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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本文译自Ian Johnson（张彦）于11月24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下面是原文译文。
习近平经常被描述为中国几十年来或许是自毛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人们都知道他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经济改革，以及力度空前的反腐败。
但是，随着习近平本月完成他任期的第三年，这种判断似乎越来越错误，中国仍然陷在和习近平前任一样的禁忌当中。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一党制仍不愿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统治的制高点上撤退。当局显示出来的真正的创造力仅仅体现在推陈出新地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而不是用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
当我们认为习近平现在大概已经达到他权力巅峰的时候，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他在2012年11月15日就任共产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现在，我们不应该还认为习近平是新领导人需要时间来实现他的想法。相反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他已经到达了他影响力的巅峰。到明年下半年，各派将为2017年第19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争夺，届时将选出习近平的继任者，两者将在未来五年一起主政，正如2007年到2012年习近平在胡锦涛手下一样。
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习近平有显著的创新，他的首要目标似乎是保住他在2012年上台后接手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讲，这意味着当局控制着经济和社会的大多数。当局垄断着大多数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和自然资源。当局控制着政治生活，不允许任何有意义的异见。当局引导着社会生活。它允许非政府机构的存在，但是仅仅作为服务的提供者，而非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充满活力、批评的公民社会是不被允许的。随着技术创新的出现，例如在社交媒体上，自由区可能会出现，但是当局会尽一切力量将其关闭。
从1982年他的第一个重要职务以来，习近平就一直是政治上精明的组织内人。他的目标一直是重建共产党在1950年代早期和中期他父亲是统治精英一份子时的时代。根据官方的神话，当时，党清廉，官员正直，百姓满意。要想回归这个想象中的过去就意味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统治。
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在过去三年间习近平的动作就可以看到这是他改革的首要目标。最明显的可能也是最令乐观者失望的就是经济。在习上台一年后，他提出了经济改革计划，一些人欢呼为是自邓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计划。
但是，三年来，习近平大多数的改革——例如增加银行利率自由化或对外国投资人打开一点点股票市场——被视为是技术专家的修修补补更为合适。或许小的修修补补最终能导致大修，但是，只有当这些改变有更明确的目标，并且是更大计划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样一个计划存在——至少没有一个让经济更开放的计划存在。
也可能习会转向——或许缓慢的经济增长率会迫使他这样做——但是迹象并不乐观。最近《华尔街日报》一篇出色的报道显示，尽管习对经济放缓感到愤怒，但是放缓本身让他更谨慎，甚至更不愿意推动改革。
在社会政策上也是如此，真正的创新一直是幻象。一胎政策变成二胎政策抢到了头条，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几乎没什么意义。很多人已经可以生二胎（因为他们无视规则，或生活在农村，或属于少数民族），更多人发现生不起二胎。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挑战，稍微放松一胎政策只能说是调整，而不是变革。
在其他领域，例如法律，或非政府组织登记，政策与经济改革类似：对现行制度进行小调整，吸引媒体关注，但是不能挑战当局掌控。
习的反腐败如何？从一个层面讲，变化是非常真实的。抓的人比以前多，尤其是高官。甚至远离北京的低级官员也对参加豪华宴会和开豪车变得更加谨慎。例如，我认识的一个山西省官员已经完全停止了工作日外出吃饭，因为他害怕被控挥霍无度。最近，他女儿结婚，他坚持婚礼仪式低调，只有几十名客人，而不像几年前他会请几百人。
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运动”——而非法律改革或通过建立更独立的对政府的控制机制——来实现的本身就透露出了其局限性。要想让习近平的反腐败计划带来长期的社会廉洁需要改革，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有人吹捧说已经有了一些改革，但是那些主要是为了使目前的制度变得稍微更有效。党对法律制度的控制没有改变。这使得调查人员，检察官，法官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反腐败。（没有一个自由（即便是部分自由）的媒体，腐败往往也不能被曝光。）
与此相反，当局一直很擅长发现新的资源来为其权威站台。一个方法是通过民族主义和外国冒险来取得支持，例如在南中国海建礁。不明显、但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是对群众对社会道德低下的不满表示同情，并支持传统价值观。它试图通过将共产党和传统美德混成的由清官和良民组成的模范来实现。它推崇传统价值，例如孝顺，节俭，慈善，同时也暗示共产主义也同样享有这些价值。例如，在一个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利用民间艺术进行的宣传活动中，传统工艺——泥人，剪纸，山水画——与习近平的招牌“中国梦”口号已经融合在了一起。
即使是在文化生活的最基层也很明显。老马，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是一名退休木匠，唱传统民谣赚点酒钱。其中一个民谣讲述老北京的大门名字是怎么来的，另一个讲述老北京著名特产的历史：布鞋，中药，风筝，烤鸭和白酒。一天，他给我唱了一首新歌。
在卢沟桥
日本鬼子来了
想抢走这片土地
但是他们计划不能得逞
这让我很奇怪，就问他，从哪里学来的。
“这是一个老调，但是歌词是宣武门文化局给的。我们将要公开表演。有五六个表演者一字排开。每人三百元！”
我们谈话的时候是六月，当局计划在九月初庆祝战争结束70周年。即便是现在，纪念日过去几个月了，中国仍笼罩在爱国宣传当中。在中国的英雄形象已经饱和了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区文化局要大费周章给几个退休的街头音乐人写首歌来表演呢？
他答道：“有人注意到官方宣传了吗？他们出钱让我们在剧院唱几首爱国歌曲。当我们唱的时候，人们都听，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会宣传）。”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很高明。老马和同伴在北京剧院区的小剧场，或在公司的私人活动中表演。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人们的耳朵是打开的，不太可能会抵挡住这种形式的宣传。
但是，我也能看到这种策略在老马身上产生的影响。在过去，他唱歌是因为真正喜欢，那是他在公园里做的事情，偶尔赚点钱。现在，成了业务，而唯一的付费用户是政府的宣传机构。
在最近几周，当我遇到他时，他谈起了拿到的价值数万美元的大合同，表演一系列政府御用文人写的曲目。他现在正在为二月份中国农历新年的演出做准备。
他说：“我猜这是维稳的一种形式。人们听这个，他们高兴，你说政府好，但是，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宣传或维稳）。”
（译文略有删节）
作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和记者。曾任职《华尔街日报》。2001年，因为报导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他目前是《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刊物的撰稿人，以及《亚洲研究期刊》的编辑顾问。
原文Xi’s China: The Illusion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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