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指於今年六四，在網上宣傳及呼籲他人參與六四集會，她早前否認一項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今（ 25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續審。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沒有律師代表，今日在庭上自辯。她提到自己面對的所有案件，都與支聯會、六四有關。而這些控罪橫陳疊加，反映政權正一步一步打壓、消滅六四記憶。
以下為鄒幸彤庭上自辯演說的全文，由《立場》記者筆錄及謄寫；篇幅所限，鄒幸彤、裁判官與控方律師的部分對答經刪節。
彤：被告 鄒幸彤
官：裁判官 陳慧敏
（鄒幸彤走上證人區，宣誓）
彤：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人，本人被控煽惑一個沒發生過的集結。本人是一位大律師，自 2015 年底出任支聯會副主席。直到支聯會在 9 月 25 日宣布解散位置。（法官要求她放慢說話速度）
我是沒有案底，但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未有按通知提交資料，而被還押中。我同時因為去年六四燭光悼念，被控煽惑以及未經批准參與集結，11 月開審，在區域法院。
從剛才自我介紹，法庭不難看到，我所有法律麻煩，都是同支聯會、六四相關。而這個控罪的橫陳疊加，好形象咁反映，政權是怎樣一步步打壓、消滅六四的記憶。
（官：等等下）
而這個大背景，是我為何要寫本案中兩篇文章的原因。
官：包括 Facebook、Twitter、明報等三份？
彤：是同一篇文章。要正確理解文章意思、意圖，另一議題：政權行動背後有否不當的政治目的，是必須理解文章出現的前因後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
支聯會其實成立於八九民運期間，承載當年百萬港人對於民主中國的期許，當年這場和平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後，支聯會用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用我們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官：你等等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去傳承八九民運的精神，同埋希望為死難者討回一個公道。
32 年來，六四維園見，是無數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之一，甚至可以說是香港每年最標誌性的活動，係香港人良知的象徵。我哋用維園的燭光，用令世人驚訝的毅力，守護住咗六四的真相，起碼喺香港，一講起八九六四，大家會知道，軍隊入城時候的亂槍掃射，會知道被坦克車輾斷雙腿的方政，知道那位瞓喺板車上流血嘅九歲小學生，知道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絕食的大學生們，知道當年這場運動是幾咁得到全國上下以及黨政機關的支持，亦都會知道王丹、吾爾開希這些名字。知道那位隻身走上長安大街擋住坦克的坦克人，以及悼念細路都有重重困難的天安門母親。
但這些知識不是必然，因為政權一直用他的權力、法律、宣傳機器去抹殺、改寫這段歷史。所以在國內網絡上，六四是打不出來的敏感詞。每年到了六四日子附近，天安門母親、民間行動者都會被嚴格控制，甚至預防性拘捕。幾年前，有記者去北京，走訪大學生，拿著坦克人的相，冇人知道發生咩事。
2014 年，浦志強律師以及朋友辦六四研討會被捕。2015 年⋯⋯（被裁判官打斷）
官：被告人，其實本案是關於煽惑參與明知未經批准集會。
彤：我諗法庭都留意到，檢控背後的目的、相稱性，都是有關連的。
官：請你繼續。
彤：（笑）我剛才說到哪。剛才，2015 年，陳雲飛幫兩位六四死難學生掃墓，被告尋釁滋事，判 4 年。2016 年，陳兵、符海陸，做了一支八九六四的酒，誇張到被人說是煽動顛覆國家，困了三年，才給其中三人緩刑。仲有六四祈禱會的王牧師、舉一張紙牌的張五舟，全部都是被拉、被鎖。
我這裡有支聯會 2015 年的聲明，關於剛才「八九六四酒」的，想呈上法庭。（自己笑）
正正是因為政權的種種打壓，八九喺香港知道，但在深圳河對面就是「反革命暴亂」，軍隊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殺，甚至澳門的終審法庭都可以完全接受中共的定性，說這場運動是「反革命暴亂」，說數以千計的平民學生被屠殺是有悖事實的虛假宣傳。這樣的黑白顛倒沒發生在香港，好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但其實政權唔係唔想消滅在香港的六四記憶，唔係唔想消滅維園燭光以及支聯會，只是在今年之前，她都未能得逞罷了。
支聯會在創立之初已經被中共定性為一個顛覆的組織，當年中英雙方人馬，許家屯、李鵬飛都勸司徒華解散支聯會，未能得逞。去到回歸，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都是勸華叔，不要再搞六四悼念，都是未能成功。軟的不行，就來硬的。2010 年，支聯會在時代廣場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沒收、多人被捕。2014 年，第一所六四紀念館，被親中法團滋擾、逼遷。2019 年，我哋再次置辦六四紀念館，裝修期間已經被滋擾。
