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强
2013年新年伊始，我离开了公立医院，选择走上了自由执业道路，来到私立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World Path International)担任首席血管专家。所谓自由执业，就是指脱离了国有医院的管理，离开准公务员的“体制内”，去自主选择执业方式和执业机构。
我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几经辗转，2007年被特聘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2009年兼任这所三甲医院的管理公司总经理。多年工作积累下来，职称、研究成果、病人的口碑可以说是一样也不少，坦白说，我在体制内算是过得比较舒服的医生。
对于“体制外”，我也有所了解。1997年，我前往美国罗玛琳达医学中心(Loma Lind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接受血管外科的奖学金项目培养，也曾赴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参加技术交流。在得到了广泛的见识后，尽管已经抱上了编制的铁饭碗，我还是对国外成熟的私立医院行医模式和工作氛围心存向往。
2012年，我的儿子在上海一家私立医院降生，这次亲身经历使我更加坚定了离开公立医院，投身私立高端医院的决心。我太太40岁生小孩，属于高龄产妇了，所有公立医院的教授都认为应该剖腹产，没有商量的余地。然后我到上海沃德医院接触了孔玉屏医生，这位医生亲自给我太太做超声，做测量，然后告诉我：“年龄不是主要问题，你太太完全具备顺产的条件。”这样讲是要承受很多压力的，因为她的主张和其他体制内的教授完全不同。还有一个问题是影响收入，剖腹产8万元，顺产4万元，孔医生主张顺产就少赚4万元。随后，孔医生给我太太做了非常认真的检查，结果整个生产过程都很顺利，母子平安。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家属体验了私立医院的整套服务，他们的服务非常个体化，给予病人充分的关注，沟通很到位。我一直认为看病应该花精力去分析，而体制内的医生一天得看一百来个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药。后来和孔医生聊天，我问她为什么提出要我太太顺产，而且还少赚那么多钱。她说，因为她是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对她来讲病人的口碑是至高无上的。她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也喜欢好好看病，看出水平，做品牌。而公立医院医生看得好与不好都有医院挡着，何况就算有患者不满意，只要你身在一家三甲医院，病人照样还是蜂拥而来，医生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2012年12月初，我发了这么一条微博：“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离开体制，意味着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但这一切都会值得，因为于国、于民、于医，都是一条必经之路。于我，则是重新探索自我之旅。”没想到这条微博竟然被转发了2000多次，由此可见医学界和社会对医生自由执业的关注。我也考虑过是否能够改变现状，老实说如果迟一些交辞呈的话年终奖还可以拿，这下大概损失了五六万块钱，但我觉得以一己之力改变不了公立医院的现状，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辞职，开始自由执业的尝试。我认为自由执业可以把看病、执业平台，还有医生个人的发展前景全部捆绑在一起，这个时候生产力就解放了。
有人问我，体制对医生的束缚到底指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好好讲一讲，替留在体制内的医生们讲一讲。
最热门的问题还是医生的多点执业受到限制。2009年9月，卫生部曾发出《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看似是打开了《执业医师法》中“一个医生只能在一个注册医疗机构行医”的口子，但“通知”里面又有这么一条：一定要经过第一执业地点同意才能够签订第二执业。一般的公立医院不允许员工签第二执业单位，所以医生拿了这家医院的工资和奖金，就得捆在一个医院上，只有跑到体制外才能绕开这个问题。
更现实的是，现在体制内的医生要在发论文、评职称这些事情上牵扯太多精力。医生的职称完全靠论文水平，而不是靠临床能力来决定。愿意在临床工作上花时间，在病人身上花心思的医生比不过不看病人，整天写文章的医生。这不公平，会扭曲医生的本质。
