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
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和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都已经有中文译本，这两本书关心的共同问题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两本书里讨论的那些法国或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各有差异，面临的具体政治选择也不相同，但却都涉及了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该如何参与政治？用什么来衡量他们的政治行为？这两本书直接讨论知识分子如何介入政治，与一些其他探讨学术和学术立场政治性的著作有所不同，如，大卫·施瓦兹（David L. Swartz）的《象征性权力、政治和知识分子》（Symbolic Power, 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s），罗伯特·布力姆（Robert Brym）的《知识分子与政治》（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和查尔斯·莱姆特（Charles C. Lemert）编的论文集《知识分子与政治》（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江苏人民出版社早先翻译出版的知识分子译丛中的一些著作，如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保罗·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虽然涉及知识分子政治问题，但也不如这两本书来得直接。
一 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
里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重点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或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政治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纽约书评》认为，里拉触及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知识分子本该对集权暴政抱以警惕，怎么反倒会背弃自由和独立探索的理想？又怎么会在立场上赞成专制制度下的大规模压迫和因此造成的人道苦难？
知识分子与暴政的思想合作是一个值得记取的严重历史教训。里拉特别提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记叙的一些波兰知识分子，他们是成功的作家，但却在思想上与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冷战时期，里拉所讨论的那些德、法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身上都一再出现了有意无意为专制政治提供思想弹药的情形。他们的学术具有职业特征，但不具备思想者最难能可贵的那种对暴政的判断和憎恶。在他们的“学术”（往往非常具有诱惑力）之外，里拉要发现的是，“他们的头脑里还隐藏这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托尼·朱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价值（“文人涉政是否值得”），不能只是用他们的政治行为结果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党性思维方式”，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当政治暴力和迫害无情而血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斯大林主义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他们的行动实属正义”。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
知识分子陷入党派同路人和实际暴力帮凶的处境而不能自拔，朱特将此视为他们最大的失败。这种情况其他论者也多有论述，例如，乔治·奥威尔在《阿瑟·凯斯特勒》一文中指出，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在诗作《西班牙》(1937)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像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苏联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这是一种自私的政治犬儒主义。
政治犬儒主义有三种基本类型，一种主要是大众的，另外两种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第一种表现为政治冷漠和不参与，对政府、政治权力、政治人物和权威抱绝对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许多普通民众都有这样的政治犬儒主义，在民主和专制国家里都有存在。第二种是知识讨好自己国家里的政治权力，以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政治投机，这在专制国家里尤为常见。投机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任何信仰，也不相信信仰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装出笃信任何信仰的样子。第三种是知识分子对事不关己的 “恶”特别能表示谅解和接受，甚至为之辩护，这是一种伪善，也是一种在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对“恶”是有认识的，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恶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但是，他们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恶要善于理解得多。奥威尔批评奥登的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
在其他许多不同的党派立场问题上，许多知识分子会表现出相似或更严重的政治犬儒主义，他们有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但也有的是明明知道，但依旧坦然为之，明知故犯的那些人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犬儒主义。这是道德操守的失败，虽然它可能为当事人带来政治前途或学术名声上的“成功”。参与或投靠政治党派和党派政治可以让一个人有事业上的发展或仕途上的发达，但他不能不为之付出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代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他不能把责任推到“时代使然”头上。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体制，包括政治、文化和学术的体制，但他可以选择在这些体制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这就特别需要明确什么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行为方式。
二 知识分子的文人涉政
欧洲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与文人涉政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文人涉政并不只是出现在欧洲的历史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只不过所涉的政治离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非常遥远。那些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里做一些非常有限而效果完全不得而知的事情，而大多数其他文人涉政不过是为了从执政党的政府那里分沾一些利益罢了。
