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6 月 24 日，中國駐巴基斯坦外交官張和清在 twitter 發出兩張圖片，其中一張赫見中指粗口手勢，圖上寫道「對待敵人我們就是戰狼」。
5 月 15 日，正值以巴衝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twitter 發文，批評美國對巴勒斯坦穆斯林的苦難「視而不見」。
3 月 28 日，中國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李揚在 twitter 貼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照片，以「Boy（𡃁仔）」稱呼他，又指加拿大是「美國敗家仔 (spendthrift) 的走狗 (running dog)」。有人斥李揚作為外交官水平低，李揚則回覆指對方是「條慕洋狗」，「白活一輩子，你真可憐」；有網民指他是「王八」，李揚則反駁「是你父親」？李揚與網民一共交戰最少 17 回，大多實際內容不明。
3 月 19 日，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 twitter 發文，批評一名法國學者「小流氓 (petite frappe)」，令法國外交部傳召中國大使，指中國大使館「不斷侮辱與威脅法國國會議員及研究員」，要求中國大使館按《維也納外交公約》做事。
近月，激進、粗鄙、不文的外交言辭，在中國國際關係可謂「遍地開花」。一時間，「戰狼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策略的代名詞。評論人與學者議論紛紛，討論這種策略的成因、操作與後果。定論未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又於 5 月 31 日指，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這是否暗示中國態度轉向？是不是中國認為做得過火？抑或其實只是吹水，還是……
對於這些問題，《立場新聞》邀請挪威特羅姆瑟大學 (Universitetet i Tromsø – Norges arktiske universitet) 政治科學副教授 Marc Lanteigne 接受訪問，與讀者分享其答案。Marc Lanteigne 是中國外交與政治的專家，著作包括 Routledge 出版的中國外交政策課本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該書在 2009 年初版，2019 年已出至第四版。
對於「戰狼外交」，Marc Lanteigne 的觀點彷彿與已隱含其用詞當中﹕訪問中，Lanteigne 特別用 perceived insult（即「被（中國自己）視為侮辱」，下文譯為「自我感覺侮辱」）而非 insult（侮辱）形容中國在國際社會面對的「侮辱」，似乎暗示一項行為或言辭是否具侮辱性，根本涉及主觀判斷。
Lanteigne 認為，中國對「自我感覺侮辱」反應激烈，雖然是近期常見現象，但並非新事。早在 2010 年挪威就曾因向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一事，導至與華關係惡化。
Lanteigne 表示，「戰狼外交」對中國始終有壞處。而中國政府內部亦已有一些不滿，覺得中國稍偏離所謂「韜光養晦」的傳統。他認為，中國已開始認為需要退讓。
除「戰狼外交」，中國對外發言時亦不時有民粹言論。Lanteigne 分析，中國是憂慮經濟增長放緩、領導出現問題、貪污嚴重，或者應對疫情出亂子，共產黨管治可能受動搖。因此，作為應對，「共產黨會訴諸民粹或具防衛性的回應」。
另一邊廂，近年亦見中國積極介入國際維和事務。Lanteigne 指，中國是想要在聯合國扮演正面角色。此外，中國也在非洲及「一帶一路」國家進行投資，惟這些政策有時招至外國民眾反感，質疑中國另有目的。Lanteigne 認為，原因是中國的企業多與國家掛勾，大多受中央政府控制，因此易生嫌疑。
Lanteigne 又談到西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回應。雖然多國對華有言論上的施壓，但 Lanteigne 指，「不幸地」，它們「幾乎都被中國政府一招一招擋回去」，因為中國很懂得用另類聲音來抗衡西方論述。他又指，中國有強大地緣經濟實力，令很多國家特別是小國，無法放棄與華交往。
現時外界有不少人以「新冷戰」形容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Lanteigne 對這標籤表示不認同，理由之一是冷戰主要關乎意識型態之爭，而現在的中西局勢並不是。他認為，更好的形容方法，是「有兩股勢力正漸趨均等」，而冒起的權力希望改變制度，因而與現有權力之間出現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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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場新聞
M﹕Marc Lanteigne
中國「戰狼外交」的理由
立﹕在新聞，我們近月看到中國有所謂「戰狼外交」，例如外交官與外國政府罵戰，指加拿大是「美國敗家仔 (spendthrift) 的走狗 (running dog)」之類。過去中國是不是都是這樣的？這現象反映中國外交政策有所變化嗎？
