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发表评论文章称，国际社会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怀疑不仅仅与该公司本身相关，也与中国体制的性质有关。
报道表示，许多西方安全机构相信，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如果被要求与安全机构合作，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合作。
报道称，华为的背景很容易引发怀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师。华为早期的一份合同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一个通讯系统，当时中国政府拒绝相信美国思科（Cisco）。
此外，报道指出，西方情报机构不愿意透露他们对安全威胁的了解，也不愿透露他们发现这些威胁的能力，这使得华为很难举反证：即它没有被用于间谍活动，也不会在未来被利用。
尽管据泄密者斯诺登透露，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准备好与美国间谍机构合作。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情报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中国不同。他们关注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并受到更大的法律约束。
报道还指出，随着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正变得明显，中国的技术也迎头赶上，5G网络作为发展未来数字经济和物联网的重要科技，尤其敏感，这使得西方的担忧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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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9 January 2019
美专家：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果取决于中方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星期一正式宣布了美中两国将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目前还很难预料此次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能否达成协议关键要看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可以让美方满意的让步。
白宫欢迎中国谈判代表团到华盛顿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
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参加这次谈判的美方成员还包括来自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主导中方谈判的将是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刘鹤。
白宫的声明说，作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1日在阿根廷峰会上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美中两国将在90天之内进行谈判，希望实现中国做出必要的影响双方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双方还将讨论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产品与服务的承诺。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峰会上同意90天内暂停加征新的关税，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方表示，如果在3月1日之前双方达不成协议，就对进口自中国的大约一半的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美方代表团今年1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与中方进行了会谈。中方在会谈后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也在推文中也表示过，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好。
艾伦：希望中方对美方的关注做出回应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Craig Allen）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次贸易谈判将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上一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是重要的，但是谈判还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愿刘鹤副总理来华盛顿时会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和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一些关注，使之成为一个更新协议的基础，为两国取消对对方产品加征关税开辟新的道路并走向一个更为正常的立足点。”
艾伦：对谈判结果不要过于乐观
但是艾伦大使说，他不会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过于乐观。
他说：“因为对于达成协议有很多严峻的挑战。在祝福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政治家的同时，我们在知道挑战很严峻的情况下不得不保持审慎与小心。”
甘思德：球在中国方面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这次会谈能否达成协议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关键要看中方能够做出多少让步。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的立场）看起来仍然相距甚远。中国方面还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其出价的信号，美国方面也没有说它会降低它的要价，尽管有很多猜测说，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不管他要让出什么。我认为这也许是不可能的。”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球实际上是在中国那一边，要看北京是否试图解决美国以及其他中国的贸易伙伴所关注的问题。
美官员不确定能否达成协议
在如何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幕僚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对能否通过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以及达成协议后中国是否会认真执行协议都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24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上仍然非常遥远。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赛特1月23日说，他相信美中在3月1日之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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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星期一正式宣布了美中两国将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目前还很难预料此次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能否达成协议关键要看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可以让美方满意的让步。
白宫欢迎中国谈判代表团到华盛顿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
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谈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参加这次谈判的美方成员还包括来自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主导中方谈判的将是负责中国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刘鹤。
