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3日，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大胆地呼出“民主、法治、结束审查制度”的诉求。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以上几个方面似乎没有改善。近年来，因言获罪的各界人士仍然屡见不鲜。为敦促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方人权志士利用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的日子，缅怀逝者。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德国的肯彭（Kempen）市举行、并以全球连线方式，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权志士的积极参与。德国人权活动家罗兰德•库纳（Roland Kuehne）牧师与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女士提议：将每年的7月13日，定为纪念刘晓波“世纪冤狱”的日子。就此，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刘晓波逝世三周年，今年的纪念活动突出的话题是什么？
廖天琪：就如同所有杀人犯的阴暗心理和毁尸灭迹的残忍手段一般，中共政权要除去他们认为会威胁他们权力的刘晓波，先将他虐死，继之挫骨扬灰，将其骨灰沉入大海，再往后就是堵住悠悠众口，这也包括晓波的妻子、家人。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权律师Shirin Ebadi说过：刘晓波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英雄”，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说：“晓波是世界级的智者，他的‘非暴力争抗’理念是世界遗产”。在中国大陆，人们不能公开谈论、奠祭刘晓波，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昇华到更高的境界，如灯塔一般，在黑暗中发出温暖人心的亮光。
刘晓波散布在全球五大洲的朋友和同事，提出要“拒绝遗忘”，来抗拒独裁政权强制下的“集体失忆”。年年在晓波的忌日7月13日，我们纪念追思他，主要的是把这个强烈的对比提出来：一边是蔑视人性，犯下反人类罪，杀害晓波的中共极权，一边是智仁勇兼备、文采飞扬、气壮山河的刘晓波。
这次全球联网会议中二十几位发言人，大部分高度赞扬晓波睿智的思想和殉道者的精神。日本友人们说，要让晓波的精神在日本社会传播，的确，晓波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牺牲，我们大家要继晓波未竟之志，再接再厉。
鉴于香港如今陷入中国极权打造的港版“国安法”镣铐中，这次纪念活动也加入了香港议题。
法广：今次悼念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的活动，加入了声援与支持香港人民维护自由民主斗争的内容。您如何看待香港面临的困境？
廖天琪：刘晓波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早在2007年，他尚拥有自由之身时，写下了“我看回归十年的香港”文章，里面说：“香港回归十年，对北京政权是荣耀，对港人却是悲哀…香港的繁荣来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归后的香港，虽然‘一国两制’的架构依然运行，但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著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晓波对港人的评价很高，他说他为“每年‘六四’忌日闪亮在香江畔的烛光而感动，更为自2003年以来的争取‘双普选’‘七一’大游行而振奋。在我眼中18年如一日的烛火，是东方明珠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为点燃这不灭烛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维护正义和反抗暴政的良知。”这次会议也邀请了几位香港人和旅居德国的香港年轻人发言，他们都为7月1日公布并付诸实施的“港区国安法”感到愤怒，并向国际社会呼吁，请求他们制止中共这种违反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双重违法行为，实行制裁。
我个人十分担心香港的前景，虽然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台湾都发出谴责，并且对今后港人的签证和入境、入籍提出优惠条件，特别是美国川普总统在7月14日签署了《香港自治法》，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官员，并中止美国对港的经济优惠，禁止美国出口敏感技术给香港。可惜欧洲国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下滑严重，如今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虽然也不满中共做法，可能不会有跟进美国的这种决绝做法。
依靠国际对中共施压是个好办法，但是港人继续争抗依然最具关键性，只是我为那些在新的国安恶法下，可能被捕、被判刑的人们担忧。中共政权的蛮横违法是否能让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和统一战线，来对付这头独裁怪兽，我是不太乐观的。
法广：刘晓波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仍有敢言的知识分子或公众人物勇于发声。他们又面临怎样的遭遇？
廖天琪：习近平政权对一切异音、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之狠毒不亚于老毛。刘晓波死于他手，他杀害了诺贝尔奖得主，没有受到国际的惩罚，大陆百姓反正也被蒙在鼓里，他如今更是胆大包天。拿武汉疫情来说，讲真话的李文亮得死，另外一个开了口的人，如作家方方，被五毛水军封杀了。其它的公民记者李泽华、陈秋实，公知如许志永和许章润等，不是被消失，就是被禁声，最近又抓了张展。
许章润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他2018年发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谴责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他被清华停职听课，革除教职，开除公职，却依然无畏。新冠爆发，他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一文中，指出中共制度是“组织性失序”，只对上级负责，不顾下面人民生死的官僚做法是“制度性无能”，他怒斥中国领导人“无耻之尤”、“民心丧尽”。他的下篇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里，再次痛批中共的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以及嗜血的红朝政治和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此文发表后，中共再也按耐不住，7月6日警方将他从北京家中带走，并告知家人，他在四川“嫖娼”，一周后，他被释放回到家中。这种污名化的手段是老共惯用的，以前叫做“批倒批臭”，如今“嫌涉嫖娼、吸毒、性侵”，这种脏水乱泼的下三滥手段，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除了许章润，还有一些公知，像许志永在武汉疫情爆发时，发表“劝退书”，请习近平引咎辞职。红二代的任志强指桑骂槐，羞辱那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5月间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曾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呼吁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这些勇敢的公众人物都面临被抓捕，失去人身自由，被失业，被污名化，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家人也被牵连受害。
法广：随着数据化使用的扩大化，中国异见人士是否将再次遭遇寒冬？
廖天琪：中国异见人士一向就在寒冬的境遇中挣扎，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放弃了，但是有些人依然坚持。随着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据化很早就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次武汉疫情爆发，更给政府当局一个充分的理由，给十四亿人民下一付电子枷锁，如今每人的手机上都有红黄绿的健康指标。我个人理解，目前这个“健康”指的是病毒感染与否，但是它已经开始，并且很快会继续延伸，检验每个人是否“忠君爱国”，是否思想言行也“健康”。
一位驻北京的德国记者，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疫情期间的亲身体验，他说，只要外出，每天都要被“验身”数次。一日，他跟朋友约会，一路上手机的检测都是绿色，到了约定的饭店，绿色变为黄色，他只能乖乖回家自我禁闭，约会取消。如此这般，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被当局“不待见”的人士，以后至少都是“黄色人物”，不必劳驾警察登门，他们就自动在家面壁了。不必去看守所、蹲监狱，好像更加“人道”，更加“和谐”了，真是“厉害了，我的国”。悲哀啊！寒冬提前到来，对于思想界的独立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北极寒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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