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1 October 2013

未普:三中全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十八大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对一年前走马上任的习近平当局来说非常重要。习近平当局未来几年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把中国领向哪里,都将在三中全会上宣示。

对于这次会议,官方宣传非常热络。政协主席俞正声称,三中全会带动的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也说,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那么即将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第二次改革"起步的象征。

相对于官方的高调宣传,民间的反应相当冷淡。这几个月来,习近平当局对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的严重打压,制造了新的朝野对立和分裂,撼动了朝野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互不信任感,粉碎了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对习近平当局的最后一点期盼。被打压者,及所有反对当局的打压和同情被打压者,形成一种联盟,一种对三中全会本能不信任的联盟。他们不知道当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葫芦里卖的药也不感兴趣。和历届三中全会相比,十八大三中全会前夜的朝野对立,十分罕见,罕见到有人公开喊,聪明的自由派们,请更多关注三中全会吧!

自由派们看淡三中全会,自然有他们的道理。首先,根据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表现,他们都知道,政治改革根本没戏,政治打压将会继续;其次,传出来的全会版本显示,经济改革有集权倾向。

那么,三中全会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目前广泛流传的一个三中全会版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方案总报告,简称"383方案",其中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起草者是目前红得发紫的习近平的智囊刘鹤等人,报告全文长约一万字,阐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产业领域、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绿色发展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规划。汪玉凯也预料,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提速行政体制改革做出明确部署,达到"政府职能要转变、部门利益要遏制、行政审批改革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要到位"的目标。

一些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一种集权改革。叶檀在她的"大集权下的大改革"一文中指出,三中全会试图展示的是"尊重市场、设立边界、建立信用、平等博弈",但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可能被大幅削弱;分税制将得到改进,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得到改善。

在我看来,在经济改革上,三中全会会在某些方面集权,在另外一些方面放权,譬如土地制度等,但政治上仍将墨守成规,政左经右的发展模式将会继续实施。习近平不可能摆脱邓小平设计的"政左经右"的窠臼。习甚至比邓小平还保守,邓小平还提"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习连这样的口号都不敢提了。

不搞真正的政改,任何经济的深化改革都会受到制约。这点已经成为大陆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共识,也是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共识。习近平当局又何尝不知道经改对政改的依存关系。但是习近平早已表明,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改。

对此,习近平早已通过屡次讲话表明了态度。他的基本态度是:无论怎么改,共产党领导不能挑战,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政治路线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变。习近平的三大底线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划等号,除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习近平最新一次表态是在前不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对习来说,最现实的最坏的例子就是苏共犯了颠覆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解体,中共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任何引子都不能出现在三中全会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上。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三中全会流传出来的版本中,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只强调行政体制改革。

经济上越发展,政治上越保守,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剪刀差就会越大,大到最终会引发严重甚至全面的危机。这绝不是习近平的三大底线能阻挡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534.html

人權監察:背離法律的中國

原文: China’s Turn Against Law
作者: Carl Minzner
日期: 2013年10月30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人權監察委託組織外的專家就中國法制改革的軌跡撰寫六篇評論,這是第二篇。


內容提要

中國在過去30年的政治和法制改革大幅度改善了公民表達不滿的申訴途徑。可是,在過去10年,中國的中央領導人轉而反對他們自己在20世紀晚期推動的許多法制改革。這破壞了提高使用司法服務的機會方面的早期改進。同時,這也是對社會動亂煽風點火。

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領導人放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用於統治的毛澤東式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在接下來的20年,他們嘗試建立以法律,訴訟和法院為中心的新制度來處理公民之間的民事糾紛以及民眾對國家行政上的不滿。

公民對這些途徑的用量大增。訴訟數量飆升。農村居民在捍衛自身利益時打出了有關法治的中央新口號。一支善於融合法律挑戰與精明媒體利用來質疑地方政府濫權的公益律師出現了。

可是,在2000年代初,中國當局對這些發展感到越來越不安,認為這些導致公民示威與日俱增,而且正在削弱一黨的控制。結果,他們背棄了原先把糾紛引向正式法院管道解決的努力,在中國的司法體系內展開新的政治運動,又加強對公益法律活動人士的打壓。

這些轉變削弱了國家當局自己嘗試確立的對公民權利保障,使法官為了防止糾紛傳到上級而放棄程序及大量的法制常規。而且也使中國民眾認定,最有可能解決他們不滿的不是日益受到削弱的國家司法機構,而是直接的街頭行動。

1970年代-2000年代:30年的改革


在19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走出文革的紛亂的時候,它仍然保留1950年代起奉行的毛澤東政策和做法。

解決一般民事糾紛的責任落到由地方的黨機關或公眾活動人士領導的地方調解委員會之上。這些委員會依據靈活的準則以及非正式的程序來運作。它們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頑抗的人可能會在有組織的鬥爭大會上受批鬥,以資改正不良的行為,並通過對他們懲一儆百的方式傳達正確的黨路線。公民的權利不是焦點。

行政申訴機制面臨類似的限制。在1970年代的國有經濟下,工作,住屋,及其他國家資源的分配權仍然集中在個別國有企業或局的領導之手。沒有多少途徑可以讓職工投訴濫權或待遇不公的問題。

那些尋求向國家機關追究的不滿民眾常會到由更高級別的黨政機關經營信訪局上訪。在專制體制下,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或開放的政治參與機會,信訪局這一機構深深植根於中國向天子申訴這一歷史傳統,向一般民眾提供了一個申訴途徑。但是,它的主要作用並不是公平公正地解決市民的投訴。相反,中央當局把這些部門當成一般的管理工具那樣使用,蒐集關於社會問題和任性地方官的資訊,,在群眾中開展黨的宣傳,並選擇性地干預和依照公民的願望處理一些(但不是所有)個人的不滿。

鄧小平於1978年掌權,扭轉了激進的毛派政治政策。隨著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擠滿了國家級,省級,縣級政府,尋求為家庭成員政治平反和處理先前幾十年積累下來的不公正,上訪數字飆升至創紀錄的水平。國家當局倚靠信訪局和上訪途徑來解決這些不滿。截至1982年,有關這些“歷史的”不滿怨氣的處理請求上升至所有上訪數目的約80%。

但是,假如中國領導人出於一時的權宜考慮而願意依靠這些機制,灼熱的文革經驗則促使他們嘗試建立其他制度來治理國家和解決糾紛。對鄧小平來說,規則不應該因為個別領導人的心血來潮而改變。公開頒布的法律(而不是黨內命令)使規則化的治理成了可以期望的事。專業的法官似乎保證了這些規則在應用時會更加公平,更不偏不倚。

法制的變化成了1978年後改革時代的一個標誌。中國政府發布了數以百計的新法令和規章,構建一個完善的刑事,民事和商業法框架。他們重開法律學校。在1980年代期間,成千上萬的應屆畢業生開始進入法院,檢察院,以及其他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破壞的法律部門。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當局採取了行動,使這些機關進一步專職化。在1995年和2001年的立法改革使高級學位成為新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必備的先決條件。

與這些改革相一致,中國當局也把解決爭端機構的工作轉移了。官方對由社會活動家進行調解的喜好逐漸變成強調依照法律進行司法審判。隨後幾十年裡的改革確認了這些變化。 1990年代的取證及程序改革推動法院採取越來越正式的訴訟程序。

對於律師的政策也起了變化。1996年的律師法把律師的定義從“國家法律工作者”變成“提供法律服務的法律執業者。”在1990年代,國家當局把法律界完全私有化,儘管仍然保留黨和國家對該行業的最終監管控制。

中國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的行政法改革浪潮。 1989年的行政訴訟法給予公民有限的權利,讓他們能夠在法庭上挑戰個別國家官員的行動。其他改革,如2003年“行政許可法”及2007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尋求對地方當局的權力施加法律檢查。

官方宣傳的轉變和上述變化相類似。到了1997年,中央當局把 “依法治國”採納為黨的核心口號,在兩年後將之寫進憲法。

這些變化導致訴訟案件的數量大規模激增。全國一審民事案件從1980年代初的不足1萬上升至1990年的大約190萬宗,到1999年再升至超過500萬。和官方對裁決的偏好一致,這些個案通過調解解決的百分比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都在下跌,從1980年代初的70%左右降至2000年代初的大約30%。針對政府的行政訴訟同樣大增,從1989年的零上升到2001年的大約100,000宗。

隨著新的解決糾紛途徑激增,“歷史”的怨氣漸漸退去,到黨和政府主持的信訪局上訪的民眾人數下降,至少在最初階段如此。上訪人數在1980年代初起到2003年期間穩步下降。可是,經濟改革產生的高度社會壓力和國家未能深化政治和法律改革(見下文)來扭轉這些趨勢,1990年代的上訪數字大幅飆升,到了2000年代初,國家信訪局每年錄得的上訪數字超過1000萬。

信訪和法律途徑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普通市民在向黨政信訪局上訪時援引中國急速增加的法令法規,把自己合法權益受侵犯的投訴直接加到對地方當局一籮筐的指控之中,諸如地方貪腐和濫權等。中國的法院繼續有它們自己的信訪局,接收到各種的上訪,陳情,由要求社會服務和財政援助的呼籲,到覺得不平的公民堅持不懈想推翻法院最終判決的努力。

