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新香港”下幻灭的固有价值
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百年庆典，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此前一星期，香港血雨腥风，屹立香港二十六年的《苹果日报》被逼停运。香港新闻自由的标竿倒下，也象征“旧香港”一种固有价值的幻灭。而在短短一年间，以往建构香港的价值，几乎遭逢“灭顶之灾”。香港被改造成“新香港”，甚至被戏称为“南深圳”。一年前声称只针对“一小撮人”，一年后平均每三天就有人被抓。相隔二十多年而来的“二次回归”，带给香港人的，是得，还是失？
“现在付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
2020年6月30日早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以162票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赶在七一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二十三周年的这一天实现北京念兹在兹的“二次回归”。
先通过后公布条文的“国安法”
这个关乎全港700万人命运、影响深远的法案，最先出现在香港公众的视线，是在2020年5月21日。当天亲北京港媒报道，北京计划在全国两会期间，启动“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程序，完全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由北京拍板立法，再交由港府执行。
而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即通过法案，期间北京及港府官员不断强调立法的必要性，鼓动亲北京阵营群起“支持立法”，却从未公布具体条文细则。
而香港公众真正看到“港区国安法”的条文，是在6月30日深夜11时，即法案通过后十几个小时之后，也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前的一小时。条文甫公布，就立即生效。
平行于香港普通法的“国安法”
“基本上就是一整个平行的系统，就在原本的普通法之上，有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法律。根本不是破坏原有的制度，它是开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香港大律师邹幸彤，这样总结由北京一手制订的“港区国安法”。
而在“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后不到24小时，就出现首宗案件。23岁男子唐英杰被指涉嫌驾驶插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撞向正执勤的警务人员，被控告“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两罪，另起诉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
国安法“首案”不设陪审团、指定法官审理
唐英杰被还柙近一年后，案件近日开审。最具争议的，是作为具标竿意义的“国安法首案”，该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及陈嘉信审理，而非由陪审团审理。被告曾就此提出司法覆核，但被判败诉，上诉也被驳回。
法官的理据，就是“港区国安法”第46条，订明律政司可指示相关诉讼毋须设陪审团，而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系我嘅人”
“以前所有高等法院的案子都是有陪审团的，原理就是就由你身边普通的人，判断你是有罪还是无罪。很明显政府立这个'国安法'时就不相信普通人，他不相信我们一般人对于什么叫'危害国家安全'的判断，跟他是一致的，所以就不容许陪审团的存在。”邹幸彤分析“国安法”不设陪审团背后的官方逻辑。
“指定法官也是一个很伤害公众对法律信心的东西，就是那个球证是你挑的，当然挑对你最有利的人。不管法官多么强调我还是一个独立、专业的人，给公众的印象就是，政权在挑有利他们自己的裁判。”邹幸彤补充。
而港府从未公布“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单，外界只能在每次“国安法”案件审理时，才得以窃探哪些法官为国安法指定法官。本台曾去信香港司法机构及特首办，查询国安法指定法官名单。特首办以“个人私隐”及防止“起底”为由，拒绝披露。
特首办又援引“港区国安法”第14条－“香港国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
有香港网民引用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中笑中有泪的一句对白：“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系我嘅人，你点同我打呀？（全部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打？）”
除此之外，还有“飘移的龙门”。
“基本上政府说什么是犯法，就什么是犯法，你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个认定。”邹幸彤说。
