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9 February 2012

重庆模式惨败, 广东模式悄变调- 王薄内讧, 中共生存危机下的规则改变

        王立军事件的爆发,戏剧般地结束了延续几年的、发生在以“唱红打黑”为手段的“重庆模式”的创造者薄熙来与主张“民主与法治”的“广东模式”的汪洋之间的内斗,结果以薄熙来的惨败而告终。而广东突然宣扬“唱红打黑”。有分析认为,无论是代表血雨腥风“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还是为使中共苟延残喘标榜“民主法治”的“广东模式”,那都是为了夺取和维持政权、享受对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每一次规则的改变,都是在合法性和生存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的。

汪洋与薄熙来是两个中共体制内个性、思想方法截然不同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等为代表的江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而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则劲推汪洋的“幸福广东”。而被称为“王储”的习近平的态度一直不明朗。

就在中共内部,“薄汪”两股势力扭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之际,重庆的“打黑英雄”王立军与薄熙来发生内讧,导致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提交了可致薄熙来于死地的机密材料,举世震惊,从而使“薄汪内斗”最终演化为中共最高层的“江胡斗”,戏剧性促使美国政府卷入其中。

然而滑稽的是中共为维护表面的平静,让薄熙来在重庆搞起了“和谐”,而汪洋却在广东搞起了“唱红打黑”。这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闹剧正在热演中。但无论其规则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保持对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王立军事件标志着薄熙来及“重庆模式”的惨败

        导致薄汪之争薄方惨败的关键是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提交给美国有关薄熙来的6条罪状。

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在对广泛流传的王立军抛出的有关薄熙来6条罪状分析后指出,从目前各种已被证实的消息的相互印证来看,这份匿名爆料的材料有相当的真实性。更令中共难堪的是,目前这些资料均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明确表示无意与中共私下交易这一资料,而且还故意显示这一资料对中共的致命作用。

这六条罪状中,除第一条“薄熙来及其家属历年贪腐的证据”在人人皆贪的中共官场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外,其余的5条,条条都可致薄熙来于死地:第二条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收买军队高层的证据;第三条薄熙来指示处死文强等重庆高官及下令逮捕李庄的证据;第四条得到江支持的薄、周联手搞掉习近平密谋夺权的计划与证据;第五条薄掌握实权后计划制造民意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以胡温派系、民间资本家、异议人士、宗教异议者为清洗对象的文革式政治运动,“不惜牺牲50万人,也要确保红色江山不变天”的证据;第六条薄熙来指示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录音、密件等)及政法系统下达的对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的镇压文件。

上述所透露出的六条,尤其是血腥的清洗计划一旦得逞,不仅中共高层的胡温派系、习近平派系将遭到大清洗,民间的大屠杀也将在所难免。这就是薄熙来宁可冒“军事政变”和引发国际争端的风险,派遣70辆警车跨境四川、包围美国领事馆、拚死抢夺王立军的原因。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27日在BBC上也发表文章称,作为参与创造“重庆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立军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最不信什么“重庆模式”,以“唱红打黑”著称的重庆从根本上讲是最不安全的。

重庆的“唱红打黑”

        2007年12月,因为迫害轮功、镇压国内异议人士,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在国外访问期间东躲西藏,到处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无法履行商务部长的职责,被胡温贬到重庆任市委书记。

显然,不甘寂寞、心胸狭窄而又野心勃勃的薄熙来不会就此罢休。被贬至重庆后,为了抓住重庆市原领导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摆平胡锦涛,也为了在2012年的中共18大入选常委,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理,自2008年就搞起了“二次文革”,严控、打压、震慑当地媒体,竭力收买海外媒体,依靠“唱红”,麻醉了部份具有“文革”情结的人,摘取人的灵魂;依靠“黑打黑”、模仿毛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策略,铲除异己,包装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抢夺民企财产上千亿,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和政治迫害。

据重庆当地媒体2009年披露,仅仅在2008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月内,重庆打击黑恶案件32,771起,侦破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起,逮捕9,521人,打掉团伙92个,使整个城市全部看守所爆满,而黎强,文强等人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

显然,薄熙来的这一系列抓捕,尤其是对文强、黎强等人的抓捕,是薄熙来与汪洋和贺国强的明争暗斗,以反腐倡廉为藉口,收集对方的材料。在这一波的内斗中,中共太子党薄熙来似乎占据了上风,并得到了中共江派人士的力挺,迷惑并赢得了国内相当一部份民众。

但海内外的众多评论家却不这样认为。如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曾表示,薄熙来的这一套,尽管影响很大,但很多人还是比较反感,尤其是有历史经验、中年以上的人,文革就是红色道路一次最大的灾难。所以现在再要走红的、左的道路,那完全是历史的倒退。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黑打黑”完全就是毛文革的再现,恰如毛文革期间共产党内部的血腥内斗,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贺龙等等一批所谓“革命功臣”在相互间的内讧中惨死。

广东的“改革”与“放权”

