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法广
韩国国家情报院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和电脑杀毒软件开发企业安博士（AhnLab）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疑似与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长期控制全球2000多个电脑系统，遭控制的韩国服务器达457台。
据韩联社援引该报告报导称，名为“TA-ShadowCricket”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组织于2012年开始进行网络攻击活动。
该组织未采用索取金钱、泄露信息等常见手法，而只是长期保持控制系统的状态，同时尝试随机输入密码侵入系统，在正常程序中植入可远程控制系统的恶意后门代码，以便用户在没有任何怀疑的情况下运行该程序。
韩国国家情报院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安博士确认，“TA-ShadowCricket”的服务器控制着超过2000个全球电脑系统——包括实际运行的关键系统，并为必要时发起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等网袭入侵行为做好准备。
报告称，按遭控制的服务器所在地看，中国大陆（895台）居首，其后依次为韩国（457台）、印度（98台）、越南（94台）、台湾（44台）、德国（38台）、印尼（37台）、泰国（31台）和美国（25台）等。
报导指，为防止损害，建议用户将Windows操作系统更新到最新版本，并检查可从外部访问的设置是否打开。密码应设置为复杂密码，如果可能的话，应用多因素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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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3 May 2025
Thursday, 22 May 2025
关税休战才没几天，中美两国就又在人工智能领域燃起战火
中美紧张关系降温还没有几天，就再度升温。美国商务部上周发布的一项指令称，“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昇腾芯片都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而中国商务部5月21日周三则警告称，任何遵守美国措施的人都将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制外国制裁的法律。
5月12日星期一，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宣布达成90天关税休战协议，几天过去，两国就再度在人工智能战略领域燃起了战火。
根据美国商务部上周发布的一项指令，“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昇腾芯片都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华盛顿方面解释说，中国制造商华为的最新芯片昇腾910在设计或生产时使用了某些原产于美国的软件或设备。
随后，美国商务部把声明中的“全球任何地方”的表述给删除了，不过，恶已经造成了。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湖畔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所营造的相对缓和的对话氛围已然遭到破坏。对北京而言，华盛顿“严重破坏了日内瓦共识”。
全球刑事起诉
中国商务部5月21日周三警告称，任何遵守美国措施的人都将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制外国制裁的法律。
这样，世界上所有购买华为最新型号芯片的公司都将是美国惩治的目标，同时，任何遵守美国命令的人都将面临在中国被刑事起诉的风险。
法国世界报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美国觉得，得益于 英伟达芯片的强大，美国在该领域已经领先一步。但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迎头赶上的担忧。要知道，目前，这项颠覆性的技术正在重新洗牌。
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美国禁止了全球唯一一家能够为最新芯片代工的公司——台湾的台积电为中国华为公司代工。随后，在拜登执政的2022年10月，美国又通过禁止交付最新型号芯片的方式，迫使美国英伟达不向中国提供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但这并没有阻止英伟达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期间向中国出售了价值90亿美元的受限制芯片。这激怒了华盛顿当局，让华盛顿加强了措施。
“出口管制措施失败了”
今年初DeepSeek的问世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限制芯片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5月21日星期三，在台北举行的一场科技会议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认为，总体来说，出口管制是失败的。”黄仁勋认为，“中国企业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有决心，出口管制赋予了他们加速发展的心态、活力和政府支持。”
不过，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中心前战略主任、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Gregory Allen却不这么认为。他表示，一方面，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半导体自主化的决心远早于美国的遏制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将生产外包给台湾企业，也无法购买荷兰的光刻机，中国的顶尖企业，不论是华为还是中芯国际（SMIC），都无法超越7纳米芯片的工艺水平，并且存在严重的芯片浪费。而台湾台积电目前正在台北附近的新竹开设的工厂生产2纳米的芯片。
庞大的走私网络
法国世界报指出，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在顶尖芯片上的困境。华为也开始直接投入芯片的生产了。英国《金融时报》5月3日根据卫星图像披露，华为正在深圳郊区建造自己的微芯片生产线。
中国还有一个策略是在海外建立数据中心，例如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Johor）建立数据中心。柔佛州是美国云计算巨头们的首选地，现在柔佛州也开始接待中国公司，给中国公司使用在中国不能使用的芯片提供便利。
不过，最重要的是，东南亚正在兴起大型的走私网络，将英伟达芯片运往中国，给中国提供急需的英伟达芯片：A100和H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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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贿赂欧洲议员"游说案"最新进展：涉案议员5人身份曝光
今年3月13日，作为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Huawei）公司人员“游说案”调查的一部分，包括华为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办公室在内的二十多个地址，遭到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并带走数人进行讯问。日前，五名涉嫌卷入华为游说案的现任欧洲议会议员身份曝光。比利时联邦检察机关已正式向欧洲议会提出请求，要求解除这些议员的司法豁免权，以展开深入调查。
据欧洲《Politico》、《布鲁塞尔时报》的相关报导：五名欧洲议员身份被曝光，是因被指控收受华为提供的大笔资金、豪华旅游安排及足球比赛门票等利益，以换取在议会中支持有利于华为的政策立场。而据比利时媒体今年3月的报导，这起贿赂与影响力交易案的调查从两个月前展开，曾有大约15名欧洲议会议员受到了调查人员的关注。
当时比利时检方还指出：从2021年起，华为通过伪装为“商业游说”的活动向多名欧洲官员行贿，手段包括高额酬劳、豪华款待与足球比赛门票。已有八人遭起诉，其中包括华为欧洲区一名高层主管，罪名涵盖洗钱、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及贪腐行为。随着丑闻扩大，欧洲议会与欧盟执委会已全面撤销华为相关人员的机构出入权限，并表示将逐案评估其附属人员资格。欧洲议会强调，对贪腐与诈欺采取“零容忍”政策。
欧洲议会主席罗贝塔‧梅索拉（Roberta Metsola）周三（5月21日）在布鲁塞尔公开涉案议员名单，包括三名意大利籍欧洲人民党（EPP）议员分别为：富尔维奥‧马图西耶洛（Fulvio Martusciello）、朱西‧普林奇（Giusi Princi）、萨尔瓦托雷‧德梅奥（Salvatore de Meo），以及马耳他籍议员丹尼尔‧阿塔德（Daniel Attard）和保加利亚籍议员尼古拉‧明切夫（Nikola Minchev）。
针对指控，德梅奥、阿塔德与明切夫三名议员已证实收到比利时检方通知，但皆否认涉及任何不法行为。
意大利的欧洲议员德梅奥对意大利媒体《安莎通讯社》（ANSA）表示，他仅参与过一次社交性质的活动，虽有华为代表出席，但活动并非由华为主办。
马耳他籍欧洲议员阿塔德则在Facebook上发声明坦承去年9月曾在布鲁塞尔观看一场比赛，并受邀进入华为的贵宾包厢。但他强调，当时并不知票券由华为提供，邀请者为一名现正遭调查的人士，那人曾在现场与他谈及华为议题。
保加利亚籍议员明切夫亦因观看同场比赛并进入华为包厢而被列入调查对象。他表示，邀请来自其助理的邻居，而其助理办公室今年3月也曾遭比利时警方突击搜查。
意大利欧洲议员马图西耶洛则指出，他与华为的游说人员仅有短暂接触，从未去过华为办公室，也未收受任何利益或酬劳。不过，他曾于2021年签署一封批评欧洲多国对中国企业政策的公开信，该信函广泛被解读为支持华为立场。
另一名涉案的意大利议员普林奇强调，指控她与华为人员会面的时间点，她仍在意大利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且尚未就任欧洲议会议员。