“法律本身的内容不清晰，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到底什么叫做'颠覆国家'、'分裂国家'，法律本身的写法就是很空泛、很模糊，基本上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定义什么叫犯法、什么叫合法，那个权力好像就在于政权的政治决定，而没有一个由法庭去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读。”
“一小撮人”？平均每3天就有人被捕
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前，从北京到港府高官，都强调“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包括“港独分子和暴力分子”，不会影响其他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然而“港区国安法”实施近一年，根据香港警方向本台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23日，共有114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加上6月27日在香港机场被捕的前《苹果日报》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共115人被捕，还未计算被通缉者。
也就是说，平均每大概3日，就有人因国安法被捕。有一段时间，香港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着手机传来再有人被捕的消息。
而被捕者中，共有64人被检控，检控比率超过一半；当中合共有48人，即75%被告被法庭拒绝保释，或未有申请保释需还柙。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初选
当中最轰动的，当数“初选案”。47名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发起或参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会初选，被控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3月提堂。单是保释聆讯，就历时4日4夜。“马拉松式”审讯期间，有被告不适被送院。
不少被告不能梳洗、缺乏睡眠。被告之一、大律师刘伟聪曾形容审讯：“不单褫夺自由，更褫夺个人卫生，褫夺仪容，褫夺自信”。
“未审先囚”背后的官方逻辑
在层层上诉后，至今同案只有12人获批保释，其余35人“未审先囚”逾百日。当中有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学者、记者、律师、医生、飞机师等。法庭拒绝保释的理据，是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基本上逻辑就是假定你这个人是会犯法的，这个跟一贯普通法尊重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尊重无罪假定、保释权利都是背道而驰的。”邹幸彤说。
“保释是人权，就是一个人在没有被法庭定罪以前都是无罪的人，无罪的人就应该有自由，香港的法律逻辑是很清晰的。但是国安法就是在文字条文上把这个倒过来，就除非你能说服法庭，你不会继续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要不你就不能保释。”
“国安法”律师的矛盾：为保释不惜一切VS坚持原则
被定罪前的漫长审讯、被剥夺人身自由，足以让被告饱受折磨，催毁他们对司法的信心，甚至自尊。这让律师在代理国安法案件时，面对巨大困难。
“被告可能更宁可相信一些中间人，或者好像有背景的人给他的吹风、威胁或条件。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觉得这个官司可以打了，就是一个政治决定。他也不依赖你的法律意见，就觉得这些事情一定输的，我就尽量求减刑吧。就是对法律的信心没有了，就不相信法庭能在这样的案子中给他们一个公道。”这是邹幸彤对被控国安法当事人的观察。
在“初选案”保释聆讯中，有被告在庭上痛哭，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一切条件，以换取保释。而获准保释的被告，条件也相当严苛，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发表“违反国安法”的言论、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选举、不得直接或间接联络任何外国官员等。相当于在被定罪前，已主动放弃基本人权。邹幸彤并不认同为求保释，而“不惜一切”的做法。
“有时候保释条件的东西，我觉得不必要把一切放得太低，就为了求一个保释放出来。当然这个要跟当事人沟通，但我觉得这个态度的背后，就是连律师都对我们的权利不相信，就放弃了。其实就助长了政权把法律的红线放大。”
即使国安法是完全有别于香港普通法的一套法律，邹幸彤仍坚持在法庭上捍卫当事人在普通法原则下的权利，“因为这是人权，这是普世的，法治也是普世的。”
“政治审判，不要装作法律讨论”
不过邹幸彤也强调，律师不能单从法律条文分析，而忽视国安法案件“政治审判”的本质。她形容，在政治审判当中，律师和当事人“没有谁比谁更专业”，因此律师应更“谦虚”，向当事人厘清“法律意见”和“政治判断”的分别，而不是用前者作为后者的包装。
