乌克兰的战争，他们（中国）对这一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也并表达了致力于削减核武器的愿望，指出 :“普京总统真的很喜欢大幅削减核能的想法。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中国也会跟进。中国也喜欢这个主意。”
在当天白宫的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能为乌克兰战争做什么时，特朗普指出，中国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力，互相提供能源和资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大量能源，中国为此付给他们巨款。他说他认为中国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记者问道：”你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交谈。我们（美国）与他们有问题。他们有对台湾的领土野心、知识产权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谈话进行得如何？”
特朗普说：“一切顺利。在COVID之前，我和他关系很好。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过其他交流。他们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国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我不想天真地说，他是我的朋友，但他就像我的朋友。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很好。老实说，我想说伊朗是另一回事。伊朗完全是两码事。那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的宗教交易。”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7%BE%8E%E6%B4%B2/20250124-%E7%89%B9%E6%9C%97%E6%99%AE%E8%B0%88%E4%BF%84%E7%BD%97%E6%96%AF-%E4%B8%AD%E5%9B%BD-%E4%B9%A0%E8%BF%91%E5%B9%B3%E5%8F%8A%E4%B9%8C%E5%85%8B%E5%85%B0%E6%88%98%E4%BA%89%E7%AD%89
Tuesday, 21 January 2025
习近平与普京视频会晤长1小时35分钟 讨论了乌克兰及俄中与美国的关系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据塔斯社援引俄联邦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Yuri Ushakov）的话报导，两国元首进行了长达1小时35分钟的视频通话，并称双方在友好气氛中“详细”讨论了双边和国际问题。乌沙科夫称，普京在与习近平交谈时指出，莫斯科愿意与华盛顿就乌克兰冲突进行对话。
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普京向习近平表示，他认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目标是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喘息。乌沙科夫补充道，“至于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本身，正如（普京）总统日前强调的那样，正如他今天所说的那样，解决方案的目标不应该是短暂的停火，也不是某种喘息，而应该是在尊重我们客观利益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和平”。
乌沙科夫还指出，普京在与习近平交谈时表示，莫斯科愿意与华盛顿就乌克兰冲突进行对话。这位普京的外事助理称，“我方还指出，我们愿意就乌克兰冲突问题与美国新政府进行对话。如果华盛顿方面发出适当的信号，我们将予以回应，并随时准备举行适当的会谈和接触”。
与此同时，乌沙科夫告诉记者，特朗普的代表尚未与俄方代表进行联系。乌沙科夫谈到，“我们在媒体和电视上看到，据称（美国）政府正准备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甚至有报道称特朗普已指示其工作人员联系俄罗斯代表。我们准备好了”。
乌沙科夫补充说，“到目前为止（美方）还没有与我们俄罗斯代表进行过具体的接触”。乌沙科夫还告诉记者，普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莫斯科和北京在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位普京的外事助理说，“会谈中指出，莫斯科和北京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并将继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两国首都在绝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接近或完全一致”。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表示，2024年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顺利发展。
就俄中经贸关系发展，乌沙科夫提及，两国间95%以上的结算均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他提到，“中国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一，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五”。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两国元首对西方制裁下俄中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表示满意，特别是在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投资领域，以及新兴合作领域——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创新材料。
乌沙科夫告诉记者，两国元首讨论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莫斯科和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一些问题。乌沙科夫称，“双方谈到了与美国关系的话题”，并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概述了他1月17日与特朗普总统通话的内容”。