中國的法制改革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國家在建立一個以專業司法機構主持的正式法庭審判為中心的爭端解決系統而做的努力,和中國農村欠缺訓練有素的人員這一現實格格不入。此外,深化機構改革的失敗意味著,與黨和政府機關相比,中國的法官仍然是制度上的薄弱角色。法院在執行判決時遇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導致它們與不滿公民間的暴力衝突增加。

這些困難使起初支持法律改革的黨中央機關和曾經試圖依靠新途徑來解決不滿的民眾當中越來越多人們感到實際的幻滅。對政府的行政訴訟經過幾年的爆炸式增長,在1998年後趨於穩定。公民之間的訴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通過仲裁解決的一審民事案件的百分比在1999年達到高峰後,在接下來的幾年下降了。

20世紀後期的中國法律改革也導致了越來越多要求更深入改變的政治壓力。到2000年,一支尋求以新頒布的法令和規章(加上媒體壓力的精明使用)來推動更廣泛制度改革的公益律師出現了。2003年,在傳出移民工於國家拘留期間死亡的醜聞後,律師和公民活動人士成功促使中央機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一個合法性有疑問的國家拘留制度。這一成功促使的活動人士在隨後幾年對國家歧視肝炎受害者,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官方對媒體的審查等啟動類似的挑戰。

在國家官僚機構中,官方在20世紀末期對法律規範的強調也影響了政府幹部。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從中國法律學校畢業的理想主義的年輕法官,滿腦子從國外引入的憲法至上等學術理論。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授權下級法院在齊玉苓案中應用(否則不可用於法院審判的)中國憲法時,很多人以為中國的憲政時刻確實已經開始了。


反擊

和較早時的希望相反,過去十年間廣泛出現了國家反對較早期法制改革的情況。事實上,政府官員認為,20世紀後期的改革導致社會衝突不斷升級。在政治上,中央當局對有關使用法治概念來破壞黨的統治的可能表示憂慮。

中國當局開始打擊那些曾經試圖用新的法律途徑來推動更大變革的公益律師。2006年,國家控制的律師協會頒布規則,限制律師參與牽連大量個人利益的“群眾”個案。隨後幾年,許多著名公益律師受到更多騷擾,或被取消律師資格。在2009年,中國當局突擊搜查並關閉了由6年前成功推動國家機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律師開設的公盟辦公室。 在中東爆發起義之後,鎮壓上升到新的高度。在2011年春天,中國當局展開了持續的鎮壓,幾十公益律師和法律活動人士被軟禁,拘留,而一些人則週期性的遭到“失踪”或酷刑。

黨機關也收緊了對國家法律機關的控制。在2006年,當局在法院展開了新的政治運動,政府部門提醒國家僱員,黨的政策高於法律規範。在2008年,中央當局任命沒有正式法律經驗的政法委秘書長為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這一舉動之後,一股保守的寒意降臨法院系統。最高人民法院的新一屆領導班子迅速行動,把自己和早期的改革撇清關係,例如,正式宣布撤回齊玉苓案的判決。

中國司法機關的新領導人更採取行動,扭轉了20世紀後期對法庭裁決強調。他們重振已經陷入停頓的改革以前的調解制度和做法。在法院系統之外,中國當局恢復由當地村民和居民委員會運作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司法機關內部,他們引導法官把訴諸調解(而不是發出裁決)視為解決糾紛的首選方式。在新口號中表現了這種偏好,如“調解優先,調解審判結合。”儘管行政訴訟法明確禁止調解,這一官方的強調還是影響到刑事和行政訴訟案件。

國家當局也開始背棄早期使司法專職化的努力。他們復興毛澤東式的裁判,強調調解,民粹主義以及黨政工作的融和。法官不能再被動地在法院等待糾紛上門。相反,他們要進入農村,積極主動地發現潛在的公民不滿,並在他們提出訴訟之前,努力減輕那些不滿。新的模範法官運動,呼籲法官放棄嚴格遵守“冷”的法律規範和“機械”的程序,改用靈活的標準和爭議雙方的個人關係來處理。

和這些新政策相一致,中國當局開始調法院的招聘途徑。他們認為,1990年代增加僱用持有高級法律學位的大學畢業生的努力對農村法院幫助不大,那些法院難以招攬及留住受過訓練的人員。自2008年開始,黨機關顯著擴大了特殊項目,向受挑選的退役軍官提供密集的法律培訓之後,派遣他們到鄉鎮出任法官。官員認為,這類人員比那些純粹受過學術訓練的同行更有能力處理棘手的農村糾紛。

上述的所有變化和中央日益強調維護社會穩定(維穩)的需要互相交織。民眾上訪抗議的快速增長使黨的官員向地方當局施加強大的壓力,要他們盡一切力量確保“小毛病不離開村子,大問題不離開鄉鎮。”

國家安全機關制定了新機制來應對日益加劇的社會不滿。一些機制涉及到直接的鎮壓。面對著自上而下要求它們防止民眾到中央政府機關上訪伸寃的壓力,地方當局招募了一系列的保安人員(“獵犬”)來攔截上訪者。非法的拘留設施(“黑監獄”)在北京大大增加。其他的國家反應則涉及一系列的軟性壓制。例如,當局把較早期的毛派社會控制辦法應用到堅持上訪的民眾身上。當局找出那些民眾家族網絡中的脆弱成員(如出任公職或是接受國家福利的親戚),以解聘或停止發放福利來威脅他們,並逼迫他們干涉目標人物,使之停止上訪或抗議。

黨機關也制定了新機制來協調國家對社會抗議的回應。在“大調解”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標題下,這些匯集了法院,警察和其他國家機構的系統敲定出對初期民眾騷亂跡象的回應。他們強調靈活性,而不是遵守法律或程序規範。當局可能會展開一個協調一致的行動,以圖壓抑一小群想要叫停地方發展項目的村民心中全然正當的不滿。另一方面,面對民眾對地方法院合法正確判決的一致反抗,他們可能會決定讓步,並指示有關當局不用理會法律條文,扭轉司法命令,並滿足群眾的要求。

近年來,這些政策改變了中國的爭端解決模式。2004年以來,中國法院機關報告通過調解結案的民事案件數目大量增加。自2006年起,中央也報告說,中央信訪局的上訪人數急劇減少。



短暫的穩定,長遠的代價

難 道中國當局發現了一個神奇的方法,可以成功處理21世紀最初幾年湧入中國法院和政府機構的民眾對民事及行政方面那日甚一日的不滿嗎?不是的。相反,他們採 取了短期措施,使社會在表面上看來變得更穩定。可是,這些做法不但沒有解決中國法律制度面對的根本問題,在實際上更破壞了1980年代初以來在訂立制度, 依法解決糾紛方面所取得的有限進展。

自 2000年代初以來,中央改變了地方官員的工作績效獎勵。一如任何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國共產黨機關依靠一套複雜的人事評估來確定誰人會成為模範員工, 誰會得到提拔,以及誰人會在年終時收到工資獎金。當然,這成了中央根㯫目前的政策偏好來試圖引領較低層國家機構的一個工具。

和防止地方不滿壓向中央的新官方強調一致,黨機關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提高了地方官員面臨的職業制裁。

讓大量訪民離開轄區到北京申訴的地方黨政官員遭受的制裁日益嚴峻。地方法官需要順利通過調解來解決的個案比例提高了,做不到便可能遭受負面的薪金和職業生涯後果。

新 的國家措施中有一些具有改善地方一級解決爭端制度的潛力。調解就是一個例子。20世紀後期側重以正式裁決來處理民眾糾紛的努力,明顯地碰上制度上的限制, 比如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地方法院的權威薄弱。謹慎地復興村落的調解機制,或是容許城鎮非政府組織在處理公民申訴時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可能有助培育發展出 更具合法性的替代機制來解決糾紛。

不幸的是,這並不是近期改革的推力。相反,國家對於通過自上而下的績效目標來實施新政策的依賴,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影響。

以家庭暴力為例。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對解決虐待配偶和家庭暴力這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認真的下了功夫。經修訂的2001年婚姻法明確禁止家庭暴力,使之成為離婚的理由,並且讓受虐配偶能夠提出民事索償。一些中國的地方法院試行了試點計劃,允許法官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發出保護令。這些改革不僅讓婦女能夠在法院提出家庭暴力的控訴,也使得法官在調查​​更加積極

然而,國家推動司法調解的功夫削弱了這些改革。正因為通過調解解決指定數目的個案有重大職業誘因,有強大的壓力促使法官急忙解決面前的個案,而忽略或淡化公然虐待配偶的事例。甚至在指定為處理家庭暴力控訴試點的法院也是這樣

地 方官員和法官處理上訪以及抗議的沉重壓力也削弱了法律的規範。面對被辭退工人討回工資的街頭示威,一些中國的法院和法官的反應是,在安撫不滿的各方時,把 法律全然丟棄。這包括放棄取證和程序規範,單獨協助工人表達不滿,或命令(沒有實際法律責任的)無關連人士承擔支付工人薪水的。在某些情況下,地方法官直接用法庭自己的預算來付錢給不滿的當事人

這些例子反映了一個更大的趨勢:過去十年,官方的維穩政策在穩步破壞中國的法律制度和規範

一方面,中央控制異議的壓力使地方當局放棄有限的法律保護,並轉用更嚴厲的鎮壓政策。法院不得不犧牲對公民權利的公認程序保護,以圖迅速解決糾紛,防止那些人向上級主管部門提出申訴。公安人員被迫監視和騷擾那些尋求組織和引導公民經法院和政府途徑提出申訴的公益律師。而黨的機關則致力發展出新法外措施(如黑監獄和長期監視居住)來抑制堅持不懈的活動人士和上訪者。