        与薄熙来被免去商务部长贬往重庆任市委书记的同时,汪洋则由重庆市市委书记转任经济大省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与心狠手毒的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相反,汪洋则在广东搞起了“民主法治”。

汪洋的广东,在一定的程度、一定时期内,曾有限地解除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力。姜维平曾乐观地认为,汪洋在广东宽容地鼓动老百姓“骂娘”,对“小悦悦事件”这一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做为中共省委书记的汪洋也曾公开地表示同情和反思。并试图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增城骚乱”,“潮州事件”、“小悦悦事件”及“乌坎事件”上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民主政治。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则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汪洋提出来要局部的、有限的开放新闻,现在政治改革上也有一点松动的表示,这说明汪洋领导的广东省的这个团队,是比较清醒、比较现实的政治路线,他不走红色道路。那当然是好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这还是比较符合整个国家很多人的想法的。

但也有中国问题专家却认为,汪洋大谈改革,明显跟十八大权斗有关。汪洋显示出一些改革的姿态,发表了一些“放权”的谈话,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未触及实质问题。

著名评论家存中剑则尖锐地指出,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之后,中共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最近终于通过媒体大唱“改革”高调。中央级别的有新华社发文《从春天再出发》、《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以及人民日报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等与官方媒体相呼应。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走邓小平权贵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占了上风,压倒了由薄熙来扛旗的走毛泽东共产原教旨主义路线的造反派。然而这一切既是放风又是试水的小伎俩,无非打着早就发霉变臭了的“改革”招牌,换种花样忽悠人民。说穿了还是继续击鼓传花,想要把胡氏“河蟹社会”进行到底。

薄熙来由“唱红打黑”到“民主法治”的转向


        预感到王立军被中央调查,今年1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突然开始转向,从之前的“唱红打黑”换招到“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再到“民主法治十五条”,试图改变其极“左”形象。

薄熙来突然间破天荒地强调“为民”是核心,畅通民意是起点,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扩大基层民主,加强民主监督以提高官员选用的公信度。有分析指,薄的突然转向,其目的是为了打造自己拥护改革和民主的形象,改变“极左”的形象,安抚那些担忧他上台之后会搞“小文革”的声音。

姜维平在《薄熙来破坏法治的新动向》一文中曾讽刺道,虽然薄熙来能言善辩,但即使换上了赵本山的小马甲,人们也足可预知,如果他十八大上位得逞,中国将进入无法无天,倒退动荡的年代!

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共高层为了维护其表面的和谐、试图将王立军事件消声,仍然给予了薄熙来一定的自由,这又给了薄熙来一次利用媒体做可能是最后挣扎的表演机会。在自以为合适的时机,仍不忘兜售他的“唱红”。如,近日薄熙来借部署“314”向胡锦涛隔空示好后再度发力,高调会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及雷锋战友,借“学雷锋”重提“唱红”,并陪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看了一场红歌表演。

但薄在其它所有场合,均前所未有地向胡锦涛献媚。据《重庆日报》报导,2月24号在薄熙来主持召开的重庆市委常委会议上说,胡锦涛的“314”总体部署是“重庆发展的总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不敢再如以往强调“唱红打黑”,而是频提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强调共同富裕。

广东模式变调:汪洋由“民主法治”向“唱红打黑”转变

        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正当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落马之时,与“重庆模式”不咬弦的“广东模式”领军人物汪洋却高调打黑,不仅媒体大量报导,而且声称要深挖黑社会,“直捣黄龙”。

更有趣的是,广东不仅搞起了“打黑”,还唱起了“红歌”。近日,在广东珠海大会堂,广州中共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在此献演“红歌”情景演唱会。据悉,广州中共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的成员均为所谓的革命前辈后代“红二代”组成。有舆论称,中共高干子女提倡唱红,是别有用心,是为了强调“江山继承权”的合理性,为了继续保持和扩大谋取 利益的特权。

新华社报导说,2月9日,汪洋主持广东省打击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三打两建”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此次行动要破除一切障碍和阻力,打掉涉黑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非法犯罪土壤,还市场一片净土。

姜维平在《“打黑英雄”落马 汪洋何以高调打黑》一文中分析说,这可能不是汪洋偶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受命于中南海高层,他明确显示的信号是:高压维稳的既定方针不变,王立军的倒台,不意味着重庆等地的因为打黑“黑打”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会在短期内得到纠正。这对热盼中共自我否定“唱红打黑”,进行自上而下政改的人士,是当头猛泼一瓢冷水。大有为王立军接力的味道。这真是有点蹊跷和诡异。

中共的专制政权得以维护的基石就是两块,一是欺骗,一是严打。显然,中共的“打黑”连累了自身和嫡系,引起了内斗火拚,闹成了惊天动地的国际事件,尽管王立军已被中共政治体制所丢弃,但维护专制统治的法宝,绝不能丢,剩下的就是欺骗。

