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外媒記者被拒絕續領香港工作簽證，據了解涉彭博新聞 (Bloomberg) 一名自 2019 年起駐港的記者。香港外國記者會發聲明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指有關決定會加強社會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疑慮，表示遺憾。入境處則僅一如以往未有回應原因。《集誌社》正向彭博查詢，仍待回覆。
據了解，簽證被拒的，是自 2019 年 6 月起駐港的彭博記者鍾碧琪（Rebecca Choong Wilkins）。根據她的個人社交平台專頁資料， 她在 2019 年至 2022 年間，任「中國信貸市場組」（China Credit Markets Team）組長，專責報導中國債券市場，並重點關注破產、違約、地產新聞等。2022 年起，她轉為負責亞洲政府及經濟事務，報道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等議題。
香港方面，鍾碧琪近年曾報道黎智英案、立場新聞案等，其中去年八月報道立場案以「香港編輯因刊登民主運動人士文章被定罪」為題，又引述美國官員形容判刑是「直接損害新聞自由」；亦曾報道 Google 拒絕將示威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下架、其後法庭頒布臨時禁制令「向其施壓」（puts Google in Hot Seat）。
香港外國記者會：已經聯絡入境處尋求解釋
香港外國記者會今（22日）發聲明表示高度關注事件，並已經聯絡入境處尋求解釋。協會指雖然理解當局一般情況下不能評論個別個案，但在涉及外國記者的工作簽證時，解釋拒簽原因就變得重要，認為透明地處理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對維護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形象至關重要。
協會指拒簽的決定以及當局未有解釋原因的做法，會加強社會對新聞自由受損的憂慮，令人遺憾。協會表明會支持就決定提出的緊急覆核申請，並籲當局日後處理外國記者的工作簽證申請及續期時，應「及時和透明」地處理。
入境處：不評論個別個案
《集誌社》向入境處查詢拒簽原因、當局在考慮申請時會否考慮其過往採訪報道的內容等。入境處回覆指不評論個別個案，延長逗留期限的申請只會在申請人仍符合一般就業政策所訂的申請資格及一般入境規定的情況下才會獲得考慮，指在審批每宗申請時，會因應個別情況作審慎考慮。
彭博曾有記者申簽證被拒
彭博另一記者范若伊（Haze Fan）一年前亦因簽證申請被拒而未能赴港工作，入境處同樣未有交代原因。范在中國工作期間，曾被指危害國家安全拘禁超過一年。
近年多名外媒記者的申請或續領工作簽證被拒、或被拒絕入境，包括曾採訪反修例運動的日籍獨立記者幾石倫子及小川善照、曾拍攝黎智英在囚照片的 AP 記者 Louise Delmotte、紐約時報駐華記者 Chris Buckley 等。
from 集誌社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6%8b%92%e5%a4%96%e5%aa%92%e7%ba%8c%e8%ad%89%ef%bd%9c%e9%a7%90%e6%b8%af%e5%85%ad%e5%b9%b4%e3%80%80%e5%bd%ad%e5%8d%9a%e8%a8%98%e8%80%85%e7%ba%8c%e9%a0%98%e5%b7%a5%e4%bd%9c%e7%b0%bd%e8%ad%89%e8%a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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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August 2025
Sunday, 3 August 2025
失去联邦资金 美公共广播公司宣布将关闭
来源:
大纪元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周五（8月1日）宣布，由于失去联邦基金，CPB将关闭其运营。这对近六十年来一直依赖其资助的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上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削减90亿美元的减支法案，主要目标是对公共媒体和对外援助的经费。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
法案中取消的预算包括约11亿美元原预计拨给CPB的款项。CPB负责将联邦资金分配给全美超过1,500家地方电台与电视台，包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与公共电视网（PBS）。
具有57年历史的CPB在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将开始“有序”结束其运营。
CPB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派翠西亚‧哈里森（Patricia Harrison）表示：“尽管数百万美国人通过打电话、写信和请愿的方式做出巨大努力，请求国会保留对CPB的联邦资金，但我们现在面临着关闭业务的艰难现实。CPB始终致力于履行其受托责任，并以透明和谨慎的态度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度过这一过渡期。”
CPB在声明中说，公司已经在周五发出通知，大多数员工职位将于2025财年结束（即9月30日）时被裁掉，但有一个小型过渡团队将留任至2026年1月，以确保CPB“以负责任且有序的方式完成营运收尾工作”。
美国总统川普和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将纳税人的资金用于资助公共广播是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同时声称PBS和NPR的节目表现出反保守主义的偏见。
CPB在声明中说，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密切合作，以应对因CPB关闭所需的“法律、财务和营运方面的要求”。CPB将定期向电台和制作人提供最新资讯和指导，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严峻挑战。
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政府即着手大幅削减外援与公共广播预算，落实“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并强调提升效率与减少浪费。
今年1月25日，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所有非紧急外援计划，仅保留对以色列、埃及的军援及部分紧急医疗支援。3月进一步冻结对“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与“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等对外媒体机构的资金。5月1日，川普再签署行政命令，全面终止对NPR与PBS的联邦资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5%A4%B1%E5%8E%BB%E8%81%94%E9%82%A6%E8%B5%84%E9%87%91%7C%E7%BE%8E%E5%85%AC%E5%85%B1%E5%B9%BF%E6%92%AD%E5%85%AC%E5%8F%B8%E5%AE%A3%E5%B8%83%E5%B0%86%E5%85%B3%E9%97%AD.html
大纪元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周五（8月1日）宣布，由于失去联邦基金，CPB将关闭其运营。这对近六十年来一直依赖其资助的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上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削减90亿美元的减支法案，主要目标是对公共媒体和对外援助的经费。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
法案中取消的预算包括约11亿美元原预计拨给CPB的款项。CPB负责将联邦资金分配给全美超过1,500家地方电台与电视台，包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与公共电视网（PBS）。
具有57年历史的CPB在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将开始“有序”结束其运营。
CPB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派翠西亚‧哈里森（Patricia Harrison）表示：“尽管数百万美国人通过打电话、写信和请愿的方式做出巨大努力，请求国会保留对CPB的联邦资金，但我们现在面临着关闭业务的艰难现实。CPB始终致力于履行其受托责任，并以透明和谨慎的态度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度过这一过渡期。”
CPB在声明中说，公司已经在周五发出通知，大多数员工职位将于2025财年结束（即9月30日）时被裁掉，但有一个小型过渡团队将留任至2026年1月，以确保CPB“以负责任且有序的方式完成营运收尾工作”。
美国总统川普和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将纳税人的资金用于资助公共广播是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同时声称PBS和NPR的节目表现出反保守主义的偏见。
CPB在声明中说，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密切合作，以应对因CPB关闭所需的“法律、财务和营运方面的要求”。CPB将定期向电台和制作人提供最新资讯和指导，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严峻挑战。
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政府即着手大幅削减外援与公共广播预算，落实“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并强调提升效率与减少浪费。
今年1月25日，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所有非紧急外援计划，仅保留对以色列、埃及的军援及部分紧急医疗支援。3月进一步冻结对“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与“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等对外媒体机构的资金。5月1日，川普再签署行政命令，全面终止对NPR与PBS的联邦资助。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8/%E5%A4%B1%E5%8E%BB%E8%81%94%E9%82%A6%E8%B5%84%E9%87%91%7C%E7%BE%8E%E5%85%AC%E5%85%B1%E5%B9%BF%E6%92%AD%E5%85%AC%E5%8F%B8%E5%AE%A3%E5%B8%83%E5%B0%86%E5%85%B3%E9%97%AD.html
Thursday, 31 July 2025
追光者｜海外港人媒體首合併 《追光者》台灣、英、美設分社
海外港人媒體首次合併，台灣的《光傳媒》和英國的《追新聞》今日（1日）舉辦記者會，宣布將合併組成新的新聞平台《追光者 PULSE HK》，並加入部份前《自由亞洲電台》（RFA）粵語組成員，分別在台灣、英國及北美設立三個分社，會提供每天視像新聞報道、中國新聞專題節目、財經評論分析、香港歷史文化節目，和英語新聞。他們展開眾籌，籌款目標為一年 400 萬港元，組成約 16 至 18 人的團隊，目標首年有 4000 人訂閱。
《追光者》的核心成員，來自《光傳媒》、前《自由亞洲電台》，和《追新聞》。《光傳媒》由前《蘋果日報》記者梁嘉麗於 2023 年 4 月在台灣成立，《追新聞》則於 2022 年 3 月在英國開始營運，由來自香港的資深傳媒人成立、其董事包括香港考評局前評核發展部經理、《教育刺針》創辦人楊穎宇。
兩個海外網媒合併為《追光者》後，前《自由亞洲電台》粵語組主任、前《有線新聞》中國組主管胡力漢，及前《蘋果日報》動新聞主管李家聰亦會加入團隊。
「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
記者會在台灣舉行，同時進行網上直播，分別以廣東話、國語及英語進行。提到成立《追光者》的原因，李家聰指海外媒體資源有限，一直希望透過連結各個媒體，組成更大的力量，製作更深入的新聞報道。他首次和梁嘉麗討論成立國際媒體，二人一拍即合，談論超過七個小時。他又指，常有人問他為何在現今世代仍要做新聞，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下跌至140位，但他堅信「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相信香港人還需要能為他們發聲的新聞平台。
李家聰提到，曾有人笑說《追光者》的名字「很土」，但團體認為名字別具意義，他們視新聞自由為一道光，將持續追向新聞自由這束光，不會停止。
身處英國的《追新聞》代表楊穎宇表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和志同道合的同業合併，「讓我們可堅持追逐黎明前的曙光」。
李家聰指海外媒體資源有限，和梁嘉麗首次討論便超過7個小時，二人一拍即合，決定組成國際媒體。他又指，雖然香港新聞自由排名下跌至140位，但「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相信仍需為港人發聲，用香港角度自由地說新聞，香港媒體難以實行，海外媒體有責任填補空間。李光聰指曾有人笑說《追光者》的名字「很土欸」，但他認為名字別具意義，團體視新聞為光，持續追尋新聞自由。
「將真實的中國和香港面貌，帶給國際觀眾」
身處美國華盛頓的胡力漢，在2018 年開始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組工作，三年前到北美加入粵語組。入行逾 30 年的他，1999年起曾長駐北京報道中國新聞。他指未來在《追光者》將主力負責中國新聞，並連接至國際新聞。胡力漢指，未來一至五年，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會有翻天覆地變化。他認為，不應把視覺局限在香港和中國，想將國際觀帶給亞洲讀者，將真實的中國和香港面貌，帶給國際觀眾。身處英國的《追新聞》代表楊穎宇表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和志同道合的同業合併，「讓我們可堅持追逐黎明前的曙光」。
《追光者》將設立港聞組、中國組及英語組，24 小時報道新聞，重點節目包括每天視像新聞報道、中國新聞專題、財經評論分析、香港歷史文化及英語新聞。要在異地跨越地理限制報道香港新聞，梁嘉麗認為「還有一些空間」，她形容早年創立《光傳媒》時，已覺海外媒體是一個「補充的存在」。她指香港仍有很多努力的媒體報道在地的新聞，但礙於紅線或國安法等理由，不能報道敏感議題。
她指，海外記者雖不能走到街頭進行訪問，但會與本地媒體進行分工，在能力範圍內工作，不構成競爭關係。梁嘉麗指離散媒體是近年才興起的新聞模式，她起初也不懂怎樣經營，「黑暗裏的光」不單指新聞自由，在現有的局限下「怎樣做新聞」也是困難之一。
胡力漢則指，採訪中國新聞並不取決於有沒有當地記者，只要有完整網絡，便可在異地透過數據分析進行新聞工作，「不用擔心沒人在大陸怎麼做中國新聞，我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追光者》的顧問團隊包括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客席研究員陳健民、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資深傳媒人、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程翔、《信報》前主筆練乙錚、《端傳媒》前總編輯李志德、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黃兆年、台灣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管中祥。
預計最早在9月初開台
《追光者》將設立眾籌平台，未來一年的籌款目標為 400 萬港幣，團體將有16 至 18人。李家聰指只要有好的團隊，持續製作高質素的新聞，相信能達成 4000 人訂閱的目標。開台日子則取決於籌款進度，預計最早在9月初。胡力漢補充，預計三分之一收入來自訂閱，三分之一來自社交媒體，三分之一來自廣告，如雜誌或網賺生意。
李家聰提到，在英國離散媒體工作的記者，不少都擁有二三十年經驗，但他們正領取當地的最低工資。他指離開香港後仍從事新聞的記者不多，希望藉設立眾籌平台，讓有心的記者「有尊嚴地做新聞」。
盼延續香港記者光輝歷史
胡力漢指，起初構思《追光者》時有一個心結，香港記者過去 20 至 30 年，在亞洲有很前的位置，「去到台灣、菲律賓、韓國，啲人聽到香港記者都舉起手指公」。他指香港和中國關係密切，由於香港人受西方教育，處理中國議題時較為客觀，批判性強，國際向來十分重視香港視角中的中國新聞。唯近年香港處處面臨政治或經濟上的限制，海外媒體能力有限，對此感到不甘心。
他留意到亞洲地區有不乏出色的獨立媒體，唯獨香港較為停滯，望延續香港新聞界的光輝歷史，「起碼香港人媒體喺國際、亞洲上有一個席位」。他又指，《追光者》集合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來最精英的新聞工作者，只要有讀者支持，有信心兌現《追光者》的成立目標。
盼延續香港記者光輝歷史
胡力漢指，起初構思《追光者》時有一個心結，香港記者過去 20 至 30 年，在亞洲有很前的位置，「去到台灣、菲律賓、韓國，啲人聽到香港記者都舉起手指公」。他指香港和中國關係密切，由於香港人受西方教育，處理中國議題時較為客觀，批判性強，國際向來十分重視香港視角中的中國新聞。唯近年香港處處面臨政治或經濟上的限制，海外媒體能力有限，對此感到不甘心。
他留意到亞洲地區有不乏出色的獨立媒體，唯獨香港較為停滯，望延續香港新聞界的光輝歷史，「起碼香港人媒體喺國際、亞洲上有一個席位」。他又指，《追光者》集合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來最精英的新聞工作者，只要有讀者支持，有信心兌現《追光者》的成立目標。
紅線下 海港傳媒人如下自處？
港府近月多次提及「軟對抗」，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指，國安風險經常以「軟對抗」形式出現，以看似與國安無關的議題切入，透過輿情、網上發酵或文化滲透等手法，分化社會。被問到會否擔心「軟對抗」風險，梁嘉麗表示，團隊處於被動、被標籤的一方，強調一直堅持做專業的新聞報道，面對不確定的政治風險，她只能秉持「問心無愧，光明磊落」的宗旨。
李家聰指，成立《追光者》並不旨在「對抗」，無意觸碰法例，團隊會用 20 多年的經驗製作專業新聞，不會刻意避開某類題材。胡力漢指，《追光者》是立場中立的新聞機構，不是政黨的宣傳平台，不會宣揚任何政治思想理念，只會按專業判斷做新聞。
胡力漢最後特別向香港讀者解釋《追光者》願景，指團隊規模大小取決讀者支持，只要香港人希望有一個處於國際地位的新聞團隊，他們便「願意拋嗰身出嚟」。他指現時有一百多萬名香港人移居世界各地，融入當地後開始忘卻彼此，或從「港豬」演變為「加豬」、「英豬」，《追光者》望作為溝通的橋樑，聚集流散各地的香港人，維繫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from 集誌社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8%bf%bd%e5%85%89%e8%80%85%ef%bd%9c%e6%b5%b7%e5%a4%96%e6%b8%af%e4%ba%ba%e5%aa%92%e9%ab%94%e9%a6%96%e5%90%88%e4%bd%b5%e3%80%80%e3%80%8a%e8%bf%bd%e5%85%89%e8%80%85%e3%80%8b%e5%8f%b0%e7%81%a3%e3%80%81/
《追光者》的核心成員，來自《光傳媒》、前《自由亞洲電台》，和《追新聞》。《光傳媒》由前《蘋果日報》記者梁嘉麗於 2023 年 4 月在台灣成立，《追新聞》則於 2022 年 3 月在英國開始營運，由來自香港的資深傳媒人成立、其董事包括香港考評局前評核發展部經理、《教育刺針》創辦人楊穎宇。
兩個海外網媒合併為《追光者》後，前《自由亞洲電台》粵語組主任、前《有線新聞》中國組主管胡力漢，及前《蘋果日報》動新聞主管李家聰亦會加入團隊。
「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
記者會在台灣舉行，同時進行網上直播，分別以廣東話、國語及英語進行。提到成立《追光者》的原因，李家聰指海外媒體資源有限，一直希望透過連結各個媒體，組成更大的力量，製作更深入的新聞報道。他首次和梁嘉麗討論成立國際媒體，二人一拍即合，談論超過七個小時。他又指，常有人問他為何在現今世代仍要做新聞，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下跌至140位，但他堅信「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相信香港人還需要能為他們發聲的新聞平台。
李家聰提到，曾有人笑說《追光者》的名字「很土」，但團體認為名字別具意義，他們視新聞自由為一道光，將持續追向新聞自由這束光，不會停止。
身處英國的《追新聞》代表楊穎宇表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和志同道合的同業合併，「讓我們可堅持追逐黎明前的曙光」。
李家聰指海外媒體資源有限，和梁嘉麗首次討論便超過7個小時，二人一拍即合，決定組成國際媒體。他又指，雖然香港新聞自由排名下跌至140位，但「一天是記者，一生都是記者」，相信仍需為港人發聲，用香港角度自由地說新聞，香港媒體難以實行，海外媒體有責任填補空間。李光聰指曾有人笑說《追光者》的名字「很土欸」，但他認為名字別具意義，團體視新聞為光，持續追尋新聞自由。
「將真實的中國和香港面貌，帶給國際觀眾」
身處美國華盛頓的胡力漢，在2018 年開始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組工作，三年前到北美加入粵語組。入行逾 30 年的他，1999年起曾長駐北京報道中國新聞。他指未來在《追光者》將主力負責中國新聞，並連接至國際新聞。胡力漢指，未來一至五年，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會有翻天覆地變化。他認為，不應把視覺局限在香港和中國，想將國際觀帶給亞洲讀者，將真實的中國和香港面貌，帶給國際觀眾。身處英國的《追新聞》代表楊穎宇表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和志同道合的同業合併，「讓我們可堅持追逐黎明前的曙光」。
《追光者》將設立港聞組、中國組及英語組，24 小時報道新聞，重點節目包括每天視像新聞報道、中國新聞專題、財經評論分析、香港歷史文化及英語新聞。要在異地跨越地理限制報道香港新聞，梁嘉麗認為「還有一些空間」，她形容早年創立《光傳媒》時，已覺海外媒體是一個「補充的存在」。她指香港仍有很多努力的媒體報道在地的新聞，但礙於紅線或國安法等理由，不能報道敏感議題。
她指，海外記者雖不能走到街頭進行訪問，但會與本地媒體進行分工，在能力範圍內工作，不構成競爭關係。梁嘉麗指離散媒體是近年才興起的新聞模式，她起初也不懂怎樣經營，「黑暗裏的光」不單指新聞自由，在現有的局限下「怎樣做新聞」也是困難之一。