“法庭很经常有一句话：政治跟法律是分开的。但是睁大眼睛去看国安法的案子，就是政权把政治放到法庭，比如47人案，就是政权把反对派领袖打进牢狱的一个事情。这个案子是一个政治审判，这些东西是应该要被指出来，不应该装着看不见一些明白不公平的情况。不要装着纯粹是一个法律或文字的讨论，背后对人权、政治权利的侵犯，是应该要被讲出来的。”
邹幸彤表示，相较之下，香港律师的处境仍比中国维权律师好，起码可以会见当事人。然而中国“官派律师”、以律协吊销维权律师执照的做法，已有苗头或在香港出现。
七一前《苹果》大树倒下
“应该要被讲出来的事”，以往只要有愿意讲的人，就会有香港记者去记录、报道传播。然而在2021年6月17日，港警国安以国安法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拘捕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等5名高层、动员500警力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检走新闻资料。被指为“罪证”的，是《苹果日报》的数十篇文章，涉嫌“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及港府”。
而最致命一击，是香港保安局引用国安法，“未审先冻结”报社等3间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产，继以再拘捕《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促使《苹果日报》在一周内迅速“非正常死亡”，以保员工安全，应验了早前外界疯传的一句“苹果过不了七一”。
“记者为报道坐牢”这样在六七暴动后未再出现的情节，半世纪后在香港重演。
骨牌效应“最坏的情况已出现”
“难以形容那种恐怖程度。”刚卸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从事新闻工作37年的杨健兴这样形容。
“去年8月搜《苹果》、抓黎智英，已开始看到用国安法对付传媒。当时我想很多媒体都认为黎智英背景较独特、政治上较活跃，可能会针对他。但第二次的拘捕和搜查，就完完全全是针对传媒工作，包括指其登载某些文章，更清楚是写文章出事。最坏的情况已出现，甚至你不知道会追究到有多深、多阔。”
正因如此，《苹果日报》上下在突然失业被欠薪之余，更是人人自危。另一位前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6月27日出境赴英时在香港机场被捕，令被捕的壹传媒及《苹果日报》员工增至7人。
《苹果日报》倒下，同时引发骨牌效应，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宣布暂时下架“博客文章”、另一网媒《852邮报》下架所有影片，网上媒体winandmac宣布撤离香港。然而没有人能确保，这种“自我审查”，能否足以“保平安”。
即使当局未以国安法针对其他传媒机构，造成的实际效果，就是形成“白色恐怖”及“寒蝉效应”，让以往百花齐放的香港媒体走向“一言堂”。
“自由落体”般坠落的新闻自由
回看去年国安法出炉时，香港记协曾整理意见提交给北京，提出加入以“公共利益”为抗辩理由、保护新闻资料等保障，但完全没有回音。杨健兴形容，业界发声的作用“几乎是零”。
“媒体曾有良好愿望，希望国安法会有一些制约，北京会考虑对社会的影响，但现在看来，是一厢情愿。”杨健兴慨叹。从2017年7月起出任香港记协主席4年，期间经历过反送中运动，他曾形容香港新闻界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但目睹政权在国安法实施后如何以“依法”为名“有权用尽”，完全没有制衡，他现在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车从来没有升起。下了以后会升、然后再下，这才是过山车，但过去4年其实是一直在跌往深谷。过去一年甚至两个星期，跌的速度更是恐怖，甚至未知何时会跌到底，已经不敢想何时会回升。”
像“自由落体”一样坠落的香港新闻自由，让香港新闻工作者陷于“失重状态”。杨健兴形容，目前只能尽量拖慢坠落的速度，然而明年二十大在即，他预计形势只会更坏。
香港传媒空间收窄，行业萎缩也是必然。仍有在大学教授新闻课程的杨健兴表示，尽管大环境如是，但新闻教育和训练的原则不会改变。“黑暗中尽量摸索，尽量维持。”
“政治不应入侵校园”？要看是谁的政治
“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是传承社会价值的方式，然而国安法之手已同时伸向教育界。当中最受关注的，是原本旨在培育学生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的中学通识科，今年2月被“杀科”，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大幅删减原有课程内容。
教育局近日发布的课程指引，更明确列明，课程要加强学生“认识法治和国情，建立国家观念和明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通识科近年被亲北京阵营狙击，指其向学生灌输政治理念，令学生变得激进，导致大批年轻人反政府。
“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继续教了。”有16年教学经验、主要教授通识科的Liz（化名）2月得知通识科“被杀科”后，当晚决定教完手上的班级后，明年就移民离开香港。
“因为我真是因为这一科而入行，一直认为这一科是很好的平台，无论是小朋友的个人成长到全球化议题，任何内容都是同学需要学习和认识的议题。这个这么好的平台倒了之后，变成只能有正确答案的东西，变成以选择题为主的答卷和考核方式，这已经再不一样了。”
