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可以總結為：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
人們所說的東亞模式的主體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社會在市場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範。它們基本上也走過了西方成功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但有兩點很不相同，其一是經濟現代化的時間大大縮短，在數十年時間裡，經濟體從落後轉型到發達，或者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話說，是從第三世界轉型到第一世界；其二是政治發展的相對和平。在西方，民主化的過程充滿暴力，但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無論是已經民主化的還是正在民主化的社會，並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大規模的和持續的內部社會主義運動。東亞模式可以總結為：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在明治維新和之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裡，日本首先進行了國家制度建設，包括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日本的民主（確切地說是選舉政治）是在二戰後美國佔領期間建立起來的，但人們都明白，日本儘管也像西方那樣是選舉民主，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樣。在很長歷史時間裡，日本是一黨獨大體制，即日本自由民主黨牢牢掌握著國家政權，是一種高度集權的民主體制。儘管自民黨內部有派系競爭，但反對黨沒有能力挑戰自民黨的一黨獨大。
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開始起飛之後，日本花費了大約20多年的時間，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同時，因為政府財力的增加，政府開始大量進行社會投資，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加速。應當說，選舉民主在社會建設方面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因為要得到選票，政治人物努力把國家財政大力投入社會建設。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保障了日本長時期的經濟發展，而在社會制度保障下的龐大中產階級，構成了日本社會穩定的基礎。從這次日本社會對大地震、海嘯、核洩漏的反應來看，日本社會的強大是顯然的。實際上，今天的日本已經呈現出典型的強社會、弱政府的狀況，就是說，即使在政府失效的情況下，社會也能正常運作。
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也基本上走上了類似日本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發生在經濟起飛之前。但是，民主化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佔領，並且是一黨獨大的權威主義式選舉民主。而在四小龍，經濟發展、社會建設都發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龍首先是建立一個權威主義政權，然後實現高速經濟發展。等社會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政府再搞社會制度建設。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會制度建設和中產階級的存在，又為和平的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一方面，中產階級在其生活水準達到一定階段之後，開始有政治參與的要求，這是民主化的動力；另一方面，社會制度和中產階級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進程的和平性質，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參與政治過程。在四小龍當中，韓國和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化，新加坡在原來的選舉政治的基礎上，政治發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產階級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歐洲國家早期民主過程中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工人階級運動）相比，東亞社會的民主化顯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從國家和市場、政府和人民的關係看，東亞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們選擇了與西方先發展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第三條道路。與西方先發展國家相比，東亞政府扮演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都經歷了一個比較自然的過程。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市場驅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並不很大，主要是規制經濟活動的角色。在社會建設上，只有等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西方整體制度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政府才開始涉足社會領域。也就是政府開始和資本分離，把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政治合法性，轉移到以依靠選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東亞尤其是四小龍，情況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來促進經濟發展，形成了學界所說的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政府不僅主導產業的發生和發展，而且積極引導產業的升級。學術界，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獻。更為重要的是，政府主動採取有效政策，進行社會制度建設，培植中產階級，從而避免了類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徵的工人階級運動。日本政府在進行社會制度建設的同時，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通過類似工資倍增計畫等政策，提高勞動者工資，扶植中產階級的成長。香港、韓國和台灣大力扶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造就了有利於公平性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
這裡，日本和韓國的企業集團值得強調。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日本和韓國的大型企業集團，在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國際競爭力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大型企業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是政府和企業聯盟的結果。沒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這些民營企業很難實現日後的大發展。支援這種發展模式的人稱之為東亞戰略型資本主義，但批評者（主要是西方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前者指向政府和企業關聯的優勢，後者指向這種關聯的劣勢。新加坡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制度建設方面更是典範。從社會階層變化來說，東亞社會的中產階級從產生到壯大，花費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時間。這是政府和企業合作的功勞。
