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9月24日，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对港政策。42年后的今天，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仅27年，但外界多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面目全非。"一国两制"在香港运行情况到底如何？中国政府从"一国两制"的承诺中又获得了多少利益？而在北京当局再次向台湾复制"一国两制"之际，香港的现状对台湾又有什么启示？
香港出生的朱牧民今年46岁，香港于1997年正式回归中国的时候，朱牧民已经移民美国8年。
近些年，朱牧民一直在华盛顿为维护香港自治地位进行游说，先后创办了香港民主委员会、为香港行动（Campaign for Hong Kong）两个组织。在谈到对香港如今“一国两制”的观感时，朱牧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北京履行‘一国两制’的希望终结的开始。”
朱牧民这么说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于9月10日通过了《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这项法案是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维护香港自治地位的多项法案之一。此时离香港回归中国主权的1997年仅27年，距中英双方在1984年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也才40年，但《联合声明》中确立的“一国两制”和香港自治地位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质疑。
未定的希望
朱牧民出生于1978年；仅一年后，1979年，香港的前途问题就在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大陆、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时浮出了水面。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商讨香港问题。后经过两年的谈判，中英双方于1984年发表《联合声明》，确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由英国归还中国，同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保持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50年不变。
朱牧民还很清晰的记得少年时期耳熟能详的香港新闻里的种种词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等等。但朱牧民同时也感受到周围人群内心的焦虑，他对记者回忆说，“对于未来变迁的前景总是存在焦虑感，而且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其他人’——英国和中国政府——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记得一些朋友，他们的家人在80年代中期移民，虽然我从未想过那会是我的道路。”
由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香港就出现了大批向外移民的潮流。据香港经济学家王于渐2013年发表在香港《信报》上的文章，1980至1998年期间，每年平均约27,000人移居海外，总人数约50万人，且多属高技术人才。文章指出，这些人移民的原因很大可能与97回归前途未明有关。
1997年7月16日，北京街头展示的香港天际线与中国国旗以及"一国两制"宣传口号。（美联社）
1997年7月16日，北京街头展示的香港天际线与中国国旗以及"一国两制"宣传口号。（美联社）
朱牧民就是这批移民之一，但他的移民又与1989年天安门民运有关。1989年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不少民运参与者通过香港的秘密营救渠道“黄雀行动”逃亡海外。朱牧民的父亲朱耀明参与了这场行动，因而受到香港政府的警告。朱牧民向记者透露，“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警告我父亲，可能会因为他参与抗议行动而遭到报复。”为了家人的安全，朱耀明很快安排还是少年的朱牧民移民美国。
变奏
在那场也波及香港岛的运动期间，当时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蔡耀昌在香港参与了声援天安门学运的行动。他甚至因为过于热衷民主运动而荒废了学业，没能在中文大学获得学位。
就在3年前，2021年9月，由于前一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形成的政治高压，蔡耀昌和同伴们决定解散他担任秘书长的香港泛民主派组织支联会，一直由支联会组织延续了30多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传统，实际也告终结。3年后，2024年3月，蔡耀昌又目睹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通过。这部法律更严厉地禁止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央政府等行为。
2021 年 9 月 25 日，香港支联会在宣布解散后，该组织前秘书蔡耀昌向媒体发表讲话。（美联社）
2021 年 9 月 25 日，香港支联会在宣布解散后，该组织前秘书蔡耀昌向媒体发表讲话。（美联社）
长期在社会运动的第一线工作，蔡耀昌明显感觉到这几年香港的社会氛围萎靡不振，“香港已经跟过去很多年不一样，现在很难从事过去的一些人权或争取民主的活动，或是组织一些团体，举行游行示威等等。”
不仅如此，香港的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蔡耀昌说，这次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香港政府表达了反对意见，但在香港社会几乎没有激起什么舆论波澜，“我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只能从媒体上看香港政府的表达。在香港社会很难看到一些不同立场的公开辩论和讨论。”他说，这与过去的香港已经有很大的差别，“过去香港对于政治议题都会有很多的社会讨论，甚至是不同立场的辩论。这是过去多年香港的一个特色，就是开放、多元。”
逐渐收紧
但香港社会发生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国安法》颁布后才发生的。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有一段时间香港的体制似乎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那样在正常运转：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其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也运行无碍。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0年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表明，香港连续第16年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
香港长期在全球金融中心排行中保持全球第3、亚洲首位的位置。而香港的定位在于它的桥梁作用，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发展。在很多年中，中国大陆的经济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收获良多，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要大量依靠香港来中转。据香港贸发局2024年的数据，香港是中国内地第4大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最大进口货物来源，占香港总进口量的43.5%；内地也是香港最大出口市场，占香港总出口量的55.5%。