但是這個態還有另一面。越來越多的民眾受到驅使,轉而依靠其他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當不滿徵地的農民看到法院對他們的控訴閉門不納時,便會明白正規的司法機制對他們的幫助有限。當法律活動人士看到國家機關扼殺解釋憲法規範的進化機制時,他們會對漸進式的改革失去希望

此 外,許多中國人相信,國家對組織化的社會不滿這一威脅的敏感反應使他們擁有可以申訴不滿的替代手段。正因為出現上訪及抗議的情形會使地方官員受重罰,不滿 的民眾通常會視這些為達到要求的首選機制,不論他們的需求有沒有法理基礎。民工可能會認為,圍繞縣委總部靜坐抗議將促使地方當局介入他們與違法地不支付工資的偏主之間的爭執。不滿國家徵收土地來進行公路建設項目的農民可能會認為,組織大批村民和當地警察進行激烈的對抗(並邀請記者採訪過程),將促使地方當局提供遠遠超過他們依法有權得到的金錢補償

這是很危險的。這不是一個穩定的制度演進配方。相反,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普通公民都在被迫採取極端行動。而國家當局為了回應毛澤東時代的混亂而建立的法律規範和架構正逐步被蠶食


法制改革走向何方

習近平和其他黨的新領導人想把中國的法律制度引向何方,目前尚不清楚。

2012年的領導層交接之前和之後,出現了一些誘人的迹象,暗示有些新領導可能會容許重新回到一個對法律改革較為寬鬆的氣氛。201210月,在黨走向領導層交接的過程中,國務院發布了一份白皮書,陳明有關司法改革的正式談話要點。引人注目的是,它拋棄了近年來高度政治化的語言,轉而使用更加客觀的語調。 201212月,1982年憲法頒布30週年之際,習近平就中國法治建設的需要發表了講話—許多人視這場講話贊同寛鬆法律改革的信號。20131月,黨的政法主管(在勞動教(勞教)和戶籍(戶口)政策以外)挑出了“司法權威”、“和法律有關的請願”為改革時機已到的領域。最後,在20133月,中央當局任命了一個新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一個和20世紀後期的法制改革緊密相連的人(與即將離任,和近期強硬司法政策有密切關係的院長形成鮮明的對比)

然而,最近的發展使人懷疑這些令人鼓舞的跡象。在2013年夏天,中國領導人果斷行動,對習近平在201212月發表講話以後在學術界和一般人之間盛行的支持憲政加以打擊。展開了有針對性地拘留和逮捕公益律師和法律活動人士的浪潮。近月來也出現了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和做法死灰復燃的情況。例如,中國中央當局目前正在推行兩個不相關的運動,其一是反腐敗,其二是制止網上傳言的散布。這些促成了這樣的奇觀:外籍高管以及社交媒體名人在國家電視台的攝像機前公開陳述自己的罪行,並以之為對別人的教訓。這些在文革的黑暗歲月中常見的做法,在中國為時幾十年的法制改革試驗之後,已經逐漸從公眾的記憶中褪去

中國的新領導人會不會允許重啟真正的法制改革是不確定的。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已經明確發出了打算維持一黨專政的信號。強大的既得利益者堅決反對任何可能會危及他們的影響力網絡及財富的制度改革。面對這樣的限制,中國法制改革的未來發展方向仍然不清楚

相關譯文:
  1. 中參館 - 中國處於轉捩點嗎?
  2. 《大西洋月刊》:危牆下的中國刑事辯護律師

Wednesday, 30 October 2013

邓郎、梁国坚:全球水危机和国际水冲突

世界上国际河流流域占全球土地的50%以上,流域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对水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约旦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等国际河流流域, 相关国家围绕水资源分配产生利益冲突。本文作者之一邓郎博士于2000年起关注全球水危机引发的国际河流争端问题,历经十余年,作了大量的考察、调研工 作,取得了大量翔实而有珍贵价值的数据,邓郎博士认为:全球水危机下围绕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家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民族生存的竞争,是国家发展的竞争,只要 水危机存在,这个争夺将不可避免。因此,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如何确保国家利益而又尽量避免冲突升级是相关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全球水危机


  地球上共有13.3亿立方千米的水,约合133亿亿吨。这些水97%以上是海水,淡水不到3%,约为3600万立方千米。在淡水组成中,冰川冰占70%, 约为2400万立方千米。其它依次为:地下水30%,约1000万立方千米,淡水湖0.26%,9万立方千米,土壤含水0.05%,1.6万立方千米,大 气含水0.04%,1.3万立方千米(实时状态,每八天更新一次)。沼泽储水0.03%,1.15万立方千米,河流0.006%,2000立方千米(此为 所有河流实时水量,平均每16天更新一次),生物含水0.003%,1000立方千米。


 近几十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水污染 加剧,全球可用淡水人均占有量一降再降。1980年全球可用淡水人均占有量为9000立方米,1990年7900立方米,1999年6660立方米。同 时,全球水消耗总量由八十年代的3320立方千米,增加到九十年代4130立方千米,1999年增加到5000立方千米,人均超过800立方米,二十年内 增长了50%。年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3259立方千米,占全部用水量的63%;工业用水1280立方千米,占用水总量的25%。居民用水441立方千 米,占9%。其它如水库耗水(蒸发,渗漏损失)等220立方千米,约占4%。


 全球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若不考虑南极,全球径流 总量为44万亿立方米。其中,亚洲占31%,南美25%,北美与中美17%,非洲10%,欧洲仅有7%。若以国家为单位统计:巴西排名第一,占21%(仅 一条亚马孙河就占了全球径流量的16%),超过第二名俄罗斯(10%)一倍以上。中国5.7%,加拿大5.6%,美国4.4%,印度3.8%,扎伊尔 2.3%,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孟加拉国和缅甸各占2%。以上十一个国家拥有全球径流总量的60%以上。


 水资源短缺可严重地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带来生存危机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际水文组织根据人类生存需要,将年人均水可用量在1000~2000立方米之间的国家定义为水资源紧张,若小于1000立方米以下,则为水资源匮乏。


  根据上述标准,全球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南美洲,除秘鲁水资源紧张外(1990年秘鲁人年均水可用量1790立方米),该地区其它国家都在2万立方米以 上。其次是北美,美国约为1万立方米,加拿大高达10万立方米;中美洲则除海地外都不缺水。大洋洲是地球上的另一个富水区,澳大利亚人均水可用量在2万立 方米以上。欧洲人均在2000立方米以下的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1000立方米以下的有比利时、匈牙利、马耳他和荷兰;丹 麦和英国也仅比2000立方米多一点。但是整个欧洲基本属于湿润区,所以对生产和生活影响不大。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贫水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亚洲贫水国又集中在西亚和中亚,除土耳其外,位于西亚和中亚这两个地区的国家都缺水。东亚和南亚仅新加坡和泰国两个国家缺水。非洲情况更糟,除了少数几个位于赤道附近的国家外,整个非洲都缺水。


  人均水量是按国家为单位统计的,若按地区统计,暴露出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按国家统计的人均水量掩盖了其地区间的不平衡,中国、美国、俄国、印度、澳大利 亚人均占有量上看不缺水,却因其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而存在着广大的干旱贫水区。如中国西部,美国西部,俄国的中亚,印度中南部,澳大利亚中部等。


 围绕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家利益之争


 国际上把流经两个或以上国家的河流称为国际河流。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需水量日益增加。而过度的开采,气候的变化,水污染的加剧,江河水流量越来越少。因此,国际河流流域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


 全球流经两个以上国家的主要国际河流有215条,由两个以上国家共享的流域面积占全球领土面积的50%以上,美洲则占到60%强。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对水资源的需求日渐迫切,水资源保障已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旦河


  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叙利亚,流经以色列、约旦,注入死海,全长仅有320千米,约旦河水量很小,年平均径流量只有5亿立方米。约旦河在流入死海之前,在 中游形成一个湖,叫加力利海(SEAOFGALILEE),因为罗马时期的著名城市太巴列(TIBERIAS)就位于湖畔,所以又名太巴列湖。


  约旦河流域国家以色利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年降雨量20~500毫米,全年无降雨期长达7个多月。全国总面积5万平方千米就有2万平方千米面积严重 干旱缺水。以色列经济又相当发达,水资源自然就不够了。以色列虽然缺水,但以色列人均用水量却比周边国家高四倍,而且还以每年2亿立方米的速度增长。


 在NWC(国家调水工程)完成以前,以色列主要靠打深水井取水。其沿海地区地下水位本在海平面以上3~5米,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位已降到海平面以下,造成海水大量入侵,地下水由淡变咸。到1991年,以色列发布报告,认为已经用尽了沿海地下淡水资源。


 面对严峻的用水局势,2001年,以色列水资源部长泰尔甚至要求三年内禁止浇灌草坪,并削减10%的工业用水。为应对水资源危机,以色列大力发展水再利用和废水回收等节水技术,成效巨大,除此之外,以色列则干了些有巨大争议的事。


 约旦河虽然属于国际河流,但在1953年,以色列通过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约旦河改造工程计划,由加力利海向特拉维夫和南方输水。该工程调水量每年6亿立方米,超过约旦河径流总量。实际用水约占约旦河总流量的55%(有年际变化),占以色列年用水总量的10~30%。