M﹕過去五年，中國外交思維確實有很大轉變。
第一點就是你提到的「戰狼外交」。中國官員包括外交領事更頻繁對中國議題作出回應，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回應他們「自我感覺侮辱」(perceived insult) 的例子。
這些事情以前也是有的，例如我身處的挪威，在 2010 年就曾因諾貝爾獎的事而與中國關係惡化（當年諾貝爾獎和平獎頒予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中國外交部指劉曉波是罪犯，頒獎予他會損害中挪關係）。中國當時也對挪威政府很不高興，但當時的中國外交官不會用今日對待法國、瑞典、澳洲的那種（戰狼式的）態度。這是一個明顯變化。
這可以解讀為，中國政府日益失去耐性。他們認為，「我們是強國，現在我們是國際論述主要參與者，我們不應再需要受到這些侮辱。」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讀為中國仍在發展成大國當中。因此，她仍對這些批評很敏感，不像另外一些大國如俄羅斯，對「自我感覺侮辱」多不予回應。
我則認為，他們（中央）的想法是，現在中國正發展成強國，因此有需要抗衡。我亦認為他們覺得現在是個大好機會。因為美國實行孤立主義，令中國有個完美的契機站出來說﹕好，我們現在要做出改變，不會再接受他國對中國的「自我感覺侮辱」。
立﹕這變化到底是個別外交官自把自為，抑或來自某種自上而下的國策？
M﹕這問題很難回答。若中央是有指示要外交官這樣做，我會感到驚訝；但我也認為這不大可能完全脫離中央想法。
立﹕這種外交形式對中國來說，孰好孰壞？
M﹕我認為最終會有壞處。因為中國一直想要營造和平發展的印象。也就是說，中國想發展成大國，但不想做霸權。然而她對外界的反擊。卻會帶來一種印象，就是中國不想遵守規則與慣例。
立﹕如果這種國際關係對中國有害，你估計中國會改善嗎？
M﹕有很大可能性。中國政府內部如今也有一些不滿，覺得中國或許稍為偏離所謂「韜光養晦」的傳統，因而衍生許多問題，令中國負上代價。
五、六年前，很多歐洲國家都會視中國為經濟伙伴，現在她們已經用更批判的眼光看中國，而這長遠來說對中國是有負面影響的。
又例如，中國政府在新疆議題上對一些歐洲學術界社群實施制裁和旅行限制，例如柏林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1]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中歐之間本來有好些非政治範疇可以合作，但當學者成為被打擊目標，兩地之間學術研究關係就會下滑，這對西方和中國長遠來說都有傷害。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跡象，顯示中央政府開始認為要稍為退讓，不用過於好戰。
立﹕除了「戰狼外交」，我們也看到中國在國際上有不少「特朗普式」民粹言論。比如說早前國際社會有聲音建議外交杯葛北京冬奧，中國外交部就說因為西方「有人」怕各國人士來到中國，發現當地人權蓬勃發展。你怎樣理解這種言論？
M﹕民粹抬頭在美國和歐洲都有出現。在中國，博客空間 (blogosphere) 愈來愈巨大，雖然政府試圖規管它，但極端言論仍隨處可見，而有時候這些意見會獲中國官方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在中國一些圈子很受歡迎。還有一個類似例子﹕在北京機場，我看到有一大堆關於普京的書籍，稱他是個做實事的領袖。
我認為（民粹言論）某程度上是中國刻意為之的手段。雖然共產黨員數目仍在增長，而且極少跡象顯示這政黨將面臨嚴重挑戰，但它仍為自己的壽命感到擔憂。中共仍很擔心會出現所謂「印尼綜合症 (Indonesia Syndrome)」﹕1998 年，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因應對金融風暴的表現而被迫下台。儘管中國不斷做出經濟順風順水的樣子，實際上仍有很多內部挑戰﹕有貪污、有想要工作的年輕人......就算你把（社會）呈現得一帆風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
中國的憂慮是，若經濟增長放緩、領導出現問題、貪污嚴重，或者應對疫情出亂子，共產黨的管治仍可能受動搖。蘇聯的歷史先例仍是揮之不去的。（中國共產黨會想﹕）「他們（前蘇聯）就是因為做錯了，所以政黨倒台。我們是不是應該憂心？」因此有時候，作為應對，共產黨會訴諸民粹或具防衛性的回應。
立﹕這些強硬的外交行為是習近平管治下的結果嗎？如果有另一個領袖上台，情況會否不一樣？
M﹕在胡錦濤時代，中國擺出的形象仍是想要學習世界規則的發展中國家。許多中國外交政策或內政的學術研究都是圍繞一個概念，就是中國發展的道路是崎嶇的，雖然有時倒退，但整體而言中國還是愈來愈——引用學者間常用的字——「社會化 (socialised)」[2]。
直至習近平上台、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前，這都是主流觀點。習近平上台後，他開始講中國夢、與美國的權力關係等。（習近平執政）很大程度動搖了中國的政策社群，因為它完全翻轉了中國會「社會化」的想法。從此一切脫軌，我們不知道習近平會掌權多久，也不知道他明年繼續在任的目標是甚麼。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事情往甚麼方向走。
中國參與國際維和是否干預他國內政？
