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國安法元年】專題的學術篇，按此閱讀全個專題。
相約某學者於其工作的大學辦公室訪談，進入校門一刻，馬上被幾個保安員攔住。
先要出示身份證，保安員仔細查問約了何人、辦公室位置，一邊在登記簿上翻查，皺眉說，對方沒有預先把記者的名字登記在名單上。著去保安室見保安主任，主任再查閱身份證，致電學者辦公室，確認可放行，再指示你返回入口處，正式登記身份證資料...... 周旋期間，還有三位保安員，用探熱槍先後量你三次體溫。
自從過去一年多疫情肆虐，部分甚至可追溯至 2019 年社會運動爆發，收緊門禁，已成大專院校常態。
而起變化的，不只是進出校園的自由。過去一年，大專院校，屢屢成為新聞焦點。警方國安處上周搜查港大學生會大樓，表明就是否有人違反國安法進行調查，多間大學先後以禁用校園設施、停止代收會費等方式封殺學生會；去年底，中大就學生畢業禮遊行報警，國安處拘捕至少 8 人。
昨早（23日），早前遭官媒狙擊「宣獨」、「參與黑暴」的科大教授李靜君證實約滿離任；部分作風敢言教師如嶺南大學助理教授葉蔭聰、浸大講師邵家臻，早前證實不獲院校續約。去年，港大校委會通過推翻教務委員會決定，革除副教授戴耀廷終身教席；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宣布重組，校方否認因受壓將中心「解體」......
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大背景下，外界普遍認為上述事件與政治操作有關，但事件是否反映整體香港學術環境在立法後收窄，各有不同看法，如政治學者馬嶽早前接受專訪時區分，政治評論的自由並非學術自由，指目前明確干預學術自由的行為還很少。
本專題訪問不同層級、學科的教研人員共七人，期望從不同切面了解院校過去一年經歷及變化。但與往日不同，以前相對容易邀約的學者，今次不少以不具名受訪為基本條件。大部分受訪者不約而同描述，如今教研的日常，大概是感覺到微妙變化，卻往往無以名狀。有時做研究、教學，腦海會閃過念頭 — 自己會不會被清算？但半秒後又遲疑，自己是否在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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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第一案」唐英傑案上月開審，辯方傳召港大政治學者李詠怡及中大傳播學者李立峯擔任專家證人，以統計學方式證明涉案「光時」口號意思多變，非如控方所指必然與「港獨」有關。
7 月 12 日，李詠怡作供未完，就惹來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社評針對她及幾位學者不點名批評，「另一名陳教授竟然替『孤狼』恐襲者開脫，毫無良知底線；有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拿著公帑進行污名化中國的所謂『研究』；在國安法案件中，某教授竟然辯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是港獨口號... 」。
社評炮轟，這些教授以「學術自由」來包裝，「但是『學術自由』從來都不是違法的擋箭牌。」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也是近日受靶的學者之一。傅早前因批評政府擬就「假新聞」立法，遭親建制專欄作家屈穎妍狙擊，指控他散播謊言，又指傅曾進行有關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是「為黑暴做數據整理工作」。不出幾日，傅景華再收到來自親建制組織的電郵，電郵同時轉寄給港大校長及全港立法會議員，要求港大對傅作出懲處。
據傅所知，港大至今未就投訴作跟進，惟對日後工作有無影響，仍屬未知之數。
「香港言論空間、自由都一路收縮緊。在此大背景下，大學一定無辦法倖免。」傅景華接受《立場》訪問時指，「我唔敢講係趨勢，都可能係個別事件... 如果純粹個別人士有意見，我無乜嘢。但我會擔心，通常呢啲係 agenda setting，咁就好麻煩。」
2020 年 11 月 6 日，香港理工大學
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多年來研究難民議題，工餘經營自己創立的非政府機構，支援在港酷刑聲請者，媒體過去常就各種議題約她訪問，她一向來者不拒，見解獨到，用詞尖銳。不過最近，身在海外的家人每天給她打電話，勸她要小心，不要多言。