德国之声也对广东的“唱红打黑”评论说,汪洋在王立军事件波谲云诡,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入“常”规划阵脚大乱,形成十八大换届接班前的政治风暴之际,突然高调宣布打黑,政治目的耐人寻味。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都将以惨败收场

        王立军事件的突然发生,结束了持续几年的为18大升官、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腥风血雨般的“薄汪斗”,结果以薄熙来的惨败而告终。这场荒唐的内斗中,内斗双方轮番举着“唱红打黑”与“民主法治”的两个招牌,在中共内斗史上留下了荒唐的一页。

《纽约时报》特约中国专栏作家、现年84岁的贝拉先生最近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表示:“要(中共)抛弃法家与毛的思想会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整个毛掌权的时代早已根深蒂固,”“毛的照片还在天安门上,共产党试图将毛泽东思想分出好和坏的部份,但是对不起,这不行,必须要抛弃整个思想。”

贝拉先生认为,中国民众在道德层面似乎没有归宿感。事实上很多中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笑话,没有认真对待它。

他说“我认为中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毛泽东是个怪兽,他是历史上最恶劣的人之一。”

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则进一步分析指出,从现有迹象看,中共想从两方面采取保命措施。一方面,中共首度公开承认不改革就会亡党,力图用改革再度在民众中制造幻想,苟延残喘。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章,提出二个宁要: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称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只会让危机跑在改革前面,最终酿成更大危机。同时,中共在互联网上首度解禁赵紫阳,重新勾起人们平反六四的幻觉。这说明中共确实感到政权不稳、面临垮台的威胁,不得不拿出最后的护身符。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刘淇昆则表示,中共在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摇摆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八大召开前,中共十八大前党内高层斗争的激化,说明哪一派目前都不是处于绝对优势,才会出现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然而中共不管唱红脸还是唱白脸都是一种手腕,都是想延续一党专制,维护当前的既得利益。

正如《九评》“评共产党是什么”中所阐述的:在其(共产党)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十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

中共解体在即。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这就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选择。

(来源: 大纪元2012年0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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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看媒体如何布局推动“民资春天”——私人资本突然被支持进入铁路等领域的背景分析

一、

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时宣布:

“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同时“推进投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力求取得新的突破”。

对此,有人不禁欢天喜地:“中国民间资本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事情的发生看似有些突然,其实早有征兆。这首先得从国有企业近年来所遭受的舆论“围剿”和私企所享受的关怀谈起。

当前,经过媒体学界持续不断地宣传,国企几乎已遭到全民唾弃,沦为过街老鼠。国企罪名主要如下:国企钱赚得比谁都多,但凭借的不是竞争力,而是垄断地位;国企挤占了私企的生存空间,这叫国进民(资)退;私企的利润都被国企夺走了,老板们也就无法提高员工的收入,加剧了贫富分化;不光工薪阶层受穷,老板群体也一样,这就叫国富民穷或官富资穷。因此,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或盈利领域,让私企独享,这叫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与强梁霸道的国企相比,私企老板也变成了“弱势群体”,就跟为其打工的白领蓝领各式民工一样,成为需要“救助”的大熊猫了。

这套逻辑貌似有理,其实是讲不通的。

二、

抛开白猫黑猫、姓社姓资不谈,当下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被大大低估了。

首先,国企多数并非是垄断企业。比如,钢铁行业既有沙钢这样的民企表现不俗,也有国企宝钢等当仁不让。没有垄断作靠山,国企照样混得开。J-20隐形战机,难道不是国企研制出来的?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既有如雷贯耳的私企三一重工,更有大名鼎鼎的国企徐工集团(另一家中联重科过去是国企,现在不知改制情况如何)。私企华为公司在全球电信市场上斩将搴旗,国企中兴通讯也一样能够摧城拔寨。国企上海振华港机集团公司,其产品垄断了全球港口机械80%的份额,这难道是因为发改委的手连旧金山鹿特丹也给罩住了?

垄断企业中,国家电网与高铁(后文有详述)就不说了,即使那饱受诟病的三桶油,也不是尸位素餐,起码他们保证了中国石油的供应,而且同时保证了油源的多样性。像苏丹和安哥拉,自然条件不说了,遍地都是地雷,西方企业都懒得去或不敢去。中国企业却能做到在那种条件下把石油采出来,同时又能保证足够的低成本,没有个金刚钻,他敢去揽这个磁器活吗?

