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通过理性的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2013年3月1日，香港政府对进出口规例的修订生效，16岁以上人士离开香港最多仅能携带2罐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这宣告了由大陆奶粉安全问题衍生出的“奶粉水货客”行业风光不再。新规发布后，“香港限购奶粉”成为了新浪微博当天十大热门话题之一，有接近200万条微博讨论该话题，并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持续发酵。大范围讨论不仅折射出中港关系磨合中的阵痛，亦体现了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基本素养的不足。
最开始对“限购”与“限带”的误会，经过有影响力微博账户的转发而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的负面情绪。而后续讨论中简单粗暴地给事件定性，过于轻率地认为利伯维尔场和管制是不兼容的，以及市场供给可以很快回到均衡状态。对意见不合者贴标签，情绪化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不仅剥夺了两地民众了解彼此观点的机会，更忽略了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内地食品安全？如何全面评估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在思考香港和大陆，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民间观念层面的时候，说理的起点是什么？众声喧嚣，微妙的道理反而被盖过而显得悄然无声了。
诚然，在信息量大，流动快的互联网时代，微博，博客使发表言论成了很轻易的事情，私人领域言论和公共领域言论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 但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因为言论平台的社交性质，而妥协参与公共讨论中言论的质量，是可以接受的吗？哈马贝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社会自组织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互联网所提供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机会练习议事、辩论、达成共识。社交平台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说话，言论自由亦是有边界的，而当我们在谈公共议事的时候，个人要对公共言论负责。话语权越大，在公共讨论中的发言越需谨慎，比如此次香港奶粉事件，就有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了问题，把单纯的奶粉问题泛化为中港矛盾。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始末和法例实施的尺度，就用不属实的信息挑起了争端。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调解中港之间的张力，把事件的真正内涵揭露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谩骂上，使得中港两地撕裂。
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判断更多是出于群集心理和群集反应，而不是冷静判断的结果。 社会等不及去发现绝对的真理，涉及到公共议题时，真相的相对性则更明显了。香港到底缺不缺奶粉？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种呈现的方式。奶粉供货商说，奶粉源充足；香港的父母说，某几个牌子一直断货。而问到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通过何种方式，干预多久，答案则更是因人而异了。有人因此觉得公共讨论是虚无的，背后只是不同利益团体价值观念的体现。不可否认，我们都是用各自的论证支持或是反对某种立场，在这些讨论之中，我们的主张必定会有互相冲突的时候，但这不要紧。公共讨论就是促成一个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广泛认可，只要这种认可符合理性的就可以。比如，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那几个销量最好，总是断货的奶粉供给跟不上；政府为什么没有采用其他选项而唯独用了这一手段；此次的新规对香港、对大陆有哪些潜在的影响；是否是长期政策，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提出观点，摆出论据，这才是理性的公共言论。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学会用理性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仔细回想，这样缺乏说理空间的公共讨论习惯，我们并不陌生。那些年网络上轰轰烈烈的药加鑫是否应该判死刑，活熊取胆汁道德吗，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这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公共讨论，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结束的。
而回看现在。你觉得对杀人嫌疑犯施加死刑正义吗？你如何看待你与动物的关系？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战略意义如何？怎么提一个好问题？怎样和人辩论？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没有想清楚，而且永远有思考的空间。
公共言论是社会智慧的产物，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宗洁，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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