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JURI）表示：将审议比利时检方提出的解除上述5位欧洲议员司法豁免权的请求，并为每项申请撰写报告。报告将提交全体720位议员的表决，并以简单多数决定是否正式解除涉案议员的司法豁免。下一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预定在6月4日至5日举行。
除了引发警方调查的司法担忧之外，华为公司使用合法方式密集游说欧盟机构，欧盟“透明度登记”（Transparency Register）公开资讯显示：华为近年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游说活动强度自2019年起明显增加，也就是美国开始限制华为投资电信基础建设而欧盟有可能跟进的时间点。但欧盟执委会在2023年6月经成员国支持，决定限制或排除华为及中兴通讯（ZTE）两家中国电信大厂参与欧盟境内的5G网络建置。理由是：“华为和中兴通讯事实上比其他5G供应商有明显更高的风险”。
华为登记与欧盟执行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亦即欧盟核心行政机构的执行委员或其幕僚会面的次数，从2018年4次、2019年8次到隔年14次达最高峰，但在执委会收紧华为投资政策后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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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审到监控 中共对留学生设枷锁
来源:
大纪元
尽管中共从未放松过对海外留学生的控制，但在中共内外交困的今天，采取的手段更加露骨与强硬，尤其是针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及学生党员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这些学生即使身在海外，却依然不能自由思考。
斯坦福大学案例揭开冰山一角
5月初，《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发布深度调查报导，在目前斯坦福大学约1129名中国籍留学生中，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定期向中共驻外使领馆提交“情况汇报”，通过这些汇报，中共锁定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
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很多人都有‘联络人’，他们只是传达他们知道的事，很正常。”
一位专家指出，这些人观察并记录美国前沿研究的“诀窍”，包括研究方法、实验流程、沟通渠道和协作模式。
一名曾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斯坦福学生回忆与一位中共党员的谈话，他透露，CSC不仅指导学生的研究方向，使之与国家资助项目一致，还会根据“党性忠诚测试”筛选奖学金对象。
这名斯坦福毕业的中共党员还表示，学生若违反CSC相关承诺，其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将面临财务惩罚。
自由亚洲电台也曾报导，中共要求CSC资助的学生签署“忠诚承诺书”，一旦违约，家属需承担代价。
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前学生爱丽莎．冯（Alyssa Fong）对《斯坦福评论》表示，CSC奖学金获得者受到“中国联络人”的监控，并被要求就某些敏感议题的活动上报异见行为。
出国前后的思想牢笼
这一事件揭露了中共当局控制留学生思想的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些公派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个人行动、组织管理上，依然受中共严密控制，俨然成中共伸向海外的一只“长臂”。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开放了个人护照，同时，与西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大增加。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中国依然是最大留学生来源国：2020年出国留学人数为45.09万人，2021年至52.37万人，2022年至66.12万人。
陆媒报导，2013年北京大学每年有近3000人次本科生赴海外交流；2016年复旦大学每年都有2000余名在校生出国出境。
除了因私留学之外，还有大量的公派留学生，包括国家留学基金、中外政府互换奖学金、汉办及地方政府等资助项目，及各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项目、交换生项目、访问学生项目等。
中共对这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从出国前的政审、出国培训到出国后的汇报义务，进行一条龙的思想监控。
中国大陆各所大学中，一般都有内容大同小异的《学生出国学习项目管理规定》。
大纪元记者收集和看到的多份大陆高校规定中，都明确写出：公派留学生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中共、“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等等。
这些学生出国前还需要填写政审表格，要求加盖党章的院系审批意见、加盖公章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意见。并有指定的国内联系人，负责监视其在海外的思想与行为。
中共教育部还规定留学生出国前，需接受出国培训，有中共安全方面的官员进行指导，内容重点在于所谓防范“意识形态”“宗教”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他们抵达海外后，一周或10天之内需将住址和联系方式告知国内，一些大学还需向中共当地驻外机构报到，至少每2个月或3个月或半年向国内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
回国后，一些学校还要求返校1个月内向所属院（系、部、所）和研究生院提交“交流学习总结报告书”，履行学术汇报与交流义务。
一些大学还特别提到：赴台湾地区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还需办理赴台人员审查，并由学校报市主管部门获得赴台批件后方可派出。
英国留学生郭宇轩对大纪元表示，他认识一些拿国家奖学金被派到美英的同学，都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从大学一开始学校辅导员就会长期观察学生的言行，只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党高度认同，才有可能进入筛选范围。这样的人往往会被安排国内联络人，出国后需要定期汇报情况。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他1988年公派出国之前，要在中国语言学院（现在叫中国语言大学）做政治培训，由教育部出面，但请的是安全、统战部门做讲座，教你如何防范外国间谍，如何应对“敌对势力”，譬如说有台独、藏独在场，你要站起来抗议然后离场，这是政治纪律，然后要汇报哪些是台独分子、藏独分子。
“或如何取得有用的科技或情报，要向组织汇报情报。”他解释说，组织汇报就是向学生学者联谊会汇报，或直接向领馆侨务部门汇报。因为领馆除了武官是公开的特务之外，其他还有政治领事、科技领事、商务领事、侨务领事，很多是国内统战或安全部门派出来的。不一定直接向安全部汇报，安全部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通常乔装打扮用别的身份出来接头，但那是小范围的。
“这是必须的程序，不知道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他说。
海外党支部的触角
除了国内监控之外，中共触角伸向海外，在海外建立党支部来监控学生思想。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大学为海外留学生设立党支部并非个别现象。
特别是一些与海外联合办学的学校，很早就开始设立海外党支部。
例如浙江万里学院，2007年10月就成立了海外留学生支部委员会，其主要成员为党组织关系和学籍保留在该校的出国出境交换生、留学生。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自1999年起陆续与澳大利亚、美国等10余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2012年设立澳洲留学生党支部。
同样海外合作项目众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其西方语系从2009年起就设立了海外党小组。目前，该校已在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希腊、墨西哥、意大利和荷兰设立了党组织。
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的海外党支部受到中共军媒《解放军报》的赞扬。学校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八个海外党支部，成员包括200名交流学生和访问学者，均为中共党员。
2015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在一个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成立了首个 “CUP-TAMU”海外党支部。
2013年中共现党魁上任后，加强党对一切的控制，设立海外学生党支部越发张扬，出现了“海外专职辅导员”。
例如，2016年，复旦大学尝试将该校海外留学生进行“网格化管理”，在海外讲学、交流的党员教师将担任“网格负责人”，与海外专职辅导员一起，织起经纬纵横的海外学生党员教育服务管理网格群路。
目前，越来越多大学公开招聘海外专职辅导员，基本条件是：必须是党员，政治立场坚定。
2016年初，中共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对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进行更多“爱国主义教育”。2017年12月，习近平敦促海外中国学生树立“留学报国”的理念。
自2017年起，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支部的相关报导突然多了起来，大陆校方和中共媒体对此也不讳言。
