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几个月前，美国之音向听众、观众发出征集：有没有一个瞬间，听说、经历或读到的事改变了您对共产党的认知？我们从来信中选编了一部分。一位前中共高干子弟、美国之音几十年的老听众在信中说：“现在重新回顾我们走过的觉醒之路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当年的愚民封闭政策又重新降临了。”
离开谎言，这个政权将难以存在
讲述人：王生，美国之音听众
我自幼直到成年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认为“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国民党对日寇未开一枪，是中共领导抗战赶走了日寇，以至中学时代偶然看过我父亲当年的日记后感到十分惊愕，日记中间隔但不间断地记录了我父亲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期间随该部队打日本的经历。我父亲曾在战斗中杀死过日人。后来也知道我姑父，一位当年冯玉祥将军部下的军官，抗战期间也一直在打日本，老人身上还留着战争年代的伤痕。
我一直以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韩国、美国、联合国跨过三八线入侵北朝鲜并企图灭亡中国，中国是被迫“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并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不惜牺牲那么多人是在为苏俄火中取栗。
记得50年代大跃进时我还年幼，在一本叫《时事手册》的期刊看到一幅漫画印象很深：那是一位中国儿童与一位美国儿童的对话。中国儿童白胖可爱，那位美国白人儿童则瘦小，神情泣丧。中国儿童问美国儿童：“实行公社化以后我进了公社幼儿园，不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你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吗？”美国儿童答：“爸爸失业了，我和爸爸妈妈每天在一起喝自来水充饥……”
我的前半生曾接受了共产主义自由富裕美好的彼岸世界的诺言，并天真地相信那些无休止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和屠杀是达到崇高目的不愉快然而必要的手段。每当现实与官方宣传反差过大时，我只能求助于死记硬背的共产主义教条理论；每当遇到解释不清的事实时，我只能将其暂时摈出脑海。但是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体验到的现实产生了逐步积累起来的影响。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诚实，不可说谎，然而几十年的现实生活使我感到做这样的人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这个政权本身就是靠谎言维持的，离开谎言这个政权将难以存在。
阿波罗登月了，八亿人却被蒙在鼓里
讲述人：韩泥巴（化名），美国之音听众
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被诬为“叛徒”，家里早已没有了欢声笑语，时时处处都弥漫着一片悲哀、凄凉的气氛。1969年7月18号晚上，我又失眠了，索性抓来家里那台带短波的收音机，插上耳塞。收音机里充斥着让人生厌的套话、空话、假话，再不就是更令人腻歪的样板戏。
突然，我听到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似乎是在报道人类首次的登月飞行。什么？登月？这是怎么回事？是谁的科学如此发达，已经能够挑战月球？不是在讲笑话或幻想吧？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缓缓调准了电台的频率。尽管干扰声仍然很大，总算在断断续续中听出了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内容正是“阿波罗神11号”成功的登月飞行。
数以亿计的人们都在关注这一壮举，东京、香港甚至台北、汉城，街头电视屏幕林立，人们或在家里，或在街头，都能亲眼目睹这堪称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共享着20世纪60年代人类科学发展的成果，而唯独八亿中国人被人为的蒙在鼓里，密不透风。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悲哀，我们太不幸了！同在一个星球上，我们为什么就享受不到其他国家人民能够享有的权利？甚至连最起码的看一看、听一听都不行？
我只觉得心中升起的悲哀在扩大，弥漫全身，令人窒息。多少年过去了，那一晚的悲哀和愤慨已经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难以抚平。
我曾是愚蠢的“小粉红”
讲述人：匿名，美国之音听众
曾经是个小粉红。现在回头想想何等愚蠢。生在农村，家有三亩地左右。家父在我小时候得了重病，家母带家父四处求医，很少有时间打理地里的庄稼。所以家里粮食不够吃是肯定的，但是农业税一分也不能少。
即便这样，年幼的我也没改变“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的认知。甚至到了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仍在跟着骄傲，跟着自豪。其实心里没多大感觉，但是看着电视里天天跟打鸡血一样宣传，总感觉不跟着激动一下就是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
现在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改变的了，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强拆，一个农民保卫家园，对抗拆迁队，丧命在拆迁队的车轮之下。强拆让我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句歌词就是绝大讽刺。中国底层百姓就是待宰羔羊，没什么保障，联想到小时候的经历，意识到自己活在谎言当中。
另一个是谷歌撤离中国。可笑的是，我原来一直不知道自己处于局域网，还真以为是与世界互联了。倔强让我喜欢翻墙，看到一些墙内看不到的内容。
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罪恶与谎言下之后，有段时间比较痛苦，差点抑郁，毕竟颠覆了三观。但是慢慢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从之前骂日本、骂美国慢慢地改变为关注弱势群体。
前两年，还敢去QQ群、微信群讨论时事，转发讽刺段子。这两年感觉是没人敢了，感觉言论管制之严厉仅次于文革。