到了舊年，疫情給了政府藉口，禁止所有公共表達。六四遊行、集會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仍然去維園、全香港各地，點起燭光。當局高調檢控大批在維園的市民以及支聯會常委。到國安法通過後，建制中人不斷放風，說支聯會違反國安法，說背景要取締支聯會，恐嚇市民不要再參與支聯會活動。
我哋搞了三十一年的維園年宵攤檔，今年第一次被食環署無理取消租約。我哋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同一時間，港台六四節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節目最後播一段六四長跑片段，都要被嚴厲譴責。以六四為主題的街站、電影放映會，被滋擾、中斷。學校更是重災區，教科書上面，關於六四的內容被刪走、淡化，唔會再提軍隊屠殺平民。學校老師越來越不敢請支聯會同同學講六四發生什麼，今年沒有人再請我哋去了。也沒有學生來六四紀念館參觀。
其實六四記憶這樣被打壓，就嚟要斷了。不出意料，今年六四遊行、燭光紀念集會再次被警方禁止。而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看得好清楚，六四當日，數千警力，圍封維園，終於成功令六四燭光在今年斷絕，在維園不再燃起。但這樣都不夠，在 8 月底，當局動用（編按：國安法）43 條，以老屈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資料，迫使我們關閉網站、社媒平台，令大量六四史料瞬間消失。當我們常委據理力爭，我哋全部被檢控、還押，甚至連支聯會本身這間公司都被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所有常委在囚之際，當局仍要窮追猛打，威脅取消公司註冊。我哋成員在 9 月 25 日議決解散支聯會，令到這個 32 年的組織畫上句號。但其實解散完，已經立即宣布要查封所有財產，所以我們現在連律師費都畀唔起。
喺呢啲事情發生的同時，係針對成個反對派、公民社會的掃蕩，大批民主派領袖被捕入獄，連參與選舉都成為罪名。大量民選議員被迫辭職、被 DQ，無數民間組織、工會，甚至學生組織都被解散，新聞媒體被關閉，蘋果日報執笠，言論創作自由受到嚴重打擊，連長跑都不可以講香港加油。
（控方指被告控罪之後發生的事情應該無關案情，討論在此略去）
彤：法庭是不可以單獨看警方禁止六四燭光集會，不是單獨的決定來的，是擺在整個社會脈絡，所有跡象都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那個結果早已寫在牆上，政權要消滅所有反對聲音，而六四燭光集會是她必須要蓋熄的一個行動。疫情、公安條例，不過是方便的藉口。其後發生的事情，不到三個月就對支聯會拉人封艇，正證實了我當時的判斷。
我哋見到的是，支聯會一方，我哋早早入紙通知警方，我哋要搞遊行集會，我哋表示會遵從所有社交距離的規定，我哋願意與任何部門商討，如何兼顧防疫情況下，令六四悼念仍可進行。但警方反應，成個月不理你，係咁咦同你開會，不會給出任何方案讓你進行集會，而明明我哋見到的是，同一時間，林鄭宣布第四波疫情已經完結，香港人已經工照返，地鐵照逼，所有這些活動，人的擠迫程度，都會比一個六四燭光晚會有過之無不及。我自己每天返工逼地鐵都知道。
明明我哋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顧防疫以及示威集會權的方法，唯獨香港一刀切，所有反對派的集會都不給進行。明明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積極責任促使集會進行，但警方永遠將個波推給民間團體，就只有「集會自由不是絕對」，完。明明我哋見到公安條例根本沒有賦權警務處處長用公共衛生理由，但疫情一到，警務處處長就可以自我擴權，而沒人能制衡他。明明就算他禁止支聯會集會，但政府可以講到所有六四悼念都會犯法，著黑衣都可以被捕，可以將禁止無限擴大。
面對警方這樣濫權，面對政府步步進逼消滅六四記憶，我們若不作出任何反抗，就係默許真相被掩埋，死難者沉冤莫白。我自己作為支聯會副主席，當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在囚，是更有責任在今年延續推動六四悼念活動。
但即使我們認為警方的禁止是違憲，支聯會作為一個組織，是不可能冒著被檢控的風險，去彰顯我們權利。所以我們公開宣布，支聯會不會在今年舉辦維園燭光集會。而這個也是第一篇 FB 文章出現的原因，我表示非常遺憾，非常對不起香港人，做不到這件事。（鄒有一刻哽咽）
唯一方法，就是用個人行動，去延續、擴散本來應該在維園的燭光。所以，我在那段時間，不停寫文章，做訪問，擺街站，去叫大家記住，呼籲大家繼續用行動悼念六四，呼籲大家克服恐懼，不要因為權力無理的恐嚇，就連我們自己基本的言論、行動自由，都不去做，不要被白色恐懼癱瘓我們的行動能力。
閣下，我有一些當時的訪問、街站的記錄。我想讓閣下見到我對公眾作出的呼籲，是什麼內容。
我在這段時間對公眾做的呼籲，就是叫大家六月四日八點鐘，點起燭光，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可以去到哪裏，遍地開花。而呢個模式，其實是自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第一次被禁，發展出來的，是一個不用集會形式，都可以表達集體力量的方式。作為一場群眾運動，我哋必須畀到一個相對安全參與的方式比大家，才有可能動員最多人參與其中。而遍地開花正正這樣一個平衡之下的方法。畀到每個人因應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因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選擇一個地點做行動。但作為一個共同的行動，一個政治的表達，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這件事要在一個公開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說我自己藏起來，做給自己看。