白宫的声明说，作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1日在阿根廷峰会上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美中两国将在90天之内进行谈判，希望实现中国做出必要的影响双方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双方还将讨论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产品与服务的承诺。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峰会上同意90天内暂停加征新的关税，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方表示，如果在3月1日之前双方达不成协议，就对进口自中国的大约一半的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美方代表团今年1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与中方进行了会谈。中方在会谈后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也在推文中也表示过，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好。
艾伦：希望中方对美方的关注做出回应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Craig Allen）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次贸易谈判将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上一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是重要的，但是谈判还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愿刘鹤副总理来华盛顿时会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和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一些关注，使之成为一个更新协议的基础，为两国取消对对方产品加征关税开辟新的道路并走向一个更为正常的立足点。”
艾伦：对谈判结果不要过于乐观
但是艾伦大使说，他不会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过于乐观。
他说：“因为对于达成协议有很多严峻的挑战。在祝福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政治家的同时，我们在知道挑战很严峻的情况下不得不保持审慎与小心。”
甘思德：球在中国方面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这次会谈能否达成协议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关键要看中方能够做出多少让步。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的立场）看起来仍然相距甚远。中国方面还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其出价的信号，美国方面也没有说它会降低它的要价，尽管有很多猜测说，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不管他要让出什么。我认为这也许是不可能的。”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球实际上是在中国那一边，要看北京是否试图解决美国以及其他中国的贸易伙伴所关注的问题。
美官员不确定能否达成协议
在如何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幕僚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对能否通过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以及达成协议后中国是否会认真执行协议都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24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上仍然非常遥远。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赛特1月23日说，他相信美中在3月1日之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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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你：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
下文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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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789.html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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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789.html
中國微信平台引起澳洲網絡安全專家的擔憂
世事滄桑，十多年的時間內，西方從認為互聯網會把中國推向民主的樂觀發展到對中國互聯網技術和影響力的警惕。最近王毅抱怨中國科技公司華為被西方多國打壓。現在澳洲安全專家又對中國社交平台微信（WeChat）發出安全警告。
在2000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曾批評中國試圖控制互聯網的努力，他取笑說，（控制互聯網）的難度好比往牆上釘果凍。他還預言互聯網終將把中國推向民主。
但是《紐約時報》去年報道說，事實證明克林頓的預言錯了。因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已經已經和美國比肩，和美國一樣雄心勃勃，影響力也不輸於美國。
現在中國網絡巨頭騰訊的微信平台已經發展成包羅萬象的社交，遊戲，支付，旅遊網絡平台。現在中國科技公司已經擺脫了模仿美國硅谷的形像，諸如臉書，蘋果等西方公司開始借鑒中國網絡平台的創新，吸引客戶。
中國網絡技術發展另一方面也招致西方警覺。去年晚些時候，西方國家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的技術巨頭華為公司參加西方5G移動網絡建設施行抵制。
澳大利亞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禁止中國通訊製造商華為參加澳洲的5G移動網絡建設。去年12月1日加拿大逮捕了中國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她被指參與欺騙金融機構的行為，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微信的審查和官方宣傳
最近又有澳大利亞的安全專家警告說，北京可能通過社交平台微信散佈宣傳影響澳大利亞聯邦選舉，因為微信沒有像美國的社交平台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一樣受到政府監督。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際網絡政策研究室警告說，澳大利亞有150萬微信用戶，他們可能會受到錯誤信息，審查，宣傳的影響，因為微信是個受北京控制的社交平台。
不過澳大利亞《世紀報》報道說，對於中共通過微信對澳大利亞選舉構成多嚴重的威脅，專家存在分歧。
歐洲和北美國家的政府都表示，必須解決社交平台散佈虛假消息干擾選舉的問題，諸如克里姆林宮被認為努力破壞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網絡安全專家湯姆·烏仁（Tom Uren）說，微信的令人擔心之處在於它受到中國的審查和控制，另外還不僅僅是審查的問題，有時候微信會推動某些問題，這涉及控制公眾輿論的問題。
這位網絡安全專家說，「值得和微信討論的問題包括如何運營在澳洲的微信平台的問題，在一個理想的世界，政府應該讓在澳洲運營的社交平台透明化。」
澳洲媒體報道說，聯邦政府通過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正在同臉書，谷歌和推特溝通，制定對付惡意散佈不實信息的辦法。但是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表示，他們沒有同微信的母公司騰訊勾通過。
《世紀報》報道說，微信通過複雜的算法系統審查關鍵詞和圖像，濾掉那些被認為是惡意誹謗和政治敏感的內容。去年公布的研究發現針對澳大利亞的微信新聞帳號完全沒有關於中國政治和外交消息，他們似乎也在服從中國官方設立的限制。
微信威脅？專家看法不一
網絡安全專家擔心微信會被用來鼓勵海外華人支持某一政黨，反對另外一個政黨，就像在2017年本納隆中期選舉中發生過的那樣。
《世紀報》報道認為，同中共統戰部有聯繫的澳大利亞公民在那次中期選舉中大肆批判工黨和前總理特恩布爾，因為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力持強硬立場。
悉尼洛伊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麥克格里戈爾（Richard McGregor）說，北京如果有明確喜好（澳洲的候選人），理論上可能干預選舉，努力讓他們喜歡的候選人獲勝，但「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有明確喜好，在此意義上說，干涉無從談起。」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網絡安全專家奧斯汀（Greg Austin）教授接受《星期天悉尼先驅晨報》採訪時說，雖然他認為中國推動在澳洲的宣傳，但是中國並沒有多少干預澳洲聯邦選舉的動機。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的負責人麥迪卡爾夫（Rory Medcalf）說，雖然中國有理由影響澳大利亞的政策，但是他們可能會發現很難這樣做，因為最近澳大利亞改變了立法，要限制外國對選舉的干預，包括網絡形式試圖影響選民意見的宣傳。
