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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0 June 2014

香港獨立媒體：學者聯署反對白皮書，至今118教職員簽署

面書活動專頁
118大專教職員及610非學術界市民，向白皮書說不！
23名學者發起簽名運動，呼籲全港市民參加，反對由中國國務院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分別在短短2日和一日內，收到 118位大專教職員及610位非大專界市民簽名。學者呼籲全港市民要站出來，7.1齊上街，延續全民投票的精神：「今天選擇沉默，明天連發聲的權利都沒有。」
以下為簽名運動聲明內容：
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等於把《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面撕毀。
白皮書強調﹕「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一份報告，便想乘機推翻在《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的承諾，隨時收回已賦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權力和港人的權利，而違背承諾，正是赤裸裸的霸權表現。
白皮書離譜之處不勝枚舉。就政制而言，《基本法》附件二清楚規定，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最終只須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for the record）。白皮書改寫《基本法》，變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擁有「決定權」（power of decision）。《基本法》承諾港人有普選，白皮書莫非要食言？
立法方面，基本法第十七條清楚規定特區享有立法權：香港特區的 “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白皮書卻寫成人大常委會擁有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 那是否容許人大可隨意干預特區立法會?
《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均沒有「愛國」一詞。白皮書強調「治港者」必須「愛國」，「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意圖明顯，是要按當權者的主觀準則，控制行政長官人選及選舉結果，踐踏港人意願，推行假普選。
白皮書令人憤怒的說法甚至函蓋香港法官。白皮書提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要求法官從「愛國」角度履行司法職能，要政治理解法律，要司法為政府服務，等同要香港法官背棄其誓辭﹕「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摧毁香港司法獨立，令法庭化成受中國共產黨指揮的內地法律機構一樣。
威脅「一國兩制」的危機陸續有來，白皮書既不是開始，也不會是最後。
香港人要站出來，7.1齊上街，延續全民投票的精神。今天選擇沉默，明天連發聲的權利都沒有。
23名發起簽名運動學者呼籲全港市民在7.1後可繼續參加簽名活動, 直到白皮書被刪除！
（簽名網站和簽名活動發起人名單： http://goo.gl/pslrE8）
簽名活動發起人名單：
陳清僑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及文化研究系教授
陳家洛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陳敬慈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陳慎慶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陳允中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蔡寶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蔣翼邁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鍾劍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馮偉華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社會及人文科學高級講師
何芝君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退休副教授
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郭儀芬前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梁旭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陸潔玲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傳意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成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
蘇耀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座教授
司徒薇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
杜耀明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丁南僑香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黄志偉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黃偉國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邱祖淇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講師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118-1

