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其實,劇本早已寫好了,只是我們沒有做足準備。
當然,賣文終歸為稿費,倒不會介懷。
可惜的是,香港人多熱中於即時發泄,不願意花點時間、花點心機去了解對手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和準備搞什麼。結果當北京出招,自己則方寸大亂,給打得七零八落,最後只能夠在「臉書」玩精神勝利法,在虛擬的空間裏大罵對手如何無恥。自己在現實社會中落後於人,而不能在對手出招之前,先下手為強,輸咗,與人無尤。
讀張曉明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我沒有水晶球,又沒有中間人,更沒有見過所謂傳話人。自去年十一月開始,要了解北京領導層怎樣看香港及日後對港決策,我一直讀這一篇文章:現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寫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這篇文章是一份政策性文件,擘劃了未來至少五年的北京治港方針,但是,本地傳媒多數當它是「黨八股」,寧花精力去討論特首的施政報告,而卻冷待這篇八股,真的非常奇怪。
每當北京領導層就港事發言,我就會把此文拿出來再細讀一次,坦白說,比讀毛選更花精神。自十八大開始,北京對港政策,已經有重大調整。此文重新演繹(或曰活化、或曰修正,隨你喜歡便是)了「一國兩制」,將過往不少香港政客常說的「一國」與「兩制」並存之傳統思維,轉變為一國先於兩制,一國派生(香港一般稱為「衍生」)兩制,兩制從屬一國。
換言之,在現時北京領導層眼中:一國與兩制有高低、從屬及派生之關係,而不再是三十多年前討論基本法時,無論是左中右之香港政界人士,對「一國兩制」之傳統理解及共識。所以,現在一些民主派前輩,一再挖三十年前對「一國兩制」之理論,還要與現時北京領導層爭論什麼才是「一國兩制」之「真義」,嘥氣也!
一國兩制已被重新定義
此文花了大量篇幅,重新定義「一國」與「兩制」,之後才是戲肉。戲肉是什麼?就是北京未來五年,想在香港做什麼具體工作。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要搞好港澳特首之普選工作。所以,假如讀者願意冷靜地想一想的話,北京於2013年啟動特首普選方案之討論,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只牽涉到本地立法的時間表。更重要的是,五年後,北京領導層亦可能要再做一次音樂椅,愈早做好有關工作,就不會讓這件事成為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政治議題,重蹈去年年初特首選舉覆轍,成為中共領導鬥爭的議題。
好了,既然要搞普選,下一步北京主事官員自然會想到,萬一政改方案通過了,那麼,就不能百分百保證未來特首一定是聽話的「應聲蟲」。人在其位,自有其權,權在他手,終歸不是好事。而且,萬一,真的只是萬一,特首寶座給一個「李登輝」式的人物贏出,選前對北京恭恭敬敬,坐正特首寶座之後忽然來個「本土化」,可真的是嚇死人。像現在的「限奶令」,港人資源優先的口號,在北京眼中,不就是「本土化」傾向麼?但是,提出這些口號及政策的,居然是自己人梁振英……
中央設防火牆防脫軌
於是,這篇文章裏面就提出,北京要設立幾道防火牆,慎防他日普選之後,有人會脫軌演出,賣中不賣港。這些具體措施有:
1. 北京將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過往十五年,特首述職予人感覺是儀式化,每年聖誕循例北上見一見領導層,講幾句挺港之言論。但什麼是制度化呢?文章內沒有詳述。定期述職?每三個月一次?向哪個部門述?要述些什麼?
2. 北京要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還記得去年七月一日新政府上場之後,個個局長輪流排隊上京與北京主事官員見面。無人知道,究竟這些司長及局長上去談些什麼,報告一些什麼,立法會又沒有着力跟進。但何為任命權?是否包括考核司長及局長表現?任命權是否包括司長、局長需定期向北京匯報?是否包括需要直接聽命於北京的指示?有任命權,是否包括有撤換權?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即是說,立法會日後通過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將用什麼方法行使監督權?監督權是否包括設立一套新的制度,讓人大常委重新審查及行使否決的權力?
我傾向將這三個措施與2017特首普選方案,扣連在一起,當作是普選方案的2.0。假如2017年普選方案通過,這些措施自然會一併在北京(注意:這些措施毋須經過本地立法)處理好,然後公告天下,香港人會不會被諮詢,天曉得。即使2017年普選方案不通過,這些措施的時間表可能會遲一點,這就要視乎本屆政府的表現,以及本屆政府有沒有做錯事,讓北京主事官員有可乘之機,即是說,有沒有一個突破口,讓北京借機推動上述政策。
舉一個極端例子,香港的限奶令弄得某些人不高興,引起了所謂的港中矛盾。如果北京有官員(報章也好)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之立法行使監督權,否決立法會通過之限奶令,那麼香港政府該如何處理?這個講法,香港人不高興,但十三億人民拍手叫好,你估北京會站在港人,還是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呢?
不認識對手 怎與對手談判?
老人家,愛說舊事。二十多年前,民主派前輩往往能搶在時機之先,在北京推出對港的種種關卡及古靈精怪政策之前,先做好研究、對策及論述,然後再在社會中率先引爆,把北京殺個措手不及,讓對手跟着民主派的論述而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民主派前輩可能征戰太久,疲憊之極,已經變成「被動王」,往往墮在時機之後,不斷地跟着北京思路走,變成真正的「路徑依賴」,失去了向前衝的力氣。跑不動了,於是北京按照劇本做什麼,民主派被迫跟着劇本走。今次2017普選特首方案之討論,就是好例子。
對手變,泛民不變。現在民主派面對的對手,已不再是魯平時代的「一國兩制」,已經進化至王光亞時代的「一國兩制」。我們,根本不認識對手,又怎麼能與對手談判?還有籌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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