據《星期天悉尼先驅晨報》報道，澳洲的特別國務部長霍克說，新法律製造保護選舉自由進行，禁止外國政治捐款，禁止外國代理人註冊。他說，不讓外國捐款人影響澳洲選舉，澳洲的機構要遵守法律，這點很重要。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032659
在2000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曾批評中國試圖控制互聯網的努力，他取笑說，（控制互聯網）的難度好比往牆上釘果凍。他還預言互聯網終將把中國推向民主。
但是《紐約時報》去年報道說，事實證明克林頓的預言錯了。因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已經已經和美國比肩，和美國一樣雄心勃勃，影響力也不輸於美國。
現在中國網絡巨頭騰訊的微信平台已經發展成包羅萬象的社交，遊戲，支付，旅遊網絡平台。現在中國科技公司已經擺脫了模仿美國硅谷的形像，諸如臉書，蘋果等西方公司開始借鑒中國網絡平台的創新，吸引客戶。
中國網絡技術發展另一方面也招致西方警覺。去年晚些時候，西方國家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的技術巨頭華為公司參加西方5G移動網絡建設施行抵制。
澳大利亞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禁止中國通訊製造商華為參加澳洲的5G移動網絡建設。去年12月1日加拿大逮捕了中國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她被指參與欺騙金融機構的行為，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微信的審查和官方宣傳
最近又有澳大利亞的安全專家警告說，北京可能通過社交平台微信散佈宣傳影響澳大利亞聯邦選舉，因為微信沒有像美國的社交平台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一樣受到政府監督。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際網絡政策研究室警告說，澳大利亞有150萬微信用戶，他們可能會受到錯誤信息，審查，宣傳的影響，因為微信是個受北京控制的社交平台。
不過澳大利亞《世紀報》報道說，對於中共通過微信對澳大利亞選舉構成多嚴重的威脅，專家存在分歧。
歐洲和北美國家的政府都表示，必須解決社交平台散佈虛假消息干擾選舉的問題，諸如克里姆林宮被認為努力破壞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網絡安全專家湯姆·烏仁（Tom Uren）說，微信的令人擔心之處在於它受到中國的審查和控制，另外還不僅僅是審查的問題，有時候微信會推動某些問題，這涉及控制公眾輿論的問題。
這位網絡安全專家說，「值得和微信討論的問題包括如何運營在澳洲的微信平台的問題，在一個理想的世界，政府應該讓在澳洲運營的社交平台透明化。」
澳洲媒體報道說，聯邦政府通過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正在同臉書，谷歌和推特溝通，制定對付惡意散佈不實信息的辦法。但是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表示，他們沒有同微信的母公司騰訊勾通過。
《世紀報》報道說，微信通過複雜的算法系統審查關鍵詞和圖像，濾掉那些被認為是惡意誹謗和政治敏感的內容。去年公布的研究發現針對澳大利亞的微信新聞帳號完全沒有關於中國政治和外交消息，他們似乎也在服從中國官方設立的限制。
微信威脅？專家看法不一
網絡安全專家擔心微信會被用來鼓勵海外華人支持某一政黨，反對另外一個政黨，就像在2017年本納隆中期選舉中發生過的那樣。
《世紀報》報道認為，同中共統戰部有聯繫的澳大利亞公民在那次中期選舉中大肆批判工黨和前總理特恩布爾，因為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力持強硬立場。
悉尼洛伊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麥克格里戈爾（Richard McGregor）說，北京如果有明確喜好（澳洲的候選人），理論上可能干預選舉，努力讓他們喜歡的候選人獲勝，但「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有明確喜好，在此意義上說，干涉無從談起。」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網絡安全專家奧斯汀（Greg Austin）教授接受《星期天悉尼先驅晨報》採訪時說，雖然他認為中國推動在澳洲的宣傳，但是中國並沒有多少干預澳洲聯邦選舉的動機。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的負責人麥迪卡爾夫（Rory Medcalf）說，雖然中國有理由影響澳大利亞的政策，但是他們可能會發現很難這樣做，因為最近澳大利亞改變了立法，要限制外國對選舉的干預，包括網絡形式試圖影響選民意見的宣傳。
據《星期天悉尼先驅晨報》報道，澳洲的特別國務部長霍克說，新法律製造保護選舉自由進行，禁止外國政治捐款，禁止外國代理人註冊。他說，不讓外國捐款人影響澳洲選舉，澳洲的機構要遵守法律，這點很重要。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032659
委內瑞拉政治危機：拉美小國的政局動蕩可能演變成大國博弈的全球危機
委內瑞拉的國內政治危機似乎有可能升級蔓延到全球範圍。
隨著街頭上要求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辭職的抗議轉趨暴力，反對派領袖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在上周三（1月23日）宣佈自己成為臨時代總統。
他很快就等到了美國、加拿大以及巴西、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等較大鄰國的支持。歐盟（EU）則呼籲進行新的大選，並表達了對瓜伊多所領導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的支持。
中俄支持馬杜羅
不過，有一小部分國家則是支持現任總統馬杜羅，其中最主要的就有俄羅斯和中國。
上周四，莫斯科方面警告，瓜伊多的聲言是「一條直接通過無法無天和流血衝突的路」。
俄羅斯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對這種冒險主義表示警告，它會帶來很多災難性後果。」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華春瑩同樣在周四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
「中方支持委內瑞拉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穩定所作努力，」華春瑩說。
「中方一貫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
土耳其、伊朗、墨西哥、古巴等等國家也表達了對馬杜羅的支持。
據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卜拉辛·卡林（Ibrahim Kalin）表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已經致電馬杜羅，表達了土耳其對他的支持：「馬杜羅兄弟，要挺住，我們都支持你。」
該發言人還分享了「#WeAreMADURO（我們都是馬杜羅）」的話題標籤。
委內瑞拉與美國斷絶關係
不過，隨著美國與委內瑞拉的官員彼此間互相交換強硬言辭，國際壓力似乎不太會消減。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承認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之後不久，馬杜羅就表示，他將斷絶與美國的一切外交和政治關係。
他表示，「美國駐委內瑞拉的全體外交和領事人員」有72小時的時間離境。
不過稍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表示，美國將會通過瓜伊多，而不是馬杜羅的政府來構建與委內瑞拉的外交關係。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不認為前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有合法的權力中斷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也無權宣稱我們的外交人員是不受歡迎人物。」
所有選項均有可能
特朗普最先在2017年公開聲稱考慮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選項」，他於上周三在白宮接受記者訪問時再次提到這一點。
「我們沒有在考慮任何事情，但是所有的選項都擺在了桌面上，」特朗普上說，「所有選項，永遠都是，所有選擇都在枱面上。」
美國媒體報道指，特朗普可能會對委內瑞拉實施石油裁制，阻斷該國的主要收入來源，並擴大委內瑞拉受制裁官員的名單。
不過，這將影響委內瑞拉償還貸款的能力。該國對俄羅斯和中國負有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債務。
上月，在莫斯科，馬杜羅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俄羅斯向委內瑞拉出口小麥達成協議，並在委內瑞拉石油和礦產領域簽訂了價值60億美元的合約。
在石油產量豐富的年代，從戰鬥機到坦克再到可移動的火箭發射器，委內瑞拉也是俄羅斯軍用設備的主要買家。