「我唔會呃你話無擔憂，我一定擔憂。」
她平時和研究助理說笑，說再寫文章批評政府就會被國安拘捕。雖然她判斷的自己研究範疇不是最敏感，頂多算「踩界」，自己立場也溫和。但在晦暗不明的時代，她說不准打壓有多可能發生。
「威權政府要郁你有好多方法，可以揾校長警告，或者出面有人投訴，如果落簿，就要開 panel investigation（委員會調查），可以唔續約、可以炒你。」伍鳳嫦說，「就算佢要拉你，你都無辦法，驚得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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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紅線 盤踞於課室上的蛇
伍鳳嫦是學系副主任，負責管教學事宜，早前學系舉辦人權議題工作坊，本想過開放公眾參與，但衡量過風險，最終決定只限系內學生參加。
「的確會比以前會小心咗 — 我點知政府、國安處點睇我呢個活動？會唔會有人混入來錄音？我以前唔會做呢啲風險評估，我們以前會 take it for granted ，覺得學術活動唔會有事。」
傅景華認為，國安法帶來的最大不明朗因素，是法例訂明的四項國安罪行，定義含糊。「有啲嘢唔係好清楚，大家唔清晰，咪可能唔敢做啦，或者就算做，都要改一改方向。」
但傅景華強調，目前院校中可見的變化，絕大多數為大環境、氣氛上改變，他未見任何校方或政府主動干預學術自由之舉。「在大學架構裡面，校方基本上係 inaction（不作為），我睇唔到校方針對同事的研究做過任何嘢。」
「但我感覺到身邊（變化）係出現緊。」
傅景華專門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範疇，2011 年創立「微博視野（Weiboscope）」研究計劃，追踪微博上的言論審查，近年又創立「反修例運動研究數據庫」，透過分析社交媒體整合 2019 年社會運動時序與地圖，他會在網上公開數據，與公眾分享研究所得。
研究相關題目多年，他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至最近，有同事閒聊中會說：哇你仲做呢類題目？好勇喎。
這種善意提醒，有時反為壓力來源。「我自己做研究，我自己都會問，究竟呢啲嘢會唔會被理解為敏感呢？」
「但其實大家都唔知，無人會話你聽得得唔得。」
傅景華
多名受訪者均提到，過去一年由於疫情關係，大學均改用視像授課，部分院校明確要求教師錄影，以便學生事後重溫，惟錄影對師生而言，尤其當談到所謂「敏感」議題，難免加深雙方對被監聽、被舉報的憂慮。
不願公開所屬院校、任職某人文學科教學助理的 Ginny （化名），日常工作包括帶領導修課討論。Ginny 上一個學期負責的科目，任教教授需按校方要求錄影，並提醒學生應注意言論，但教授同時提醒學生，只要並非倡議個別主張，學校應是一個容許理性、批判討論的地方。
不過 Ginny 隱約感覺，學生較以往避忌發言，甚至有學生說到個別「敏感」字眼，總是煞有介事。
「雖然係學術分析，唔係做倡議，但有啲同學上堂，我 feel 到佢想講『港獨』（二字），但就會講咗，啊社會上有啲人都會好想香港有『嗰樣嘢』。」Ginny 說，「但我諗其實佢未必好實際想像過，究竟講咗之後會有咩後果？被開除學籍？會肥佬？定係被人黑名單？」
她形容，國安法就如一條大蛇，盤踞於頭頂，不知會不會咬人，但大家已學懂自我約束。
「Feel 到大家有種 general 的感覺，就係驚。」
Ginny 坦言，雖然校方未有要求導修課錄影，但過去一年社會氣氛改變，增添了她的不安。「Online 上堂，學生可以完全唔見樣，鏡頭後面做咩，我真係唔知。」Ginny 憶述，以前曾有內地研究生對她說，擔憂上導修課會被錄音及舉報。「國安法之前，呢個擔心係唔存在 — 但呢家我都會諗。」
2020 年底，香港大學仍有人設置「連儂牆」。
國際研究，怎樣的國際？
在中文大學兼任講師、任教全球研究的陳偉信亦表示，最近上課，尤其是學生進行匯報、或討論某些社會議題時，確是多了同學要求不要錄音錄影。而他通常會按學生意願，無需錄影，改為在匯報同時即場評分。
陳偉信教授的科目包括國際關係理論，歐盟外交政策、與世界經濟，本最有可能被視為「敏感」的香港涉外關係，則已多年沒有開課。
「I am pretty sure 我教嘅嘢唔會犯啲好硬淨的法律。」雖然「國際關係」驟眼看來「敏感」，但陳偉信解釋，因申請研究經費、爭取在頂級學術期刊出版等考慮，研究題目本已傾向以國家為研究單位。
