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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2 February 2017

美专家：中国干预货币是为防止天安门运动重演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如何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认为，如果要想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迫使日圆升值美元贬值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与中国一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这位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

在川普总统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他在口头上也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还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前美助理财政部长：货币干预不是货币操纵

2005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Clay Lowery）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把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他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不能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

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是否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把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斯科特：货币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Robert Scott）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货币的错位，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他认为，美国应该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对他们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他说：“我们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我认为，眼下，这是最适当的。它把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洛厄里：要想人民币升值，美应参与北京对货币的干预

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像当年那样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圆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他说：“我们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让（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努钦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时，让我们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我们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把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使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

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

韩美妮：应首先关注别的问题，而不是货币

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

她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我可以想到好几件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我倾向于先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使美中贸易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她也指出，美国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

韩美妮：北京干预货币是为了防止天安门运动重演

她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她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权势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与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她说：“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天都在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

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这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7%BE%8E%E4%B8%93%E5%AE%B6%EF%BC%9A%E4%B8%AD%E5%9B%BD%E5%B9%B2%E9%A2%84%E8%B4%A7%E5%B8%81%E6%98%AF%E4%B8%BA%E9%98%B2%E6%AD%A2%E5%A4%A9%E5%AE%89%E9%97%A8%E8%BF%90%E5%8A%A8%E9%87%8D%E6%BC%94.html

【端傳媒】七警案和曾健超案，兩位法官為何這樣判？判詞怎樣說？

2014年10月15日，雨傘運動爆發期間，電視台拍得七名香港警察在添馬公園一政府泵房變電站外的陰暗角落打一名示威者曾健超的四分鐘畫面，電視片段引起轟動。事發28個月之後，近日，香港法院對此作出判決：七名警察「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立，判囚兩年。

這一判決再次引發社會強烈爭議：有人認為判決適宜，是香港法治的彰顯，有人認為判決過重，網絡上甚至衍生出對案件主審法官的辱罵和人身攻擊。判決結果亦讓公眾回想起於2016年5月法院針對曾健超的判刑，被告曾健超因「襲擊在正當執行警務的警務人員」和「抗拒在正當執行警務的警務人員」罪成，判囚五星期。

到底對於七警案和曾健超案，兩位法官的判決和量刑理由是什麼？在判詞中，法官又援引了哪些以往案例？採納了哪些資料作為求情或減刑的理據？端傳媒在此呈現兩宗案件的判刑理由書全文，以供參考，而另外的判案書全文，則參見網頁連結。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審理七警案時，援引2006年香港政府起訴時任警察許文泰涉串謀詐騙一案，高等法院上訴庭當時如是說：

公眾信任警察維護法紀，但警察卻自身違反維護法紀的授權和信賴。他們應被判處阻嚇性刑罰，唯有如此，他人才不敢以身試法，公眾信心也才能得以維護。

而在審理曾健超案時，法院則援引2015年市民黃智佳被起訴襲警一案，張慧玲法官當時在法庭提及：

本席必須強調法庭有責任保護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七警案判刑理由書（Reasons for Sentence）

香港特別行政區

黃祖成第一被告

劉卓毅第二被告

白榮斌第三被告

劉興沛第四被告

陳少丹第五被告

關嘉豪第六被告

黃偉豪第七被告

主審法官：杜大衞

審訊日期：2017年2月17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代表:外聘資深大律師麥禮士先生及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梁卓然先生帶領高級檢控官馬嘉娜女士