北大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最近竟然代表西方(不止是自行的还是授意的)抱怨中国国企在海外扩张太快,将招致抵制。话音刚落,三峡集团就成了葡萄牙最大能源企业的头号股东,沙特也邀中石化共建大型炼油厂。抵制何在?还担心不来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不赚钱,就说你无能低效,该分掉;你赚钱了,就说你与民争利,也该分掉。正反得要你死。

当下国企竞争力现状及其被低估的原因,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近期即将发表,内容除了前述,还包括近年来国企如何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兼并重组,中国官员为何比其它国家的更擅长管理企业组织科研,国企利润如何为全民所享,等等,届时再请读者们指教,本文暂不赘述了。

三、

国企竞争力被低估的同时,私企的盈利空间也被媒体刻意低估了。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论国企私企,都是这一增长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能够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企业普遍存在竞争力;反过来,一家企业,只要不是过于差劲,那也总能够被大环境带动着前进,生存下去不会太困难。

私企其实是春风得意,根本不像媒体宣扬得那样捉襟见肘度日如年,尤其是最近数年来,外国老板简直对中国同行妒嫉的得要死。国家统计局最近披露,2011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16.6%,股份制企业同比则增长30.3%,私营企业同比增长更是高达44.3%。

除了利润高涨,私企相比国企在税负方面一直享有优惠,同时私企还更容易逃税。这一点妇孺皆知,三十多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明明是老大(国企)好使唤,当爹的就多让它交税,老二(私企)不好使唤,当爹的就任由他偷漏税,可媒体偏偏报道说当爹的偏心眼,净给老大补贴。像《南方周末》,就公然鼓励企业偷漏税(2011-11-3,《给中小企业降税是一种政治智慧》)。到了2011年底,受尽窝囊气的老大忍无可忍,捅破了窗户纸:“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专访李荣融:国企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30日。注意编辑记者们玩弄的花招,李荣融明明是在为国企鸣不平,可非得被加上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标题“国企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

陈志武为了证明老板们税负重,瞎话张嘴就来:“今年美国财政收入为GDP的14.5%,财政赤字为GDP的12%。相比,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22%,赤字3%。如果美国税收也达到中国水平,财政赤字就降到4.5%,跟中国差不多。美国与中国财政状况之别,完全源于国富民穷与藏富于民之制度差别。”

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微博上反驳道:“陈教授有权利和自由从各方面去论证美国好中国坏,但用明显扭曲的数字去证明就过分了。美国联邦一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只有百分之十几,但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之比就到百分之三十之上了,这还不算每年的巨额赤字。我们可以爱之深恨之切,但如果不实事求是,反而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问题是反向的累进税,“累退税”,穷人交的多,富人交的少,财产税迟迟没有开征。解决办法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结构性增税(贾康不久前也提出了这一说法),即多向富人征税。陈志武们力推的减税政策,三十多年来已经把美国祸害成了1%富99%穷,实际上是要中国进一步劫贫济富。

明明是钱赚得比谁都多,税交得比谁都少,可媒体偏偏报道说“资不聊生”,私企都要揭不开锅了(详见后面的论述)。这样一来,老板们问政府索要补贴减税也就义正词严,不给员工涨工资也就理直气壮。相对于企业飞涨的利润,员工的工资涨幅如此之小。只有资富劳穷,何来国富民(资)穷?老板们叫嚷国富民穷,无非是想借此推卸自己不提高员工待遇的责任,进而让生活改善缓慢的白领蓝领将怒气全都发泄到政府和国企头上。一箭双雕,攻防兼顾(参阅拙文《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

至于抱怨国企与民企争利,也是毫无道理。首先企业与企业之间,并非是有你无我的零和博弈,国企发展了,相应的上下游私企难道不会受益?据闻,江浙一带的私企,最近就有好多争着要国企来入股的。其次没有“争”,何来进步的动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优胜劣汰正是市场经济的优点嘛。沙钢宝钢并存,未必不如沙钢一家独大好。当然也要注意到,三十多年来,老板们凭借压榨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而大发其财,这也造成了部分私企不思进取的心态,总想赖在血汗工厂的路子上一直走下去。有的想另辟蹊径,无奈自己除了当吸血鬼没别的本事,拿机器代替工人的苦差事他们干不了,于是乎便去搞投机,无所不炒。国企近十年来则普遍地进行了技术升级。抱怨国企与民企争利,这首先是媒体的刻意夸大,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某些不思进取或本事有限的私企的情绪。这些嗜血企业,死掉活该。

媒体还总抱怨国企比私企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其实,私企要是能保证不会发生像温州老板“跑路”那样的情况,贷款是一样容易获得的,毕竟银行离了贷款也赚不了钱。凡事皆有利弊,私企有自己的优势,不过也不可能把所有好处都给占了。即使是一家私人银行选择贷款对象时,在国企私企之间,也未必不会不青睐前者。

本来是国进资进,双赢互动,你捞你的,我赚我的,一起发财,何来国富民(资)穷、国进民(资)退?可现在却闹得水火难容、不共戴天了。井水河水,白猫黑猫,相煎何急?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国富民(资)穷、国进民(资)退竟然成为舆论共识,完全是媒体、学界以及掠夺资本这一联盟刻意歪曲报道炒作的结果。

四、

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媒体学界的煽风点火看得很明白,2011年年末他坦言道:“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

“民间”资本中,牵强点说,常规一些的,像华为三一之类的,吃的是技术饭和成本饭,挣的是辛苦钱(与后面一类相比),这些企业的老板也少有像某些房地产商那样成天泡在微博上去怨天尤人。有的呢,却相反,除了劫掠盗窃之外一无所长,总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躺在床上赚大钱就是他们的理想。