「你用一個 state-centric、中國點同世界互動的視覺去睇問題，例如研究『一帶一路』點同東南亞接軌，你諗唔到點樣會違反條國安法。」陳偉信指出，「我們本身 in general 都好離地㗎啦，但原因唔係因為我們想離地，而係要在頂尖學術期刊出版，我們唔能夠淨係關注香港。」
題目未必即時被視為敏感，但不代表研究完全不受國安法影響，相反陳預期國際關係研究日後在申請經費、邀約訪談對象上，或將面對各種困難。
陳偉信指出，內地與香港學者做國際關係研究，前者與中國外交決策圈子近，有機會影響政策，是香港學者望塵莫及的。但由於香港整體學術環境較自由，以致外國政客、使節、不同非政府機構，過往傾向願意與香港學者接觸，香港國際關係學者在蒐集研究數據上亦有優勢。
現在問題是，在國安法下，此優勢能否繼續維持？「有好多報道都話，呢家政黨、NGO，都開始抗拒接受訪問。雖然至今都未有領事同我講過，話我們見面要向上（北京）匯報，但你會 feel 到佢哋真係多咗重考慮。」
國際關係研究未來的另一隱憂，是日後接收來自外國大學或組織的研究經費，會不會被視為勾結？
「這件事未經證實，我好難去講有無影響，我只可以合理地希望唔會有任何影響。」但據陳偉信所知，過往不少國際關係研究依賴海外經費，一旦收緊，相信對本港國際關係研究影響不小。
教學助理 Ginny 透露，系內本來有一科關於中國社會的科目，在國安法立法後，因任教老師希望「睇定啲」，自 2020 年 9 月起暫停開辦該課程兩個學期。學系網頁顯示，該課程於今年暑期復辦。
本專題訪問到的受訪者分別來自 5 間大專院校，大部分人未聽聞院校有取消課程或收緊舉辦學術活動。不過在去年 8 月，即國安法生效一個月後，伍鳳嫦工作的學系舉辦了一場關於國安法的研討會，受邀的幾間香港 NGO 均婉拒出席。
有不願具名大學教授向《立場》表示，據知目前大部分院校均未有就國安法後進行研究及教學工作訂立明文指引，不同部門各自為政，故不同部門的處理方法差異甚大。比較緊張的部門，即可能更嚴格規管課程及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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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下的公共知識分子
據伍鳳嫦觀察，過去一年，學術界最明顯的變化，是身邊不少曾積極參與公共討論的同事，漸少接受採訪或在媒體上撰文，逐漸從公眾視野退回到象牙塔中。
她認為，學術界的變化之所以難以言詮，因為恐懼本身，已導致不少學者發表言論時自我審查。「恐懼本身已經 stop 咗你去做好多嘢，你已經驚咗，驚就唔會亂講嘢，已經 work 咗個 effect，咁校方仲使乜做嘢？」
Jerry（化名）是香港某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他認為在國安法時代，進行學術研究工作的風險，與其說關乎研究題目敏感與否，他相信更與研究發表渠道、分析框架、行文措辭等有關。
換言之，學者進行的研究公眾面向越大、越具倡議性質或動員潛能，風險亦隨之增加。
過往曾以政治學者身份參與公開活動、今次只願匿名受訪的 Jerry 分析，學者研究工作裡佔最大部分、以英文寫作的國際學術出版，短期內所受影響不大，因學術期刊的受眾少，而要爭取在頂尖學術期刊上刊登，文章某程度上必須有某程度上的「離地」，「因為英文學術出版呢個 game 就係要將啲嘢好理論化」，變相觸碰政治紅線的機會少。「我 so far 睇唔到有咩會唔安全。」
而在競逐排名第一考量下，國際期刊出版數量與大學排名直接掛鉤，Jerry 認為大學暫無動機去主動干預學者的研究。
另一名不願具名的助理教授 Alex 形容，香港大專院校追逐國際排名，與限制學者學術自主，兩種邏輯必然相衝，「同時想我們好叻、又要好聽話，所以一定會有一部分人（學者）走。」
第二，以中文著書、在本地報章撰文，風險則稍高。據 Jerry 了解，目前正在撰寫或籌備出版政治書籍的香港學者， 如今在行文上均更為謹慎，「以前中文知識書籍，學者會夾雜好多立場、睇法，但現在都希望確保係純學術。」
但他認為此不涉自我審查，保持學術寫作客觀、中立亦屬合理。「我聽到的問題反而係無出版社肯出、無印刷商肯印，呢度個問題更大。」
Jerry 認為，最後可能受影響的，是以學者身份參與公民組織及活動，誠如過往非政府機構、倡議組織進行意見調查、舉辦記者招待會，都會邀請相關範疇學者合作，相信學者日後會有更多顧慮。
「我感覺大家都好有意識要迴避。」Jerry 說，「因為過去發生的事，有兩個訊息係大家感覺到嘅：第一，組織動員的人一定出事，包括搞初選。而延伸出來的影響係，同組織動員的人有太大關聯，都可能會有風險。」