被告人法律代表:由馮元鉞律師行延聘資深大律師駱應淦先生帶領大律師徐兆華先生代表第一被告人

由司徒維新律師行延聘資深大律師清洪先生帶領大律師鄧皓明先生代表第二被告人

由楊振文律師行延聘大律師林浩明先生及陳廷謙先生代表第三被告人

由馮元鉞律師行延聘大律師蔡維邦先生代表第四被告人

由郭吳陳律師事務所延聘大律師鍾偉強先生代表第五被告人

由司徒維新律師行延聘大律師林芷瑩女士代表第六被告人

由馮元鉞律師行延聘大律師羅志霖先生及陳志輝先生代表第七被告人

控罪：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普通襲擊

判刑理由：

1.所有被告襲擊曾健超致其身體傷害罪名成立。第五被告普通襲擊罪罪名亦成立。

2.案件的全部細節在2017年2月14日公布的裁判理由中已詳細闡述。概括如下：2014年10月15日凌晨2點45分許，警方在對「佔中運動」的示威者進行清場，當警察抵達龍和道地下通道時，曾健超被看到在龍和道上方的花槽上，向警員淋潑液體。

3.曾健超被幾個軍裝警員從花槽上拽下，至人行道並被制服。警員使用塑料帶將曾健超雙手綁在背後，然後將他移交給第一至第六被告，各被告護送曾健超沿龍和道方向離開。一路上，曾健超臉部朝下被抬着。

4.示威者們會被帶至龍和道上的旅遊巴和車輛上，送往中區警署。第一至第六被告未有把曾健超帶到巴士上，而是將他帶至龍匯道政府大樓泵房東變電站的北側進行襲擊。

5.到達變電站後，第七被告加入前六位被告，協助將曾健超帶至變電站北側。曾健超被扔在地上，立即遭到各被告的毆打，其中第七被告首先踢打曾健超。

6.第三被告參與毆打，戳、踩踏和踢曾健超；第四、五、六和第七被告也參與襲擊，施予腳踢。第一和第二被告沒有參與毆打，但旁觀一切。曾健超的臉部、頸子左側、肩膀左側、鎖骨、左右腹部、胸部和背部受傷。

7.每名警務人員都有義務阻止他人犯罪，哪怕是同僚。第一和第二被告將曾健超帶至變電站，且眼睜睜看着其同僚毆打曾健超。這兩位被告作為高級警員，意圖鼓勵、支持第三至第七被告毆打曾健超，致使其遭受非法人身暴力。

8.事後，曾健超被要求雙手放在腦後，帶到一輛停在龍和道的汽車上。第五和第六被告分坐在曾健超兩側，陪同其前往中區警署。曾健超被帶到警署的七號房羈押，直至再柙上旅遊巴送至黃竹坑警察學校。在七號房內，在第六被告在場的情況下，第五被告兩次掌摑曾健超面部。

求情及判刑：

9.作出刑罰裁決時，我審慎考慮了各被告的求情，包括呈上的大量求情信。這些求情信都給予各被告極高的評價。第一被告至第七被告分別於1984年、2009年、1992年、1994年、2007年、2008年和1998年加入警隊。各被告從警時間都很長，且表現突出，獲得過許多褒獎。

10.辯方就警方面對「佔中運動」的獨特情況作出陳詞，資深大律師駱應淦告訴法庭，警員當時長時間工作履行職責，卻遭到示威者的辱罵和暴力行為。本席被告知，有130位警員受傷。毫無疑問，所有警員，包括各被告在內，在「佔中運動」中都在極度壓力之下工作。

11.資深大律師駱應淦、資深大律師清洪和大律師林芷瑩特別提到，如果判處刑罰，應適用緩刑。

1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文泰一案中，高等法院上訴庭如是說：

「公眾信任警察維護法紀，但警察卻自身違反維護法紀的授權和信賴。他們應被判處阻嚇性刑罰，唯有如此，他人才不敢以身試法，公眾信心也才能得以維護」。

13.被告不但令香港警隊蒙羞，也損害了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聲譽。國際社會廣泛看到今次的襲擊事件，世界各地的媒體也將之作為頭條新聞廣泛報導。

14.雖然曾健超違反了法律，為此他被判刑入監。即使各被告當時處於巨大壓力之下，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將曾健超帶至變電站並襲擊他。