胡力漢則指，採訪中國新聞並不取決於有沒有當地記者，只要有完整網絡，便可在異地透過數據分析進行新聞工作，「不用擔心沒人在大陸怎麼做中國新聞，我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追光者》的顧問團隊包括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客席研究員陳健民、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資深傳媒人、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程翔、《信報》前主筆練乙錚、《端傳媒》前總編輯李志德、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黃兆年、台灣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管中祥。
預計最早在9月初開台
《追光者》將設立眾籌平台，未來一年的籌款目標為 400 萬港幣，團體將有16 至 18人。李家聰指只要有好的團隊，持續製作高質素的新聞，相信能達成 4000 人訂閱的目標。開台日子則取決於籌款進度，預計最早在9月初。胡力漢補充，預計三分之一收入來自訂閱，三分之一來自社交媒體，三分之一來自廣告，如雜誌或網賺生意。
李家聰提到，在英國離散媒體工作的記者，不少都擁有二三十年經驗，但他們正領取當地的最低工資。他指離開香港後仍從事新聞的記者不多，希望藉設立眾籌平台，讓有心的記者「有尊嚴地做新聞」。
盼延續香港記者光輝歷史
胡力漢指，起初構思《追光者》時有一個心結，香港記者過去 20 至 30 年，在亞洲有很前的位置，「去到台灣、菲律賓、韓國，啲人聽到香港記者都舉起手指公」。他指香港和中國關係密切，由於香港人受西方教育，處理中國議題時較為客觀，批判性強，國際向來十分重視香港視角中的中國新聞。唯近年香港處處面臨政治或經濟上的限制，海外媒體能力有限，對此感到不甘心。
他留意到亞洲地區有不乏出色的獨立媒體，唯獨香港較為停滯，望延續香港新聞界的光輝歷史，「起碼香港人媒體喺國際、亞洲上有一個席位」。他又指，《追光者》集合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來最精英的新聞工作者，只要有讀者支持，有信心兌現《追光者》的成立目標。
盼延續香港記者光輝歷史
胡力漢指，起初構思《追光者》時有一個心結，香港記者過去 20 至 30 年，在亞洲有很前的位置，「去到台灣、菲律賓、韓國，啲人聽到香港記者都舉起手指公」。他指香港和中國關係密切，由於香港人受西方教育，處理中國議題時較為客觀，批判性強，國際向來十分重視香港視角中的中國新聞。唯近年香港處處面臨政治或經濟上的限制，海外媒體能力有限，對此感到不甘心。
他留意到亞洲地區有不乏出色的獨立媒體，唯獨香港較為停滯，望延續香港新聞界的光輝歷史，「起碼香港人媒體喺國際、亞洲上有一個席位」。他又指，《追光者》集合香港過去二三十年來最精英的新聞工作者，只要有讀者支持，有信心兌現《追光者》的成立目標。
紅線下 海港傳媒人如下自處？
港府近月多次提及「軟對抗」，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指，國安風險經常以「軟對抗」形式出現，以看似與國安無關的議題切入，透過輿情、網上發酵或文化滲透等手法，分化社會。被問到會否擔心「軟對抗」風險，梁嘉麗表示，團隊處於被動、被標籤的一方，強調一直堅持做專業的新聞報道，面對不確定的政治風險，她只能秉持「問心無愧，光明磊落」的宗旨。
李家聰指，成立《追光者》並不旨在「對抗」，無意觸碰法例，團隊會用 20 多年的經驗製作專業新聞，不會刻意避開某類題材。胡力漢指，《追光者》是立場中立的新聞機構，不是政黨的宣傳平台，不會宣揚任何政治思想理念，只會按專業判斷做新聞。
胡力漢最後特別向香港讀者解釋《追光者》願景，指團隊規模大小取決讀者支持，只要香港人希望有一個處於國際地位的新聞團隊，他們便「願意拋嗰身出嚟」。他指現時有一百多萬名香港人移居世界各地，融入當地後開始忘卻彼此，或從「港豬」演變為「加豬」、「英豬」，《追光者》望作為溝通的橋樑，聚集流散各地的香港人，維繫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from 集誌社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8%bf%bd%e5%85%89%e8%80%85%ef%bd%9c%e6%b5%b7%e5%a4%96%e6%b8%af%e4%ba%ba%e5%aa%92%e9%ab%94%e9%a6%96%e5%90%88%e4%bd%b5%e3%80%80%e3%80%8a%e8%bf%bd%e5%85%89%e8%80%85%e3%80%8b%e5%8f%b0%e7%81%a3%e3%80%81/
Tuesday, 24 June 2025
无国界记者与《苹果》前员工出特刊 向拒绝沉默的记者致敬
来源:
自由亚洲
香港《苹果日报》4年前在极权压力下被迫熄灯，并在同年6月24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4年后的今天（24日），无国界记者（RSF）与一群离散海外的前《苹果日报》记者，推出4页特刊《苹果日报精神常存》，向全球仍坚持真相、抵抗审查的新闻工作者致敬。
特刊收录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的撰文，他提到现年77岁的父亲黎智英，至今已被单独囚禁超过1,600日，身体健康急转直下。他说：“《苹果日报》在报摊上为港人发声、提供真相并借此给予他们力量。我父亲因追求公益良善而惹祸上身，为此付出最高昂的代价。黎智英为我们所有人珍惜的自由挺身而出。现在换我们支持他了”。
特刊并访问了前《苹果》记者，其中现职为《光传媒》总编的梁嘉丽指出，在香港独立媒体被摧毁后，离散媒体的角色更加重要，便是填补新闻资讯的黑洞。
无国界记者执行长柏儒廷（Thibaut Bruttin）在新闻稿指出：“这份《苹果日报》特刊并非讣告，而是向拒绝沉默的记者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致敬。尽管北京不断试图扼杀香港独立新闻，但《苹果日报》的传承永存，勇敢的记者将秉持该报精神，继续以准确真实的报道挑战政府宣传。”
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排140名
《无国界记者》指出，香港在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名第140；中国则位居倒数第三、第178名。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已有数十间媒体被迫停运，数百名新闻工作者离散至其他地方。中国政府利用国安法律起诉至少28名记者，其中10人至今仍被关押。
他们强调，国际社会应对在港及流亡记者提供支援，包括庇护计画、紧急签证发放与财务协助；同时亦需持续向中国当局施压，“让黎智英等10名遭到囚禁的记者重获自由”。
无国界记者职员并在当地时间周一（23日），于巴黎等城市的中国大使馆外集会，同时高举这份特刊及发起联署行动，呼吁英国首相施纪贤（Keir Starmer）与黎崇恩会面。
周一（23日），有前苹果记者重返苹果大楼外拍摄，可见荒烟蔓草、大闸外贴着“危险不得擅进”的告示、《苹果日报》的招牌逐渐脱色。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6/%E6%97%A0%E5%9B%BD%E7%95%8C%E8%AE%B0%E8%80%85%E4%B8%8E%E3%80%8A%E8%8B%B9%E6%9E%9C%E3%80%8B%E5%89%8D%E5%91%98%E5%B7%A5%E5%87%BA%E7%89%B9%E5%88%8A%E3%80%80%E5%90%91%E6%8B%92%E7%BB%9D%E6%B2%89%E9%BB%98%E7%9A%84%E8%AE%B0%E8%80%85%E8%87%B4%E6%95%AC.html
Saturday, 17 May 2025
美国之音大规模裁员 砍掉近600名员工
美国之音大举裁撤近600名员工，占整体人力近三分之一。此次裁员主要针对合约工，其中包括来自专制政权国家的记者，许多人恐因此面临遣返风险，甚至可能遭遇生命威胁。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及《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等报导，此次裁员涉及约584名“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与其母机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USAGM）旗下的合约员工，约占美国之音总人数1350人中的三分之一。
美国之音现任台长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tz）表示，此举“令人心碎且无法理解”，并指出这些被裁员工多为来自专制政权国家的资深记者，不少人曾因报导真相而逃离祖国，如今却因美国内部政策变动而失去保护。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取得的通知副本，通知中告知受影响的员工，他们将于 5 月 30 日被解雇，并指示他们在此之前归还徽章、证件和其他美国之音资产。
彭博（Bloomberg）更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出售美国之音总部大楼，将其列入“加速处置”名单之一以减少政府房产。
特朗普政府则以联邦机构精简为由，将裁员行动正当化。 USAGM高级顾问蕾克（Kari Lake）透过声明指出，裁员是“根据2025年3月14日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所进行的机构重整”，强调此举是为了“消除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长期以来的臃肿体制，将其转型为值得美国人民纳税支持的机构”。
此前蕾克透露，美国之音将与右翼媒体“美国一台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展开合作，引入保守派新闻内容。她强调，美国之音应成为对抗假新闻的武器，“我们不会让假新闻主导叙述，在特朗普领导下复兴。”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沙欣（Jeanne Shaheen）周五发表声明批评，称这项裁员行动威胁到最需要独立媒体的地方新闻获取，是对美国软实力的重大削弱，将让中俄等威权政府的宣传有机可乘。
她在声明中表示，国会两党早已承认美国之音是一贯可靠和权威的新闻来源，“如果美国之音被禁言，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和谎言，将填补这些传播管道，这对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宣传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份厚礼。”
在这次被解雇的记者中，许多人持有J-1签证，而这类签证通常与工作挂钩。根据倡议组织“拯救美国之音”（Save VOA）在社群平台X上发布的声明，部分遭裁的记者若30天内无法找到新的工作，将被遣返至原籍国，其中不乏来自伊朗、中国、阿富汗等新闻自由受限，甚至迫害记者的国家。
美国之音及其他媒体组织早已就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裁撤行动提起诉讼。 2025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兰伯斯（Royce C. Lamberth）下令要求政府恢复VOA正常运作，初步裁定特朗普政府的解体行动可能违法。但5月3日，联邦上诉法院三名法官，其中两名为特朗普任命，暂停了该禁令，使USAGM得以继续推动裁员计划。
VOA方面仍持续上诉，要求上诉法院全体法官重新审视这项裁定。尽管大部分人员仍被停职，但已有30人被准许复职，主要负责达利语、普什图语、波斯语与中文等特定语种节目，因这些语种被认为与VOA的法定任务高度相关。
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美之音偏左，甚至形容其内容激进。卡蕾克则将美国之音定位为“美国资讯战的武器”，并签署协议让右翼新闻OAN的内容登上VOA与古巴广播电台Radio Martí，进一步引发媒体界对新闻公正性的疑虑。
同属USAGM旗下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RFA）也于5月初宣布关停半数语种服务，包括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维吾尔语新闻服务。 RFA总裁贝方（Bay Fang）指出，由于USAGM迟未发放国会拨款，该台被迫裁撤90%的美国员工与多数海外记者。
自由亚洲强调，这些被裁的记者曾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中共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缅甸内战与东南亚的人口贩卖问题，其新闻工作具有极高价值，却因美国政府机构政治斗争而被迫噤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50516-%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5%A4%A7%E8%A7%84%E6%A8%A1%E8%A3%81%E5%91%98-%E7%A0%8D%E6%8E%89%E8%BF%91600%E5%90%8D%E5%91%98%E5%B7%A5
Wednesday, 14 May 2025
書摘《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媒體：我們姓黨
歐陽風 Matters 20250513
媒體在中國是黨的手臂，必須為黨服務和傳播「正能量」。惡名昭彰的2013年「九號文件」中明確禁止宣揚「西方新聞觀」，從而敲響了中國自由派的喪鐘。該文件指出媒體要有「黨性原則」，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媒體如不遵守將受到懲罰。為避免九號文件還講得不夠清楚，習近平又在2016年2月發表「重要講話」說，「媒體必須姓黨」。
媒體：我們姓黨
Media: 'Our surname is Party'
媒體話語權
大規模進軍全球媒體是中共改變國際上對中共、中國和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話語」所運用的手段之一。「話語」是指討論某個主題所用的架構、取材和字眼，以及語言中所內含的信念、態度和情感。多年來中共領導人認為，為了改變所謂「國際輿論環境」的權力平衡格局，中國需要自己的CNN，也就是要有具影響力的媒體來率先報導事件，以形塑人們對事件的看法。
習近平在2016年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必須「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中共為此投入大量資源，有人估計每年超過一百億美元。此前在2011年，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在《華爾街日報》寫專文，呼籲要有「媒體的世界新秩序」。
如果只看官方黨媒的宣傳內容，很容易認為北京的訊息過於拙劣僵硬，無法有全球性的影響力，畢竟國際環境和中共媒體在國內的封閉空間天差地遠。但這低估了中共控制全球輿論細緻的一面。狄雨霏在香港和中國生活多年，回到德國後發現，德國人對中國的討論方式完全改變，普遍倒向中國。中國媒體有國家或國家代理人的龐大財務支援，西方媒體卻嚴重經費不足。在大量西方專業媒體人的協助之下，中國媒體不但快速擴張，也更懂得如何在內容上迎合外國聽眾的胃口。
在中國媒體大幅擴張的同時，中共也策略性地利用外國媒體置入自己的內容，以影響西方媒體的報導，並用說服、財務和脅迫等手段對付不合作的媒體和外國記者。中共夥同一些外國媒體散布有關中國的「正面新聞」，包括習近平用來控制國際話語的主要工具「一帶一路」。
中共有形塑國際輿論的雄心，再加上許多媒體財務困難，這就很容易讓西方媒體人賠上應該遵守的新聞道德。西方媒體應該以這些道德標準來檢驗，很多嚴肅的媒體也確實努力遵守。但如同班志遠和錢鋼在非常重要的「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中所說，在習近平統治之下，媒體機構要遵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必須宣誓對黨效忠。在中共的新聞概念中，黨是何謂真實的唯一裁決者。
中共一直得益於中國資訊流的單向流出。黨可以用自己的媒體對外傳播訊息，但外國媒體的訊息則難以進入被防火長城隔離的中國市場，社群網站也被遮罩。大型西方媒體集團可以賣特定產品給中國，但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可能讓北京的審查機制更可以影響這些媒體。
黨高於一切
媒體在中國是黨的手臂，必須為黨服務和傳播「正能量」。惡名昭彰的2013年「九號文件」中明確禁止宣揚「西方新聞觀」，從而敲響了中國自由派的喪鐘。該文件指出媒體要有「黨性原則」，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媒體如不遵守將受到懲罰。為避免九號文件還講得不夠清楚，習近平又在2016年2月發表「重要講話」說，「媒體必須姓黨」。中文的「姓」比英文的「姓」（surname）含意更豐富，「姓黨」就表示媒體是黨這個家庭中的一分子，而大家長是習近平。全國各媒體機構隨後組織了學「習」會，來吸收習近平講話的「精神」。
中共要媒體忠誠，這絕不是空泛的要求，而是在出版和播出前後有一套精細的控制制度。宣傳部門部經常下指令給中國各媒體，指示哪些議題要強調，哪些議題不能報導。在某些議題上，媒體會收到指示必須嚴格遵照官方喉舌新華社的報導。還會指派政治編輯嚴格審查內容有沒有政治錯誤。新聞報導播出或發刊後，還要再審查是否有偏離黨的路線。犯下政治錯誤的人會被罰款或降職。2015年有四名記者因為打字錯誤，將習近平的「致詞」誤植為「辭職」而遭到懲處。這則報導在刊出四十五分鐘後就被改正，但為時已晚。新訂的刑法還要針對「假新聞」開罰。2015年中國股票市場大跌時，財經記者王曉璐因「編造虛假信息」被捕。（但他報導的是事實。）王曉璐在電視上公開認罪，自承不該在「這種敏感的時候」發表他的報導，請求從輕處分。
針對外國讀者、以外文發行的黨媒也要受相同的政治限制，例如《中國日報》。這些記者要展現「較高的政治素養」，有些職務必須是中共黨員才能擔任。自2019年起，記者們被要求研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還要通過考試。
中共近年來也培訓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記者。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導，已經有幾萬人接受訓練。新華社自2009年開始主辦「世界媒體峰會」，西方重要媒體如《紐約時報》、BBC、路透社、美聯社都有來參加。《人民日報》也自2014年起和地方政府合作主辦「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2018年的論壇有中宣部官員和來自九十個國家的媒體出席。中共和西方媒體打交道時不會強調要對黨忠誠，但會宣揚媒體要做國家之間的「橋樑」，要促進和諧及相互理解。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5/blog-post_83.html
書摘《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外國媒體的自我審查
歐陽風 Matters
雖然拒發簽證通常只針對中共認為特別敏感的議題，但中共官員也會在小議題上對外國媒體施壓。《金融時報》就因為稱習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國外交部關切。中國媒體過去也會用這個詞，但這個詞有對習近平搞個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幾家媒體也都曾被迫改變用語。
外國媒體的自我審查
中共以棍子和胡蘿蔔來控制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由於西方媒體越來越仰賴中國市場，記者都不想採訪管道受阻。中共的籌碼因此也越來越多。
一些西方媒體設立中文網，想繞過對中國報導的諸多限制。雖然初期有困難，但有些媒體仍然持續打造它在中國網路圈的品牌。另一些媒體開發中國市場的方法是對大陸用戶提供訂閱制的產品及服務（例如「彭博機」是專門提供財經資訊的電腦終端機）。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可能是對這些媒體編輯獨立性的最大威脅，因為北京可以封鎖它們在中國的網路內容，取消註冊用戶。
美國筆會發現，有些媒體把可能觸怒中國政府的報導從中文網頁拿掉。據網路雜誌《石板》的報導，彭博新聞利用一組編碼，來防止敏感新聞出現在大陸讀者使用的系統上面。
彭博新聞在2013年更是公然自我審查，刻意淡化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導。然後又拒絕刊登另一篇報導，因為高層主管怕會傷害公司的重大商業利益，尤其是彭博機的銷售。傅才德最後決定把報導和報導的背後內幕交給《紐約時報》去刊登，這件事才公開變成醜聞。
中共經常安排駐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以及中國境外的外國記者做參訪旅遊。參訪行程都經過精心設計，協辦單位通常是奉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記協），活動也都由統戰團體安排。董建華的中美交流基金會（前文有討論）就為美國記者辦過多次參訪。其中一次是在2018年10月，成員來自《費城詢問報》、《芝加哥論壇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沃克斯新聞和《富比士》。他們參訪了許多政府部門和研究單位，好讓他們在貿易戰的時候「更加了解中國和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
記者往往自命不凡，覺得自己的觀點不可能被上述做法影響，但這些精心安排的參訪通常很有效果。2016年，一群澳洲最資深的記者到中國參加這種行程，回國就報導說新中國的人民「看起來更高大、更有活力、更健康、說話更大聲、更幸福」，沒有一絲「歐威爾《1984》」筆下的味道。其中一位還呼籲澳洲政府不要激怒北京。他們一離開中國，中國記協就透過新華社發表文章，標題是〈訪華印象：澳大利亞記者為啥感慨『超乎想像』〉，說這些記者「向澳社會講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為澳帶來的歷史機遇，客觀傳遞了『中國聲音』。」這次參訪的發起人是澳洲前外長鮑勃．卡爾，他在一名中國富豪設立於一所大學的智庫擔任負責人後，就積極支持中國。（這名富豪因為有中共背景，現在已被取消澳洲簽證。）
准駁簽證對中共是有力的控制工具。當外國記者申請簽證時，中國官員通常會告訴他們說，要看到更多正面或「平衡」的報導。被施壓的不只是記者。瑞典的中國專家王瑞來曾說到，一名瑞典公關業者申請簽證時被叫去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面談。中國官員問他能否運用他在瑞典媒體界的影響力改善中國的形象。
記者到了中國以後，也常被威脅以後不發給簽證。半島電視台的陳嘉韻、法國記者高潔（Ursula Gauthier）、BuzzFeed的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澳洲廣播公司的特派記者馬修．卡尼、《華爾街日報》的王春翰等，都被中國政府拒絕發給簽證，等於是被驅逐出境。法新社駐中國記者貝書穎因為無法拿到簽證而無法上任。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對非洲聯盟搞間諜活動後，中國駐巴黎大使館官員就氣憤地告訴《世界報》，他們的記者不用再來申請簽證了。這種手段也擴延到香港。「香港外國記者會」請港獨人士陳浩天來演講後，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金融時報》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就被拒發簽證。只要拒發幾次簽證，全中國的外國記者就都聽懂了 ── 不要越過紅線。
