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峯: 守護香港 不能沉默

也許有市民覺得，梁振英僭建問題不算嚴重，「罪不至死」，不必發動大遊行要他下台。也許有市民認為，梁振英上台不過半年，即使犯錯也可給他機會改正，不必立時要他引咎辭職。也許有人擔心，動輒上街要求政府高層下台會影響政治社會穩定。我們很明白這些良好的願望，也明白部份市民的憂慮，但梁振英的錯絕不僅僅是僭建，也不僅是謊話連篇，而是對市民與立法會的蔑視，而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肆意攻擊侵蝕，而是對香港獨特制度與文化的損害。不盡快逼他下台的話，香港將會迅速面目全非，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失去原本的光采與特色。

是的，住宅有僭建物本身不算是甚麼十惡不赦的罪行。若果梁振英早早開誠布公，承認大宅有多項僭建及懇求市民原諒的話，政團及市民肯定不會糾纏不休，不斷追究，更不致於要求他引咎下台。問題是梁振英由始至終都沒有開誠布公交代僭建醜聞，反而在對手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時大加鞭韃，以爭取民意支持及上位機會。到正式當選特首，傳媒揭發他的山頂大宅同樣有多項僭建，梁振英立時採取拖字訣，拒絕交代詳情，置立法會及市民的強烈意見於不顧。直至上月底，僭建醜聞已拖無可拖，梁振英才抖出一份不盡不實、錯漏百出的所謂解釋聲明，其後更在立法會特別答問大會上以「我冇講過我冇僭建」為自己開脫。這種種推諉狡賴的做法清楚說明，梁振英根本視立法會及市民如無物，根本不知道問責是甚麼一回事。像這樣的人有甚麼資格當特首呢？

此外，梁振英在僭建醜聞上一而再、再而三以語言偽術及謊言欺騙市民，隱瞞事實，推卸責任；甚至在立法會議事堂的答問會上也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承認事實，不肯承擔僭建的責任。梁振英這種意圖以謊言掩飾一切的做法已令僭建醜聞變成信任危機、信心危機，已令他個人誠信破產，市民怎麼能忍受一個誠信破產的人繼續當特首呢？

僭建醜聞，誠信破產已大大削弱梁振英的公信力及認受性，他過去半年來的倒行逆施更足以證明他根本不適合當特首，根本沒有資格及能力管治香港。首先是意圖強推國民教育科。儘管有近十萬家長、學生冒着酷暑反對強制開辦國教科，梁振英起初仍然寸步不讓，堅持開科。直到數以十萬計市民連日包圍政府總部，又採取絕食行動，梁振英才不情不願的擱置計劃。這番折騰不但令學校弄的人仰馬翻，更令社會躁動與不安。以加快建立土地儲備為由全力推展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同樣引發重大爭議，多年來在當地居住、生活的農民固然憂慮村毀家破；其他市民則擔心計劃是為了配合內地的發展，是要加快深港同城化進程。

更教人憤怒的是梁振英為了盡攬大權而肆意破壞行之有效的體制，包括把人事任命權、學術研究經費審批權收歸中央政策組，包括大量起用「自己友」出任要職，放棄用人唯才原則。這一切一切將令特區政府變成「梁粉俱樂部」，將令特區政府政策變得一面倒，而不同聲音及意見則完全被排擠。結果，香港逐步從一個多元化社會變成一言堂，變成跟內地城市沒有甚麼分別！

為了反對謊言治港，為了表達我們對誠信的重視，為了守護我們心愛的城市，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用清晰的行動，堅定的腳步，響亮的聲音，向「大話精」梁振英說不，要他立即引咎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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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不肖港人配合中聯辦干政 背信棄諾破壞高度自治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接受無铫電視《講清講楚》訪問，暢談中聯辦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協助他拉票的情況，這是首次有當事人證實中聯辦介入選舉，干預本港內部事務，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性質極其嚴重。謝偉俊坦白披露競選實情，值得肯定；然而，他夸夸其談接受中聯辦協助拉票，完全沒有從損害高度自治的角度審視他和中聯辦的所作所為，從近年政壇所見，謝偉俊的情況絕非個別個案，顯示在權力面前，一些港人已經異化得為了一己榮華富貴而損害香港的根本利益。