立﹕談過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衝突，想轉而談談它對國際事務的承擔。中國最近在以巴衝突和阿富汗都曾表達過想要參與維持和平。我知道你曾寫過一篇論文，講中國 10 年代初在馬里的聯合國維和行動[3]。在你看來，中國想要在國際社會分擔責任，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事嗎？
M﹕中國一直嘗試平衡擔當強國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她想要在聯合國扮演正面角色。
在這一點上，中國是須要大幅省思的。在 90 年代，中國對於「維持和平」的概念仍充滿不安，將之視為強國逼使其他國家服膺其意志的工具。因此中國過去對索馬里[4]以及盧旺達[5]的（聯合國）維和行動都持批判立場，指這不是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合適方法。
其後，中國開始轉變態度，認同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可以幫助中國進入多邊關係，顯示中國正在建設，而非破壞。這就是他們在馬里[6]表現得負責任的原因。
此外，中國對這些（戰亂）地區資訊很少，參與這些（維和）事務也可以令它認識當地安全狀況和國際關係。經驗是買不到的，你要派員身體力行，到當地了解發生甚麼事。維持和平正好給予中國這種機會。
立﹕中國立場一直是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內政。這與他們的維和行動是否有抵觸？
M﹕對，我想這背後應該有過很多討論。如你所說，中國在國家主權上仍抱有很強的新西伐利亞 (Neo-Westphalian) 觀點[7]。不過你看阿富汗、馬里、東帝汶等，那些地方的國家都是已經倒台的，沒有中央政府能維持和平。所以中國的說法是，這樣的情況下，透過聯合國的多邊力量，中國應該介入。
這決策其實也不是萬無一失。若當地基本上和平，維和部隊只是前往重建基礎設施、維持社會治安，那問題不大；但例如在馬里，那裡是戰場，維和部隊是直接受到攻擊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士兵都有傷亡。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向民眾解釋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因此（國內的）討論仍在進行中，但整體說法就是，中國為表現自己是負責任的強國，自感應進行維持和平的工作。
海外投資是為公益抑或私利？
立﹕除了維和外，中國亦以「責任」名義在多國實行基建，如一帶一路和在非洲的投資項目。有人認同中國是想施援手，亦有人認為中國純粹是為自身利益。例如最近就有匈牙利的復旦大學分校問題。對此你怎樣看？
M﹕我們看「一帶一路」的問題在於涉及這項目的企業大多不是獨立的，而是直接或間接與中國政府扣連。所以，每當有中國公司想要投資、想要做基建，他們都是直接受命於中央政府。
又例如科技企業。近年很多討論都與這些企業有關。你知道，阿里巴巴、騰訊，這些企業最初都是獨立的，但過去一年內發生了甚麼？馬雲都躲起來不露面。突然之間，很多公司如美團、螞蟻金服，就被中國政府控制了。這等於向全球發出一個重大訊息，就是中國科技無論有多厲害，它們仍然很大程度受制於中國政府。這是我們覺得中國動機可疑的原因之一，因為說到底，甚麼都是受北京控制。
國際施壓有作用嗎？
立﹕西方很多國家都嘗試在新疆、疫苗源頭等議題上向中國施壓，你認為這些行動會令中國更開放嗎？
M﹕這很難。
當《華爾街日報》出一份報道批評新疆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就會發布另一套講法，例如由 CGTN 訪問新疆平民百姓，讓他們講棉花產業的專業操作，講他們不知有甚麼（再教育營）。中國很懂得做這種事。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文宣的對決。所以，不幸地，我們目前看到（來自西方）的壓力，幾乎都被中國政府一招一招擋回去。
另一點是，中國有強大地緣經濟實力，可以運用經濟力量達到政治和戰略目標。很多國家都希望繼續與中國的市場保持關係。例如在挪威經濟，中國就佔很大比重。儘管很多政黨都要求挪威政府終止與華的自由貿易會談，這些會談仍然繼續進行。
在加拿大，情況也是一樣。加拿大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很強。然而最近中國開始針對加拿大的一些產品例如大豆採取限制措施，加拿大人也比以前更難前往中國。儘管如此，很少人提出要截斷兩國經濟紐帶，因為這根本不可能。
回到你的問題。中國的觀點是，「你要批評我就不能賺我的錢」。所以你得去選擇，而這對很多國家而言都非常困難。
立﹕中國制裁西方國家的實際意義為何？很多人認為它只是形式上的。
M﹕表面上來說，是。它們的影響力很小。比如說，中國與挪威關係下滑後，一項自由貿易協議被擱置。然而中國遊客仍然會去挪威，兩國貿易仍在進行。
儘管如此，關心經濟效果幾乎是錯重點，因為中國真正想要做的，是表達一個訊息﹕紅線就在這裡，若你跨越它，下一個就會是你。這是殺雞儆猴的做法，所以真正應該問的是，中國會不會能夠阻嚇其他學者、官員和政府，令他們不敢跨越紅線。我認為這才是制裁的作用。
立﹕有些國家如英國則認為，價值與利益可以取得平衡。你怎樣看？
