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先生，中国现代史学者。1986年10月加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了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1987年12月任正式设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处长、研究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的全过程，并参加了1987年赵的5·13讲话、十三届二中、三中全会报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自1989年5月底开始被审查，先是在秦城，后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清查”。1993年初下海经商。从2010年开始，重返学界，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近期曾在《领导者》杂志发表《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等文。
近日，吴伟先生所著《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全书近60万字。作者在该书中，根据自己的笔记和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景式的记录。
以下是共识网编辑王科力、《领导者》编辑岳德明近日就该书出版对作者吴伟先生所作的专访。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
岳德明：吴先生，您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向您表示祝贺。
吴伟：谢谢!
岳德明：您在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为您这本书的成书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在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当中，除了个人的这些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对您来说很有启发的资料来源？这也是使得这本书有不同于以前关于80年代政治和政治改革研究的地方。
吴伟：当然有，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我很幸运，我写这本书是在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二十多年以后。这二十多年当中尽管当局封锁了相关的一切材料和出版物，各种回忆文章也不能够在大陆公开发表，但是毕竟在境外还是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比如说前总书记赵的回忆录，宗凤鸣、杜导正、吴国光等作者写的相关书籍等。这些书籍都从某些侧面提供了大量的当时的基本情况和当事人的所思所想，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资料。当然，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笔记，根据我自己对情况的了解和资料的掌握，但是没有这些当事人、知情人出版的相关书籍，去丰富、印证和扩展我掌握的资料的话，我是写不出来这本书的。所以我说我很幸运，有前人出版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二、我写这本书当然是我自己的视角，从我自己的印象、记载和思考出发。但是人的记忆毕竟是不能够把当时的事情全部回忆起来记录下来的，所以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采访或者和很多有关的朋友进行了交流。特别是我的老领导，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老先生，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这几年来，我曾经数十次和鲍老进行交流，共同回忆当年的情况，听取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意见。鲍老还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同时，我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比如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前总书记赵的前秘书李湘鲁、李树桥，前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以及我在当年研究室中的很多同事，包括吴国光、吴稼祥这些朋友，他们都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加上自己的思考，就成了现在这本书。我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铭记于心，也非常感谢。
第三、这本书是我个人的视角。我想努力把它写成一本信史，但是它毕竟是我个人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甚至是我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想法，有些甚至是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希望了解当时情况的朋友们，对这本书当中存在的缺点、笔误甚至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能给我指出来，以便我在以后进行修改。如果这本书能够根据大家提出意见，进行调整和修改，我相信它距离我把它写成一本信史的想法和距离就一定会越来越近。
岳德明：现在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很高，但是新的领导层是什么态度，还不很明朗，大家有各种猜测。目前这种格局跟您书中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点–也就是十三大前后是有不同的，但是也有点类似。十三大前后，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意见的保守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但因为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提出的，主持改革的赵紫阳与邓的个人关系开始时也比较融洽，所以使这种改革能够推进。党内高层的这种政治态势和人际关系您在书中做了大量描述，这跟其他研究那场改革的著述有不同的地方。比起其他的书，您的书更多地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党内态势和微妙的个人关系的演变，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伟：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既讲台前当然也要也讲幕后。在书中，确实谈到了当时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争论，以及研讨过程中关于政治改革一些问题大家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当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发动和进行一场涉及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变革，领导层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争论很正常。一个政党内部总有一些人比较激进，比较超前，或者是比较锐意改革，但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守成或叫守旧，他们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在目前，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如果要推进政治改革，党内也会因此而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甚至进而发生争论，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在社会矛盾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要推进改革就需要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既要有推进改革的坚定性，同时也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
作为一场破旧立新的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围绕这场改革，在领导层内部，既会有能够摆得到台面上的所谓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会有私下里不能够摆上台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感情好恶、历史恩怨、派系之争，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内部围绕改革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要围绕一场政治改革形成基本共识，也很不容易。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部也有这样的斗争，虽然这场改革是由邓小平提出，总书记赵紫阳主持，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但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是争斗自始至终也没有停止过。尽管是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这样一场改革，最后却仍然失败了，而且主要是败在了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击下，这就说明改革过程当中在党内遇到的阻力是极大的。