法广 | 要闻解说: 长平：“一国两制”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与民主

长平：我也注意到中国以《环球时报》为主的官媒对“占中”进行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称它是一场“非法的闹剧”，是与“外部势力勾结，干涉破坏”等。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是对香港民意的极大不尊重，说这是“非法闹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是香港几十万人的非法活动的话，警方早就应该出面制止，甚至应该把组织者抓起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这个活动是合法的，组织者也说的很清楚，实际上这是一场民意表达，并不是投票选举，就表达民意这一点来说，是成功的，也是严肃的，诉求是真普选，应该得到重视。
至于说“外部势力干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直存在，这样的说法本身也是对民意的不尊重，因为把外部势力的影响无限夸大，甚至说成是主要的因素，这本身是对民众的侮辱，或者说是对民意的漠视，因为他们把民众描述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是极容易操控的是“乌合之众”。一个能独立思考的民意，外部势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法广：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曾答应香港一国两制政策 50年不变，而在香港回归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采取各种措施加紧对香港自由的限制，引发香港人的反抗呢？
长平：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一国两制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这对深刻的矛盾几乎是无法调和的，当初对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描述，其实是掩盖了民主与专制矛盾的实质，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而且不会井水不犯河水，会一直发酵，因为专制政府的特点，不是去扶好一个地区，或者调整政策来让民众满意，最核心的本质是要进行控制，所以一旦不能控制，他们就会害怕。
对香港来说，香港人要民主就必然想摆脱专制政府的控制，另外，民主也是要扩大的体制，所以他们也害怕影响到内地人对政体的重新认识，内地人本身对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都会有重新认识，不断地反思，加上香港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北京担心香港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担心从目前控制的局势看，比想象的更加焦虑。
出于这两种原因，他们会不断地，主动地去干扰香港的民主发展，去控制香港的自由，最终会导致更大的矛盾。
法广：今年七∙一游行的主题包括“争取公民直接提名”和“捍卫港人自由、无惧中央威赫”。这个游行被看作是香港民主派争取民主，抗议北京压制的重要机会，从目前的情况看，七∙一大游行不管规模如何，有没有可能对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方式会产生影响？
长平：我认为应该产生影响才正确，象《环球时报》等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一再强调包括七∙一大游行，包括6 ∙22 公投不具法律效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一定问题的。就是说民意本身应该有他的法定效力，不论是在中国的基本法，还是在香港的法律中，都得到保护，在民主国家，民意的法定效力是很明显的，因为民意会影响选票，但是在没有一人一票的非民主，甚至是专制国家，民意如何反映其法定效力，这本身是一个问题，那香港人显然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民意表达不被重视，或者不能完全反映在法律上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们显然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会真正产生他的法定效力。
法广：香港的治理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吗？
长平：显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的政策中，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样板，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治理显然是失败的，我想大部分台湾然都不大可能接受目前的这种状况。
有句话是“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这是几十年前说的，当时的情况是香港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好，而且也有一定的自由和法制，让台湾人很羡慕，但是今天还在说这句话，就有了另一种意思，完全是相反的，就是台湾人在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今天的香港。
对台湾人认识两岸的关系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再加上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等人到香港去被拒签遣返，甚至台胞证都被注销，这样一些事情会让很多人看到大陆体制的本质，对解决台湾问题来说，不管是超哪个方向走，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感谢长平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6%b3%95%e5%b9%bf-%e8%a6%81%e9%97%bb%e8%a7%a3%e8%af%b4-%e9%95%bf%e5%b9%b3%ef%bc%9a%e4%b8%80%e5%9b%bd%e4%b8%a4%e5%88%b6%e7%9a%84%e4%b8%bb%e8%a6%81%e7%9f%9b%e7%9b%be%e6%98%af/

香港獨立媒體：保護學生守護香港

文：進步教師同盟
2014年6月30日
這是香港的關鍵時刻。今天，學聯與學民思潮的同學宣布將在7月1日「佔領中環」，認為七一需要升級行動，務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8月底討論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報告前，爭取一個更符合民主原則的普選方案。學生認為今次行動是要向港府及中央施壓，爭取公民提名，表達接近八十萬市民參與佔中民間公投，當中超過七十一萬人支持公民提名的民意。
我們嚴正地提醒政府當局，學生已經表明是次行動的目的是佔領中環遮打道及包圍特首辦至翌日早上8時，等待特首梁振英上班，期望與梁振英對話商討政改問題。學生亦已聲明今次活動是和平、非暴力抗爭，不會主動與警方有肢體衝突，亦會在大多數市民上班前撤離。因此，今次活動性質對社會秩序影響力極為有限，警方絕不可以濫用暴力對待。
學生希望今次抗爭可以令港府和中央考慮民意，接納公民提名。我們明白學生一片丹心，我們呼籲當權者尊重學生，盡快作出回應，而不是對超過七十萬人的聲音充耳不聞，漠視民意。我們必須指出，學生是和平的，學生的出發點是純潔的；我們必須警告當權者，不可用卑污的手段，製造事端。保護學生，是教師的天職，教師不能袖手旁觀，任由當權者對學生施暴。學生倘被加害，教師不會罷休，誰也不能罷休！
在此，作為教師，我們立場如下：
1. 呼籲教育界同工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保護學生不受傷害，是老師天職。
2. 呼籲各位參與行動的同學應先跟父母溝通，特別是中學生。
3. 嚴正提醒警方不應有強硬措施，亦不要使用武力對待學生！如果警方使用不恰當武力，我們呼籲教育界同工展開不合作運動，杯葛未來教育局和考評局舉辦的活動，並不排除行動升級。
4. 我們會以觀察員身份在合法位置觀察，如有學生尋求協助，將提供即時支援。
社會改革多由青年人帶起，學生是我們社會的希望和未來，我們必須負起保護學生、守護香港的責任。讓我們71上街，支持新生代！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2014063002