乌沙科夫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甚至分享了他对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电话交谈的评估”。上周五，特朗普在即将重返白宫之际与习近平通电话。随后，特朗普在其社媒平台“Truth Social”上表示，这次通话“对两国而言都非常好”，具体则涉及到了贸易、芬太尼、TikTok等议题。
乌沙科夫周二向媒体总结道，“在此背景下，两国领导人自然讨论了一些有关与美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可能接触的问题”。他称，俄罗斯和中国表示愿意在互利和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关系。乌沙科夫谈到，“双方都表示，如果特朗普团队确实表现出对此对等的兴趣，（俄中）双方愿意在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关系”。
乌沙科夫告诉记者，普京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莫斯科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乌沙科夫称，“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我方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已得到重申”。
据悉，俄方还邀请习近平出席将于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将于9月3日在北京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普京也已收到参加活动的邀请。此外，乌沙科夫告诉记者，亚太地区局势、朝鲜半岛局势、中东局势——特别是叙利亚局势和以哈协议均为普京和习近平周二会晤的议题。
2022年2月初，普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访华时，俄中宣布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当月底，普京挥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路透社报导指，最近几个月，普京称中国为“盟友”。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50121-%E4%B9%A0%E8%BF%91%E5%B9%B3%E4%B8%8E%E6%99%AE%E4%BA%AC%E9%80%9A%E8%AF%9D%E9%95%BF1%E5%B0%8F%E6%97%B635%E5%88%86%E9%92%9F-%E8%AE%A8%E8%AE%BA%E4%BA%86%E4%B9%8C%E5%85%8B%E5%85%B0%E5%B1%80%E5%8A%BF%E5%8F%8A%E4%BF%84%E4%B8%AD%E4%B8%8E%E7%BE%8E%E5%9B%BD%E7%9A%84%E5%85%B3%E7%B3%BB
Sunday, 29 December 2024
欧逸文：中国的郁卒时代——经济体堪虑、年轻人躺平、企业家逃离、习近平返祖
作者：欧逸文
風傳媒20241228
二十五年前，中国正当红的作家是一号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过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样遭遇的人会把这段经历化为掏心掏肺的创伤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样，他是讽刺家，有寇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的意趣，对于政治入侵私生活领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写到一对年轻情侣坦承犯下了布尔乔亚的婚外情—"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嘴里喷出白气。"两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违背了革命的规矩，但当地的党员关注的显然不是马克思，而是他们"伟大友谊"的淫迷细节。
王小波的小说与散文彰显个人尊严甚于循规蹈矩，他拥抱外国思想—来自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Mark Twain）、义大利作家卡尔维诺（Calvino）、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与中式观点相辅相成。他的文集《思维的乐趣》刚出了英文版，而在同名文章〈思维的乐趣〉里，他忆想在公社时，唯一获准阅读的就只有毛泽东的小红书。在他看来，这样的狭隘蕴含着一种令人难受的谎："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一句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 四十四岁那年，王小波心脏病走了，但他的观点仍然传播在粉丝之间，像握手时的祕密动作。王小波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曾经告诉我："我一看就晓得，到他的墓前致意的是一对拉拉。"她补了一句，"类似想法的人还有很多。"
王小波是怎么在一个以束缚而闻名国家变成标志性的文人的？他精于叙事，太极功力足以混过审查。但政治局势也很关键。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大有被莫斯科的同志遗忘的危险。中共还是存活了下来，方法是对中国人民做出重大但实际的让步：给予个人空间，换取政治效忠。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打破毛泽东时代的教条，呼吁"敢于试验"，中国"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不久后，就有倡议女性与少数族群权利的新NGO出现，外资也挹注新创公司如阿里巴巴与腾讯，两者后来跻身为全球财富最多的企业。年轻人开始尝试新的身分；我就碰到过一个玩美式摇滚的中国乐团，只是他们的定番曲目有限，结果一晚上就唱了〈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两遍。更有甚者，党也试图展现出自信：一九九七年，继承邓小平的江泽民走访纽约证券交易所，按下敲开股市的钟，然后他出人意料地用英语说： I wish you good trading !（祝各位大发利市！）
