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 (民陣)一直被視為「和理非」示威的「大台」。2019曾發起上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逃犯條例》修訂，但隨著示威升級，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疫情以及《國安法》實施，民陣在警方多次反對下，再無法舉行合法大型群眾活動。
主流政黨因擔心受到牽連而相繼退出，民陣多名核心成員先後捲入不同案件而被關押，警方近日亦有意動用《社團條例》取締民陣。民陣正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但25歲的陳皓桓選擇即使只剩下他一個人，也肩負起這個組織。
但陳皓桓捲入2019年國慶日的未經批准集結案，在他認罪後，今日( 5月28日) 被判監18個月。
這意味著，民陣秘書處再沒有人工作，陳皓桓和民陣的未來都處於不確定之中。
在判刑前，陳皓桓對BBC中文說：「從政者就是要給公眾希望，你少了一個平台就少了一個發聲渠道，我怎麼也不會放棄，我坐牢，民陣也不會消失。」
他追求民主路的經歷正是眾多年輕民主派人士的寫照。
越來越「孤單」的民主路
25歲的陳皓桓從初中開始因為接觸、了解「六四」的歷史，而對政治產生興趣。他先加入中學生組織參與政治活動，中學畢業後一度修讀旅遊專業。但2014年「雨傘運動」後，決定輟學全程投入社運。於是加入政黨社民連和參與民主派組織，做過議員助理，參與助選的工作。
身型瘦削的他自言「讀書不多，不懂英語，沒有足夠的法律和政策知識，也不是當領袖的材料」，因此從來沒有打算當議員，或是成為公眾眼中的政治人物。
但因形勢所迫，去年他接過了民陣召集人一職，接替現在被關押的前召集人岑子杰。
陳皓桓對BBC中文說：「我本身沒有打算跑到最前，比較想做幕後，在後面製作示威牌、標語、草擬聲明，我是那種請願時用旗幟擋著臉去聲援的人。但現實是很多人都坐監，一場民主運動如果這麼多人坐牢，我就要補位，這是我的理念，沒有人做，就我做。」
突然需要接棒這個場面，不單是陳皓桓和民陣面對的難題。眾多民主派組織例如舉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也因領袖被捕而需另覓新面孔成組織代言人。民陣面對的問題還多了一環，這個組織本身是結合眾多民主派政黨及公民團體的平台，但早前有消息傳出，民陣可能捲入《國安法》案件，主流政黨民主黨、公民黨等先後宣佈退出，民陣變得更為孤軍作戰。
「這是社運路上一種另類的孤單。（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民陣前召集人）岑子杰正在被押，我做任何事也問不到他們意見，因為人全都被抓了。我有時連民陣的物資在哪兒，我也不知道問誰可以知道。以往還可以找政界朋友合作，例如民主黨有胡志偉、林卓廷、職工盟有吳敏兒、支聯會有李卓人，但全都沒有了。現在少了很多人，少了很多東西，這是一種另類孤單的感覺。」
這種孤單感不單來自組織同事的相繼被離開，也來自他對自己家庭的主動疏離。
2019年開始，他由於擔心家人受到騷擾，甚少和父母來往。他說，預料入獄後，也不會把父母放入探訪名單。
「當然有不捨得，我是家中最小的，父母最疼我，以前我想吃什麼都可以吃，但搞民主運動，你預了坐牢，並不想自己的行為或理念，影響他們。」
「反送中」的連場示威，讓他累積不少籌辦大型活動的經驗，包括如何向警方申請遊行、怎樣聯絡媒體、怎樣擺放街站、撰寫和發佈聲明等等。幾個月來，民陣都只有他一個人，一手一腳完成這些工作。
與資深的民主派人士相比，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經驗略有不足。例如訪問中，一名法律界人士用英文向他發短訊，講解警方擬動用《社團條例》取締民陣的問題，他忍不住嘆口氣說：「傻的嗎？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懂英文，還用英文發短訊給我？我也不太懂很複雜的法律和政治用語。」
民陣此類組織或團體的存亡，一方面取決於當局會否出手，一方面也考驗找不找到繼任人。在如今的政治環境，多少年輕人願意承受風險加入民主派團體或走在最前，是未知之數。
民陣將在8月換屆，陳皓桓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新繼任人：「我問過其他人，暫時都無人答應我可以做到，現在要去接民陣召集人這個位置，就預了要按受法律制裁和追究，大家都自然有所顧慮，但我希望有人接過我的位置。」
而就算沒有了民陣，他相信香港人仍然會爭取民主。
「香港未來還有沒有遊行，不是看政權如何打壓，而是香港人如何選擇。以前民陣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遊行，但未來很明顯，警方不會再批不反對通知書，市民上街好可能會是不合法，有要承受刑責的風險，這將會是香港人的選擇。」