立會選舉干預港內部事務  中聯辦違聯合聲明基本法

近年，每逢選舉，特別是立法會選舉，一些以所謂「獨立」身分參選的人，不少被認為獲得中聯辦祝福、配票，但是傳聞歸傳聞，在選舉期間，這些人都支吾以對，既不否認也不承認。以本屆立法會選舉為例，類如謝偉俊的情況，至少還有兩人，他們都當選，而在選舉期間，謝偉俊對傳媒問到「中聯辦是否協助拉票」，都迴避答覆。所以，今次謝偉俊接受傳媒訪問，直言不諱中聯辦的角色，這是歷來首次有當事人證實中聯辦介入選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除了外交和國防，「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在中英聯合聲明第3條第2款有明確規定；聯合聲明附件1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進一步明確這一點。聯合聲明正文、3個附件與中英雙方交換的備忘錄，都是中英談判和達致成果的一部分，實際是中英達成的國際協議，具有約束力，事實上，聯合聲明亦已向聯合國備案。所以，中聯辦干預了香港內部事務，就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使國家背棄了對國際的承諾。

另外，基本法按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在第22條規定得更具體：「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立法會選舉是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中聯辦協助謝偉俊拉票，就違背了這條的規定，背離了國家對港人的承諾。

就謝偉俊的說法，中通社引述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有關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謝偉俊言之鑿鑿，講得具體，「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則籠統否認，除非中聯辦提出更具體反駁，否則難以推翻謝偉俊的直言不諱。謝偉俊揭開了中聯辦介入選舉的面紗，說得理直氣壯，例如說「幫助、賞識建基於獨立的身分」，也指出「連地區屋鸷也請中聯辦官員主禮，更在特區官員之上，令人覺得香港似足內地，有政府、有書記，相信香港人也覺得不太舒服」云云。

謝偉俊透露選舉過程與中聯辦的關係，他起碼是配合中聯辦介入選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另外，他認為「中聯辦官員不適宜太多出現在公泷面前」，這個說法，莫非只要中聯辦官員不出面，在幕後扯線控制好特區政府這個傀儡就可以？所以，謝偉俊這類人的心態，並非反對中聯辦干政，他們根本在「鼓勵」中聯辦干政，損害了香港的利益。當年，若中央說中聯辦會介入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港人會接受嗎？香港可以順利回歸嗎？當年不接受，為什麼現在卻講得那麼順理成章？可見，在權力和榮華富貴面前，許多人都異化得忘乎所以，不知所云！

港情獨特竟搬內地一套  習近平須撥亂反正

如果國家對港政策背信棄諾，在國際間，將損害中國信守承諾的形象；在香港，也會損害港人對中央的信任，這在近年的民調中已經露出端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香港事態不僅未見好轉，反而挑起港人拒共的情意結，香港社會不和諧、政事蜩螗，治絲益棼的局面與此有關。若認為目前的狀況，是介入和干預不夠的結果，只要加強控制，就可以營造穩定局面，若中央接受這樣的判斷與做法，那是錯上加錯，因為換來的必然會激發更強烈反彈，屆時局面更難收拾。

駐港部隊演習，以香港街道為背景，從片段所見，似乎不是抗敵衛港，而是在平亂。中央對香港事態作怎樣的最壞估計，無從得知，但是駐港部隊為香港出亂子作準備，這個思維本身已經使人不安。現在對港方針政策，從體現黨的領導、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到維穩的最終手段，都把內地的一套搬來香港，而處理香港事務恰恰不能採用內地那一套，這是香港問題、香港事務本質所決定的，當年鄧小平看到這一點，制訂順應港情的方針政策，香港才得以順利回歸，現在對港政策卻朝覑相反方向走，懂得「香港這本書」的人，都會知道大事不妙。