香港獨立媒體：學聯學民七一提早佔中施壓促政府落實公提

（獨媒特約報導）學民思潮與學聯發起「七一後續公民抗命」，於明日七一大遊行後，到中環遮打道和金鐘特首辦進行通宵佔領，至翌日早上8時。他們要求梁振英與學生對話，回應佔中公投71萬人的訴求，落實公民提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表示行動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已有負上刑責的心理準備，但行動會堅持「非暴力」和「不主動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的原則。
學民思潮將於7月1日晚上9時於中環遮打道起行，遊行至特首辦外進行包圍集會，在牆外掛上大量綠色螢光棒，寓意就公民提名「開綠燈」。通宵留守至早上8時，於特首辦要求梁振英回應71萬人支持公民提名的公投結果，更會邀請特首在「冇商冇量」填上四劃，變成「有商有量」。
與佔中三子有分歧但非分化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他們與佔中三子在佔中路線圖上有分歧，但基本上所有人在爭取普選的路上是一致的，目標就是落實公民提名權，只是行動上有所不同，是「分頭並進」爭取民主。他指多元化的行動並不是「分化」，而是「凝聚」，吸納不同市民，更能施予政府壓力。
向政府亮黃牌盡早確立公民提名
周永康指出佔中三子希望給予政府回應空間，到最後關頭才提出行動，但他認為現時應要開始公民抗命，讓政府感受管治危機。他譴責中央置務院白皮書是對港人「亮紅牌」，但學界這次行動只是黃牌，不是全面佔中。他強調首輪政改諮詢報告要確立公民提名權，重新塑造民主路線圖，而不是等到最後一刻。
黃之鋒表示這次的包圍及佔領是預演，希望向市民表現公民抗命是「能放能收」、「非暴力」，並不是「洪水猛獸」；而包圍特首辦並不是封殺與政府的對話空間，而是希望特首給予清晰回應，看梁振英是否仍要做「高級潛水員」。
明白行動法律後果
周永康呼籲市民要深思熟慮才參與，要明白行動需承擔法律後果。黃之鋒表示他們發起公民抗命，對法律責任絕對是責無旁貸，約有20人的律師團，包括林耀強、莊耀洸等，會提供法律支援。若警方清場，他們將會圍方陣，躺下來手挽手，不會主動與警方有肢體衝突，希望提高清場難度。
編輯：劉軒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4034

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香港：争取民主的“投石党运动”

