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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通过后，“一国两制”基本上已经宣告走入历史。川普也因此于14日正式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制裁“破坏香港民主”的人士或官员。但回顾中国过去的谈判行为，《中英联合声明》被当成“仅供参考”并不是太意外的事情。香港之今日，恐怕早就在中共的规划之中。
中国谈判行为四阶段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1995年曾出版一份关于中国谈判行为的报告。虽然这份报告是依据1967-1984年中美的交锋所撰写，但是时至今日，仍有诸多值得借鉴。
报告作者索乐文（Richard Solomon，曾任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驻菲律宾大使）指出中国的谈判行为可分为四个阶段：
开场（Opening Moves）：建议“友谊关系”，而条件是必须接受中国的政治原则，一旦接受则会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共对友华人士的正式用语）。此阶段主要是在试探对手愿意为对华关系承诺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中国经常在谈判后期撇开政治原则不谈。
评估时期（Period of Assessment）：铺垫完“关系”之后，中国会开始巧妙地建立对自己有利的谈判环境（例如塑造国内外的舆论），并测试对手的底线和耐心。如果对手不愿意继续遵循中国设定的议程，那么就是伤害和中国的友谊，中国亦能藉此施压谈判对手使其就范。
终局（End Game）：中国在确保对方的立场，以及谈判协议不会危害到中国的政治原则之后，便会展现弹性，在细节上作出让步，以尽快达成协议。
执行（Implementation）：协议签署后，中国会要求对方恪守协议内容（例如中美三公报），一旦违背就是在挑战和中国的关系。然而，如果是中国自己无法遵守，那么中国则会要求对方“基于友谊”体谅中国的难处，并将责任推给对方。换言之，对中国而言，谈判达成的协议不过是一个测试国际关系的过程，既没有强制力，也不是什么永远的承诺。
从始至终，整场谈判乃至之后的执行阶段都在中国的计算之下。中国不会着眼于协议本身带来的利益，而是更加“程序导向”（process-oriented），透过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控制谈判节奏、施压对方，这层关系甚至在谈判结束后也能被当作筹码使用。时至今日，中国的谈判行为仍能看到这套策略的影子。
而香港，正是中国缜密的谈判策略的牺牲者。
中共惯用的谈判策略
1984年中国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最在意的是废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贯彻一中原则。让英国在大方向上同意，是中国的首要目标。起初，英国并不愿意废除条约，但在中国坚持下（若破局将单方面解决香港问题），英国不得不让步，将包含新界、九龙地区一并归还。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很快察觉到，英国并无意为了香港承担和中国开战的风险，而是致力于和中国建立更加稳固的关系。一旦确保了中英的“友谊”，接下来一切都好谈。
知道英国的底线之后，中共也很快作出退让。邓小平随后抛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时任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也表示认同邓小平的构想。许多人批评，当年英国没有让香港公民自决，又近乎无条件式地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无疑是一种投降行为；其结果是只换得“五十年不变”等毫无保障的承诺。但实际上，对于强调意识形态统一的中共而言，喊出“一国两制”已然是很大的让步。对中共而言，国家的言论思想、民族政策、教育等，都是必须紧抓在中央手上的。允诺香港拥有自己的民意机关、媒体、教育、出版业等，完全不合中共的统治原则。很明显地，“一国两制”一方面是一种实验性的政策，是中共在测试到底能给香港（或其他特别行政区）多少自治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了获取英国、香港市民，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以尽快签署合约，并让香港回归“一个中国”。
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今天，也就是索乐文所说的第四阶段，我们看到中共在执行面上如何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工具性的手段在使用。中共最想要的终究是让“香港属于中国”成为铁则，而过去30年的铺垫也确实让中共达到了这个目的。国际社会如今只会挞伐中共迫害香港的自治和人权，但绝不会有国家质疑香港属于中国的事实。一旦主要目的达成了，协议其余的内容也没什么遵守的必要，撕毁“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可谓轻而易举。而多年以来中国累积的实力与政治资本，更是让中国毁约的行为能够安全下庄。我们很难说，这一切不是中共一开始就如此计划着。
再者，一国两制从根本上就很难长久运行。一国两制说穿了就是中国版的联邦制。虽然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被赋予高于联邦制的自治权，但国家再怎么分权，终究有个界线：中共不可能放任任何一个地方政权出现脱离中国和反共的思想或行为。当香港反中情绪不断升温，港民开始追求“真普选”，“反送中运动”也升华成“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共中央不可能不介入。实际上，港版国安法最为人诟病的并不是法案本身的内容，防范叛乱份子本就是中央政府的权责，关键在于它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让香港自治的承诺。时至今日，中共若不把权宜性的“一国两制”送入历史，那走入历史的恐怕就是“一中原则”。
不管是当年中英两国之间的谈判，或是后续对香港市民自治的承诺，都不过是中共惯用谈判策略中的一环。建立关系、作势让步、赢取信任，当一切成熟后，再把该获得的利益尽括囊中，完成“养、套、杀”。
回不去的“一国两制”
那么，国际对中国或香港政府的制裁会有用吗？答案恐怕是很难。相比于中国的核心政治原则，一份毫无强制力的国际声明根本不值一提。中国官方也早已将《中英联合声明》定调为“历史文件”，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已经失效。换言之，香港的自治权必须按中共的游戏规则玩。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制裁，中共大方向的政策已经不可能改变。假设中共真的愿意让步，接下来的剧本也只会和因应美国制裁天安门事件一般，象征性地释放几名政治犯、减少对国外记者的限制、适度放宽言论自由，或是拿其他条件来换取撤销制裁，但要中共彻底改善人权或实施民主化，根本是天方夜谭。
不论是从索乐文的报告，还是从香港的经验，台湾必须了解，和中国打交道需要额外的谨慎。中国擅长塑造有利于自己的谈判环境，且总是考量着长时间乃至于数十年的长远规划。若低估中国的谈判策略，轻易认同中国的政治原则，只会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只剩按着中国游戏规则玩的一条路。切莫忘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第一句直白地写下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恐怕早已预示着香港今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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