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arel plan 以色列计划 2025年09月19日
作者：撒冷之眸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院长阎学通教授与一位以色列军官的现场对话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对话中，阎教授当面指着这位将军，斥责以军“枪口对准平民”，“以色列没有权利决定和定义事实”并称“七万平民死亡”，他提出要依靠联合国和“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及恐怖主义问题。由于态度和语气强硬，这段画面引发了舆论热议和不少吃瓜庸众的情绪共鸣。
然而，学者的价值并非在于“态度有多强硬”，而在于“态度有多严谨”，其作用不在于“言辞是否震撼”，而在于“论证是否合理”，其责任更不在于“观点是否符合大众情绪，而在于“推理是否符合逻辑真相”。从学术规范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阎教授的发言存在诸多值得大家思考和与大家商榷的地方。
一、数据引用严重缺乏依据
阎教授声称“超过七万平民死于以军打击”，这一数字既无权威来源，也缺乏国际共识，连哈马斯控制的当地卫生部门自己都不敢这么编。
虽然联合国、人权机构及哈马斯控制的当地卫生部门的统计各有差异，但迄今没有一个数字是“七万”的结论。
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数字是加沙有65000人死亡，这个数字没有区分平民与武装分子，外界广泛认为其中相当比例是哈马斯成员。的确存在加沙平民被以军误伤，甚至可能存在部分以色列士兵蓄意报复的情况，但这绝非以色列军队的普遍现象。
如何定义平民？
对无辜人员开火毫无疑问是应该予以谴责和反对的，但问题是如何区分平民？武装分子当然是合法军事目标，积极参与组织的支持者（筹款、提供情报，帮助藏匿和看管以色列人质）处于灰色地带，但肯定不是无辜平民。真正的无辜平民是指那些与哈马斯划清界限，既不支持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恐怖活动的人员。
综合依据以色列军方及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数据，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恐怖组织直属的武装力量总数大概在25000~30000人，另一个加沙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PIJ）的人数大概有10000人左右， 加上这两个极端恐怖组织的业余志愿者应该超过10万人，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以色列期间，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平时就是“平民”或“记者”甚至是领着联合国工资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救济工作人员。
联合国（UN）为何总是责难以色列（Israel）？
BBC新闻 : 以色列起诉联合国职员协助哈马斯组织
中东难民之旅：巴勒斯坦与犹太人在阿拉伯国家的命运交错
以色列在加沙打了近两年，按照闫教授的说法，以色列军队打死了超过七万平民，哈马斯一个也没死，杰哈德一个也没死，以色列军队是不是世界上最弱的军队？估计哈莱坞剧本也不敢这么说吧！
以色列去年10月公布的被打死的六名“记者”实际上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分子成员
在战争复杂背景下，死者身份模糊、数字难以核实，但凡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做出合乎逻辑的独立判断，而不只是被虚假新闻投喂。若直接将所有伤亡笼统称为“无辜平民”，这不只是选择性叙事，而是赤裸裸地撒谎和散播谣言。
二、道义表述与战争现实的脱节
阎教授说“军人的枪不应该对准妇女儿童。”，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在道义层面无可挑剔，但他罔顾了事实。
当恐怖组织把指挥部、兵工厂、火箭阵地设在学校、医院、民宅、清真寺和联合国机构之间或内部，甚至故意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平民伤亡，这种情况下平民的伤亡更应由其所属当局负责。
在与曾使用自杀人肉炸弹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和杰哈德的作战中，军事行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平民伤亡。哪怕是国与国的正式交战，国际人道法对平民伤亡也不是“零容忍”，而是强调比例原则与必要性原则，更何况是对恐怖组织这种非对称作战，以色列还特别向加沙平民发出了警告，远离所有哈马斯所在区域。阎教授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把问题简单化和把伤亡情况泛化，难免被批评为“道义空想主义”。
阎教授竟拿劫匪抢银行劫持人质来比喻哈马斯拿加沙平民当盾牌，虽然这种语境下银行工作人员和平民都是受害者，但后者是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来领导他们的对象，这完全没有可比性吧？虽然并非所有加沙人都支持哈马斯，但哈马斯成员身边的亲朋好友难道都是“无辜平民”吗？来听听这段恐怖分子杀了十个犹太人后与母亲的“报喜”对话：
2023年10月7日，恐怖分子马哈茂德·阿法纳打电话给父母，夸耀自己杀了10个犹太人
阎教授的表述却把复杂的比例与现实抹去，简化成“恐怖分子和平民”的二元对立。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说法，容易成为情绪化的口号，却难以进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
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绝非无可指责，但妖魔化以色列实际上也是一种欺骗，试想，一个如此珍惜自己生命的民族，会对其他生命进行不必要的摧残吗？以色列医院至今仍然会医治巴勒斯坦人甚至监狱里的恐怖分子（以色列没有死刑），巴勒斯坦有哪个医院会医治犹太人吗？
三、无效的“联合国+两国方案”处方
阎教授提出，解决之道在于依靠联合国和推动“两国方案”，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然而，这种表述和想法存在三重脱离现实：
联合国：数十年来，联合国有多个救济机构重点照顾巴勒斯坦，甚至为巴勒斯坦人专门设立了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每年预算数十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捐助者，雇佣大量的阿拉伯人来援助巴勒斯坦，然而，这些援助带来的不是稳定和进步，而是贪腐和恐怖。