在莫斯科的會議之後不久，俄羅斯軍方派出了兩架圖－160「白天鵝」轟炸機（Tu-160 「White Swan」）前往委內瑞拉。這些飛機有能力將核武器運載到加拉加斯，但報道飛機是去與委內瑞拉軍隊一同練習。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俄羅斯及歐亞事務資深總監梅裏亞姆·蘭斯科伊（Miriam Lanskoy）向《時代》（Time）周刊表示，圖－160「白天鵝」轟炸機在加拉加斯的出現，是一個提醒：俄羅斯仍然有能力將其軍事力量投放到西半球。
「互相呼應」的行動
不過，美俄之間的直接對峙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委內瑞拉的諸鄰國可能在這場危機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BBC記者弗拉基米爾·埃爾南德斯（Vladimir Hernandez）表示，該地區迅速對瓜伊多表示支持的局面，顯示了一種「互相呼應」的努力，為的是逼迫玻利瓦爾主義政權下台。
「這是前所未有的行動，它相互配合的程度是非同尋常的。美國一齣來（承認瓜伊多），你就看到所有這些國家幾秒、幾分鐘之內就跟著來了，」他說。
馬杜羅反覆指責哥倫比亞和美國在幕後試圖顛覆他的政府。
他還指責波哥大參與了去年8月對他實施無人機暗殺未果的行動。
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講話時，哥倫比亞總統伊萬·杜克（Ivan Duque）表示，馬杜羅應該「靠邊站，讓委內瑞拉人民得到自由」。
「不會軍事干預」
杜克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干預。他回答說：「我們沒有在討論軍事干預，我們是在討論外交共識，以及委內瑞拉人民的支持。」
巴西副總統莫朗（Hamilton Mourao）過去曾是駐委內瑞拉的軍事參贊。他表示，他的國家「不參與（軍事）干預」。
不過，他表示他的政府將會「在未來（提供）經濟支持，如果有必要（在政權過渡之後）重建國家的話」。
在2018年的總統選舉當中，莫朗曾表示，巴西利亞應該派出軍隊，參與在委內瑞拉的國際維和行動。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7024772
隨著街頭上要求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辭職的抗議轉趨暴力，反對派領袖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在上周三（1月23日）宣佈自己成為臨時代總統。
他很快就等到了美國、加拿大以及巴西、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等較大鄰國的支持。歐盟（EU）則呼籲進行新的大選，並表達了對瓜伊多所領導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的支持。
中俄支持馬杜羅
不過，有一小部分國家則是支持現任總統馬杜羅，其中最主要的就有俄羅斯和中國。
上周四，莫斯科方面警告，瓜伊多的聲言是「一條直接通過無法無天和流血衝突的路」。
俄羅斯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對這種冒險主義表示警告，它會帶來很多災難性後果。」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華春瑩同樣在周四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
「中方支持委內瑞拉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穩定所作努力，」華春瑩說。
「中方一貫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
土耳其、伊朗、墨西哥、古巴等等國家也表達了對馬杜羅的支持。
據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卜拉辛·卡林（Ibrahim Kalin）表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已經致電馬杜羅，表達了土耳其對他的支持：「馬杜羅兄弟，要挺住，我們都支持你。」
該發言人還分享了「#WeAreMADURO（我們都是馬杜羅）」的話題標籤。
委內瑞拉與美國斷絶關係
不過，隨著美國與委內瑞拉的官員彼此間互相交換強硬言辭，國際壓力似乎不太會消減。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承認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之後不久，馬杜羅就表示，他將斷絶與美國的一切外交和政治關係。
他表示，「美國駐委內瑞拉的全體外交和領事人員」有72小時的時間離境。
不過稍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表示，美國將會通過瓜伊多，而不是馬杜羅的政府來構建與委內瑞拉的外交關係。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不認為前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有合法的權力中斷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也無權宣稱我們的外交人員是不受歡迎人物。」
所有選項均有可能
特朗普最先在2017年公開聲稱考慮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選項」，他於上周三在白宮接受記者訪問時再次提到這一點。
「我們沒有在考慮任何事情，但是所有的選項都擺在了桌面上，」特朗普上說，「所有選項，永遠都是，所有選擇都在枱面上。」
美國媒體報道指，特朗普可能會對委內瑞拉實施石油裁制，阻斷該國的主要收入來源，並擴大委內瑞拉受制裁官員的名單。
不過，這將影響委內瑞拉償還貸款的能力。該國對俄羅斯和中國負有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債務。
上月，在莫斯科，馬杜羅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俄羅斯向委內瑞拉出口小麥達成協議，並在委內瑞拉石油和礦產領域簽訂了價值60億美元的合約。
在石油產量豐富的年代，從戰鬥機到坦克再到可移動的火箭發射器，委內瑞拉也是俄羅斯軍用設備的主要買家。
在莫斯科的會議之後不久，俄羅斯軍方派出了兩架圖－160「白天鵝」轟炸機（Tu-160 「White Swan」）前往委內瑞拉。這些飛機有能力將核武器運載到加拉加斯，但報道飛機是去與委內瑞拉軍隊一同練習。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俄羅斯及歐亞事務資深總監梅裏亞姆·蘭斯科伊（Miriam Lanskoy）向《時代》（Time）周刊表示，圖－160「白天鵝」轟炸機在加拉加斯的出現，是一個提醒：俄羅斯仍然有能力將其軍事力量投放到西半球。
「互相呼應」的行動
不過，美俄之間的直接對峙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委內瑞拉的諸鄰國可能在這場危機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BBC記者弗拉基米爾·埃爾南德斯（Vladimir Hernandez）表示，該地區迅速對瓜伊多表示支持的局面，顯示了一種「互相呼應」的努力，為的是逼迫玻利瓦爾主義政權下台。
「這是前所未有的行動，它相互配合的程度是非同尋常的。美國一齣來（承認瓜伊多），你就看到所有這些國家幾秒、幾分鐘之內就跟著來了，」他說。
馬杜羅反覆指責哥倫比亞和美國在幕後試圖顛覆他的政府。
他還指責波哥大參與了去年8月對他實施無人機暗殺未果的行動。
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講話時，哥倫比亞總統伊萬·杜克（Ivan Duque）表示，馬杜羅應該「靠邊站，讓委內瑞拉人民得到自由」。
「不會軍事干預」
杜克被問到，是否有可能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干預。他回答說：「我們沒有在討論軍事干預，我們是在討論外交共識，以及委內瑞拉人民的支持。」
巴西副總統莫朗（Hamilton Mourao）過去曾是駐委內瑞拉的軍事參贊。他表示，他的國家「不參與（軍事）干預」。
不過，他表示他的政府將會「在未來（提供）經濟支持，如果有必要（在政權過渡之後）重建國家的話」。
在2018年的總統選舉當中，莫朗曾表示，巴西利亞應該派出軍隊，參與在委內瑞拉的國際維和行動。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7024772
美国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多项刑事起诉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美国并将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请求。
司法部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对四个被告提出刑事起诉，这四个被告分别是总部在中国并在全世界运作的电信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在美国的相关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在伊朗的相关公司Skycom以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这项起诉中，华为及相关公司被控的罪名包括银行诈欺、合谋银行诈欺、电信诈欺、合谋电信诈欺、违反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力法》、合谋洗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银行和电信欺诈。