雖然拒發簽證通常只針對中共認為特別敏感的議題，但中共官員也會在小議題上對外國媒體施壓。《金融時報》就因為稱習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國外交部關切。中國媒體過去也會用這個詞，但這個詞有對習近平搞個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幾家媒體也都曾被迫改變用語。
2019年，中國外交部致函給超過三十家外國媒體，包括BBC、NBC、彭博新聞和朝日新聞，要求他們對香港示威抗議要做「中立、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報導。意思就是要按照中共的說法報導，這是中國官員和外國媒體代表會面時經常提出的要求。
2017年，《南德意志報》的資深中國記者凱．史崔馬特申請續發簽證，他原本預期會聽到的威脅之詞是像平常一樣，要求他對中國更加正面報導，不然簽證會被延遲或取消。但官員卻沒有那樣講，而是對他說：「我必須警告你，情況會很危險。」官員說「中國老百姓」有時情緒會很激動，甚至很「暴力」，還暗示說，如果人民對他的報導採取暴力手段，中國政府也沒辦法保護他。史崔馬特在2018年9月離開中國。彭博新聞的傅才德和《紐約時報》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等人，都因為寫了中共不喜歡的報導而收到匿名的或透過第三方轉達的死亡威脅。
和中國記者相比，外國記者受到的壓力微不足道。很多中國記者因為獨立報導而被解雇、被捕、被迫認罪或甚至消失。在習近平統治下，情況越來越嚴重。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所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排第一百七十七名。這份報告說，有超過六十名部落客和記者「目前被拘禁在有生命威脅的環境中」。中共現在正在推行的「媒體世界新秩序」，是要讓世界認同這種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攻擊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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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拒發簽證通常只針對中共認為特別敏感的議題，但中共官員也會在小議題上對外國媒體施壓。《金融時報》就因為稱習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國外交部關切。中國媒體過去也會用這個詞，但這個詞有對習近平搞個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幾家媒體也都曾被迫改變用語。
外國媒體的自我審查
中共以棍子和胡蘿蔔來控制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由於西方媒體越來越仰賴中國市場，記者都不想採訪管道受阻。中共的籌碼因此也越來越多。
一些西方媒體設立中文網，想繞過對中國報導的諸多限制。雖然初期有困難，但有些媒體仍然持續打造它在中國網路圈的品牌。另一些媒體開發中國市場的方法是對大陸用戶提供訂閱制的產品及服務（例如「彭博機」是專門提供財經資訊的電腦終端機）。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可能是對這些媒體編輯獨立性的最大威脅，因為北京可以封鎖它們在中國的網路內容，取消註冊用戶。
美國筆會發現，有些媒體把可能觸怒中國政府的報導從中文網頁拿掉。據網路雜誌《石板》的報導，彭博新聞利用一組編碼，來防止敏感新聞出現在大陸讀者使用的系統上面。
彭博新聞在2013年更是公然自我審查，刻意淡化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導。然後又拒絕刊登另一篇報導，因為高層主管怕會傷害公司的重大商業利益，尤其是彭博機的銷售。傅才德最後決定把報導和報導的背後內幕交給《紐約時報》去刊登，這件事才公開變成醜聞。
中共經常安排駐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以及中國境外的外國記者做參訪旅遊。參訪行程都經過精心設計，協辦單位通常是奉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記協），活動也都由統戰團體安排。董建華的中美交流基金會（前文有討論）就為美國記者辦過多次參訪。其中一次是在2018年10月，成員來自《費城詢問報》、《芝加哥論壇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沃克斯新聞和《富比士》。他們參訪了許多政府部門和研究單位，好讓他們在貿易戰的時候「更加了解中國和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
記者往往自命不凡，覺得自己的觀點不可能被上述做法影響，但這些精心安排的參訪通常很有效果。2016年，一群澳洲最資深的記者到中國參加這種行程，回國就報導說新中國的人民「看起來更高大、更有活力、更健康、說話更大聲、更幸福」，沒有一絲「歐威爾《1984》」筆下的味道。其中一位還呼籲澳洲政府不要激怒北京。他們一離開中國，中國記協就透過新華社發表文章，標題是〈訪華印象：澳大利亞記者為啥感慨『超乎想像』〉，說這些記者「向澳社會講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為澳帶來的歷史機遇，客觀傳遞了『中國聲音』。」這次參訪的發起人是澳洲前外長鮑勃．卡爾，他在一名中國富豪設立於一所大學的智庫擔任負責人後，就積極支持中國。（這名富豪因為有中共背景，現在已被取消澳洲簽證。）
准駁簽證對中共是有力的控制工具。當外國記者申請簽證時，中國官員通常會告訴他們說，要看到更多正面或「平衡」的報導。被施壓的不只是記者。瑞典的中國專家王瑞來曾說到，一名瑞典公關業者申請簽證時被叫去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面談。中國官員問他能否運用他在瑞典媒體界的影響力改善中國的形象。
記者到了中國以後，也常被威脅以後不發給簽證。半島電視台的陳嘉韻、法國記者高潔（Ursula Gauthier）、BuzzFeed的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澳洲廣播公司的特派記者馬修．卡尼、《華爾街日報》的王春翰等，都被中國政府拒絕發給簽證，等於是被驅逐出境。法新社駐中國記者貝書穎因為無法拿到簽證而無法上任。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對非洲聯盟搞間諜活動後，中國駐巴黎大使館官員就氣憤地告訴《世界報》，他們的記者不用再來申請簽證了。這種手段也擴延到香港。「香港外國記者會」請港獨人士陳浩天來演講後，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金融時報》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就被拒發簽證。只要拒發幾次簽證，全中國的外國記者就都聽懂了 ── 不要越過紅線。
雖然拒發簽證通常只針對中共認為特別敏感的議題，但中共官員也會在小議題上對外國媒體施壓。《金融時報》就因為稱習近平是中共的「核心」而受到中國外交部關切。中國媒體過去也會用這個詞，但這個詞有對習近平搞個人崇拜的意味。其他好幾家媒體也都曾被迫改變用語。
2019年，中國外交部致函給超過三十家外國媒體，包括BBC、NBC、彭博新聞和朝日新聞，要求他們對香港示威抗議要做「中立、客觀、不偏不倚和全面的」報導。意思就是要按照中共的說法報導，這是中國官員和外國媒體代表會面時經常提出的要求。
2017年，《南德意志報》的資深中國記者凱．史崔馬特申請續發簽證，他原本預期會聽到的威脅之詞是像平常一樣，要求他對中國更加正面報導，不然簽證會被延遲或取消。但官員卻沒有那樣講，而是對他說：「我必須警告你，情況會很危險。」官員說「中國老百姓」有時情緒會很激動，甚至很「暴力」，還暗示說，如果人民對他的報導採取暴力手段，中國政府也沒辦法保護他。史崔馬特在2018年9月離開中國。彭博新聞的傅才德和《紐約時報》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等人，都因為寫了中共不喜歡的報導而收到匿名的或透過第三方轉達的死亡威脅。
和中國記者相比，外國記者受到的壓力微不足道。很多中國記者因為獨立報導而被解雇、被捕、被迫認罪或甚至消失。在習近平統治下，情況越來越嚴重。無國界記者組織2019年所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排第一百七十七名。這份報告說，有超過六十名部落客和記者「目前被拘禁在有生命威脅的環境中」。中共現在正在推行的「媒體世界新秩序」，是要讓世界認同這種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攻擊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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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3 April 2025
黃哲斌：記者與網紅的靈魂交換
黃哲斌 Matters 20250410
網紅已是全球性傳播現象，在媒體報導中，「網紅」通常是貶大於褒的新聞名詞。然而，記者與網紅是否可能彼此學習，相互啟發，合作創造一個可信賴、負責任、具備正面影響力的資訊生態？
斯斯有兩種，網紅何止兩百種。
安哥，愛莉莎莎，眾量級，牙醫史書華，亞亞，蔡潔米，欸你這週要幹嘛⋯⋯，過去一個月，至少就有這些網紅爆出爭議，他們逐漸取代演藝圈，成為鎂光燈下的八卦話題。
然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名利心機，能代表網紅文化的全貌嗎？
無論你是否喜歡，網紅也逐漸掌握新聞媒體「議題設定」的能力，近期如：錫蘭揭發某些心靈課程的陰暗面，八炯炸開中資收買台灣網紅的政治火藥。
另一方面，無論你是否喜歡，專業新聞人開始向網紅學習，拍短影音，錄Podcast，經營新聞信社群。不只台灣，國外更積極：
●「美國新聞學會（American Press Institute）」正與奈特基金會合作，探討地方媒體如何與網紅合作，深化社區互動。已有六家新聞機構參與，透過公共價值的溝通，他們賦予這些網紅另一定義：「可信賴的傳播者（Reliable Communicator）」）。
●《洛杉磯時報》聘用抖音網紅V Spehar，協助建立該報的短影音團隊，V Spehar以「躲在桌底下播報新聞」的特異風格爆紅，有350萬粉絲。
● 72歲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去年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一職退休，轉身在新聞信平台Substack創立社群，會員每月收費7美元，目前，試閱與付費訂戶共27.5萬人。
網紅已是當代難以忽視的傳播現象，順帶一提，「網紅（Influencer）」一字源自行銷界，在不同語境與案例中，有時可代換為「自媒體」或「內容創作者」。
元月初，曾任網路媒體 Vox 副總裁的Liz Kelly Nelson發文，題為「2025 年，誰有資格稱為記者？」，引發不小迴響，主要論點如下：
一、過去，將「專業記者」與「網紅」視為對立概念，是出自新聞業消失的恐懼，而非理性現實。只要發表的資訊或論述都基於事實，前述兩者的工作內容並無不同；
二、「專業養成」與「可信度」等新聞價值仍然重要，然而，無論是網紅，或依循「創作者模式」的記者，累積信任的路徑已與過往不同。他們更依靠個人信賴，而非機構信賴，他們也更需要塑造獨特風格與親密感；
三、新聞業正在發生巨變：更加個人化、更互動、更依賴社群平台。她主張，新聞機構必須快速適應變革，與新興的內容創作者模式共存，並確保新聞的專業性、準確性與公信力不被削弱。
她寫出我好奇已久的事：社群時代裡，專業記者能否向網紅文化取經，創造一個可信賴、負責任、具備正面影響力的生態轉型。
事實上，就像商業媒體有各種愛憎善惡、顛倒夢想，自媒體也是。不同網紅對個人名聲、內容品質的自律程度，演化出界門綱目科屬種的生態諸相。
回顧上世紀，報紙、廣播、電視、網路，技術演化與世代變遷不斷挑戰「新聞」定義，如今，「網紅」或「自媒體」叩關，正好翻開《新聞傳播史》另一篇章。
所以，網紅文化與新聞媒體的交叉路口在哪裡？如何區辨「可信賴傳播者」與「惡意或虛假訊息散布者」？「網紅」一詞顯然不夠精準，未來如何重新定義？最後，新聞媒體如何學習網紅的內容創意與溝通技巧？
懷抱這些好奇，我決定寫一系列文章，「來去找網紅喝咖啡」，或許能找到台灣的本土解答。
我已約妥第一位內容創作者，也歡迎大家敲碗推薦，你希望理解哪位網紅的創作歷程？他們有哪些苦惱？如何看待自身定位，以及身為資訊傳播者的角色？
請在嗶聲後留言。嗶。
（本文摘錄改寫自《天下》專欄，全文連結：記者如何擁抱網紅文化？。）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4/blog-post_659.html
Thursday, 20 March 2025
80多年美国之音或将走入历史 何以至此
美国人民需要新的声音在世界上代表他们 宣传和维护美国价值观
来源:
大纪元
已经成立八十多年的美国之音（VOA）是华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媒体之一，特别是它多年来一直是华人倾听美国声音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在川普（特朗普）总统的一道削减机构的行政令下，VOA一夜之间或将走入历史，其命运何以落到如此地步？
总统行政令
川普总统在3月14日（上周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继续削减联邦官僚机构”，要求裁减七个政府机构，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或译作美国国际新闻署、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负责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广播事务，管辖媒体包括VOA、自由亚洲电台（RFA）、自由欧洲电台（RFE）等。
该行政命令写道：“以下政府实体的非法定组成部分和职能，应在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予以取消，并且这些实体应将履行其法定职能的履行和相关人员减少至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
美国国际媒体署声明
已被川普总统任命为USAGM高级顾问的前新闻主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卡莉‧莱克（Kari Lake）和USAGM在15日（上周六）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该机构已经“无可救药”。
声明提到该机构存在的五条“令人震惊的发现”：
一、存在大规模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间谍和恐怖分子同情者和/或支持者渗透到该机构；
二、令人瞠目的自利交易，涉及合同、赠款和高价值和解协议，例如一份价值近2.5亿美元的高层建筑租赁合同，该建筑缺乏广播设施，并涉及向一位有私人关系的房地产经纪人支付900万美元佣金；
三、巨额超支花费；
四、向“假新闻公司”支付数亿美元；
五、在节目中经常“鹦鹉学舌般重复美国敌对势力的论点”。
该新闻稿中还说：美国国际媒体署“是一大腐败机构，对美国纳税人是巨大的负担”且“已经烂到无法拯救”，“虽然该机构内部仍有一些亮点，拥有才华横溢和敬业的公务员，但这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白宫谴责
3月15日，白宫网站发表文章“激进的美国之音”，谴责“美国之音”在这些年来已经“激进”化，并且反美、亲共、亲伊斯兰恐怖分子，成为具有党派倾向的“宣传工具”。
白宫声明中列举了如下事例：
在2019年5月，VOA在中共政府施压下解雇了一些中文记者，因为他们制作了揭露中共的节目。
在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VOA还特别推动了中共就该病毒的叙事及宣传。2020年4月，当时的川普白宫谴责VOA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为美国的敌手说话，而不是为美国公民说话”。
2022年的一项诉讼指出，VOA“受到反美、亲伊斯兰国家利益的渗透，并且VOA的信息受到了偏向伊朗伊斯兰国家派系的影响”。
VOA在2020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询问“什么是‘白人特权’以及它对谁有帮助？”。该文章说：“如今，这句短语在种族定性的背景下被热烈而广泛地使用——警察根据种族将人们视为犯罪嫌疑人。”
根据《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报导，就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几天后，VOA告诉其员工“避免称哈马斯及其成员为‘恐怖分子’，除非在引用中”。
VOA还有意对有关哈马斯的恐怖新闻进行“消毒”处理，例如在今年1月下旬的一篇报导中，VOA在报导中“忽略”了加沙居民为哈马斯恐怖组织欢呼的情景，当时哈马斯在运出装有以色列人质（包括儿童）遗体的棺材。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布莱恩‧马斯特（Brian Mast）就VOA的报导在接受《国家评论》采访时说：“让我们弄清楚事实：哈马斯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展示无辜以色列人的尸体，其中包括两名儿童。美国纳税人不应该支付薪水给哈马斯辩护者，他们在大肆宣扬传播恐怖分子的宣传。”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在2022年5月指出，VOA还“压制有关伊朗（政权）的负面报导”。
此外，VOA也在越来越党派化，表现是其明显的反川普立场。
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在2022年的一封信中指出，VOA“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极度党派化”。
2020年7月，VOA因在当年的大选中“分享对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过于有利的故事和影片”而受到批评。
而《每日来电》（Daily Caller）在2019年7月就有报导指出，“很多VOA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反川普内容。”
该报导说：“尽管社交媒体政策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公正，但VOA的很多名记者多次在他们的专业推特账户上发表反川普评论。”
在VOA任职34年的资深人士、前白宫记者丹‧罗宾逊（Dan Robinson）去年在一篇呼吁解散VOA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和许多记者一起对该机构的官僚行径进行了监控，得出的结论是：它本质上已变成一个傲慢的流氓组织，常常反映出与党派化的国家媒体一致的左翼偏见。它试图逃避对违反新闻标准和管理不善的责任。”
VOA需要重塑 回归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使命
在美国以外，VOA是一家广受认可的国际广播公司，每周以49种语言覆盖3.54亿观众。然而，在美国国内，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太了解VOA。
VOA现在由美国国际媒体署监管，经费由美国国会拨款，美国纳税人出资，年度预算达2亿多美元。
VOA正式成立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国营的联邦实体，其任务是传播美国政策并反制当时的德、意、日轴心国等敌国的宣传。其中文服务更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就已推出。
冷战期间，美国之音在美国新闻署（USIA）的领导下，扩展到数十种语言，目标受众是铁幕后和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它的使命是：扩大美国人民的声音。1950年，自由欧洲电台和其它四个联邦政府拥有的媒体也加入其中。直至苏联解体之前，它们在传播美国的声音和塑造全球观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随着网路的兴起，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媒体格局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重塑了美国之音的角色。随着独裁政权隔绝公民与外界声音的能力变弱，社群媒体的兴起开启了资讯的新时代，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减弱了。
而美国之音内部也出现了衰退。其中的关键转折点是，1994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国际广播法》，成立了国际广播局（IBB）和广播理事会（BBG）来监督非军事的国际广播。
1999年10月，克林顿又解散了一直在负责监督VOA公共外交工作的美国新闻署。这让VOA脱离美国外交政策，很容易受到外国势力影响，而专制政府（其中最擅长的莫过于中共）则利用其国内市场作为筹码对VOA渗透。
从那时起，VOA节目中就开始出现了有利于伊朗、中共、俄罗斯和古巴等敌国政权但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内容。
2006年，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写信给时任总统小布什提出担忧，他认为，VOA“实际上可能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帮助美国”。
伊朗前国会参议院主席、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政治犯阿米尔‧法赫拉瓦尔（Amir Fakhravar）今年2月16日在福克斯新闻网上撰文提到，他在小布什政府的帮助下得以逃离伊朗，在离开伊朗之前，他短暂地观看了一下VOA的节目，发现VOA对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持尊重立场，这让在伊朗遭受5年监禁和酷刑的他感到震惊。
来到美国后，法赫拉瓦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敦促VOA停止以所谓的“平衡报导”。
法赫拉瓦尔敦促川普政府解散VOA，以消除“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极左派活动分子推动反美、反以色列、亲中国（中共）、亲俄罗斯和亲伊朗毛拉议程的平台”。
VOA前中文部主任龚小夏（Sasha Gong）博士3月12日在“美国的伟大”（American
Greatness）网站上撰文《美国之音的失败：使命与影响力的衰退》，讲述了曾是冷战时期真理灯塔的VOA，现在却面临衰落，受到外国影响、内部偏见和偏离使命的困扰。
她特别提到，当她在2011年加入VOA时，惊讶地发现VOA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数十万美元制作昂贵的原创素材，且不包含任何可能会被中共反对的“敏感”内容，然后定期每周将这些素材免费提供给中共控制的国家电视台。