香港年轻人拒绝“令人窒息的束缚之爱”
在对华报道方面，《费加罗报》在国际版用一个整版关注正在香港发生的“争取民主的投石党运动”，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公民投票和即将开始的“七一大游行”。
“投石党运动”（Fronde）是极具法国历史特色的一个概念，它来自17世纪中期法国贵族、高等法院巴黎民众反对首相马扎然的暴乱，当时民众使用投石器（fronde）袭击官吏，后来这个概念用来泛指一切激烈、但目的并不在推翻现政权的抗议、暴乱、骚动等。
文章称，在中国共产党掌权过程中成长的这代年轻人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自由，但被物质上的成功和舒适遮蔽了视野，不过香港的年轻人却拒绝了“来自祖国母亲的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束缚之爱”，而上周五，数百名律师和法官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以捍卫到目前尚存在的司法独立。
香港民间以争取2017年普选为宗旨的“占中公投”周日落下帷幕，在十天时间里将近80万人参加投票，在最后一个投票日，铜锣湾投票站前排起长龙。北京政府斥之为非法，并宣称不会予以任何考虑；但是它很难忽略这个350万选民地区发出的信息。
一名香港公务员说，他第一天就参与了投票，但是发生了针对投票的网络黑客攻击后，他又检查确认投票成功，在他看来，这些努力是为自己的孩子而做的，以便让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被人横加干涉。其他参与者也证实说，黑客攻击的发生让更多人下决心亲身参与实地投票。
“占中公投”的组织者之一戴耀庭承认，这次公投并没有法律根据，但同时也并不违法，因为法律并没有禁止这种投票。他强调，对于维护香港人民所珍视的自由来说，民主体制非常重要，但在回归之后，香港民主的退步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凭借庞大的经济体量对香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商界和媒体精英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自我审查意识，他们因为担心失去生意机会或者广告而不敢说话。
虽然此前香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占领中环”，但戴耀庭表示，“占中”只是最后的终极手段，而且只是静坐活动，他认为对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并不构成威胁，况且香港警察知道如何应对，抗议者也不会采取反抗举动。
陈方安生：我感到遭遇了背叛
在同一版面上，《费加罗报》还刊登了对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访谈。当问到为何她在九七之前坚决支持回归，今天却又站在抗议者一边时，陈方安生女士表示，当年，她曾积极为一国两制政策辩护，但今天，她感觉遭到了背叛。
这种背叛来自很多方面，从回归一开始北京就频频采取小动作加强控制。在刚刚公布的白皮书里，北京显然认为她们对基本法的理解是错误的，在陈方安生眼里，这是一个“不堪忍受的羞辱”（insulte insupportable）。通过要求法官宣誓“爱国”，北京事实上否定了法治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而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尤其令人不安，批评北京的媒体人先后遭到惩罚或解雇，而在北京授意下，企业撤回广告，以作为对报纸的惩罚。
在陈方安生看来，之所以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式引起这么大的抗议浪潮，是因为香港人感到愤怒，他们看到行政长官并不站在香港人一边来维护权利和自由，而是完全站在北京一边。行政长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一个臣服于北京的1200人选举团选出。中央政府做的，就是让人们在几个木偶之间选择。
陈方安生表示，她对英国首相卡梅伦迎接中国总理李克强、却对中英联合声明避而不谈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她也希望法国和其他国家注意到，中国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改写自己签订的国际条约。正是对法律和对国际通行民主标准的的尊重，造就香港成为独一无二之地，如果这一切都不再得到保障，香港又怎么能遵守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6%b3%95%e5%b9%bf-%e6%b3%95%e5%9b%bd%e6%8a%a5%e7%ba%b8%e6%91%98%e8%a6%81-%e9%a6%99%e6%b8%af%ef%bc%9a%e4%ba%89%e5%8f%96%e6%b0%91%e4%b8%bb%e7%9a%84%e6%8a%95%e7%9f%b3%e5%85%9a%e8%bf%90/

香港獨立媒體 | 那夜凌晨，他們坐上了通往私刑暴力的警車

這是個全面政治化的時代。它的光明面在於，覺醒了的人，彷彿不知疲倦的發聲與行動，但同時其陰暗也愈益浮現，這就是，當權者惱羞成怒的反撲，權力一再膨脹，導致種種更為明目張膽的政治壓迫。

6月13日，是這個時代的標記。這天不止爆發了衝擊立法會的行動，而且也發生了「警察私刑」這種政治報復的非法行為。

參與了新界東北抗爭的人，將不會忘記6．13這個日子。

遭毒打的是年輕人，是運動搞手和議員助理，他們當晚甚至沒有拉過鐵馬。據當事人憶述，事發時警車已然拉下窗簾，熄了燈，正在前往警署。在那叫天不應的漆黑之中，他們被多名警員足足毆打了超過15分鐘，遭掌摑、打頭、扭打耳鼻和扯頭髮，暴力的程度超乎想像。

這當然又一次證明，警隊敗壞了，但問題是，我們如何能說清楚它到底是何種敗壞呢？說穿了，這其實是種政治的敗壞。試想想，那些暴力和羞辱，針對的又怎會僅是車上的幾個搞手及助理？警察又怎會不知道，今次毒打的並非街頭小混混，事情絕對不會如許多港產片情節般不了了之。因而，警察要恐嚇的絕不只是車上的幾位。私刑的真正作用是政治性的，它企圖宣染恐懼氣氛，讓人感到害怕。

