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0 September 2012

张闻天影响历史的大事,第一件是把毛泽东扶为领袖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水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展工作,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

  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张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做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留得光辉在人间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7月1日,他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摘自《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梁衡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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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积贫积弱,还是历史上最辉煌时期?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他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 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 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观的变化 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此文系作者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

    作者:邓小南,195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7月被聘为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邓小南,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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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動手的真正盤算是什麽?


《新史記》蘆笛



隨著蘇聯檔案解密,有的學者開始認為,斯大林同意北韓入侵南韓與艾奇遜的演說無關,並對斯大林的動機提出了新的解釋。據我有限閱讀所及,大致有三類看法。

第一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沈志華教授在回答“鳳凰網”採訪時說的。他認為,斯大林決定發動韓戰的目的非常簡單,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是因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他在中國丟失了中長路、旅順港。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沒有不凍港,失去了出海口,所以他要控制朝鮮半島,取得不凍港,“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所以就同意了金日成發動戰爭。(注18)



沈志華教授。(高伐林攝)

竊以為,此說恐難成立:

第一,它只是個猜測,既無直接證據亦無間接證據支持。

第二,它難以自洽:據我不完全的瞭解,北韓境內就有清津、興南、南浦、金策、元山、雄基等六個港口,其中有四個港口冬季仍可航行,何必去南韓搶?

第三、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最突出的特點,是極度謹慎,專門欺軟怕硬,避強淩弱,只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二戰前,他千方百計避免與德國和日本衝突,欺淩弱國卻無所不為。二戰後,他又千方百計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甚至不惜默默忍辱。

沈志華教授自己就揭示了這些事實:韓戰爆發後,美軍飛機多次侵犯蘇聯領空,甚至在1950年9月4日擊落了一架從旅順基地起飛進行訓練飛行的蘇聯轟炸機。蘇聯提出了抗議,但被美國拒絕。在進一步提出抗議前,斯大林還讓下面再次核實情況是否準確。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第二天,麥克阿瑟派兩架噴氣式戰鬥機襲擊了蘇聯濱海地區蘇哈亞市附近的一個機場,蘇聯作了唾面自乾的最大克制:既沒有派飛機升空迎敵,也沒有使用防空火力還擊。次日外長葛羅米柯召見美國參贊表示抗議,但美方拒絕接受抗議照會。蘇聯人只好把照會寄給美國大使館,卻又被美國大使館退回。斯大林不但忍氣吞聲,還把這看成是美國的警告,嚇得再不敢履行當初作出的派空軍為中國軍隊助戰的承諾了。(注19)

如此慎重的人,怎麼可能為了取得一個不凍港就去輕率冒險?

第四,根據上述第三條可知,斯大林下決心的前提,一定是覺得北韓冒險不會引發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亦即沈教授說的“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這個前提不滿足,則哪怕南韓有再好的港口,他也只會咽下饞涎。因此,想要不凍港不足以構成斯大林下決心的充分條件,更不可能是其必要條件。它當然有誘惑作用,但在他的利弊權衡中實在是無足輕重。

實際上,斯大林在很長時間內都在擔憂介入與美國的直接衝突。1950年1月以前,斯大林一直禁止北韓向南韓啟釁,只許北韓自衛反擊。1949年9月初,金日成向莫斯科請戰,準備奪占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如果國際局勢許可,就繼續向南方挺進,聲稱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奪取南朝鮮(注20)。斯大林於是命令蘇聯使館進行調查,評估雙方實力、南方人民對北方發動戰爭的可能反應,以及美國對北韓入侵的可能反應。蘇聯代辦調查後向莫斯科報告,人民軍實力不足以速勝,戰爭可能遷延不決,美國人很可能會介入,並利用它來作反蘇宣傳。即使光是奪下甕津都會使得戰事擴大,為美國人干涉提供藉口。(注21)

據此,9月24日,蘇共政治局否決了北韓的入侵計劃,理由之一是它會向美國提供獲得聯合國授權派兵的法律依據,使得美國在朝鮮長期駐兵,推遲朝鮮的統一。(注22)

10月30日,斯大林因蘇聯大使容許北韓沿著邊境進攻南韓位置而申斥了他,說:“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注23)

因此,斯大林像當年生怕觸發與納粹的大戰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捲入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政治局指示準確地預見了後事。從這些證據來看,竊以為,為了個溫水港就輕率決定冒險,不像是這位不世出的戰略大師幹得出來的事。

斯大林的態度開始鬆動,乃是1950年1月底的事。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哭訴,說若再不“解放”南韓,則他將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要求去見斯大林,獲得批准他進攻南韓的命令。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後將給予援助。(注24)

1月30日,斯大林致電蘇聯駐朝大使: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此舉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會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注25)