前不久，一位曾担任驻阿富汗大使执行人道主义救援的现兼任三国大使的海湾国家大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事实，联合国的救援资金有40%或落入中间渠道的手中，真正需要受益的对象得到的资金不到60%。安理会在以巴问题上长期陷入道德瘫痪，被许多国家操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常常“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巴勒斯坦：事实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太可能会配合以色列联合打击恐怖主义，他们至今没有谴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哪怕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都谴责了哈马斯，巴勒斯坦权力当局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胆量谴责哈马斯。连谴责都不敢，会联合以色列共同打击这些伊斯兰恐怖组织吗？所以阎教授的说法是罔顾事实。
前不久笔者在一位海湾国家前部长家里做客，当时还有另外几个政府高层，他当众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巴勒斯坦政府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的政府，他们从来不关心民众的真正福祉，只是依靠政治操弄利好自己。”，笔者去过巴勒斯坦地区不止一次，那里的人们真的是不幸，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巴勒斯坦人自己也这么认为：那种不幸不是以色列人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造成的。
两国方案：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安置、安全保障、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分裂，这些问题数十年未解。即使“两国方案”真正落地，恐怖组织也可能基于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或向外输出。
两国方案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哪怕巴勒斯坦真正建国，这个国家也会立即陷入经济瘫痪状态，巴勒斯坦每年有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受雇于以色列体力劳动力市场，这也是巴勒斯坦的一大经济支柱。巴勒斯坦没有自己的货币和经济体系，那里的人们大多不爱教育和进步思想，只喜欢宗教和做小生意，凋敝的生活状态让年轻人感到绝望。
因此，依赖联合国和两国方案来消灭恐怖主义，更多是一种外交辞令式的空想，也是一种几乎没有可行性的方案。
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建国并非必要和基本权利，并非任何地区的人想要建国就能实现的，库尔德人是中东最大的“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民族，人口是巴勒斯坦人的5倍，长期饱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欺凌和迫害，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给他们伸张正义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个道义缺位不是更明显的吗？
阎教授恐怕可能没有去过以色列，更没去过巴勒斯坦，他不了解那边的真实情况，希望闫教授有机会趁机去一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笔者愿意无偿全程陪同并进行客观事实的深度讲解。
学者的责任：要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
阎学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地位显赫，既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领军人物，也是“世界和平论坛”的核心组织者。十八年前，笔者也曾作为仰慕者近距离与其进行过学习交流，毕竟那时的阎教授已经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和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了。
在西方学术界，阎老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有一定知名度，但他更多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代表被研究，而不是被主流理论吸收。他有不少国际出版物，但引用率和学术权威度，与顶尖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相比还是差距明显。
一个中国知名且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观点地国际关系学者，若在全球公共场合尤其是以树立全球安全治理为己任的香山论坛上，公然信口开河说出完全不合逻辑的数字，不仅缺乏严谨，更可能误导舆论，更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作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考虑到其在国内外的学术及政治影响力，他的每一句公开表态都不仅是学者个人的见解，更可能被视为中国学界甚至决策层的声音。这意味着他更需要谨言慎行。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学者的前身）是爱智慧之人，应不惧偏见与权力，执着于真理。胡适曾说：“学问无贵贱，思想要独立。”中国传统也强调“学以明道，格物致知、慎思明辨，厚德载物”。学者不是演说家，更不是鼓动者。他必须依靠事实、逻辑、数据来建构论点，而非依赖情绪化的宣示。
我认为，真正的学者，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准则：
求真：所有数字和论断必须有可靠证据，不得随意夸大或编造。
独立：不迎合情绪，不追逐掌声，坚持理性分析。
谦卑：没人了解所有情况，面对复杂现实，不能轻易下定论。
负责：认识到公共发言会影响舆论与政策，因此必须保持严谨。
阎教授在香山论坛这样一个东道主的场合，并未展现和平友善的待客之道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礼仪，更没有彰显谦谦君子、实事求是的学者风范，反而像美国警察般对一名以色列军官颐指气使、指手斥责，言辞激烈且轻率，实在有失中国学者应有的风度。
阎学通教授或许出于道义激情，才作出此番激烈言论，但不要忘了，他首先是一名学者，然后还有各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然而，当激情替代证据，当空想凌驾现实，当学者在世界舞台上“信口开河”，那么不仅损害了个人甚至国家的声誉，也削弱了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
学者的最高使命，不是赢得一时的喝彩，而是守住真理的底线。“道义现实主义”更不能成为“道义空想主义”。
关注以色列计划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9/blog-post_5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