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内涵与由来
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是爱国主义？是拜金主义？是前现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杂糅而成的集体无意识？还是不必概括的伪概念？或者是别的什么？
在当代中国人这个群体中，普适性最强的价值观无疑是“崇拜金钱物质，相信弱肉强食，轻视精神文化”，唯二不受轻视的精神需求首先是重视家庭，其次是爱国至上。
客观来说，哪怕是持有上述价值观的人应该也会认为，这种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特有的，并不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普遍存在于众多发展中国家。
因为，这类中国人认为：欧美发达国家人大多是空虚或伪善的既得利益者，财富最多地位最高，于是或者沉迷故弄玄虚的精神文化，或者忙于贬低攻击以中国人为代表的弱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包括欧美穷人）大多是懒散愚蠢的生存竞争失败者，无力获得财富和地位，于是或者沉迷浪费生命的低级娱乐，或者想方设法攀附坑害以中国人为代表的强者。
只有我们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努力赚钱，努力提升阶层，对占据其他各国人民大量精神生活的宗教、艺术和娱乐，一律视为不务正业。要是我们中国人在赚钱和提升阶层的过程中偶尔感到痛苦，彪悍的人就责怪占便宜的人（但绝不是明抢的人），温和的人就念叨自己的家人，两类人一起想到国家许诺自己的未来会更好，痛苦便会平复许多。
正如被中国人以为是“自古以来”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套中国特色价值观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代知识精英（民国乡绅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被连根拔起，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又无法真正在现实中扎根的环境中自发形成的，可以说是一种局部的文化返祖现象，并不具备其他国家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常态下的稳定性、自洽性和社会契约完成度，显得含糊、幼稚又野蛮。
这套畸形价值观究竟是怎样成为主流的呢？这要先从人的价值观如何形成说起。一个人的价值观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从幼年到成年，在学校等制度化教育和习俗、家庭生活、人情世事等非制度教育中逐渐习得的。
当代中国人的确大多接受过学校提供的制度化教育，然而它与非制度教育却有很大矛盾，非制度教育本身又有着巨大的缺陷。这就导致了许多人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先天不足：学校传授的价值观和真实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偏差太大，既不可信又没吸引力，哪怕真想践行这套价值观，在生活圈里都找不到可以效仿的榜样；非制度教育在重视应试教育的同时，轻视知识分子、避谈政府职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关心政治”），试图把公平、自由、人生意义、社会责任等一切不可逃避的精神生活疑问都用努力赚钱和提升阶层作为解答，变相承认外部社会处于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利维坦状态，坚信血缘家庭是唯一可靠的堡垒。
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教育中长大的中国人，大致会形成如下几种价值观：
第一类人只接受制度价值观，这些人中自学能力强的极少数人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共当成修正主义甚至是官僚资本主义反动派，成为政府的敌人；其他人会成为民族主义者甚至民粹主义者，但在“辱华”雷区之外的问题上，可能并没有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其他毛病，典型代表是某些爱国大学生。
第二类人只接受非制度价值观，成为持有中国特色价值观的主流人群，只是不爱国。他们如果有爱国表现，也只是随大流凑热闹或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伪装出来的。当意识形态控制严重入侵日常生活时，他们完全可能自欺欺人，以爱国者自居；但只要风向一变，他们也会立刻忘记爱国这回事。
第三类人不相信价值观这种东西，认为所谓价值观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假大空话，相当于持有厌世价值观。他们可能是在逐利升级的主流游戏中失败，或意识到自己没有入场券的人，连钱和地位都不想要了。
第四类人在否定制度价值观和非制度价值观之后，接受了西方价值观。这部分人在中国数量很少，有机会通过海外的制度教育或非制度教育（透彻理解精神文化产品也算一种）形成迥异于其他国人的价值观，可以说多少拥有某种意义上的privilege，典型代表是政治少数派（即所谓的反贼）。
令人遗憾的是，哪怕是第四类人也未必真正持有普世价值观，往往包含大量杂质。这些杂质有的是西方价值观中最保守反智的糟粕，有的是中国特色价值观浸泡下的遗毒（即所谓的“狼奶”）。
这样梳理下来很容易发现，只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难免沾染前述“崇拜金钱物质，相信弱肉强食，轻视精神文化”，捎带着重视家庭和爱国至上的中国特色价值观。然而不应忘记，这套价值观是非常不稳定的。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特有的价值观，在此之前没出现过，在此之后也未必能维持。
