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唱紅」像一場熱病在幾乎整個中國傳染了一陣子，連香港也不例外。去年 2月間，由香港某報主持組織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活動，在港隆重登場，數百名專程從重慶請來的男女老少歌手盛妝打扮，登台高唱紅歌。唱紅團分別在香港大會 堂、香港理工大學及駐港部隊軍營舉行演唱，其中在大會堂的首演，更吸引香港眾多政要名人捧場，據稱有 1400人出席觀看演出。而主持者每場必看，並稱「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還說唱紅「反映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精髓彙編」。
薄熙來也是強調「紅歌」價值觀的，他有一首詩「火紅六月燃激情，穿山破霧赴山城；唱響紅歌頌黨恩，堅定信念强國民」，說的就是紅歌能用價值觀來堅定全國人民的信念或信仰。現在看來，薄熙來自己未必有什麼「全人類共同普世價值」的信仰，他只是在用紅歌為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神道設教而已。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居然有這麼多的人相信他呢？
「信仰」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來指不同性質，具有不同內容的「信念」或「確信」，可以指對神的信服和尊崇和虔誠，也可以指對鬼、妖、魔或天然氣象的恐懼，還可以指對傳統聖賢或現代意識形態、政黨、領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誠的信仰才會把它所尊奉的信條當作人生行為的準則，因此，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討論信仰的範圍之內。
信仰與崇拜經常聯繫在一起，但是信仰與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針對「觀念」，如極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針對某個「個體」，例如上帝、耶穌、太陽、領袖等。信仰與認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說認知（相信）一種理論，而不是說信仰一種理論。信仰帶有情感體驗色彩，這特別體現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人生行為。
有信仰的人同時也選擇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人生行為有了原則的指導，不至於全憑功利的考量，隨波逐流、附膻逐腥、無法無天、無所不為。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不是因為缺乏某一種信仰，而是什麽信仰也沒有。這時候，由於普遍存在的焦慮、不安，特別容易出現對信仰饑不擇食和病急亂投醫的情况。各種打扮成信仰的宣傳、蠱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別容易乘虛而入，隨時有可能出現「神道設教」的偽信仰。哲學教授鄧曉芒曾把中國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實用宗教」兩種，神道設教是一種實用宗教。他在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對三種宗教的區分（自然的，藝術和啓示的）比照中，發現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上升到啓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個不同的層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術等等。第二是「實用宗教」，因為有需要、有效，這才用宗教來做教化和馭民的工具，這樣的神道設教相當於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第三是「啟示宗教」，又稱「自由宗教」。
中國沒有自由宗教，這與中國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極大關係。神道設教是一種在中國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實用宗教。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功利主義的理解是，你祭祀神靈的時候，要好像那個神在那裏一樣去祭祀。至於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許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樣子。對老百姓進行教化，你要做出樣子來給老百姓看，讓老百姓有所敬畏，這樣才能夠管治他們。「唱紅」的宣導者就是這樣的功利主義者，他們自己貪腐、專制，甚至冷血地殘害和謀殺他人，對「紅的普世價值」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但卻要別人真的去相信，去實行。
「神道設教」的原意有兩種︰一是《易經》所說的，君主順應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孟子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位的君主稱為天子，順應天命而治理國家，都是神道設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統治並教育人民，這是《後漢書》所說：「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則的運行；後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給予人類的啟示和指導。前者尚是理性的，後者即屬於盲從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轉化為神道設教，成為邪教。稱其為「邪」，是因為它能夠氾濫成災、惑亂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託鬼神的降靈（如太平天國時的楊秀清），也可能根本就是靈媒、乩童等巫師、術士的操縱，後一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能够翻雲覆雨、顛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濟人、益物利生，信從者愈多， 他們的「靈力」愈強，若為野心家所用，即成為亂世的禍種。大多數現代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這是迷信，但在現代文化不發達地區，這種迷信仍然不乏信眾。例如，湖南邵陽一名婦女對鳳凰電視台採訪記者說，她曾經被毛澤東附體，當地民眾更是盛行在韶山毛澤東銅像前用卦木祈求預知禍福。
現代國家的統治技藝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設教」，所謂的「道」，就是統治意識形態，而「教」則是統治的黨、政國家機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神道設教中留有古代的兩個原意的痕迹。它會具有某種老百姓愛聽的自然之理和順應民意的內容，因此總是會使用「人民」的名號；它同時會用某種系統的說辭，通過一整套的組織方式來統治並教育人民。因此，順應民意與教育群眾是它的兩個組成因素。
比如說，當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德國人民作出諸如消滅貧困、保障就業、和平、民族復興、國家富强等美好承諾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希特勒會給德國和世界帶來戰爭，或是會殺害數百萬猶太人。同樣，二戰後的東德執政黨允諾人民一個和平、民主、保障社會福利、沒有剝削、戰爭和痛苦的社會主義平等生活，這使得東德的人民願意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一開始並沒有人想到會築起一道柏林牆，政府會壓制公民的言論和集會權利，會有秘密警察監視每一個公民的一舉一動。
與這樣的高效率的體制化神道設教相比，前現代神道設教的「道」簡直太簡單了，而「教」的力量也實在太單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這樣的「道」只能用來造反，但不能用來統治。現代的神道設教既可以用來造反（革命），又可以用來統治。它能够從事兩種性質不同的使命，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用途的，可以稱作為「信仰」的東西，那就是某種可以無限解釋、隨機應變、詭異莫測的「主義」或「思想」。然而，即便它是柏拉圖說的那種利人利己、利害參半的「高貴的謊言」，它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實用宗教性質的僞信仰。那些被稱為是「紅」的思想，包括唱紅思想的歌，就是這一類偽信仰謊言。
一個民族、人民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
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在《彎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前後發生在同一個國家裏的兩種神道設教——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戰結束後到 1989年的東德黨意識形態，都是專制的黨國統治。他稱這種神道設教為「世俗宗教」和「國家宗教」，它「致力於對歷史的一種完美構想（an ideal vision），並以實現這一構想的世界作為自身使命。它擁有一個願做一切必要之事以達成目標的政黨，一個源於天命或歷史法則而選擇的領袖，一種將其主張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觀，一種對大眾宣傳充滿自信的依賴，以及對至少大多數制度的中央控制」。
偽信仰是由於民眾精神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人格不能擺脫奴性而形成的一種習慣力量。它最初被狂熱地接受、盲目地依賴，後來沒有遭到徹底的清算，有機會在潛伏中延續，因此獲得了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一些人那裏被當作信念或信仰接受和保存了下來。「紅歌」像一場熱病似的發作，並在沒有得到治療的情況下嘎然而止。由於沒有治療，它的停止只是一種偶然的幸運，很難說它或它的變化形式不會在潛伏中延續，保持着它的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下一次適當機會到來的時候，又一次成為一場新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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