总结过去那场改革的历史经验，现在来看，即便是执政党，即使是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推进一场政治改革的意愿，也要经历复杂的党内高层的协调、妥协、甚至争斗，才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既要考虑到社会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要考虑执政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我记得荣剑先生曾经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达成”三个共识”：上下(朝野)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我赞成这个说法。但我觉得，在这三个共识之外，还有一个共识，甚至是更重要的共识，就是执政集团内部如何形成基本共识，如何达成相互之间不同意见的妥协，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要一场进行政治改革，恐怕关键还是在执政党。改革实质上就是改良，主要还是需要以自上而下为主进行的，虽然这里需要有社会中、下层对于上层保持强大的改革压力，但是要想使改革启动和持续进行，使上层能够比较坚决地主导和推进这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不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下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以外，更重要的还要加上一条，就是怎样形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共识。这里，既有策略问题也有原则问题。对于一个主持改革的执政党领导人来说，一方面需要他有改革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艺术。更多的恐怕我现在无法预测，但是从当年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来看，确实是如此。
赵是一位锐意进行改革、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又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在指导改革的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党内分歧和矛盾，他大多能够游刃有余地加以处理。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一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他在推进政治改革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失误，特别是对于党内高层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或是把问题看得过为简单，或是过于自信。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够最终改变这场改革失败的结局，但是起码对这场改革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情况的话，我希望大家去看看我这本书。
王科力：您觉得分歧很正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有人保守一点，有人激进一点都很正常，但是要想形成决议，推进改革，总得通过一些策略和原则、程序，把这些分歧化解掉。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见，但你可以保留，最终形成一个决议往前走，而不仅仅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我想这才是正常的政治。您觉得80年代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
吴伟：当然有，比如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遵循党内合法途径和规则，形成改革方案的范例。即便如此，在这个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非规范、非程序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老人政治。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党解决内部分歧，正常情况下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达成一定的共识，也可以叫最大公约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又不完全一样。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影响，斯大林体制形成的党内痼疾，造成所谓”老人政治”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内更是如此。纵然当时邓小平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是一言九鼎的。纵然党内有一定的程序去解决问题，也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成共识，但是最后还得需要邓小平的认可。十三大前是这样，十三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当年在多党合作问题上，1988年初，为了准备七届人大的召开，中央书记处曾经研究到在人大内部允不允许有党派活动的问题，就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够在人大内设立党组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通过了决议，除了共产党以外，在人大内部其他党派也可以设立党组。但是这个事情一报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就给否决了。邓小平通过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这种事情说说可以，你们还真要做呀？邓小平的一句话，书记处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就被推翻了。
再比如说，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1985年底，耀邦推动中央书记处做出一个决定，免去邓力群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由王兆国担任。给各地的电报通知都发了，结果邓力群到陈云那儿去汇报，陈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胡耀邦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 就这么一句话，决定被推翻，已经发出的文件收回。这种情况说明，在当时中国的”老人政治”影响下，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某一个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
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共党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一言九鼎的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老人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很多，但是这种问题也仍然存在。赵当年在十三大之前和十三大之后，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央的高层领导机关建立运行规则，建立起工作秩序，制定了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中央政治局议事规则、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规则，还制定了信息公开制度，并立即付诸实施。这些东西是都建立起来了，但是制度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在赵当政的时候这些制度可能是被坚决执行了，但是后来中共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党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制度，是不是还能够被坚决执行，就不好说了。所以，要进行政治改革，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建立被严格执行的党内决策程序。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并加以不折不扣地执行，防止党的某些领导人，或是已经退下来的个别领导人，因个人意见而否决整个党的意志。
党内生活应该民主化、制度化，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应该如此。习总书记最近说，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我赞成这句话，但认为仅有这句话还不够。问题是谁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用什么关到笼子里，笼子是用什么做的？我的想法，就是笼子不是由哪个组织或是个人来编织的，而是由宪法、法律和法治编织而成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构成这个笼子的基本要素。只有用公民权利编织起这个笼子，才能把执行公权力的这些人限制住。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等各项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公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习总说，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这话讲得很好。只有当宪法权利不是高高在上规定在那里，而是能够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得到落实和保障，真正得到落实和实现，才能真正变成笼子，把公权力关起来。否则这个笼子是编不起来的。
王科力：您的书里提到了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具体内容，您还作了归纳。您归纳的这些方面，比如人大制度改革、党政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观念在当时中高级干部里，有多少人认同，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大概是什么状况？