15.各被告作為正在履行職責的警察，將曾健超帶至變電站毆打；曾健超由於遭受毆打，身體多處受傷；加上事件對香港聲譽造成的損害。在本席看來，這是一宗非常嚴重的案件。

16.本席認為判處監禁是合適的刑罰。曾健超的雙手被用塑料帶綁在背後，作為手銬，沒有防禦能力。毆打顯然是惡意的，特別是在最初的三十秒，曾健超被扔在地上，被戳刺以及反覆踩踏。幸運的是，曾健超沒有遭受更嚴重的傷害。

17.本席認為，以兩年六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是恰當的。

18.考慮到當時的特殊環境，警察處理「佔中運動」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各被告紀錄良好，服務於社會，一旦定罪，所有被告會遭警隊除名，並可能失去退休金；等待審判的壓力。因此，本席將刑期減去六個月，判處兩年監禁。

19.考慮到罪行和被告的所有情節，本席認為罪行太嚴重，不適用緩刑。

20.關於第二項控罪，本席認為判處一個月監禁是恰當的。雖然第二項控罪獨立於變電站的毆打，但考慮到判刑的整體性，本席認為將刑期同期執行是恰當的。第五被告判處一個月監禁，與第一項控罪刑罰同期執行。

杜大衞區域法院法官

有關2月14日法院針對七警案作出的判案書，另件以下連結：

英文原文：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08064&currpage=T

中文摘要版：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doc/judg/html/vetted/other/en/2015/DCCC000980_2015_files/DCCC000980_2015CS.htm

曾健超案判刑理由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城裁判法院刑事案件編號2016年第443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曾健超

主審裁判官:羅德泉主任裁判官

審訊日期：2016年4月11，12，13，14，15，26，27，29日；5月3，5及6日定罪日期：2016年5月26日判刑理由書日期：2016年5月30日

判刑理由書

2016年5月30日，曾健超因在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向警察淋潑液體，被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定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成，就這三個罪行判處監禁三週到五週，同期執行。他獲准以現金300元保釋等候上訴。攝：盧翊銘/端傳媒

前言

1.本席於2016年5月26日裁定被告人一項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及兩項抗拒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控罪罪名成立。

2.相關控罪屬例外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

3.本席已經在裁斷陳述書內陳述案情，所以毋須在此重複。

背景及求情

4.被告人40歲，單身，是一名註冊社工，相當資深，初次犯案。

5.彭資深大律師替被告人求情，大致可分為8個範疇：

(a)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是社工註冊局委員、社會福利界特首選舉選委、社會工作者總會外務副會長；他亦參與研究工作，議題包括社會福利政策、警權、學童自殺、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及人權；亦曾赴海外在聯合國禁止酷刑會議中演講；

(b) 個人品格及工作表現良好，屢獲好評，並呈上求情信；

(c) 事發當時社會情緒不安，當時深信警方濫權，放棄多年來處理示威行動之克制手法，甚至使用胡椒噴霧及催淚氣對付爭取權益人士；

(d) 第一項襲警罪行屬最低程度類別，並無直接接觸對方，更無使用武力致對方受傷。因不滿警方以大武力，包括警棍及胡椒噴霧對付和平示威者，面對那不平衡之情況，以潑灑液體作發洩；

(e) 至於第二及第三項抗拒罪行，發生在首先被警務人員從後推及繼而被拉之一刻間，在沒有深思熟慮下作出基本反抗；抗拒程度很低，劉督察甚至認為可以離去。所使用之武力程度不高，並無警方人員因此受傷，但被告人則有受傷；