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原则，扮演政府的诤友角色。以他 “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在他作为国民党 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 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在组党、办报皆无可能的时代，剩下的并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唯一选择。知识分子有的为民主的理想而担当起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是一种有不同理解和有争议的角色身份)的责任，或是把启蒙当成是实践公民政治的一个途径。但是，也有的选择扮演体制内政治化学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可能远离政治，但他们却可为自己的学术活动选择不同的政治原则导向。
体制内的政治化学者中，相当活跃的一些人不是像傅斯年那样，以“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为己任，他们从不给当权者添麻烦。相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来服务于某种政治势力或者甚至投靠某个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种依附和讨好的政治使得他们能够在彻底政治化的学术体制内备受青睐、出人头地，成为学术领头羊，也成为年轻一代学子眼里的“成功楷模”。 荣剑在《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中所历数的那些搭上“重庆模式”顺风船的知名教授虽然在学术上远不及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论及的那些学者，但在政治投机和人格失节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离托尼·朱特所讨论的那三位以真诚著称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是最遥远的。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论及法国的文人涉政。他认为，法国文人许多都是富有聪明才智，但却对国家现实缺乏了解，一遇到某种理论便激动不已，以为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里拉和朱特在剖解涉政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时，对他们的真诚是抱有怀疑的。他们在那些与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天真无知，而且还有伪善和欺骗，包括自我欺骗。那些在“唱红打黑”日子里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他们不见得具有托克维尔在法国文人那里看到的聪明才智，但却不乏某种学识和专长。在重庆政治看涨的时候，他们也是以“为什么选择重庆”、“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3.0版”夸夸其谈，著书立说、发表高见。在重庆政治退潮时，却并未见到他们真的为自己不久前的“信念”有什么坚持。这样的文人涉政，犹如股票投机。里拉和朱特并不是笼统地不信任一切文人涉政的真诚和良心，而是看到，当文人涉入某些政治时，由于它的利诱、压制、虚伪和不自由，选择了政治犬儒主义，会比涉入另一些政治时更缺乏真诚而没良心，因此特别伪善、狡黠和势利。
三 知识分子的政党归属
里拉和朱特视野中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有的曾经直接投身或效力于某个政党，例如，布鲁姆是法国社会党的重要成员，1936年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加缪参加过共产党、海德格尔和施米特都曾经是纳粹党员。政党曾经是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依托。在一些别的国家里，“入党”也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被允许的方式。在政治制度内发挥作用，成为制度性政治的参与者，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有机部分。社会学家希拉彭托克（Vladimir Shlapentokh）在《正常的极权社会》（The 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一书中对前苏联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有所讨论，他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党在发展成员时优先考虑工人、农民，但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更积极要求入党。对知识分子来说，入党固然有物质和个人利益的实际好处，但也是获得重视和信任，因此更有机会参与社会和学术事务、发挥影响力的必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比例越来越高于一般民众。例如，1979年，苏联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中有70%是党员（1948-1948年是29%），教授中的党员比例是55%（1948-1949年是31%）；拥有博士学位者的党员比例是36% （1948-1949年是30%）；苏联作家的党员比例超过50%，作家代表大会成员中有87%是党员；作曲家和电影导演中的党员占三分之一；记者中的党员占三分之二。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入党当作了一种政治表现和表态，是假面社会中特有的政治犬儒主义现象。
政党归属一方面给知识分子带来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但也限制了他们作为个体公民的独立、自由参与，迫使他们的许多参与行为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或者盲目的政治献身。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告诉读者，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多党制国家里，党性思维也在阻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而且还会使国家深受其害。他对知识分子党派辞令的厌恶和批评是以法国革命以后的历史为教训的，一代又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由于难以摆脱左右之争和党性思维方式，站在一方，无条件地为反对另一方而效力。这种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无休无止的纷争让法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富有聪明才智的法国知识人士在相互攻讦、相互诋毁、相互推翻中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夸夸其谈，耗掉无数精力和智慧。朱特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也就是自己确立目标的首要性，并以此作为一种更有自由行动的知识分子人格理想。
里拉和朱特都把个人的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看成是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这种思考和判断并不能保证参与政治的个人永远不会有错误的选择或行为，但却能让他们真诚、勇敢并有始有终、一以贯之地坚持一种叫做“自由精神”的东西。许多作为“组织人”或“同路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瑕疵都与舍弃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有关。他们往往因党性思维而容忍或维护桎梏刑戮的暴力和暴政，或者因为某种精致的理论或“理论过剩”而根本不在乎与什么政治势力为伍。他们不再把守护自由和反抗暴虐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和行动指南，因此事实上已经无法担负知识分子最不容推卸的那部分责任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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