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举行了由多名高官参加的记者会，高调宣布了对华为公司及其高管孟晚舟的起诉。参加记者会的有代理司法部长马特·惠特克、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滕·尼尔森、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多诺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负责司法部刑事处的助理部长布莱恩·本茨科夫斯基和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处的助理部长约翰·德默斯。
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说：“今天我们宣布对电信巨头华为及其相关人员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犯有二十余项罪行。正如我8月间对中国官员所说的那样，中国必须让其公民和中国公司承担遵守法律的责任。”
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正如起诉书所指称的那样，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法律并从事了破坏美国安全的金融欺诈活动。他们蓄意进行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直接违反《伊朗贸易制裁规则》的交易，这类行为不会被容忍。”
商务部长罗斯说：“多年来中国公司违反了我国出口法律并破坏了制裁，经常利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帮助他们的违法活动。这一切将会终止。与历史上历届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那些违反我国出口控制法律者的打击都更为严厉，这种严厉将继续下去。”
罗斯表示，对华为的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无关。
联邦检察官多诺霍说：“正如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其高管的直接和亲自参与下，从事了严重的欺诈活动，包括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违反制裁、洗钱和策划妨碍司法。十多年来，华为使用说谎和欺骗的策略，以从事并扩大其业务。”
联调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这些指控暴露了华为据称公然无视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全球标准商业行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这些指控的严重性明确显示联调局对这一威胁的重视。今天应被当作是一个警告，表明我们不会容忍违反我国法律、妨碍司法或威胁国家和经济福祉的公司。”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还宣布，西雅图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电讯公司华为技术公司的两家子公司犯下了10项联邦罪。他们被控从T-Mobile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罪名包括盗窃商业秘密、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
美国司法官员在记者会上说，按照美国法律，被起诉并不等于有罪。华为公司和孟晚舟将有充分机会在法庭上为自身辩护。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请求而逮捕，在听候引渡决定期间，孟晚舟被保释，住在她在温哥华的家中。
中国政府对孟晚舟被捕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称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的“霸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说，“个别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来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打击和抹黑”，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5%9B%BD%E5%AF%B9%E5%8D%8E%E4%B8%BA%E5%8F%8A%E5%85%B6%E9%A6%96%E5%B8%AD%E8%B4%A2%E5%8A%A1%E5%AE%98%E5%AD%9F%E6%99%9A%E8%88%9F%E6%8F%90%E5%87%BA%E5%A4%9A%E9%A1%B9%E5%88%91%E4%BA%8B%E8%B5%B7%E8%AF%89.html
美国之音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美国并将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请求。
司法部说，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对四个被告提出刑事起诉，这四个被告分别是总部在中国并在全世界运作的电信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在美国的相关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在伊朗的相关公司Skycom以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这项起诉中，华为及相关公司被控的罪名包括银行诈欺、合谋银行诈欺、电信诈欺、合谋电信诈欺、违反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状态权力法》、合谋洗钱以及合谋妨碍司法。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从事银行和电信欺诈。
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举行了由多名高官参加的记者会，高调宣布了对华为公司及其高管孟晚舟的起诉。参加记者会的有代理司法部长马特·惠特克、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滕·尼尔森、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多诺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负责司法部刑事处的助理部长布莱恩·本茨科夫斯基和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处的助理部长约翰·德默斯。
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说：“今天我们宣布对电信巨头华为及其相关人员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犯有二十余项罪行。正如我8月间对中国官员所说的那样，中国必须让其公民和中国公司承担遵守法律的责任。”
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正如起诉书所指称的那样，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法律并从事了破坏美国安全的金融欺诈活动。他们蓄意进行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直接违反《伊朗贸易制裁规则》的交易，这类行为不会被容忍。”
商务部长罗斯说：“多年来中国公司违反了我国出口法律并破坏了制裁，经常利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帮助他们的违法活动。这一切将会终止。与历史上历届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那些违反我国出口控制法律者的打击都更为严厉，这种严厉将继续下去。”
罗斯表示，对华为的起诉是执法行动，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无关。
联邦检察官多诺霍说：“正如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其高管的直接和亲自参与下，从事了严重的欺诈活动，包括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违反制裁、洗钱和策划妨碍司法。十多年来，华为使用说谎和欺骗的策略，以从事并扩大其业务。”
联调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这些指控暴露了华为据称公然无视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全球标准商业行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这些指控的严重性明确显示联调局对这一威胁的重视。今天应被当作是一个警告，表明我们不会容忍违反我国法律、妨碍司法或威胁国家和经济福祉的公司。”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还宣布，西雅图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电讯公司华为技术公司的两家子公司犯下了10项联邦罪。他们被控从T-Mobile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罪名包括盗窃商业秘密、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
美国司法官员在记者会上说，按照美国法律，被起诉并不等于有罪。华为公司和孟晚舟将有充分机会在法庭上为自身辩护。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请求而逮捕，在听候引渡决定期间，孟晚舟被保释，住在她在温哥华的家中。