2017年10月，《浙江日报》报导称，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外成立多个临时党支部”。
北京理工大学网站报导，2017年夏天，该校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以加强36名赴美国、德国和日本研修生的思想教育。据该校网站报导，研修期间，一名研修生向该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
《外交政策》报导，2017年7月，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暑期项目的华中科技大学9名中国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宿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网站2017年7月的一篇文章和照片，这批学生举行会议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并在一面绘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前合影。这些学生的母校派了四名老师参加此次行程，指示他们在学生赴美期间成立党支部，加强“思想指导”。
上海商学院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称，2017年7月，一群来自上海商学院的客座教师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成立了党支部，并与该校孔子学院联合举办活动。
其它一些党支部也已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和北达科他大学航空系成立。
2017年8月，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3名教师和5名访问学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党支部，在校园宿舍开会，选举党委书记，讨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
根据《外交政策》看到的文章和报告，海外党支部通常由一批中国交换生或访问学者在其所在院校党委的指导下建立。
中共对这些新设立的党支部的目的直言不讳。《环球时报》2017年11月的一篇报导说，“海外党支部数量的增加是一个新现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海外党支部还负责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
这一趋势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而继续得到强化。
2019年5月中共进一步加强对海外党员的控制，要求必须每6个月至少“联系”国内党支部1次，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
按照中共的规定，党员回国恢复党员身份，需另外两名在海外共同生活学习非近亲属关系正式党员的证明，以此来施压海外留学生对中共的忠诚，鼓励他们互相揭发。
英国留学生胡晓对大纪元表示，小红书经常刷到英国党员留学生要聚一下的帖子，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会说大家都明白的。
“三个党员在一起就要定时汇报一些东西，一定要互相证明彼此的思想还是‘纯洁’的。”她说，这些行为非常的奇怪，可能很多都还是想回国的。
最近中共对海外党员发起了另一场效忠运动，但对象已经不单是暂居海外的党员，长居的党员也包含在其中。
《金融时报》2024年报导，中共要求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至少有1万名中共青年党员效忠，具体指示包括：定期参加党的网络会议，学习从中国发来的政治材料（包括党史与党魁讲话），缴纳党费，指导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共产中国形象，并由党内官员核实，确保他们继续忠诚。
这些青年党员大多数都是早年在国内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顶尖大学和科技与金融公司担任高级职务。
从公开到隐蔽
冯崇义表示，他1988年到英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党支部的活动是公开的。曼彻斯特地区学生党支部有51个党员，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很正式的机构，领馆专门租了一个活动点，还有活动经费。
“我当时也是学生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通常每周会有一次活动，大部分时间大使馆或总领馆会过来了解情况、安排任务，联系很密切。学生学者联合会要选主席副主席，都要通过党支部讨论。”
他说，“8964之后生态改变了，在西方主要国家基本上公开活动应该是停止了，要活动也是比较秘密的。可能拉美、非洲或东南亚国家还会有。”
但学生学者联谊会一直存在，他补充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功能跟国内那些组织一模一样，而且两头都拿好处。出国留学不管是公派还是私人出去的，领馆和大使馆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根据2017年《南方周末》报导，中企海外党建遵循五不公开原则：不公开党的组织、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公开党内职务、党内活动不公开、党内文件不公开。
郭宇轩表示，他认识一些英国大学的党组织活跃分子，他们在微信建立只有党员才能加入的小群。这些群组会在新生刚到的时候就把人加进去，甚至会主动去机场接人，迅速建立“小社区”式的联系网络。
他说，这些人经常自己聚在一起活动，几乎不和当地人交往，也不太融入当地的学术或社交圈。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对外来的资讯或观点非常排斥。他们重点关注如何回国找个好工作，如何表现得政治正确。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之前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中共党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要在美国从事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势必是一种地下党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美国反间谍法等一系列立法，而且还直接违反了美国《移民法》第212条共产党排除法的规定。除非美国在执法过程当中顾不过来，才会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存在。如果严格执法的话，这样的人是会被抓到移民监狱里面去，遣送回本国。
在海外执行中共任务
中共为何对海外学生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2020年中共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说明了中共的内心恐惧：海外学生党员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面对所谓的风险有：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西方媒体建构的舆论陷阱，还有讲好中国（中共）故事的使命。
《外交政策》报导，海外党支部似乎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党的直接控制，并阻止海外学生和学者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影响，党员会被要求互相举报彼此的行为和信仰。
一名2017年秋季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的中国交换生表示，在开始伊利诺伊州的游学之旅之前，学生们必须参加一场针对海外法轮功精神运动防范的讲座。
学生们抵达伊利诺伊州后，他们的母校要求他们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并要求学生们组织一次观摩会，观看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据该学生说，交换生还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同学在国外可能表现出的任何颠覆性观点。
“回国后，我们和老师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我们谈论了自己和其他同学在国外的表现。”这位学生说，“我们还得讨论其他同学是否有反党思想。”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中共有系统性的政治清洗，首先是反自由化，后来民主自由，后来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维权人士又纳入清理对象，所以范围越来越大。
他说，因为这些政治或信仰团体，它控制不了，就要把你灭掉。中共极权统治就是故意制造一种漫无名气的恐惧，来降低维稳成本，让你自律不敢说不敢做，达到维稳、保护政权的目标。
郭宇轩表示，中共对于留学生的监控并不会因为人离开了中国就结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格。有些同学会在海外也保持自我审查，因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微信同学群里有这种举报文化，总会有一些人是党员或与领事馆有联系。如果你说了什么批判中共政府的话，会被举报甚至导致家人在国内受到连累。
国内外对比明显 多数留学生的选择
尽管中共当局对海外留学生及党员加强思想控制，但即使是党媒对此效果也不乐观。
上述人民网2020年文章称，海外党员以自我管理为主，党建基本流于形式，很多被称为“口袋党员”。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2020年报告表示：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约26,000名学生获得CSC资助。尽管中共强烈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回国，但超过85%的美国中国STEM博士生仍打算留在美国。