中国人当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为了赚钱埋头苦干，为了成功不问政治的——别忘了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多久远，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又维持到何时。在历史上的中国人心目中，赚钱没有那么重要；政治，至少是地方政治，也没有那么不重要。
当今流行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赚血汗钱”价值观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改革开放后。这股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能量，源于对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十年中所受压抑的反弹。在那段岁月里，不仅是知识分子没有生存空间，农民工人也在消极怠工，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从事任何他/她的价值观认可的工作。如果借用鲁迅的中国史分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绝对是“想做奴隶（即所谓的韭菜）而不得的时代”，而改革开放后则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人们刚刚从连基本的劳动致富权都被剥夺的恐怖中解脱出来时，自然会带着近乎疯狂的热情拼命赚钱。
本来这种赚钱热情和文化渴望是可以同时存在甚至相互促进的，然而，在文革中从备受尊重的社会生态位上跌落下来的知识精英，反复挣扎之后终究没能在中共威权之下走出一条生存道路，受此影响，精神生活逐渐成为一种危险远高于收益的“非必要”活动。
从前三十年的历次运动迫害，到后三十年的各种封杀监禁，中共执政期间无数明晃晃的事实反复向中国人宣告：读书只有一条正道，那就是先拿文凭，再做实业或进体制。读书的精神文化用途往小了说屁用没有，往大了说危害国家，真要干的话，都是轻则砸饭碗，重则蹲大牢的歪门邪道。
于是，中国特色价值观最终成型：做中国人，就是要有钱有特权。有特权相当于有钱，有钱才能勉强跟上特权。不管是谁，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来自钱不够多，特权不够大。前半生一定要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和特权——用好听的说法叫阶层提升——而奋斗，后半生发现奋斗到头也就这样了，为了人生有个盼头，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庭（即结婚生孩子），才能把自己仅有的这点钱和特权守住再传下去。如果还有忧虑，那就想着中国会变得更好，自己的日子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必须承认，在经济上行期和阶层上升通道堵死之前，这套价值观对刚做稳奴隶的人还是很有帮助的。然而，意识到自己做稳了奴隶的人终究都会采取同一种行动：消极怠工。无论奴隶和奴隶主的意愿如何，客观规律是不会改变的：蛋糕不可能永远做大，分蛋糕的方法也基本固定了。
不管当代中国人多么笃信中国特色价值观，他们都已经或者将要发现：再怎么努力也赚不到更多钱了，再怎么折腾也提升不到更高阶层了，分到自己手中的蛋糕渣有多大，就是多大，不会变了。
一旦这个新发现成为社会共识，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不问政治，甚至热爱繁殖等“优良传统”都将逐渐改变。一句话，格外有利于奴隶主统治的中国特色价值观，要消失了。
二 中国特色价值观与爱国教的关系
用工荒的持续，“躺平”学的兴起，生育率的低迷，都令作为奴隶主的中共执政者如临大敌。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中国会更好”，也比任何人都害怕“中国不会更好”，这一点当然是奴隶们无论如何都可以放心的。然而，他们也不得不考虑万一中国真的不够好了，手中的政权该如何维持，这一点也是奴隶主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心的。
目前来说，中共执政者给出的答案就是大力发展爱国教。因为爱钱爱特权价值观固然对于奴隶主统治有千般好处，却有一个最大缺陷，就是回答不了搞不到钱和特权的人应该爱什么。毕竟，搞不到钱和特权的人如果除此二者之外一无所求，自然会对拥有大量钱和特权的人拥有最多恨意，这后果可是奴隶主承受不起的。但是，假如搞不到钱和特权的人还有国可爱，那么统治者只要把自己和国绑定，便可以安享太平了。
为什么是爱国而不是爱别的呢？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导人民去爱共产主义思想似乎更高明一些，因为这毕竟是一套有过成功经验的思想体系。然而文革的经验证明，没完没了的远景宏大叙事只会令人们感到疲惫和反感，最终所有人都离共产主义信仰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当然，即使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人们仍然相信党，只是中共高层相信的是与自己利益绑定的党，其他人相信的是作为“历史必然”为所欲为的党。
是的，在淡化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法宝之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依据其实就只有“历史必然”这四个字而已：既然我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了，这个位子就是我的东西。许多中国人爱反问：“你说共产党不行，那没了共产党谁能行？”其实ta的意思就是：我也知道共产党不行，但没了它肯定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吧。这就是把中共当成了一种历史必然，好坏都是它了，没别的路可走。