中国政府对孟晚舟被捕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称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的“霸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说，“个别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来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打击和抹黑”，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7%BE%8E%E5%9B%BD%E5%AF%B9%E5%8D%8E%E4%B8%BA%E5%8F%8A%E5%85%B6%E9%A6%96%E5%B8%AD%E8%B4%A2%E5%8A%A1%E5%AE%98%E5%AD%9F%E6%99%9A%E8%88%9F%E6%8F%90%E5%87%BA%E5%A4%9A%E9%A1%B9%E5%88%91%E4%BA%8B%E8%B5%B7%E8%AF%89.html
工业利润严重下滑：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来源:
自由亚洲
根据最新消息，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在2018年严重下滑。从去年5月到12月，工业利润的增幅更是连续八个月下降。中国经济这些糟糕的信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8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6000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下降12%，其总额更低于2016年的利润总额。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
美国纽约的美中科技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告诉本台，这种整体大幅下滑的趋势体现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它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的结构，从内部来说，它的制度和结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外部来说，主要还是依靠出口，看看现在的国际形势，中美贸易争端，你的出口商品也会受到影响。”
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0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而这个数据在2017年，分别是16000亿，和45%。这表明，2018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滑主要与国有企业有关。
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业良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这种状况主要和国家补贴的削减有关，
“以前都主要是政府有大量的补贴，比如说出口退税，和出口没关联的，就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长期依赖国家的巨额补贴，（经济）趋紧之后，补贴减少，都有可能使得它的业绩减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国有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上游行业的产品价格。2017年，由于上游产业生产物价指数（PPI）增长较快，所以当年国有企业利润暴增。中国财经网站“金融界”发表文章指出，今年以来，生产物价指数增速下行，黑色系同比增幅下降，原油价格也大幅下跌，这些因素都使得以上游产品为主的国企大受影响，利润严重下滑。
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国有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利润都实现增长12%左右，但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仅有2%，与其他类型企业差距巨大。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财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外资企业的状况受中美贸易战中的关税措施影响较大。当关税提高10%的时候，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被迫降价，以保留客户，这使其利润大受影响。
秦鹏还认为，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可能未必真实，这些企业在2018年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本台此前已有报道，2018年民营企业关闭数量陡增，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也严重下降。
对于2019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展望，夏业良表示不乐观，
“我的预期是大幅下降，因为我感觉，即使到了宽限期结束，中美贸易战不会停止，甚至会升级。”
谢家叶也认同这种提法，
“不进行改革的话，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它有内部结构的问题，外部的问题，金融的问题，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等这些问题出来后，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是很危险的。同时，还有很多的债务。”
2019年1月份，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正在回升。这虽然有利于工业企业的利润上涨，但有观察家指出，近期，除了美国之外，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走势不良，全球经济下滑趋势明显。这对拉动中国工业利润仍然不乐观。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5%B7%A5%E4%B8%9A%E5%88%A9%E6%B6%A6%E4%B8%A5%E9%87%8D%E4%B8%8B%E6%BB%91%EF%BC%9A%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4%BD%95%E5%8E%BB%E4%BD%95%E4%BB%8E%EF%BC%9F.html
自由亚洲
根据最新消息，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在2018年严重下滑。从去年5月到12月，工业利润的增幅更是连续八个月下降。中国经济这些糟糕的信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8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6000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下降12%，其总额更低于2016年的利润总额。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00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工业企业。
美国纽约的美中科技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告诉本台，这种整体大幅下滑的趋势体现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它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的结构，从内部来说，它的制度和结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外部来说，主要还是依靠出口，看看现在的国际形势，中美贸易争端，你的出口商品也会受到影响。”
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0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而这个数据在2017年，分别是16000亿，和45%。这表明，2018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滑主要与国有企业有关。
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业良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这种状况主要和国家补贴的削减有关，
“以前都主要是政府有大量的补贴，比如说出口退税，和出口没关联的，就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长期依赖国家的巨额补贴，（经济）趋紧之后，补贴减少，都有可能使得它的业绩减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国有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上游行业的产品价格。2017年，由于上游产业生产物价指数（PPI）增长较快，所以当年国有企业利润暴增。中国财经网站“金融界”发表文章指出，今年以来，生产物价指数增速下行，黑色系同比增幅下降，原油价格也大幅下跌，这些因素都使得以上游产品为主的国企大受影响，利润严重下滑。