邓小平跟人民约定之后的二十年来，中共算是信守承诺了。私部门创造财富；知识分子在校园与社群媒体上表示异见；中产阶级出游纵乐。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社会上的日程表时不时就来个开幕式：音乐厅开幕，实验室落成，建筑奇观剪彩。有一回新的美术馆开幕致庆，国际友人齐聚一堂，眼睛盯着西班牙前卫艺术表演班子在起重机吊臂上荡来荡去，翻腾扭绞有如蜘蛛网中的苍蝇—某作家亲临现场，称之为"中国艺术势不可挡的崛起"，而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势不可挡"的夜晚。
最近我重返中国，那种崛起之势不可挡的感觉已经消退了。北京街头还是有进步，电动车大军压境，彷佛科幻电影里的道具那样滑过去，而害天色一直雾茫茫的废气也没了。但是在胡同里，以前那些急就章的、活络了整座城市的咖啡店与艺廊，已经奉秩序之名一扫而空；头顶上，曾经吸引世界各地设计师前来建造新摩天楼的竞赛，也乏力了。今年夏天，我跟一位认识多年的知识人喝酒。他回想当年自己从东欧集团的异议人士所获得的启发："十五年前，我们还在讲哈维尔（Havel）。"眼下，他带着一丝沮丧对我说："大家都懒得有意见了。"我们起身离开时，他已经干了四杯马丁尼。
这种颠倒的化身就是习近平，中共总书记暨中国国家主席。党内给了他一个简洁的头衔："核心"。回到习近平掌权之前，在二〇一二年，中共有部分思想家想推动政治自由化，但领导班子担心内斗与人民造反，于是选择更严格的专制。事实证明，习近平无比严厉；虽然一开始他鼓励年轻人"敢于追梦"，还表现出一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的样子，但他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敢于试验"，并引领他的国进入窘迫的新时代。在习近平主政的第一个十年的末尾身处中国，等于见证一个国家从运动状态滑落到停滞，也让人们在二三十年来第一度想问：超级共产大国能否躲过当年让苏联走向末日的那些矛盾？
七十岁的习近平已经把任期限制拿掉，排除了反对者，连忠党爱国的人也不例外。他没有以前那么常巡视，很少展现思绪底下的情绪，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激昂讲话或大张旗鼓。他动作之谨慎，彷佛人在水底。疫情前，中国官媒经常放出他身在支持群众之间，众人以生硬的鼓掌表现崇拜的画面。有人把国外流传的影片片段打上"西北韩"（West North Korea）的挖苦字幕，但在国内，审查机构却是目光如炬，严密守护习近平的荣誉；去年中国社群媒体流出一份资料，揭露了该平台封锁至少五百六十四个习近平的绰号，像是凯撒、末代皇帝，以及用"小熊维尼"变出的二十一种花样。
习近平不像邓小平与江泽民，他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对于美国及其民主盟国未来发展一直公开表现轻视，宣称"东升西降"。偶尔跟新闻自由发生龃龉时，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悦；去年G—20峰会场外有个花絮，他埋怨加拿大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我们所有讨论的内容泄漏给了媒体，不合适。"加拿大一家电视媒体的团队捕捉到了对话场面，习近平笑容紧绷，要求"互相尊重"，还补了一句："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一年年过去，感觉习近平在他所谓"最好、最亲密的朋友"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世界里是如鱼得水。三月，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根据战争罪指控，发布对这位俄罗斯总统的逮捕令。随后普京在莫斯科接待习近平，两人表示彼此的关系从未如此这么好过。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门廊与普京紧紧握手道别时，表示："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答："我同意。"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社长，现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负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报导。本文选自作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著作《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周年经典回归．2025年重新校订版）新版序。
附：
https://youtu.be/1zl-qASMkNM?si=Xmo_UBaI9Skc3_5-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12/blog-post_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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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中国正当红的作家是一号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过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样遭遇的人会把这段经历化为掏心掏肺的创伤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样，他是讽刺家，有寇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的意趣，对于政治入侵私生活领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写到一对年轻情侣坦承犯下了布尔乔亚的婚外情—"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嘴里喷出白气。"两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违背了革命的规矩，但当地的党员关注的显然不是马克思，而是他们"伟大友谊"的淫迷细节。
王小波的小说与散文彰显个人尊严甚于循规蹈矩，他拥抱外国思想—来自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Mark Twain）、义大利作家卡尔维诺（Calvino）、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与中式观点相辅相成。他的文集《思维的乐趣》刚出了英文版，而在同名文章〈思维的乐趣〉里，他忆想在公社时，唯一获准阅读的就只有毛泽东的小红书。在他看来，这样的狭隘蕴含着一种令人难受的谎："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一句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 四十四岁那年，王小波心脏病走了，但他的观点仍然传播在粉丝之间，像握手时的祕密动作。王小波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曾经告诉我："我一看就晓得，到他的墓前致意的是一对拉拉。"她补了一句，"类似想法的人还有很多。"