早前科大教授、社會學者李靜君遭中聯辦控制文匯報、大公報狙擊，指她在一場網上論壇上發言「我認為我們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世界」，形容李「宣揚港獨」，又指控論壇主辦單位「香港民主委員會」勾結美國勢力。論壇同場還有時任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等。
Jerry 認為，李靜君事件的確為學者帶來警示，「就算你發表學術意見、分析都好，當場合涉及某啲有動員潛能、動員往績的人，你都會有風險。」
「（國安法的）影響唔係日常研究工作，而係以學者身份，係咪仲有個空間去做其他 engagement（連繫）呢？我感覺空間係收窄得好緊要。」
大學保守風氣「不嬲都有」
傅景華本是傳媒出身，平時記者就資訊自由、新聞自由、科技等議題請他評論，他一向來者不拒，是公認的「傳媒之友」。但他坦言，自己最近受訪的決定也收緊了點。
「以前我會覺得，幫下啲記者啦，搵人搵得咁辛苦。但呢家，如果個領域唔係我專長或者學術範圍，我都盡量唔做啦。」
雖然擔心公眾曝光會帶來不必要麻煩，傅景華不希望把學術研究工作與社會切割。「學者唔係淨係做發表，我做咗啲有基礎的知識的話，係應該利用呢啲知識帶來正面改變。... 作出一啲倡議、建議，可能造成社會上有正面改變，我覺得係學術研究一部分。」
「我唔想挑戰任何法律，如果法律不容，我咪唔做囉。但我暫時都唔覺得我發表研究，會構成煽動、或者觸犯（國安法下）四種行為。」
學術應對社會帶來影響，並非單純傅景華的個人抱負。目前香港 8 所政府資助大學，每三年會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放經常性補助金，其中用作研究用途的撥款取決於約 5 年進行一次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 RAE）」。
剛剛 5 月底公佈的 2020 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教資會第一次引入「研究影響（Research impact）」作為其中一項標準，佔整體評分 15%。據評審標準文件顯示，以社會科學為例，「研究影響」的定義包括對研究結果應對經濟生產、創科作出貢獻；為環境、醫療、立法等政策帶來轉變；改善社會不平等、引起政策或公眾討論等。
伍鳳嫦認為，在今日政治環境下，學者的窘境正在於，「研究影響」猶如一把雙刃刀。
「以前咪無事囉，我淨係出 journal 得㗎啦，我出到 （impact factor，影響因子）10，我一樣可以升做 professor。但呢家唔係咁。當有呢樣（政治考量）嘢嘅時候，究竟我們點拿捏呢？」
幾名受訪者均表示，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 在決定資助哪一項研究時，負責甄選受資助項目的委員會成員包括不少海外學者，感覺甄選過程仍屬公平，未見跡象會有研究題目因「敏感」被打壓。
不過助理教授 Jerry 指出，在申請資助、出版、追排名等考慮下，大學從不鼓勵自己的僱員「不務正業」，例如參與公民社會或發表政治言論。大學保守的氣氛，早於國安法前已見端倪。
「有啲大學揸得緊啲，有啲鬆啲。呢個氣氛在某啲大學、某啲管理層，不嬲都有，」Jerry 說，「咁在國安法底下，咪多個理由叫你唔好不務正業囉。」
任職講師的陳偉信亦言，對於追求終身教席（tenure）的學者而言，政治環境不明，或者是令學者轉為研究較「不敏感」題目的理由。
「如果我真係要 look for tenure position，我點解唔做一啲安全、出到 top journal 機會大啲的文呢？」
學者之所以擔心，因大學對國安法後如何保障學術自由，立場曖昧。任職某資助院校助理教授的 Alex 批評，部分大學管理層目前的態度猶如「扮無嘢」，令員工無所適從。其餘受訪者亦表示，校方沒有向員工承諾或採取任何行動，確保在國安法下繼續享有學術自由。
翻查報道，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近月接受報章訪問，不認同國安法損害學術自由，指學術自由有限制，不能犯法；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接受訪問時稱，學術自由仍是大學基石，只要和平理性，不違法，大學不會對自由設限；據學生遍委會引述，浸大新任校長衞炳江於學校閉門論壇中表示，自己會盡力捍衛學術自由，但同時提到自由非不受限，必須同時守法；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則曾於校內論壇上表示，大學保障學術自由，但不保障犯法的事，希望學生理解國安法內容，不要誤墮法網。