郭宇轩表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是会变的。即使曾经深受洗脑教育，只要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重视个体价值的国家，很多人会开始怀疑、反思，最终认清中共灌输的那一套谎言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与中共决裂，选择留在海外，选择重新开始。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留学生政策有一个大转变，以前派出来一定要回去，后来是就地生根，留在民主国家把新的科技弄回来，直接在第一线去搞统战。
“但很多人转变了，有了自由民主的信念或别的信仰，跟中共势不两立，那就应该摆脱中共、从思想上切断连带。”
冯崇义表示，其实很多人已经跟共产党切割了。现在中国经济下滑，党能给的利益也少，出来的中国学生、学者海外留下来后，经济来源也有很大改善。这时候要做到无欲则刚相对容易很多。
“就是无欲则刚，对党国、掌权者及一些利益，嗤之以鼻，不要它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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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尽管中共从未放松过对海外留学生的控制，但在中共内外交困的今天，采取的手段更加露骨与强硬，尤其是针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及学生党员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这些学生即使身在海外，却依然不能自由思考。
斯坦福大学案例揭开冰山一角
5月初，《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发布深度调查报导，在目前斯坦福大学约1129名中国籍留学生中，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定期向中共驻外使领馆提交“情况汇报”，通过这些汇报，中共锁定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
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很多人都有‘联络人’，他们只是传达他们知道的事，很正常。”
一位专家指出，这些人观察并记录美国前沿研究的“诀窍”，包括研究方法、实验流程、沟通渠道和协作模式。
一名曾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斯坦福学生回忆与一位中共党员的谈话，他透露，CSC不仅指导学生的研究方向，使之与国家资助项目一致，还会根据“党性忠诚测试”筛选奖学金对象。
这名斯坦福毕业的中共党员还表示，学生若违反CSC相关承诺，其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将面临财务惩罚。
自由亚洲电台也曾报导，中共要求CSC资助的学生签署“忠诚承诺书”，一旦违约，家属需承担代价。
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前学生爱丽莎．冯（Alyssa Fong）对《斯坦福评论》表示，CSC奖学金获得者受到“中国联络人”的监控，并被要求就某些敏感议题的活动上报异见行为。
出国前后的思想牢笼
这一事件揭露了中共当局控制留学生思想的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些公派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个人行动、组织管理上，依然受中共严密控制，俨然成中共伸向海外的一只“长臂”。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开放了个人护照，同时，与西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大增加。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中国依然是最大留学生来源国：2020年出国留学人数为45.09万人，2021年至52.37万人，2022年至66.12万人。
陆媒报导，2013年北京大学每年有近3000人次本科生赴海外交流；2016年复旦大学每年都有2000余名在校生出国出境。
除了因私留学之外，还有大量的公派留学生，包括国家留学基金、中外政府互换奖学金、汉办及地方政府等资助项目，及各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项目、交换生项目、访问学生项目等。
中共对这批公派留学生、交流生从出国前的政审、出国培训到出国后的汇报义务，进行一条龙的思想监控。
中国大陆各所大学中，一般都有内容大同小异的《学生出国学习项目管理规定》。
大纪元记者收集和看到的多份大陆高校规定中，都明确写出：公派留学生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拥护中共、“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等等。
这些学生出国前还需要填写政审表格，要求加盖党章的院系审批意见、加盖公章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意见。并有指定的国内联系人，负责监视其在海外的思想与行为。
中共教育部还规定留学生出国前，需接受出国培训，有中共安全方面的官员进行指导，内容重点在于所谓防范“意识形态”“宗教”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他们抵达海外后，一周或10天之内需将住址和联系方式告知国内，一些大学还需向中共当地驻外机构报到，至少每2个月或3个月或半年向国内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
回国后，一些学校还要求返校1个月内向所属院（系、部、所）和研究生院提交“交流学习总结报告书”，履行学术汇报与交流义务。
一些大学还特别提到：赴台湾地区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还需办理赴台人员审查，并由学校报市主管部门获得赴台批件后方可派出。
英国留学生郭宇轩对大纪元表示，他认识一些拿国家奖学金被派到美英的同学，都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从大学一开始学校辅导员就会长期观察学生的言行，只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党高度认同，才有可能进入筛选范围。这样的人往往会被安排国内联络人，出国后需要定期汇报情况。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他1988年公派出国之前，要在中国语言学院（现在叫中国语言大学）做政治培训，由教育部出面，但请的是安全、统战部门做讲座，教你如何防范外国间谍，如何应对“敌对势力”，譬如说有台独、藏独在场，你要站起来抗议然后离场，这是政治纪律，然后要汇报哪些是台独分子、藏独分子。
“或如何取得有用的科技或情报，要向组织汇报情报。”他解释说，组织汇报就是向学生学者联谊会汇报，或直接向领馆侨务部门汇报。因为领馆除了武官是公开的特务之外，其他还有政治领事、科技领事、商务领事、侨务领事，很多是国内统战或安全部门派出来的。不一定直接向安全部汇报，安全部是另外一个系统，他们通常乔装打扮用别的身份出来接头，但那是小范围的。
“这是必须的程序，不知道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他说。
海外党支部的触角
除了国内监控之外，中共触角伸向海外，在海外建立党支部来监控学生思想。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大学为海外留学生设立党支部并非个别现象。
特别是一些与海外联合办学的学校，很早就开始设立海外党支部。
例如浙江万里学院，2007年10月就成立了海外留学生支部委员会，其主要成员为党组织关系和学籍保留在该校的出国出境交换生、留学生。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自1999年起陆续与澳大利亚、美国等10余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2012年设立澳洲留学生党支部。
同样海外合作项目众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其西方语系从2009年起就设立了海外党小组。目前，该校已在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希腊、墨西哥、意大利和荷兰设立了党组织。
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的海外党支部受到中共军媒《解放军报》的赞扬。学校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八个海外党支部，成员包括200名交流学生和访问学者，均为中共党员。
2015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在一个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成立了首个 “CUP-TAMU”海外党支部。
2013年中共现党魁上任后，加强党对一切的控制，设立海外学生党支部越发张扬，出现了“海外专职辅导员”。
例如，2016年，复旦大学尝试将该校海外留学生进行“网格化管理”，在海外讲学、交流的党员教师将担任“网格负责人”，与海外专职辅导员一起，织起经纬纵横的海外学生党员教育服务管理网格群路。
目前，越来越多大学公开招聘海外专职辅导员，基本条件是：必须是党员，政治立场坚定。
2016年初，中共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对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进行更多“爱国主义教育”。2017年12月，习近平敦促海外中国学生树立“留学报国”的理念。
自2017年起，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支部的相关报导突然多了起来，大陆校方和中共媒体对此也不讳言。
2017年10月，《浙江日报》报导称，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海外成立多个临时党支部”。
