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志们，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运动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的伤痛、愤怒、甚至兴奋，并未过去……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虽然还留下一些零零星星清理战场的工作，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里，缅怀过去的荣耀，享受既得的战果。"许信良在1999年5月写道，他决定退出民进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2000年的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这封《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
参照《此心长为中国国民党员》来阅读它，别有一番滋味。22年的过去了，许信良与他的同志们曾期待的一切，几乎都实现了。但在台湾面临的新的挑战面前，这个在争取自由与民主过程中众望所归的民进党，却不知如何回应。
在七十年代叱咤风云的许信良，错过了整个八十年代，一旦偷渡归来就一头扎入九十年代。他的乐观精神与开阔眼界，几乎立刻就为组建不久的民进党增添了力量。
"整个运动与我离开时是一样的，我们的努力一方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就连了上来"，在说起偷渡归来时的状况时，他这样说。政治变革开始了，旧秩序不会立刻消失，他还背负着"叛乱罪"，被关进了土城监狱里。不过，这也仅是象征性的关押，在监狱里他旋及开始指挥民进党的地方选举，并不到一年后就被总统特赦。
重获自由的他，几乎即刻成为了民进党领袖，并在1991年正式当选主席。这也是尚稚嫩的民进党与李登辉合作的蜜月期，他们要共同努力拆除"党国体制"。
这是个亢奋的时代，你也看着这不可摧毁的庞然之物正在坍塌。这也是困惑的时代，简单的二元对立性消失。许信良相信，台湾正经历一场"拼贴革命"：在生活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商品，都迅速涌入台湾，成为生活选择，在政治层面，执政党与反对党又简单的对立关系，进入一个更复杂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台湾所生存的国际舞台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冷战业已结束，一个没有国界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台湾必须要拥抱这个时代。但是，他的民进党同志却对此没什么兴趣，仍在旧有的系统中打转。
即使在今天阅读《新兴民族》，你能感觉得到其中的激动情绪。许信良把台湾社会定义成正在崛起的21世纪的新兴民族，"就像十三世纪威震世界的蒙古人，十七世纪入主中国的满洲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及本世纪当红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它将为世界提供新的能量。除去世界近代史的强权兴衰，他也回顾了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不断到来的征服者与它介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它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足以在新世纪大放异彩的特性，但前提是，它必须有有"卓越的政治领导，有正确的发展方略"，只有这样，台湾才能克服它长期以来的锢疾——它是经济上的强人，却是政治上的侏儒。
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是第一次卸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对台湾的期待。在很多方面，它就像当时流行的未来学著作，把历史、政治、技术、管理融为一炉，浅薄警句与历史洞察又搅在一起，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与日本的大前研一正是此中高手。而许信良则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为台湾做出了回应。
在某种意义上，《新兴民族》仍是《台湾社会力分析》的继续，甚嚣尘上的全球化不过是现代化的理论继续，一种由技术驱动的、线性的历史观。
这本蕴涵了他多年的思考、试图为台湾的未来指引方向的著作，却成为他的个人事业的分野。在之前，他的个人思考总是能与时代合拍，抓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但现在，他仍是那个许信良，台湾社会却对他失去了兴趣。他的雄心、他的前卫思想，能在对立时代成为英雄，在一个更多元的时代，却失去了感召力。
二
"你会觉得失落吗，台湾社会似乎没有理解你？"在他大段的讲述全球体制之后，我问他。
他的回答既意外，又在情理中："我不会感到失落的，我是研究的历史与政治的，整个世界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至于我个人，我提出了看法，我努力不懈，这怎么会有失落呢？"
因为面对我这陌生人，他不便吐露内心的焦灼，还是他早已习惯这一切，真的不在乎？当台北的朋友听说我要见许信良时，总会说起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格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可惜，他被这个平庸的时代低估了。
的确，当他在在富有革命意义的中泰宾馆，对着民进党的同志与新闻记者说出，"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时，他一定又悲壮、又辛酸。在台湾的政治界，人人都知道他的"总统梦"。倘若马克斯·韦伯的"以政治为业"的定义没错，许信良正是这种类型的政治家，他终身以成为总统为志业，也把这称作"天命"。不过，"天命"却总不垂青他。当台湾在1996年实行第一次总统直选时，他在民进党内败给一位更资深的流亡者彭明敏，而到了2000年再度选举前夕，陈水扁又后来居上，他只能退出民进党，以独立候选人参选。这真像是历史的一次轮回，不过，这轮回却是残酷的。22年前，他被国民党开除，却赢得了选举与公众的心，如今，他退出民进党，但在在民意测验中得到的支持率却不到1%，这是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参选。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让人觉得难以捉摸，他的立场似乎总在变化，他可以从国民党新星变成了"党外"领袖，他又可能从民进党主席变成泛蓝阵营的支持者，然后在2008年又再回民进党。
不管他做出何种姿态，放出何种言论，都在台湾社会中注定越来越边缘，公众甚至忘记了他曾经的牺牲与洞见。当他在2012年再度参与民进党主席竞选时，在短短的演讲里，他突然回顾起自己一生。这一瞬间让人们感慨不已，台湾社会似乎走得太快了，忘记了这些先行者。他是个未遂的总统、错位的政治人物，受困这个岛屿，或者自己的时代。
不过，在见面后，我很可以理解台湾对他的态度。他真的不是个好的沟通者，他不修边幅的形象在这个消费时代，则欠缺吸引力，他也对外界缺乏感受力，他不是个内省的人，他的自我完全被那个宏大历史图景所吞噬，但也因此，他变成了一个最自我的人。他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对于周围反而失去了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他与施明德一样，是一种极端的自恋性的人格。施明德的自恋在于，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存在，而许信良的自恋则是，他能够完全忘记物理的自我与真实的世界，沉浸自己的观念里。
三
"你真的不担心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吗？"，我问他。他似乎对于台湾社会对崛起中国的忧虑浑然不觉。他相信真正保护台湾的，不是军事力量，更不是脆弱的民族主义，而是这个全球体制，既然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它就不会轻易颠覆这个体制。所以，他相信，两岸之间问题，最终要像是欧盟中的德、法一样，多少历史怨恨，都将在经贸驱动的融合中化解掉。
所以，当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制止台商前往大陆投资时，他却提出了"大胆西进"，要台湾拥抱中国、占领中国。他对于台湾的活力与独特性深负信心，从不担心它会消融在辽阔的大陆。而在过去十年里，他又不断的批评民进党的偏狭，回避中国大陆的真实存在，缺乏真正的中国政策。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哲学就像是已被庸俗化的卡尔·马克思与查尔斯·达尔文的混合体，相信经济决定论与物竞天择式的竞争，而台湾必须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获胜。
我虽不喜欢他这粗线条、情感迟钝的历史观，却不得不承认，在他一生中，这种进步主义观念仍是正确的，他的不可救药的乐观，常被证明是对的。短期的历史可能抛弃他，但长期来看，历史似乎又站在他的一边……
他常被称作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却是一条坚定的变色龙，他的权力意识从来服从于他的使命感，他的行动则只追随他的真实思想，即使这导致粉身碎骨的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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