(f) 在求情信中，求情者提及縱使事件中受到警方暴力對待之後，仍然勸喻其他參與社會運動者勿仇警；

(g) 今次被定罪，不單止過往良好紀錄盡毀，也可能失去註冊社工牌照而面臨失業，那已算是足夠懲罰；

(h) 重犯機會不高。

量刑

6.本席有考慮案情、求情陳詞及求情信。本席認為前線警方人員只不過是按照指令執行職務，在黃智佳上訴案中，張慧玲法官提及：「本席必須強調法庭有責任保護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7.本案之襲警行為，向位於下方的警務人員潑灑液體，縱使沒有實質肢體接觸，驟眼看來像輕微，但本席有不同看法。這案情有別於慣常之襲警案件，往往都是針對在現場之警員，初起口頭爭執，但原因都不外乎不滿他們處事不公、酌情不足、態度欠佳或之前有過節等，施襲者起碼都認為該警員不是，在失控下施襲，絕不會涉及其他無辜警員；但本案被液體淋中的警務人員與被告人在位置上一上一下，他們亦非朝向被告人所在位置推進，事前更與被告人毫無接觸，甚至與他素未謀面，被告人以有異味之不明液體潑灑，那是極大之侮辱及挑釁，以正執行職務的無辜警務人員為代罪羔羊，作為自己之「出氣袋」，那絕對不算輕微。對於帶侮辱及挑釁下使用低程度暴力不致受傷之襲警案例不多，更無量刑指引，一切視乎個別案情而言。本席認為本案情況近似向警員吐口水，都是侮辱及挑釁。在黃志強[5]及李漢能和他人[6]兩宗上訴案例，上訴人均向警員吐口水，但無使用別的武力，襲警罪成，均被判即時監禁。

8.至於抗拒警務人員，亦並無量刑指引，要視乎案件之過別情況而言。由開始抗拒到噴胡椒噴霧，當中持續一段時間，並非單一，而是連續性動作，動作亦有一定力度，連身材健碩的程警長亦未能獨自應付，在警告無效下更需要使用胡椒噴霧，綜合來看，是有相當的武力程度，並不算輕微類別。但本席接納其目的只求擺脫拘捕，並非存心傷害警長，而事實上兩位警長亦無被弄傷，更可以即時返回崗位繼續執行職務。

9.有關辯方所提及的社會情緒，本席認為直至案發當天，那社會活動（不論誰是誰非）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理應有機會作冷靜，再加上被告人是資深社工，他應有此能力。所以受社會情緒影響下犯案之說法，未致構成減刑因素。

10.被告人在一方面憤怒警方放棄以往的克制方式，改以高的武力程度對付爭取權益人士；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同樣地拋開克制，以帶有異味的不明液體潑灑，令甚至與他素未謀面的無辜正執行職務之前線警務人員受害，在那被侮辱及挑釁方式下成為他的「出氣袋」，聽來都有點諷刺。不滿警方致發泄，若以此作減低刑責之理由，恐怕難以站得住腳。

11.經考慮所有情況之下，本席認為監禁是絕對恰當及唯一選擇，第一項襲警罪以5星期作起點，第二及第三項抗拒罪行均以3星期為起點。直到此刻，並無跡象顯示被告人有任何悔意，所以毋須考慮在這方面作可能減刑。對於一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及獲一些人讚賞之年青人，被定罪後可能喪失工作及其他，令人有點可惜，但那不足構成減刑因素。至於被告人之傷勢，在本案中，並無證據顯示如何所致，太空泛及缺乏基礎考慮減刑。從在整體來看，本席看不到有任何減刑因素。

判刑

12.被告人面對之第一項罪行，被判囚5星期。第二及第三項，每項3星期。犯案之因由及過情屬連貫性，所以全部刑期應同期執行，即監禁5個星期。

（羅德泉）

主任裁判官副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梁卓然先生及署理高級檢控官馬嘉娜律師代表控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先生、大律師馬維騉先生、大律師關文渭先生及大律師藍凱欣女士（由何謝韋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被告人

1 違反《侵害人身罪條例》（香港法例212章）第36(b)條2 違反《侵害人身罪條例》（香港法例212章）第36(b)條3 《刑事罪行條例》( 香港法例221章 ) 109G條附表34 HCMA 353/2015 第九段[5] HCMA 490/2003[6] HCMA 1229/2001