據早前《路透社》報道，香港大學建議成立兩個工作小組，負責有關學術自由的指控、監察國安法法律發展，確保在符合國安法下「保護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港大拒絕評論有關報道。若屬實，港大為首間採取實際行動應對國安法及可能引發指控的院校。
傅景華透露，過去一年，港大校方舉行過幾場閉門研討會，就國安法後學術自由問題讓教研人員表達意見，不少人於會上表達憂慮，惟校方於會上未有提供任何實質方案或承諾。
「我都明白，佢（校方）都唔知點樣做，佢都唔係適合的人去詮釋條法律，佢唔敢保證話點樣做就一定唔得。」
不過傅景華期望，校方至少可以保證，若僱員未來因研究或教學惹上官非，校方會為他們提供必要支援。「例如做記者都有風險，但你知道公司會 support 你，如果你俾人告，會有律師幫你，而唔係一俾人告就即刻炒你，同你割席。」
但眼見港大校方最近與學生會「割席」做法，他不感樂觀。「我覺得作為僱員，僱主提供安全工作環境俾僱員，係合情合理。」
《立場》透過電郵向八家資助院校查詢，有關院校於國安法立法後，有無頒布政策或指引，或未來有無計劃保障教職員繼續享有學術自由。
城大在回覆中未有正面回應，僅重申院校支持一國兩制，並率先提倡「政（治）教（育）分離」原則，恪守學術自主，透過世界一流及多元化的教研團隊，貢獻社會。
其餘七家院校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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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術，所為何事？
任職人文學科教學助理的 Ginny 說，因導修課以小班形式上課，以往總會認識幾個更熱衷的同學，課後或邀請他們一起參與社區活動。如此帶學生走出課室、參與社會 ，日後會否被視為犯禁？
「在教學的 context，的確相當可能性發生一種 — 算唔算係『教唆』？或者組織一啲人、去做啲嘢嘅空間。... 所以我都想像到，嗰個位政權會覺得『敏感』。」
她概嘆，「但教育呢樣嘢，本來就唔單止在課室裡面發生。」
面對山雨欲來之勢，伍鳳嫦認為，香港學術界抵禦的第一步，應由最細微、最基本的育人之處做起。
「呢家大陸唔 care 香港有無排名，大學機構都唔 care 老師 ... 但起碼在未派人去監管我們之前，我們自己有無提供一個 free and safe environment 俾學生？等佢哋繼續有思想、學習自由？有批判性？」
她認為，艱難時刻，或同是反思的契機。究竟大學之道，所為何事？
「其實以往好多大學，老師都唔係好在乎處理學生，因為最緊要就係出文。呢家突然發現，噢，國安法喎！咁我們教書點算啊？...」她說，「如果呢家情況係咁惡劣，我們作為學者，係應該更加有承擔、責任咁去做學問？」
伍鳳嫦說，自己暫時打算繼續留港，但明言如果有人出言警告，不論是關乎她的研究或社會參與，她會離開。
「但呢家唔係無空間，咪繼續做，做到幾多咪幾多囉。」
陳偉信說，過去一年的確較以往替同行餞行了多幾次，但通常只知道對方移民，很少再追問原因。
有受訪者慨嘆，香港學術環境不明，不少學者考慮離開，部分年輕學人如羅冠聰、梁繼平遭通緝流亡，香港學術界、尤其香港研究範疇，或面臨人才外流問題。
但陳偉信不太悲觀， 因跨國界合作本是學術研究的常態。「我們做學人，流動去唔同地方、學習唔同知識返來 research 香港，或者在出面 research 香港，其實對於香港學術係一件正面嘅事。」
而據他觀察，在2019 年社會運動、以至國安法後，國際對香港作為研究對象的興趣，有增無減。「香港有咗所謂學術討論價值，咁，係咪學術上的好事呢？」他苦笑，「當然，咁講其實相當『人血饅頭』。」
陳偉信正籌備自立門戶，未來或更多以獨立身份出版研究，減低與院校聯繫。他坦言，脫離學院，固然代表更大自由度，但同時代表院校的保護傘作用亦隨之消失，小至誤中抄襲，嚴重至法律責任問題。
他言，難以計量的風險，無法擔心太多。「學術 training 話俾我知，我只可以理解到合理嘅嘢... 在我合理評估範圍內，我唔覺得自己做嘅嘢有機會犯法。但如果要我評估埋唔合理、評估唔到嘅嘢呢，I simply not bother（我不會理會）。」
他苦笑，如果香港真有日會因學術研究，導致他在清晨 6 時被拍門吵醒，「咁...... 你都要去處理㗎啦。呢個係你唯一可以對自己學術生命、個人生命負責的表現。」
「如果估錯咗，我都要承擔責任。我希望我估得啱啦。」
撰文 | 梁凱澄
攝影（人物） | Oiy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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