三十年来,国退民进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最近这两年稍有中断或放缓,就被这帮人夸大为国进民退了。本来他们已经捞得够多了,可是却贪得无厌;胃口能撑破天,无奈自己一点正经本事也没有,于是乎就赖国富民穷妨碍了他们过好日子。早就有人指出,这帮人要求宪政,无非是这样一来,当年的赃物就可以“既往不咎”而神圣不可侵犯了。这不无道理,不过有些小瞧了他们的胃口。国企这几年做大做强了,他们垂涎不已,政府却碍手碍脚,磨磨蹭蹭地不把这最后最大的肥肉塞进他们嘴里,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向往宪政、渲染国富民穷的那种兴奋劲儿。表面上披着反权力的外衣,骨子里却净想着寻租;自己捞得比谁都多,却指责别人是“既得利益者”。另外,当前官员群体里的某一些,盯着手里金山银山般的 “央企帝国”,保不准也想跟他们里应外合重新掀起第二波改制大潮,好过把书记变老板的瘾呢。

中国的媒体、学界与掠夺资本早已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一联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派”。“自由派”又可以被称作“怨妇党”,在他们眼里,天底下没有谁不欠老板们的。白领蓝领雇员对不住老板们呀,他们竟然要求涨工资、拿加班费!政府对不住老板们呀,竟然不让他们偷漏税!国企对不住老板们呀,钱都被他们赚走了!银行对不住老板们呀,竟然因为老板们老去澳门赌博就不再贷款给人家了!抱怨工资上涨、税负重、贷款难、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这就是中国媒体学界2011年的首要工作内容。2011年8月下旬传出消息,相对关照工人的《工资条例》近期将没有出台的可能。对此媒体反应平淡,这跟对老板们的关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只是指责白领蓝领仇富,现在连官员都不中他们的意了:“谨防官员仇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样的白眼狼真是旷世难寻。“自由派”党羽《中国青年报》编辑童大焕为老板们鞍前马后效劳时,便将2011年概括为“中国民企怨妇年”。如此恬然不以“怨妇”为耻者,不知是否空前绝后。

“怨妇党”对国企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攻击,胡舒立领军的媒体——从《财经》杂志到现在的“财新传媒”——就是其中的急先锋。胡舒立号称是“揭黑英雄”,不过笔者认为称其为“抹黑英雄”更符合事实,2011年堪称其掌管的《新世纪》周刊等媒体对国企的抹黑年。当然除了国企,像“支付宝”这样的私企在与外资发生冲突时也曾遭受胡舒立的敲打。2011年8月“支付宝”老板马云称自己“最讨厌的是留在公司拿着钱占着位,毫无建树并天天抱怨并不相信这公司的人”,可能就与此有关。“毫无建树并天天抱怨”!胡舒立之类的媒体人的确是这样一群一无所长却专挑别人毛病的怨妇,比如,当他们的编辑涉足评论产业升级这种需要真才实学的领域时,就会暴露出他们麒麟皮下的马脚来:空洞,干瘪,乏味,且信口开河杜撰(美国长期的高科技投入即将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事实而已(参阅《“世界工厂”亟待转型》,《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2期)。

众所周知,胡舒立是抹黑高铁的带头人,不过其抹黑的对象,可不仅仅是高铁。

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在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创新已领先世界,这令抹黑英雄怀恨在心:“特高压之于国家电网公司的重要性,恰如高铁于铁道部,抑或更甚。”链接出处《新世纪》周刊一方面攻击特高压技术不过关——这一攻击已被实践所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忧心忡忡,公然以反垄断为借口来反对技术创新和进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灾难后,充分展示了私企的自私与无能,而民众与政府则无权干预私企内部事务,为此日本不断有人要求将东电国有化。可《新世纪》周刊在报道时,反倒以此来影射国家电网。幸亏国家电网没私有化,否则东电那样的事故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另外,国家电网不像铁道部那样倒霉,抹黑英雄于是一时未能得逞。

抹黑英雄们现在连地铁都不放过了,要求“地铁大缓建”。

2011年春节过后,媒体便对高铁进行了集中轰炸。高铁成了众多媒体和学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无非是因为:

首先,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最多才时速三百公里左右,你们怎么敢把他们甩下一两百呢?接受“普世价值”的难道还不如你们这群专制奴才了?上帝的羔羊难道还不如你们这群无信仰的土鳖了?其次,你们这群国有资本的职业官僚把私人资本家比下去了,这让我们这些哈耶克的信徒情何以堪?能不想灭你吗?再者,除了恨还有眼红,高铁做大做强了,就更愿把你给搞臭了:早有张大经济学家指出,有盛宴一桌,我一个劲地朝它吐痰,别人恶心不堪躲开了,不就白白被我独占了嘛!天公作美,铁道部今年恰逢多事之秋,温甬动车事故为吐痰党抹黑党提供了最佳时机。在将高铁贬得一塌糊涂后,媒体学界进一步又炒作高铁投资过大已资不抵债,以为将来染指高铁制造借口埋下伏笔。

