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 June 2012

记者手记:友善的台湾人(上)

中国大陆年轻作家韩寒五月到台湾访问,短短几天,就对台湾民众的友善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的文章《太平洋的风》不仅在网上得到疯传,更在台岛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韩寒文章感动了总统*

韩寒上个月访台很低调,如果不是电视上报道了他和马英九总统的会面,台湾人可能都不知道韩寒来到了台湾。但是,他临行时发表的访台感言《太平洋的风》还是在台湾社会和网络上掀起了一次韩寒热。

只不过,这次人们谈论的对象,主要不是韩寒,而是台湾那些普通而友善的民众。他们身上所展现的礼貌、友好、热情的品质在时下中国大陆的不少地方可能已成为一种稀缺品,但在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台湾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太普通了,普通到台湾民众甚至在听到“外人”盛赞自己的时候都感到有些诧异。

韩寒在这篇博文中谈到了台湾民众对人的友善和诚实。韩寒手机失而复得,台湾眼镜店老板对顾客的诚恳态度都让他感到新奇和感动,由此而引发他的感慨。韩寒说,他感谢台湾和香港庇护了中华文化,“把中华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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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还特别强调,“在华人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马英九总统看了韩寒的文章,对台湾的价值影响之大颇感意外。他连连表示“我真的非常感动啊!”

记者到台北来的时间也不长,有两个月,但还是要比韩寒长。因此,有更多的时间体验台湾的民风。我对韩寒的观察和体验也深有同感。

大概是手机太容易丢失,我自己也有过一次类似韩寒的手机丢失的经历。一次在餐馆吃午饭,吃完就匆匆离开,赶去参加一个会议。可到了会场,才发现,手机不见了。

追踪回忆,估计可能是把手机落在餐馆。但是,也不能排除丢失到途中其它什么地方。会议结束后,我就急匆匆回到那家餐馆问,结果让我喜出望外,老板说,老板娘下班前把手机交代给他,要他在失主认领时交还。

我的手机很旧,但它是我工作的重要工具。如果丢失,会因为很多信息的损失而造成不小的麻烦。当我拿到手机的时候,对老板,更准确地说,是对台湾人的诚实感到由衷的敬佩。至少我可以证明,韩寒手机失而复得的经历在台湾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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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天黑了,还是我带你好”*

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出门问路必不可少。遇到一些好心人,得到耐心的指点,这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大陆,都是常有的现象。但是,台湾让我感觉不同的是,对路人的友善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只要你开口问路,任何一个人都会很认真地给做答。我在台北的两个月里,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位对我代答不理的人。(当然,这当时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果谁说问路遭到冷遇,我也相信,因为世上本来就什么人都有。)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一天傍晚,天已灰暗,我要到中山堂看一场演出,但是却迷了路,就向正在等公车的一位年纪大约六、七十岁的大娘问路。她先是给我大致说了一下路线,但又一想,可能觉得说不清楚,就主动表示要带我去。我不好意思,就不让她去,并表示,我自己可以找到。但这位大娘说:“现在天黑了,还是我带你好”。

说着,她就移步离开公车站,带我前往。路上几次,我劝她回去,她都不肯,一直陪我走了约一百米的距离,直到中山堂大楼外面。当我望着这位老人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回车站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真的是“无以言表”。我想给她一些钱表示感谢,但她那真诚的态度让我马上感到给钱是对她的一种不尊重,只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这位老人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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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杆箱的丢失*

我赞同韩寒的感受还因为我也是在中国大陆长大。大陆的拜金主义几乎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前几年在大陆旅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问路的时候,有人会向你收费;你家人要做手术,你就要向医生送红包;你孩子要上学,你要给学校送赞助。似乎人情已经彻底商品化,几块、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各有价码。

有意思的是,我在大陆丢过一次东西,但没有韩寒失而复得的幸运。我丢了一个拉杆旅行箱,是泥牛入海,有去无返。

那是在河南郑州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因为正在打手机,而忘记从出租车的后备箱里取出我随身携带的拉杆箱,也忘记向司机要一张付款收据。结果等司机离开后,我才发现拉杆箱丢了。尽管在当地的朋友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始终没有下落。

箱子里有我给朋友带的礼品,有自己的随身用品和一些现金。虽说价值不是很大,但也让我很着急。今天想起来,我要是有韩寒的运气,司机能够主动把东西送回来,我不知道要感激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不至于也写一篇《太平洋的风》,可写一篇《郑州人的诚实》也还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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