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0
政府宣布取消多項防疫措施，包括入境檢疫令、疫苗通行證、限聚令等，來得突然。過去數月不少衛生專家都建議放寬，但政府不理。市民受防疫措施折磨3年，終得解放。
大家開始回顧疫情的一切，例如十大疫情片段。有廣州市民受採訪，對着鏡頭說：「有政府，唔驚！年年有今日！」結果疫情大爆發。機管局找來員工／舞蹈員穿著航空制服跳舞，說服人打針後可以去旅行，結果因回港要隔離多日，很多市民3年間一個旅行都沒有去。阿伯拍門買口罩，人龍連綿不斷；為檢測在冷風中排隊數小時，男女老少在急症室外呆等數天。希望這些不堪回首的片段，不再發生。
以下講講放寬防疫的安排。
錯失最佳開放時機
過去幾年，醫學及公共衛生專家掌握公共政策話語權，強調嚴防疫情，忽略平衡抗疫與社會經濟。最近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忽然轉軚，一句「成本效益」終結清零，進退失據。
以成本效益計，何時是解除防疫措施的最佳時機呢？可以比較各地防疫措施指數（圖1）。全世界防疫嚴厲指數的中位數，在2020年上半年病毒傳入時突然收緊，2020年下半年開始穩步下降，2022年已經很寬鬆，人民生活恢復正常。被譽為香港最強競爭對手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基本上與世界同步開放。
但香港及中國大陸一直都沒有放寬，直到2022年下半年香港才叫做比較寬鬆一點，但與世界各地距離甚遠。
這樣的防疫措施在2021年可能是一個勝利，因當時疫苗剛推出，人類還未建立對病毒的抵抗力，嚴厲措施令感染人數非常少，築起圍牆，牆內經濟活動如常。但2021至2022年全世界逐漸開放，環球供應鏈重新建立，人與人、國與國交通趨頻繁，繼續不放寬防疫措施，令經濟停滯。
當各國同時放寬，香港卻繼續封閉，猶如孤島，可能有長期影響。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已經在做生意，香港沒法參與，人才及企業只好離開。人才舉家遷出有固定成本，流失了未必回來。
經濟數據顯示，香港2020年受疫情重創，GDP（本地生產總值）收縮6.5%，2021年有不錯的反彈，GDP有6.3%增長；但2022年因嚴厲防疫，趕不上全球復蘇的馬車（圖2）。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10月的經濟展望數據，香港2022年經濟增長是成熟經濟體的倒數第二位（-0.85%）；最後一位是澳門，為-22.44%。不過，港府已下調預測至-3.2%、財赤近2000億元，非常慘淡。反觀新加坡，冷手執個熱煎堆，吸納了不少來自香港的優秀人才，今年經濟不錯。
衛生專家視野狹窄 漠視他人
香港防疫政策後知後覺，與部分衛生專家堅持將感染率降至零不無關係，而這不一定是香港社會的共同願望和整體利益。堅決清零令香港恢復步伐緩慢，蹉跎歲月。很多人因經濟逆境而生活困苦，他們都看不見。
其他公共衛生領域有同樣問題，例如衛生專家將吸煙率當成目標，盲目追求並漠視相關政策帶來的負面界外效應。這方面在抗疫時期因政策失當，使急症室服務超出負荷的前食衛局長陳肇始，就是推手。
設計公共政策必須看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是狹窄地只看自己部門目標。他們只知道加煙稅，卻不理會加煙稅會增加罪案，令基層煙民「萬上加斤」，吸食來歷不明的私煙可能比正常香煙更影響身體健康。去年底海關破獲3600萬支懷疑私煙，是因為封關，私煙要以貨櫃批量輸入；開關後螞蟻搬家式走私，更難打擊。煙稅愈高，走私誘因愈大，不少人都可能參與非法行為，這對社會造成其他影響。
當討論超越醫學證據，去到社會層面，有成本效益、道德考慮等，其他專家也要參與，社會也有討論空間，不是衛生專家說了算。
負責處理疫情的盧寵茂局長，對放寬防疫態度頻頻轉軚，香港市民都會記得他說放鬆管控是「共赴黃泉」的名句，結果現在他主導放鬆管控。去年12月24日他說疫苗通行證不應取消；言猶在耳，不過幾天就取消了，顯得前言不對後語，影響公信力。
此外，盧局長常說「以科學為本、精準抗疫……按照科學數據，適度調整抗疫措施」，但他的政策似乎並沒有體現。看看香港的防疫數據（圖3），2020到2021年每天新增個案非常少，防疫措施嚴厲指數的形態與新增個案數字有點相似。2022年上半年第五波疫情，嚴厲指數升到最高；但8月個案繼續升，嚴厲指數沒有跟隨。現在防疫措施已大幅放寬，個案卻一直上升。
不應以科學之名 逃避政治責任
以往確診數字上升要收緊防疫，是以科學為本；現在確診上升要放寬防疫，又是以科學為本。這種邏輯顯然不對。既然確診上升可以放寬，那為何數月前每日確診幾千單時又不放寬呢？官員解釋因為現在打針人數足夠；但2022年7月已有不斷谷針的專家，認為病毒已成風土病，建議逐步放寬。况且2021年接種率已經去到很高，但還是沒放寬。一早放寬，商舖食肆便不用無端承受幾個月乃至年多的了無生意日子。
更甚，香港放寬防疫政策與中國大陸推出「新十條」時間離奇地巧合，這給人跟風的印象，並不科學。須知道一國兩制下，香港放寬防疫政策不必與中國大陸同時推行。
以「科學」作說辭，只為使防疫「去政治化」。收緊和放寬防疫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公共行政，牽涉人權自由、經濟、民生。政策改變，可以是因為要服務國家、發揮香港功能；也可以是路線改變、過往路線破產。不論原因為何，決策官員應勇於承擔責任，而不是龜縮在「科學」幌子後面。政治不是問題，不能向市民交代才是問題。
阮穎嫻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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