五、

诡异的是,2011年有力影响中国走向的两件大事,竟然都发生在了温州。温甬动车事故发生后,经过媒体铺天盖地般的轰炸,国企和本国高端产业的的形象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官方干预经济的成就。

2011年盛夏,东莞零星工厂倒闭,媒体便企图大做文章,无奈效果有限。到了秋天,温州发生了所谓的老板“跑路”风潮,媒体如获至宝。与对国企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相反,媒体学界此时却立即变了一副面孔,换了一套标准,一致高呼“救温州就是救中国!救温州就是救市场!”少数老板不务正业乱搞投机以至于玩火自焚,这本来不光彩,可是经过怨妇党一歪曲,舆论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少数企业的困难被夸大成了普遍想象,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反倒比深陷危机的欧美世界更接近崩溃边缘;高利贷玩砸了,竟然只有靠将其合法化来解决;跑路的无赖罪犯们,地方政府和银行竟然请他们回来,不予法办反而追加贷款,卑辞厚币!投机奸商,本来是过街老鼠,应该人人喊打;结果呢,现在倒成了宠物狗流浪猫,应该享受呵护救助了,成了国宝大熊猫,需要保护了。2008年,美国救华尔街和底特律,好歹有个借口:大到不能倒。温州的那几个小投机商,竟然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华尔街和底特律的寡头们还不羡慕得要死。

在这种风潮下,巡视温州的领导人便要求银行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市场原则强调优胜劣汰风险自负,“救”,恰恰是助长腐败,破坏市场。再说,在当前中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淘汰掉部分落后企业也属正常,否则中国将永远吊在血汗工厂这棵树上。至于那些跑路的老板投机商,更是赖账的罪犯,不去法办而去“容忍”他们、救助他们,成何体统?老板们跑路后遭欠薪的工人,你们怎么不去关心呢?去年富士康十三跳时,你们怎么不去救工人呢?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才腐败到私人企业向政府索要救助的程度,中国这才三十多年,就已经后来居上了。

怨妇党没忘记趁机倒打一耙。许小年认为,“【温州危机背后的原因是国进民退】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资金没有出路,涌向看上去赚钱容易的金融。

岂有此理!多年来,华尔街投机泛滥成灾害苦了美国,难道也是被美国的国进民推逼迫所致吗?投机是资本的天性,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搞实业多辛苦呀。能投机就不搞实业,多数人如此。自己又贪又懒又笨搞不了实业,就别赖国企了。

多重标准,厚此薄彼,大骂国企、无视工人、救助跑路逃犯的“市场派”,其实是有条件的市场派。正是“市场派”绑架了中国,绑架了市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从鼓噪补贴减税为私企纾困到号召救助温州奸商逃犯,从宣扬中国国富民穷而美国国穷民富(美国人却说自己是1%富99%穷)到煽动移民,从夸大地方债务危机到控诉“保障房大跃进”,从攻击国家电网到诅咒高铁,从否定“四万亿投资”到借通货膨胀制造恐慌(南方周末:“在涨价的日子里”,乍一看这些照片还以为说的是1948-1949年的上海南京呢),从刻意歪曲事实到不惜靠谣言造势,经过媒体学界的联手布局,成功地促成了这样的全国性舆论:“国企是万恶之源,私企备受排挤是弱势群体,不对国企开刀,民不聊生,资不聊生,中国即将崩溃!”

六、

媒体舆论高压下,效果逐渐显现,变端开启了。

10月31日,抹黑高铁的媒体先锋就开始造势:“消息人士称,铁道部甚至连铁路项目投资控股权也有意放开。”11月6日,继中石化中海油之后,中石油组建集团董事会,“一位央企高层称,随着董事会的组建,中石油将开始由国有独资向股份化转变,不排除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实现集团整体上市”。11月9日,发改委突然敲打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央视紧密配合。12月10日,国资委宣布今后要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两类。12月14日,继铁路站段拆分改革后,铁道部内部的核心机构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原铁路运输局下基础部和装备部按照专业领域被分别拆分。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拖到了12月12日至14日才举行,减税成为此次会议送给私企的礼物。据闻,当年倡导向国企吐痰的那位经济学家也成了此次会议的座上宾。

终于,12月15日高潮降临。现在不光允许你注资,同时还给你提供金融便利。可得大干一场了。

贱卖国资化公为私,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们早就领教了。对于怀揣着与当年顾雏军同样理想的那类人来说,这怎能不是“春天”呢?今日的顾雏军们,沐浴着春光,准备大快朵颐了!辛苦了这么多年,痰没白吐,就剩据为己有吃干喝净啦!温甬动车事故发生后,某报纸(南方都市报)开香槟庆贺,现在,恐怕他们除了开香槟,更得放礼炮了。