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之後，作風有新意，思維理路也有使人多所憧憬之處，我們期望他責成有關部門，重新審視香港現狀和應對之法，而恪守承諾，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應該是解決香港亂局，把香港納入正軌的第一條。只要港人認識到中央放手讓港人自行管理內部事務，則一些矛盾和對立就會自然消失和理順。否則，香港真的有可能走向駐港部隊變身為駐港戒嚴部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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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羽宇一郎：我在中国遇袭的那一刻……

丹羽宇一郎

12月18日内阁决定了我的辞职，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在以尖阁诸岛开始以尖阁诸岛结束的2年零4个月任期里，我曾在尖阁问题的应对上遭到批评。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担任大使时所见所闻的日中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杀就杀吧”，并不是恐惧，只是有些想不通。8月27日，我乘坐的公务车在北京市内遭到拦截的一瞬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不要让我受伤遭罪，要杀就一枪了结我吧”。万幸，拦截车的男子并没有携带武器，但抢走了公务车上的日本国旗，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自从担任伊藤忠商事社长后，我就明白一把手随时有可能遭遇危险。担任社长后我继续坐电车上班，一次，别人劝我说“因为有遇袭的危险，还是坐公司专车上班吧”。但我拒绝了对方，称“要想完全排除遇袭危险，只有坐坦克上班了，我还是继续坐电车上班”。记得当时还说：“假如我被绑架了，绑匪要求交赎金，也绝对不要给”，因为会危害公司和国家利益。

决定接受日本驻华大使任命时，虽然没有预料到反日情绪会如此高涨，但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也有人劝我：“当下日中关系趋冷，还是拒绝吧”。此次是政治主导的驻华大使人事。并且可以想象，日中关系恶化时，大使一定会遭到批评。即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任命，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冠冕堂皇，但我的确是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即便受伤被唾弃也在所不惜。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后，我一直把国家工作摆在公司之前，这与名誉、金钱以及地位无关，只是感觉应该有国家效力的地方。就算在反日情绪格外高涨的今天，估计我也依然会欣然接受赴任。

因此，即使公务车遭到拦截后，我也从来没想过辞职，也没有厌恶中国的情绪。我认为留在中国，与中国对话有益于国家利益。

也许是在预想内，我的大使时代的言行受到了很多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针对东京都的购买尖阁诸岛计划，称“如果按照石原知事的计划实施购岛，日中关系将遭到重大危机”的发言。我并不想评价石原的计划是好是坏。不过，我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进购岛计划对日本无益，所以才会那么说。与被批评相比，日本国内对于购岛计划没有出现各种声音更让我吃惊。

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些极端，但这种氛围让我感觉有点问题。这是因为原本应该言论自由才对，但为了明哲保身，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噤若寒蝉，营造出一种不能自由发言的氛围。是害怕遭到批评吗？我也被批评啦。家里还多次接到恐吓电话。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氛围很相似。如果在这里不能突破，历史还会重演。

另外，我主张应该向中国增加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发言也遭到批评。我并不是为了帮中国修路造桥才主张增加ODA。各位知道对中国的ODA作何用途吗？是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委派70～80名年轻日本志愿者进行为期2年的志愿活动，包括到中国各地担任日语老师、进行看护援助等。用于志愿者活动的人工费和活动费正在逐渐减少，我只是想增派一些可增进日中友好的志愿者。

担任大使时，我走访了中国各省市。令我吃惊的是，任何地方都在播放反日节目。剧情全都千篇一律，身穿军服、佩戴军刀、手持手枪的日本军人是大坏蛋，最终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在中国的地方，“日本人=大坏蛋”的印象根深蒂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该如何改变？我每次会见中国政府政要时都会呼吁“这太不正常了，希望能够改善”。我还到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过自由讨论。