「現實已不再正常」

這不禁叫人回想起之前紅極一時的那句電影對白：「大家無謂再呃自己話出面一切係正常！係時候停一停，面對我懐見到鮋現實。」

如出一轍，那夜凌晨，警車上確實發生了異常且見不得光的私刑暴力。作為一種失去分寸的政治報復行為，這難道不是天天在香港上演嗎？！警隊的「私刑」，作為對「異議分子」的不正常打擊，難道不是跟以往多次的封咪事件、對通識老師的政治恐嚇，以及電視發牌顧問「被辭職」等如出一徹嗎？！凡此種種，難道不是一樣在政治的暗箱中遭致毒手嗎？！

因而，所謂「現實已不再正常」，其實可追溯至指統治權力的失控膨脹，並一再以其無形之手，使警隊、媒體、學校，甚至如顧問公司等私營機構，失去常理般為其日趨不穩的政權利益服務。最後，統治權力的變態膨脹，更侵蝕了社會領域原有的運行原理和自主性格，使其變得反常扭曲，造成敗壞。

就是說，我們今天面臨的反常是徹底政治的。

回想中學時候，老師談到九七回歸，總是一派樂觀，說什麼基於一國兩制，這不過換了一面旗幟那麼簡單，著大家不用緊張。事後看來，我這個老師大概沒有認真想清楚，所謂政權移交，是何等的茲事體大，它涉及的其實是一個全新權力集團的來臨，組成一個新政府。無疑，今天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在這種集團可以染指的全部範圍內，這也意味著全新的惡。試想想，這個即將入主第十七年的權力集團，如何將香港弄得污煙瘴氣，這包括警隊、廉政、國民教育、東北融合規劃、媒體等範疇。

當下，這個權力集團正前所未有的受到質疑，惱羞成怒，更不惜以反常手段，向社會發動反擊。所謂「現實不再正常」，正是緣起於此。

文章刊於6月30日明報世紀版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9%a6%99%e6%b8%af%e7%8d%a8%e7%ab%8b%e5%aa%92%e9%ab%94-%e9%82%a3%e5%a4%9c%e5%87%8c%e6%99%a8%ef%bc%8c%e4%bb%96%e5%80%91%e5%9d%90%e4%b8%8a%e4%ba%86%e9%80%9a%e5%be%80%e7%a7%81%e5%88%91%e6%9a%b4/