另外，发改委定价的医生劳动价格很低，甚至低于医疗成本，这就造成很多公立医院医生会利用多开药，多检查来弥补收入不足，甚至是收红包。医生也很痛苦，不做自己收入上不去，做了又良心不安。相比之下，私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格构成比很高，自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站得再高一些，不难理解，现在医保要求广覆盖，这就意味着一个蛋糕要分给更多的人吃。这样等于是限制了每个人的医疗费用，换句话说，就是降低了每个人医疗的标准来满足更多的人。所以有些科室医保病人指标满员后，干脆不收医保病人，或者要求病人一定要自费。因为超过指标，医生如果再收这类病人就要自己贴钱。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看病更难了，更贵了。公立医院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病人数量庞大，医疗服务就会相对单一，相对粗糙一些。
这些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希望自己能提供高效率、高品质的医疗。只给我两分钟看一个病人，我不能给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也不能体现出自己的水准，这是一种资源浪费。而在我现在的医院，每个病人的看诊时间最少20分钟。
选择这家医院，同时也因为这里支持“当日手术”的医疗模式。 这种手术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证明现在所有的外科手术中，有70%的手术可以在不住院的情况下完成。这种模式能减少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患者手术等待时间，减少住院天数，减轻经济负担。对于人口数量庞大，医患关系突出的中国来说，它有着广阔的前景。
我有一个菲律宾的病人，她两条腿都有静脉曲张。第一条腿治疗时她到公立医院来找我，做了手术，住院三天，总体来讲比较满意。治疗第二条腿时，她来到我现在的医院继续治疗。第二次手术之后，她对第一次手术提出了抱怨，我就问她两次手术区别何在。她提到在私立医院治疗时间短，因为这里采用“当日手术”的模式，不需要住院。由于公立医院采用低成本的麻醉方法，方法是比较简单，但是病人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所以一定要住院。而我现在的医院采用标准较高的麻醉方法，成本会比较高，自然收费也高，不过病人很安全。另外公立医院的麻醉师与病人几乎没有交流，所以当时她很紧张。她还特别提到两个细节，一是病人术前衣服都要脱掉，容易感冒，第一次手术时医护人员没有照顾到她冷不冷的问题，但是私立医院的护士先把空调温度开高，等她消毒好了再关掉空调。二则是对隐私的尊重，第一次手术时脱掉衣服消毒过程中经常有男性护工或者医生随意进出，她觉得很没有尊严。但是沃德就没有这种情况，在她消毒的时候连我都要回避。这个手术私立医院的价格比在公立医院要贵一倍，但是她表示宁愿贵一倍也在所不惜。
作为医生，来到高端私立医院，我觉得另一个好处是与病人的契合度增高了。高端病人的核心特点不是经济富裕，而是就医理念先进。我的家庭也并不富裕，但是太太生孩子的4万块钱能够出得起。现在，4万块钱等同于大城市核心地段一平米的房价，我相信大部分中国家庭都可以支付。所以私立高端医院的病人未必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一定对就医感受和服务质量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有很强的健康意识。最近有一次和一位病人进行术前谈话，我发现他对血管知识的掌握已经超过一般的非血管专科医生。原来，这位患者自己翻看了许多专业书籍，也喜欢上网查询资料。我收治的病人中，有很多都和这位病人非常相像。
在高端私立医院，不仅病人可以得到定制的服务，医生也会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得到尽可能多的配合。我所在医院作为一个平台，所有的职能部门都为医生服务，完全以专家为中心开展工作，解除医生的后顾之忧。这与公立医院的职能部门不同，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走进职能部门就是管理者。在公立医院，医生们要养活三十几个职能部门来管自己，对于医生来说很吃力，很难静下心来好好服务病人。来到私立医院工作半月有余，我感觉自己变得很纯粹，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好好看病。所以来到私立医院让我有一种回归的感觉，是“上岸”，不是“下海”。
我的自由执业之路还没有完成，按照卫生部的规定，我还可以再选择两个执业点。我的计划是将第二执业点定为一家公立三甲或二级医院，组建自己的医疗团队，服务更广大的患者；第三执业点则是即将开业的上海国际医疗中心。从医20年来，在“单干”的这个月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现在我虽然47岁了，但仿佛又回到了刚刚30岁时的心态，觉得还有很多事可以开始去尝试。
作者是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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