北京理工大学网站报导，2017年夏天，该校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以加强36名赴美国、德国和日本研修生的思想教育。据该校网站报导，研修期间，一名研修生向该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
《外交政策》报导，2017年7月，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暑期项目的华中科技大学9名中国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宿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网站2017年7月的一篇文章和照片，这批学生举行会议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并在一面绘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前合影。这些学生的母校派了四名老师参加此次行程，指示他们在学生赴美期间成立党支部，加强“思想指导”。
上海商学院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称，2017年7月，一群来自上海商学院的客座教师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成立了党支部，并与该校孔子学院联合举办活动。
其它一些党支部也已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和北达科他大学航空系成立。
2017年8月，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3名教师和5名访问学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党支部，在校园宿舍开会，选举党委书记，讨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
根据《外交政策》看到的文章和报告，海外党支部通常由一批中国交换生或访问学者在其所在院校党委的指导下建立。
中共对这些新设立的党支部的目的直言不讳。《环球时报》2017年11月的一篇报导说，“海外党支部数量的增加是一个新现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海外党支部还负责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
这一趋势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而继续得到强化。
2019年5月中共进一步加强对海外党员的控制，要求必须每6个月至少“联系”国内党支部1次，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
按照中共的规定，党员回国恢复党员身份，需另外两名在海外共同生活学习非近亲属关系正式党员的证明，以此来施压海外留学生对中共的忠诚，鼓励他们互相揭发。
英国留学生胡晓对大纪元表示，小红书经常刷到英国党员留学生要聚一下的帖子，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会说大家都明白的。
“三个党员在一起就要定时汇报一些东西，一定要互相证明彼此的思想还是‘纯洁’的。”她说，这些行为非常的奇怪，可能很多都还是想回国的。
最近中共对海外党员发起了另一场效忠运动，但对象已经不单是暂居海外的党员，长居的党员也包含在其中。
《金融时报》2024年报导，中共要求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至少有1万名中共青年党员效忠，具体指示包括：定期参加党的网络会议，学习从中国发来的政治材料（包括党史与党魁讲话），缴纳党费，指导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共产中国形象，并由党内官员核实，确保他们继续忠诚。
这些青年党员大多数都是早年在国内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顶尖大学和科技与金融公司担任高级职务。
从公开到隐蔽
冯崇义表示，他1988年到英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党支部的活动是公开的。曼彻斯特地区学生党支部有51个党员，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很正式的机构，领馆专门租了一个活动点，还有活动经费。
“我当时也是学生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通常每周会有一次活动，大部分时间大使馆或总领馆会过来了解情况、安排任务，联系很密切。学生学者联合会要选主席副主席，都要通过党支部讨论。”
他说，“8964之后生态改变了，在西方主要国家基本上公开活动应该是停止了，要活动也是比较秘密的。可能拉美、非洲或东南亚国家还会有。”
但学生学者联谊会一直存在，他补充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功能跟国内那些组织一模一样，而且两头都拿好处。出国留学不管是公派还是私人出去的，领馆和大使馆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根据2017年《南方周末》报导，中企海外党建遵循五不公开原则：不公开党的组织、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公开党内职务、党内活动不公开、党内文件不公开。
郭宇轩表示，他认识一些英国大学的党组织活跃分子，他们在微信建立只有党员才能加入的小群。这些群组会在新生刚到的时候就把人加进去，甚至会主动去机场接人，迅速建立“小社区”式的联系网络。
他说，这些人经常自己聚在一起活动，几乎不和当地人交往，也不太融入当地的学术或社交圈。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对外来的资讯或观点非常排斥。他们重点关注如何回国找个好工作，如何表现得政治正确。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之前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中共党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要在美国从事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势必是一种地下党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美国反间谍法等一系列立法，而且还直接违反了美国《移民法》第212条共产党排除法的规定。除非美国在执法过程当中顾不过来，才会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存在。如果严格执法的话，这样的人是会被抓到移民监狱里面去，遣送回本国。
在海外执行中共任务
中共为何对海外学生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2020年中共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说明了中共的内心恐惧：海外学生党员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面对所谓的风险有：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西方媒体建构的舆论陷阱，还有讲好中国（中共）故事的使命。
《外交政策》报导，海外党支部似乎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党的直接控制，并阻止海外学生和学者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影响，党员会被要求互相举报彼此的行为和信仰。
一名2017年秋季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的中国交换生表示，在开始伊利诺伊州的游学之旅之前，学生们必须参加一场针对海外法轮功精神运动防范的讲座。
学生们抵达伊利诺伊州后，他们的母校要求他们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并要求学生们组织一次观摩会，观看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据该学生说，交换生还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同学在国外可能表现出的任何颠覆性观点。
“回国后，我们和老师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我们谈论了自己和其他同学在国外的表现。”这位学生说，“我们还得讨论其他同学是否有反党思想。”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中共有系统性的政治清洗，首先是反自由化，后来民主自由，后来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维权人士又纳入清理对象，所以范围越来越大。
他说，因为这些政治或信仰团体，它控制不了，就要把你灭掉。中共极权统治就是故意制造一种漫无名气的恐惧，来降低维稳成本，让你自律不敢说不敢做，达到维稳、保护政权的目标。
郭宇轩表示，中共对于留学生的监控并不会因为人离开了中国就结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格。有些同学会在海外也保持自我审查，因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微信同学群里有这种举报文化，总会有一些人是党员或与领事馆有联系。如果你说了什么批判中共政府的话，会被举报甚至导致家人在国内受到连累。
国内外对比明显 多数留学生的选择
尽管中共当局对海外留学生及党员加强思想控制，但即使是党媒对此效果也不乐观。
上述人民网2020年文章称，海外党员以自我管理为主，党建基本流于形式，很多被称为“口袋党员”。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2020年报告表示：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约26,000名学生获得CSC资助。尽管中共强烈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回国，但超过85%的美国中国STEM博士生仍打算留在美国。