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志愿者活动等，增加与中国人的接触。“日本人=大坏蛋”的观念根深蒂固，与初次接触日本人的中国人交流并非易事。但是，为期2年的活动结束后，日本志愿者无一例外，全都哭着与中国人依依惜别。与志愿者接触过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想法确实发生了改变。我希望能增加这种活动。

因为与中国关系恶化，就削减预算、取消活动。这样做真的好吗？政治、经济和外交到底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吧，想必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吧。应该回到这个出发点更多地去发言和讨论吧。

丹羽宇一郎 简历：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出生于名古屋市。在伊藤忠商事粮食部门担任粮食外贸业务员时崭露头角。1998年就任社长，第2年果断清理了约400亿日元不良债权，实现了V字型复苏。2010年6月，因中国人脉丰富而受到关注，成为日本第一位来自民间的驻华大使。父母经营书店，从小耳濡目染，是日本商界数一数二的热爱读书的人。喜欢古典音乐赏析、书道和俳句等，爱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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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2︰香港點解搞成咁？（下）從世界仔到裙腳仔

（續前）捱過了世界末日，又來到年晚。回望過去十一個月，關於香港的我只記得全民退保、光復上水、南丫海難、新界東北、國民教育、特首跑馬仔。但其實2012原來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我居然對此沒甚麼印象，只記得領導人來港前，灣仔架起比人還要高的水馬。貪曾到狼英，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一度一度下跌。從失望走向絕望，點解會搞成咁？

（重溫上集〈從〈這是我家〉到〈難忘時刻〉〉，按此）

香港：亞洲國際都會？
回望我跟香港走過的這些年，細細咀嚼這些橫跨數十年的歌詞，我感嘆我們正失掉八十年代的宏願。那時候，即使我們是英國手下的小小殖民地，但小子志氣可不小。

「這是我家，是我的鄉，是民族世界岸，是我的心，是我的窗，是東方的新路向」──〈這是我家〉歌詞

我們很清楚，我們是港，我們是岸。我們連結著民族、東方和世界。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對自身的定義。未知當年定下「亞洲國際都會」綱領的官員，是否也是啟發自這段歌詞呢？

過去一年，香港大眾對此感覺殊深。香港現在走的路，既不像國際化，也不是亞洲化。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一如本地高等教育界一樣，「國際化」包裝下的「大陸化」。D&G反拍、簡體字餐牌、雙非、水客等等合成的「蝗蟲論」，點出香港人對「被大陸化」（或曰被大陸文化入侵）的抗拒、恐懼與不安。

曾經立足世界，今日卻瑟縮於阿爺身影下，那是怎麼樣的悲劇？

回歸+崛起=悲劇?
過去我在這問題上的思考，往往只停留於回歸的政治因素。但其實回歸是微觀政治的小環，中國崛起，叫全世界往東看，卻是宏觀經濟為香港帶來的壓力。大小內外的潮流，令香港不得不面向中國（中央），也是香港方向盤轉向的關鍵。

回歸中國，政治上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與中央繼續曖昧探戈。在沒有歷史可作參考的情況下，中央和香港都在摸索兩者之間的互動可能性。對於近日城內沸沸揚揚的「赤化」指控，換一個角度，其實作為中央想要加大對地方的掌控是可以理解。歷史上哪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不怕地方離心？香港今日問題不在於中央在管治上「加大力度」，而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一個特區怎樣回應。

至於香港的回應，很大程度上又與經濟考慮有關。隨著中國崛起，全世界都急於與中國結盟，以獲取最大的金錢物質利益。即使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兩黨曾經使出「反華牌」。面對實際經濟考慮，還是不得不與「跪低」，繼續與中國中長期合作。既然經濟重心移向中國是世界趨勢，香港作為世界一員也無可避免地要促進交流。中港經濟交流源遠流長，經過CEPA一伇之後，香港對內地的經濟的合作日多，而近於依賴。港府在金錢和尊嚴的衡量之下，選擇了前者。小事如李克強訪港在港大典禮中座位的安排，大如媒體的介入和警力澎漲，都顯示香港在中央面前自願放低身段。以政治換取經濟，無視社會問題，一於有錢賺到底。如果這是香港的死因，那也十分Hong Kong Style！

