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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文革應有新認識
曾經有人以「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來形容文本詮釋（text interpretation）的多樣性。雖然文革未必會複雜到有上千種面貌，但世人對文革的看法，確實存有很大差異，##CONTINUE##比如說：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就有好幾種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要追求理想社會，想要透過文革來根絕個人主義，以實現世界大同；有人認為文革純粹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有人認為文革雖有權力鬥爭，但仍然導因於毛澤東、劉少奇兩派長期的政策分歧；有人認為文革其實是一場徹底的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要阻止黨政部門中日益滋長的官僚化傾向；有人認為文革導因於中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意在「反修防修」；有人更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為了讓其所領導的偉大革命得以永續長存。儘管有關文革的起因仍然未有定論，但不同的詮釋畢竟從精英層次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觀察角度，增加吾人對毛發動文革可能原因的認識。然而，文革已發生了四十年，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可能仍然停留在上述的「毛中心論」，尤其是毛、劉權力鬥爭說之上，而不能換著從群眾的角度來觀察文革。
貳、文革不是認識中國的百寶囊
其次，還常有人想當然耳地把很多無關文革的內容塞進了「文革百寶囊」中，即把「文革」想像成集眾惡之大成，可以用來解釋中共過去做錯的、做不好的一切事情。然而，「文革」絕非「歷史百寶囊」，並非所有「壞事」都發生在「文革」。今年三月，台灣曾因為一則關於聯合國要改變繁體字與簡體字並存，而一律使用簡體字的傳聞議論紛紛。其中，3月25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就有人說，「當初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才把繁體改簡體」。這個說法，誤把中共實行漢字簡化的時間延後到了「文革」。事實上，中共早於1956年1月就已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並付諸實行。「時論廣場」的這位投書者之所以有上述的錯誤想像，原因可能是對文革的「破四舊」印象深刻，認為「破四舊」就是毀壞中華文化，而對文字進行簡化，也是毀壞中華文化，於是就把中共實行漢字簡化這筆帳算到了文革頭上。
再次，台灣對文革的認識也不免受到現實政治的干擾。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不同陣營的人卻似乎都同意「台灣還在搞文革」的比喻，各自從一己的政治立場對文革進行一次滿足自我的「想像」，而其差別只在於「文革想像」的畫面不同而已。可是，如果沒有認真看待文革的複雜性，對文革的認識沒有建立在審慎研究的基礎上，則種種的歷史類比，也只不過在現成地把「文革符號」當作政治消費品，並無助於瞭解文革。
參、文革究竟是幾年？
文革發生已經四十年，一方面學術界對文革的研究已經發生重心轉移，從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轉移至群眾暴力行為的解釋；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一直停留在對文革的過度簡化認知上，因此我們需要對文革進行認真的反思，才能真正做到「以史為鑒」。要反思文革，首先就要界定文革是什麼，而若要界定文革，又要先針對文革進行分期，確定文革發生的確切時限，然後我們才能在特定的時空中掌握文革的特徵，排除不相干的討論，如此，我們才能減少對文革的誤解與不必要的延伸。
從事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先進行歷史分期，然而中共黨史分期最困難的地方正是文革究竟有多久，截止於何時？分期不同，對文革的理解就不相同。正是因為對文革的分期始終莫衷一是，對文革的理解就很難取得最起碼的共識。
很有趣地，不管對中共政權觀感如何，一般人對文革時限的看法，卻絕大多數採取了中共官方的「十年浩劫說」。文革開始於1966年春夏之交，沒有太大爭議，但是，文革並不就是十年。中共官方以「四人幫」垮台的1976年10月為文革劃界，其實乃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是當時的革命元老對四人幫集團的全面否定，也是對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全面否定，不如此無法創造出一個有別於過去的「新時期」。但是，我們未必要毫無懷疑地接受中共官方出於政治考量的說法。
中國民運人士胡平曾提出「文革三年說」，認為文革結束於1969年的中共九大。胡平提出兩個標準：首先看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怎麼看，其次要看當時的民眾，特別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們怎麼看。根據這兩個標準，胡平得出了文革只有三年的看法。另一位文革研究者蕭喜東，則認為文革實際發生在1966年8月至1968年8月的兩年，因為唯有在這段時間內，政治運作的方式具有空前絕後的獨特性：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面開展「大民主」的實驗。人民群眾具有充分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權，以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人民群眾手中甚至握有左傾激進的文革意識形態武器，不再一味服膺於空洞的教條或甘當官僚手中的工具。