VOA在接到中共大使馆的投诉后，还下令取消了龚博士与同事推出的、深受观众欢迎的揭露中共残酷暴政历史的系列纪录片《解密时刻》。
龚博士在文章中还提到，VOA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具有政治倾向，他们的偏见“不仅延伸到了川普本人，也延伸到了川普的政策”。
龚博士表示，“美国之音背离了其进行反（专制）宣传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使命，美国人民必须找到新的声音来在世界上代表他们。”
未来会如何？
前拜登政府为USAGM提出了2025年9.5亿美元的预算提案，这引起了川普的高级顾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注意。
2月9日，马斯克在X平台上对要求关闭VOA和自由欧洲电台等USAGM下属机构的呼吁回应说：“是的，关闭它们。”
马斯克还说：“这只是激进的左派疯狂的人们在自言自语，同时每年烧掉10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钱。”
USAGM高级顾问莱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表示，她正“竭力取消不必要的合约，缩减规模，确保不会浪费纳税人金钱”。
莱克已经下令，让旗下大多数员工从3月15日开始带薪行政休假。
USAGM约有5,500名员工，其中VOA有2,000多名，他们中很多人都受到工会保护。
3月16日，VOA的合同雇员告诉法新社，他们都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的合同将于3月31日到期结束。
合同雇员占VOA员工总数很大一部分，尤其在非英文版的员工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中许多人都不是美国公民，被解雇可能导致居住在美国本土的人丧失工作签证，无法继续留下。
VOA正式员工大多享有更多法律保障，他们未被立刻解雇，被安排强制休行政假。
VOA前中文部主任龚博士在接受《方菲时间》节目采访时表示，VOA有非常明确目的，要为美国的外交利益服务，她认为，为达到这个目的，该机构不能采用现在的做法，要适应整个新的媒体环境。她估计，USAGM缩减各下属机构规模后，国务院会收回这些单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3/80%E5%A4%9A%E5%B9%B4%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6%88%96%E5%B0%86%E8%B5%B0%E5%85%A5%E5%8E%86%E5%8F%B2%7C%E4%BD%95%E4%BB%A5%E8%87%B3%E6%AD%A4.html
来源:
大纪元
已经成立八十多年的美国之音（VOA）是华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媒体之一，特别是它多年来一直是华人倾听美国声音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在川普（特朗普）总统的一道削减机构的行政令下，VOA一夜之间或将走入历史，其命运何以落到如此地步？
总统行政令
川普总统在3月14日（上周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继续削减联邦官僚机构”，要求裁减七个政府机构，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或译作美国国际新闻署、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负责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广播事务，管辖媒体包括VOA、自由亚洲电台（RFA）、自由欧洲电台（RFE）等。
该行政命令写道：“以下政府实体的非法定组成部分和职能，应在符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予以取消，并且这些实体应将履行其法定职能的履行和相关人员减少至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
美国国际媒体署声明
已被川普总统任命为USAGM高级顾问的前新闻主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卡莉‧莱克（Kari Lake）和USAGM在15日（上周六）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该机构已经“无可救药”。
声明提到该机构存在的五条“令人震惊的发现”：
一、存在大规模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间谍和恐怖分子同情者和/或支持者渗透到该机构；
二、令人瞠目的自利交易，涉及合同、赠款和高价值和解协议，例如一份价值近2.5亿美元的高层建筑租赁合同，该建筑缺乏广播设施，并涉及向一位有私人关系的房地产经纪人支付900万美元佣金；
三、巨额超支花费；
四、向“假新闻公司”支付数亿美元；
五、在节目中经常“鹦鹉学舌般重复美国敌对势力的论点”。
该新闻稿中还说：美国国际媒体署“是一大腐败机构，对美国纳税人是巨大的负担”且“已经烂到无法拯救”，“虽然该机构内部仍有一些亮点，拥有才华横溢和敬业的公务员，但这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白宫谴责
3月15日，白宫网站发表文章“激进的美国之音”，谴责“美国之音”在这些年来已经“激进”化，并且反美、亲共、亲伊斯兰恐怖分子，成为具有党派倾向的“宣传工具”。
白宫声明中列举了如下事例：
在2019年5月，VOA在中共政府施压下解雇了一些中文记者，因为他们制作了揭露中共的节目。
在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VOA还特别推动了中共就该病毒的叙事及宣传。2020年4月，当时的川普白宫谴责VOA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为美国的敌手说话，而不是为美国公民说话”。
2022年的一项诉讼指出，VOA“受到反美、亲伊斯兰国家利益的渗透，并且VOA的信息受到了偏向伊朗伊斯兰国家派系的影响”。
VOA在2020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询问“什么是‘白人特权’以及它对谁有帮助？”。该文章说：“如今，这句短语在种族定性的背景下被热烈而广泛地使用——警察根据种族将人们视为犯罪嫌疑人。”
根据《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报导，就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几天后，VOA告诉其员工“避免称哈马斯及其成员为‘恐怖分子’，除非在引用中”。
VOA还有意对有关哈马斯的恐怖新闻进行“消毒”处理，例如在今年1月下旬的一篇报导中，VOA在报导中“忽略”了加沙居民为哈马斯恐怖组织欢呼的情景，当时哈马斯在运出装有以色列人质（包括儿童）遗体的棺材。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布莱恩‧马斯特（Brian Mast）就VOA的报导在接受《国家评论》采访时说：“让我们弄清楚事实：哈马斯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展示无辜以色列人的尸体，其中包括两名儿童。美国纳税人不应该支付薪水给哈马斯辩护者，他们在大肆宣扬传播恐怖分子的宣传。”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在2022年5月指出，VOA还“压制有关伊朗（政权）的负面报导”。
此外，VOA也在越来越党派化，表现是其明显的反川普立场。
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在2022年的一封信中指出，VOA“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极度党派化”。
2020年7月，VOA因在当年的大选中“分享对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过于有利的故事和影片”而受到批评。
而《每日来电》（Daily Caller）在2019年7月就有报导指出，“很多VOA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反川普内容。”
该报导说：“尽管社交媒体政策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公正，但VOA的很多名记者多次在他们的专业推特账户上发表反川普评论。”
在VOA任职34年的资深人士、前白宫记者丹‧罗宾逊（Dan Robinson）去年在一篇呼吁解散VOA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和许多记者一起对该机构的官僚行径进行了监控，得出的结论是：它本质上已变成一个傲慢的流氓组织，常常反映出与党派化的国家媒体一致的左翼偏见。它试图逃避对违反新闻标准和管理不善的责任。”
VOA需要重塑 回归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使命
在美国以外，VOA是一家广受认可的国际广播公司，每周以49种语言覆盖3.54亿观众。然而，在美国国内，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太了解VOA。
VOA现在由美国国际媒体署监管，经费由美国国会拨款，美国纳税人出资，年度预算达2亿多美元。
VOA正式成立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国营的联邦实体，其任务是传播美国政策并反制当时的德、意、日轴心国等敌国的宣传。其中文服务更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就已推出。
冷战期间，美国之音在美国新闻署（USIA）的领导下，扩展到数十种语言，目标受众是铁幕后和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它的使命是：扩大美国人民的声音。1950年，自由欧洲电台和其它四个联邦政府拥有的媒体也加入其中。直至苏联解体之前，它们在传播美国的声音和塑造全球观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随着网路的兴起，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媒体格局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重塑了美国之音的角色。随着独裁政权隔绝公民与外界声音的能力变弱，社群媒体的兴起开启了资讯的新时代，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减弱了。
而美国之音内部也出现了衰退。其中的关键转折点是，1994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国际广播法》，成立了国际广播局（IBB）和广播理事会（BBG）来监督非军事的国际广播。
1999年10月，克林顿又解散了一直在负责监督VOA公共外交工作的美国新闻署。这让VOA脱离美国外交政策，很容易受到外国势力影响，而专制政府（其中最擅长的莫过于中共）则利用其国内市场作为筹码对VOA渗透。
从那时起，VOA节目中就开始出现了有利于伊朗、中共、俄罗斯和古巴等敌国政权但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内容。
2006年，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写信给时任总统小布什提出担忧，他认为，VOA“实际上可能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帮助美国”。
伊朗前国会参议院主席、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政治犯阿米尔‧法赫拉瓦尔（Amir Fakhravar）今年2月16日在福克斯新闻网上撰文提到，他在小布什政府的帮助下得以逃离伊朗，在离开伊朗之前，他短暂地观看了一下VOA的节目，发现VOA对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持尊重立场，这让在伊朗遭受5年监禁和酷刑的他感到震惊。
来到美国后，法赫拉瓦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敦促VOA停止以所谓的“平衡报导”。
法赫拉瓦尔敦促川普政府解散VOA，以消除“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极左派活动分子推动反美、反以色列、亲中国（中共）、亲俄罗斯和亲伊朗毛拉议程的平台”。
VOA前中文部主任龚小夏（Sasha Gong）博士3月12日在“美国的伟大”（American
Greatness）网站上撰文《美国之音的失败：使命与影响力的衰退》，讲述了曾是冷战时期真理灯塔的VOA，现在却面临衰落，受到外国影响、内部偏见和偏离使命的困扰。
她特别提到，当她在2011年加入VOA时，惊讶地发现VOA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数十万美元制作昂贵的原创素材，且不包含任何可能会被中共反对的“敏感”内容，然后定期每周将这些素材免费提供给中共控制的国家电视台。
VOA在接到中共大使馆的投诉后，还下令取消了龚博士与同事推出的、深受观众欢迎的揭露中共残酷暴政历史的系列纪录片《解密时刻》。
龚博士在文章中还提到，VOA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具有政治倾向，他们的偏见“不仅延伸到了川普本人，也延伸到了川普的政策”。
龚博士表示，“美国之音背离了其进行反（专制）宣传和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使命，美国人民必须找到新的声音来在世界上代表他们。”
未来会如何？
前拜登政府为USAGM提出了2025年9.5亿美元的预算提案，这引起了川普的高级顾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注意。
2月9日，马斯克在X平台上对要求关闭VOA和自由欧洲电台等USAGM下属机构的呼吁回应说：“是的，关闭它们。”
马斯克还说：“这只是激进的左派疯狂的人们在自言自语，同时每年烧掉10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的钱。”
USAGM高级顾问莱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表示，她正“竭力取消不必要的合约，缩减规模，确保不会浪费纳税人金钱”。
莱克已经下令，让旗下大多数员工从3月15日开始带薪行政休假。
USAGM约有5,500名员工，其中VOA有2,000多名，他们中很多人都受到工会保护。
3月16日，VOA的合同雇员告诉法新社，他们都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的合同将于3月31日到期结束。
合同雇员占VOA员工总数很大一部分，尤其在非英文版的员工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中许多人都不是美国公民，被解雇可能导致居住在美国本土的人丧失工作签证，无法继续留下。
VOA正式员工大多享有更多法律保障，他们未被立刻解雇，被安排强制休行政假。
VOA前中文部主任龚博士在接受《方菲时间》节目采访时表示，VOA有非常明确目的，要为美国的外交利益服务，她认为，为达到这个目的，该机构不能采用现在的做法，要适应整个新的媒体环境。她估计，USAGM缩减各下属机构规模后，国务院会收回这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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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7 January 2025
全球361名记者身陷囹圄：一位中国财经记者的牢狱告白
来源:
美国之音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4年度“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国家”报告。
对于前中国财经记者刘成昆来说，被“失去自由”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牢狱经历。2018年，他因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暗讽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的小说，被内蒙古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并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八个月。
“记者被抓、被迫害，我倒觉得在独裁国家是很正常的，”刘成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真正有良知的记者，往往会成为独裁者的眼中钉。”
个人狱中经历：度日如年与精神崩溃
刘成昆曾供职于《中国经营报》《投资时报》《时代周报》等多家媒体。如今生活在意大利、已经告别媒体圈的刘成昆回想起8个月的牢狱之灾仍心有余悸，用“度日如年”、“精神完全崩溃”形容刚被关进监狱的感受。
“近20个人挤在一个20平米的潮湿瓷砖地板的房间，我没有床睡，身子下面只有一个很薄、很脏、很湿的被子，要把衣服裹在身上才能睡觉。内蒙古冬天太冷，10月1日以后就冷的无法忍受，穿多厚也不行，晚上经常冻醒。牢头狱霸一开始还老打我。”他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长期睡在湿冷的水泥地上，刘成昆的腰部受了伤。即使出狱多年，他仍然需要非常柔软的床垫，否则就会疼得无法入睡。走路时间稍长，腰和胯部也会隐隐作痛。狱中不让碰笔的规定让他担心自己会忘记如何写字，只能经常蘸水在地上练习。他说：“当时在狱中被严管，不能剪指甲，特别难受。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在里面待多久。”
刘成昆还提到，狱中只有馒头可吃，长时间的碳水饮食导致他罹患糖尿病。“现在腿麻酸软无力，身体感觉垮了。””
回想起做记者的初衷，刘成昆形容自己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尤其是看到《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被收容致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中国对收容制度的讨论和废除之后。他笑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嘛，想为民请命。‘为生民代言、为万世开太平’的那种思想在我脑中很严重。”
他谈及当初的心路历程时说：“当然这辈子可能遇不到(孙志刚案)那种机会，但是如果当一个认认真真做报道的记者，对社会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做财经记者，哪个上市公司有大黑幕，如果能揭露出来，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那就是成绩。”
中国记者处境：从“高峰”打压到“万马齐喑”
刘成昆认为，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到2018年前后，是中国大规模抓捕记者的高峰期。“2013年我到地方采访，宣传部就直白地警告：‘你要如实写，否则我们就抓你。’可见当时官方对记者的整顿已经拉开序幕。”
在他看来，如今国内的媒体环境更加严苛，调查记者队伍不断凋零，“大家都感叹‘万马齐喑’，没人敢再做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了。”
已经远离中国、远离媒体圈的刘成昆感叹说：“如果说是为民请命的话，那记者这行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都做不了，你还得进去。大家都在感叹调查记者凋零，社会没有人敢说话了。”
2024年度被监禁记者人数逼近历史新高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PJ)本周四(1月16日)发布报告称，2024年度全球被监禁的记者人数达到了361名，几乎追平2022年的370人这一历史最高记录。中国仍然在监禁记者的排行榜上位居首位，其次是以色列、缅甸、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就全球范围来看，“威胁国家安全”已经成为记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罪名和被拘禁的理由。
CPJ自1992年以来每年对全球被监禁的记者数量和背景进行统计并发布分析报告。最新的这份报告指出，监禁记者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的威权政权统治、战争、经济和政治动荡。其中，中国、以色列、突尼斯和阿塞拜疆等国监禁记者人数再创新高。
CPJ的执行主任朱迪·金斯伯格(Jodie Ginsberg)在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国家的政府对记者的监禁是故意为之，因为他们通过给记者定罪来恐吓他们，让他们不敢发声。”
中国长期以来位居监禁记者人数榜首
根据CPJ报告，中国之所以长期占据“监禁记者数量”榜首，一方面是由于维吾尔族记者和有潜在政治风险的记者受到打压，另一方面则与香港新闻自由的不断收紧紧密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CPJ掌握到的中国境内被监禁记者有50名，其中一半是维吾尔人，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目前，很多国家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监禁或拘留记者，中国也不例外：前《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于2022年因“间谍罪”被捕并获刑七年；前《南都周刊》调查记者黄雪琴、湖南公民记者李维忠均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和被监视居住。
中国监禁记者的两个“重灾区”是香港和新疆。
报告说，在香港，媒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在2020 - 2021 年被拘留的记者，由于法律程序一再拖延，至今仍在狱中，包括77岁的媒体大亨黎智英。黎智英创办的壹传媒和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的六名记者和媒体高管 - 林文忠、冯伟光、杨正基、张剑雄、罗伟光和陈沛文，已被监禁三年多，现在因“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待宣判。
在新疆，两名维吾尔族记者库尔班·马木特(Qurban Mamut)和米拉普·穆罕默德(Mirap Muhammad)首次出现在 2024 年的人口普查中。此前CPJ的研究确定，他们因为所从事的媒体工作被监禁。马木特曾是维吾尔语杂志《新疆文明》的主编，2017 年失踪，后因“政治罪”被判处 15 年徒刑。他的儿子告诉CPJ，直到 2022 年他才确认父亲还活着以及他的关押地点。穆罕默德曾是一名维吾尔网络博主，他的文章涉及维吾尔族和人权问题等敏感话题，自 2018 年因“非法向外国提供情报”被捕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