This city is dying!
繁此種種不過是小吉對香港的一些觀察，說到藥方，我實在是「無從判斷」。我不否定「倒梁」的需要。在我而言，「倒梁」卻不應是針對一個人，而是一種特質（例如：誠信）。正如當日狙擊曾蔭權也不是因為他是「曾蔭權」，而是表達我們對貪污的不能容忍。我們正以一次又一次的否定，透過消去法逐漸組構我們心目中特首的條件，為全民普選慢慢凝聚出社會共識。

另一個殘酷現實是梁下誰上？或者是我見識未夠廣博，恕我未能在香港找到一個卓越的政治家，能勝任特首一職。又或者是制度下窒息了特首的發揮，任何一個賢能處於此位，也難以在中央面前為香港人發聲。怎麼也好，香港缺乏政治人卻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各大政黨大力推動的「政治新星」培訓外，我十分同意香港研究的重要性。

香港作為唯一一個脫殖而不獨立的後殖民實體，既沒有前車可鑑，也不見得有為後世確立濫觴的價值。這樣的條件下令香港研究在學術界一直無法取得重視。對於香港的現象，我們都慣於以「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蓋棺，忽略了細節的研究，也窒礙了香港人對城市自身反思的機會。無法了解過去的城市，無法展望將來。最令人憂慮的後果是，一如大公司：本地分部沒有能幹的人，總公司便派人來整治整治。我想這是任何一個香港人都不樂見的惡夢吧？

尾聲
既然已經「搞成咁」，下面的路我們還能怎麼走呢？路不好走，但我相信每一個人一定還有他還能為這城市做的事。我還是會說出我看到的世界，那管這是真的假的、好的壞的。然而，我最擔心的是，終有一天不是我們忍受不了這頭巨獸，而是巨獸要把我們吃掉。有句老話是這樣說的：「一支竹仔會易折彎，幾支竹一扎斷折難」，把握我們還能走出的日子，為公義上街；抓緊我們還能我手寫我心的時光，憑良心說話。

最後我要感謝你的堅持，將這篇長文看畢。洋洋幾千字，總算是梳理近來對香港的一些思考，也可以拿來作為2012年的總結。我想我是樂觀主義者，我相信我們現在正身處於「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今日我們經歷的種種，將會是他朝我們變得更好的養份。為明天，無悔地過活每一個今天。再見2012！

（本部份原載於個人部落格，參考連結：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hk/2012/12/2012_31.html）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2012-11

盧峯: 「公審」小業主是向核心價值宣戰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梁振英及他的班子正在全面侵蝕香港的固有優良制度資產，正在向香港的核心價值發動全面攻勢，希望藉此鞏固本身權力，消滅反對聲音。若果不旗幟鮮明的跟他們抗衡，若果任由他們胡作非為，香港很快就會變得面目全非。

其中一個最鮮明又最令人心寒的例子要數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對私有產權制度的侵害。這位向來盡力為主子保駕護航的頭號「梁粉」聖誕前夕突然召開記者會，高調批評大角嘴橡樹街某商舖業主拒絕合作，以一人之利益妨礙重建項目，令二、三百名想重建改善生活的居民好夢成空；他還威脅說如果這位業主不肯及時讓步，整個重建項目將會告吹。張震遠高調批評及點破業主身份後，立時令傳媒跟進報道，有些還指業主是「釘子戶」，只想市建局出天價收購他的物業。可以說，為了令市建局的重建項目不爛尾，張震遠不惜以形同「公審」的手法向業主施壓，逼業主讓步。在龐大的輿論和道德壓力下，商舖小業主被迫簽署城下之盟，同意讓市建局收購本身物業，而張震遠則得意洋洋的說這是「聖誕奇蹟」。