郭宇轩表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是会变的。即使曾经深受洗脑教育，只要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重视个体价值的国家，很多人会开始怀疑、反思，最终认清中共灌输的那一套谎言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与中共决裂，选择留在海外，选择重新开始。
冯崇义表示，“八九”之后留学生政策有一个大转变，以前派出来一定要回去，后来是就地生根，留在民主国家把新的科技弄回来，直接在第一线去搞统战。
“但很多人转变了，有了自由民主的信念或别的信仰，跟中共势不两立，那就应该摆脱中共、从思想上切断连带。”
冯崇义表示，其实很多人已经跟共产党切割了。现在中国经济下滑，党能给的利益也少，出来的中国学生、学者海外留下来后，经济来源也有很大改善。这时候要做到无欲则刚相对容易很多。
“就是无欲则刚，对党国、掌权者及一些利益，嗤之以鼻，不要它们。”他说。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5/%E4%BB%8E%E6%94%BF%E5%AE%A1%E5%88%B0%E7%9B%91%E6%8E%A7%7C%E4%B8%AD%E5%85%B1%E5%AF%B9%E7%95%99%E5%AD%A6%E7%94%9F%E8%AE%BE%E6%9E%B7%E9%94%81.html
一葉落英 | 最恐怖是失去信任的社會
陳劍琴，因「小彤群抽會」粉絲專頁捲入23條案件，也是23條首例。她早兩天發表了一則貼文指：(1) 因政府場地審查演員名單，她被迫退出舞台劇；(2) 她的教學工作因一封匿名的簡體字投訴信而被終止。她提到：「如何在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慮之上，避免成為壓迫者，是整個公民社會需要慎思明辨的課題。」(已轉載全文，大家可以找回)
她還會提到「公民社會」，表示她心中還有一團火，令人敬佩。可是，香港還存在「公民社會」嗎？單是「公民」兩隻字，想到的就是「公民廣場」、「公民提名」、「逆權公民」等等，早已列入敏感詞。
她提到的是制度對公民的壓迫，我想到的是一件關於人與人互相壓迫的真人真事。
已是一年前的事。有一位熱心和富有經驗的教師，在一家中學任職不過兩三年，雖然所有教材都要經過審查，當中不能對政權有任何批評，但學生很聽話，她還是樂在其中。
她是資深老師，儲了很多筆記，也不吝跟同事分享。有一次，她心腸好，順便幫同事印好筆記，萬料不到，種下禍根。
那份筆記裏，提及一個後來涉及國安案組織的名字——這份筆記，在未有國安法前已做好。如上所述，現在的筆記要自我審查，把敏感字眼刪掉，筆記有七頁，可能出於事忙，就是看漏了那個名字。
這份筆記從來未有機會派發過給學生，可說只是小事，不派，或刪了字眼再派，不就解決嗎？
但這是文革的時代！
她的同事收到筆記，發現了，默不作聲，然後向上級舉報。科主任和校長都知道了，怎辦？「輕」則，警誡幾句，警告以後不要再犯，便可以吧？重則，把對方罵個狗血淋頭，恐嚇降職或保留採取行動的權利，也夠吧？
但這是文革的時代！
校長連同科主任，向教育局舉報這個同事，指筆記提及敏感組織的字眼。
為甚麼要這樣做？「善良」點看，是為了自保，以免惹禍上身；「邪惡」點看，是文革基因發作，展露出最醜惡的人性，可能因為對方熱心教學、受學生歡迎、勤力、比自己年輕漂亮，或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純粹滿足邪惡的人性，就像無端端在公園用力踏死一隻沒有侵犯你的蟾蜍般。
還怎樣幹下去？教育局也不知會否立案調查，未到學期尾，這位教師便賠錢請辭。
我的孩子還小，有一天送他去童軍營，三日兩夜，突然萌生一個念頭：為甚麼我願意把我最珍視的人，讓他離開自己的家庭，在荒山野嶺睡兩晚呢？我想了一會：是因為對人的信任，我信任那些國民，信任那些童軍領袖，信任這個國家的制度——雖然那一定不完美。
文革最恐怖的，是慢慢蠶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近年香港流行舉報文化，那些院友看到濫用公屋被舉報，歡天喜地，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社會失去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成為野獸互噬的世界——就像那個港男想舉報前女友濫用公屋，卻忘記對方姓名，這比公屋遭濫用更嚴重和可怕。沒有信任，我怎樣把孩子交到學校？我做每一件事、說每一句話，也要擔心有人舉報我，即使最後被判無罪，或甚至不能立案，我們也會像陳劍琴一樣，被這個社會抹除。
而且，無論是陳劍琴的事，或上述冰山一角的事，沒有主流傳媒會報道，遑論跟進。只有某些網媒、專頁會報道、轉載，三天後，一切好像沒有發生過。
P.S. 很幸運，那位教師最後找到教席，她坦白如實告之，校長並不覺得有問題，畢竟正常人還是佔多，但在文革下，正常人也會被迫瘋成為幫兇！故希望大家明白，故事隱去了很多資料，是為了保護，但那是百份百的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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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Edwin: 我为什么加入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系列 ）三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除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外，也有不少外国人加入了国际兵团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另外也有数量很少的外国人加入到乌克兰正规军，我们本次节目采访的Edwi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3年加入了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军官，在五月初接受法广专访时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在前线的见闻。
Edwin :“我是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2019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的公司刚刚起步，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过来，当时就是当志愿者，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2023年年2月我就申请了， 很快，两个星期左右后就得到回复说我可以过来。3月份到了基地，但是因为我之前是皇家海军，在英国当兵，所以他们觉得我是可以的，所以就让我离开国际军团，去CC营，没有任何训练就开始打了，打哈尔科夫的时候。”
Edwin指出，有人认为外国人去帮助乌克兰作战是为了金钱的说法非常荒谬，他说；“香港人在当地工资不少，我们去英国后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差不多可以挣1000磅，五天可以赚够比这里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的钱，我为什么要过来？ 因为2014年乌克兰人已经支持我们香港人的“雨伞运动” ，2019年也支持我们。我们香港人出一点点力好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很孤单，我对香港人有一点失望！ 现在只有我一个香港人在这里，有时候我觉得人家问我哪里来，我拿的护照是英国护照，但是我对所有人说我是香港人。他们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当然是中国人，但是我拿的英国护照，我很尴尬，你明白吗？我们香港人到底是哪里的人？香港人要去哪里？香港人的家在哪里？香港人又怎么样？！没有人关注我们的状况，也有人说香港现在那么好，但是他有没有看过以前的香港跟现在香港的区別。”
Edwin在前线作战导致全身多处受伤，但他不言退，其中原因何在？
他说：“我很反感‘雇佣兵’这个词，我们是正正规规的当地部队，我没有去过国际军团， 我一来我的合同就是三年，我一定要打三年，除非我死….. 我的头、脸、耳朵、左腿、右腿和我的腰全都受过伤，但是指挥官说说有任务，我说OK，就去了。 我是侦察兵，我们的工作是去前线的前面，工作就是去俄罗斯阵地前边，看他们阵地里面的东西，再安全回来汇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乌克兰军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来乌克兰战场做什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乌克兰先帮过我，所以我要一定帮助你，我不管有多少香港人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要来！乌克兰人有时候说我是黄皮肤，我身高只有1.6米，我今年50已经岁， 我当兵的时候是48岁，我有所有的证书，我现在是军官（Officer） ，我不能让别人小看我，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做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只做值得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别人看不起我，应该反过来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很少看到黄皮肤的人，身材跟他们相差太大，他们的感觉是要在战场里面保护我，打仗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原来中国人那么厉害，他们没有想象到，在战场上，我不是拉后腿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他们应该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们，所以我跟这个部队的感情是很好的。”
Edwin继续说：“乌克兰人英语也不太好，我们的沟通是通过手机翻译，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同吃同住同睡。我刚到的时候，他们怕我吃不惯，也担心我受不了寒冷，每天问寒问暖，当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阵亡了，你们不用带我回去，我就留在乌克兰，给我的抚恤金捐给当地的孤儿院......虽然现在乌克兰似乎形势还不错，但这是城市，如果没有去过农村，你就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房子有多破多烂！被炸烂了，有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他们回答我们说我要死要死在我的家里，我也不要给俄罗斯人占领我的地方.....;”