有關2016年5月26日法院針對曾健超案作出的《裁斷陳述書》：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04178&QS=%28%E6%9B%BE%E5%81%A5%E8%B6%85%29&TP=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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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7/02/zeng-jianchao.html

谈谈邓

江右云从龙

邓小平离世的那一年，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关于他在那一年春天去世以后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在另外一篇小文章中我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简单地说说：立足今天或当下，应该怎么去看待邓小平？

还得从毛说起。每个中国人，对毛和邓都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用官方的话来说，他们一个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的人甚至写书说，他们一生都是亲密战友。但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厢情愿的杜撰。纵观毛的一生，从最初的李大钊、陈独秀到苏维埃时期的张国焘、王明，再到八大前后的刘少奇、“九一三”之前的林彪，这些人你方唱罢我登台，他们都一度是毛的亲密战友，但结果呢？邓之所以能在毛时期安全着陆并在之后大有作为，很大程度上，要拜他“并不是毛的亲密战友”所赐。即使这样，邓在毛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中仍遭到了空前的政治迫害，起落沉浮，身如飘萍。假如邓在人生得意时受到毛极大的宠幸，也许，今天的中国又将是另一番面目了。这当然不是因为邓，而是因为毛。

在1976年之前，毛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极端神秘的人物，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副面纱已经被撩了起来。虽然在一些人心中，毛仍然是一个导师、一个前所未有的伟人，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毛时代整个国家的贫困与荒谬，进而立足当下，大部分人都认为生活不应该再回到从前，而是应该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这倒并非出于某种鲜明的政治主张，而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能驱使。因此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中国人真正的愿意重回毛的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极端主张向毛靠拢的人，更像是一些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他们似乎并不是对当下的社会不满，而只是感到自己分配到的利益还不够大不够多，他们固执地认为，如果回归到毛的年代，一切都唾手可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在当下，他们只能生活在底层或者社会的边缘，或者，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异端。

假如邓仍然活着，面对这样的中国，他会怎么样？默许？骑墙？还是态度鲜明地进行干预。我想应该是后者。这或许从两件事情上能够看出来。一是1979年邓出访美国时，在华盛顿国宴上，有人告诉他说某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感激“文革”，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从西红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未等对方说完，邓就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他在撒谎！”二是1980年，当卡拉奇问邓如何评价江青和四人帮时，邓毫不犹豫地回答：江青坏透了，给她的打分在零分以下。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很多事实都证明，邓对中国的前途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并且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无法按照毛的道路走下去。

这正是毛、邓二人的本质区别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毛更像是一个帝王式的、小农情结非常深厚的人。从国共内战到1956年“八大”时期，是毛一生最为辉煌、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在此之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现实情况做出错误的判断，最终将共和国带向灾难的深渊，这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内斗、国际环境的变幻、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等等，而完全在于毛本人对时势走向的把控。在他眼中，中国的崛起与强大不过是要重回之前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而已，对内以个人意志来强行安排所有人的生活，对外接受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贺与奉承，而那些不同意他的、反对他的、持有异见的人或团体，只有一种下场：消灭。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封建极权思想和帝王作风。但客观地说，毛并不是一个情商和能力都很高的帝王，在一些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同样草莽出身的刘邦和朱元璋。仔细阅读毛在1956年之后的一些言论文献，人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毛就像是得了狂躁症，时不时地发出诛心之论，到处叫嚣帝国主义威胁论。有时候，他下午说的话会把上午的说的话完全否定，有时候，昨天的决定，今天就被更改。这样的毛，怎么能够开好中国这列欲欲飞驰的火车呢？