报告还特别提到，在2014年被判入狱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5名学生如今应该已经刑满释放，但是目前他们下落不明。曾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伊力哈木·土赫提于2014年因“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
“我们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间之事”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间的事，”CPJ的CEO金斯伯格谈及全球记者所面临的危机时感叹道。
提到中国的情况时，金斯伯格总结有几大特点。“第一就是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以及为他们发声的记者遭到监禁；第二就是香港。香港直到不久前都还是个新闻自由的前沿阵地，但是近几年每况愈下。我们非常关注黎智英案，他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不仅仅是在香港，全球很多其他地方，记者也经常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入狱。”
金斯伯格说：“当民主规范恶化时，通常会先发生像香港这样的记者被拘留的情况。我认为，香港绝对是一个教训，说明这种变化可能会多快。你可能会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中相对自由地表达观点，但转眼间，表达意见就变得极其危险，你的自由也会受到威胁。”
金斯伯格在采访中还强调，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监禁大量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国享有新闻自由，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内瑞拉监禁了三名记者，尼加拉瓜、古巴和危地马拉各监禁了一名记者。墨西哥尽管没有记者被监禁，但对记者来说，该国仍然是最危险的非战争国家。
“在某些情况下，在专制政权下监禁记者人数较少实际上表明，该政权在镇压记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金斯伯格说。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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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8 September 2024
英国港人媒体遭“国家级黑客”试图入侵 上月曾发表针对中国驻英使馆调查报道
来源:
美国之音
在香港记者协会公布当地记者受到有系统的滋扰和恐吓针对之后，由香港记者在英国运作的新闻网站《追新闻》表示，近日收到谷歌通知，其公司电邮被“国家级黑客”（Government -backed attacks）试图入侵。《追新闻》近期曾发表针对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调查报道，获得英国传媒关注。
《追新闻》星期二在其网站就此事件发表报道，相关截图指黑客试图在本月入侵他们的一个公司电邮，严重程度属于高。
根据谷歌的解释，全球只有百分之0.1的用户遭到类似攻击。谷歌又指，不排除有关警告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但相信是侦测到尝试偷取密码或个人资讯的可疑活动，方法例如是使用含有有害附件、有害软件下载连结、或是假网站的连结，用于偷取密码的电邮。
《追新闻》团队指，在收到谷歌通知后马上检查所有网上保安措施，并已紧急采取必要的防护行动。
他们发表声明说：“在香港新闻界陷入白色恐怖之际，无形黑手已肆无忌惮伸向海外的离散媒体。我们团队成员来自香港，三年前避秦（逃避中共）来到英国，希望在自由土壤上延续追新闻的路。在香港新闻自由风雨飘摇的今天，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团队强烈谴责所有对新闻自由的威吓，并承诺会继续坚守岗位。”
上月《追新闻》独家报道指，中国驻英大使馆在2018年曾向英国出版社Dragons Teaching施压，要求出版社在用于“中等教育普通证书”（GCSE）公开试课程的中文教科书里删去有关台湾章节中的“中华民国”字眼。出版社在压力下屈服。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在八月底引用《追新闻》报道，并指中国驻英大使馆拒绝评论事件。
上星期，香港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主席郑嘉如指记协调查发现，在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数十名记者以及其家人、雇主、业主或邻居等等，在互联网及日常生活中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和恐吓，情况前所未见。
无国界记者：事件令人深感担忧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谴责针对香港独立媒体的恐吓活动。
她说，香港最近发生的事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这表明有一种新的骚扰模式去针对在过去几年的镇压浪潮中幸存下来的媒体机构。她分析指，还无法确认肇事者的身份，但这些策略是中共政权的特色。
她说：“这些镇压活动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针对的是顶着压力继续工作的独立记者。这只能证明香港越来越变得大陆化，以及政权努力地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记者只不过是国家宣传的打手。”
学者：海外活动亦会受到跨境镇压
在英国居住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相信针对《追新闻》及其他香港记者的攻击纯属巧合，尤其是中国的十一国庆即将到来。
他说：“国安、情治单位要做一些表现，或要做一些‘功课’来作为他们业绩、表现的一部分，这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黄伟国指出，事件显示，即使香港记者搬在海外活动，亦有可能被（中共）政权骚扰。
他说：“我相信这是想释出一个政治讯号，不是说你在海外，发表一些独立、专业、批评的言论，是不会受到国家级的干扰或者甚至打击。”
黄伟国又指，英国政府需要关注这一事件，以示抗衡跨境镇压的决心，否则工党政府或会被当地的港人组织及人权组织视为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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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August 2024
香港法院判决前《立场新闻》两位编辑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
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区域法院星期四（8月29日）下午裁定，现已解散的《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及署理总编辑林绍桐“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罪名成立。这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首次有记者或编辑被判犯有“煽动罪”。
54岁的钟沛权和36岁的林绍桐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监禁。钟沛权和林绍桐此前在法院多次开庭审理中均否认控罪。
星期四只有钟沛权出庭听取判决。林绍桐因身体不适未到庭应讯，获法庭批准由律师代表。
钟沛权、林绍桐和《立场新闻》母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被指控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涉及17篇新闻文章和评论，具有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国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等“煽动”意图。
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在判决书摘要中写道，法庭在就煽动意图作出裁定时，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郭伟健在宣读裁决理由时指出，控方提出的17篇涉案文章中，法庭裁定有11篇具有煽动意图，包括何桂蓝专访，陈沛敏及罗冠聪有关香港《国安法》的博客文章，罗冠聪攻击中央及政权的博客文章，张昆阳博客文章，区家麟分别有关12港人案及《国安法》的博客文章和有关声称中大校友忆述中大暴动案的专访等。
香港法官裁定《立场新闻》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义，媒体路线为支持及促进香港本土自主，在反修例期间更成为抹黑和中伤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工具。
在此前的庭审中，辩方反驳指涉案文章内容并无失实，强调《立场新闻》只是反映社会上不同声音，关乎公众利益作记录，并无煽动意图。
本案自2022年10月在香港区域法院开审，原定2023年10月裁决，但因控、辩双方就英国枢密院案例作补充陈词，以及法官郭伟健希望等待谭得志煽动案上诉结果等，而多次押后裁决。
《立场新闻》曾是香港领先的网络媒体，以批判性报道和评论着称，但它在2021年12月遭到警方突击搜查，资产被冻结，导致其在几天后关闭。
本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批评人士表示，此案反映出香港历经数年来的国家安全镇压，媒体自由度不断恶化。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8/%E9%A6%99%E6%B8%AF%E6%B3%95%E9%99%A2%E5%88%A4%E5%86%B3%E5%89%8D%E3%80%8A%E7%AB%8B%E5%9C%BA%E6%96%B0%E9%97%BB%E3%80%8B%E4%B8%A4%E4%BD%8D%E7%BC%96%E8%BE%91%E4%B8%B2%E8%B0%8B%E5%8F%91%E5%B8%83%E7%85%BD%E5%8A%A8%E5%88%8A%E7%89%A9%E7%BD%AA%E5%90%8D%E6%88%90%E7%AB%8B.html
美国之音
香港区域法院星期四（8月29日）下午裁定，现已解散的《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及署理总编辑林绍桐“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罪名成立。这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首次有记者或编辑被判犯有“煽动罪”。
54岁的钟沛权和36岁的林绍桐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监禁。钟沛权和林绍桐此前在法院多次开庭审理中均否认控罪。
星期四只有钟沛权出庭听取判决。林绍桐因身体不适未到庭应讯，获法庭批准由律师代表。
钟沛权、林绍桐和《立场新闻》母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被指控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涉及17篇新闻文章和评论，具有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国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等“煽动”意图。
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在判决书摘要中写道，法庭在就煽动意图作出裁定时，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郭伟健在宣读裁决理由时指出，控方提出的17篇涉案文章中，法庭裁定有11篇具有煽动意图，包括何桂蓝专访，陈沛敏及罗冠聪有关香港《国安法》的博客文章，罗冠聪攻击中央及政权的博客文章，张昆阳博客文章，区家麟分别有关12港人案及《国安法》的博客文章和有关声称中大校友忆述中大暴动案的专访等。
香港法官裁定《立场新闻》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义，媒体路线为支持及促进香港本土自主，在反修例期间更成为抹黑和中伤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工具。
在此前的庭审中，辩方反驳指涉案文章内容并无失实，强调《立场新闻》只是反映社会上不同声音，关乎公众利益作记录，并无煽动意图。
本案自2022年10月在香港区域法院开审，原定2023年10月裁决，但因控、辩双方就英国枢密院案例作补充陈词，以及法官郭伟健希望等待谭得志煽动案上诉结果等，而多次押后裁决。
《立场新闻》曾是香港领先的网络媒体，以批判性报道和评论着称，但它在2021年12月遭到警方突击搜查，资产被冻结，导致其在几天后关闭。
本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批评人士表示，此案反映出香港历经数年来的国家安全镇压，媒体自由度不断恶化。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8/%E9%A6%99%E6%B8%AF%E6%B3%95%E9%99%A2%E5%88%A4%E5%86%B3%E5%89%8D%E3%80%8A%E7%AB%8B%E5%9C%BA%E6%96%B0%E9%97%BB%E3%80%8B%E4%B8%A4%E4%BD%8D%E7%BC%96%E8%BE%91%E4%B8%B2%E8%B0%8B%E5%8F%91%E5%B8%83%E7%85%BD%E5%8A%A8%E5%88%8A%E7%89%A9%E7%BD%AA%E5%90%8D%E6%88%90%E7%AB%8B.html
Sunday, 21 July 2024
星期日現場：一名偵查記者的鍥而不捨
星期日現場：一名偵查記者的鍥而不捨
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
圖1之1 - 記協主席鄭嘉如在《華爾街日報》辦事處外見記者。她突然被炒心情 . . . . . . （鄭思思攝）
【明報專訊】記協執委原本12人名單剩下8人，一個一個退出，像《十個救火的少年》。不肯離開火場的主席鄭嘉如被公司《華爾街日報》施壓、投閒置散，到即日辭退。她也只是一名小記者、打工仔，這一個月也焦慮失眠，但她竟從沒想過放棄記協，而且不停思考對策：「雖然傳媒和工會備受好多方面的壓力，但是我們的存在不是用來……我們面對的事不是用來告訴大家現在多慘，而是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繼續下去。」這位在法國、中東和美國讀書回來的偵查記者，腦袋究竟裝了什麼信念？
我開始訪問鄭嘉如時，她立即站直，面部繃緊，眼神嚴肅。我忍不住笑：「你唔使正義凜然咁樣喎！」她呼一口氣說：「因為你夾了咪嘛（苦笑）……心情係有啲焦慮，都有啲攰，昨晚唔係好瞓到覺……呢期都唔係瞓得好好。」她只是一位30出頭的香港女生，喜歡看書，住村屋有養狗養貓。
鄭嘉如在香港土生土長，讀本地英文中學，但她在填鴨式教育之中，卻喜歡上流浪喜歡上法文，高考後考上法國巴黎第四大學，修讀哲學和社會學，她對世界好奇、喜歡思考。大學期間，她又參加交流計劃四處探索，由巴黎飛到阿聯酋阿布扎比讀書一年，同學應有不少貨真價實的阿里王子。
偵查記者的志業
2014年，她畢業回港，迎上了雨傘運動，第一份記者工作就是幫《美聯社》做助理編導幾個月。然後她考上世界頂尖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獎學金讀新聞系碩士修讀調查報道。她跟同學的畢業功課，是調查美國成為不同國家逃犯的庇護所，這份功課刊登於調查報道的殿堂級媒體《ProPublica》。她碩士畢業後在美國傳媒工作一年，2017 年回到香港。她說：「想返香港我估係，見到其他地方喪盡天良嘅事情，會關注但未必會想即刻幫手，香港嘅話先會想燃燒生命去做。 」
她要回家燃燒生命。第一份工在《香港01》偵查組工作，她說是自己記者生涯中最好玩的3年，跟同事為着公眾利益做各式各樣的調查，獲得不少新聞獎項，譬如2019年初揭發塘福懲教所跑步考試，逾200人出席紀錄造假的誠信問題，她日曬雨淋去大嶼山塘福觀察12日，又運用隱蔽鏡頭拍攝取證，最終推動懲教署的內部調查；2020年，她又揭發特殊學校「匡智會松嶺二校」多宗學童事故，包括被夾斷指骨、被長期分隔或約束，更曾有小童鯁喉後腦死亡等，也推動之後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查。事隔4年了，她說到這學童報道也會難過哽咽。她的偵查報道還有新界套丁、影視界的MeToo事件等，每一次她也鍥而不捨去追尋問題的根源：「偵查是需要顯示到一些系統性的不公，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寫一些吸引眼球的事。」找出系統性的問題，才能避免悲劇，帶來真正的改變。
可惜，偵查記者也遇上了系統性的問題。鄭嘉如說公司的偵查工作愈來愈受限，同事相繼離職，她亦在2020年轉去本地英文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工作，尋求一個較自由的空間，但因小媒體資源有限，記者更要兼顧即時新聞，難以專注偵查。而整個大環境都萎縮，有調查組的傳媒買少見少，投放的資源和人手無多。 2021年開始，蘋果、立場、眾新聞、傳真社等等媒體陸續結業，更雪上加霜，幾多出色的偵查記者都苦無容身之所。鄭嘉如最終在2022年離開本地傳媒，轉到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責報道中國電動車行業和能源議題。
不過，鄭嘉如沒有放棄，她只是把偵查記者的鍥而不捨轉化。她由2021年7月開始加入記協執委：「某程度因為無得再做偵查，所以就加入記協幫手。精力旺盛要搵地方發泄吓。」那些時間，也是記協最風雨飄搖的日子，記協不斷受到抨擊，多次被警方譴責，多次登上大公、文匯，甚至屢傳出被取締、被捕的風聲，人心惶惶，但記協堅持並積極履行工會使命，繼續支援記者，提供被捕支援、失業救濟和舉辦各類工作坊等；亦繼續為新聞自由發聲，例如就車牌查冊限制傳媒提司法覆核，就《願榮光歸香港》禁制令爭取新聞工作豁免條款等等。風大雨大，時任主席陳朗昇和一班執委為新聞行業在鋼線上走了3年，直至今年陳朗昇不再參選，鄭嘉如便臨危受命頂上主席。她說因為自己在執委之中相對資深而且「比較chur」（搏盡），掙扎不知多少天後決定去馬。
燃燒生命的轉向
她對記協的熱情或偏執是不容易理解的。香港記者協會，是最多現職新聞工作者的工會，但每年要行家續會入會都是困難重重，熱面孔貼冷屁股，還有贊助機構已幾近絕迹，記協前兩年開始要削減辦公室全職員工人數，但仍入不敷支，內憂外患。不過，鄭嘉如還是會「chur」每個月至少舉辦一個活動，AI 教學、面試技巧、23條講座、行山郊遊等等，記得她 2022 年搞過一個「踩古典單車」的活動，但無人問津，她急得四處找行家參加。她笑說：「可能自己對於搞康樂活動的觸覺不是太好，原來大家想要的可能是喝酒和吃飯，但我就想他們做一些身心健康的事（傻笑）。」
記協生人勿近，但鄭嘉如想要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繼續下去。」所以當《華爾街日報》在今年6月21日、選舉前夕要求她退選記協主席，指「員工不能夠在香港倡議新聞自由」，鄭嘉如拒絕退選。記得早兩星期碰見她，她說整晚胡思亂想，想一旦被辭退要不要在公司外見記者？有沒有咪兜？以前梁振英在同一商廈開競選辦有咪兜可用，今次保安會不會借咪兜給她？她停不了焦慮，然後又安慰自己是多慮了，應該不會有這麼一天的。沒想過在上任後的第17日，駐倫敦的國際版主編Gordon Fairclough親自飛來香港，通知她因「職位及工作被減省、公司在進行職位重組」將她解僱。餘下就是歷史了。
鄭嘉如最終要在公司外見記者，沒有咪兜，麻煩各記者舉咪近1小時舉得痠軟。被炒的鄭嘉如被一圈行家圍着訪問，她留意到右邊有一名年紀輕輕的實習記者「打爛沙盤問到篤」，還找了資料發現她在《華爾街日報》最後一篇署名報道就正正在6月21日，了解到上司之後再沒有處理鄭嘉如提交的報道題材。鄭嘉如說自己那一刻竟被感動了，她找到「鍥而不捨」的朋友啊，笑說：「佢嗰種強烈嘅求知慾，對於資訊的追逐，係好鼓勵到我嘅。你做記者做做吓，梗係會覺得hea，是但啦，或者交到貨就算，要時不時有啲嘢點燃吓，我覺得嗰一個時刻，個實習記者係俾到我呢種推動。亦都希望記協搞嘅活動，或者我們寫嘅內容，喺一啲出現疲態嘅傳媒和記者心入面，俾到佢一啲小小嘅火花。咁呢個就係記協的工作。」
後記：鄭嘉如樂觀希望盡快找到記者工作，繼續努力下去。我問她如果有一天，記協真的要結束，那怎麼辦？她覆我：「諗唔到，開過第二間。」
文、圖˙鄭思思
編輯•布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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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
圖1之1 - 記協主席鄭嘉如在《華爾街日報》辦事處外見記者。她突然被炒心情 . . . . . . （鄭思思攝）
【明報專訊】記協執委原本12人名單剩下8人，一個一個退出，像《十個救火的少年》。不肯離開火場的主席鄭嘉如被公司《華爾街日報》施壓、投閒置散，到即日辭退。她也只是一名小記者、打工仔，這一個月也焦慮失眠，但她竟從沒想過放棄記協，而且不停思考對策：「雖然傳媒和工會備受好多方面的壓力，但是我們的存在不是用來……我們面對的事不是用來告訴大家現在多慘，而是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繼續下去。」這位在法國、中東和美國讀書回來的偵查記者，腦袋究竟裝了什麼信念？
我開始訪問鄭嘉如時，她立即站直，面部繃緊，眼神嚴肅。我忍不住笑：「你唔使正義凜然咁樣喎！」她呼一口氣說：「因為你夾了咪嘛（苦笑）……心情係有啲焦慮，都有啲攰，昨晚唔係好瞓到覺……呢期都唔係瞓得好好。」她只是一位30出頭的香港女生，喜歡看書，住村屋有養狗養貓。
鄭嘉如在香港土生土長，讀本地英文中學，但她在填鴨式教育之中，卻喜歡上流浪喜歡上法文，高考後考上法國巴黎第四大學，修讀哲學和社會學，她對世界好奇、喜歡思考。大學期間，她又參加交流計劃四處探索，由巴黎飛到阿聯酋阿布扎比讀書一年，同學應有不少貨真價實的阿里王子。
偵查記者的志業
2014年，她畢業回港，迎上了雨傘運動，第一份記者工作就是幫《美聯社》做助理編導幾個月。然後她考上世界頂尖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獎學金讀新聞系碩士修讀調查報道。她跟同學的畢業功課，是調查美國成為不同國家逃犯的庇護所，這份功課刊登於調查報道的殿堂級媒體《ProPublica》。她碩士畢業後在美國傳媒工作一年，2017 年回到香港。她說：「想返香港我估係，見到其他地方喪盡天良嘅事情，會關注但未必會想即刻幫手，香港嘅話先會想燃燒生命去做。 」