王小波是怎么在一个以束缚而闻名国家变成标志性的文人的？他精于叙事，太极功力足以混过审查。但政治局势也很关键。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大有被莫斯科的同志遗忘的危险。中共还是存活了下来，方法是对中国人民做出重大但实际的让步：给予个人空间，换取政治效忠。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打破毛泽东时代的教条，呼吁"敢于试验"，中国"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不久后，就有倡议女性与少数族群权利的新NGO出现，外资也挹注新创公司如阿里巴巴与腾讯，两者后来跻身为全球财富最多的企业。年轻人开始尝试新的身分；我就碰到过一个玩美式摇滚的中国乐团，只是他们的定番曲目有限，结果一晚上就唱了〈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两遍。更有甚者，党也试图展现出自信：一九九七年，继承邓小平的江泽民走访纽约证券交易所，按下敲开股市的钟，然后他出人意料地用英语说： I wish you good trading !（祝各位大发利市！）
邓小平跟人民约定之后的二十年来，中共算是信守承诺了。私部门创造财富；知识分子在校园与社群媒体上表示异见；中产阶级出游纵乐。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社会上的日程表时不时就来个开幕式：音乐厅开幕，实验室落成，建筑奇观剪彩。有一回新的美术馆开幕致庆，国际友人齐聚一堂，眼睛盯着西班牙前卫艺术表演班子在起重机吊臂上荡来荡去，翻腾扭绞有如蜘蛛网中的苍蝇—某作家亲临现场，称之为"中国艺术势不可挡的崛起"，而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势不可挡"的夜晚。
最近我重返中国，那种崛起之势不可挡的感觉已经消退了。北京街头还是有进步，电动车大军压境，彷佛科幻电影里的道具那样滑过去，而害天色一直雾茫茫的废气也没了。但是在胡同里，以前那些急就章的、活络了整座城市的咖啡店与艺廊，已经奉秩序之名一扫而空；头顶上，曾经吸引世界各地设计师前来建造新摩天楼的竞赛，也乏力了。今年夏天，我跟一位认识多年的知识人喝酒。他回想当年自己从东欧集团的异议人士所获得的启发："十五年前，我们还在讲哈维尔（Havel）。"眼下，他带着一丝沮丧对我说："大家都懒得有意见了。"我们起身离开时，他已经干了四杯马丁尼。
这种颠倒的化身就是习近平，中共总书记暨中国国家主席。党内给了他一个简洁的头衔："核心"。回到习近平掌权之前，在二〇一二年，中共有部分思想家想推动政治自由化，但领导班子担心内斗与人民造反，于是选择更严格的专制。事实证明，习近平无比严厉；虽然一开始他鼓励年轻人"敢于追梦"，还表现出一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的样子，但他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敢于试验"，并引领他的国进入窘迫的新时代。在习近平主政的第一个十年的末尾身处中国，等于见证一个国家从运动状态滑落到停滞，也让人们在二三十年来第一度想问：超级共产大国能否躲过当年让苏联走向末日的那些矛盾？
七十岁的习近平已经把任期限制拿掉，排除了反对者，连忠党爱国的人也不例外。他没有以前那么常巡视，很少展现思绪底下的情绪，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激昂讲话或大张旗鼓。他动作之谨慎，彷佛人在水底。疫情前，中国官媒经常放出他身在支持群众之间，众人以生硬的鼓掌表现崇拜的画面。有人把国外流传的影片片段打上"西北韩"（West North Korea）的挖苦字幕，但在国内，审查机构却是目光如炬，严密守护习近平的荣誉；去年中国社群媒体流出一份资料，揭露了该平台封锁至少五百六十四个习近平的绰号，像是凯撒、末代皇帝，以及用"小熊维尼"变出的二十一种花样。
习近平不像邓小平与江泽民，他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对于美国及其民主盟国未来发展一直公开表现轻视，宣称"东升西降"。偶尔跟新闻自由发生龃龉时，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悦；去年G—20峰会场外有个花絮，他埋怨加拿大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我们所有讨论的内容泄漏给了媒体，不合适。"加拿大一家电视媒体的团队捕捉到了对话场面，习近平笑容紧绷，要求"互相尊重"，还补了一句："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一年年过去，感觉习近平在他所谓"最好、最亲密的朋友"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世界里是如鱼得水。三月，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根据战争罪指控，发布对这位俄罗斯总统的逮捕令。随后普京在莫斯科接待习近平，两人表示彼此的关系从未如此这么好过。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门廊与普京紧紧握手道别时，表示："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答："我同意。"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社长，现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负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报导。本文选自作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著作《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周年经典回归．2025年重新校订版）新版序。
附：
https://youtu.be/1zl-qASMkNM?si=Xmo_UBaI9Skc3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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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 December 2024
杨子立 | 习近平领导下的法治溃败
