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试问谁还未觉醒, at 25 March 2020
1、SARS 事件
2003 年 2 月开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笼罩于怪病“SARS”阴影中，而 SARS 的源头中国大陆却对疫情的真实状况讳莫如深。
从 2002 年 11 月中旬广东佛山开始出现第一个病例，到 2003 年 2月初数百人被感染这段时间，中国广东省政府一面按照惯例压制媒体对实情的报道，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内部渠道上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但北京方面当时正值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时期，维持表面上的安定是第一要务，中共高层领导根本无心过问疾病流行这类事情（因为区域性的疾病流行在中国是常事），于是习惯性地掩盖疫情，对外则矢口否认 SARS 的发源地是中国，从而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机，最后导致 SARS 传播至世界范围，与中国大陆毗邻的香港更成了 SARS 肆虐之地。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公众从官方传媒那里得到的有关 SARS 的信息与国际社会完全不相同。根据广东一位新闻记者的披露，面对SARS 的肆虐，广东省一位官员居然说出如此惊人之言：“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其言下之意是：如果疫情失去控制，还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封锁消息；而如果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那比疫情失控更可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制约、干预“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记者对 SARS 的报道其实早在 2002 年 11 月刚出现疫情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受到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干预。2003 年 2 月份（中国的春节期间）SARS 随着香港人到大陆过春节而传播至香港，此事在香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引起恐慌。但从 2 月 8 日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下达各种禁令，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要求媒体从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不得采访报道此事。据广州一位资深编辑称，从这天起，有关部门针对“非典型肺炎”（中国对 SARS
的称呼）的通知就没有停止过，最多的一天达到三道。v 当海内外逐渐了解到 SARS 的源头在中国时，广东省政府于 2 月 11 日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疫情公布没有“缓报、漏报、瞒报”现象，被称为病源的广东省广州、佛山、河源、中山等四个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全省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分别于当天、2 月 14 日与 17 日，多次以书面与口头通知的方式，警告全省各媒体，不要擅自报道有关 SARS 的任何消息，
有关报道一律采用官方提供的宣传稿。与此同时，官方更将有关SARS 的统计数字列为国家机密，泄漏者一律按泄漏国家机密罪行处理。仅仅在广东，因为报道 SARS 而受处罚的媒体就有数家，最先被用来祭旗的是广东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因这家报纸隶属于《南方日报》集团，由此株连至《南方日报》集团旗下各报，中共广东省委趁机改组他们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南方周末》vi。
然而，该部门的禁令只堵住了媒体的嘴，却堵不住社会的口耳相传，从官方媒体那里得不到可靠的消息，社会上各种流言蜂起，
出现了罕见的恐慌性抢购。在媒体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政府的宣传部门作了“让步”，安排刊发“通稿”2，但“通稿”内容语焉不详，
没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直到 4 月 8 日，解放军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冒着极大的危险投书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此信原来是写给中央电视台4频道与香港的凤凰电视，未获答复，这才通过人转投给《时代周刊》记者──将他所了解到的 SARS 疫情透露给国际媒体，国际媒体才算是有了第一手的资料 vii。
在这段情况最紧急，最需要政府承担防疫责任的时期，中国政府却完全未采取任何行动去防止疫情的扩散。那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是将 SARS 的病源说成是美国。2 月 11 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SARS 并不可怕，可以治疗，也可以防治。即使在美国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每年也有 560 万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住院死亡率达 13%。与美国相比，广东省有 7,000万人口，目前发病的比例是很小的 viii。此后的 50 天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除了继续敷衍塞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假情况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做 ix。正是在此阶段，SARS 传播至香港，并经由香港传向新加坡、台湾和加拿大等地，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
直到 4 月 4 日，中国政府才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防疫中心调查，第二天被迫承认中国确有 SARS 出现x。
根据中国媒体后来陆续发布的资讯，其实早在 1 月 21 日，中共高层领导就得到广东省通过政府内部秘密渠道送上来的疫情报告，此后一个月内也派出卫生部的专家们三次去广东取样回北京分析。这说明中国政府高层非常清楚疫情的流行，只是中国政府从来未将知情权作为公众的天然人权，垄断信息并堵绝任何“负面消息”的流传是中国政府控制新闻舆论的主要目的。
二是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早在 3 月 15 日就拿出了有关 SARS 的全球疫情报告，并指出 SARS“看来是 21 世纪的第一种严重和易于传染的疾病”xi，
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到疫区观察的要求，但中国政府足足让 WHO 等了两个星期，直到 4 月 2 日，才允许 WHO 派员前往广东。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了逃避 WHO 的检查，要求北京一些医院将 SARS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拉着在全北京城乱跑。直到疫情高潮过去，世界卫生组织都一直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病情资料表示怀疑 xii。
三是迅速立法，将传播 SARS 信息定为“传播谣言”，声称将予严惩。中国政府被迫承认 SARS 疫情之后，对国际社会承诺此后将每天公布疫情的真实数字。但这种承诺无非是对外欺骗而已。5 月中旬，SARS 正由北京向全国扩散，各种流言随着北京的外地民工纷纷回乡不胫而走。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开始抓捕“传播 SARS 谣言者”。所谓“谣言”，其实就是与中共官方版本不一致的消息 xiii。
事实上，根据在疫区的人士观察，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新闻与实情差距太大。一些人冒着被政府逮捕的危险向北京电台、《南方周末》、
凤凰卫视等媒体披露真实情况 xiv。中共政府还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惩罚了《中国青年报》及其下属《青年参考》 的两位编辑与一位记者 xv。用这种“抓谣言”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与民众的知情权，当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韩和中国等少数几个极权国家还在实行，这真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亵渎。
最滑稽的是中国政府如同变色龙一般的表现：开始是隐瞒疫情，继而又找出两只替罪羊（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书记孟学农）来洗刷中央政府的严重过失，最后又将自己打扮成“率领全体人民抗击 SARS 的英明领导”。
——摘自何清涟《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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