中国调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

《凤凰周刊》等中国新闻杂志发布的一张图片，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流传，图中是几个人努力在废墟中立起一面旗帜，借引了美国军队在硫磺岛立起美国国旗的那幅二战照片。
但这面旗帜上不是1945年那幅照片中的星星和条纹，而是红色字母拼写的“NGO"（非政府组织）。图片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人用非政府组织来征服其他国家。
很多中国官员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鼓励民主的“颜色革命”，而乌克兰和埃及最近的政治动荡，以及香港要求更多民主权利的活动，都有外国黑手的操纵。这种观念可能催生了一场新的调查：山西省某地政府网站上发布的一则通知称，要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渗透”状况进行安全审查，通知贴出不久即被撤下。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月15日才召开首次会议，但看起来这场调查从它刚成立没多久就开始了。
该通知为当地政府的安全审查活动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并表示它在根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开展行动。该通知称与境外有联系的中国组织也会受到调查。
6月20日，这个名为《从今年5月至7月底，拟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开展全面、彻底调查摸底》的通知出现在山西运城一个政府网站上，运城是一个有500万人口的地区。网站很快撤下该通知，但已经进入缓存，并被中国新闻媒体取出进行报道。（这些报道本身也已经被删除。）
那些在中国设有海外总部的非政府组织，比如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不是拒绝正式置评，就是没有对请求置评的电话或电邮予以回应。
但据悉很多组织都感到不安，至少有一些组织已被要求填写包含几十个问题的表格，比如注册地是哪里，注册方式是什么，有多少资金，有哪些人员。
与此同时，各地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也遭到询问：他们是否接受境外资金，数目为多少，来自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一家接收境外资金的著名中国非政府组织收到了三张表格，共计36个问题，包括员工以及“协同的中方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关于该组织的“工作领域”、“政治背景“和“目标”。它还要求列出 “在中国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员工”的姓名，这种措辞有时是用来描述间谍活动的。
6月11日，一名女性辅警把这些标注着由境外非政府组织填写的表格发给了郑州益仁平，这是一个防止肝炎患者遭到歧视的民间组织；益仁平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不是境外组织，拒绝填写这些表格。该组织的联合创办人陆军说，第二天郑州益仁平的银行账户就被冻结。
6月17日，该组织办公场地遭到搜查，电脑和文件被没收。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搜查是因表格而起，还是和其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常伯阳律师及其他几个人最近因为“寻衅滋事”被拘留有关。
至少有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表示，媒体报道的这场调查还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其中国合作伙伴和受资助者仍然能够获得资金和培训。这种国际组织资助的活动范围通常很广，包括HIV/艾滋病教育、小额贷款、涉及性别的工作、儿童和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
某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很明显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目前还不清楚它有何种影响。而且他说这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由于事情的政治敏感性，他拒绝透露姓名。共产党一直对这种组织的意图心存怀疑（甚至它自己在某些领域接受免费培训和帮助的时候仍是如此）。
张治儒在中国劳工组织“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作，他说当地派出所5月19日打电话给他，询问了有关该组织活动的一些问题。“警察问我们有多少钱，有否获得任何境外资金等等，并记下了回答，”他说。
但是，“我们每年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今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张治儒说，“都是那些老问题。”
那个名为长直的运城小乡镇在其公告中说，当地党组织将设立“专项组”，开展调查活动。
“本次调查摸底范围广，时间短，任务重，”那份通知称。“每个村、每个部门都必须从保卫国家政治体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开展调查。”
“要讲究方法，”通知称，确保调查做到“内紧外松”，中共通常用这个词表示行动要保密。
“只做不说，不宣传不报道，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避免引起国内外的注意，”该通知说，这表明它是被误贴出来的。
该网站接听电话的人拒绝回答问题，也拒绝为记者联系可能可以回答问题的人。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30/c30ngo/

弗朗西斯•福山：谁在威胁美国核心利益？

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军事行动必须“适度、有效和正义”；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他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美国重返亚洲时，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这一次他在演讲中根本没提到“重返”这个词。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近连连取胜，但我主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睹的是一场缓慢扩散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战，当地武装力量分别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发酵。然而，即便在15 万美军占领伊拉克时，我们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难看出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果断行动。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冷战后欧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赖于俄罗斯对现状的接受，即滞留在邻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呆在原地安居乐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让这一切都产生悬念，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都将感受到影响。
不过，俄罗斯的实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经济模式之上，终将受到削弱。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一直在一点点地推进领土主张，以其它地方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为掩护。它想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将美国从中国自己划出的势力范围赶出去。
Isis极端主义势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在自掘坟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曾缔约保卫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高技术军力的威胁。
可是，即便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形势仍与1939年时相去甚远。美国该作出何种回应才算恰当？我们应优先考虑政治手段：将北约 (Nato)重振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民主推广俱乐部；同时建立一个同中国打交道的多边框架，让其邻国有一个不必单独面对北京的替代选择。奥巴马嘴上重视多边机制，但实际上没有怎么下功夫使其成为现实。
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轻重缓急，确立优先顺序，阐述哪些事比其他事更重要，并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事事都值得美国操心的理念算不上战略。奥巴马在表述中排错了优先事项，延续了其倍受批评的前任最初的错误，即高估恐怖主义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消极无为，让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局势在不知不觉间恶化。而且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远不足以支持现有机构，以及建立对付长期挑战的更广泛框架。
一头是新保守主义者，另一头是孤立主义者，这样的两极世界提供了错误选择。真正的战略永远介于二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