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獨立學者
2018年 8月 6日
中國智庫和學者聲譽的巨大受損，是此次美中貿易戰的一大副產品。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是其中之代表，他的「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超美論」已淪為笑柄，他本人也被畢業於清華的海內外人士呼籲逐驅出母校。
客觀地看，儘管胡教授行走於廟堂之上，但若把貿易戰的責任要他來承擔，是誇大了其作用，胡教授再怎麼有能耐，他也只是個教授。但是，若說他完全與此無關，也說不過去。胡作院長的國情研究院是被中國官方欽定為高端智庫的，「建言獻策」是此類智庫的任務，它們也往往以此自吹，結果研究出如此成果，不遭罵才怪。胡本人更是把服務國家視為使命和價值所在，當然，他和一般「建言獻策」者的不同在於，他有研究作基礎，披著「學術」外衣。這就使他的建議看起來有學術含金量。
從胡教授的過往學術成就來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和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合作的「國家能力」報告，受到了高層首肯，對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特別是分稅制的實行起到了很大作用。胡教授的名聲和在學界地位就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然而，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胡教授自此後學術自信心膨脹，以為自己能夠指點江山，一如既往地提出了許多看法和政策建議，但從民間和學界反應來看，惡評居多，認為他和廟堂走得太近，好講大話，直到這回「綜合國力超美論」。
事實上，該論斷並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開始鼓吹中國的經濟實力超過了美國，以後，陸續加上科技和軍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講座中斷言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了美國。但在以前，該說法雖有傳播，在社會並未形成大的反響，人們也就把它作為學者的一家之言，一聽了之，因為它明顯違背常識。
此說法招致輿論關注和反感，在中共十九大前後，在此期間，胡教授不僅繼續在不同場合鼓吹這個觀點，而且大肆販賣習近平經濟學（他提出習經濟學也可追溯到2015年），把習經濟學吹捧為原創學說，這就使得輿論不能忍受，「一個教授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於是在十九大前，胡在自媒體上，受到了包括筆者在內的第一波批判，但他還堅持該看法，並強調批評者不懂其研究方法。
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論」之所以在社會有一定市場，在於它是打著「研究」的旗號，根據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所以雖然與常識不符，但帶有一種科學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懷疑它，不是它的問題，而是懷疑者的問題。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問題的，他所設定的模型和選擇的指標看似客觀，卻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嚴謹性。比如，他在論證中國科技實力超美時，選擇的是國際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以及專利的申請量等指標。的確，中國在這些方面近年來大有前進，然而，他沒有考慮論文質量和專利申請的原創性問題。又如，他對軍事實力的衡量指標是，軍隊人員和軍費支出，這樣得出的結論自然難有說服力。
假如沒有美中貿易戰，胡教授的觀點雖然難免被質疑和批判，但不會把自己弄成像現在這樣成為全民批判的靶子。貿易戰將之前官方「厲害了，我的國」之類膨脹和虛假宣傳打回原型，人們回頭一看，咦，這不得到了胡教授的學術研究的支撐嗎？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厲害了」的「理論源頭」在這兒啊。
實事求是地說，胡教授未必主動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官方「獻媚」，但也不能否認，他長期堅持和鼓吹這套東西且至今不反悔，對亟需從理論和學術上支撐「四個自信」以重振國人士氣的官方，會是「如獲至寶」、「一拍即合」的，儘管他們自己也可能覺得胡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扯蛋，但這符合「政治正確」的需要。有什麼樣的需求，就有什麼樣的供給，這就是市場規律，學術同樣不例外。沒有胡鞍鋼，會有王鞍鋼、張鞍鋼提出類似的理論去支持官方和民間虛妄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此種學術市場的供求規律，還跟中國讀書人或學者特有的「帝師情結」有關，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為得到官方特別是領導人的重視和批示。從高端到低端，所有的研究機構和大學，都把學者和教授的研究得到領導人批示作為評價學術成就的一項重要考核指標。所以在中國，少有學術研究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的，都具有強烈的目的導向，學術和研究必須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否則就沒有學術價值或者學術價值大打折扣。從孔夫子時候起，就是如此，自己的一肚子學問，必須賣給帝王家才有價值。從這個角度看，正如有人說，「人人都是胡鞍鋼」，只不過多數學者沒有他幸運。
過於鮮明的目的導向，無疑在中國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中，形成了一種"經世致用"的學術追求和「依附型人格」，學問和研究尚未開始做，就得先考慮官家和領導人的口味和愛好，如何表達和提建議才能讓領導人接受，諸如此類，投其所好。可想而知，這樣的學術研究必定是沒有多大學術價值的，基於此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建議，如果被採納實施，會產生很大負作用。這次中國在貿易戰的應對上，就說明了這點。
假如過去人們對「胡鞍鋼式」的研究和學者睜隻眼閉隻眼，貿易戰則使他們看清，如果再不發聲抗議，這個國家和社會會越來越墮落，並最終危及個人。所以，這次「驅胡」運動，雖然也有一些學界人士不贊成，不支持，但還是得到了社會包括學界多數人的理解或支持。
前者的看法是，大學應該兼容並包，容忍各種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存在，如果因為胡鞍鋼的「胡說」而驅逐他，那麼，今後難免只要有人不喜歡某學者和教授的觀點，就可以在網上呼籲驅逐他，這樣，學者雖然不敢去迎合官方，但也從另一方面侵犯了學者的學術自由。
後者的理由是，（1）人們反對胡鞍鋼也是一種言論自由；（2）胡鞍鋼的問題不是學術自由的問題，不是認知的問題，而是學術不端的問題，即過於媚上，以致所建立研究模型和指標嚴重脫離現實；（3）應該看到在中國特定國情下，此次「驅胡」也是對以前極左動輒呼籲懲罰右派學者的一次反彈，而過去此類行為總會得到官方呼應。所以他們認為，這次清華畢業生呼籲「驅胡」沒有什麼不好，表達了社會對長期以來的左禍蔓延和媚上研究的不滿，是一次難得的民意共同體的覺醒。
值得注意的還有官媒和左派一些學者對胡鞍鋼的辯護，面對胡教授的明顯錯繆看法，他們這次不敢也不能去維護，而是強調要允許學者有「胡說八道」的權利，這正是自由派一向主張同時也是他們認為官方一向壓制的。由此來看，雖然此次事件不會改變目前左右在許多問題上劃界站隊的現象，但對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多數人是有一個基本判斷的，對過去出於政治需要的打壓做法，人們是不滿的。從這個角度言，對中國的民意不必過於悲觀。
大學應有學術自由，並應該有容納各種「異端邪說」的勇氣，只要不違背人類的道義底線。清華畢業生呼籲「驅胡」，這是他們的權利。但不贊成清華官方在民意壓力下真的將胡教授驅除清華園，正如筆者以前反對官方在極左壓力下將發表"錯誤"言論的教授解職一樣（現在看來，清華也不會解聘胡）。胡教授主動辭去清華教職是最好的方式。倘若胡教授不辭職，留在清華做一個反面典型，讓其他媚上教授引以為戒也很好。有人建議清華不要驅逐胡，可將國情研究院解散，也是一個辦法。
總而言之，「驅胡」事件目的不在於懲罰某個具體的人（當然需要讓其付出必要代價），而是要在社會形成一個基本共識：不能為了政治投機而壞了學術良心。在目前環境下，這需要相應懲戒機制，但如何形成懲戒機制又不危及學術自由，需要社會集思廣益。
（本文不代表BBC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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