对这个历史必然的信念，且不说有多禁不起推敲，哪怕它真立住了，显然也只能使人认命当奴隶，却不能使人积极当好奴隶。等到奴隶主和奴隶日子都在变好的经济高速发展期过去之后，信奉现在这一套中国特色价值观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好奴隶就会变成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中共无论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是为了发展，都必须找到其他能促使中国人不仅要当奴隶，还要当好奴隶的思想法宝。
目前他们，或者说，他习近平，依靠的法宝就是爱国教。
当今的中共全方位实施的意识形态控制，早就已经跟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化简到极致的“党国一体，爱国至上”神学，目的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用“爱国教”来为它命名再合适不过。
中国共产党、国家政府、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国，五位一体，神圣不容侵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被灌输的爱国教教义。
乍一看，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爱国教的思想性非常差，在任何以逻辑和事实为依据去思考的人看来都是不成体系、漏洞百出的。然而中共不需要什么思想性，不然何必放弃共产主义？正如电信诈骗犯使用的不标准普通话口音能够筛选出更易上当的目标对象一样，不讲逻辑和事实的宣教发言，自然能完成“信者爱国，疑者恨国”的简单筛选。当中国人看到作为中国绝对统治者的中共，在重要场合的价值排序是“爱国”远大于“逻辑”加“事实”，自然会知道遇到跟爱国有关的问题时该怎么站队才最安全。当代中国人习惯了不问对不对，只问好不好，为了趋利避害装聋作哑对他们来说并不难做到。
放弃逻辑和事实之后，中共在内外宣问题上实际只坚持一个标准：中国的利益永远是最优先的，中国的形象永远是正面的。如果换成人，一个跟其他人打交道永远坚持只占便宜不吃亏，而且还永远不犯错、永远伟光正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德性，到底能不能成事，正常人心里都有数。但要是在谈论中国这个国家，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说爱国教是宗教，还贬低了宗教的组织性和哲理性。中共既要把爱国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又不能让人看出它的迷信本质，所以宣教手段只有一种：不断堆砌可用于煽情和镀金的概念，煽动群众斗群众、斗假想敌。为了激起人们的情感反应，只要跟中国沾边的、有一定受众的中国元素，都很有必要打包加入供教徒崇拜的中国概念里。
只要是中国人，就该爱中国，爱中国历史（必须是五千年，少一年都不行），爱中国传统（新文化运动就批判过的糟粕也都可以捡回来请上神坛），爱中华民族（基本上等于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大汉族），爱中国英雄（已经立法执法了），爱中国政府（不爱这个的话前头那些都白爱了）……照此推演，中医，汉服，本土品牌之类的概念也完全适合加入这个可以无限扩大的豪华套餐，想必狂热教徒早已对此深信不疑了。
除了命令教徒要爱这些或真或假的中国元素以外，爱国教全无教义理论可言。现在《习近平选集》出了四卷，超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三卷，与毛泽东的四卷齐平，然而毛邓都有不少名言流传，江也有一段精彩表演和“三个代表”，胡太弱势姑且不提，唯独习近平说的话最多，也最无人问津。
墙外反习的人万头攒动，墙内捧习的人满坑满谷，然而无论是贬是褒，没人说得出来他说过什么体现了一定思想的名言，只有“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类等于什么也没说的烂梗。上至研究中共政史的学者，下至民间的中南海听床师，谁也找不出来习近平的纲领性言论作为依据，只能依靠很可能朝令夕改的政策和会议中的只言片语，努力揣测其中的深意。“学习强国”app的活跃用户过亿，大量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年轻网民需要日常完成app的任务，然而在简中舆论场里，“学习强国”的内容几乎没人传播，更不必说展开讨论和论战了。这跟热衷于输出爱国观点、终日高调征讨辱华者的小粉红造成的爱国声势，可谓天渊之别。
由此可见，爱国教虽然不是什么高明的思想武器，但已经是理论贫瘠的中共拿得出手的最好用的法宝了。不需要理会制造麻烦的逻辑和事实，只要继续把党和政府跟中国这个概念牢牢绑定，中共就有希望驱使怀着爱国热情的中国人做稳当好奴隶，努力建设国家。只要能维持经济繁荣，那么一床锦被遮丑，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各种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了。
这个算盘虽然打得很响，然而还是离不开人定胜天这个错误根子。奴隶再敬业，奴隶制还是会灭亡；人再想当好奴隶，也有力不从心的一天。毕竟，要是真的人定胜天，现在中国应该还在对covid-19动态清零呢。
三 结语
总之，中国特色价值观只能解决中国人在经济上升期做好奴隶的思想问题，到了经济下行期就会难以为继；爱国教信仰则是中共试图用来弥补中国特色价值观缺陷的思想武器，希望借此避免、推迟或者挺过经济下行期。
然而，无论是中国特色价值观，还是爱国教信仰，都不可能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更何况它们对中国人到底有多大激励作用，也是颇为可疑的：物质匮乏感越低的人，就越不可能靠它们缓解精神痛苦；而到了全社会都产生物质匮乏感的时期，它们的可信度也将濒临破产。
这套奴隶和奴隶主达成默契自欺欺人的把戏能延续到何时呢？虽然很难知道具体的日期，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到那个时候，中国肯定陷入了比民众价值观破灭、爱国心沦丧更加致命的危机之中，没人顾得上追问，我们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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