 为避免激怒周边国家,以色列每年从加力利海取多少水长期保密。但是纸包不住火,以色列的做法使约旦河几乎成了枯河,约旦河每年汇入终点死海的水减少3/4,死海水位因此下降17米,面积缩小300平方千米,死海可能干涸。


 约旦河水大部分被以色列截走,因此约旦河两岸的其它国家水资源短缺状况愈加严重。约旦每年需水43亿立方米,实际能达到10亿立方米的水平,即使约旦每年从约旦河东侧国境内截取点潜流,也只能得到1.75亿立方米。有些年度,政府不得不下令停耕2/3的农田。


  作为对策,约旦在约旦河东岸修建了一条东郭运河(EASTGHORCANAL)。该运河从位于约旦境内的约旦河下游主要支流亚穆克河取水,所以工程叫做大 亚穆克计划(GREATERYARMOUKPROJECT)。大亚穆克计划由于以色列的干扰,取水量从未达到设计能力。以色列的NWC完成后,阿拉伯邻国 深感不安。首先,他们认为NWC抢走了所有流出加力利海的水;第二,他们担心以色列利用这些水资源以接纳更多的移民,从而改变阿以之间的人口对比。作为反 制措施之一,1964年,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起约旦河水源调水计划HDP。该计划可将以色列的NWC调水量减少一半。以色列迅急作出反应,宣称HDP是对其 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不断派兵干扰,使工程难以实施。其后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


  战争最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控制了约旦河的两条主要支流,黎巴嫩南部大哈斯巴尼河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上的巴尼亚斯河,并完全控制了这里的地 下水资源。目前,以色列全部供水量的四分之一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地下水。据估计以色列抽取了约旦河西岸83%的地下水。以色列全年用水约22亿立方米(仅仅 是北京市年用水量的一半),比约旦(8亿立方米)多出一倍。


 因为位于干旱区,以色列建国之日起,争夺水源就成为其争夺生存空间 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戎相见并非长久之策,合作双赢则是人类生存的趋势。1995年,在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由加力利海向东郭运河的引水工 程,该工程每年向约旦输入5千万立方米水。在约旦河流域,人们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提出了好几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从尼罗河引水,一种是从巴尔干地区船运, 最有可能的一种是从土耳其调水。这些方案无论哪种,都必须基于流域各国的友好合作。


 第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第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罗斯山脉,第格里斯河纵贯伊拉克,在下游库尔纳与幼发拉底汇合后入波斯湾。第格里斯河上游年流量约370亿 立方米。幼发拉底上游年流量达330亿立方米。其中98%的水来自土耳其。两河年合计入海水量仅为460亿立方米,这说明在两河入海前已有33%的水被沿 岸国家用掉了。伊拉克对两河流量没有任何贡献,但对两河的依赖程度上远高于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


 80年代开始,土耳其搞了一个 庞大的水利工程-大安纳托利亚项目GAP。GAP计划修建21座大坝,用于灌溉和发电,建成后可浇灌近400万亩农田,主工程阿塔图克水坝已于1990年 完工,这一工程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下游国家影响很大。1990年1~2月期间,土耳其给水坝蓄水,致使幼发拉底河断流整整一个月。GAP完成后会使叙 利亚失去幼发拉底河河水的40%,伊拉克的情况将更糟糕,将减少90%。


 在幼发拉底河用水分配问题上,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曾有 过协议:叙利亚只截取流经其境内水量的42%,余下的全部归伊拉克。土耳其则许诺保证幼发拉底河500立方米/秒(约160亿立方米/年)的水给叙利亚, 即使GAP启动以后也不改变。对于土耳其的许诺,叙、伊两国忧心忡忡,叙利亚认为,500立方米/秒的水根本不够,至少要700立方米/秒(约220亿立 方米/年)。伊拉克则表示,伊拉克对该河的用水权利已经有6000年之久,土耳其无权无节制地攫取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而导致下游国家干渴无助。


 土耳其则将水资源问题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反击,多次指责叙、伊两国暗中支持其内部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时任总理欧扎尔在任期内甚至威胁说,叙、伊两国若不停止对PKK的支持,土耳其就让幼发拉底河断流。在这里,水的威力不亚于核弹。欧扎尔当选总统后也说过诸如土耳其绝不用水来威胁、控制邻国之类的话。但土政府一些高官就多次表示,在两河水的使用上土耳其不承担任何国际义务。这表明,在幼发拉底河问题上相关国家很难有大的妥协。


 叙利亚也属高度缺水的国家,人均水量仅67立方米,叙利亚人口年增长率为3.7%,对叙利亚而言,土耳其GAP计划的实施,完全是雪上加霜。


 伊拉克除了依靠第格里斯河,在幼发拉底河上也是“滴水必争”。1974年,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建设ATH-THAWRAH水坝时,伊拉克曾陈兵边境,威胁要炸掉大坝。


 下游国家不仅关心水量,同样还关心水质。如果上游来水污染,人畜饮用就会引起疾病。两河流域国家虽不至于像约旦河流域国家那样兵戎相见,但随着人口增加,水资源日趋紧张,围绕水资源的利益之争只会愈演愈烈。


  近几年,土耳其推出了“和平输水管”计划(PEACEPIPELINEPROJECT)。拟从其南部的CEYHAN和SEYHAN向科威特、叙利亚、约 旦、沙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调水。该计划确实有可取之处,但有关各国表现的并不那么热心,疑心这里面有某种阴谋。首先,担心一旦加入PPP,就会受制 于土耳其。其次,长距离输水管易遭恐怖袭击、人为破坏。各国间因调配不均引起的问题也不是轻易解决的,再加上PPP投资不菲,所以除土耳其表现积极外,其 它国家目前只是处在观望阶段。


 尼罗河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6800千米,流域面积300万平方千米,流域人口超过三亿,流量3100立方米/秒,不及长江的十分之一。


 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埃及人口的95%(约6400万)住在距尼罗河20千米以内的地区和尼罗河三角洲上。埃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尼罗河领域有九个国家,埃及是最后一个。1989年埃外交部长曾在美国国会介绍说,埃及的国家安全掌握在另外八个尼罗河上游国家手里。1982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与以色列签定了和平协议后说过:“从此以后,唯一能把埃及拖入战争的,只有水”。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尼罗河上下游关系不难处理,因为都属英国殖民地。尼罗河流域第一个水量分配协定是在英国主持下于1929年达成。1959年,由 于修建阿斯旺水坝,埃及和苏丹两国将条约做了修改,埃及改为555亿立方米/年,苏丹得185亿立方米/年,还有185亿立方米是纳赛尔水库的蒸发损耗, 埃及付给苏丹1500万英镑,作为纳赛尔水库淹没其土地的赔偿费。该条约沿用至今。


 但这仅是埃及与苏丹之间的双边协议,没有考 虑其它国家的利益,为此引起了上游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强烈不满,埃塞俄比亚曾想在国内自行筑坝蓄水,但受制于国内政治动乱和经济窘境未成。1990年埃塞俄 比亚向非洲发展银行贷款以谋求重新考虑运作该方案,但由于埃及暗中作梗,贷款未获批准。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埃及的主要问 题是,国内水资源日趋紧张。目前,埃及的年需求量已超过700亿立方米,很快会达到800亿立方米,尼罗河一年555亿立方米已远不够用。上游任何截水行 为都会导致下游流量减少,何况尼罗河流量又很不稳定。1984~1985年度入埃及流量竟减少到380亿立方米。埃及中、短期水缺口300亿立方米。


  尼罗河用水的出路在于上下游国家的合作。大坝若建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可使其灌溉面积增加好几倍,而对苏丹、埃及的用水没有太多影响,而且上游蒸发和损耗也 少。如果埃及、苏丹与埃塞俄比亚合作进行全流域用水综合治理,开发效果要更好一些。但上游国家任何控水的举措都永远是下游国家的一大心病。白尼罗河在苏丹 境内形成一大片沼泽,叫做苏德沼泽。该沼泽耗用了白尼罗河60%的水,大部分损失于蒸发。埃及、苏丹曾决定合修一条运河,给白尼罗河裁弯取直,绕过苏德沼 泽。该工程若建成,可望从沼泽中取水80亿立方米,可惜由于苏丹内乱,加上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反对而于1983年终止。


  印度河


  印度河(INDU)起源于西藏阿里,经印度、巴基斯坦流入阿拉伯海,全长2900千米,流域面积90万平方千米,流量约1780亿立方米/年,为尼罗河的 两倍。该河流经的旁遮普是南亚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印度文明的发祥地。自印、巴于1947年分治后,两国在印度河用水问题上屡起争端,印度位于印度河上游, 下游是巴基斯坦重要的农业灌溉水源,集中着巴基斯坦人口的65%。1948年4月上游的印度对印度河截流,巴基斯坦总理立即致电印度总理,印度河的断流关 系到100万公顷土地灌溉,数百万人用水,影响极大。西旁遮普的水供应决不能以任何理由终止。印度则威胁,除非巴基斯坦放弃对这些水的所有权,否则印度不 会恢复供水。


 最后在世界银行调解下,双方于1960年签定了《印度河用水条约》。但由于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恒河水分配问题,以及南亚次大陆的核武竞赛上分歧严重,未来形势仍不容乐观。