因此,儘管“幫助”的內容十分含混,斯大林畢竟是幾年來頭一次鬆了口。但3天后他又通知金日成,這事必須保持絕密,既不能告訴其他朝鮮領導人,也不能告訴中國同志(注26)。直到3月18日,他才同意向金日成提供軍火(注27)。而他批准金日成發動戰爭,則是4月的事了。光從他花上這麼長的時間才打定了主意就能看出,這對他來說並非容易作出的決定。只是他後來覺得可以避開與美國交戰的危險,才最終有條件地批准了金日成的冒險。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他把自己的考慮說得清清楚楚。

注釋:

18 沈志華:《朝鮮戰爭“陰謀論”是斯大林編的》,http://phtv.ifeng.com/project/special/38junduandao/shishi/detail_2010_12/10/3447719_0.shtml

19 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20 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電子書,無頁碼。

21 Tunkin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14 September 1949, in Cold War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hereafter CWIHPB), issues 6-7,p. 7. 1995/1996

22 Politburo Directive for Shtykov, 24 September 1949,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p. 6-8.

23 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 no. 4, pp. 446-47.

24 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in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25 《斯大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26 Kathryn Weathersby, ‘‘Should We Fear This?”: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39,  p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ly 2002.

27 《斯大林關於同意向人民軍提供所需裝備致什特科夫電》,1953年3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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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的無知

自當日林鄭月娥司長信口開河,批評廉政公署及申訴專員公署為特區政府施政的阻力後,已遭各方度評擊。本人亦無謂多插一句,落井下石。不過在此希望為現今乘著振英上台而雞犬升天的政務司司長補補課,以免下次潛意識內「執行能力」的魔鬼作瑞而又再「失言」。

兩署的作用及對香港現代化的影響

廉署1974年成立至今,以肅貪倡廉為目標,採取防止、教育及調查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申訴專員公署則在1989年成立,專責監察政府運作,負責處理及解決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因行政失當而引起問題。兩者都是獨立機構,監察政府運作,前者調查香港社會中包括政府及私人機構內的貪污瀆職,後者調查並點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運作時因失當造成的資源浪費。兩個機構,雖然獨立運作,監察政府,立署的用意都並非要阻撓政府施政,而是完善官僚運作,增加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及施政的信心。
兩署重重監察,將濫權瀆職的害群之馬在體制中移除,將體制中失當的行政運作導正,長遠減少了資源的浪費,增加政府運作的效率,鞏固香港政府良好的形象。除此之外,兩署的存在還令香港因市民對政府運作的信心提高,安心在香港居住,形成主體意識;外來資金亦因為香港轉趨穩定,更樂意在香港分設公司,先進技術得以流入,讓經濟起飛,大大增加香港的就業機會,促進階級流動。兩署的設立,並不如林鄭司長所講,阻礙政府的執行力,而是使香港的體制變得更為完善,加速香港現代化的過程。

兩署對香港的國際形像

兩署除了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也是香港在國際之間立足的重要基石。首先,申訴專員公署的運作提升了公務員工作的效率,使香港政府的運作在國際名列前茅。另外,香港廉政公署作為世界首個廉政機關,其成功使世界各地爭相仿傚,每年更會有各地的執法機關派代表到香港進行交流,汲取肅貪倡廉的方法和經驗。再者,廉署在香港推行的反貪教育滲透社會各階層,廉潔的美德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市民擁護廉潔,是經濟起飛以外讓香港蜚聲國際的主要因素,也是鄧小平肯定香港展發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模範,及實行「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如果香港有一天沒有了兩署「阻礙」政府施政,結果絶非只有「香港玩完」般簡單表面,而是香港的國際聲譽受損,連帶打擊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國肅貪倡廉的決心。

所以在下還是請林鄭月娥司長以後別再故作無知,拿香港核心中的核心價值開玩笑。因為要承擔打亂「一國兩制」算盤的責任、風險及罪名,你永遠都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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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國慶日反思香港亂局 極左思維不利繁榮穩定




今年國慶日,適逢緊接覑周日的中秋節,對享有5天工作制的打工仔而言,有連續4日假期,際此秋高氣爽,享受幾日悠閒,是一大美事。不過,這幾個月來,政事蜩螗、社會躁動不安,趁此稍為寧謐日子,心境較為平和之際,權力當局梳理一下紛亂時局,重新認識一些事態或反思一些做法,或有助於香港局勢撥亂反正。

左派描繪「敵對勢力」  使人忐忑不安

梁振英政府執政3個月以來,事態一浪接一浪,政府窮於應付,感覺上使人覺得香港「很亂」。近期,左派陣營對這3個月來事態的認知,使人深感不安,他們上綱上線地認為是利益集團、港英餘孽、民主派等要搞亂香港,甚至說是對特區政府以至中央發動總攻擊云云;在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和新界東北規劃爭議,他們都「製造」幕後黑手,認為是敵對勢力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要癱瘓香港。不過,在香港生活,稍為關心政治社會事態的人,對左派陣營描繪的「敵對勢力」,有點丈八金剛,摸不覑頭腦,因為事態都很清晰淺顯,看不到有什麼陰謀詭計,我們認為,除非有證據,指證黑手的存在,若捕風捉影危言聳聽,這類陰謀論對港有害無益;同一準則,也適用於指控特區政府的人。