习近平上台后各种倒行逆施造成了经济调弊、民生艰难等困局。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更大的倒退是法治的溃败。法治（Rule Of Law）指的是法律之治，任何人和团体都要服从法律。今天的中共政权颁布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只是用来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约束权力的机制，因此并不是说法律越多就法治程度越高，比如香港国安法从无到有，反而造成了香港法治的大倒退。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大独裁者，因为中共在理论上都只是把法律当成统治工具，何况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当代的法学基本素养。毛本人更是无法无天，普通人杀人是杀人犯，他杀死成成百上千万人还是英明领袖。这么做固然毛本人的皇帝瘾是过够了，但是从身边的高干到底层民众都遭了殃，所以邓小平等受过毛独裁之苦的元老不得不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给人民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共产党又是不受法律制约的，这种矛盾就造成了遍及整个官僚体系每一寸肌肤的腐败。
坦率地说，习近平并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当皇帝的秦二世，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一方面他看到腐败这么严重，想凭借无情打击的霹雳手段把腐败清除干净，另一方面，想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可惜的是，他受到的教育要么是共产党的官方洗脑教育，要么是耳濡目染的官场权斗教育。他对于当代的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法学都毫无认知，甚至对已经成熟二三百年的政治学基本原理也不懂。所以他清除腐败的手段就是学习斯大林毛泽东那样任用酷吏大规模打击。但是要把权力绝对化，他借助的又是传统的“党领导一切”，这个过程中，法律就成了牺牲品。他想争霸更是学习毛泽东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到极致，极力推行国进民退。同时在世界上推行一带一路，对穷国大撒币，与美欧发达国家进行战狼外交。这些内外政策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的困局，并且由于其个人独裁，这种困境还不能依靠原来的领导人更换机制而解脱。
从胡赵到江泽民到胡温，走的都是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路线。一方面推动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对政治改革裹足不前。但是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巩固市场经济的基础，那就是法治。所以到了胡温时代，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制定《物权法》，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废除劳教制度等等。当然，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微小的改革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所以已经发育了的公民社会在胡温时代对官方的批评力度也是空前的。而且，正是由于胡温政府对于法治还有些敬畏之意，所以公民和律师还可以用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以控告、诉讼、辩护等方式维护公民权利、限制官员们的权力之手。
习近平虽然带着博士帽，但对什么叫法治可以说一窍不通。他通过打击维权律师，封禁公民社会，引入“寻衅滋事”口袋罪，监控全民言论，导致了官员的权力更加不受制约，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经济盘剥、社会不公、官场腐败，以及更大的官民对立。原来公民还可以依《行政诉讼法》告政府，还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官员打开黑箱行政，对于明显的司法不公还可以控告或诉诸舆论，但是现在访民上访都可以被当作犯罪投入监狱，民告官连文书都递不进法院，基层警察干部对待老百姓都能比古代的父母官架子大。
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不能通过法治来公平解决，那就必然走向最终的溃败。正如洪水越来越高，大堤就会出现渗漏和管涌；法治越来越糜烂，今日频发的民间随机批量杀人案（网上称为“献忠事件”）以及公检法异地打劫商户的“远洋捕捞”事件就是法治大溃败前的渗漏和管涌。胡温时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毕竟那时候权力之手还不能太过分，老百姓受了冤屈，可以上访找上级，可以找律师进行控告申诉，可以找记者曝光恶行。哪怕问题被解决的很少，至少还有个出气口。现在老百姓受了冤屈只能自己憋着，那些憋不住的性格极端的人就去开车撞人，乱杀无辜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对于“远洋捕捞”也是如此。好好的企业正经营者，外地警方说抓人就抓人说封账号就封账号在胡温时代还是有顾忌的。那时政府明显的违法了，企业是可以控告的，媒体也是可以报道的。现在这些制约手段都不存在了，只要不是个人贪到自己腰包里，以党和政府或国家机关的名义违法犯罪都无所谓了。
大堤的渗漏发现及时还容易堵上，而发生管涌就难控制了，何况指挥堵漏的人正是制造管涌险情的人。法治倒退发展到“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盛行就已经到了管涌阶段。对于普通的治安恶化，政府加强监控、甚至不惜以冤假错案为代价进行严打，似乎能遏制下去。但是对于“献忠事件”却无能为力。政府能限制所有的汽车上路吗？那些早已下定要一群人给自己陪葬决心的“献忠”们会畏惧严打吗？“远洋捕捞”也面临类似窘境。那些进行捕捞的外地警察部门现在没有油水了，甚至工资发不下来，在没有法律诉讼和记者曝光的威胁下，肯放过到手的肥羊吗？“远洋捕捞”和“反捕捞”恐怕只是个开端，法治溃败的更可怕后果，比如地方割据，各地武装混战，也许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
习近平也许会觉得今日中国之困境归罪于自己是冤枉他了。他也许会想，我学习毛泽东对内打击腐败官员、扩大国有经济致力于共同富裕，对外对抗美帝、联结第三世界，这不是学习前人的优点吗？我也没有学习毛泽东到处搞女人、建行宫，也没有小肚鸡肠到毛泽东那样谁敢说他坏话就以“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名枪毙。我尽心尽力为国为民，延长任期也是客观上因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干的更好。