M﹕英國最近對中國愈來愈批判，但英國發布的資料也指，兩國貿易關係近年一直上升。英國才剛脫歐，加上經濟正在復甦，複雜的形勢令她難以拒絕任何主要貿易伙伴。
中國貿易是很複雜的。我曾經在紐西蘭工作過一段長時間。紐西蘭是個很有趣的小國案例。很多人以為澳紐政治與外交政策相同，這是不對的。若說兩國之間的外交政策有甚麼分歧，那就是紐西蘭與歐洲、日本、美國和中國有很強貿易關係。她與中國自 2008 年以來已有自由貿易協議。最近紐西蘭也有些討論，說要以更批判的眼光看中國，但紐西蘭真的無法承受拒絕任何主要經濟伙伴，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因為紐西蘭很大部份奶制品工業都是出口到那邊。
所以你看到，好像挪威、紐西蘭這樣的小國都要面對同樣的難題﹕可以兩全其美，抑或只能二擇其一？我認為很多國家現時都不想二擇其一。
立﹕有人估計，雖然中國與西方國家看似劍拔弩張，但其實枱底下還是關係不錯。早前阿拉斯加安克拉治中美會談就是一例﹕鏡頭前中美雙方氣氛極其惡劣，但可能閉門後雙方還是希望能做生意。你怎樣看？
M﹕這是個好問題。中國官員大概會認為阿拉斯加會談是個表達憤怒的好機會。「上屆（特朗普）政府對我們不好。我們希望重建關係；但同時也不想返回原點，任由美國繼續領導。」
但我會同意，雖然雙方擺出很多姿態、發出很多強硬言論，但枱底下，美國還是理解中國在許多方面都要成為伙伴。比如說，美國現在返回「巴黎協定」，環境議題上有可能要合作；雙方也會希望疫情復甦後，共同應對全球經濟狀況。很多人會講中美經濟脫勾，但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這並不是一夜之間就做到的。我們在說的關係涉及每年數千億美元，你不可能終止它而不考慮後果。
立﹕有人會用「新冷戰」形容現時的國際關係。你怎麼想？
M﹕真的不喜歡這標籤。你要明白，在原版的冷戰，意識形態佔很大位置，而現在的國際關係並非如此。就算中國有講「後美國」規則，或者說美國不應再做龍頭，實際上中國也不是真的在創立「華沙公約組織」[8]。他們沒興趣，實際上也不可能。所以，將之比喻為冷戰，我認為實際意義有限。
我認為，現時中美關係最佳的形容是，有兩股勢力正漸趨均等。歷史上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冒起的權力會希望改變制度，他們不甘墜後、不想被邊緣化、被操控，所以你會看到（她與已建立的權力之間）摩擦。
* * *
[1]﹕MERICS 是德國及歐洲最大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智庫，為非牟利組織，2013 年由德國最大的私人基金會之一墨卡托基金會創辦。其重點研究方向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和生態發展及其對全球的影響。
[2]﹕意指國際社會化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即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活動，漸漸形塑成遵從國際社會規範。
[3]﹕Lanteigne, M. (2019). China's UN Peacekeeping in Mali and Comprehensive Diplomacy. The China Quarterly, 239, pp.635-655.
[4]﹕聯合國曾於 1990 年代在索馬里展開兩輪主要維和行動，分別為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 I, UNOSOM I；及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 II, UNOSOM II。
[5]﹕指 1993 年至 1996 年的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Rwanda, UNAMIR)。
[6]﹕指 2013 年開始的聯合國馬里多層面綜合穩定團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Mali)。
[7]﹕即主張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和內政擁有主權，排除所有外國勢力干預，亦不干涉他國內政。
[8]﹕華正式名稱為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曾經是為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勢力而成立的共產黨國家政治軍事同盟。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B0%88%E8%A8%AA-%E5%9C%8B%E9%9A%9B%E6%94%BF%E6%B2%BB%E5%AD%B8%E8%80%85%E8%A7%A3%E6%A7%8B-%E6%88%B0%E7%8B%BC%E5%A4%96%E4%BA%A4-%E7%95%B6%E5%A4%96%E4%BA%A4%E5%AE%98%E7%8B%82%E7%99%BC%E6%BF%80%E9%80%B2%E8%A8%80%E8%BE%AD-%E4%B8%AD%E5%9C%8B%E5%9C%A8%E6%83%B3%E7%94%9A%E9%B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