回顧過去幾個月,梁班子接連出事是證據確鑿的。特首梁振英寓所有僭建物,原任發展局長麥齊光20多年前與同事的租樓、賣樓安排涉嫌違法,現任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妻子涉及經營房等,都是事實,傳媒循公開資料揭露情,是單純的新聞採訪,絕無什麼動機和不良目的。除了麥齊光涉嫌違法被廉政公署拘捕,梁振英和陳茂波涉及的情,只要他們開誠布公,向公泷如實交代,事情可能不太複雜,但是他們迄今仍然說不清楚,使個人誠信備受質疑,這是他們應對危機處理不當,與人無尤。

至於新界東北規劃爭議,政府在3次諮詢中,連採用傳統方式由政府收地發展,抑或公私結合發展,都未能清楚交代,而信息混亂,鄉郊土地究竟有多少供原居民興建丁屋,官員也說不清楚。另外,發展與保育矛盾是近年本港的新情,各方利益集團提出訴求和行動,是預期之內,政府若認為這種大型規劃不會起爭議,那是昧於情勢。

其實,只要細心分析,目前對新界東北規劃提出異議的人,大多數並未反對開發土地去應付市民長遠住屋需求,他們只是對土地使用有不同看法,或是受影響居民爭取利益而已,政府的工作和責任,就是要理順不同意見,在法律框架下照顧和分配好各方利益,如此而已。政府的政策若得民心,雖然仍會遇到一些阻力,但無人可以癱瘓香港。

反對國教科運動之極速發展和壯大,主要是教育局被揭發參與「洗腦」教育,市民警覺香港有被改造之虞,於是挺身而出,捍衛核心價值和一國兩制。數以萬計市民在政府總部集會,所展示波瀾壯闊場面,說明一國兩制在港成功落實,因為市民知道不強烈表態,香港就會逐步滑向「一國一制」。鄧小平締造一國兩制,若他泉下有知,對港人在反對國教科的表現,應該感到欣慰。

國教科爭議愈演愈烈,也與政府應對失措有關。首先,政府對問題認知有落差,誤判市民的意志和能量,使政府處境被動和尷尬。即使被認為反映政府意志的「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讓步到國教科課程指引「失效」,實際上等同撤回,不過,政府仍然未肯斷尾求生,讓國教科像腐肉的蛆蟲一樣,繼續腐蝕覑政府的肌體。梁振英政府若能審時度勢,果斷撤科,情勢當不至於如此惡劣。

關於國教科爭議,有一事特別值得討論。國教科目的為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不過,本港保釣人士駕「啟豐二號」,衝破重重險阻,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從事態發展看來,中國政府一改過去的軟弱態度,以強硬立場回擊日本,本港保釣人士的行動起了一定促進作用。無人會認為保釣人士不愛國,但是個別保釣人士迄今並無回鄉證,被當權者拒諸國門,這是莫大諷刺,不過,事態說明香港不搞「愛國主義」,港人仍有愛國情懷。

另外,全國掀起的反日浪潮,許多地方都發生打砸搶事件,有人譏諷中國人除了做順民,就是做暴民;在香港,同是中國人,港人反日行動井然有序,有理有節,這種文明理性,是成熟公民社會的表現,說明港人未經國民教育科或愛國教育洗禮,卻表現出泱泱大度的國民素質。港人愛國,並非「情感觸動」有功,而是歷來接觸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潛移默化而來。若要港人認同國民身分,只要恢復中國歷史為必修科,設計更多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課程內容,就可以確立港人認同「中國人」的身分。

公民社會必然現象  管治必須適應港情

我們今日討論梁班子的處境、新界東北規劃爭議和國教科3宗事態,只是想說明3點:

1)市民在3件事的表現,是成熟公民社會的必然現象,並非什麼幕後黑手操縱,也不是對政府和中央進攻,若政府未能妥善處理,或是認識不足管治能力不強,或是本港的畸形政治體制,根本未能應對公民社會的訴求。

2)我們看不到有所謂「敵對勢力」要搞亂香港,反而看到極左思維在港抬頭,從迄今所見狀,極左思維可能已經影響了中央的對港方針政策,稍為熟悉香港事務的人,都會知道這對香港的穩定繁榮,極其不利,我們期望「要警惕右,但主要防左」這兩句話,可以防止香港滑向歪路。

3)我們認為毋須在港搞「統一戰線」這一套,因為香港並無敵我鬥爭,只有人民內部矛盾,所以毋須「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以免發生不必要鬥爭。若真正愛護香港,就讓特區政府自行治理,解決問題,而非以極左的一套拖覑特區政府的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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