 恒河


  恒河源于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入孟加拉国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即雅鲁藏布江)汇流后入孟加拉国湾,全长2500千米,流域面积112万平方千米。其中约 19万平方千米在中国和尼泊尔境内,孟加拉国约占7万平方千米,其余86万平方千米在印度境内。流域总人口3亿。年流量接近密西西比河,为长江的一半,在 全世界排在前15名以内。恒河在下游分为两支,分流小的一支叫胡夫里河,流经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入海,是加尔各答港的基础,其意义相当于中国的黄浦江于 上海港的关系。恒河下游的水主要用于农业灌溉,由于丰水期和枯水期水量相差极大,所以恒河下游地区经常是在旱涝之间徘徊。


  1975年印度在距离印孟边境18千米的法拉卡修坝开始拦水,截下的水通过一条运河导入胡夫里河,用以冲刷淤积的泥沙,疏浚加尔各答港。此举令孟加拉国极 为恼火。因为印度只是在旱季(11月~5月)进行截流,此时恒河流量最小,仅有1000立方米/秒。截流后,流入孟加拉国的恒河水急剧减少,无法满足农业 灌溉的需求,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孟加拉国把官司打到联合国。


 印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布拉马普特拉河中部修一条横贯孟加拉国、 印度的运河,把水从布拉马普特拉河引入恒河,以解决恒河枯水期缺水的问题。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即将入海前才与恒河汇流,无助于恒河枯水期的水资源短缺。按照 印度的设计,运河长322千米,宽800米,深9米,年调水量达850亿立方米。


 孟加拉国对该方案评估后认为,这条运河穿过自 己三分之一领土,使孟加拉国损失大片的农田并移民250万,造价高昂。孟加拉国不愿接受的另一原因是,运河的两头都在印度境内,主动权掌握在印度手中,孟 加拉国完全没有发言权。修建这样一条的运河去接济恒河,主要受益是印度。况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印度在法拉卡的水坝的合法性,运河还可为印度向北部边 境(印中、印缅)进行军事部署提供很大便利,这一点尤其让孟加拉国警觉。为此,孟加拉国一再声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任何工程计划决策,都不应缺少上游 国家中国的参与,该提议被认为是孟加拉国向印度反击的一个重要筹码。


 在与印度的谈判中,尼泊尔最大的筹码就是水资源。尼泊尔人 均年拥有量达8800立方米,由于境内河流落差大,尼泊尔水电资源也极为丰富。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尼泊尔开始在卡纳里(KARNALI,为恒河主要支流 之一)的茶色盘尼(CHISAPANI)峡谷修建水电站,计划投资60亿美元,该电站建成后,发电能力为世界第二,仅次于巴西巴拉圭边境帕拉纳 (PARANA)河上的ITAIPU电站。尼泊尔国内对电的需求量不大,茶色盘尼电站发出的则主要对外出口,茶色盘尼电站的建成将使尼泊尔成为南亚最大电 力输出国。


 南亚所有的水资源的纠纷中,每一次都是由印度挑起事端。


 直到1977年强硬的甘地夫人在大 选中落败后,印、孟两国才于该年11月就法拉卡问题达成协议,要求印度设法增加恒河在枯水期的流量,枯水期的流量以1948~1973年的平均流量的 75%为可用水量标准,保证孟加拉国的入水量不低于其应得份额的80%。协议期为5年,两国成立联席委员会监督执行。


 1996 年12月12日,印、孟两国政府总理在两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水条约上签字,条约全名为《印度共和国政府与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恒河在法拉卡的用水分配 条约》,“条约”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条约对法拉卡的可利用水量定为1949~1988年平均流量的100%(枯水期),取水量每五年重新核定一 次,与1977年协议相比,条约对法拉卡的可用水量高估了10%。在如何增加枯水期的流量这一关键问题上,条约未置一词。恒河水量年际与季节间有极大的差 异,实在不是一个条约所能预期和应对的。


 虽然条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印、孟条约却在两国合作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方面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先例,而且印、孟条约是类似国际条约中对水的使用规定最细致的一个,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布拉马普特拉河


  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是雅鲁藏布江,全长2900千米,流域面积60万平方千米,年径流量达6000亿立方米(长江的60%),超过密西西比河,列世界前 五名,为世界流量最大河流之一。流域的48%在中国,30%在印度,22%在孟加拉国。布拉马普特拉河穿越世界上降水量最多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印度东北部 地区(年均降水量4000毫米),此河在旱季的最低流量也达4000立方米/秒,为恒河的四倍多。布拉马普特拉河每年有两次洪峰,第一次是在三四月,由于 青藏高原冰雪融水,此时恒河处枯水期;第二次是在七八月,由西南季风降水引起,这一次适逢恒河丰水期。奔涌的河水与恒河水汇流后势不可挡,动辄在孟加拉国 国境内形成汪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最大的问题不是缺水,而是经常性的洪水泛滥,解决这一隐患的方法需要全流域治理,最好的办法是在上游的雅鲁藏布江筑坝拦水调节,这需要中、印、孟三国的通力协作。


多瑙河


  多瑙河(DANUBE)是欧洲第二长河(第一为伏尔加河),西欧第一长河,全长2900千米,流域面积80万平方千米,多瑙河源于德国西南部阿尔卑斯山北 侧,源头距离欧洲另一大河莱茵河直线距离不超过20千米。多瑙河由西向东横贯欧洲全境,在罗马尼亚注入黑海,中途流经九个国家,流域包括16个欧洲国家, 是涉及国家最多的国际河流。多瑙河年径流量高达2000亿立方米,是黄河的三倍半,尼罗河的两倍半。流经地区的年降水量都在600~750毫米左右,且有 充足的地下水资源,所以水资源不存在问题。但是,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进程、城市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水能源短缺和污染等问题日益严 重,导致国家间利益纠纷,冲突时有发生。


 1856年沿河国家在巴黎签订《巴黎条约》,该条约第15款规定,成立一个“欧洲多瑙河委员会”,旨在协调航运问题,使该河成为不受任何一国主权限制的自由航行的河道。


冷战时期,位于多瑙河中游的国家在东西阵营之间饱受夹板气。1948年斯大林和铁托翻脸造成多瑙河航运中断。斯大林去世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过和平谈判于1954年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


  多瑙河流域的一个争端发生在奥地利与斯洛伐克之间,事件的起因是奥地利政府打算在莱茵-多瑙河之间开挖运河,北海、黑海、地中海经由莱茵、多瑙两河间的运 河由此与欧洲腹地全部连通,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问题是,由于一些河段河水较浅,影响正常的航运,所以奥地利政府计划在上游修建一系列水坝进行蓄水,水 坝蓄水,流到下游斯洛伐克的水自然减少,但运河完成后,斯洛伐克也有好处,所以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后来奥地利绿党的介入,把事情复杂化。绿党以维护环境为 由,坚决反对政府在多瑙河上游新建两个大电站的计划。


 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签约,计划在多瑙河上修建一系列水坝和电 站,以增加发电、灌溉和航运能力,这就是著名的戈比沃-纳及马克计划。由此发生的纠缠,最后成乱麻,戈比沃-纳及马克水利计划在颠覆了一个政府(匈牙 利),分裂了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恶化了两国关系(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后,最终仍是不了了之。


 科罗拉多河与格兰德河


  科罗拉多河发源于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源头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附近的落基山国家公园,向西南穿过犹他、亚利桑那、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最后入 墨西哥境内的加利福尼亚湾,全长2330千米,年径流量约160亿立方米。这条河是穿越美国整个干旱的西南部的唯一一条大河,理所当然地就成了西南地区的 生命河。沿河两岸用水耗光了所有的流水,最后入海量几乎为零。


 美国最大的两座水库都建在科罗拉多河上。胡佛水坝后的米德湖和格兰峡谷水坝后面的鲍威尔湖,容量均超过300亿立方米,比三峡水库大50%以上,两个水库加在一起可以容纳科罗拉多河四年径流量的总和。


著名的亚利桑那大峡谷,就是该河切割科罗拉多高原的杰作。


  科罗拉多河进入墨西哥前,河上矗立着第六座,也是最后一座水坝帝国水坝,拦水以供应全美运河(AllAmericanCanal)。全美运河为全球最大灌 溉运河,灌溉系统包括2300千米长的运河,1800千米长的输水管道。运河由东向西,紧靠美墨边境。主干渠全长130千米,横穿沙漠,设计年输水能力 200亿立方米,灌溉加州最南部帝国谷地近400万亩的土地,农业年产值超过10亿美元,是美国冬季水果和蔬菜的最重要产地。


  全美运河于1930年代建成,水深流急(水深2~15米),宽达210米,最窄处也有46米。运河上搞梯级开发,建有数座小型水电站,年发电能力达五千万 度,全部用于提水和灌溉。因为穿过沙漠地区,每年渗漏损失超过8000万立方米,而这一渗漏成了隔壁墨西哥农民最重要的地下水灌溉补给,所以墨西哥政府极 力反对美国一方旨在减少渗漏的任何工程和措施,双方官司已经打了多年,至今没有结论。帝国谷地年用水量达60亿立方米,占科罗拉多河的三分之一以上,美国 内务部要求该地区努力节约用水,用水量争取减少15亿立方米/年,最多不能超过54亿立方米/年。


 格兰德河属大西洋水系,发源于科罗拉多州,最后注入墨西哥湾,全长达3000千米,是北美第四长河。其中一半为美(得克萨斯州)墨边境线,流量不及科罗拉多河的十分之一,仅为13亿立方米/年,流域面积约50万平方千米。