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国有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利润都实现增长12%左右，但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仅有2%，与其他类型企业差距巨大。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财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外资企业的状况受中美贸易战中的关税措施影响较大。当关税提高10%的时候，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被迫降价，以保留客户，这使其利润大受影响。
秦鹏还认为，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可能未必真实，这些企业在2018年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本台此前已有报道，2018年民营企业关闭数量陡增，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也严重下降。
对于2019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展望，夏业良表示不乐观，
“我的预期是大幅下降，因为我感觉，即使到了宽限期结束，中美贸易战不会停止，甚至会升级。”
谢家叶也认同这种提法，
“不进行改革的话，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它有内部结构的问题，外部的问题，金融的问题，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等这些问题出来后，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是很危险的。同时，还有很多的债务。”
2019年1月份，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正在回升。这虽然有利于工业企业的利润上涨，但有观察家指出，近期，除了美国之外，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走势不良，全球经济下滑趋势明显。这对拉动中国工业利润仍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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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January 2019
专家谈中国经济自由度：巨大的潜力和停滞的改革
来源:
美国之音
经历了40年巨变的中国经济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但其经济自由度却未能跟上步伐，仍然严重滞后。在刚刚发布的一份年度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排名虽有上升，却仍属经济“基本上不自由”之列。眼下受困于贸易战，同时面临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中共政府却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看上去无意继续推动改革。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周五发布了2019年度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国今年排名第100位，比前一年升高了10位，但仍处于地区和全球平均水平之下。
本年度排名最高的仍是香港，其经济自由度至今尚未受到撼动。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进入第25年，香港连续25年蝉联榜首。今年居次席的是新加坡。台湾排名从去年的第13位升至今年第10位。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通常被视作独立的经济体。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但是至今在经济自由度方面仍难望香港项背。
中国在经济自由度上曾经一度迈出巨步。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和经济中心主任泰瑞·米勒是该指数编辑。米勒说：“中国在大约40年前曾在经济自由度上有过巨大的飞跃。那是在邓小平时期，当时其经济对世界开放，并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起，至今已经进入第41年，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尽管人均国内生产值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也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经济自由度也在改善，但步伐远不及邓小平时期。米勒说，中国分值和排名有小幅提高，但未见有持续的改观。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在政策变化方面，我不认为我们看到中国做出重要的改进。”
米勒说，他希望看到中国能跃升30位、40位，在分值上提高10、12，或者15分。中国今年得分58.4，较上一年增长了0.6。位居首位的香港得分90.2。
中国处于该指数的第四层级，即经济“基本上不自由”。如果像米勒所说的能够在分值上提高10分，它将跳出当前所处的层级，进入第三层级“适度自由”（分值60到69.9）。
报告在国别分析中对中国的排名做了解释。分析提及当前美中经济关系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增速上仍算不错，但其缺乏透明度的国有企业仍然掌控着中国的金融业和许多基础产业。报告提及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是从意识形态上压制自由化，更严重地依赖重商主义，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设置更多官僚障碍，而在法治上有弱化，未能加强抵制既得利益对更具活力的经济发展的阻碍。
米勒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看起来处于停滞状态。他说：“当前，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谈及开放，以及强调国有企业时，都让人感觉在退步。我们只能等等看会发生什么状况。”
米勒说，习近平显然已经大权独揽，但他的经济观仍不明确。他说：“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更像是口号，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米勒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上的进展。他说，或许有一些中国参与的项目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有好处，但也有可能会有些项目对所在国不利，甚至对中国也没什么好处。
米勒说，这看上去有点像是赌博。他再次强调，他希望看到中国在政策自由化和与外界交往时会有切实的改变。
他希望中国能够看到，美中贸易争端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其实都将惠及中国经济，促使中国实施改革。米勒对中国在提高经济自由度方面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潜能，中国人也深具企业精神，香港和台湾已经展现出这样的资质。
米勒说：“他们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有创新性的力量。但眼下却还没有实现。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们都会从中获益。”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8%93%E5%AE%B6%E8%B0%88%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8%87%AA%E7%94%B1%E5%BA%A6%EF%BC%9A%E5%B7%A8%E5%A4%A7%E7%9A%84%E6%BD%9C%E5%8A%9B%E5%92%8C%E5%81%9C%E6%BB%9E%E7%9A%84%E6%94%B9%E9%9D%A9.html
美国之音
经历了40年巨变的中国经济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但其经济自由度却未能跟上步伐，仍然严重滞后。在刚刚发布的一份年度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排名虽有上升，却仍属经济“基本上不自由”之列。眼下受困于贸易战，同时面临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中共政府却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看上去无意继续推动改革。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周五发布了2019年度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国今年排名第100位，比前一年升高了10位，但仍处于地区和全球平均水平之下。