充分利用市場的角色
和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不同，東亞政府不僅容許市場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更為重要的是創造制度條件，促進市場的發育和成長。蘇聯東歐模式就是政府和社會的結合，消滅資產階級和市場機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東亞社會拒絕這條當時非常激進的選擇，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場機制加政府干預的道路。日本和韓國政府大力扶植民營企業，政府動員大量的資源，投入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使其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相競爭。台灣政府也通過類似的政府政策，在大力扶植戰略型產業的同時支援中小企業。香港儘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場，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過法治來保障自由市場的運作。
新加坡比較特殊。新加坡發展出一個龐大的政府產業（政府關聯企業和政府投資企業），這和其他經濟體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場這方面，沒有重大的區別。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和蘇聯東歐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完全不同。道理很簡單。在新加坡，企業是企業，企業的運作必須符合市場規則，政府不會保護自己的企業免受市場的競爭。因為對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充分運作，東亞經濟體在很短時間內趕上了西方。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四小龍政治精英也選擇了一條不同的政治現代化道路，那就是既不拒絕民主，也不是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二戰後，在政治發展方面，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陣營，一個陣營就是拒絕民主化，一個陣營是為了追求民主而搞民主。拒絕民主的案例很多。很多國家在反殖民地鬥爭之後獲得獨立，不過政治精英最終走向了個人獨裁的道路。在東亞四小龍，權威主義體制不是為了領導人的個人利益，而是為了集中資源從事經濟社會發展，因此集權和發展是這些經濟體的主要特徵。但在個人獨裁制下，領導人往往是為了個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非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腐敗和落後是這些社會的主要特徵。
在政治上，很多國家在反殖民地獨立後實現了民主化。但這並不是說這些國家已經具備了民主化的基本條件，而是一些政治精英或者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人為引入的。引入民主化的往往是這些社會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那些年輕政治家。但在亞洲四小龍，這方面比較理性。領導人首先專注的是大力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培植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方面基礎。當社會的大多數出現民主要求的時候，能夠自然民主化。當然這裡不是說，來自社會的壓力不重要，而是說當這些政治精英面臨社會的民主化壓力的時候，不會像其他一些專制社會那樣，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化的發生和發展。
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
不過，在這一波全球化面前，東亞社會也和西方社會那樣，沒有免除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今天，東亞各經濟體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嚴峻的挑戰，東亞模式正接受考驗。這裡至少有兩方面的因素。客觀上說，作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東亞經濟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經濟危機的衝擊。所有東亞經濟都是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體，高度依賴於西方經濟體。世界經濟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東亞經濟。不過，這裡也有主觀上的因素，即這些經濟體逐漸失去自己往日的戰略性，越來越具有西方經濟體的特徵。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西方。在上世紀8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破產之後，日本改變了自己特有的經濟運作方式（例如強調政府作用、企業終身雇用制等），力圖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義經濟競爭模式。不過，現在看來，不僅沒有成效，反而在惡化經濟情況。日本社會仍然難以適應西方新自由主義式的競爭模式。此外，也和西方一樣，日本的大眾民主現在已經很難產生一個有效的政府。傳統上，自民黨內部通過各種協調機制達到共識，但現在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在很多政策上正在向互相否決型政黨體制演變。韓國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政府把危機轉變成為機會，大力進行經濟改革。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對韓國影響並不顯著。直到到目前為止，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韓國政府仍然能夠繼續扮演一個積極角色。政府的政策並不是被動跟隨民意，而是在塑造民意，克服來自民粹主義的壓力，領導國家的經濟發展。不過，政府跟隨民意治理社會的趨向是很顯然的。
台灣和香港的經濟現在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在產業轉移方面，和西方一些經濟體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這兩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香港缺少一個有效的政治領導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作用的同時，協調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台灣的民主化比較和平，但民主化所帶來的過度政治化，對經濟運作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在上世紀90年代，台灣和新加坡的人均GDP處於差不多的水準，但現在台灣的人均GDP只是新加坡的一半還不到。同時，隨著民主化進程，民主化有很濃厚的民粹化味道。政府官員簡單跟隨民意，著眼於短期利益，有利於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很難到位。其中一個結果就是，政府的社會開支越來越大，債務嚴重。台灣如何逃離歐洲式福利社會危機，是其面臨的艱巨任務。新加坡到目前為止理性地追求著自己的發展模式，也有效避免了其它東亞經濟體的弊病。例如，新加坡不想盲目引入歐洲式福利社會，而是發展出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護模式。不過，隨著民主的大眾化，新加坡發展模式也在接受挑戰。
總之，在全球化面前，所有東亞經濟體也面臨產業轉移、就業不足（新加坡除外）、內部的收入差異日益加大、社會分化嚴重、政府權力趨向弱化等等挑戰。因此，也和西方一樣，東亞這些經濟體也面臨著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無論一個社會過去創造了如何的輝煌，不進則退。繼續的輝煌源自繼續的變革。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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