1944年的美墨签订的合作用水条约将两条河的用水分配绑定在一起。条约规定:墨西哥的六条格兰德河支流要供给美国得克萨斯州每年约4.2亿立方米的水。 差不多是这些支流全年径流量的三分之一;作为补偿,墨西哥可从科罗拉多河获得18亿立方米的水(几乎完全做不到,作为补偿,美国向墨西哥边境城市墨西加里 提供价格低廉的电力)。在过去60余年里,美国人认为墨西哥没有很好地遵守条约,墨西哥人无视下游美国耕地的极度缺水的情况,在其境内修建了很多水库,累 计截留了至少12亿立方米本该属于得克萨斯的水来供给本国农民使用。2004年美国17个灌溉区与农户联合起来起诉墨西哥政府。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并对航空 影像分析后认为,墨西哥在其境内“囤积”了15亿立方米以上应该给予美国的水,为此他们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框架下向墨西哥政府索赔五亿美元。



 咸海的教训


 前面所述都是因为争夺水源而发生冲突,却还没有导致重大生态后果的案例。而苏联时期的咸海,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生态教训。


 咸海曾经是全球第四大内陆湖,位于干旱的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之间,其水源主要来自帕米尔高原的阿姆河与西天山的锡尔河。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苏联将这汇入咸海的两条河水截留用于棉花水稻等农耕项目,还有中亚的工业发展。从1960年到2000年,从阿姆河和锡尔河抽出用于灌溉的水量增加一倍,棉花产量也增加了一倍。


咸海的补充水量长期少于蒸发量,加上1970年代以来气候持续干旱,导致咸海的面积在20世纪后期快速萎缩。根据测绘,相比多年前基本稳定的常态水量,咸海水量如今已“缩水”90%。


 事实上,苏联及后来相关的独联体国家,看到负面影响后,曾计划修建引水渠把相对邻近的西伯利亚水系的水引进咸海。结果这个工程太过浩大,资金难筹集而不了了之。


  现在干涸的咸海成了一个大盐库。中亚的大风把这些盐粉吹到毗邻地区,严重污染农田。而且高含盐量的空气也对周围居民健康产生灾难性影响,很多人因此患了各 种癌症和肺病。咸海渔业消失而导致上十万人失业。还有研究认为,水面积的缩小已经严重改变当地的气候,让当地的夏天更干热,冬季更长更冷。


 现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在采取行动,致力于拯救分隔为两部分的咸海之北咸海。哈国政府重修了锡尔河的水渠,以减少水流的浪费。2003年,该国政府又修建了大坝,它阻断了咸海两部分的流通,以保护北咸海。


 阿姆河、锡尔河引水项目与咸海的遭遇,说明的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引水,只能导致短期的受益而产生长期甚至半永久或永久的生态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两年曾乘直升机视察咸海状况。他随后表示说,“显而易见,这是全球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我很震惊。”


 联合国敦促中亚国家共同致力于拯救咸海、恢复咸海生态环境,同时也承诺联合国将给予相应支持。


 (邓郎,地理学博士,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居于美国爱荷华州;梁国坚,高级气象工程师,居于山东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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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3102894346.html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1887.html

达赖喇嘛尊者在墨西哥城探讨世俗伦理并继续讲授《入菩萨行论》

Talking about Secular Ethics and Continuing 
the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fe

时间:20131013日,墨西哥城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尊者在今天早晨刚一抵达墨西哥城体育馆,便接见了两个当地佛教团体的代表。他热情地向他们解释,举行法事仪式或念诵祷文固然重要,但总有一定的局限。在二十一世纪,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佛教到底在讲什么,这需要学习研究。尊者还说,现在科学家和其他人对佛教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兴趣,是因为佛教可以告诉他们关于心灵的知识。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一项编辑《甘珠尔》(Kangyur)和《丹珠尔》(Tengyur)的工作,从中整理出有关佛教的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材料,从而更加便于以学术方法进行研究。尊者鼓励各佛教中心能承担起相同的职责。

 面对大约15,000名听众,尊者开始讲演。他说:

 "兄弟姐妹们,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听众。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参与筹备这次活动的每一个人。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朋友李察基尔,我刚才听到他向各位讲解如何修习'施受'( giving and taking)。所以今天,他是精神导师,我就讲一讲世俗伦理。"

 "每次和像你们一样的听众齐聚一堂,我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凡夫,是地球上70亿人口中的一员而已。无论是精神、身体还是情感,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可能从善或者作恶,都有可能让令人烦恼的情绪所掌控,诸如愤怒、恐惧、仇恨、猜疑和贪婪等等。这些情绪会成为各种麻烦的缘由。从另外一面讲,如果你培养爱心、慈悲并且关怀他人,愤怒、仇恨和嫉妒便没有容身之地。"

 尊者还指出,如若不然而是关注那些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诸如他是藏人、和尚,是14世达赖喇嘛尊者,就会导致他孤立于他人并同他人产生距离。这样做毫无益处,只可能导致与他人关系紧张。

 尊者说,"每人都想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没人希望遇到麻烦。并且每个人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在当今现代社会,我们总是试图以物质的东西为基础来寻求幸福。但如果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的那些有钱的朋友们都应该很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有很多人并不幸福;(同样),那些不太富足的人就不会拥有他们的内在力量、自信和幸福。"

尊者突然抬头看着体育馆,笑着说,这三层座位让他想起了"三界",即无色界、色界和欲界。三界有情众生都希望过上幸福生活,他们也有这样的权利。

 尊者说,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快乐都体现在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我们的感官,如观看、聆听或品尝美好的事物,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而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无需感官经验便可获得持久的快乐。通过虔诚的信仰和爱与慈悲的实践而获得的内心宁静就是例证。同时,精神上的满足可以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但是身体上的舒适无法缓解精神上的焦虑。

 在过去的欧洲,维护道德价值是教会的领地,随着教会影响力的下降,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需要我们的教育系统扩大它的职责范围,在传授提高智力的知识之外,还要鼓励培养急公好义之心。

 "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我们该如何应付这一危机?通过教育。正如我们关注让肌体保持良好的状态,我们现在也需要接受精神和情绪健康的概念。这是世俗伦理的核心。提升人类价值观念和世俗伦理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将它们纳入我们的教育系统,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按部就班地训练年轻人。

 "我们每人都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现人类价值的潜力。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急公好义之心,并将其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家庭内部培育这种观念。我们还可以把这种观念扩展到左邻右舍的其他家庭,让这种观念像湖中的波纹传播出去。

 "如果你对此毫无兴趣,请忘了它。但如果确实有兴趣,就请好好想一想,和你的朋友们谈一谈并和他人分享这些话。谢谢大家。我的讲话到此结束,现在请提问。"

 对于一个有关如何平息社会暴力的问题,尊者回答说,那些在童年时期缺乏关爱的人经常在成年后依然感觉不安全和恐惧。急公好义的精神是得到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当有人问到如何克服犯罪时,尊者说,佛教徒相信无论犯下了多么严重的过失,总是有办法去净化自己、弥补过失;总有寻求改变的可能途经。另外一位提问者希望知道如何控制愤怒。尊者建议,有时释放你的愤怒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要像孩子那样。疾风暴雨来,烟消云散走。有些成年人试图将他们的愤怒郁积于内心,而装出一副笑脸,不过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去发些愤怒。这是不对的。

最后一位提问者问到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希望,尊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尊者回想起1996年与英国王太后的会面,她几乎和整个20世纪一样年长。有人问她,在她的有生之年事情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了。她毫不迟疑地宣布,是更好了;在她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谈论人权或是自决权这些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同样,在20世纪早期,没有人想到过现在变成重要议题的生态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和自然资源利用问题。当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听众们以掌声回应了尊者的讲话。

 托尼卡拉姆(Tony Karam)对尊者再次来到墨西哥并对听众发表慷慨讲演表示感谢。他不揣冒昧地问尊者是否会再次莅临,尊者回应道:

 "你对我展示的笑容与热情已经在正式邀请我再次来访。"

 在午餐休息期间,尊者接受了墨西哥最大报纸《改革报》(Reforma)记者拉萨罗里奥斯卡瓦佐斯(Lazaro Rios Cavazos)的采访。在采访中,他问道,自两年前的最后一次会谈过后,西藏方面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改善。尊者对他说,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改善,不过存在改善的可能,有迹象表明新的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态度更加务实。

 尊者在午后继续对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的讲解,尊者认为在"性空"层面上有情众生与佛陀无所区别。就第四品,即"不放逸品",尊者论述道,我们必须牢记人生的宝贵价值和死亡的必然性。我们知道我们必将死亡,但是我们不知道何时死去。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在那一刻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只有我们通过精神修行获得的力量。

在此种情况下,如愤怒和奢望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会像外在敌人那样公开地打击我们,他们会在暗中欺骗和攻击。同样,普通的外在敌人或许会转变,有时甚至会变成朋友,而那些负面的情绪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种负面情绪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对抗他们?