确实，如果指责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肆意妄为是为了保卫红色家族的特权利益，那是不准确的。尽管习近平小心翼翼尽量笼络这些权势阶层的人物，但是他把元老们都禁了言，对潜在的红色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的打击，说明他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他就是在奉行他自己的策略在推进他想做的事。他的远景理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面上看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或者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没什么两样，但是受制于其对当代政治文明的无知以及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所以他在领导中国人走向更多灾难的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也许只有上帝能让他停下来。
杨子立 | 习近平领导下的法治溃败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4633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大独裁者，因为中共在理论上都只是把法律当成统治工具，何况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当代的法学基本素养。毛本人更是无法无天，普通人杀人是杀人犯，他杀死成成百上千万人还是英明领袖。这么做固然毛本人的皇帝瘾是过够了，但是从身边的高干到底层民众都遭了殃，所以邓小平等受过毛独裁之苦的元老不得不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给人民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共产党又是不受法律制约的，这种矛盾就造成了遍及整个官僚体系每一寸肌肤的腐败。
坦率地说，习近平并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当皇帝的秦二世，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一方面他看到腐败这么严重，想凭借无情打击的霹雳手段把腐败清除干净，另一方面，想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可惜的是，他受到的教育要么是共产党的官方洗脑教育，要么是耳濡目染的官场权斗教育。他对于当代的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法学都毫无认知，甚至对已经成熟二三百年的政治学基本原理也不懂。所以他清除腐败的手段就是学习斯大林毛泽东那样任用酷吏大规模打击。但是要把权力绝对化，他借助的又是传统的“党领导一切”，这个过程中，法律就成了牺牲品。他想争霸更是学习毛泽东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到极致，极力推行国进民退。同时在世界上推行一带一路，对穷国大撒币，与美欧发达国家进行战狼外交。这些内外政策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的困局，并且由于其个人独裁，这种困境还不能依靠原来的领导人更换机制而解脱。
从胡赵到江泽民到胡温，走的都是邓小平的摸石头过河路线。一方面推动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对政治改革裹足不前。但是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巩固市场经济的基础，那就是法治。所以到了胡温时代，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制定《物权法》，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废除劳教制度等等。当然，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微小的改革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所以已经发育了的公民社会在胡温时代对官方的批评力度也是空前的。而且，正是由于胡温政府对于法治还有些敬畏之意，所以公民和律师还可以用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以控告、诉讼、辩护等方式维护公民权利、限制官员们的权力之手。
习近平虽然带着博士帽，但对什么叫法治可以说一窍不通。他通过打击维权律师，封禁公民社会，引入“寻衅滋事”口袋罪，监控全民言论，导致了官员的权力更加不受制约，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经济盘剥、社会不公、官场腐败，以及更大的官民对立。原来公民还可以依《行政诉讼法》告政府，还可以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官员打开黑箱行政，对于明显的司法不公还可以控告或诉诸舆论，但是现在访民上访都可以被当作犯罪投入监狱，民告官连文书都递不进法院，基层警察干部对待老百姓都能比古代的父母官架子大。
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不能通过法治来公平解决，那就必然走向最终的溃败。正如洪水越来越高，大堤就会出现渗漏和管涌；法治越来越糜烂，今日频发的民间随机批量杀人案（网上称为“献忠事件”）以及公检法异地打劫商户的“远洋捕捞”事件就是法治大溃败前的渗漏和管涌。胡温时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毕竟那时候权力之手还不能太过分，老百姓受了冤屈，可以上访找上级，可以找律师进行控告申诉，可以找记者曝光恶行。哪怕问题被解决的很少，至少还有个出气口。现在老百姓受了冤屈只能自己憋着，那些憋不住的性格极端的人就去开车撞人，乱杀无辜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对于“远洋捕捞”也是如此。好好的企业正经营者，外地警方说抓人就抓人说封账号就封账号在胡温时代还是有顾忌的。那时政府明显的违法了，企业是可以控告的，媒体也是可以报道的。现在这些制约手段都不存在了，只要不是个人贪到自己腰包里，以党和政府或国家机关的名义违法犯罪都无所谓了。
大堤的渗漏发现及时还容易堵上，而发生管涌就难控制了，何况指挥堵漏的人正是制造管涌险情的人。法治倒退发展到“献忠事件”和“远洋捕捞”盛行就已经到了管涌阶段。对于普通的治安恶化，政府加强监控、甚至不惜以冤假错案为代价进行严打，似乎能遏制下去。但是对于“献忠事件”却无能为力。政府能限制所有的汽车上路吗？那些早已下定要一群人给自己陪葬决心的“献忠”们会畏惧严打吗？“远洋捕捞”也面临类似窘境。那些进行捕捞的外地警察部门现在没有油水了，甚至工资发不下来，在没有法律诉讼和记者曝光的威胁下，肯放过到手的肥羊吗？“远洋捕捞”和“反捕捞”恐怕只是个开端，法治溃败的更可怕后果，比如地方割据，各地武装混战，也许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