胡平的三年說與蕭喜東的兩年說，儘管因為觀察的角度不同而有了歧異，但一旦拋棄了中共官方說法，就不會繼續陷於一面倒的歷史詮釋。而中共黨史編纂學的一大特徵，正好是「歷史必須為政治服務」，所以不一味地迎合中共官方出於政治需要的文革史詮釋，才有可能符合學術標準，而有助於更深刻地瞭解文革。
肆、「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的同時並存
文革作為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除了在有限的一段時間（二至三年）內空前絕後地拋棄「黨的領導」之外，還是集體暴力盛行的時期。根據安‧諾頓（Anne Norton）的分析架構，暴力可以分為「建制性個別」（formal individual）、「非建制性個別」（informal individual）、「建制性集體」（formal collective）、「非建制性集體」（informal collective）等四個類型。文革的一大特徵正是「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的同時並存與盛行，前者是由國家軍警對人民群眾施加的暴力，後者是「老紅衛兵」對「黑五類」、「造反派」對「走資派」、不同派別紅衛兵彼此之間所施加的暴力。而「非建制性集體暴力」雖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就已存在，但沒有像文革時期規模那樣地大，而且演變成群眾對抗領導，群眾對抗群眾，幹部對抗幹部，直至全國瀕於內戰邊緣的地步。
自中共建立政權之後，長期存在著「建制性集體暴力」，如五十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1989年出動軍隊鎮壓八九民運，建制性集體暴力可說貫穿於整個中共的統治全程。而根據生於中國，移民美國的文革研究者宋永毅的研究，即使三年文革中的非建制性集體暴力，背後也常有國家機器的指導和參與。
一旦注意到文革時期「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同時並存與盛行的事實，我們便不會把眼光侷限於文革初起時「老紅衛兵」的破四舊、砸文物、抄家、打人，和1966年10月後以「走資派」為批鬥對象的造反運動，更會留意到國家機器對人民的鎮壓與屠殺。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是在各級「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毛澤東恢復對國家機器嚴密控制的1968年。另外，根據宋永毅的研究，文革時期中國著名的幾個大屠殺血案，被殺者除了「黑五類」之外，大多是文革中出身較普通的「造反派」，而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凶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因此，「把『文革』中暴力殺戮事件的責任一概推給『四人幫』或符號式的所謂『造反派』，既非史實，也嚴重地扭曲了國民的集體記憶。」
伍、文革暴力形式的多樣
文革中的集體暴力倍受研究者關注，其形式多種多樣，根據王友琴的研究，文革中學生打老師以及學生打學生時，所使用的暴力形式便有戴高帽、遊街示眾、胸前掛黑牌、鬥爭會上「坐噴氣式」、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打人、用帶釘子的棒子打、用開水燙、用火點燃頭髮、抄家……等等，無奇不有。而香港《開放》雜誌在2001年第7，8，9，12期連續報導了湖南「道縣屠殺事件」，殺人方式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摔死（主要用來對付未成年的孩子）。集體瘋狂發揮到極致，更出現了廣西的吃人事件。廣西在文革期間共屠殺了九萬餘人，而最駭人的則是把階級敵人「吃掉」。鄭義訪問過的一名殺人而食者這樣描述：「幹革命，心紅膽壯！」「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爭！」據鄭義記載，廣西武宣縣還辦過「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炸、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
集體暴力既發生在城市內部（如學校中學生打老師及學生打學生、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也發生在農村內部的對抗；或從城市傳染至農村（如北京市大興縣屠殺事件），或從農村殺向城市。最後一種情形少見披露，值得一提。文革中武漢地區著名的異端思潮者魯禮安，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仰天長嘯》中記載了江西南昌市郊農民，是如何地進城造反：「他們用鋤頭和扁擔追打手無寸鐵的老師和學生。校園裏到處是血，……農民們從頭破血流的『右派師生』身上，搜查鋼筆和手錶，一切值錢的東西乃至腳上的皮鞋均成為農民們的『勝利果實』。膽子大的農民並且闖進教學樓和實驗室，將一切貴重物品如相機掛鐘之類洗劫一空，而將那些不便劫去的教學儀器和書籍，盡數撕毀砸爛。」進城造反農民的行徑，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造反的有關描述，無疑的，進城造反的農民對此並不陌生。
陸、文革暴力的養成
晚近的文革研究者已不滿足於僅止於探討毛為何要發動文革，更想追問的是：為什麼文革時期到處充斥著暴力？為什麼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也要激烈對立打派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方休？這個問題意識使得文革研究的焦點轉移至群眾暴力。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劉小楓從「怨恨」的角度討論文革，指出「反走資派的意識形態修辭為不滿的社會成員提供了表達侵犯性情感和訴諸暴力的報復行動的契機」，而其動力則來自於文革前預先積聚的怨恨。而這些怨恨則是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政治經濟、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結構的全面移動中積聚起來的。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白霖（Lynn T. White III）認為，中共建政後為圖行政管理的便利與速效，採取了三種做法：（一）人人都被貼上階級標籤，人為地割裂社會；（二）所有的人都從屬於工作單位，生活的每一層面都受制於上級；（三）接連不斷的各種運動使得人人自危，恐怕下一個挨整的就是自己。白霖認為這三種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恨長久積壓後，便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現。換句話說，文革之所以暴力盛行，就是因為文革前的社會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在毛澤東把社會控制的閘門拉開後，洪水猛獸一湧而出，幾乎不可收拾。