然而，這個所謂「聖誕奇蹟」是建立在侵害私有產權及無理欺壓小業主之上的。業主擁有物業產權，自然有權按自己的想法、意願處理及運用，其他人不應說三道四，政府也不應任意指指點點。至於是否接受重建計劃，是否把物業出售更必須尊重業主的意願，政府或擁有公權力的機構如市建局只能按市場交易方式進行討價還價及游說，不能透過任何方式施壓，否則便跟那些以非法手段如「淋紅油」、「鐵鏈鎖閘」的無良地產公司無異。可這一回張震遠正正是用上旁門左道的手段，正正是發動政治及輿論攻勢抹黑業主，令他背負貪得無厭的惡名，令他面對巨大的心理及群眾壓力，最終不得不放棄手上物業。張震遠的做法不是在赤裸裸侵害私有產權、不是在恃勢欺凌小業主嗎？

當然，市區、舊區重建有它的重要性，也涉及重要公眾利益。此所以立法會在制訂相關條例時規定，市建局一旦取得八成或以上業權便可展開強制收購，希望在公眾利益與私人業權間取得平衡，希望既可保障小業主又能加快市區重建。有了這樣的法理依據，不管市建局或小業主都該遵守遊戲規則，都該按有關規定辦事。偏偏張震遠卻視法例如無物，來一個輸打贏要；在未能取得八成業權下「出茅招」，以輿論及政治壓力逼本來不接受收購的業主就範，還要趾高氣揚的說成是甚麼奇蹟。這不是在粗暴踐踏業主的權利、不是在破壞私有產權制度嗎？

應該看到，對私有產權的妥善保護不但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本因素，不但是吸引中外資金投資香港的關鍵，更是北京處理香港前途問題時的指導思想，更是《基本法》的重要內容。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附件，香港將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及私有產權制度至少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的第六條也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張震遠身為行政會議成員，躋身政府決策核心，他沒有理由不明白私有產權的憲法地位及重要性，他沒有理由不知道私有產權是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現在，他居然為了立功，為了配合梁振英大興土木興建房屋的目標，不惜以勢壓人，不惜以不恰當的手段逼小業主放棄本身物業，犧牲自己的權益。這充份反映梁振英及他的班子根本毫不尊重香港的制度資產與核心價值，根本不重視市民的憲法權利。像這樣的人，像這樣肆意損害私有產權的政府，市民怎能啞忍、怎能坐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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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吳敦義不誠實的訪談錄！

12月17日《明報》登載了台灣副總統吳敦義的長篇訪談錄，吳是我的老同事也是老友，但那篇訪談錄，無論從歷史及現實觀點來看，都極有問題，不得不論。由於吳是台大歷史系畢業，所以先就史觀而論。

古代中國有許多偏安政權，所謂「偏安」，就是這個政權丟掉了中原，局限於東南一隅，由於北歸無望，遂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偏安意識」和「偏安論說」。古代中國有東晉及南宋這兩個最大的「偏安政權」。我最崇拜的明末清初大學問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就對這種「偏安政權」有過極銳利的觀察分析。他在《讀通鑑論》裏就如此說東晉﹕「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他在書中也指出，「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他的意思是，「偏安政權」由於日子好過，這個政權只剩下貪圖安逸的僥倖心理，而人們都知道國家的存在有許多目的，國家必須有國防，抵禦外侮；國家必須有共同的意識，來團結人心，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安逸而一直存在。只貪圖安逸虛無的偏安心理，注定了東晉的沒落。