习近平也许会觉得今日中国之困境归罪于自己是冤枉他了。他也许会想，我学习毛泽东对内打击腐败官员、扩大国有经济致力于共同富裕，对外对抗美帝、联结第三世界，这不是学习前人的优点吗？我也没有学习毛泽东到处搞女人、建行宫，也没有小肚鸡肠到毛泽东那样谁敢说他坏话就以“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名枪毙。我尽心尽力为国为民，延长任期也是客观上因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干的更好。
确实，如果指责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肆意妄为是为了保卫红色家族的特权利益，那是不准确的。尽管习近平小心翼翼尽量笼络这些权势阶层的人物，但是他把元老们都禁了言，对潜在的红色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的打击，说明他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他就是在奉行他自己的策略在推进他想做的事。他的远景理想，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面上看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或者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没什么两样，但是受制于其对当代政治文明的无知以及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所以他在领导中国人走向更多灾难的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也许只有上帝能让他停下来。
杨子立 | 习近平领导下的法治溃败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4633
Tuesday, 5 November 2024
上海法学教授被限制出境 “边控”正在被滥用
中国学者被曝因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在上海虹桥机场遭遇限制出境，僵持9小时后被迫离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控制不许出境，其原因是什么？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法学教授及妻子一同被边控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时评人蔡慎坤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国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向自由亚洲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蔡慎坤梁兴国.png
蔡慎坤讲述梁兴国事件经过。（X截图）
此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蔡慎坤说，“因为学校也是口头通知，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想试一下，要一个法律证据。”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妻子的记录写道：“当时情况，如果否定回答，就要被架出去。于是我们起身自行走出来，在几位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虹桥机场，给我们两人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了。”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向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自由亚洲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责编：安克 网编：伍檫愙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jj-shanghai-law-professor-freedom-constrained-11042024180103.html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法学教授及妻子一同被边控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时评人蔡慎坤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国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向自由亚洲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蔡慎坤梁兴国.png
蔡慎坤讲述梁兴国事件经过。（X截图）
此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蔡慎坤说，“因为学校也是口头通知，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想试一下，要一个法律证据。”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妻子的记录写道：“当时情况，如果否定回答，就要被架出去。于是我们起身自行走出来，在几位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虹桥机场，给我们两人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了。”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向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自由亚洲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责编：安克 网编：伍檫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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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3 October 2024