Edwin指出：“乌克兰连续遭到俄罗斯轰炸后，虽然城市生活继续，但农村很多地方损失非常惨重。亲眼见证当地情况的Edwin说：“我们现在住的安全屋的一家5口全部被俄罗斯炸死了，只剩一条狗，这条狗现在陪着我们军人。有时候它可以救我们，比如我们在安全屋里，晚上有几个人睡得不好，听见狗叫就知道有炮弹打过来，都非常精，因为这条狗见过很多人被杀，也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我现在就有。我回到城市里住的酒店很好，但是晚上睡不着，因为没有炮火声，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听着炮火声睡觉，这里没有炮火声，所以睡不着。”
“我们在前线距离俄罗斯人只有2公里，但是我们有咖啡厅，有超市，交通工具也有公交车，有出租车，有火车，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有时候有子弹打过来，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人和平常一样没有区别，我们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在对面喝酒，有时候还互相喊话，有时候他们就喝酒喝多的时候就放两枪过来……”
在美国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与美国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否给战场带来了变化？
Edwin说：“现在（注：采访日期为5月初）照样打，之前是有一个方案的，在前线的一个方案里说过，如果谈得好，我们退后50公里，俄罗斯退后50公里，中间就是不交火的地区。但是俄罗斯军人现在每天都想过聂伯河，我们在黑海这边， 他们每天都要炮击，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区别。”
战场上战火继续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牌可以打吗？
Edwin指出：“在上两个星期有这种感觉，因为俄罗斯这边每天开始慢下来，没有那么激烈，动作已经停了，基本上就是拿一点 ，如果拿不到就算了……以前每天都要拿走2千米的战线，但是他们好像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停了…..前线就是保持现状。”
俄罗斯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困难吗？
Edwin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看见俄罗斯的部队在调动，但好像不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里了，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打战的目标并不是乌克兰，他应该是芬兰，波兰。 因为现在看网上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还有十几万兵已经过去到白俄罗斯， 我们的很多部队也在往北走，因为怕他们打的时候全部都从北部打过来。
Edwin也指出，尽管芬兰已经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有第五条（注：北约协议第5条规定，对北约任何成员国的任何武装或军事侵略，都等同于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就是北约最重要的共同防御原则），但也不一定在打仗的时候帮它，可能在后边帮，但如果不愿意就可以不打。
俄罗斯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展开多个战场吗？
Edwin认为：“道理很简单，三年来很多人都看见好像俄罗斯不好打，但是他有没有真心尽力打。在前线，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套路是什么： 每天都在消耗他，不想打，基本上整个乌东都已经被拿走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再拼呢？下一个据点就是欧洲，打打看你动不动，如果不动就又拿下一个。乌克兰太大，现在已经有7000英米 的前线，俄罗斯顶不住….. 他要拿下乌克兰的话一定会从北部下来，因为他的海军不行，南部拿不下来......所以通常现在我们的军队看看情况都认为，应该乌克兰不是太危险。他也不会停，停下来之后他又开一个新的战场。"
非常感谢Edwin接受法广专访，据在乌克兰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苏祖东介绍，Edwin在采访结束后就前往黑海前线，接受新的任务。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7%89%B9%E5%88%AB%E8%8A%82%E7%9B%AE/20250522-edwin-%E6%88%91%E4%B8%BA%E4%BB%80%E4%B9%88%E5%8A%A0%E5%85%A5%E4%B9%8C%E5%85%8B%E5%85%B0%E6%B5%B7%E5%86%9B%E9%99%86%E6%88%98%E9%98%9F-%E7%B3%BB%E5%88%97-%E4%B8%89
《人与战争》，一部关于战争下乌克兰社会的"沉浸式"电影
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新闻几乎每天出现在媒体头版, 战争下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一部纪录片、三位年轻乌克兰导演执导的《Militantropos》（译名人与战争）以沉浸式视角和独特叙事，重现了战争颠覆下乌克兰社会前所未有的面貌，有人选择逃离，有人留下来坚持抵抗和战斗。
滚滚升起的浓烟、被炸毁居民楼废墟中散落的家庭照片、基辅市长呼吁人们撤离、士兵们把手教人们怎样使用冲锋枪、为亲人死去哭泣的家庭、画满儿童图画的墙上写着“不要战争”…，电影开场画面就直接将观众带入被入侵后的乌克兰。
勾勒乌克兰社会的整体面貌
影片杀青于去年8月，起始于2022年2月24日，当俄军开始对乌克兰的首次轰炸时，三位导演叶莉扎维塔·史密斯（Yelizaveta Smith）、阿丽娜·戈尔洛娃（Alina Gorlova）和西蒙·莫兹戈维（Simon Mozgovyi）决定联手，记录下那些留在乌克兰、每日与战争相伴人们的生活。他们有意不聚焦某一个人，而是通过平行、多线在城市、乡村和战场前线的众多拍摄，勾勒整个乌克兰社会的面貌。史密斯在采访中说， “这部片不是关于某个英雄的，而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面对崩塌，又如何努力自我重建。”
三位年轻导演来到戛纳，法国《世界报》的评论这样描绘他们：他们踏上戛纳的红毯，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但并没有被这里明星红毯的浮华所淹没，他们在采访中专注而表达准确，依次接力发言，如同一个声音在说话。
三人分别来自敖德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这些遭遇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城市的名字如今已让外界耳熟能详。三人从2013年开始的合作最初是计划拍剧情片，但之后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和俄罗斯入侵改变了他们的视角，转向纪录片。莫兹戈维说，“我们希望展现一个整体社会的画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见证者“。史密斯补充说，“影片的结构是俄军入侵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它跟随着我们的日常：一些人参军奔赴前线，另一些人则留下来，适应每天生活的变化。”，而克服在战争下拍摄的诸多困难同时，团队的合作也成为他们共同度过心理困境的重要方式。史密斯说，“在战争爆发时，所有人都陷入震惊与混乱，看不到未来。但有信任的人在身边、能一起工作的这种状态，对于我们保持心理来至关重要。”
重建意义、表达抗争
就像是影片片名《Militantropos》，编剧纳科涅奇尼结合拉丁文的“milēs”（士兵）和古希腊语“anthropos”（人类）创作的新词，电影意在体现战争催生出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戈尔洛娃说，“当战争爆发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崩塌，生活不再属于我们。而“我们很快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意义。” “敌人试图摧毁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如果我们无法创造新的叙事与意义，对方就已经在精神上击败了我们。”而拍摄纪录片，就是他们重建意义、表达抗争的一种方式。
沉浸式的形式表达
影片展现了乌克兰现状的多重视角和令人震撼的场景，导演们有意识地避免解说旁白或面对镜头的采访。而是通过视觉与声音的真实感知引导观众沉浸式进入战争中的乌克兰。
影片中最动人的场景之一，是乌军夺回南部赫尔松地区后人们重返家园的情景。导演说，“村庄被占领了六个月，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人们在满目疮痍中依然决意回归，决定留下并重建。” ，这种深深扎根土地的意志非常‘乌克兰’，西蒙也说，“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即便炮火未停，农民们仍在回到天地重新耕种。年轻人自己设法排雷。
令人难忘的还有某些“安宁”片刻：前线士兵在笔记本电脑上看法国队在世界杯赢下摩洛哥的比赛，小女孩大口吃着草莓，还有镜头下随风摇曳的花田...
西蒙·莫兹戈维说，“镜头是一种与现实的联系方式。”人们面对镜头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候，一些人一看到镜头就会自发地讲述他们的创伤。”
“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位置”