她要回家燃燒生命。第一份工在《香港01》偵查組工作，她說是自己記者生涯中最好玩的3年，跟同事為着公眾利益做各式各樣的調查，獲得不少新聞獎項，譬如2019年初揭發塘福懲教所跑步考試，逾200人出席紀錄造假的誠信問題，她日曬雨淋去大嶼山塘福觀察12日，又運用隱蔽鏡頭拍攝取證，最終推動懲教署的內部調查；2020年，她又揭發特殊學校「匡智會松嶺二校」多宗學童事故，包括被夾斷指骨、被長期分隔或約束，更曾有小童鯁喉後腦死亡等，也推動之後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查。事隔4年了，她說到這學童報道也會難過哽咽。她的偵查報道還有新界套丁、影視界的MeToo事件等，每一次她也鍥而不捨去追尋問題的根源：「偵查是需要顯示到一些系統性的不公，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寫一些吸引眼球的事。」找出系統性的問題，才能避免悲劇，帶來真正的改變。
可惜，偵查記者也遇上了系統性的問題。鄭嘉如說公司的偵查工作愈來愈受限，同事相繼離職，她亦在2020年轉去本地英文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工作，尋求一個較自由的空間，但因小媒體資源有限，記者更要兼顧即時新聞，難以專注偵查。而整個大環境都萎縮，有調查組的傳媒買少見少，投放的資源和人手無多。 2021年開始，蘋果、立場、眾新聞、傳真社等等媒體陸續結業，更雪上加霜，幾多出色的偵查記者都苦無容身之所。鄭嘉如最終在2022年離開本地傳媒，轉到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責報道中國電動車行業和能源議題。
不過，鄭嘉如沒有放棄，她只是把偵查記者的鍥而不捨轉化。她由2021年7月開始加入記協執委：「某程度因為無得再做偵查，所以就加入記協幫手。精力旺盛要搵地方發泄吓。」那些時間，也是記協最風雨飄搖的日子，記協不斷受到抨擊，多次被警方譴責，多次登上大公、文匯，甚至屢傳出被取締、被捕的風聲，人心惶惶，但記協堅持並積極履行工會使命，繼續支援記者，提供被捕支援、失業救濟和舉辦各類工作坊等；亦繼續為新聞自由發聲，例如就車牌查冊限制傳媒提司法覆核，就《願榮光歸香港》禁制令爭取新聞工作豁免條款等等。風大雨大，時任主席陳朗昇和一班執委為新聞行業在鋼線上走了3年，直至今年陳朗昇不再參選，鄭嘉如便臨危受命頂上主席。她說因為自己在執委之中相對資深而且「比較chur」（搏盡），掙扎不知多少天後決定去馬。
燃燒生命的轉向
她對記協的熱情或偏執是不容易理解的。香港記者協會，是最多現職新聞工作者的工會，但每年要行家續會入會都是困難重重，熱面孔貼冷屁股，還有贊助機構已幾近絕迹，記協前兩年開始要削減辦公室全職員工人數，但仍入不敷支，內憂外患。不過，鄭嘉如還是會「chur」每個月至少舉辦一個活動，AI 教學、面試技巧、23條講座、行山郊遊等等，記得她 2022 年搞過一個「踩古典單車」的活動，但無人問津，她急得四處找行家參加。她笑說：「可能自己對於搞康樂活動的觸覺不是太好，原來大家想要的可能是喝酒和吃飯，但我就想他們做一些身心健康的事（傻笑）。」
記協生人勿近，但鄭嘉如想要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繼續下去。」所以當《華爾街日報》在今年6月21日、選舉前夕要求她退選記協主席，指「員工不能夠在香港倡議新聞自由」，鄭嘉如拒絕退選。記得早兩星期碰見她，她說整晚胡思亂想，想一旦被辭退要不要在公司外見記者？有沒有咪兜？以前梁振英在同一商廈開競選辦有咪兜可用，今次保安會不會借咪兜給她？她停不了焦慮，然後又安慰自己是多慮了，應該不會有這麼一天的。沒想過在上任後的第17日，駐倫敦的國際版主編Gordon Fairclough親自飛來香港，通知她因「職位及工作被減省、公司在進行職位重組」將她解僱。餘下就是歷史了。
鄭嘉如最終要在公司外見記者，沒有咪兜，麻煩各記者舉咪近1小時舉得痠軟。被炒的鄭嘉如被一圈行家圍着訪問，她留意到右邊有一名年紀輕輕的實習記者「打爛沙盤問到篤」，還找了資料發現她在《華爾街日報》最後一篇署名報道就正正在6月21日，了解到上司之後再沒有處理鄭嘉如提交的報道題材。鄭嘉如說自己那一刻竟被感動了，她找到「鍥而不捨」的朋友啊，笑說：「佢嗰種強烈嘅求知慾，對於資訊的追逐，係好鼓勵到我嘅。你做記者做做吓，梗係會覺得hea，是但啦，或者交到貨就算，要時不時有啲嘢點燃吓，我覺得嗰一個時刻，個實習記者係俾到我呢種推動。亦都希望記協搞嘅活動，或者我們寫嘅內容，喺一啲出現疲態嘅傳媒和記者心入面，俾到佢一啲小小嘅火花。咁呢個就係記協的工作。」
後記：鄭嘉如樂觀希望盡快找到記者工作，繼續努力下去。我問她如果有一天，記協真的要結束，那怎麼辦？她覆我：「諗唔到，開過第二間。」
文、圖˙鄭思思
編輯•布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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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9 July 2024
香港记协新主席被《华尔街日报》辞退 其本人"深感震惊"
来源:
法广
据《明报》报导，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郑嘉如被供职的《华尔街日报》辞退。香港记者协会形容为无理辞退。郑嘉如透露称，《华尔街日报》高层事前曾要求她退选记协主席和辞去执委职务，周三则以“重组架构”为由辞退她。郑嘉如在香港为该报报道中国的汽车和能源行业。
郑嘉如质疑阻止员工参加工会违反香港《僱佣条例》，而市民参与工会的权利亦受《基本法》27条保护。《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道琼斯公司发言人承认其周三进行了人事变动，但拒绝就具体人员发表评论。该发言人称：“《华尔街日报》一直并将继续积极倡导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
郑嘉如向媒体表示，《华尔街日报》以“重组架构”为由辞退她。她对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并忆述约三周前、即记协选举前夕，其身在英国的上司曾要求她退选，以及退出在加入《华尔街日报》时已担任的记协执委一职，称她的职位与记协工作无法共存，认为《华尔街日报》员工不应在香港推动新闻自由，因香港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指香港新闻自由面对严竣挑战。她认为阻止员工追求新闻自由的机构，不应视为有份推动新闻自由。据悉，郑嘉如将与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不排除诉诸法律。
郑嘉如介绍称，当选记协主席后一直如常上班，最后一次刊出署名报道为上月21日，其后她曾建议报道题材，但无人处理，通常由她负责的工作亦开始改由他人接手。至7月17日她与由英国抵港的上司对话15分钟，对方交代辞退决定，并解释指出于“架构重组”。她称曾向对方表明认为并非真正原因，而且指出阻止员工参与工会有机会违法，但对方并无回应。
郑嘉如认为，《华尔街日报》辞退她的决定，与保安司长邓炳强早前质疑记协执委由外媒为主的说法无关，她无法猜度《华尔街日报》的做法是否想向官方示好，认为外界可自行解读。她指当初邀请同业成为记协执委时不太顺利，正因不少同业担心有风险，包括来自僱主的压力，庆幸现届执委目前无受压，认为若要维护仅有空间，就不可自我设限、自我审查，希望记者续为理念而进发，勇敢维护应有权利。
郑嘉如表示，香港传媒面对的恐惧和不安，已影响到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华尔街日报》管理层，强调记协仍属记者工会，为香港记者利益奋斗，包括新闻自由的工作基石，不论香港或各地记者同样必须推动和保护新闻自由，又指任记协主席一职的决定获《华尔街日报》的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员工支持，对有编辑认为捍卫新闻自由属争议感到非常失望。
郑嘉如在香港对记者说：“如果海外的这些编辑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那些想恐吓记者的人可能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我就失望了。事实并非如此”。她赞扬了《华尔街日报》为争取该报驻俄罗斯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获释所做的努力，并称对自己的处境“深感震惊”。
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一名代表欲前往香港旁听黎智英案被拒绝入境。这个总部设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在其“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将香港排在180位中的第140位，在20年间从第18位下降至第140位。今年早些时候，由美国资助的新闻机构自由亚洲电台关闭了在港办事处，理由是在香港颁布了被称为“23条”的新安全法后，担心其员工和记者的安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7/%E9%A6%99%E6%B8%AF%E8%AE%B0%E5%8D%8F%E6%96%B0%E4%B8%BB%E5%B8%AD%E8%A2%AB%E3%80%8A%E5%8D%8E%E5%B0%94%E8%A1%97%E6%97%A5%E6%8A%A5%E3%80%8B%E8%BE%9E%E9%80%80%7C%E5%85%B6%E6%9C%AC%E4%BA%BA%E2%80%9C%E6%B7%B1%E6%84%9F%E9%9C%87%E6%83%8A%E2%80%9D.html
Monday, 15 July 2024
《新京报》遭围攻
来源:
自由亚洲
（粤语组制图）
中国《新京报》早前独家揭发油罐车运送煤油后“不洗罐”，直接“混运”食用油的食安问题，引起舆论哗然，官方介入调查，然而报道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其微博帐号却在事件引发关注后被注销，不少网民担心他的人身安全。《新京报》前记者褚朝新周日（14日）发表题为“没有良心的人”的文章，直言《新京报》遭到围攻，令人心寒。
公开资料显示，褚朝新曾于《新京报》及《南方周末》担任记者，并两度成为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褚朝新透过微信发文称，《新京报》揭发油罐车混装煤油和食用油后，遭到了“一些天良丧尽的坏东西的围攻，让人心寒”。
文章表示，在中国如今的舆论环境，媒体关注民生、食品安全问题，是为了千万民众，“但这千万的民众中有无数的‘蠢货’，居然要来质疑曝光的媒体和记者”，这些人污蔑和攻击媒体的常用伎俩是“境外势力操纵”、“选择性曝光”等，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若媒体被境外势力操纵，早就被强制关门，相关人员被捕；选择性曝光是因为“媒体能监督敢监督的领域非常有限”，能批评揭发几个企业就很让人觉得了不起，但在二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
过去10多年调查记者数目大减
褚朝新写道，《新京报》曝光污油问题，保护所有普通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有份围攻《新京报》的人，“这就是让人心寒的现实：《新京报》试图保护你，你却在陷害《新京报》”。
今年6月褚朝新也有类似遭遇，他透露写了故乡出现工业污染问题，当局却下达指令，动员公职人员对他的文章进行举报，说他造谣。
在中国言论环境10多年来持续恶化下，媒体内原本一度存在的调查记者数目大幅下降，不少记者退出调查行列。一份2017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仅剩175人，如今人数相信更加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7/%E3%80%8A%E6%96%B0%E4%BA%AC%E6%8A%A5%E3%80%8B%E9%81%AD%E5%9B%B4%E6%94%BB.html
自由亚洲
（粤语组制图）
中国《新京报》早前独家揭发油罐车运送煤油后“不洗罐”，直接“混运”食用油的食安问题，引起舆论哗然，官方介入调查，然而报道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其微博帐号却在事件引发关注后被注销，不少网民担心他的人身安全。《新京报》前记者褚朝新周日（14日）发表题为“没有良心的人”的文章，直言《新京报》遭到围攻，令人心寒。
公开资料显示，褚朝新曾于《新京报》及《南方周末》担任记者，并两度成为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褚朝新透过微信发文称，《新京报》揭发油罐车混装煤油和食用油后，遭到了“一些天良丧尽的坏东西的围攻，让人心寒”。
文章表示，在中国如今的舆论环境，媒体关注民生、食品安全问题，是为了千万民众，“但这千万的民众中有无数的‘蠢货’，居然要来质疑曝光的媒体和记者”，这些人污蔑和攻击媒体的常用伎俩是“境外势力操纵”、“选择性曝光”等，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若媒体被境外势力操纵，早就被强制关门，相关人员被捕；选择性曝光是因为“媒体能监督敢监督的领域非常有限”，能批评揭发几个企业就很让人觉得了不起，但在二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
过去10多年调查记者数目大减
褚朝新写道，《新京报》曝光污油问题，保护所有普通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有份围攻《新京报》的人，“这就是让人心寒的现实：《新京报》试图保护你，你却在陷害《新京报》”。
今年6月褚朝新也有类似遭遇，他透露写了故乡出现工业污染问题，当局却下达指令，动员公职人员对他的文章进行举报，说他造谣。
在中国言论环境10多年来持续恶化下，媒体内原本一度存在的调查记者数目大幅下降，不少记者退出调查行列。一份2017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仅剩175人，如今人数相信更加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7/%E3%80%8A%E6%96%B0%E4%BA%AC%E6%8A%A5%E3%80%8B%E9%81%AD%E5%9B%B4%E6%94%BB.html
Monday, 24 June 2024
《蘋果》被停業三年 壹傳媒大樓變新聞自由遺址
《蘋果日報》被停業已經三年，但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仍是不能癒合的傷口。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早就人去樓空，雜草叢生。過去兩天不少前員工專程來到駿盈街，看望昔日的舊公司，如今已變成香港新聞自由的遺址。
國家機器過去三年試圖將《蘋果》從香港人的記憶中抹掉。2021年6月17日，警方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拘捕壹傳媒多名董事和高層，凍結《蘋果》資產，創刊26年的《蘋果》於一星期後（6月23日）被逼宣佈停運，翌日發行最後一份《蘋果》創下單日百萬銷量的香港報業紀錄。香港科技園隨即對壹傳媒大樓啟動收地程序；同年12月，壹傳媒被高院頒令清盤。2023年1月，聯交所將壹傳媒從上市公司中除牌，令原本市值逾7.65億港元的壹傳媒股票化為烏有。當局亦隨即安排拍賣壹傳媒的資產及印刷機器。
已屆76歲高齡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至今被囚超過三年半，六名前高層包括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林文宗、馮偉光及楊清奇，亦失去自由超過一千日。他們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等罪，控方早前完成舉證，案件押後至7月24日中段陳詞。
from 追新聞 https://thechasernews.co.uk/%e8%98%8b%e6%9e%9c%e8%a2%ab%e5%81%9c%e6%a5%ad%e4%b8%89%e5%b9%b4-%e5%a3%b9%e5%82%b3%e5%aa%92%e5%a4%a7%e6%a8%93%e8%ae%8a%e6%96%b0%e8%81%9e%e8%87%aa%e7%94%b1%e9%81%ba%e5%9d%80/
國家機器過去三年試圖將《蘋果》從香港人的記憶中抹掉。2021年6月17日，警方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拘捕壹傳媒多名董事和高層，凍結《蘋果》資產，創刊26年的《蘋果》於一星期後（6月23日）被逼宣佈停運，翌日發行最後一份《蘋果》創下單日百萬銷量的香港報業紀錄。香港科技園隨即對壹傳媒大樓啟動收地程序；同年12月，壹傳媒被高院頒令清盤。2023年1月，聯交所將壹傳媒從上市公司中除牌，令原本市值逾7.65億港元的壹傳媒股票化為烏有。當局亦隨即安排拍賣壹傳媒的資產及印刷機器。
已屆76歲高齡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至今被囚超過三年半，六名前高層包括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林文宗、馮偉光及楊清奇，亦失去自由超過一千日。他們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等罪，控方早前完成舉證，案件押後至7月24日中段陳詞。
from 追新聞 https://thechasernews.co.uk/%e8%98%8b%e6%9e%9c%e8%a2%ab%e5%81%9c%e6%a5%ad%e4%b8%89%e5%b9%b4-%e5%a3%b9%e5%82%b3%e5%aa%92%e5%a4%a7%e6%a8%93%e8%ae%8a%e6%96%b0%e8%81%9e%e8%87%aa%e7%94%b1%e9%81%ba%e5%9d%80/
Saturday, 22 June 2024
反修例五年：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日增 海外港媒望報導連繫港人
路透新聞學研究機構（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新近發布的2024年數碼新聞報告，指自國安法於2020年生效後，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不斷增加，部分敏感政治議題報導大減。有記者選擇到海外重開新媒體，繼續報導絕跡於香港主流媒體的新聞。去年香港外國記者會的調查指出，有三分之二的記者及編輯會避免撰寫敏感題目，近四分三擔心會因編採被捕。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日前在電台訪問中，未有正面回應悼念「六四」或提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否成為禁忌，僅稱要看環境，以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意圖。
「敏感」議題消失於主流傳媒
本台翻查香港最全面保存新聞剪報的WiseNews平台，發現部分議題在2020年國安法生效後，報導次數出現斷崖式下跌，除非涉及法律訂立或修訂、法庭判案，以及政府行動。
其中「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大減九成四，即使用以規避法律風險的「光時」一詞，在2022年後亦大減。「願榮光」、「香港獨立」、「羅冠聰」亦同告下跌，直至去年因播錯國歌事件及國安通緝令後方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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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名研究新聞自我審查問題的香港傳媒學者，曾分析審查手法，由過往中國透過資本控制媒體老闆的立場，以影響新聞議題設定，進化到網絡新聞以點擊率為由，減少甚至不做涉及政治及敏感議題的新聞，多做罪案、娛樂、生活的題材。
而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追蹤調查，發現2021年有百分之24的市民認為傳媒存有嚴重的自我審查，比9年前上升近21個百分點，同時認為傳媒偏向減少報導，以至不報導關於中國及香港的負面新聞。
杜耀明：媒體寧自我審查免被檢控
前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分析指，這些「敏感」議題因國安法下的新政，曾經主導議題的親民主派媒體不復存在，加上政府大力打壓公民社會，令媒體無任何行動可供報導；媒體亦出現良性自我審查，以免編採人員跌入法律陷阱而被檢控。
杜耀明說：「對於那些報道的人本身，可能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報館那些負責人，假如就算他有心想報道的話，他都有這樣的陰影，形成一個很合理地作自我審查，避免這些法律上的風險…… 自我審查就是良性的自我審查，就是為免這些同事掉進法律陷阱。連被動報導的機會都沒有……你說主動去報道，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有沒有違法，我想是絕無僅有。」
海外媒體繼續報導
去年「海外香港傳媒專業人員協會」調查指，有數百名記者已經離港，有3分之2的受訪者希望重返傳媒行業工作，唯在海外重投本行頗為困難。有編輯、記者、製作人等，選擇自己設立海外香港媒體，繼續報導。據本台統計，現時約有十間海外香港媒體，主要位於英國及台灣。
梁嘉麗之前是蘋果日報專題記者，去年在台灣成立《光傳媒》。她見到主流傳媒報導深度大減，愈來愈同質化，只採單邊政府同建制的說法，而海外香港媒體，能為香港媒體應有的細節作補遺。
梁嘉麗：「光時、香港獨立、《願榮光歸香港》這些歌都在香港境內成為禁語或禁歌……世界各地的遊行集會都見到有不同的人揮旗、唱歌，這些報導都在主流媒體絕跡，我想大家都在摸索階段，都不敢貿然做這些報道和嘗試底線，海外媒體在這方面，就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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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傳媒創辦人及總編輯梁嘉麗在台灣一大學分享經驗。（RFA資料圖片）
她補充海外香港媒體亦不會審查報導的用字，「我想這個角色也會看到補位的作用，因為當香港媒體不再報道的時候，香港的人其實很難知道或看不到海外是否還有人悼念，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充權的作用。」
海外媒體經營困難 應連繫海內外港人
問到如何持續經營，梁嘉麗直言七成讀者來自香港，廿三條立法後不清楚政府怎去定義海外香港媒體，影響眾籌收入，加上環球經濟環境不佳，每日都要咬緊牙關。
前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這個很視乎受眾有幾多，他們的支持有幾長久呢？第二件事，很視乎打壓和封鎖有幾嚴厲呢？第三方面就很考驗所有非主流媒體運營者的意志、觀念，意志是知道他有多大決心，捱到多久，捱到一代已經很厲害，幾年都很厲害…接著下來，有沒有人接力呢?」
他認為，這些媒體需要更深化讀者的基礎，製作更易消化的內容，令到留在香港的人及海外的讀者群，能有更緊密的關係。
杜耀明：「這些媒體除了代表某種歷史遺產， 如2019年社會運動反映出來香港人那種價值……我們要問在媒體有甚麼方面，通過資訊提供、觀點討論，可以令他們更有知識去面對眼前問題，這是同樣重要的。」
記者：梁銘康（曼徹斯特） 編輯：溫曉平 網編：李家明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k-research-06212024141124.html
Friday, 3 May 2024
RSF发布2024 世界新闻自由榜 中国被指为"最大记者监狱"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新闻自由正受到来自政治当局的威胁，而政治当局本应是新闻自由的保障者。在构成国家得分的五项指标中，政治指标是 2024 年下降幅度最大的一项，总体下降 7.6 点。