12月23日,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铁道部长盛光祖宣布因基建规模过大,2012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将压缩至4000亿元,比2010年整整减少3000亿元。可是就在此会议前一天,探听到风声的地方官员却成群结队般涌进了铁道部大楼,为阻止本地高铁项目因投资压缩被砍掉而做最后的游说。http://www.ce.cn/cysc/jtys/tielu/201112/24/t20111224_21090369.shtml正当地方官员在为渝新欧之类的高铁项目将带动中西部发展、并有可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高铁怎么就成了遭弃的敝履呢?新中华帝国的思想先驱王小东扼腕道,在全球经济渐趋萧条的环境下,正应该大上高铁、保障房等项目来刺激经济(相应的通胀问题另外解决),否则悔之晚矣。

12月25日,最新型的高速列车在青岛南车四方股份公司下线,预计时速将超过500公里。微博上许小年对此咬牙切齿道:“打肿了脸,还要充胖子,用纳税人的钱,挽回自己的名声。”许先生,人家南车是家企业,也是纳税人,自行研发高速火车来赚钱,咋成了“用纳税人的钱”“充胖子”了呢?您那教授头衔是怎么混上的呀?

已得到减税补贴、金融优惠和允许染指高铁等大礼的老板们,喜讯连连。12月23日,广东省人社厅透露,将推迟明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有专家说在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成本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此举将加剧民工荒。看来,只管做大蛋糕不管分好蛋糕的传统将继续发扬,只要工人不加倍上演“十三跳”,工资就只能原地徘徊。

已经不知祸害了多少国家的世界银行,1月11日发布报告,要求中国的铁路改革要借鉴国际经验。应声虫胡星斗赶紧附和道“外国资本、民营资本”不仅要“进入”铁路,还得要拥有“支配权、自主权”。

岁末年初,就连《环球时报》也来赶时髦,接连刊发文章表示对私企和富人的关怀。其中有一篇文章《国企应成“先富带后富”主力》(2011-11-10),公然要求国企替私企交纳社保基金。果真如此,私企老板们就不用辛苦打拼了,躺在床上拿补贴就得了。“财新传媒”和《南方周末》估计会有所不满:你《环球时报》咋也来抢我们的生意呢?

1月6日笔者发现一贯敌视国企的陈志武居然已经当上了中石油的独立董事。耗子管粮仓,黄鼠狼看鸡窝,这难道不是在鼓励监守自盗吗?许小年也没闲着,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新一轮私有化后,如何遣散工人以减员增效了:“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链接出处

当然,还是《南方周末》最心细,大过年的也没忘慰问一下个别受委屈的老板: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来为某位因拖欠工人工资潜逃而被判刑的老板大鸣不平。

七、

2011年“自由派”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国富民穷国退民进论、一面是中国崩溃论,一路无阻战果辉煌,那么与“自由派”似乎不共戴天的“(毛)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哪里去了?“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此时正两眼朝天,根本无视或无力回击“自由派”打出的组合拳。

长期以来,“左派”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死搬硬套世界体系论或中心外围论的逻辑,一方面依旧将日渐衰落的美国看得强大无比,另一方面则如鸵鸟般对中华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后来居上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此的批驳可参阅拙文《中国是小姑娘还是钢铁巨人?》、《美国就不怕军备竞赛吗?》)。过去的理论依据是,只要一入世,那么民族产业就将全军覆没。直到现在,如韩德强、贾根良等人还在坚持要求中国退出世贸组织,果真如此的话,美国人得烧高香了。不过事实摆在那里,硬说中国产业不是在全球扩张而是被外资吞并,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幸好最近几年来“货币战争”“金融战争”论的兴起,又为“(毛)左派”和爱国人士门输送了新的理论弹药。“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因为是“虚拟”的,说不清道不明,更便于各路大仙们任意发挥充分利用,因此威力无穷。“美国正在打响灭亡、肢解中国的最后一枪”,“中国已被美联储、罗森柴尔德家族或共济会玩弄于股掌中”,就是这类理论的核心。美国反正都是如来佛,即使美国跌入危机,那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在给中国下套子,2008年10月30日,“乌有之乡”的精神导师张宏良在《别总想着发美国的国难财》一文中的判断堪称经典:

“全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则都是由美国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危机转嫁通道,将损失打向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头上……现在美国的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它的实体经济其实依然强大。实情是,美国破灭的是泡沫,但中国倒闭的多是实体公司,美国的实体公司在收购中国实体公司。”(这跟胡舒立们的论调如出一辙)

老一辈人士何新在这方面也与时俱进,前几天他发微博称:“中国金融危机即将显化,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王小东不解道:“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这意思是说日本故意赔钱?为啥?没明白。”