Liz以往最享受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同讨论民生、政治等议题，打破既定想法，刺激学生思考。然而在新课程下，一切只有既定答案，抹去多角度思考的可能。
“新科目里面有很多内容，我说不出口。例如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很明显只能说成就，而不能说一些问题，这不是在讲真话。做人都不能这样，莫说是做一个老师。”
所有科目都要为“国安教育”服务
而除了通识科“被杀科”，教育局更要求把“国家安全教育”加入中小学15个科目当中，例如小学常识科要让学生“欣赏保护香港的人”，例如警察和解放军；高中生物科要让学生“明白国家对人民建康的重视”；中学地理科要让学生从南海的例子“认识中国领土和领海范围，从而了解保障国土安全的重要”。
“要教的已不单纯是主权、政治下的国家安全概念，食物安全、核安全都有提到，国家安全在任何科目都要提到。2320大多数老师的想法就是一碰到国家安全教育，取态就是照本宣科，照读，就当自己那段时间被鬼压吧。”Liz这样说。
校园现“文革式”举报
教育局更要求学校成立“国家安全教育小组”，定期向教育局汇报进展和提交工作报告，要求校方劝止校内政治活动，若教师宣扬个人政治立场，均属违反专业操守。
这让校园里举报成风。就在《苹果日报》被搜查后翌日，有小学教师买了10份《苹果日报》回校派给相熟老师，被其他老师向学校举报，校方其后暂停该老师部分课堂，指其“动机不良”，并要求老师写报告。教育局回应，已要求涉事学校按指引处理，强调教师“不应在校内进行政治推广活动”。而在过去两年，不断有教师因政治问题被除牌。
Liz表示，近年身边不断有同行被教育局要求就投诉解释，她本人也曾被家长向校方投诉，指她在课堂上不断说“黑警”，幸而相关网课内容有存档，还她清白。
“你的任何举动都被监控，早晚会有监控镜头在课室出现。”
而在今年4月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小学生在警察学院的模拟港铁车厢中，以仿枪指向同学的一幕，是对无数家长的“震撼教育”。Liz也留意到，中学低年级学生受“爱国教育”影响尤为明显，当老师被要求在课堂上播放《我和我的祖国》时，部分学生神情激昂地唱起主题曲。
身为老师，她对香港的教育已不抱期望。“可以不生小孩就不要生，要生的都话都送去外国吧。”
无处不在的国安法之手
而除了中小学，国安法的影响亦渗入学术界。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据报至少有2名教职员被研究生举报涉违国安法；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先后以国安法为由，和学生会切割。香港中文大学甚至曾就毕业生的校内游行报警，港警国安高调进入校园搜证，至少8人被捕，包括3名中大校友。
而在文艺界，当局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列明电影检查员应顾及“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活动的职责，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影片应被列作“不宜放映”；内容涉及反送中运动的短片《执屋》随即被禁。而亲北京阵营也不断以国安法，狙击收藏政治敏感艺术品的M＋博物馆。国安法“红线”向文艺界步步进逼。
而港府也计划向各个专业界别动刀，包括夺走香港会计师公会的发牌权，转移给政府财汇局、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等。这些条例，预计将在已全无反对声音的立法会顺利通过。
而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未来香港的选委会选举、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都将被北京牢牢掌握，就连公开呼吁“投白票”都是违法。
我们被时代拆散
香港过去一直是“移民城市”，上世纪大批中国人逃难到港。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港人因为对北京的不信任而移民；到去年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再促使港人逃离香港。有香港媒体统计，过去一年港人净出境人数超过10万人。被时代拆散的香港人，正如犹太人般流散四方。
七一前夕的香港，《苹果日报》倒下的伤感未散，却又增添离愁和恐慌。
港府在6月28日突然宣布，鉴于英国疫情反弹，把英国列为“高风险地区”。启动“熔断机制”，禁止英国客机来港。时间不早不晚，就从7月1日凌晨零时零分开始。
这是一个敏感的日子。24年前的这一天，同样是一个死线，香港人赶在这一天离开香港。当年的香港旧启德机场，上演着一幕幕生离死别。Farwell、送机、道别，成为港人日常。
历史给香港人开了一个大玩笑。24年后，就像轮回转世般，香港人再次赶在这一天前离开香港。怕这天一过，想直飞英国，就没那么容易。
而事实上，过去几个月，往英国的机场柜位前人满为患，和空荡荡的到港入境区域形成强烈对比。祖父母抱着一脸懵懂的儿孙哭成泪人、叮咛再叮咛，又或举家老幼一道漂向未知远方。
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二次回归”的香港，香港人，再次被时代拆散。
上一代老移民的观望：期盼香港“明天会更好”
移民美国31年的老张（化名）当年离开香港时，没有多少离愁别绪。
“我想我们那一代移民的人，没多少人是打算莎哟哪啦，从此不见，不是这样的。只是觉得，给自己一个选择，我以后应该都会回来。”