在第22期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北欧国家表现依然是新闻最自由的国家，挪威，瑞典和丹麦仍然位居榜首前三名，去年排名最后的中国、越南和朝鲜等亚洲国家让位于三个政治指数急剧下降的国家，即阿富汗，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这些国家已成为媒体的法外之地，被拘留、失踪或被扣为人质的记者人数创下新高。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179名相比，排名略有上升，但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告诉美国媒体VOA，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出于同样的原因，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排名也略有升高，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自北京于2020年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以来，曾经是新闻自由堡垒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利用监视、胁迫、恐吓和骚扰来阻止独立记者报道它认为“敏感”的问题。目前有106名记者和三名媒体合作人被拘留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地方。香港也有10名记者遭羁押。中国被该报告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报告指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等中国主要媒体集团属于国家，由当局直接控制。中共宣传部每天都会向所有媒体发送一份详细的重点话题清单和禁止报道的制裁话题清单。国有广播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播放政权宣传。在北京政权眼中，媒体必须充当党的发言人，传播党的宣传。敢于调查敏感话题的独立记者和博主会受到监视、骚扰、拘留，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酷刑。要获取和更新记者证，记者必须下载宣传应用程序“学习强国”，该应用程序可以收集他们的个人数据。
报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 但该政权经常侵犯信息权，却完全不受惩罚。为了让记者保持沉默，政权指责他们犯有“间谍活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而这三种罪行的定义非常模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被引用。
报告从政治背景上分析称，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媒体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自由传播信息是犯罪，向他人传播信息更是犯罪。中国的公共和私人媒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与此同时，政府则加大了对外国记者工作的障碍。
总体上看，亚太地区的新闻自由状况恶化，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6个在2024年世界排名中得分下降，显示该地区的独裁政权正在以更大的力度收紧对信息的控制。 今年亚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进入排名前 15 名，尽管面临信息权方面的挑战，该地区的民主国家，如 东帝汶、萨摩亚群岛或台湾仍然保持着新闻自由典范的角色，分别排名第 20 ，22和27位。
该报告指出，近几十年来，历届台湾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促进记者的编辑独立性和鼓励媒体提高公共辩论的质量。大多数媒体专业人员在董事会的压力下工作，无法依靠有效的法律保护来拒绝违反新闻道德的请求。
报告指出，2024 年，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将参加投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政治当局未能发挥其作为新闻业模范框架保障者的作用，也未能保障公众获得可靠、独立和多样化信息的权利。无国界记者组织注意到，对媒体自主权的支持和尊重正在恶化，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在选举背景下，印太地区一些国家针对媒体专业人员的暴力行为有所增加，而且几乎完全有罪不罚。
该报告也强调，在国际上，今年国际社会明显缺乏执行保护记者原则的政治意愿，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第 2222 号决议。在加沙战争中，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针对记者和媒体的侵权行为数量创下新高。在无国界记者组织 2024 年的排名中，被以色列占领和轰炸的巴勒斯坦（第 157 位）成为世界上记者安全状况最差的十个国家之一。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8%A7%A3%E8%AF%B4/20240503-rsf%E5%8F%91%E5%B8%832024-%E4%B8%96%E7%95%8C%E6%96%B0%E9%97%BB%E8%87%AA%E7%94%B1%E6%A6%9C-%E4%B8%AD%E5%9B%BD%E8%A2%AB%E6%8C%87%E4%B8%BA-%E6%9C%80%E5%A4%A7%E8%AE%B0%E8%80%85%E7%9B%91%E7%8B%B1
Thursday, 2 May 2024
世界新闻自由日，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附：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20240502
美国之音 王刚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鸟瞰暴雨后的郑州街道 （2021年7月23日）
请同时参阅：
外国记者郑州街头报道水灾遭身份不明人士围攻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一名北京居民走过三里河街道普法宣传栏。（2021年11月8日）
请同时参阅：
中国扩展《反间谍法》令外国媒体担忧
“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附：
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岳戈 20240203
奥克兰 —
同意、犹豫、婉拒。态度三天三变的，是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共20大后第一年，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美国之音邀约他分享这一年的经历。
事情并不容易。这位记者坦言自己有顾虑：“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比的就是胆量。你让我琢磨琢磨，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截至发稿，美国之音记者都没有等到他考虑的结果。
2024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春渐近，不少机构媒体循例做年度盘点。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包括上述记者在内的多名媒体人，请他们复盘2023年的个人故事。
机构叙事和个人讲述有明显不同。多位受访者提到赚钱少、发稿艰难、舆论监督压力大，谈及更多细节时他们欲言又止。
目前赋闲在家的一位前调查记者，点评了新闻人2023年的表现：“现在媒体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
借酒浇愁
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后，三天三变的知名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56度，正喝着呢。稍早前他透露：“我听说单位正对我个人进行调查，所以是否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有顾虑。”
他没有透露内部调查是否涉及相关报道。2023年12月下旬，这位媒体人曾组织编发稿件，报道某市一官员涉恶性事件，结果遭遇多人说情，甚至有人威胁说“大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求其删除稿件。
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中国，记者因为调查、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不只是心理压力。1月中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位全球报告，提到中国有“令人不安的现实”：2023年，中国有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位居榜首，占全球数据的13.75%；其中19人是新疆维吾尔人，6成拘禁案涉及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或许因为这些数字的存在，即便谈论非涉疆涉藏话题，不少受访媒体人看上去仍很谨慎。
中国第五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评选活动1月底落幕。区别于中国官方组织的新闻奖项，这一评选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近年来也被媒体圈人士称为“中国版的普利策奖”。美国之音尝试采访活动的主办人，得到的回应简单明确：不方便说。
发生于2023年12月18日的甘肃积石山县地震，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有机构媒体记者和独立记者在震后进入积石山县，了解到该县近年来投入到危房改造的资金，达到了5.4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与震后情况出现强烈反差。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份联系到一位去了现场的独立记者，对方表示：不知道墙绘使用了多少危房改造的资金，能写的都在文章里，不想说更多了。
讨薪和赚大钱
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维权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得到薪水。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河南一家行业类媒体工作，新冠疫情期间这家媒体改制，接下去是一连串的问题和疑惑：“2023年开始没工资。我们先找单位、再找报社的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刚开始说等一等、要协调。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领导又说他们也上当受骗，原因是目前运营报社的资方没有兑现合同里的承诺。”
在这家报社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近在眼前，横亘眼前的尽是扯皮。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我们现在天天去要，快过去年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她拒绝提供资方老总的电话：“他不可能接受采访，而且现在新闻单位也不要介入吧。”
黄女士在苦守，上海的小何则在2023年选择了离职：“文广可能很赚钱，但我们虾兵蟹将根本不赚不到什么。我转行啦，赚钱去啦！”小何提到的老东家文广，指的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中国国有传媒巨无霸之一。
欲走还留是职场常态，而媒体人因为技能相对单一，犹豫两三年、思忖三五年还没下决心的情况更是普遍。小何显然不是这一类：“你也不要问我的2023年了。李克强在上海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上海老记者顾万明为李克强鸣不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干媒体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趁年轻想赚钱。”
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位于浦东新区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大量住院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为数不多希望挖掘真相的当地媒体人中，小何是积极付出行动的一份子。在封控结束之后，她假冒家属陪同多位逝者家人与院方进行谈判，也想法设法录音录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但没有得到播出的机会。
小何的个人见闻、媒体的报道和家属的反馈形成交叉验证：在新冠院内感染失控后，东海院方工作人员和护工仓促撤退，不少失能老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事发时家属因封控在家并不知情，不少拖了几个月才见到老人遗体；解封后，院方为一具遗体补偿2万至8万人民币不等，家属普遍不满和院方展开谈判——这一幕幕，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一辈子未必会遇到一回。对相对年轻的记者而言，有时知道的细节太多，新冠长疤痕酿成的悲情长时间浓得化不开。抑郁不如出走，离开或是解脱。
也有中国媒体人以积极姿态坚守。获得“记者的家”新闻奖大奖的李微敖，目前供职于经济观察报。1月中旬开始，李微敖连续报道马树山案而备受关注。马树山是河北唐山迁西县退休干部，因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被捕并被起诉。
自觉因为马树山案报道得到了“过誉之词、不虞之誉”的李微敖，1月2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中国一直不乏真正的新闻人，有志于新闻业的诸位同行，有志于新闻从业的大学生们，找到适合你的平台，找到你的“伯乐”，至关重要。
“不是说后辈们不勇敢”
中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现在媒体一塌糊涂、万马齐喑。一帮人——实话说，我看不上的——在那里蹦蹦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位资深媒体人目前赋闲在家。中国媒体行业的风风雨雨，他曾经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媒体是双重衰败。不光是中国的纸媒，全世界都这样，中国就败得更惨一点。纸媒这种形态是已经过时了，除了做深度媒体，周刊、半月刊或者月刊，还有一些印刷价值。像日报这种，真的是该死。”
“电视也差不多。电视台很多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原来的好日子都过完了，主要是制作成本比较高。互联网时代，原来的门户网站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已经颠覆了以前主流媒体的各种模式，现在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
双重衰败的第二条原因，这位媒体人点到为止：“中国还面临全球媒体独有的威胁和危机，就是政治气候非常严酷。我们那时候，二三十年前，全国还可以说出几十号调查记者在做深度新闻，各个媒体也经常搞些自己的东西，现在哪个媒体还敢弄，深度板块基本上都撤完了。”
他提到了《财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平台了。财新的三姐王和岩还在那里干，最近做的刑讯逼供的稿子还不错，但也是我们那时候的常规报道，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猛。那是一个个案，只不过是财新敢给她发。还有南方都市报，现在是没法看了。”
这位资深媒体人没有提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样，这份报纸隶属于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经一纸风行多年。2月2日，《南方周末》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道2023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其党委副书记披露该报社当年实现总收入2.22亿元、总利润1121万元，双双创出10年来新高。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张深度新闻纸，但这篇年度盘点性质的文章没有列出获得内部新闻奖的名录。
来自南方报业的一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大不如前：“此一时彼一时。南都不是报道孙志刚案、披露非典时代的南都了，报业集团派下来的老总对都市报主编不满、要边缘化都市报主编，然后所有中层都敢去抗议、随时准备罢工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南周经过这么多任宣传部长一轮又一轮的整肃，也早就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份报纸了。忘掉吧，散了吧。”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5/blog-post_95.html
美国之音 王刚 华盛顿 - “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谈，没人拦着你。那时候报道中国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被彻底压制。”
中国报道的“黄金时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设立为“世界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称“世界新闻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新闻自由重要性的认识。
布朗后来报道了当年震惊世界的中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来的三十年间，布朗为数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媒体驻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后担任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直至2019年离开中国。
布朗回忆说，报道中国的另一个相对自由的“黄金年代”是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敞开了大门，而且门开得很广，感觉中国不光经济上开放，甚至政治上也在开放。那是中国的高光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注。那时候担任驻华记者也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工作。你可以到处走动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也令他激动。“我天真的想，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虽然我没觉得中国能变成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但还是能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开放。甚至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还想，哇，来了个新的年轻领导人，中国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外媒记者的“自我审查”
但是，与布朗想象的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外媒在中国“苟延残喘”
2024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81%的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许多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包括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时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外媒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
“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让这个行业的人感到感伤和无可挽回吧，”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的记者迈克·赵(此处应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诉美国之音。
迈克·赵说，随着记者人数的减少和对他们的限制，外国驻华媒体的现状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说，疫情前，外媒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扰，比如跟踪或者阻挠，但是疫情之后这种现象似乎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迈克说。
来自普通中国人的敌视
不过，他依然认为做新闻采访还是比以前更困难：“倒不是说来自直接的干扰，而是社会氛围对外媒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啊，抓间谍啊这些。外媒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来自普通人的敌视。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园做相亲角之类的非政治类的新闻，保安都不让拍摄。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围很多的老百姓就会过来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认为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即使不算敌视，那也是对立的。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民间态度，民间态度就是跟风官方的。以前还说要和谐社会，现在就是斗争、斗争、斗争。”
