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南海主权争端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受到国内一高级政府智库学者的质疑。而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周边有关主权和地缘纷争的焦点问题，决定着未来周边局势发展演变的方向和解决思路，因此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地阐述这个问题。
多个国际政要警告了亚洲崛起中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危害。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今年3月刊发的一篇对总统奥巴马的专访文章中提到，他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加大了风险，因为这有可能使中国“诉诸民族主义”。
新加坡前领袖李光耀生前也曾说过，中国年轻人错估国力，民族主义令人不安。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促使）邻国越来越紧密地向美国靠拢……向美国开放设施，允许美国航母前来驻留。
他的儿子李显龙则指出，在中国，令人惊叹的国家发展所产生的自豪感，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经历超过百年屈辱之后，渴望获得应有的全球地位。而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冲突。他进而强调，在这一情势下，每一个亚洲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应该在该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不管这些国家在公开场合怎么表态。
事实上，2009年是个重要分界线。在这个年度之后，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加强，中国的地缘环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逐渐复杂化，周边冲突则逐渐常态化、白热化、长期化、战略化。
日本以此为契机突破了战后的和平宪法限制，朝着全面解禁自卫权的方向扎实迈进，其国内的和平主义主流格局亦悄然生变。更大的变化是，对中国的恐惧心理正在占上风，以东亚为中心，加强了国际联合，美国的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日强化同盟并构建了对华统一战线，区域外交、安全、军事、经济全面竞争和对抗态势明显，次冷战局面全面展开。
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通过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的希望愈来愈渺茫。
看到这些结果，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不是一贯政策，有什么主要内容和特征，它是如何产生、发展并变得咄咄逼人的，究竟为什么要发展民族主义，将会造成什么危害？
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严格来说，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传统。在久远的帝制时代，崇尚的是“天下一家”的帝国观念。
直到清末民初，在外国列强的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激励下，革命党人始将民族主义作为鼓动革命的手段和建设新国家的目标。
1949新政权建立后，民族主义更是从政策理念中“淡化”，无产阶级国际大联合和对抗所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成为主流，在这一时期，为了中苏、中朝、中越结盟的需要，中国承认了外蒙独立和苏俄对中国领土占有权，并在中朝、中越边界领土划分问题上采取了相让策略，如将北部湾的夜莺岛划归越南。
在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创造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条件，中国提出了“韬光养晦”策略，并在主权争议中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立场。这一政策实际上延续到2009年之前。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加快国际融合，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发展本国经济，全球化成为新的潮流，中国极力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民族主义始终不是中国主导性国家政策。
民族主义在当代的正式提出，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在其“三个代表”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目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进一步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新的伟大工程”作为施政目标，而到了中共新领导层接班后，则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具有了具体的形式，其中以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表面化为突出表现。
近年来，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民族主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中国内外政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在中国的民族地区政策调整和外交政策转向方面。其中后者更是有目共睹，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政策趋于强硬，逐渐修正了以往的“韬光养晦”、“不干涉主义”、“不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等传统策略，以及包容性的周边外交策略，对外政策更具进取心，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经济下行使中国面临的风险加大，正如奥巴马所说，这可能是使中国民族主义兴盛的重要现实背景和外在推动力。经济发展趋缓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促使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为了维护社会和政局稳定，需要一个新目标转移人们对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过度关注的视线，从而降低风险。
民族主义对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提升对政权的民意支持率的显著作用，应该是中国政府将民族主义提上历史日程的内驱力。在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再也不像往日那样能取得显著的效果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共领导的国家和政权认同与信任感降低——它们的表现众所周知，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民意支持率的降低显然增强了执政者的危机感。同样，美欧极力促成的全球变革浪潮也削弱了中国政府的安全感。它们都是中国政策变化的现实动力。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激励民众的显著作用和凝聚各民族的手段，显然也是中国政策变化的重要考量。单纯的共产主义说教已经不再富有说服力，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实践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对政权颇有诱惑力。鼓舞人心，促使民众围绕一个伟大目标努力，是任何欲保持影响力的执政者都竭力谋求的政策效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这样一种将全社会的注意力聚焦到未来的方式，而中国民族地区形势的复杂化，也需要当局重新确立一个新的正义话语表述体系，其中就包含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试图减少各民族的不同，并增加利益交集。
最后，中国在崛起后以合乎其体量和身份的姿态在全球和地区政治中扮演角色，发挥影响力，对执政者来说是一个现实目标，而对民众来说无疑可以增强其强大国家想象。
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工具性色彩。其集中表现在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主权归属强烈声索的同时，却对俄罗斯霸占以及让给越南、朝鲜的“自古以来”的领土采取不同的立场上。
民族主义除了将让别国或别族产生中国将走向传统的国强必霸、扩张主义路线以及奉行更强硬和功利的政策印象外，它本身的难以控制和驾驭，易产生片面化、激进化取向，进而鼓励狂热、暴力和非理性，破坏和平与安定，甚至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引发极端主义和仇外主义，从而导致恶劣后果，也将是不容忽视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