至於南宋的「偏安」，王夫之在《宋論》裏就說得更痛切了。他指出，自南宋的高宗起，「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由於南宋只是苟安講空話，不談根本的道理，於是苟安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流價值，他指出南宋自秦檜掌權之後，忠勇之士不敢有所激揚，而賢能者也只求安然保泰，苟求無過，即自矜君子。虛假的和平即被大肆吹噓。整個南宋成了沒有骨氣但知苟存的時代。如果我們去讀南宋歷史，當可知南宋在當時的遼金蒙古人之間只是陪笑臉、耍伎倆的嘴臉，一下子向這個稱臣結盟，一下子又和別人結盟，到了最後蒙古左承相伯顏對南宋極為痛恨，表示「宋人無信」，而堅定了滅宋之心。由東晉及南宋的偏安，我們已可看出一個偏安政權會出現「偏安心態」和「偏安論說」，整個政權只想偏安的永遠化，而沒有了大志氣和大格局。

今天的國民黨是典型偏安政權

而今天的國民黨就是個典型的偏安政權。國民黨從來就不是個愛好和平的政黨。當它從前在中國當權之時，對地方自主的勢力一點也不客氣，一定要以武力征服；當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它也是全力剿共，拒絕和談，國民黨在1949年先去大陸前的那段歷史，其實也沒有多麼光彩。國民黨到了台灣，它對台灣人民其實也沒有多厚道，1947年有「二二八事件」，大量殺害台灣人民，後來的白色恐怖，台灣人民也付出慘痛的代價。今天台灣的民主，絕對不是國民黨的功勞，而是台灣人民的功勞。

1949年後，國民黨敗退到了台灣，它和中共本質上仍處於「未完成的內戰關係」，國民黨政府對大陸的地面突襲一直持續到1964年，空戰則到1967年始告停止，海上作戰則到1969年，金門炮擊完全停止則在1978年。在戰爭行為上，這叫做「技術性停火」，它的層次比「條約性停火」低，這意謂着兩岸的內戰本質上並未結束，而只是在行為上認為不必而已，主動權仍在北京這邊。

因此，兩岸的關係仍處於「未完成的內戰狀態」，它的未來選擇只有兩種，一是以和平方式進行國家的統一，這是北京方面的策略。第二則是抗拒和平統一，使台灣的偏安永遠化，換言之，就是台灣以和平方式獨立。這乃是今天台灣馬政府正在進行中的事，也是吳敦義這篇訪談錄在宣揚的事。

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也知道，它從1949年被趕出大陸後，它即已失去了中國的宗主權，隨着中國的穩定，它已北歸無望，只能求台灣的永久偏安。而在這個時代要永久偏安，其難度其實極大，武力姑不論，在經濟上尤其需要格外努力，必須永遠領先中國，科技要永遠進步，要像南韓一樣，以科技立國，以一個中小國家發展成科技大國。但這需要極強的國家意志，但台灣只是個偏安政權，完全沒有類似於南韓的國家意志。於是遂有了今天這種乞憐式的和平台獨論。

今天的台灣在經濟上依賴中國日深，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台灣的重要企業大量西移，今年11月，台灣出口貿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例高達51.7%，而「海外生產」絕大多數都是大陸生產，這代表了台灣已快速的產業空洞化，中國大陸已抽空了台灣的產業、技術及人力。它造成了台灣年輕人的失業嚴重，平均薪資的下降。台灣的馬英九民意支持度已掉到20%或更低，這個政權已搖搖欲墜。

乞憐式的和平台獨論

而它對大陸，則說「不統」、「不獨」、「不武」，它不敢公開說獨立，又不要和平統一，自己沒有武力也希望大陸不要用武力，它只是希望永遠保持現狀，也就是以和平方式搞獨立，希望北京給它國際空間。它所謂的和平其實就是一種乞憐式的和平。但最近在搞的卻又是「聯美制中」，這也是北京對馬政府完全不信任的原因。兩岸的籌碼全都在北京這一邊，北京只是在等着台灣自己的沉淪而已。吳敦義在訪談錄中話是講得很好聽，但那種和平偏安、和平台獨的調性已很清楚，今天台灣民生日益凋蔽，他都略而不談。因此他的訪談錄，只是一個海外文宣，有太多破綻。他希望北京讓馬政府的偏安能夠永遠，這也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說詞，它也是違反了歷史的規則。