我们如蝼蚁一般，可以一脚被踩死
讲述人：Issac，美国之音听众
我在2018年之前可以说是一名“自干五”——现在也被称为“小粉红”。
首先我是一名基督徒，在大学的时候接受了信仰，2013年毕业之后受洗。在大学以及毕业之后几年里，我很坚定的拥护党和政府，我觉得我们正在变好，我们越来越法制化，经过几次反腐倡廉运动，我们的政府也越来越廉洁和高效。家乡的变化也让我更加欣喜不已，汽车成为村里面比较常见的交通工具了，几万甚至十几万都在一些人的眼里不是那么多钱了。那时候我欣喜的认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宽松自由和谐的社会中。
当时我在北京工作，是一家由同是基督徒创办的公司。工作中经常有人提到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共产党的嘲讽，我一开始听到这些非常不满，我觉得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都在改变，不是吗？
直到2018年，厄运突然来到了我们这里。我经常聚会的教会也被封了，没有原因，如果有的话，仅仅只是我们发展的太快，聚集的人数过多，引起了某些部门的注意。我一度以为我们会越来越法制治化，制度化，以为在中国也可以实现信仰的自由，但是教会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状况下被封，我的天真被打碎了一地。
在中国是没有法制可言的，有的只是领导意志、领袖思想。他们制定了法律，但是这只是一层外衣，这层外衣之下则是赤裸裸的黑暗。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终究在他们的眼里是属于被专政的对象，我们就如蝼蚁一般，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一脚将我们踩死。
这个国家和朝鲜没什么两样
讲述人：刘先生，大学生
我是墙内一名大一的学生，之前完全不关注政治。去年疫情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翻墙。当时出现了李文亮事件，在推特上李文亮已经官宣死亡了，但是在微博上还连续炒作了好几个小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对官方媒体特别不信任。其实在那个瞬间我是比较恐惧的，疫情期间每个人心里都有恐惧。当官方给你的东西让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会更恐惧。
我开始看油管上的一些政论节目。刚开始我也和那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民众一样，觉得他们都是卖国贼。我就是给这个国家的皇帝去当奴隶也不愿意去听外国媒体。后来我发现，虽然这些消息可能是对官方不利的，但是它是客观的。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你这个国家是集权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那它跟朝鲜一样。我们完全没有意义，就为一个皇上服务。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民主的。
我的这些话不可能跟父母讲。他们是共产党员，完全不愿意听到这些东西，也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大部分墙内的人对政治是麻木的。
我不想再做鸵鸟
讲述人：箫玉（化名），美国之音听众
经过朋友的推荐，我读了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开始对上世纪五六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以前或多或少也听说过文革，奈何大人对此也是知之甚少，课本讲的就更少了，往往都是一笔带过。随着对这本书读得越来越深入，我开始尽自己最大能力搜集有关文革的史料。从我搜来的史料我看到了以前无法看到的历史，看到一个个名人死于非命，我真是痛心疾首。郑念的坚强不屈让我敬佩，当我在飞机上读完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我泪流满面。我下定决心，等我赚够钱一定要到外面留学，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不再做一个鸵鸟，把头一直埋在沙子里。因为是在墙内，有些话不能明说，等到离开了这里就好了。
不让下一代再受洗脑教育
讲述人：赵松山，美国之音听众
生长在八十年代，父母都是中央机关的职工，所以我的生活应该还算比较富裕的群体。成长过程中的耳濡目染也让我了解到机关单位的腐败，以及整个国家系统的效率低下。但是因为父亲经历过文革，一直以来都在教育我不要参与政治，所以我也没有对这个政权进行过反抗，最大的反抗也就是父母想把我安排进他们的机关，但是被我拒绝了。
大概从2016年开始（雨伞运动和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我对中共彻底失去了信心，走上了反共的道路。对我而言，香港是大陆民主化唯一的希望，而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就已经彻底沦陷，中国民主化唯一的火种也就此熄灭。此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话题，尽我所能的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墙外的信息，呼吁民主的重要性，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认清中共治下并非正常的社会。中国从70年前就被共产主义入侵了，并且70年期间一直在实行独裁统治。
因为不希望孩子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所以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模式也比较特殊，到了幼儿园发现这样也是会受排挤的。于是在上小学前希望能找到一个正常的学校，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私立学校之后发现，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学校都强迫使用人教版教材，这也导致了我只能带着孩子到英国上学。来到英国的原因纯粹是为了避免孩子国内接受洗脑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会导致严重的人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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