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我几乎不再多谈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的经济的方方面面多年来已经反复分析过，再谈已了然无趣。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使职在管理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一年多以来，热衷谈的也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温总理不谈经济谈政治的背后
从去年温相在深圳开谈“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讲，提出“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
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再到今年9月14日温相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不谈经济谈政改，而且具体化为“五点”。尽管一次比
一次的内容更具体，却没有为他赢来更多的掌声。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口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安抚被通胀、失业、腐败、泛滥的特权折磨得心力交瘁的中
国人。
我却从中读出一个悲哀的信息：中国经济已经无可再谈，这无可再谈是因为无药可救。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提振内需；无论是引进外资激活内资还是寻找
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已经无策可施。有人说，温相是为自己身后名声考虑，故此才大谈特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我想这并非全部，实在是因其在副总理与总理任上长达
十几年，药方一剂剂试过，知道已经无药可施。由于中国经济的引擎由政府发动，从总理朱镕基1993年开始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说得好听一点，在“宏观调
控“政策的引导下，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过热—降温——再过热—再降温”；说得难听一点，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政府“纵火—消防—再纵火—再消防”的循环往
复。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如纵火，一旦火成燎原之势，又赶紧调控，于是就出现中国经济界习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经济病根由政府而生，就经济谈经济又有何用？多谈等于打自己嘴巴。这就是温相不谈经济谈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胀为何与中国经济的增长相伴生？
先概述改革以来的四轮经济过热发生时间及其主要特点。
第一轮是1987—1988年，中国这两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1.6%和11.3%，直接导致1988—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
上涨了18.8%和18.0%，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轮是1992—1996年，
6年间GDP增速各年均超过10%。第三轮是2002—2007年，中国GDP连续6年高速增长，其中5年增速超过10%左右。但排除了上涨极其迅速的房
地产等消费品在外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起来却维持在低位运行。第四轮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与房地产过热）则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四、五万亿救
市所致，即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而且主要是政府“过度投资”，而这投资的资金不少来自于银行印钞票，通货膨胀这只老虎终于被放出笼子。
如果要追溯根源，中国今天难以收拾的通货膨胀，以及难以改善的经济结构，就是在第三轮经济过热时埋下的。说起来有几大因素：
第一，因为第三轮经济过热已经与前两轮有很大的不同。前两次经济过热是在“经济短缺”的“卖方市场”背景下发生的，通货膨胀极易表现为短期内快速的
物价全面暴涨。而第三轮经济过热则是在市场供给畅旺、大部分消费品形成“买方市场”格局下出现的，表现为
“先结构性上涨、后加速全面上扬”的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结构性。
第二，第一轮经济过热只有高通胀相随，第二轮股市和房市刚冒泡沫就被朱相的宏观调控强压下去了。但第三轮经济过热，财富增长的四大板块就是土地、矿
产、金融与股市，中国金融行业与超大型国企都需要上市圈钱，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在这段时期形成对土地的高度依赖，结果必须是导致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联袂而
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催化，推动物价上涨。为第四轮经济过热的通胀埋下病根。
第三，前两次经济过热的动力源主要是国内因素，而第三轮经济过热的动力源却有诸多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有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比如此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时期，无论是石油、铁、铝还是其它矿产，只要加进了“中国因素”，就立刻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格局，价格飞涨。比如中国外
贸的顺差等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需要央行发行货币来“购买”，因此埋下了一个重要的通胀因素。至于中国第四轮更是完全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膨胀。比如在世
界都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之际，各国都在想办法收缩调整，挤泡沫，中国却反其道行之，非但不挤泡沫调结构，还投入巨额资金救市，希图维持“中国经济一枝
独秀”的虚假繁荣，甚至得了头大症，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这种说法甘之如饴。
（对第四轮及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请见后续文章）
from 何清涟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9/china-economy-pa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