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國兩制框架當中的緊張局勢，可能免不了會造成一國一制的結果。台灣總統蔡英文對香港現時政治危機的見解，可謂一針見血——莫說一國兩制在台灣不可行，以香港為例就證明了獨裁與民主無法並存。」眉上清爽的劉海、深色粗框眼鏡、醒目的口紅，當這位法學榮譽退休教授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的聽證會上，字字鏗鏘有力地發言，陌生臉孔讓人眼前一亮，她是領導NGO「中國人權」的執行主任，香港人現在認識Sharon Hom，反倒不熟悉她的中文名字。
她5歲時，家從大坑一下子換到美國紐約州長島，住在洗衣店後欄，父親是餐廳侍應，「佢住喺餐館宿舍，每個禮拜一次小巴送佢哋返來屋企」。少女時代，他們家開了一間食店，有次移民局職員來查證件，在客人面前大聲喝罵羞辱他們，之後轉身就走。如果問Sharon從那時感受到人權這回事，她就會告訴你當時經歷。「我還只是個青少年，立即追出去，追到停車場，向職員大叫：I want your badge number! I want your badge number!（給我徽章號碼！）父親可嚇壞了，連忙拉住我說收聲、收聲。」
今天她選擇為人權發聲，在美國國會一項接一項地數算香港警察涉及濫權的行為。過度使用武力、以不反對通知書箝制和平示威，亦沒數漏不見冧把的警察「喬裝」示威者。直播後，她引來一片盛讚聲，說她答問時論據清晰有力，有人評論Be like Sharon Hom，為香港，就狂做嘢，又狂讀書。隔着12小時的時差，摘下眼鏡、將頭髮散落肩上的她越洋透過Skype做訪問，聽到這些網上評語，她雙手摀臉，大笑不止，鏡頭前的霸氣盡消，更帶一點點傻氣。
北京教法律 因六四心碎
「6月的一二百萬人遊行我都去過，差點要了我的命。我也老了，還要上港大的課，實在筋疲力盡。但回紐約時我覺得叉足電，從遊行裏得到力量，學生亦送給我很好的禮物——他們這一代的希望。」八九民運前夕，她曾離美到中國教了兩年法律，剛到埗時北京腔一個字都沒聽懂，用英文教書，學生也沒聽懂，她硬着頭皮轉用普通話教。當初入中國，「全家人都認為我傻了，一個單親媽媽帶小孩到北京」。臨走時學生到她家幫忙執行李，崔健上來請她吃飯餞行，還讓學生驚訝教授跟搖滾音樂人有交情。「但六四令我心碎，我度過了非常沮喪的一年，究竟花的時間有何意義呢？以為自己幫手建立法治，卻發生了八九的事……我覺得徒勞無功，放棄一切去做的都沒有用。」
後來朋友對她說，Sharon，你來找希望，是找錯了地方。她曾再遇學生，「他們說，譚老師，我們不能活着看到改變了。但他們比我年輕那麼多﹗」
她的世界從此不同，在美國教法律體會不到的，是中國學生縱然承受壓力，沒有表達自由，仍然嘗試努力改變，「學生、社運人士教懂我，那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也不是當下一刻的事，像一列火車，路軌很長，你能推動它一點點，就是那一點點」。不過身處戰鬥中的香港抗爭者在想，Now or never。「我完全同意，這當中有不同層次的策略，我只是說策略上視野要長遠些，而now or never是要好好利用歷史上的關鍵時刻。」
吃盡複雜身分的苦頭
她回港見證了九七歷史時刻，提到當年的隱憂，「整個儀式都講英語及普通話，一句廣東話都冇人講，怎可以回歸都沒有一個字是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來說呢？第二，很多香港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送英國酒、買旗袍，「說得有多驕傲、我們是中國人要穿旗袍，這種民族主義到頭來已看到有多危險」；第三是身為律師，她認為一國兩制的框架內，獨裁政權與民主體制難以共存，會造成緊張局面。
詞鋒銳利、理據分幾點不含糊，正是她在聽證會上的神態。「看到有些留言讚我英文說得好，我感覺很奇怪。」中國人權內地同事會笑她的港式普通話、香港同事卻又笑她廣東話很差；以往在美主持法律講座時，亦有觀眾驚歎她英文說得流利。她吃盡複雜身分帶來的苦頭，「我成長在一個充滿種族和性別歧視的社會」。1980年從紐約大學法學院畢業，最初踏進班房，亞洲人連她在內不出3個；到當上了教授，出席雲集上千法律教授的會議，同場只有另一位日裔女教授與她一樣是亞裔，兩人慶幸得幾乎同時互問對方在哪間大學教書。
在紐約做個法律教授，生活可以相當優渥，「我爸爸說你要是覺得自己那麼聰明，為何沒有賺大錢，當上大名的律師？」
為香港這一連串的游說工作，她說「中國人權」沒獲任何資助，得自掏腰包。當國際社會在問，香港是不是在進行一場文化抗爭（cultural battle），她以更闊的框架來表述：「香港這場抗爭是捍衛人權的根本，保存自己語言、歷史、文化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是普世的基本人權。」更根本的，是捍衛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她說「中國人權」支援香港的工作，是保障香港人有提出任何訴求的權利。「這項工作不容易，但我們會守着對香港的承諾，不會放棄。」
受香港年輕人啟發
香港的事，對她來說是「我們」的事，自己也是香港人。訪問以英文對答，偶爾激動時夾雜些廣東話，但「香港」兩個字常常夾在一句英文裏，她習慣不說Hong Kong。當連登出帖要為她開個fan club，Sharon連忙解釋自己的想法是倒過來的，是香港年輕人啟發了她，但工作受到認同，她合掌：「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似是覺得來自香港的這份肯定，深深地回應着她窮一生氣力對抗種種身分帶來的質疑，「家人都認為我總是做錯決定的」。
不過談及狂讀書所為何事，她的答案無減鋒利，「我知道這樣說，學者會好憎我。當你是個學者，寫一個關於人權的案例，但卻沒做任何事去作出改變，我意思是真的試着去改變，那就像是吸血的知識分子，因為在學術界，論文就是資本。我不是說全部人都要上街，但我覺得他們要說出自己的研究到底有什麼用。知識不止用來理解世界，而是要改變它」。That's our purpose of knowledge, is to change the world, because the world needs changing. 慷慨一番後，她又很自覺地問，Does it make sense?