歷史並不是沒有給過國民黨機會，但它自己失去了那個機會。它在大陸失去了機會，將來甚至也可能失去台灣的機會。今天台灣內部問題重重，國民黨的危機已開始表面化，這都不是文宣詞令可以概括的。所以我認為吳敦義的訪談錄是個誠實不足的訪談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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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梁振英大換血行動

2012年即將過去，梁振英政府也「去舊迎新」。政府上周五公布的12個諮詢委員會及公職任命中，至少有7名新獲委任人士為特首梁振英的「內閣」或「梁粉」。梁的公職大換血行動正式開始。

除兩名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及張志剛獲委新重任外，多名在特首選舉中為梁振英出謀獻策的智囊成員，都被列入最新委任名單內。明日起接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的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以及新任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林日豐，同樣是梁振英競選時的教育政策智囊。前者一度盛傳為教育局長大熱，本身為獅子會中學校長的林日豐，更在梁振英於今年1月發表教育政綱時，一同出席簡布會。

獲委為廉政公署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成員的陳建強 ，則是梁的助選團成員。這位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經常在報章撰寫「挺梁」文章，挺過5司14局改組，大力支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近他在文章中呼籲公眾，不應再糾纏於梁的僭建問題，甚至反問「僭建問題真的這麼嚴重嗎？」

新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譚鳳儀，被指曾和多名學者組成被形容為「梁營」的「高教呼聲」七子名單，參加選舉委員會高教界選舉，最終落敗。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新任成員劉文君，則有份提名梁參選。

一朝天子一朝臣本也合乎政治倫理，但在梁振英任命「梁粉」高靜芝擔任中央政策組顧問，插手政府公職委任事宜後，這一輪大舉安插「梁粉」入局的舉措，恐怕陸續有來。當各個政府諮詢組織和聲處處，異見卻被消音，政府推出的政策自難取得民心。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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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中日「歷史問題」 勢必重燃

隨着新內閣公開亮相，安倍新政府正式擧航。面對持續低迷的經濟，又歷經去年大地震的衝擊，安倍政權能否打破過去7年「一年一首相」的定律，取決於經濟議題上是否有良策。

在外交方面，面對「領土危機」，安倍力主鞏固日美同盟，日美關係可望比民主黨時期更穩定。至於中日關係則暗礁重重，如今釣魚台危機仍未化解，如何使中國海監船與飛機不再進入釣魚台12海里，安倍恐怕要絞盡腦汁。

展望2013的中日關係，除了釣魚台危機，沉寂了3年多的「歷史問題」恐將死灰復燃。

剛下台的民主黨曾在黨內達成共識，即避免「歷史問題」重燃。因此，過去3屆民主黨內閣不僅首相自律，也不輕易放行閣員前去參拜靖國神社，這是戰後自民黨歷屆政府做不到的。

令人擔憂的是，剛亮相的安倍新內閣充斥着「右翼」面孔。不僅安倍本人與副首相麻生太郎是戰後罕見的「右翼」首相級人物，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是安倍死黨，反對將「慰安婦」寫進教科書；行政改革擔當大臣稻田朋美是最「右翼」的女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總務大臣新藤義孝則於今年8月組團往釣魚台並促使10人登島；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則曾反對中國駐日使館購地建新館舍。

儘管基於經濟因素的考量，安倍新政府不會主動故意挑釁中國，然而由於新內閣「右翼」指數「超標」，過去自民黨時代屢見不鮮的閣員「失言」、參拜靖社、教科書問題恐怕會再度重演。事實上，主掌文科省的下村博文已揚言要修改涉及歷史認識問題的「河野談話」與「近鄰諸國條款」。

釣魚台危機未解，「歷史問題」又將重燃，2013年的中日關係如何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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