1990年，当时在香港美资银行任职的老张，有一个到美国工作的机会。40出头的他有个人事业发展和儿子教育等实际考虑，但最终让他决定抓紧这个机会的触发点，是1989年的六四屠城。
当时他和很多移民港人一样，仍抱观望态度，注视中国在经济发展后的转变，以及香港在主权移交后，一国两制带来的变化。
“那时候对香港和中国都会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盼，觉得一切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1997年后，我都相信香港和中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年出走，跟自己说的一句，是“离开是为了回来”。30年间，他有过几次回流香港的机会，但都因缘际会未能成事。即使如此，他也一直不抗拒回香港生活，直至这两年，香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陌生，是很贴切的形容词，已和我以前熟悉的香港很不同。还有一句，哀莫大于心死，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回来香港的动力。怕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但即使保证我回来不会有事，我都不想回，除非必要。因为目前的状态，我是对香港死心。”他这样形容当下对香港的感情。
2019年海外“大中华胶”的觉醒
过去有一种说法，指香港20多年来，一直“人心未回归”，是因为香港人有“恋殖情意结”，排斥大陆。不过老张相反，从小受《小朋友画报》、《青年乐园》等左派刊物影响，他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相信共产党会为中国人民带来改变。
他甚至曾参与一些左派“学习班”，并参与在香港的左派活动，但在六七暴动后，他开始反思。
“程翔所说的两个字叫'苦恋'。我爱祖国，我看到他很多不足，我提出很多疑问，所以他对我不信任，觉得我反骨。但我对他有一定期望，所以我不会完全脱离。”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更是首批进入中国做生意的美资银行代表，当时他深信自己可以充当美中之间的联络人。即使1990年后移民美国，他仍希望更多外国资金流入中国，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就会改变。希望西方社会接纳中国，中国也会接受西方价值。
不过当中国开始“富起来”，他近年在美见证在中国“战狼外交”下，驻美官员及部分海外华人的狰狞面目，开始觉得失望。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到去年北京强推国安法，更让他切身感受到北京如何背弃承诺。
“你跟我说一国两制？你跟我说什么都不信，你跟在中国大陆有何不同？我以前都觉得大家有商有量，大家有些火花，但可和平共存。现在的情况是，你不表态也是犯罪。”
经常隔岸看着示威现场的网络直播，看着故土被蹂躏，他愤怒，却又无力。可以做的就是参与当地的集会示威，以及不断“课金”给支持香港的意见领袖。
活了70年，顷刻大梦初醒，方知过去太天真。伴随觉醒而来的，是恐惧。即使人在美国，仍怕在港家人成为人质，也怕有家人离世而必须回港时，有家归不得。
“事实说明我所期盼的没有出现。有时候别人问我，我是否很怕共产党员，我不怕，之前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而现在怕不怕共产党？现在怕了，因为他没有底线。就算国安法也没有底线，你问他也没有答案，根本就是红线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新一代“新移民”：此去一别或是经年
无底线、红线飘移的国安法，令持有英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先生（化名），加速实行去年初萌生的移民念头，今年五月底动身赴英。受访的当下，和妻子在英国的“新移民”生活，还未满月。这一别，他已有心理准备，未来10到20年，都不会回流香港。
“作为经历过港英时代和特区管治的一代，我们也不是要奢求什么，只是不想所谓的界线不断飘移，大家有基本人权和自由，其实已经可以考虑回来。”
自问要求不高，但他也没有信心，北京会在短期内对香港松绑。
“像六四一样，过了30年，他们仍然不承认，想抹走历史。香港有没有可能在10年来回复以前那样？我不是很乐观。”
参与集会的自由恍如隔世
初到英国，经过10日隔离后，他即参与当地的612集会，之后再参加支持《苹果日报》的集会。在自由的空气下，合法安全地参与集会的感觉，恍如隔世，熟悉又陌生。上一次，已经是2019年。
“香港在过去的大半年、一年，已经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有点感慨，觉得为何在外国才可为自己出生的地方发声？看到很多香港人都走来，觉得大家都没有忘记香港，不是到了外国就和香港切割。如果在海外的香港人都不发声，其实在香港的朋友更加无法发声。”
国安法下，各个界别举报成风，特别是在公营机构。之前在香港卫生部门任职的他，离港前就连在网上发帖都有恐惧。
“界线因为国安法推出而愈缩愈窄，也会限制公营机构的人在网上，甚至在自己平台上的言论，所以也会有担心。所以到最后阶段，基本上是不会在网上自己的平台发布任何东西。”
离开香港后，他的社交平台重新出现笑脸和日常生活片段。回望故土，已面目全非。
“礼崩乐坏的感觉，大家最相信的法治，当中的无罪假定，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在国安法下被抹去。各个界别持守的信念和一贯做法，都在国安法下被凌驾。