愛貓之人 見一隻救一隻
收起銳利時，她不時會自嘲，接着喜孜孜地分享自己的一切，例如貓。說時眼與唇彎成可親的大弧度：「就算我的同事18年來盡力阻止我談貓，我還是那麼愛講。」兩年前她再收養上了年紀的80磅大狗，「去年他讓我摔斷了腿」，得用Skype教紐約大學的法律課，她將臉向鏡頭哄前，模仿上課時貓就是這樣「突入」搗亂，她邊道歉邊抱走，「真的很搞笑」。家裏現有一犬十三貓，輩分最高的，是19年前她從北京髒巷子撿來那一隻，本來剛告誡過自己不要多事。「那是一個13號的星期五。」遇貓前幾天，她路過見到街上有個男人在粗暴地踹一個女人，旁邊幾歲小孩哭叫媽媽，她二話不說走到兩人之間叫住手，卻受了男人一拳。「後來洗澡才發現身上一大片瘀青，那時我告訴自己，別再多管閒事，以後行過便算。」見到貓的那刻，她聲容兼備地重演：「我不斷念別管閒事，記得幾天前的事吧？於是我打算走開，可又做不到，『不要望不要望』，回頭抱起他，『不不不』，看一眼，『噢完了』。」阿爸罵她傻，她的廣東話聽上去像舊時腔調：「佢話咁多貓喺大陸，你全部啲貓可唔可以救得㗎？」說回英文：「我話you know what，對這隻貓來說可是個巨變！我救不到中國每隻貓，但牠在我眼前路過，我就有這個義務﹗」
聽過左膠、大愛嗎？她耍手擰頭，「信我，我不是什麼都愛。我說的是compassion」，對他者的痛苦懂得同情共感。若細看身邊的社區，不論是港九新界，旺角或大坑，她說：「都會感到一刻絕望。」提起因運動自殺的人，Sharon沙啞了聲音，想起因六四而低沉的日子，曾自我作過艱難的請求：繼續抱住希望，繼續戰鬥。她覺得香港人對氣候變化不能坐視不理，也要保護動物權益，但做人權工作時，瞬間換上幹練口吻，「我會對準焦點，具體地根據事情，以實際策略來應對」。
香港人 只需要忠於自己
雖然她提醒香港抗爭者要放眼歷史和世界，強權輾壓人民並不是新鮮事，但在美國國會上的發言，Sharon Hom總結：「香港人正走出一條路，一場真正的革命已然發生」，「我說的所謂革命性，是只要我們做回自己、對自己真誠，就能為捍衛人類尊嚴的抗爭，提供一個革命性的模式」。香港正為世界上一課，但香港人不必為世界而戰，「我想強調的是，不用把香港的抗爭當成全球性的抗爭，全世界已在注視香港，香港人只需要忠於自己，走自己的路」。
Be like Sharon?「做別人很累，也不怎麼有效。」她說不是懂得在聽證會上play the game，只是團隊盡了最後一分努力，確保為每條可能出現的問題做足準備。其實大家說學吓Sharon Hom，意思都不過希望香港人能為自己的地方盡力？她聽到這個說法總算放心，「面對香港年輕人，我是be humble」。
■答：Sharon Hom，「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網址：hrichina.org）執行主任，紐約大學法律學院客座教授，9月17日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舉行的聽證會，與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Dan Garrett為香港問題發言及答問。
■問：黃宇軒，地理學博士、城市研究者、藝術家，通過創作與書寫介入政治議題和香港的抗爭，2014年在佔領區認識Sharon。
編輯//林曉慧
原文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