然而，文革暴力的養成除了白霖所言的行政措施外，亦與「狼奶」教育（參見《展望與探索》九五年四月號張裕亮寫的〈「冰點」復刊，靈魂不再〉一文）有關，特別表現在年輕人身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石文安（Anne Thurston）就指出，毛的個人崇拜與中共意識形態兩者是文革暴力的近因。的確，對於具有「神性」的毛澤東，人們拜服於他，失去了獨立判斷的能力。因此當毛號召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時，成年人或許懾於極權淫威不得不從，但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年輕人卻很容易就高度熱情地響應毛的號召。另外，中共建政後引入階級觀到整個中國社會，為治下的子民加上各式各樣的政治標籤。判別一個人的「好」與「壞」，概以階級標準取代傳統道德標準。「紅五類」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黑五類」則是「政治賤民」。毛澤東強調敵我意識的階級觀，賦予對「敵人」行使暴力的道德正當性。因此，紅衛兵打、殺階級敵人時，毫不手軟，也沒有罪惡感可言。
柒、不要再施加「狼奶」教育
研究者注意到，文革中年輕人對暴力行為較諸成年人更無所顧忌，這可能是涉世未深的緣故，但更重要的是文革時年輕的一代，從小所受的教育，使得他們除了「毛澤東思想」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等暴力思想所培植的價值觀外，缺少了其父輩曾有過的可供衡量選擇的另一套傳統價值觀。所以為數眾多的紅衛兵在回顧文革時，根本不覺得對別人施加暴力何罪之有，也就不可能對其在文革中的行為有所懺悔。
《中國時報》在今年五月做了文革四十周年系列報導，其中廈門一所中學教師朱麗冰有關「狼奶」教育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視。朱麗冰指出，文革結束至今，中國大陸從小學到大學，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以及成績評定上，無不和文革前的教育風格相似。而中學教材內容則「充斥著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跟國民黨、 軍閥、美帝國主義作鬥爭，以及鬥地主分田地等題材。」同樣嚴重的是，在目前的學校裡，許多教師就當過紅衛兵，但並沒有質疑充斥著「鬥爭」的教材，甚至有不少老師，仍舊欣賞並鼓勵著仇恨與鬥爭的思維。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種現象，這種繼續向下一代餵食「狼奶」的教育，絕對是跟胡錦濤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相背反的，中共當局實宜三思，記取歷史教訓可以，但不要培養灌輸仇恨給下一代。否則，同樣的文革雖然不會再度發生，但「狼奶」教育所播下的仇恨種子，不知哪一天會以驚人的形式爆發出來，再度撼天動地，不可收拾。
參考書目：
-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7-36。
- 王友琴，〈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37-48。
- 胡平，〈文革是三年還是十年？〉，《人與人權》 網絡版。
-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網絡版，2002年第3期。
- 徐賁，〈論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懼和暴力〉，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53-80。
- 劉小楓，〈怨恨與現代性〉，載於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325-408。
- 魯禮安，《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蕭喜東，〈「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136-172。
- 鄭義，《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萬象圖書，1993。
- Ann Norton,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 Anne F. Thurston, "Urban Viol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Is to Blame?" in Jonathan N. Lipman & Steven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p. 149-174.
-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from 〔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 http://ccphistory.blogspot.com/2007/03/blog-po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