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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新年伊始，国际组织和华尔街金融圈开始讨论，中国能否再度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任期只剩两个月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专门跑到“世界经济论坛”，试图迎合这些“国际舆论”，重振外资的信心。然而，无论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那些国际权贵，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还是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经济吹鼓手”刘鹤，都回避谈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基本问题：中国经济有没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果这样的困境是无解的，那怎么能指望今后中国来拉动全球经济？
一、“崛起”碰壁
曾几何时，中共的喉舌们不断鼓噪，声称中国已经“崛起”；然而，“崛起”论言犹在耳，过去几年里却不再听到来自北京的此类喧嚣了。这个转变源自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此困境并非疫情所致。实际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时，便忽视了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这是内生的顽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实际上，2019年是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强“稳经济”、“稳就业”的号令，就让人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寒意；与此同时，“崛起”论也悄悄地从官方宣传话语中淡出了。但许多中国人并未理解这一逆转的原因；而华尔街也依然被“崛起”论和表面繁荣所迷惑，至今仍不愿意相信，强势的中共政权其实无法挽救经济滑坡。
本世纪前20年中国的“崛起”，经济上主要依靠“一个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和一个产业（房地产业）”；技术发展上仰赖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军事上则依靠组建航母舰队和增大核威慑。于是，对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反制；大规模的技术盗窃，使美国开始阻断中共肆无忌惮的技术间谍活动；而中共那美国指向的扩军备战，则点燃了中美冷战。与此同时，支撑中国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灭，让经济“荣景”原形毕露。
2019年就这样成了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20年的繁荣；而美中经贸谈判的反复拉拔，则标志着延续几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终结。这个国运的转折，始于中共的“崛起”谋略，也终于这个“崛起”谋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国运，成也“崛起”，败也“崛起”，因为“崛起”谋略带来了短暂的成功，同时也挖下了国运的陷阱。
二、“中国模式”：雾里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国经济还能象过去20年那样一帆风顺。中国民众当然希望今后的日子能够好过，而台商则希望在大陆的生意可以顺利经营。然而，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让中共搭上WTO的便车，大批外企进驻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从此，全世界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繁荣的神话。相信这个神话的人多半认为，中国经济会一直这样繁荣下去。而许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觉得，中国经济繁荣这块大饼那么大，十几亿人的市场，又一直繁荣下去，如此机会怎可放弃。于是，抢进中国市场，就成了一种时髦。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成了多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政治经济评论人士要是讲一些相反的观点，往往会被中国的官方、小粉红以及各国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国”的帽子，似乎中国经济繁荣这种想象，属于不可质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个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浑身都痛，医生是给他开点止痛药，还是做全身检查？持上述第一种看法的人会说，他一向身体很好，连止痛药都多余；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会认为，它只是太累了，开点止痛药，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而持第三种看法的人会说，还是做全身检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经扩散；而病人自己却坚持认为没病，一直通过吸毒来延缓发作。现在，这个“病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引发一系列难以治疗的症状。
那么，中国经济这个“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不思饮食，用经济分析的术语来讲就是消费疲软；其病根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癌症”，而且无法根治。目前中共对这个经济“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疗法，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合理边界
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是否过度发展，可以看一个指标，即房价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国现在虽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房价已居于全球最贵之列，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家庭年总收入）远远高于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价格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2010年是每平米约2万元，2021年已上涨到每平米4.3万元；二线城市的房价也从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涨到14,000元。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
为了让读者们对房价收入比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里列举台湾北部都会区边缘的相关数据作为对照。新北市西南的树林区房价是每坪35万台币，新庄区是45万台币。如果按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就业，家庭月收入平均10万台币计算，若一个家庭购买30坪的新房，那树林区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8.8和11.3，即房价大约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17万人民币，如果在省会城市买和台湾30坪一样大的房子，每平米的价格以4万人民币计算，其房价相当于400万人民币以上。所以，中国省会城市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24，即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台湾的差不多两倍半。
四、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证据
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大约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归还房贷上。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银行里，当客户申请房产抵押贷款时，银行都会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可贷款数额。
台湾树林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说明，购房家庭可以30年还清贷款，这是大部分国家的居民贷款买房时的可承受底线。而中国的民众要想还清房贷，要么是家庭收入今后30年内突然增加2倍半，要么就是另寻其他亲友掏腰包援助。显然，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普通家庭再也难以承受高房价的原因。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边界，这就必然造成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困境。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业的扩张到头了，再也卖不动了。尽管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力图挽救房地产业的萧条，但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统计的结果是，去年12月55个城市的房价下降，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为了挽救经济，总想把民众兜里的钱挖出来，多多买房。但民众现在真有持续的购房意愿吗？这可以从全国银行的住户贷款总额的变化情况看出来。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民众当年新借的住房贷款，每年大约是近6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这就是房地产公司每年销售业绩的金融来源。
但是，居民当年新借住房贷款的数额，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了，2021年比2020年减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与年度新借住房贷款达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显，不管中国的房地产业怎样拼销售，这整个产业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贷款购房的客户。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的证据。
五、百业萧条看商业
去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这个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国大批个体工商户经营亏损、乃至倒闭的高峰年，对于这种状况，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全都回避报道，以免招来当局的封杀。
个体工商户的运营关系到3亿人的就业，究竟那些破产倒闭的个体工商户如何应付未来的生计？这个答案可以从银行的居民存款数额的变化当中来寻找踪迹。中国所有银行的住户存款当中，既包括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存款。通常，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养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资产，相对比较稳定，以定期存款为主；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则多半是活期存款，因为他们要应付商业活动当中周转资金的收支。
如果某个年份全国银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这样的变化与不经商居民的关系相对较少，而很可能与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2022年就是全国银行住户个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从2019年到2021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对稳定；但2022年这种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这里讲的不是存款余额，那是存量，是历年存款数的积累；笔者分析的是流量，即当年存款余额的增加数。
2022年当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数，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数多了三分之二，5.5万亿元。那么，这些钱是谁存的？显然，并非来自不经商的居民，因为去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实际增长2%，这些居民并没有突然多余出来的闲钱；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多存的这5.5万亿定期存款，是退出商业活动的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金。假如平均每个个体工商户存入20万原来用于生意的周转金，那这5.5万亿的定期存款意味着，2022年有差不多两千多万个体工商户歇业了。
正因为去年是个体工商户的倒闭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纷纷把手头平时保存的现金全都存到了银行里；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则意味着，短期内他们不打算把经营资金再重新投入商业活动，而只想收一点微薄的存款利息来补贴家用。
六、从房地产支柱垮塌看中共国家战略的错误
这就是中国当前百业萧条之下，对经济动向最敏感的个体工商户，用实际行动在表明他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不只是“一叶知秋”而已，而是“千树万树落叶飘”。
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银行业受垮塌的房地产业拖累而倒下来；与此同时，去年所有省市的财政均收不抵支，从今年开始，财政危机即将上演。在这种局面下，中共当局当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对当局的绝妙讽刺。
中共“崛起梦”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崛起本不该成为国家战略的目标。中共为了国内政治需要和国际野心而鼓吹“崛起”论，结果走上了破坏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径；而它在国内则饮鸩止渴，把早晚会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当作坚强的经济支柱，最终害国害民。
中共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政权的强固和崛起，而不是国家的成败；它控制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作其政权及其领袖实现“崛起梦”的基础和工具。因此，它并不真正关心国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当中，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也封杀了国民问政。这个政权一如既往地为所欲为，即便其国家战略错了，买单的总是没有资格问政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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