法广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Kèoprasith Souvannavong评论说，《Militantropos》是一部不带评判色彩的纪录片，但也因很少直接表达情感，而给人一种略显平淡的感觉。有一点令人注意：影片中并未出现侵略者的任何影像。导演们对此解释说，这是他们的有意选择，他们拍摄了包括战俘、战争审判等有敌人形象的素材，但最终放弃使用 。他们说，“我们不想给敌人留下任何位置。我们更希望让关注感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直接呈现。”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AC%A7%E6%B4%B2/20250522-militantropos%EF%BC%8C%E4%B8%80%E9%83%A8%E5%85%B3%E4%BA%8E%E6%88%98%E4%BA%89%E4%B8%8B%E4%B9%8C%E5%85%8B%E5%85%B0%E7%A4%BE%E4%BC%9A%E7%9A%84-%E6%B2%89%E6%B5%B8%E5%BC%8F-%E7%94%B5%E5%BD%B1
"人民对领袖和统帅的感激之情" 莫斯科地铁重现斯大林浮雕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著名的地铁系统在其一个中心站揭幕了一座斯大林纪念浮雕，这是该国逐步重新评估这位前苏联统治者遗产的一部分。
据莫斯科地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介绍称，塔甘斯卡娅地铁站的这座真人大小的大型浮雕名为“人民对领袖和统帅的感激之情”，旨在纪念二战胜利，也恰逢莫斯科地铁开通90周年。雕塑描绘了斯大林被一群崇拜的平民簇拥的场景。
据悉，这尊浮雕于1950年在塔甘斯卡娅地铁站首次亮相，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去斯大林化运动期间被拆除。拆除工作是为了修建一条新的换乘通道，而原来的雕塑据信已被毁坏。
建筑师根据档案照片和图纸重建了这座浮雕。斯大林在二战期间领导苏联，并领导了一段大规模镇压时期，据估计，当时近200万人死于古拉格系统。
据官媒俄新社报导，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他对斯大林有着复杂的感情。2017年，普京在接受美国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采访时称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当被问及是否钦佩这位二战领导人时，普京回答说“当然”，但他在采访中还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的所有恐怖，包括集中营和对数百万同胞的灭绝”。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94%BF%E6%B2%BB/20250522-%E4%BA%BA%E6%B0%91%E5%AF%B9%E9%A2%86%E8%A2%96%E5%92%8C%E7%BB%9F%E5%B8%85%E7%9A%84%E6%84%9F%E6%BF%80%E4%B9%8B%E6%83%85-%E8%8E%AB%E6%96%AF%E7%A7%91%E5%9C%B0%E9%93%81%E9%87%8D%E7%8E%B0%E6%96%AF%E5%A4%A7%E6%9E%97%E6%B5%AE%E9%9B%95
Wednesday, 21 May 2025
馮睎乾：共諜現形記
馮睎乾十三維度 臉書
朋友傳來美國新聞雜誌節目《60 Minutes》的最新一集，題為「What China's spies are doing in the U.S., and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aught」，報道中共間諜在美國搞什麼鬼，YouTube可以看到：https://youtu.be/KwdfjNveVMw
節目訪問了熟悉中共情報網絡的美國前外交官Jim Lewis，他說今日中共的情報活動，以規模、範圍和明目張膽程度來說，堪稱美國史上之最。為什麼做間諜也可以這樣肆無忌憚呢？Lewis說，中共間諜不再害怕美國，是習近平上台後才開始的，習認為西方人很蠢（feeble-minded) ，自己可以擊敗他們。
中共間諜組織，就是所謂的「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簡稱MSS）」，有估計它已聘用60萬人，遍佈全球。據Lewis說，美國是中共間諜滲透的第二號目標。誰是第一號呢？就是中国人民。習近平最擔心中共重蹈蘇聯覆轍，他知道過往許多革命發源於國外，所以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監察海外華人。
《60 Minutes》這集還訪問了一名已被定罪的中国間諜——76歲的退休歷史學家王書君。1994年，中国人王書君以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身分來到美國，定居紐約，加入當地中国異議人士社群，協助創建推動民主的團體，並擔任副主席與秘書長等要職。
王書君多年來掛着學者的頭銜，參與民主運動集會、發表演說、拉橫幅，活脫脫就是異見人士的典型。哪想到這一切全是劇本：他原來是中共情報系統的一隻棋子，一走就是廿年，比很多人的婚姻還長久。
幾年前，美國司法部終於把這頭老狐狸抓出來，證實他為中共間諜組織做了17年的情報工作，向北京提供香港及海外異見人士的姓名、聯絡方式及私人對話紀錄。
可笑的是，這個王書君接受《60 Minutes》訪問時，竟厚顏無恥地說只是一場誤會，否認自己為中共国安部工作，堅稱法庭從未用「spy（間諜）」這字眼來形容他，更自信滿滿叫記者查看法庭記錄。結果記者真的查了，下一個鏡頭就展示多份法庭文件，上面清晰可見「spy」一字，狠狠打了王書君的臉。
看到這一幕，我總算明白哪種人最有資格當共諜了——不是擅長撒謊的人，而是絲毫不怕被拆穿大話的人。不怕被人踢爆說謊，表示他既沒有是非觀念，也欠缺羞恥之心，世上大概就只有這類人，才最甘心樂意為中共效力。
王書君被控虛假陳述罪、充當中国未註冊外國代理人等，全部罪名成立。聯邦法官指他是中国特工，犯下針對美國的嚴重罪行，但考慮他的健康問題，包括認知衰退，僅判處三年監管釋放（supervised release）。
換了在中国大陸或香港，即使你七老八十身體抱恙，一旦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未受審就已經要坐幾年牢了，不信請看看黎智英。相比之下，美帝簡直是菩薩心腸。
然而如果我是中共国安人員，看到王書君「犯下針對美國的嚴重罪行」也不必坐牢，肯定會懷疑他成了double agent，甚至已悄悄向美國供出中共諜網機密，作為緩刑條件。一個身分敗露的共諜，也許只有裝傻才能保命。美國法庭相信他，国安部又信不信？
像王書君這類共諜，當然不止一個。在美、英、加等地，乃至台灣，恐有更多未被揭露的暗樁。台灣國安部門與媒體不妨攜手製作《共諜在台灣現形記》之類的揭秘節目，相信一定比王書君的故事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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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老共朋友
2022-5-19
https://www.patreon.com/posts/66619985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5/05/blog-post_654.html
朋友傳來美國新聞雜誌節目《60 Minutes》的最新一集，題為「What China's spies are doing in the U.S., and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aught」，報道中共間諜在美國搞什麼鬼，YouTube可以看到：https://youtu.be/KwdfjNveVMw
節目訪問了熟悉中共情報網絡的美國前外交官Jim Lewis，他說今日中共的情報活動，以規模、範圍和明目張膽程度來說，堪稱美國史上之最。為什麼做間諜也可以這樣肆無忌憚呢？Lewis說，中共間諜不再害怕美國，是習近平上台後才開始的，習認為西方人很蠢（feeble-minded) ，自己可以擊敗他們。
中共間諜組織，就是所謂的「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簡稱MSS）」，有估計它已聘用60萬人，遍佈全球。據Lewis說，美國是中共間諜滲透的第二號目標。誰是第一號呢？就是中国人民。習近平最擔心中共重蹈蘇聯覆轍，他知道過往許多革命發源於國外，所以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監察海外華人。
《60 Minutes》這集還訪問了一名已被定罪的中国間諜——76歲的退休歷史學家王書君。1994年，中国人王書君以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身分來到美國，定居紐約，加入當地中国異議人士社群，協助創建推動民主的團體，並擔任副主席與秘書長等要職。
王書君多年來掛着學者的頭銜，參與民主運動集會、發表演說、拉橫幅，活脫脫就是異見人士的典型。哪想到這一切全是劇本：他原來是中共情報系統的一隻棋子，一走就是廿年，比很多人的婚姻還長久。
幾年前，美國司法部終於把這頭老狐狸抓出來，證實他為中共間諜組織做了17年的情報工作，向北京提供香港及海外異見人士的姓名、聯絡方式及私人對話紀錄。
可笑的是，這個王書君接受《60 Minutes》訪問時，竟厚顏無恥地說只是一場誤會，否認自己為中共国安部工作，堅稱法庭從未用「spy（間諜）」這字眼來形容他，更自信滿滿叫記者查看法庭記錄。結果記者真的查了，下一個鏡頭就展示多份法庭文件，上面清晰可見「spy」一字，狠狠打了王書君的臉。
看到這一幕，我總算明白哪種人最有資格當共諜了——不是擅長撒謊的人，而是絲毫不怕被拆穿大話的人。不怕被人踢爆說謊，表示他既沒有是非觀念，也欠缺羞恥之心，世上大概就只有這類人，才最甘心樂意為中共效力。
王書君被控虛假陳述罪、充當中国未註冊外國代理人等，全部罪名成立。聯邦法官指他是中国特工，犯下針對美國的嚴重罪行，但考慮他的健康問題，包括認知衰退，僅判處三年監管釋放（supervised release）。
換了在中国大陸或香港，即使你七老八十身體抱恙，一旦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未受審就已經要坐幾年牢了，不信請看看黎智英。相比之下，美帝簡直是菩薩心腸。
然而如果我是中共国安人員，看到王書君「犯下針對美國的嚴重罪行」也不必坐牢，肯定會懷疑他成了double agent，甚至已悄悄向美國供出中共諜網機密，作為緩刑條件。一個身分敗露的共諜，也許只有裝傻才能保命。美國法庭相信他，国安部又信不信？
像王書君這類共諜，當然不止一個。在美、英、加等地，乃至台灣，恐有更多未被揭露的暗樁。台灣國安部門與媒體不妨攜手製作《共諜在台灣現形記》之類的揭秘節目，相信一定比王書君的故事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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