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教授日前於《明報》撰文，嘗試從自由行帶來的社會及經濟影響切入中港兩地的深層次矛盾，並論述如今境況失控遠超於昔日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預期，其論調並不新鮮。中港兩地體制文化之矛盾乃既成的客觀事實，問題癥結實際在箇中的人為演變令界限愈見模糊。兩地位置一衣帶水，而彼此無論從歷史背景與血脈均深相糾結，惟一分野似乎僅餘止於文化與制度的差異。故此中共政權若有意撮合兩地趨同，著力點除了掌握民心，還需管治傳統與手法的更張。也許學者可以往績推斷大陸一方的政制改革長期停滯不前，未必有能力從政治層面直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但相對地自香港主權移交伊始，從政體架構以至行事模式皆傾向與大陸建制體齊。
雖然部份港民尚以高等華人的姿態看待陸客，可是隨著政治經濟以至民間交流愈見頻密，意識形態之爭日趨淡薄，配合上述血濃於水論，人心差距亦不過一線之隔。當自由行和走私客在香港無視規矩肆虐橫行之際，北上的香江子民卻擅於入鄉隨俗，行止舉措亦與大陸同胞齊同。韓愈謂：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彷彿一過關口便將儀禮拋諸腦後，以便與大國子民打交道。如此一來，兩地所謂文化隔閡就更易磨合平整。
在文明社會，其文化與核心價值大體趨於一致(Consensus)，換言之即是群體中所有成員均接受其所擔當的社會角色的行為模式標準和價值。但要達致整體一致的狀況並不多見。過於簡略地歸納比較兩地文化的優劣，極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的窠臼，殊不可取。假使有人毫不尊重甚至徹底違背該地的文化制度，那麼他們能否真正融入此群體實屬疑問。無論是自由行、來港留學或就職者、抑或大陸新移民，就算他們同樣廁身香港，但若問他們是否服膺於本地的文化制度，對社會學家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有論者認為近年興起的自治派的言論存心挑釁中港矛盾，事實卻恰恰相反，根源在於陸客心態上拒絕本地的標準和價值，本質承認受其控制，行為則以相反的形式呈現 － 刻意地並粗暴地侵犯文化制度。
所有文化理論上皆允許最低限度的偏離甚至改變，然而其程度和限制存在根本差異。學理上把不能容忍偏離改變的文化統稱為「一元文化」，反之則為「多元文化」。而即使在強調文化多元的民主國度，他們亦維持一定程度的一元性，即享有寬廣的人身自由之餘，亦須嚴格遵循文化習慣，因此難以強制地將尊重對立的價值觀與維護自身權利以至生存所必須的共願盲目協調。確立並維持本土核心價值需要經過漫長的文化適應過程，其目標是讓身處其間的個體都接受並消化一系列的規則和標準。由此衍生基本人格以外的社會價值，在文化體系內摒棄自利心，培養出尊重人權、自由與法治的良好公民。
而不幸地好不容易奠基於英國管治年代的「一元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主要原因是國家與區域從地理位置、經濟活動及管治關係不能完全割裂。儘管彼此語言不同，大陸旅客依然頻繁與港人接觸，其行為與生活習慣明顯地與港人相距甚遠。在交流過程中無可避免會發展某種多樣性(如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但由於他們的出身背景及教養不盡相同，且無視本港的文化習性，結果不斷衝擊香港的固有價值，那邊廂部份港人亦為著經濟誘因而削足就履地放棄原則，如此多元化反而導致消極影響加劇，其對社會無形成本之損害遠高於短期的經濟收益。
必須再三強調的是，固守本土價值並非單純「排他」與「煽動恐懼」，求同存異不等同犧牲核心價值以遷就所謂文化多元。探討深層次矛盾，亦不能祇以消費的影響為中心而忽視人文角度的審視，務必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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