如果法庭話一個沒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煽惑緊一個未經批准集結，我都好疑惑，這個集結是說在哪裏的集結，是否這個集結是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舉起燭光，就是參與一個未經批准的集結？如果這樣講，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但當然，雖然這個六四點燭光行動，沒有指定地點，但最有象徵意義的，亦都最大風險的地方，一定是維園。但因應政府擺出來的態度，警方各種放風、威脅，維園確實不會是好多人願意、或者有能力今年再去到做這件事的地方。但無疑是最多人仍想見到有燭光亮起的地方。因為維園燭光象徵一種承諾、一種堅持，一種堅守良知的勇氣。而最責無旁貸，應該去維園做這件事的，無疑是在維園舉辦了三十年燭光晚會的我們。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燭光走進維園，可以犯什麼法；即使我公開講我會做這件事，是否現在法律不給我公開講我會做一件合法的事？是否只要有人通知了警方集會而被禁止，警方就有權將一個地方完全封閉，禁止所有人就相關議題作出表達？將維園鎖到銅牆鐵壁，真係同防疫有關係？（庭內公眾鼓掌）
但法律分析是一回事，實際風險是另一回事，這確是香港的現實，如果不是我也不會在此。我自己覺得願意承擔風險，但不可能有好多人願意同我做這件事，所有討論、氣氛，好清楚告訴我，好似往年那種大規模的集會，今年不可能出現的。
去到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幾二十幾人願意和我試下入維園，更大可能是小貓三四隻，甚至可能只得我一個。
但係即使只有我一個的話，我都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維園的燭光，經過三十二年的沉澱，已經是呢個國家上面最重要的反對專政的象徵。我哋可以守住佢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去到維園的人不多，只要有，我哋都仲可以話，維園的燭光未死。當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變得不可能，起碼，我哋都仲可以用個人力量，做最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將每個行動的政治能量，放到最大。正如當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為見到後面有成千上萬人跟著他，他才去擋住塔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須去做這件事，因為呢件係正確嘅事。
而如果我哋自問係傳承緊八九嘅精神同埋堅持，我哋就要有呢種不論人多人少，不論高潮低潮，都堅持落去的決心。我哋當然唔會否定，我係好想好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的畫面。但同時我對時勢都有好清醒嘅判斷。若然到了當日，維園真係只剩下幾點燭光，甚至被當局成功，（令）完全沒有燭光亮起，咁我更加需要向公眾解釋，嗰幾點燭光嘅意義。三十二年來，維園燭光的意義，同埋當局點解咁大決心要禁絕維園燭光。呢啲說話，今年唔去講，好可能之後都唔會有機會去講，而其後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
所以會有明報的那一篇文章，匆忙一晚寫成不成熟的文字，但當局就如獲至寶，覺得可以文字獄，甚至抄足國內六四手段，做預防性拘捕，六四一早就將我拉咗，困足 36 小時，讓我無法作出任何行動。再之後，對支聯會所有行動，更加上綱上線，講到我哋 32 年活動是顛覆國家，是受國外勢力指使。
但驅使香港人 32 年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話我嗰兩篇文章是煽惑大家，是抬舉了我，也是貶低了香港人。我們見到即使維園封禁，去到西貢、屯門，都有人亮起燭光、燈光，不需要什麼人召集。呢個就係香港人嘅如水，香港人嘅堅持。
其實八九的時候，我都係得四歲，好多人疑惑，為何我如此執著這件事。是香港人，是三十幾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又善良的香港人呢，教識我，咩叫擇善固執。我所做的，只是傳承、發出這些普通人的聲音，做一個普通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想做的所有事情，不讓政權壟斷真相。
若法庭要用煽惑的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按良知做這件事。若要因此受刑，我亦無怨無悔。
以上是我的口供。
（掌聲雷動）
（休庭）
眾人鼓掌不斷：六四無罪！香港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