FT：习近平加强对中国学术界的控制 一些学者被解雇或失踪
习近平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经济和其他敏感话题的讨论受到打压，一些学者被解雇或失踪。林培瑞教授形容该党像“吊灯里的蟒蛇”，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威胁，随时可能降临到跳出框框思考者的身上。
据金融时报10月23日报道，一位中国学者被迫提前退休，他曾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最著名批评者之一，成为北京打压学术界的最新受害者。
2022年俄罗斯侵乌战争爆发时，政府高级顾问胡伟呼吁北京当局“尽快切断”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关系，这一立场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密切拉拢俄罗斯总统的政策相悖，引发了中国网上的激烈争论。
据两名知情人士在本月表示，胡伟去年被迫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退休，时年 59 岁。胡的评论曾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被打压的对象，胡伟就是其中之一。
经济话题也禁
打压对象既包括国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包括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限制公众讨论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传统敏感话题，也限制讨论中国陷入困境的经济。
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前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在中国现任领导下，情况“明显恶化”，当局对敏感话题讨论的反应变得“更难以预测”。“这对知识分子、学者和科学家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做工作的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
金融时报说，一些学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似乎是被当局以未公开的罪名拘留，而其他人则被解雇，社交媒体账户被取消或遭受其他形式的行政和法律处罚。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就胡的案例而言，他同意退出上海研究院，这让他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入狱，并且仍能出席公共活动。
金融时报记者无法联系胡先生发表评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最近最严重的案件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今年因在微信上发表评论而被拘留。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为习近平的内阁提供建议的政府智库。《华尔街日报》上个月首次报道了朱恒鹏的案件。
朱恒鹏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今年 3 月，在中国的两会期间，曾直言不讳的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吴强被软禁。吴强的研究工作涉及政治敏感领域，包括 2014 年香港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2015 年，吴强因“绩效评估”不及格而被终止合同。
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日本是攻击目标
FT说，日本的中国学者尤其成为攻击目标。日本亚洲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范云涛去年返回家乡上海时失踪。日本政府 4 月表示正在“监视”他的案件，担心这可能“影响人权”。
日本政府 4 月表示正在“留意”他的案子，并担心可能会对 “人权产生影响”。
今年3月，日本神户学院大学透露，文学与语言学教授胡士云的下落不明，他去年也在中国旅行时失踪。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峰村健二表示：“日本显然成为目标”，他暗示中国正在向东京施压，因为日本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在中国，许多学者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中国新疆地区研究维吾尔族民俗和传统的学者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wut)于2017年失踪。
外交部反对抹黑
当被问及北京限制学者自由的说法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外交部表示：“作为一项原则，中国对中外学术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同时，我们反对对中国的恶意猜测和无端抹黑。”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名誉教授林培瑞表示，在已故独裁者毛泽东的统治下，学者的工作条件——从工资到交通，甚至到子女的入学名额——都受到严格控制。
吊灯里的蟒蛇
他说，这些限制后来被“礼节贿赂”所取代。但中共仍是他所说的“吊灯里的蟒蛇”——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威胁，但随时可能降临在公共生活中越界的人身上。
林教授说，“毛泽东时代以来，确实发生了演变。但共产党委员会在大学里发号施令的基本事实是一样的”。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41023-ft-%E4%B9%A0%E8%BF%91%E5%B9%B3%E5%8A%A0%E5%BC%BA%E5%AF%B9%E4%B8%AD%E5%9B%BD%E5%AD%A6%E6%9C%AF%E7%95%8C%E7%9A%84%E6%8E%A7%E5%88%B6-%E4%B8%80%E4%BA%9B%E5%AD%A6%E8%80%85%E8%A2%AB%E8%A7%A3%E9%9B%87%E6%88%96%E5%A4%B1%E8%B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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