就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的第二天（9月11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九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官员还强调要扩充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发挥其金融和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
但在这片看似繁荣的经济外衣下，中国政府却很早就开始试图收紧对香港岛的政治控制。
2003年，香港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首次提出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即《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但这在当年七一游行中遭到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被撤回。随后在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所谓的《8·31决议》，试图阻止香港普选的实现。但这又遭香港民众反对，还引发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这引发了“反送中运动”，导致该条例被迫搁置。直至2020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这一法案的实施被外界视为北京对香港的政治控制进入新阶段，多达数百位民主派活动人士遭到逮捕、起诉或被投入监狱。
名存实亡
杨甦棣（Stephen M. Young）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但在2013年离开香港时，他对香港的前途已经非常担忧。他对记者说，“我在2013年离开香港时，非常担忧中国会丢弃他们的承诺。”杨甦棣所指的承诺，就是在《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写明的香港原有制度50年不变。
杨甦棣在香港任职时曾公开表达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建议，期望特首及立法会选举要符合国际标准。但他的这些言论也引来北京方面的反感，斥责他是在搞乱香港。在任职香港期间，杨甦棣也感到和中国驻港官员很难打交道，“我和多位驻香港或访问香港的中国官员交谈过，他们总是说，你们能做的就是别来干涉我们。”
在离开香港11年后，香港形势的发展似乎证实了他当初的担忧。他的说法非常尖锐，“我看到中国方面不顾颜面，是打算不顾一切要拿回香港。”
在香港《国安法》2020年颁布后不久，敏感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桑普就移居到台湾。他对香港的前途非常悲观，他对记者分析说，“‘一国两制’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司法独立。你看得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
他认为，曾作为香港自由标志的独立司法也受到很大的削弱，“司法中现在有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制度，所有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案子都没有陪审团，他们到现在基本上定罪率是百分之百。”
对于目前的香港立法会，桑普更是充满了不信任感，“现在整个立法会跟中国人大是没有分别的，都是需要资格审查委员会来把关。换言之，必须要中国共产党的首肯，你才能成为候选人。”
他坦言说，虽然现在香港网络还是自由的，香港汇率还是自主的，但在政治、社会层面，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虽然现在香港政府还在说‘一国两制’在路上，但加上了‘全面管治权’后，这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优于一切。你就看得到，根本没有实际上的‘一国两制’。”
现在无论是中国官方的网站还是香港政府的网站，都一再强调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中国政府的网站更是明言，《国安法》是中央行使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的重要里程碑。
曾常驻香港，并担任中国银行国际投资美国分部主席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商业与政府研究中心（Mossavar-Rahmani Center）高级研究员柯安迪（Andrew Collier）对记者分析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曾得益于香港的体制优势，但中国目前对香港的管制方式对香港经济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随着香港政治化的加剧，这些优势正受到威胁。对中国投资的需求将一直存在，但由于香港标准的下降，它的地位可能会逐渐下滑。”
对台湾的启示
“一国两制”最早是在1970年代末，由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提出，用来解决“统一台湾”问题的原则，后来首先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的问题上。
杨甦棣说，一开始美国政府相信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是有诚意的。杨甦棣熟悉亚洲事务，1980年代初期，“一国两制”的提法刚刚传出时，杨甦棣曾派驻台湾、中国等地。他说，当时他和在美国国务院为亚洲事务工作的同僚们认为，中国在“一国两制”上是有利可图的，“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还很弱，需要西方的技术和投资来增长经济，所以他们是有动力去遵守整个规则的。”
但杨甦棣现在已意识到，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抛弃了“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尤其是习近平掌权后，他完全没有遵守‘一国两制’承诺的意愿。他现在正致力于终身执政，没有任何人能质疑他的政策。”
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仍然一再提出要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来统一台湾，甚至包括制定新宪法。但杨甦棣说，台湾人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多数台湾人从来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除了某些来自旧时代的老人。”
桑普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失望则似乎要早得多，也要彻底得多。他告诉记者，“独裁的国家容不下在国中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因为民主的体制是与其不相容的。”他说，1989年六四事件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旦你要争取民主，他就要杀戮；那香港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一国两制”？
桑普2020年移居台湾后，创立了台湾香港协会。该协会网页上的声明写着：“香港是故乡，台湾是家，我们相信自由与责任是并存的。”
桑普说，有很多与他前后从香港逃出来的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他们已经不敢回去，因为担心遭到国安法的整肃。
记者：王允 编辑：何平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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