親北京媒體把民陣塑造成「勾結外國勢力、煽動港獨、反中亂港」的組織，也表明應該以《國安法》追究民陣。訪問當天，親北京媒體以頭版報導民陣的消息，指控民陣勾結外國勢力和洗黑錢，形容民陣是垂死掙扎。
港警早前以《社團條例》要求民陣交代財政狀況，以及質問為何民陣成立多年也不依法登記成為合法社團。民陣回應稱，19年來，香港警方和政府部門一直與民陣合作，也未曾質疑民陣是非法組織，甚至被前特首梁振英稱為朋友。
民陣認為法例明確指出香港居民有結社自由，不認同當局的《社團條例》，所以拒絶回應。
陳皓桓在訪問中再次重申，民陣一直只靠街頭籌款舉辦活動，從沒收取外國資金。他笑言，他與前召集人岑子杰都是政界中不諳英語的人，「一個英語不好的人如何勾結外國勢力？你要強加罪名也無辦法，就好像說一個盲人偷看國家機密似的。」
他亦再次表示不贊成「港獨」。
有別於眾多主張與中國切割的香港年輕人，陳皓桓的政治理念更貼近傳統民主派，信奉追求香港民主之外，也要爭取中國以至其他國家的民主。「我從不標籤自己是哪個派別，不支持港獨，甚至不會去強調香港人這一身份，只要生而為人，就想任何國家都有平等民主自由，不論國籍、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正如我們關心緬甸的民主運動，中國我們更加要關心，因為我們也想中國有民主，香港和中國大陸相連，我們是在共產黨政權之下，難道我們可以不理會中國的人民嗎？」
「其實我也愛國的，我會喜歡中國的明星、食物、文化、歷史，很想去看天安門、萬里長城、長江黃河，北京奧運時我也非常愛國，但愛國不等同愛黨，港府說愛國者治港，你如何分辨誰愛國？又或者為何要強迫人去愛國？政權為何不明白，別人不愛你，其實是有原因？你是不能迫人愛國，如果你做好一點，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愛你，但現在你是打壓人民，大家就不會愛你。」
4宗案件、14條罪名
他個人理念一直認為遊行集會是市民基本權利，而不應該需要當局批准，所以當年民陣申請遊行集會被拒時，他改以個人名義發起抗議活動。過去一年，陳皓桓捲入四宗未經批准集結案件，合共14條罪名。
香港法院審理多宗與抗議相關的案件，一些案例顯示，相關集會遊行是否「和平」，並非法官判刑或量刑的凖則，一些法官認同，一場示威有沒有發生暴力的可能性，是警方決定批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因素。
民陣對上一次舉行合法遊行，是2020年1月1日。 警方之後以疫情為由，拒絶所有民主派發起的公眾活動。
陳皓桓預計自己所有案件加起來，或面對數以年計的刑期，他對此表示已有心理凖備：「這是爭取民主本身就要承受的代價，坐監是必然的。你如果覺得面對極權政府想發聲而不用付出代價，這種想法是太天真……這不是值不值得的問題，現在你當然覺得不值得，監獄又熱又多蚊蟲，但如果之後十年、幾十年後，香港因為我們這幫人當年的付出和犧牲而有民主，那就值得。」
記者問他，有生之年看到香港有民主的想法是否太過樂觀？陳皓桓回答說：「現在香港社會處於非常高壓的狀態，我們不能夠發聲，民主自由倒退，不能有公平公正的選舉，很多人不能發聲，未來更多人坐監，情況非常悲觀，隨便也《國安法》、關押你，（民主派）初選也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我也看不到希望，香港可能未來廿年都沒有民主運動，至少推動不到任何群眾運動。因為太高壓了。」
「但環境再差、再悲觀，心態可以變，你跟著社會環境走，整天對著不知今天誰被抓誰坐牢而愁眉苦臉，你是會非常不開心，這樣下去都不知怎麼做人。你留在這兒就想改變香港社會，有人就有希望，的確最近多了人移民，好像少了一點希望，但你看到我們、支聯會、政府、公民團體，仍然有很多人在堅持，我覺得是有希望的。」
但顯然地，香港民主陣營並非處於如此樂觀的處境。一邊廂，一些年輕活動人士在說堅持到底、流亡海外也要「打國際線」，但另一邊廂，一些香港知名的政治人物為了保釋或減刑，主動宣告退出政壇、不再發起活動、不再接受媒體訪問，亦有些人移居外地後宣告不從政。
陳皓桓表示尊重他們的決定，但直言這批退出政界的政治人物，正在錯誤地對外發出訊號，令外界質疑香港民主派是否已屈服於強權和恐懼之中，而放棄民主運動。
很多身邊人叫他移民或流亡，陳皓桓都一一拒絶：「這兒是我們的地方，你不可以搞完一場運動，就拍拍屁股離開，那留下來的人怎麼辦？在如此高壓的環境，越沒有權力和選擇的人，受到的影響更大，我們走了就沒有人為他發聲，哪怕留在香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有多微小，只是探監、寫信給在囚人士、開黃店、支持手足，但即使再微小，也有很大作用。」
「我們不應該被恐懼所支配，要學習面對政權，緬甸和中國追求民主的人面對的高壓，比我們嚴重更多，我們最多也只是坐監，他們可能面對的是死亡、酷刑。我們不應該放棄發聲，情況再艱難也要找途徑發聲，如果別人打壓你，你就收聲，那還有尊嚴嗎？做人生存來幹什麼？」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