”黄丝“港漂：远离小粉红保平安
国安法带来的”文革式举报“和白色恐怖，曾在中国生活的人，感受最深。
”我2019年的时候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有故意跟一些很粉红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到国安法之后，就明显跟那些人距离更远，我会更加提防，更加小心。会有点担心，万一真的有人举报或什么。“
来自中国安徽的Charlie（化名）2012年到香港读大学，一到香港，就遇上当时的”反国教运动“。当年被喻为”洗脑教育“的国民教育方案，在港人强烈反对声中被推倒。
4年在香港的大学生涯，让她被”逆向洗脑“，认同港人追求的民主自由价值，成为港漂中为数不多的”黄丝“。
”就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选择，如果当时没有到香港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初期，她几乎每个星期都参与示威游行，甚至在上班的午休时间参与“和你Lunch”活动。当她去年看到“港区国安法”的最终版本，她惊呆了。
“看到真正出来的最后版本，就觉得完全是一个毫无香港风格，完全是内地语言和格式的一个文件。”
无法被国歌扭转的身份认同
这股“中国风”，不单改变香港的法律，更入侵她的日常生活。她尤其记得，去年某天早上，香港电台突然传来《义勇军进行曲》。
“正好就是在刷牙，忽然听到国歌，然后整个人就非常崩溃。就走在街上也会很生气，十一的时候就出现非常多的庆国庆的标语和广告牌，到后来立法会制度改变时，又出现很多什么'促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稳定'的广告牌。反正每次经过这些东西，我都会很生气。”
从去年11月中开始，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每天早上8时新闻节目前，在各频道播放国歌，以培养市民“对公民及国民身分的认同感”。然而她的身分认同，却已经不能被一首国歌扭转。
“我觉得在2019年之后的这段时间，不管是外界的影响还是我自己看书看资料，会让我对香港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更理解和熟悉。我一边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多好，同时这些好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一旦理解了这个地方有多好，下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需要赶紧逃。”
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此刻的她，已不能回头，只能“逃”得更远。新学年开始，她将要到美国攻读硕士。
“我会想加入一些当地的跟香港有关的组织吧，总会有办法在保证自己身心健康的情况下，还为光复事业做些微小的贡献。（不加入中国学生组织吗？）没有啊，我觉得随时就可能被人举报了，我应该会远离中国人。”
今朝一别，归来何日？她有一个目标。
“如果香港光复了，我肯定会回来的。我又理解了以色列当时建国，那些以色列人从全世界回去的心情。如果哪天香港光复了，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回去。”
在光复以前请好好活下去
此刻的香港人，正如犹太人般，被时代拆散。光复之路遥遥无期，不少港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促使他们放弃一切离开香港。陈先生是其中一个，希望下一代可以在一个可让他“有话直说，讲真话”的地方成长。
“会让他知道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的重要，让他培养独立思考的动力，而非单方面被灌输。我们会以身作则，每天持续告诉他香港发生什么事。我们带了关于香港的书、剪报来英国，这些将来都会是给下一代的历史流传。”
选择离开、能够离开香港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仍有无数抗争者和政治犯身陷狱中，仍有人在香港这座陷落中的城市坚持留守。在《苹果日报》的最后时光，有读者以“留下来的人”署名刊登头版广告，开放让大家填写“我会留在香港，继续做……”让因各种原因而留下来的人，互相慰藉。
“无论如何，好好生活，坚持信念。做一些力有可及的事，已是很好，大家互相支持。”这是陈先生留给“留下来的人”的话。
此刻我们如水流散四方，重聚之前，愿你安好。
//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就会再见//
编按：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38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在“宇宙国安法”下，以上受访者全部要求以化名受访。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7/%E5%9B%BD%E5%AE%89%E6%B3%95%E4%B8%80%E5%91%A8%E5%B9%B4%EF%BC%9A%E6%88%91%E4%BB%AC%7C%E8%A2%AB%E6%97%B6%E4%BB%A3%E6%8B%86%E6%95%A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