吴伟：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方案，并且还有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是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但没有公开的一个文件。十三大以后贯彻落实这些文件，我书中讲到的十个方面，有些是做到了，有些是已经做了，八九年以后又回潮了，也有一些是当时的设想，由于阻力太大，时间也太短(十三大后到八九，仅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完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像你说的，我在这本书最后总结历史经验的时也提到了，主要是中高层的观念问题。前总书记赵虽然提出了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想法，中共十三大也已经通过了方案，但是当时在整个党内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内，能够有这种认识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由于中共党代会使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这种情况，有些人在十三大上举了手，但他对政治改革并不一定就能想得通。有人可能支持政治改革这一方面的问题，但不太赞成那一方面的问题；有人是我支持你这个措施，但是我反对你那个措施；还有一些人对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就根本想不通。当时中共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是这个体制下培养起来的，他们习惯于党内传统的这套体制，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习惯于在传统的体制下靠行政手段去治理这个国家，而他们不习惯于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去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因为在法治的条件下、在制度化的条件下，他们手中的权力会受到各种约束。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如果这些调整侵犯到某些领导人手中的权力或者利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反对这种改革。
所以在80年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最让赵头疼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进不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念上的因素。当时，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刚刚萌芽，还远没有形成，社会利益结构还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数还是观念性问题。就是现在要进行政治改革和转型，也仍然有这个问题。我去年11月在《炎黄春秋》那次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中高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一次思想上的启蒙，必须要改变他们对过去体制内那套东西的认识，逐步习惯于用执政的方式来掌握自己手中的权力。
什么叫”用执政的方式”呢？中共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叫做”坚持党的领导”。过去文革当中的提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后不提”一元化领导”了，改成”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十三大报告否定了过去说法中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政治领导，说这种政治领导的主要内容一是向国家机关推荐主要的负责人，二是提出大政方针，通过国家机关法定程序来变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共十三大在政党政治方面最大的一个进步。
这几年来，我在反复的考虑，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建议，用一个更确切的概念取代”领导”这个概念。在中国，一说起”领导”这个概念，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要领导就要有被领导，要有上级、有下级，靠行政手段和命令实现”领导”。用”党的领导”来概括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政权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級与下级的关系，意味着党实际上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与党章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根本矛盾的。那么用什么概念代替”领导”？当然是用”执政”。赵当年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提出执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从”领导”转向”执政”，就是要按照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共同的规律去做，在国家政权内部执掌这个政权，而不是凌驾于它之上给它下命令。现在的中共也自称为”执政党”。既然你是”执政党”，你就应当放弃”领导”这个说法而回到”执政”这个概念上。宪法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你既使是执政党，也不是你在”领导”这个政权，而是受人民的授权和委托执掌这个政权，你不能凌驾于这个政权之上，向它下命令。习总书记最近说：”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个说法说到点子上了。党如何实现”依宪执政”？首先的一条，就是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放弃”领导”的特权地位，回到”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一个范畴里来，回到执政党这个概念上来，而不再是”领导党”。
这里讲的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世界上的现代国家（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党”这种说法，说某一个国家执政党是领导党，领导这个国家，而都是说这个党上台了，经过选举上台你就是执政党，执掌这个政权。几年以后，你可能通过选票再次执政，也可能丢了选票不再执政。希望共产党通过改革，回到执政党的概念里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这个意思。执政党是靠民意授权，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来规定一个执政党上台和下台的程序，它的执政方式、它的执政期限。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明确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说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有所认识。我希望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王科力：这就是说，当时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还没有达到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程度，即使内部的研讨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吴伟：当时还没有这样提出问题，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当时从过去”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转变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么一个概念，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同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含义已经基本相似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共产党不再是领导党而是执政党这么一个说法。这是我现在希望大力强调的一个概念。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不是这样的。我不反对共产党依法继续执政，只要人民投你的票，只要你有执政的合法性，你执政就是正当的。但是你不是领导，不是高高居于社会和国家政权之上的一个组织，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回到社会当中，从内部去执掌这个政权。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的”两个权力中心”的问题。按照宪法，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按照事实，中国的权力中心在执政党中央。只有把这两个权力中心变成一个权力中心，才能解决执政党经人民授权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党受到人民监督这样一个问题。
王科力：您这本书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您刚才也说了当时党内中高层的观念有很多局限，党外群众的回应也比较弱，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提到的，80年代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时机是不是还不成熟？
吴伟：我认为，强调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不是适当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是所谓时机完全成熟的。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有人提出，就说明有人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能不能推动这种改革变成现实，要看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组织内部要求改革的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要说改革时机完全成熟，就是说执政党内从上到下对推进改革大家意见都一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用时机这个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但现在推进政治改革的时机就能说完全成熟了吗？以什么为标志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我不主张用”时机”这个概念，而主张用”力量对比”。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要讲力量对比。前面我讲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所谓上下、左右、内外的共识之外，还要强调一种共识，就是主导改革的执政党中高层内部的共识。因为这场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导者层面的共识对这场改革就尤为重要。这种共识能否形成，主导者层面上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强弱，在很大意义上将决定这项改革的成败。80年代政治改革在这方面可谓教训深刻。
