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二十三歲的馬來青年扎拉（Siti Azzahra Abdul Razly，上圖左）出席馬來人統一經濟行動理事會（Majlis Tindakan Ekonomi Melayu Berhad，MTEM）時，向副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講述身為法律系畢業大專生，在都市生活所面對的衣食住行困窘，以及對未來期望的幻滅。一些隨口而出但明確的語句，如：「都市有許多空房子，但都不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那些昂貴的房子，到底是屬於誰的？」「難道必須嫁給有錢的男人，才能夠逃離這個困窘的生活？」，讓短片〈Saya Zahra〉（我是扎拉）一時瘋傳，褒貶固有之，但揭露的是不分族群，時下青年面對的困境。
今天，慕尤丁雖已不再是副首相，但是扎拉所說的時下青年的嚴峻挑戰，卻一點也沒有改變。工作與貧窮，原本兩個不可能同時存在的現象，現在赤裸裸地體現在馬來西亞的年輕世代身上。2015年，共有270萬名收入少於2000令吉的單身青年申請「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Bantuan Rakyat 1 Malaysia，BR1M）。【註一】根據2014年的統計，本國員工的中位數收入（median income）僅為1575令吉，而超過77%員工（相等於760萬名）的薪水少於3000令吉。根據2011年世界銀行報告，馬來西亞的實質薪資在過去十年僅每年平均增長2.6%。以上種種現象，標誌著勞工低薪化的問題日趨嚴重。而薪資停滯的問題背後，還有更嚴峻的青年失業，以及工作形態改變的挑戰。
雖然當局刻意遮掩，唯青年失業的數據卻異常驚人。根據《第十一馬來西亞計劃》（11th Malaysia Plan），2013年共有超過一半（或57.5%）的失業人士來自於15至24歲青年。雖然全國失業率在3%至4%徘徊，但青年的失業率卻攀升至10%。另外，有24%的國立大專生在畢業六個月後依然失業，而私立大學的比例則更高達27%。【註二】這不僅表示文憑貶值的問題已經浮現，而且青年時期失業，往往意味著失去學習與成長，無法達致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最佳時機，進而極有可能淪為「長期失業」青年。
難以突破貧窮世襲現象
就算僥倖未失業，許多青年即使能夠投入勞動市場，但是卻往往僅能獲得部份工時的工作，不僅上班時間不固定，每月工作時間亦不超過全職的四十小時。這導致薪資低於標準，部份工時工作者面臨沒有勞保、遣散通知、甚至沒有員工契約等問題，更遑論職業培訓與前景，因此很容易成為「工作貧窮族」（working poor，或曰新貧階級）。
就算擁有全職工作者，在彈性工時、人力派遣取代正常工作，無薪加班與責任制等新工作形態下，不僅導致勞動時間延長，時下員工的就業安全與生活品質亦受侵蝕。今天的青年世代，似乎只能夠在長期失業與過勞工作之間選擇默默承受。
為什麽過去「工作就不貧窮」的定義已不再適用於當下？這是因為傳統穩定的工作產生於就業穩定的工業社會。在去工業化的今天，傳統的穩定工作已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量的青年工作者今天雖然有工作，但薪資微薄，或仰賴非正式工作，因此長期難以脫貧。
政府今年雖然矢言推動服務業的增長，然而，馬來西亞過早進入去工業化社會，令工業生產力沒有精益求精，服務業卻多是勞力密集且技術層次低的服務領域，如餐飲、霸級市場或送貨而非高端的商業咨詢、金融或工程設計等服務業。結果，薪資非但無法上升，反而因為勞動人口之間的競爭而長期停滯，甚至在通膨與物價上漲後陷入負增長的窘況。
不義社會造成世代剝削
宏觀而言，過去數十年，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產業與資本的高度流動性、財團化與產業外移已經導致薪資停滯與失業問題（包括長期失業）。工會式微、產業政策錯誤加上政府的無為，更加侵蝕員工的基本權益與福利。
要認清的是，工作貧窮並非單純的個人努力問題，其中涉及家庭與社會的集體因素，同時也包括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把工作崩壞當成個人的責任，是新自由主義勞動政策根本的價值觀問題，也將成為政府推卸照顧弱勢者責任的藉口。
像扎拉這個年齡的青年世代，其中位數薪水可能更低至僅有1100令吉。馬來西亞有半數青年人口的月薪在1100令吉以下，這已不僅是生活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這也不只是單純的個人責任，而是馬國社會的整體挑戰。問題是，社會成員是帶著有色眼鏡，片面地責怪他們未能積極工作賺錢，還是已開始準備好，去理解時下青年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註解】
一、單身一馬援助金只發給月入少於2000令吉的青年。
二、More jobless among private varsity graduates，Free Malaysia Today，April 7, 2015。
from 燧火評論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