本年度排名最高的仍是香港，其经济自由度至今尚未受到撼动。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进入第25年，香港连续25年蝉联榜首。今年居次席的是新加坡。台湾排名从去年的第13位升至今年第10位。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通常被视作独立的经济体。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但是至今在经济自由度方面仍难望香港项背。
中国在经济自由度上曾经一度迈出巨步。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和经济中心主任泰瑞·米勒是该指数编辑。米勒说：“中国在大约40年前曾在经济自由度上有过巨大的飞跃。那是在邓小平时期，当时其经济对世界开放，并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起，至今已经进入第41年，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尽管人均国内生产值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也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经济自由度也在改善，但步伐远不及邓小平时期。米勒说，中国分值和排名有小幅提高，但未见有持续的改观。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在政策变化方面，我不认为我们看到中国做出重要的改进。”
米勒说，他希望看到中国能跃升30位、40位，在分值上提高10、12，或者15分。中国今年得分58.4，较上一年增长了0.6。位居首位的香港得分90.2。
中国处于该指数的第四层级，即经济“基本上不自由”。如果像米勒所说的能够在分值上提高10分，它将跳出当前所处的层级，进入第三层级“适度自由”（分值60到69.9）。
报告在国别分析中对中国的排名做了解释。分析提及当前美中经济关系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增速上仍算不错，但其缺乏透明度的国有企业仍然掌控着中国的金融业和许多基础产业。报告提及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是从意识形态上压制自由化，更严重地依赖重商主义，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设置更多官僚障碍，而在法治上有弱化，未能加强抵制既得利益对更具活力的经济发展的阻碍。
米勒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看起来处于停滞状态。他说：“当前，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谈及开放，以及强调国有企业时，都让人感觉在退步。我们只能等等看会发生什么状况。”
米勒说，习近平显然已经大权独揽，但他的经济观仍不明确。他说：“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更像是口号，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米勒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上的进展。他说，或许有一些中国参与的项目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有好处，但也有可能会有些项目对所在国不利，甚至对中国也没什么好处。
米勒说，这看上去有点像是赌博。他再次强调，他希望看到中国在政策自由化和与外界交往时会有切实的改变。
他希望中国能够看到，美中贸易争端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其实都将惠及中国经济，促使中国实施改革。米勒对中国在提高经济自由度方面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潜能，中国人也深具企业精神，香港和台湾已经展现出这样的资质。
米勒说：“他们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有创新性的力量。但眼下却还没有实现。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们都会从中获益。”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4%B8%93%E5%AE%B6%E8%B0%88%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8%87%AA%E7%94%B1%E5%BA%A6%EF%BC%9A%E5%B7%A8%E5%A4%A7%E7%9A%84%E6%BD%9C%E5%8A%9B%E5%92%8C%E5%81%9C%E6%BB%9E%E7%9A%84%E6%94%B9%E9%9D%A9.html
查韦斯与马杜罗：委内瑞拉何自天堂坠入地狱
来源:
法广
英国泰晤士报撰文分析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及社会崩溃原因，指委内瑞拉自富裕天堂坠入水深火热，经济崩溃速度名冠全球。报道指查韦斯于马杜罗的统治错误负有严重责任。独裁政策加剧了国家堕入地狱危机。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委内瑞拉近年经济崩溃，恶性通膨严重，三百万民众逃离家园，但该国在未发生战争和天灾情况下，经济却螺旋式下降且沉沦速度冠居全球。
据英国泰晤士报分析，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荣景给委国带来其他拉美国家无法相比的财富，且大量政府支出所带来的石油财富，让委国拥有拉美最高的经济成长率跟最低的贫富不均程度，并跟哥斯达黎加与哥伦比亚并列区域内唯三民主国家，一直到二〇〇一年，也就是查韦斯上台并发动“玻利瓦革命”的三年后，委国仍是拉美最富有国家。
但查韦斯利用委国石油财富为他的全民医疗、社会住宅，提高识字率与食物补贴以及国有化关键产业的政策埋单，即便油价仍保持上涨。他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并赢得全球左派人士赞赏，但未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导致委国严重依赖石油收入，而油价下跌对石油收入造成的影响也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到了二〇一〇年，查韦斯的领导愈趋专制，在粮食短缺情况下还声称是反对派在搞经济战争，且在他二〇一三年因癌症去世后，副手马杜罗当选总统更延续着日益严重的灾难性政策，而随着油价和产量崩跌，加上长期的经济管理不善，今年委国首先掉入了深渊。
去年委内瑞拉通膨率触及一万三千倍，达到魏玛共和国与穆加贝执政下津巴布韦昔日的恶性通膨惨况，但央行反应却只是印更多钞票，反让通膨进一步恶化，而马杜罗政府则顽固地坚持把责任归咎于美国制裁、外国投机分子跟合谋者。
报道指而在日常用品极度缺乏、九成人民处于贫穷状态、公共卫生体系崩溃以及经济产出腰斩等恶劣情况下，多数国家早向国际货币基金（IMF）求援，但查韦斯却在二〇〇七年切断了跟IMF的关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1/%E6%9F%A5%E9%9F%A6%E6%96%AF%E4%B8%8E%E9%A9%AC%E6%9D%9C%E7%BD%97%EF%BC%9A%E5%A7%94%E5%86%85%E7%91%9E%E6%8B%89%E4%BD%95%E8%87%AA%E5%A4%A9%E5%A0%82%E5%9D%A0%E5%85%A5%E5%9C%B0%E7%8B%B1.html
法广
英国泰晤士报撰文分析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及社会崩溃原因，指委内瑞拉自富裕天堂坠入水深火热，经济崩溃速度名冠全球。报道指查韦斯于马杜罗的统治错误负有严重责任。独裁政策加剧了国家堕入地狱危机。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委内瑞拉近年经济崩溃，恶性通膨严重，三百万民众逃离家园，但该国在未发生战争和天灾情况下，经济却螺旋式下降且沉沦速度冠居全球。
据英国泰晤士报分析，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荣景给委国带来其他拉美国家无法相比的财富，且大量政府支出所带来的石油财富，让委国拥有拉美最高的经济成长率跟最低的贫富不均程度，并跟哥斯达黎加与哥伦比亚并列区域内唯三民主国家，一直到二〇〇一年，也就是查韦斯上台并发动“玻利瓦革命”的三年后，委国仍是拉美最富有国家。
但查韦斯利用委国石油财富为他的全民医疗、社会住宅，提高识字率与食物补贴以及国有化关键产业的政策埋单，即便油价仍保持上涨。他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并赢得全球左派人士赞赏，但未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导致委国严重依赖石油收入，而油价下跌对石油收入造成的影响也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到了二〇一〇年，查韦斯的领导愈趋专制，在粮食短缺情况下还声称是反对派在搞经济战争，且在他二〇一三年因癌症去世后，副手马杜罗当选总统更延续着日益严重的灾难性政策，而随着油价和产量崩跌，加上长期的经济管理不善，今年委国首先掉入了深渊。
去年委内瑞拉通膨率触及一万三千倍，达到魏玛共和国与穆加贝执政下津巴布韦昔日的恶性通膨惨况，但央行反应却只是印更多钞票，反让通膨进一步恶化，而马杜罗政府则顽固地坚持把责任归咎于美国制裁、外国投机分子跟合谋者。
报道指而在日常用品极度缺乏、九成人民处于贫穷状态、公共卫生体系崩溃以及经济产出腰斩等恶劣情况下，多数国家早向国际货币基金（IMF）求援，但查韦斯却在二〇〇七年切断了跟IMF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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