2021年，中国河南郑州发生水灾时，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在郑州街头进行报道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几位中国男女的围攻和阻拦。有人高声指责这些外国记者借郑州灾情抹黑中国，还有人要他滚出中国。
鸟瞰暴雨后的郑州街道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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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驻北京记者曾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一名北京居民走过三里河街道普法宣传栏。（2021年11月8日）
请同时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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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黑洞”和媒体的“历史垃圾时间”
“新闻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迈克·赵总结说。“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闻自由，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不认为大家需要去维护，政府也不愿意有这个东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最近很盛行的网络词汇“历史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媒体人的无力感。“现在哪怕一个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公司都会去威胁媒体，可见整个媒体环境有多差，”章先生说。
“垃圾时间”指的是篮球、足球比赛中，如果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论球员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历史的垃圾时间”则用它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结束之前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说“熬日子”，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躺平”这个词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时感到无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逆转的整体大环境下，叠加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黑洞。”
附：
中国媒体人在窒息的空间里失声求生
VOA 岳戈 20240203
奥克兰 —
同意、犹豫、婉拒。态度三天三变的，是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共20大后第一年，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美国之音邀约他分享这一年的经历。
事情并不容易。这位记者坦言自己有顾虑：“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比的就是胆量。你让我琢磨琢磨，请允许我再考虑考虑。”截至发稿，美国之音记者都没有等到他考虑的结果。
2024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新春渐近，不少机构媒体循例做年度盘点。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包括上述记者在内的多名媒体人，请他们复盘2023年的个人故事。
机构叙事和个人讲述有明显不同。多位受访者提到赚钱少、发稿艰难、舆论监督压力大，谈及更多细节时他们欲言又止。
目前赋闲在家的一位前调查记者，点评了新闻人2023年的表现：“现在媒体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
借酒浇愁
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后，三天三变的知名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56度，正喝着呢。稍早前他透露：“我听说单位正对我个人进行调查，所以是否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有顾虑。”
他没有透露内部调查是否涉及相关报道。2023年12月下旬，这位媒体人曾组织编发稿件，报道某市一官员涉恶性事件，结果遭遇多人说情，甚至有人威胁说“大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求其删除稿件。
借酒消愁愁更愁。在中国，记者因为调查、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不只是心理压力。1月中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了一位全球报告，提到中国有“令人不安的现实”：2023年，中国有44名新闻工作者入狱，位居榜首，占全球数据的13.75%；其中19人是新疆维吾尔人，6成拘禁案涉及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裂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或许因为这些数字的存在，即便谈论非涉疆涉藏话题，不少受访媒体人看上去仍很谨慎。
中国第五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评选活动1月底落幕。区别于中国官方组织的新闻奖项，这一评选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近年来也被媒体圈人士称为“中国版的普利策奖”。美国之音尝试采访活动的主办人，得到的回应简单明确：不方便说。
发生于2023年12月18日的甘肃积石山县地震，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房屋倒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有机构媒体记者和独立记者在震后进入积石山县，了解到该县近年来投入到危房改造的资金，达到了5.4亿元人民币，而投入与震后情况出现强烈反差。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份联系到一位去了现场的独立记者，对方表示：不知道墙绘使用了多少危房改造的资金，能写的都在文章里，不想说更多了。
讨薪和赚大钱
黄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维权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得到薪水。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河南一家行业类媒体工作，新冠疫情期间这家媒体改制，接下去是一连串的问题和疑惑：“2023年开始没工资。我们先找单位、再找报社的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刚开始说等一等、要协调。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领导又说他们也上当受骗，原因是目前运营报社的资方没有兑现合同里的承诺。”
在这家报社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近在眼前，横亘眼前的尽是扯皮。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我们现在天天去要，快过去年了，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她拒绝提供资方老总的电话：“他不可能接受采访，而且现在新闻单位也不要介入吧。”
黄女士在苦守，上海的小何则在2023年选择了离职：“文广可能很赚钱，但我们虾兵蟹将根本不赚不到什么。我转行啦，赚钱去啦！”小何提到的老东家文广，指的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中国国有传媒巨无霸之一。
欲走还留是职场常态，而媒体人因为技能相对单一，犹豫两三年、思忖三五年还没下决心的情况更是普遍。小何显然不是这一类：“你也不要问我的2023年了。李克强在上海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上海老记者顾万明为李克强鸣不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干媒体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也明白。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趁年轻想赚钱。”
在上海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位于浦东新区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大量住院老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为数不多希望挖掘真相的当地媒体人中，小何是积极付出行动的一份子。在封控结束之后，她假冒家属陪同多位逝者家人与院方进行谈判，也想法设法录音录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但没有得到播出的机会。
小何的个人见闻、媒体的报道和家属的反馈形成交叉验证：在新冠院内感染失控后，东海院方工作人员和护工仓促撤退，不少失能老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事发时家属因封控在家并不知情，不少拖了几个月才见到老人遗体；解封后，院方为一具遗体补偿2万至8万人民币不等，家属普遍不满和院方展开谈判——这一幕幕，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一辈子未必会遇到一回。对相对年轻的记者而言，有时知道的细节太多，新冠长疤痕酿成的悲情长时间浓得化不开。抑郁不如出走，离开或是解脱。
也有中国媒体人以积极姿态坚守。获得“记者的家”新闻奖大奖的李微敖，目前供职于经济观察报。1月中旬开始，李微敖连续报道马树山案而备受关注。马树山是河北唐山迁西县退休干部，因举报当地县委书记被捕并被起诉。
自觉因为马树山案报道得到了“过誉之词、不虞之誉”的李微敖，1月2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中国一直不乏真正的新闻人，有志于新闻业的诸位同行，有志于新闻从业的大学生们，找到适合你的平台，找到你的“伯乐”，至关重要。
“不是说后辈们不勇敢”
中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现在媒体一塌糊涂、万马齐喑。一帮人——实话说，我看不上的——在那里蹦蹦跳，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位资深媒体人目前赋闲在家。中国媒体行业的风风雨雨，他曾经是亲历者，现在是观察者：“媒体是双重衰败。不光是中国的纸媒，全世界都这样，中国就败得更惨一点。纸媒这种形态是已经过时了，除了做深度媒体，周刊、半月刊或者月刊，还有一些印刷价值。像日报这种，真的是该死。”
“电视也差不多。电视台很多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原来的好日子都过完了，主要是制作成本比较高。互联网时代，原来的门户网站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已经颠覆了以前主流媒体的各种模式，现在基本就是新媒体时代。”
双重衰败的第二条原因，这位媒体人点到为止：“中国还面临全球媒体独有的威胁和危机，就是政治气候非常严酷。我们那时候，二三十年前，全国还可以说出几十号调查记者在做深度新闻，各个媒体也经常搞些自己的东西，现在哪个媒体还敢弄，深度板块基本上都撤完了。”
他提到了《财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也不是说这帮后辈、小辈不勇敢。主要是他们没发挥出来，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平台了。财新的三姐王和岩还在那里干，最近做的刑讯逼供的稿子还不错，但也是我们那时候的常规报道，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猛。那是一个个案，只不过是财新敢给她发。还有南方都市报，现在是没法看了。”
这位资深媒体人没有提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样，这份报纸隶属于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经一纸风行多年。2月2日，《南方周末》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道2023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其党委副书记披露该报社当年实现总收入2.22亿元、总利润1121万元，双双创出10年来新高。南方周末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张深度新闻纸，但这篇年度盘点性质的文章没有列出获得内部新闻奖的名录。
来自南方报业的一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大不如前：“此一时彼一时。南都不是报道孙志刚案、披露非典时代的南都了，报业集团派下来的老总对都市报主编不满、要边缘化都市报主编，然后所有中层都敢去抗议、随时准备罢工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南周经过这么多任宣传部长一轮又一轮的整肃，也早就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份报纸了。忘掉吧，散了吧。”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5/blog-post_95.html
【杜耀明評論】講好新聞自由故事，不如做好三件實事
特區官員近日頻頻放話，鄭重表示《國安法》對新聞自由不加設「額外不合理的限制」，政府又「重視善意批評」，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過，當局如常尊重香港人享有的表達權利。
不過 ，此地無銀的官話並不能洗白歷史。北京於2020年領令於七月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遭逢劇變。例如《壹傳媒》集團連根拔起，《立場新聞》被迫結業，兩間傳媒的多位高層被當局按《國安法》或《煽動法》起訴，至今官司未了，由此掀起的寒蟬效應，直接窒礙傳媒表達民間異見的聲音。
高官真的不察《國安法》對自由的破壞力就是無知，但若心知肚明還來鄭重聲明，以為官方澄清過後，新聞自由便雨過天清，若不是敷衍了事，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正是他們也發覺《國安法》不斷被人質疑過份侵害言論自由，壓縮傳媒批評的空間，他們才會連番發話，否則豈非多此一舉？
他們的自知之明，也可從他們的說話看到。律政司長林定國強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不是說現在的限制不會比過去多，而是在他眼中，新加的限制合理，所以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又如政務司長陳國基表示「重視善意批評」，但需要「提出一些有效、有建設性的建議」，政府才會歡迎。官員咬文嚼字，無人可以阻止，但若相信加些形容詞便可以贏取市民信任，改變對《國安法》的看法，以至令大家放胆批評政府，看來低估香港人的智慧。
例如林定國不回應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質疑《國安法》力量無比，其權威和效力都超過本港其他法律，包括可凌駕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自由權利。沒有國際人權專家的認可，限制言論還算合理嗎？再如批評政府，疫情期間批評「清零政策」弊大於利，或者反對眼下一黨專政促成獨裁，不利中國長遠發展，卻沒有提出建議，又或者建議的效果未必有效，陳國基又會否認為「不愛國」，以至顛覆國家呢？
講好話不如做正事。特區官員若誠心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倒不如做些實事。首先是遵守法律，為新聞界提供官方資料。終審法院去年六月裁定記者蔡玉玲上訴得值，並批評運輸署沒理由禁止「真誠的新聞調查」（如懷疑車主使用車輛作非法行為），作為車牌查冊目的理由。
不過，今年一月以來，運輸署反而加強戒備及審查，規定新聞工作者申請車牌查冊時，須以「例外情況」申請，並需要運輸署長信納有關申請符合「重大公眾利益」。因此，署長要求記者詳細解釋他們索取的資料符合甚麼公眾利益，又是否非此不可，導致申請過程異常漫長。根據香港記者協會記錄，今年至三月底，共有16宗申請，但至今沒有一宗獲得批准。一個歡迎傳媒批評的政府，會這樣手緊嗎？
其次是不再無理攻擊傳媒，讓新聞界安心工作。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批評《明報》尊子漫畫，正是一例。事緣政府要求立法會預留52億元，替紀律部隊添置先進通訊器材，尊子漫畫借題發揮，諷刺通訊系統改善之後，可以捉拿更多疑犯，有需要多起兩座監獄，聘請更多獄卒，遂借漫畫人物的口，要求撥款增至200億元。保安局長不知諷刺與幽默為何物，自然破口大罵，指漫畫帶有誤導的指控。
這類官方批評不是第一次了，但鄧炳強今次責罵後大約一個月，尊子漫畫停刊。由批評到停刊之間，政府官員有否面見《明報》高層，曉以大義，不曉得，也不重要，因為鄧炳強早已表明立場，因此《明報》的停刊決定，他顯然喜見樂聞，但傳媒中人只感到空間進一步收縮。
最後是阻止「不可抗力」日漸強大。新聞自由只能存活於活潑自由的公民社會，但當下香港，記協主辦音樂籌款晚會，因為「不可抗力」被迫取消，一拳書館為一間學校籌辦推理小說展覽，因被匿名投訴，臨時無法舉行，而見山書店結業前，遭到此起彼落的投訴，引致不同政府部門調查，令經營者疲累不堪，知難而退。倘若政府無法遏止「不可抗力」對公民社會組織的干擾，甚至淪為被它利用的工具，又如何保障新聞機構和記者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
要改善新聞自由的環境，特區當局無須問傳媒和市民，而是反求諸己，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from RFA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tym-05022024081511.html
不過 ，此地無銀的官話並不能洗白歷史。北京於2020年領令於七月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遭逢劇變。例如《壹傳媒》集團連根拔起，《立場新聞》被迫結業，兩間傳媒的多位高層被當局按《國安法》或《煽動法》起訴，至今官司未了，由此掀起的寒蟬效應，直接窒礙傳媒表達民間異見的聲音。
高官真的不察《國安法》對自由的破壞力就是無知，但若心知肚明還來鄭重聲明，以為官方澄清過後，新聞自由便雨過天清，若不是敷衍了事，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正是他們也發覺《國安法》不斷被人質疑過份侵害言論自由，壓縮傳媒批評的空間，他們才會連番發話，否則豈非多此一舉？
他們的自知之明，也可從他們的說話看到。律政司長林定國強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不是說現在的限制不會比過去多，而是在他眼中，新加的限制合理，所以便沒有「額外不合理的限制」。又如政務司長陳國基表示「重視善意批評」，但需要「提出一些有效、有建設性的建議」，政府才會歡迎。官員咬文嚼字，無人可以阻止，但若相信加些形容詞便可以贏取市民信任，改變對《國安法》的看法，以至令大家放胆批評政府，看來低估香港人的智慧。
例如林定國不回應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質疑《國安法》力量無比，其權威和效力都超過本港其他法律，包括可凌駕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自由權利。沒有國際人權專家的認可，限制言論還算合理嗎？再如批評政府，疫情期間批評「清零政策」弊大於利，或者反對眼下一黨專政促成獨裁，不利中國長遠發展，卻沒有提出建議，又或者建議的效果未必有效，陳國基又會否認為「不愛國」，以至顛覆國家呢？
講好話不如做正事。特區官員若誠心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倒不如做些實事。首先是遵守法律，為新聞界提供官方資料。終審法院去年六月裁定記者蔡玉玲上訴得值，並批評運輸署沒理由禁止「真誠的新聞調查」（如懷疑車主使用車輛作非法行為），作為車牌查冊目的理由。
不過，今年一月以來，運輸署反而加強戒備及審查，規定新聞工作者申請車牌查冊時，須以「例外情況」申請，並需要運輸署長信納有關申請符合「重大公眾利益」。因此，署長要求記者詳細解釋他們索取的資料符合甚麼公眾利益，又是否非此不可，導致申請過程異常漫長。根據香港記者協會記錄，今年至三月底，共有16宗申請，但至今沒有一宗獲得批准。一個歡迎傳媒批評的政府，會這樣手緊嗎？
其次是不再無理攻擊傳媒，讓新聞界安心工作。保安局長鄧炳強公開批評《明報》尊子漫畫，正是一例。事緣政府要求立法會預留52億元，替紀律部隊添置先進通訊器材，尊子漫畫借題發揮，諷刺通訊系統改善之後，可以捉拿更多疑犯，有需要多起兩座監獄，聘請更多獄卒，遂借漫畫人物的口，要求撥款增至200億元。保安局長不知諷刺與幽默為何物，自然破口大罵，指漫畫帶有誤導的指控。
這類官方批評不是第一次了，但鄧炳強今次責罵後大約一個月，尊子漫畫停刊。由批評到停刊之間，政府官員有否面見《明報》高層，曉以大義，不曉得，也不重要，因為鄧炳強早已表明立場，因此《明報》的停刊決定，他顯然喜見樂聞，但傳媒中人只感到空間進一步收縮。
最後是阻止「不可抗力」日漸強大。新聞自由只能存活於活潑自由的公民社會，但當下香港，記協主辦音樂籌款晚會，因為「不可抗力」被迫取消，一拳書館為一間學校籌辦推理小說展覽，因被匿名投訴，臨時無法舉行，而見山書店結業前，遭到此起彼落的投訴，引致不同政府部門調查，令經營者疲累不堪，知難而退。倘若政府無法遏止「不可抗力」對公民社會組織的干擾，甚至淪為被它利用的工具，又如何保障新聞機構和記者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
要改善新聞自由的環境，特區當局無須問傳媒和市民，而是反求諸己，問自己可以做什麼。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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