 "当你对某人充满愤怒和仇恨的时候,从爱与慈悲的角度冥想会让你感到宽慰。但是最终要去除负面情绪还是要靠理解性空的智慧。"

 第五品是关于心灵的守护,即"守护正知品"。我们被告诫守护自己的心灵要如同在人群中守护伤者。我们也被劝告要以笑脸迎人、舒展自己的眉头、和全世界做朋友。作为释家弟子应该广纳博采。如果善良的人可以如此作为,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伤害你。

论及第六品,即"安忍品",尊者讲到,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培养忍耐。在这方面我们无法求诸佛陀,是普通人给我们提供了培养忍耐的机会,到最后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理解忍耐的益处和屈从于愤怒的危害。如果伤害他人是一个如此愚蠢的行为,那么迁怒于人就如同因燃烧而对火焰发怒一般地不合情理。

由于同自己对立的人有助于我们遵循菩提道,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在家中发现的财宝,而且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果反对他们无助于我们自己,为何要给他们这份殊荣?做"以牙还牙"的事情连佛陀也帮不了我们,反而给对方增光添彩。


尊者的讲授截止到第六品的结尾。尊者将在明天完成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的讲授。



from 說,還是不說? 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31.html

唯色:记我的法文版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记我的法文版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文/唯色

10月17日,法国Indigène éditions出版社发行了我的有关126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新书:《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意即: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这是我的第二本法文著作。第一本是2010年由Gallimard(伽里玛)出版的《 Mémoire interdite,Témoignages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au Tibet 》(即我所做的关于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西藏记忆》)。但不同的是,《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是应Indigène éditions的约稿而专门写的。也即是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法文读者,这让中文写作的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始于今年四月的这本新书,实际上心力交瘁地写作了两个月,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万多字。Indigène éditions曾出版批判全球化金融资本滥觞而畅销全球的小书《愤怒吧!》(Indignez-vous!),关注藏人自焚,尤其关注如此众多的藏人自焚而世界却一片沉默的状况,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向世界发声,然而这不是轻易就能发出声,原因无他,126位藏人将宝贵的生命付诸于奉献与抗议的火焰,人世间任何语言对此的描述与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

而在我写作的时候,在这本书即将印成的时候,在高高的西藏高原仍有藏人以身浴火,表达决绝的抗议。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只来得及记载了125位自焚藏人的概况。在此允许我陈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2008年遍及西藏高原的抗议及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2009年1位藏人自焚;2011年14位藏人自焚;2012年86位藏人自焚;2013年迄今,25位藏人自焚。

就在上个月,台湾的雪域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实际上这两本书是不同的。多达20多万字的《自焚藏人档案》包括对每一位自焚藏人生平、事迹的记录,以及藏人领袖的评价与呼吁、来自藏人内部及外界的评说、追忆与报道,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中共当局对藏人自焚所采取的严酷对治之措。而两万多字的法文版新书,是我对四年来持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所做的一种竭力的解释、沉痛的分析和直率的批评。当然,批评针对的是不义的中共当局以及向不义妥协的世界。其章节内容包括:藏人自焚概况;自焚是一种抗议;藏人为何抗议;抗议为何走向自焚;从两个高峰看自焚诉求;自焚者的遗言;自焚如何被记录;抗议需要得到支持;中国当局对自焚者的污名化;“逆向种族隔离”的拉萨;中国当局的“反自焚运动”;休戚与共的迢迢长路。

当这本法文版新书完成时,因为我在书中引述了伟大的人权卫士、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关于藏人自焚的评论——“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Indigène éditions希望邀请到艾未未设计封面,艾未未则给我回信说:“我愿意为藏人为你的文章的出版物做事。自焚行为的意义,无论从哲学还是宗教层面,它超越了尚存者的任何试图理解和诉说的努力,人们看到仅是它发生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我还是愿意试一试,尽管我十分明确这有多让人绝望。”

艾未未设计的封面令人感动: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用藏文记录其上;中间的一朵火焰壮丽,充满奉献的美而非惨烈的苦;洁净的封面宛如西藏洁白的哈达,以献给所有自焚藏人。在此,由衷地感谢艾未未!

同时要感谢的是,为这本书作序的Robert Badinter(罗贝尔•巴丹戴尔)先生,他是法国前司法部长,事实上,他被称为法兰西“废除死刑之父”。他写道:“那些燃烧的火焰所要表达的是藏人再也无法忍受对这个民族的侵犯,再也无法忍受藏人文化习俗和语言被根除,再也无法忍受在各国政府怯懦的沉默中,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的文化屠杀。”

这本法文版新书的出版立即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卫报、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等,都做了报道并且采访了目前住在拉萨的我,同时对我可能会有的遭遇寄予了关注。我的答复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上,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而写一本这样的书,并且是在国外出版披露真实的书,肯定是有危险的,只是目前我还不知道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然而,这么多自焚藏人的勇气,也将勇气赐予了我,因此我并不畏惧。

2013年10月24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t广播,转载请注明。)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0/blog-post_30.html

达赖喇嘛尊者与科学家今天开始对话




20131028日,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按照惯例,研讨会为期五天,今天是研讨会的第一天。我有幸参加本届研讨会,在今后的几天中,我将与中文读者分享本届研讨会的见闻与心得。


第一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是1987年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的客厅里召开的,属于"私人交谈"性质。26年后,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也是在尊者的居所里召开,但规模已经大大扩大,现场有近100多名旁听者,并有全程网络直播。 旁听者中约四分之一是僧人,包括几位来自蒙古的僧侣。有几位正在美国乔治亚州艾莫利大学攻读科学课程的僧人专程从美国赶来,也有几位来自印度哲蚌寺,参加过上届研讨会的格西。会场里有几位穆斯林女士,有来自台湾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其他宗教的信仰者。


这届研讨会题为"渴望、欲望与成瘾"(CravingDesire and Addition),有12位参加者,其中主讲者为5位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的教授、一位宗教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所长诺娜·沃尔科夫女士;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查恩兹、前任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院长戴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的乌帕雅禅修中心创建者兼住持琼安·哈利法克斯博士共同担任本届研讨会的主持人。


研讨会9点开始,达赖喇嘛尊者致简短的开幕词。他特别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的旁听者们说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两大宗旨:1. 增进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知识;2.  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


接下来,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查恩兹、戴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分别介绍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沃尔什博士介绍说,本届研讨会所讨论的内容在2000年的第8届、2003年的第11届和2011年的第23届研讨会中都曾讨论过,随着大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届研讨会是对上述研讨会内容更深入的讨论。


下午1点,研讨会进入正式的讨论。第一场报告由荷兰阿纳姆-内梅亨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教授马克·路易斯主讲。在他开讲之前,戴安娜·沃尔什博士介绍了毒品成瘾的严重性。她列举了一连串来自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数据:从致死人数来看,所有毒品中最严重的是烟草即尼古丁。据世界范围的估算数字,二十世纪由于使用烟草而致死的人数高达一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本世纪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将高达十亿。仅在2011年,全世界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六百万。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增长为八百万。其中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因为近年在发达国家里立法和宣传教育使得吸烟的形象不再吸引人,而全球大烟草商将市场营销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


她从1数到6:"现在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与使用烟草有关的疾病。"也就是说,当她数到6时,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人由于使用烟草而亡。这真是令人心惊。


她接着说:"每十个成人死亡中有一个是由于吸烟,将近一半的今日吸烟者将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吸烟是头号公众敌人。"


死亡和疾病只是成瘾毒品危害的两个容易观察测量的结果,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医院收集到有关数据。而毒品成瘾造成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导致上瘾者的死亡。如果把成瘾毒品的其他危害,比如造成的行为问题、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计算在内,那么烟草、酒精等物品的滥用所产生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沃尔什博士说,烟草和酒精等毒品不同的是,它损害人的健康,但是不造成使用者的行为问题。


二十多年前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发起讨论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曾指出过第一人称的研究对大脑神经科学的重要性。今天下午的主讲人,荷兰心理学家马克·路易斯在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成瘾者。当年他成瘾的时候,自己正在大学里学心理学。以后,他成为一个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时候,研究的就是成瘾的机制。他向大家详细地讲解了成瘾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成瘾过程中,大脑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人的心理发生了什么,如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戒瘾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破这个循环,特别是在"渴望"开始出现的时候。


马克·路易斯教授讲完后,尊者与其他参加者开始就如何理解"渴望"、如何打破成瘾者心理和行为的循环等问题进行讨论。尊者认为,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渴望"是一种强烈的"执"(attachment),而"执"的背后是"无明"(ignorance)和"虚幻"(delusion),对治的方法是提高觉察力(awareness),觉察力包括了解和行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了解成瘾的原因、后果,然后采取行动来戒除。科学家们则讨论了各种戒除的方式,以及预防成瘾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滞后满足"的方式来训练幼童的自我控制能力。 尊者对这些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段儿童"滞后满足"训练的录像。


这一次的对话会和今年年初在南印度哲蚌寺举行的26届对话会不同。在哲蚌寺举行的上一次对话会规模庞大,几千僧侣参与旁听,主要内容是"怎样理解实在的本质",由现代物理学家主讲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尖端理论物理,带有向佛教僧侣演示当代科学研究的意义,在谈论会过程中正式介绍了将现代科学引入格鲁派寺院教育的计划。这一次的讨论会在尊者住处举行,内容较偏重大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及其应用。这次没有大量僧侣旁听,参与旁听的特邀客人从世界各地赶来。我在长途巴士站遇到了几个年初在哲蚌寺结识的喇嘛,他们从各自的寺院赶来旁听。在旁听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教授,他可是尊者在流亡初期收的第一个洋学生。虽然他早已是著作等身的著名教授,今天他也坐在旁听者当中,用电脑做笔记,像梯形教室里的一个普通大学生。