这些“左派”和爱国主义者,把中国说得病入膏肓(永远外围),把美国说得强大无比(永远中心),无非是想推销自己的“大力丸”(王小东语)而已。

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一样,“左派”和爱国人士也把中国经济形势看得一团糟,堪称“左派”式的中国崩溃论,两种中国崩溃论互通有无相反相成,助长了国富民穷论的泛滥。“自由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投降美国呀!“左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服用我的“大力丸”来发出抵御美国的最后吼声呀!“毛派”,是畏美反美,“自由派”是畏美亲美,双方的共同点是畏美,一体两极而已。双方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容,其实却经常从对方那里寻求理论与材料支持。

2011年4月22日张宏良撰文《中国央行将资不抵债,损失只能老百姓买单——美国再次发出了要兔死狗烹的杀狗信息》。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47066728.html此文的灵感来自于参考消息刊登的“要警惕中国央行的违约风险”(2011-4-20)一文。张宏良对该文大加肯定,可能没有注意到文章作者是有名的亲美反华分子章家敦先生——要么就是对章家敦一无所知。章家敦早因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有以下预言而声名狼藉:“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张宏良作为反美挺华的毛派大将,竟然盛赞亲美反华的章家敦,就好比毛润之与蒋中正、武二郎与西门庆、林教头与高衙内义结金兰一样。真替灵光渐熄的郭德刚周立波们纳闷,他们怎么就不晓得来“南方周末”和“乌有之乡”这片沃土上挖掘素材呢?

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住大经济体当中是最好的,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不容小觑的,只是先富起来的老板们都把蛋糕切走了,给白领蓝领留下的是些微残渣,这就是笔者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概括——资富劳穷(参阅拙文《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左派”因为坚称外资大举入侵民族产业危亡,认为“资不聊生”也就在所难免,可简称之为“洋富民穷”或“美富中穷”论。“自由派”也渲染“资不聊生”,不过那是被国企和重税给压的,即国富民穷。所以二者都认为资穷,都否认资富劳穷才是中国的现实。“左派”对“自由派”的国富民穷论未予重视或无力反击,便与此有关。

2010年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发生后,《时代周报》的主笔(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急忙撰文为资方辩护,宣称国退民进导致企业利润微薄,没法给工人涨工资。某些“左派”则套用“中心盘剥外围”论,声称十三跳事件证明当前中国企业只能沦为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因此工人想改善待遇也不现实。不过郭台铭最后倒没给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辩护士们面子,他指出中国工人的技能是很出色的,物超所值,自己的企业在全球也是具备技术竞争优势的,因此给工人涨工资没问题。(芮成钢对话郭台铭:对富士康事件,我很自责)

仅凭郭台铭这一番话,就足以驳倒“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部理论。

劳穷的事实摆在那里,白领蓝领日益增强的不满情绪摆在那里。“左派”将之归罪于外因——美国的盘剥,这太过于“虚拟”,自己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左派。比如,2010年中国爆发了不少停工事件,国内正式媒体都纷纷予以了报道,而以左派大本营自居的“乌有之乡”反倒对此不理不睬。“左派”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也正在于此,当然这与他们遗老遗少般整日沉湎于历史口水仗也有关。“自由派”归罪于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虽然纯属歪理邪说,但是毕竟把原因放在了内部,于是成功地忽悠了众多怨气冲天却不知根源所在的白领蓝领。“自由派”一时看似声势浩大,除了得益于对媒体的操控,更与此有关。

年末岁初,“左派”和爱国人士们正因韩寒之流有了所谓“转变”以及某些“公知”退出微博而欢天喜地,吐痰党怨妇党则忙着清点一年的具体收获并着手瓜分国企,闷声发大财,偷着乐。

八、

吐痰党们已经抓住肥肉了,只是还没有吞下去。若吞下去了,将会怎样呢?

我们期盼,像当年顾雏军那样拿芝麻换西瓜似的国企收购,不会再出现。

我们期盼,即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后,失去相应利润来源的政府也不会以财政紧张为借口,拒绝再为校车建设拨款,拒绝再考虑减免学费,拒绝再改善工薪阶层的医疗条件。

我们期盼,开启退出高铁能源等领域的进程后,政府不会进一步停止保障房建设,或将其流于形式。

我们期盼,已大捞一笔的老板们不会乘胜扩大战果,将给自己减税却不给员工加薪的做法加以制度化。

我们期盼,那些辛苦打拼的企业不会在看到吐痰者们因低价买得国有资产一夜之间就超越了他们几十年的积累后而醋意大发。

我们不是心理阴暗者,不愿把吐痰者们往坏里想,我们期盼吐痰者注资后的市政领域,煤气和自来水不会大幅涨价。

我们期盼吐痰者入股后的中国铁路,不至于堕落到撒切尔私有化后的英国铁路那样集贪婪自私无能于一身的地步,不至于票价高涨而火车却天天误点处处降速,甚至隔三岔五出轨相撞;我们也期盼自己不至于像某位去英伦旅行的美女主持人那样,伫立在火车站台上看风景,突然间就被撞成了植物人。

当然,我们能做的并非只有无奈地期盼。现在就去阻止吐痰者们吞下肥肉,并非没有希望。

2011/12/20初稿

2011/12/26修改

2012/1/20凌晨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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