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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十年间，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这项原本像是为对外输出国内过剩产能而启动的海外发展倡议，走向世界各地。但在中国官方媒体渲染全球15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同时，相关项目的债务陷阱嫌疑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近期不得不对多个国家提出救助方案，缓解受资国的债务危机，也为“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佐证。如何评价这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倡议？东南亚国家在第一时间就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之后，在中美在全球，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状况如何？美欧近期各自推出的大规模基建计划是否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今天，我们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先生介绍他的观察与分析。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高，回报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引发各方的种种疑惑，十年之后，“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各地铺展，内容包罗万象，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荘嘉颖先生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
荘嘉颖：“‘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是让中国对外输出资本，另一方面是施展中国的影响。对于‘一带一路’的目标国家来说，他们则是希望经由中国的投资，来发展基础建设。当然，每个国家对于基础建设的需求不一样，自己处理财务的方式也不同。对于有些国家来说，这些基础建设的投资对他们的经济成长和发展有一定的利益。另外也有些国家，因为自己在财务方面处理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大量的中国资金进入之后，造成了一些寻租的行为，或者一些贪腐等其他负效应。所以，要具体看每个国家怎样去经营这一大笔财富。中国流入到这些不同国家的资本本身并不是特别好，或者特别坏。不过，有大量的财富进入某个地方，它当然会造成一些分配方面的重新调整，也会造成一些寻租的诱惑。怎么样去处理，不同国家的方式和成效都有所不同。所以，最后的效应要根据每个国家来看，而不是整体地从”一带一路“角度来评估。”
法广：虽然中国的大笔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东南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但由于政治目的驱使，这些原本应当精打经济盘算的中国投资，显然面对更大风险。
荘嘉颖：“‘一带一路’倡议毕竟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某种机会，因为它带进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这些投资又是在基础建设方面。当地很多国家，譬如说寮国（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尼等地方，因为他们自己基础建设投资向来不是很足，所以他们对中国投资特别看好。因为如果不是中国资金流入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吸取到这样额度的资金，来进行这些基础建设发展。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地方之所以没有基础建设，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经济条件，造成一般以市场规律来评估的投资，风险会太高，而回报率会太低。也就是说，中国经过‘一带一路’项目进行的资金投入，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甚至需要承担一定的短期内的损失，这就使得它的回报率很低。如果希望从中获得某种经济利益，就要放眼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有些地方因为自己的管理方式不是特别好，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又不是特别强调必须要符合哪些投资或经营、管理条件，所以说，往往会有寻租或贪腐的现象出现。中国的处理办法，是用比较高的利息。但比较高的利息，当然就会造成某种债务危机，有时候也会在一些国家造成财务上的问题。比如在泰国，‘一带一路’投资的高速铁路引来一系列跟利息有关的争议。在印尼的高速铁路项目，则遇到了征地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大型投资和其他国家的大型投资一样，它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本来很多东南亚国家相当看好这种投资，可是他们后来发现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跟其他国家一样，毕竟会面对一些结构性的挑战。而中国投资利息比较高，管理条件可能又比较松，这就容易造成某些地方出现争议，出现利益分配问题。这种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大型投资中也会出现，不过，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在管理方面可能要求会比较多。中国当时的投资说不附带条件，反而造成后来的一些问题。”
“一带一路”投资与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下投资结构相似
法广：对于中国来说，相关项目投资与实际收益是否平衡？对于“受资国”来说，是否得到了某种双赢？
荘嘉颖：“双赢这种说法，中国常常在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时候会提到。不过就像每一种投资一样，‘一带一路’的资金流入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当然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所以说，对受投资国来说的话，他们往往是会享有某些资金流入的好处。不过，从分配角度来说，可能在有些地方，会造成某些反弹，比如说征地问题，比如说，环保评估没有做得特别严谨，等等，所以也造成当地一些反弹。那中国获益在哪里呢？或许在某些投资上，它掌握了一定的经营能力后，可以主动提出某种发展方案，比如优先使用铁路权等等。”
“其实话说回来也相当讽刺。因为中国在大清、民国时期就有过这类铁路问题。也是外来资金投入基础建设，因为面对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求的条件、要求的利息相当高，于是造成当地的一些分配问题，债务和财务问题。新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其实在结构上跟当时的那种所谓不平等条约下面的这些投资，有相当的相似度。这种结构相似，就造成类似的社会反弹，类似的社会冲击。虽然说有一些人，尤其是当地的社会或者经济精英，可能会受益会比较多，因为他们比较直接跟这些外来资金有合伙关系。”
法广：近年来，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国家债务沉重，无法偿还中国贷款，中国近期也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这种状况对于中国财政来说，意味着什么？
荘嘉颖：“中国要补救某一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计划，对他自己财务是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现在中国，他的经济成长开始放缓，自己的地方债务负担也相当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一带一路’国家的财务的话，当然会给中国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实施补救的方案，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稳住中国在这些地方的投资，不要让损失太惨重，或者说不要让这个计划完全失败。那当然要得到这样的效应，就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个代价或许就是在财务方面。”
“那长远来说，这样的一种投资是不是能够让中国获益？不管说是直接在经济上，还是在影响力方面，这个其实还有待观察。因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其实有一段时期也是向很多他们希望吸引的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给予大量的财务补助，也包括基础建设的投资。当时他们就发现这样做的效应不一，有些地方相当成功，比如战后的日本，或战后的南韩；有些地方则有一定的损失，比如说，巴基斯坦当时也是获得美国的大量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其实没有学到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现在对外的资源、对外的投资，都会有比较多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经过冷战的经验发现：如果对于经营的条件要求太少的话，其实会增添风险。但中国当时因为要快速的把资金输入到这些不同的国家，希望很快就达成协议，所以在这些条件方面，放得比较松。这就造成它需要承担的风险会比较高，这些不同的受投资国的风险管理的挑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法广：美国正筹建印太经济架构（IPEF）应对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该地区的扩张，美国和欧洲也都各自提出了大规模全球基建计划（美国的B3W，欧盟的Global Gateway）。这些是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形成挑战？
荘嘉颖：“美国的IPEF跟欧盟的Global Gateway与‘一带一路’有相当大的差别。首先就是在资金方面，美欧提出的两项方案承诺的投资并没有像‘一带一路’的数额那么大，但它（美欧投资）或许是比较现实、比较能够落实的数目。‘一带一路’有时候承诺了很大的一笔投资，可是最后都没有办法落实，或者落实的投资，跟当初承诺的投资有相当大的落差。菲律宾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所以，可能美国和欧盟他们的这种计划，对资金管理，对投资的经营，也会比较严谨，或许有一些国家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如此受到国际上的瞩目和限制。另外一方面，IPEF和Global Gateway某程度上也是希望建立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法规框架，‘一带一路’则不太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从其他角度看的话，中国除了‘一带一路’以外，也相当努力推动经贸合作，尤其是某程度上的市场开放。比如说他有推RCEP。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并不太允许政府做市场开放，而这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看好的一项。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他们对于美国的IPEF的反应可能会稍微有些冷淡，虽然他们还是会非常欢迎从美国过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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