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了在北美的弘法,访问日程非常紧张,返程中又访问了波兰,三天前才回到达兰萨拉。参加对话的科学家和旁听的各国客人大多是两三天前到达达兰萨拉的,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今天一天的对话会中,尊者始终兴致勃勃。主讲的科学家是和达赖喇嘛个人对话,坐在达赖喇嘛旁边的主讲席上。尊者时不时地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让科学家挠头,全场哄堂大笑。科学家有时也提出一些让尊者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引得全场乐不可支。会场上,尊者和科学家们有一种庆祝重逢的快乐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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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西藏:另一种真实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30.html

无国界记者 | 天安门广场前“事故”后的审查


无国界记者谴责当局新一轮的信息审查,该审查针对10月28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悲剧,这一事件导致5人死亡。

“我们为当局的态度而遗憾,他们控制记者,并且非法没收记者们的器材。在新技术和社交网络蓬勃发展的时刻,这些用来控制消息扩散的手段是徒劳地。当局应该明白,公众即使知晓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构成对政权的威胁”,该组织补充说。

美联社两名记者,一名摄像师和一个录像师,在试图报道此事时被警方逮捕。他们在半小时后被释放,但他们的器材也被归还,但是里面的录音录像已经被警察删除。

BBC的记者以及疑为sky news的记者也被临时逮捕。

事故导致5人死亡,其中2人为游客,也引发当局在网络上大规模的审查,尤其是该消息传播最广泛的社交网络上,特别是在中国的Twitter——微博上。

在微博上,事故的照片被删除,该国的互联网联接一度大面积放缓,而现场的人行道也被封锁。警察把栅栏围在燃烧的汽车前面,以阻挡在场者的视线。

该国的国家频道CCTV并未在全国性的新闻节目中提及此事,其他媒体也不得衍生太多,只能简单以“交通事故”一笔带过。

中国在无国界《互联网的敌人》名单中占一席之地,在该组织《2013年世界新闻出版自由排行榜》中名列179个国家和地区的173位。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3/10/%e6%97%a0%e5%9b%bd%e7%95%8c%e8%ae%b0%e8%80%85-%e5%a4%a9%e5%ae%89%e9%97%a8%e5%b9%bf%e5%9c%ba%e5%89%8d%e4%ba%8b%e6%95%85%e5%90%8e%e7%9a%84%e5%ae%a1%e6%9f%a5/

《福布斯》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没有可怕的大片空房

 在中国,现实和经济分析似乎相差得太远。但是,鉴于中国政府内部在经济数据与投资推广之间存在的混乱,在“经济是否在增长”这样简单的问题上出现分化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

 《华尔街日报》在最近一篇报道中写道:“目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存在住房供应短缺的状况,这就导致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而路透社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中国需要更多住房。”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此截然不同。

 过去两年我不停地在中国各地旅行,我可以说从未见过一座城市、城镇或村庄没有大片空房。一位曾两次行走约1500公里的同事说,他没有一次看不到成片的空房。在北边,与西伯利亚接壤的满洲里决定成为旅游胜地,建造了成千上万座空荡荡的别墅。在南方,一位同事在云南山区拍摄的视频中,连续15分钟都是空空如也的高楼。在北京的南四环和上海的浦东和徐汇区,也有成片成片堪比鬼城的小区。

 根据中国政府2010年的报告,当时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接近90%。世界平均水平为63%,美国为65%。报告还指出15%的中国人拥有不止一处房产。

 总的来说,城市越小,拥有多套住房的比例就越高。在河北省一个中等城市,当地一开发商说,那里的住房自有率高达200%。辽宁锦州一个开发商说,该市至少一半人口拥有多套住房。许多城市的白领,尤其是银行、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白领通常有四五套住房。

 现在,住房供应严重过剩。而房价也在趋同,大致在每平方米5000元至1万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房子的豪华程度,但与什么城市及当地的平均收入无关。河北一个贫穷的小城市房价达到每平方米1万元,跟沈阳和哈尔滨等相对富有的城市房价差不多。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住房已经成为新型可交易商品,就像手表和珠宝一样。人们买了房子往往空着,因为出租会使住房贬值。

 问题在于,房主们大多不知道他们坐拥的房产根本不值房子的报价。所以他们远远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富有。

 现在不可能确切知道房地产泡沫何时破灭,但是它总会破灭,五年后来到中国的人会幸运地发现房价比现在低了40%。但这不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唯一悲剧。随着房地产开发热潮,越来越多的高楼替代了村庄和社区。人们因此变得越来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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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56711

学者担心天安门撞车案加剧民族矛盾



北京——在一辆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撞倒几十位行人,在中国最神圣的标志前爆炸,并造成5人死亡后的一天,当局似乎正将目标锁定在来自新疆的嫌疑者身上。新疆位于中国偏远的西部,近来爆发过针对北京强硬政策的愈发暴力的抵抗事件。

虽然官方在首都各个重要路口、地铁站和旅游景点增派了安保人员,但政府对此次事件的性质缄口不言,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一次对国家的政治和象征性心脏的蓄意袭击。

审查者一整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大力删除关于此次事件的照片和评论,这反映出共产党担心该事件可能会影响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与信仰穆斯林、讲突厥语的维吾尔族的关系,这个少数民族中有很多人对宗教限制、以及由于汉族人涌入造成的新疆人口均衡发生极大变化十分不满。

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人即将在11月9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之前,而且事发地点距会议场所不远,这也十分令人不安。就在事件发生前几小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成员曾一起在附近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

截至周二早上,肇事车辆引发的混乱已无迹可寻,该辆吉普车冲上满是游客的便道,猛烈行使了近400米,撞死两人,造成38人受伤。一些目击者说,在 吉普车向前冲时,司机曾鸣笛向行人发出警告。路透社(Reuters)援引一名目击者的话说,这辆吉普车拖着一个写着黑字的白色标语。

吉普车在金水桥边爆炸后,车内的3人全部死亡,这些装饰性的大理石石桥曾是通往被称为紫禁城的前皇家宫殿的过道。周二,石桥上及其附近已看不到受损的明显痕迹,这暗示爆炸可能是车停下之后,车内的人点燃某种可燃物引发的。

调查者将目标集中在维族人身上的迹象,来自警方周一夜间向北京旅店发出的一个通告,通告要求他们留意两名维族人。这则发在网上的通告给出了两名嫌疑人的名字及其家乡;其中一人的家乡鄯善县曾在夏天发生过一场抗议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死亡。

警方给出的另一位嫌疑人的家乡是皮山县,在经营玉石交易的和田市附近,2011年这里曾发生过一起居民与警察的冲突,导致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两名妇女。

《南华早报》援引北京几家旅馆的消息称,警方正在寻找有关5个新疆地区车牌以及8个人的信息,除一人外其余的人都是维吾尔族姓名。

北京市公安局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和请求发表评论的传真。

一名官员周二在皮山县的一家派出所接电话时说,嫌疑人之一玉苏普·艾合买提(Yusupu Aihemaiti)曾住在附近一个附属于人民解放军的农场里,但他已在9月份离开。这位官员还说,调查者已在周一来过这里寻求更多的信息。当记者进一步询问时,此人挂了电话。

鄯善县的一位警官拒绝对来自该县的另一名嫌疑人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Yusupu Wumaierniyazi)的案子发表评论。

在北京的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新疆地区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已经导致100多人死亡,死亡事件大多发生在维吾尔族人集中的南疆地区,那里人口稀少,广袤的沙漠中散布着一些历史久远的绿洲城镇,其中的居民大多贫困。

夏天的流血事件大部分都是以和平抗议开始,后来转为暴力事件的;譬如,流亡组织说,6月份发生在鄯善县卢克群镇的冲突是由于公众对宗教限制的不满引 发的,一些规定限制公开祈祷,反对妇女戴头巾。然而,据国家媒体报道,当局把那次暴力事件描述为“恐怖袭击”,并在上月对与那次事件有关的三名维族男子判 处死刑。

一些其他事件似乎是维族人对汉族人发起的无端袭击。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5月份,7名汉族大坝工人在位于和田市附近的帐篷里睡觉时被人用刀砍死。国家媒体并没有该事进行报道,这与媒体处理其他发生在新疆的动乱 的方式一样,部分是出于政府淡化这一地区种族冲突的努力。

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暴力事件曾导致近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是汉族人,该事件发生在2009年,在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那次流血事件震惊了全国,让中国领导人吃惊不小,导致他们对该地区采取更严厉的安全措施,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进一歩加剧了紧张气氛。

如果此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被证实确系维族人所为,这将说明新疆地区的严重不满情绪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偏远的边境地区,新疆毗邻巴基斯坦、阿富 汗以及一些中亚国家,地域广阔,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说,他觉得此次事件具有自杀性袭击的特征。

他说,新疆地区不断出现的暴力事件渗透到中国内地是早晚的事。他说,“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的溢出效应将影响到新疆以外的地区。这应该对当局是个警告,这些人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大。”

但是北京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警告说,不要对周一袭击事件肇事者的身份和动机过早作结论。他说,居住在中国的2000万维族人已经遭受广泛的歧视,在就业机会和出国旅行上受到不成文规定的限制。

他说,上访者和其他不满的汉族人制造的暴力事件在中国并不少见,他指出,公众通常把这种行为视为绝望情绪的不恰当爆发,而不是恐怖主义。他说,“汉族和维族之间已经存在巨大的仇恨,因此,在建立所有的事实之前就把这些人称为‘恐怖主义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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