如果一定要用”时机”这个概念的话，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谈不上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因为这次改革从邓小平的视角来说，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经济，要搞简政放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形成这么一个格局，原有的以国家计委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已经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就要对它进行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现在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了，政府机构必须改革，所以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主要限定于行政改革的范畴，他认为改革时机成熟了。
但是当时的总书记不一样。实际主持这次改革的赵，他是被动的被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地位上来的。对他说来，无所谓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赵语)。这就是说，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不是赵的选择。而邓小平要他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他真正站到这个位置上，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他了。
王科力：您的书中涉及到赵与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方面的异同，可以进一步说说吗？
吴伟：当然可以。我在这本书中，谈到我认为邓小平与赵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当然这里说的”路线”，不是指过去的那种”路线斗争”，而是指两种不同的改革目标和路径。邓与赵在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上存在的这种差别，埋下了后来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种子。
前面讲过，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以行政改革为特征的。赵曾经这样说明邓的这种路线：”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对他主张的这种以行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出发点、目标、主要内容等方面都明确划出了框框，这些我们在邓小平1986年那段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次谈话中都可以找到。
而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这场政治改革应该是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当然，他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赵自己曾经说，他更适合于当总理，不适合于当总书记。他不是主动地来承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他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他被邓小平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位置之初，虽然也跟邓小平一样感觉到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必须改革，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要搞什么、怎么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的。赵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他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政治体制改革被终止，赵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由于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赵没有可能把他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所思所想，完全表达出来，让全社会所了解，也不可能让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了解他的为难之处。在当时情况下，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一方面要面临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改革当中出了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出了乱子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总书记；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也不愿意压制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和潮流，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和潮流会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够压制社会上的民主要求，又不能够允许这种要求破坏社会稳定，赵就成为一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了。在这段时间他是很为难的。在1989年1至4月期间他发表的讲话，都是一方面要强调中国不能乱，中国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要继续发展民主，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他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因为他知道中国一旦乱起来，他可能就会像胡耀邦的下场一样，当然这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他要是下了台，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发生停滞、倒退，甚至被一风吹掉，所以他必须把民主的大潮限制在保持社会稳定的范围内。他对于社会上这些要求民主的力量不断发出信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我不是不要搞民主，但是你们要求过高我做不到。很可惜，他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话讲得那么直白，让社会上主张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力量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八九”风波爆发，学生不妥协的街头运动把这个执政党的总书记逼到了墙角。一方面，赵主张的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和学生对话，这些都由于保守力量的干扰而无法兑现，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的无序和不妥协又给了保守势力以强力解决和把赵拿下来提供了口实，这样就使赵下台和政治体制改革夭折成为必然。
王科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是要回到80年代的那个基本框架里面去，现在遇到的问题跟80年代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改革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现在我们把80年代那段历史更真实的还原，进行更深入讨论，多出一些像您写的这样的书，就显得非常必要？
吴伟：是这样的。80年代那段历史，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偿试，一个标本，它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探路和示范性作用，在很多方面总结它的经验，可能会对于进一步的改革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如果很多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对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或者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回顾，写这样的文章，出这样的书，将会对人们更好的总结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经验有很大的意义。我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本，肯定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论是在高层也好，在基层也好，这些问题都需要大家共同的来回顾和总结。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现在80年代政治改革的资料还没有公开，并且在媒体上都已经不见了80年代那段改革的描述。我希望今后这方面材料能更多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这样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情况，总结经验，加以借鉴，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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