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早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曾当着与会的人公开评价过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并非毛保守评估的那一种，而是一个有大才干能办大事的人。从其在1978年全面执掌中国前的几次复出所留下的成绩单来看，邓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问题，他比当时的每一个人看的都要透彻。他清楚地知道十亿中国人民真正的需要什么以及被毛打倒的国家勋臣们最渴望什么，因此在他上台之后，扭转局面、走向与毛截然相反的道路便成了一种必然。除此之外，邓比毛更高明的地方还在于邓是一个具有现代化眼光的政治家。这一点对于百年来的中国及其重要。大约自洋务运动时代开始，居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们就在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融入现代化的方式与道路，李鸿章左宗棠之属、康有为梁启超之流，及至之后的孙蒋毛等，可以说，他们终极的努力都是想让古老的中国投入现代化的怀抱，成为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之林中的一员，但不幸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横跨七八十年、关联两三代人的努力最后要么时运不济，要么阴差阳错，要么变相走样。总之，统统归为失败和遗憾。只有到了邓的时代，这种希望被重新点燃。毫无疑问，这与邓本身的人格与眼光息息相关，也是邓带给中国人最大的福祉。似乎从一开始，邓就意识到了中国的前途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关起门来画饼，更不可能拒世界潮流于大门之外，所以他才敢于大声地说出那句改革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从后来的经验来看，邓的道路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投入世界的怀抱后，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在共和国之初由毛亲口许给全体人民的承诺，到了邓的时代，似乎才有了一点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是邓的全部。如果邓从1978年执政到1992年最后一次南巡期间始终都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国家的话，那么今日的中国，也许会实现真正的复兴与强大，可事实上，恰恰不是这样。当改革的巨轮缓缓启航，时间行进到1986年时，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那些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久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体制内精英，在经过邓的松绑与疗伤之后，政治激情再次被唤起，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也要在政治上清明公正，更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折腾，中国应该汲取教训，重拾“共和”的初心，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当时，社会对更为年轻的胡、赵等人给予了巨大的期待，包括邓本人，在1986年前后，曾多次公开呼吁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他甚至坦言，如果不对后者进行根本上变革，人民和党迟早要分道扬镳。其时，邓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像今天的政客们那样做做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理想。但是，当20世纪最后一个蛇年来临以后，邓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并没有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充当了执政党的庇护人。在那个闷热的夏天，父兄的鲜血染红了的广场，民主与自由、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犹如昙花一现，从千万国人的指缝间溜走，至今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是邓漫漫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败笔，难辞其咎。它所留下的最消极的恶果，就是比毛更甚一步地摧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切断了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中国一旦要重启政治改革，或者回到十三大前后的历史原点，就意味着必须对邓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那一年的广场事件进行昭雪，假如这样，执政党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就有可能瞬间瓦解。这个后果，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得起。

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互联网时代来临后，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了全球化。今天，当你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街头时，所目睹的繁荣与忙碌几乎与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国际大都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与经济成就极不匹配的是，二十年间，中国堕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崩溃与万马齐喑。精英们卸下社会担当，转型成为唯利是图的富商和巨贾；青年学生不再去关心国家前途，沉迷于享乐与消费；权力阶层丧失了抱负与信念，蜕化为冰冷的肉食者。剩下的社会成员，则分别被置于食物链的各个层级，有能力的，吃掉没能力的，便能向食物链的顶端更靠近一些。没有能力的，只能坐等被吞噬。而最为严重的是执政党，已经距离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越走越远，人民对其普遍的不信任和不满，遍地皆是。

这些都是拜邓所赐。站在当下来审视这二十年，邓对国家和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业几乎快要被他遗留下的负资产所吞噬。五年之前，人们还可以自由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不论是对政府的不满，还是对民生的关注，都有比较广阔的博弈空间，作家们的书即使涉及了禁忌话题，仍然会有出版社敢于将他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时候，没有人怀疑过今天，几乎人人都相信，未来的十年，中国仍然会沿着邓所开创的道路果断前行，尽管有过不完美，有过难以言说的痛，但只要初心不改，中国这艘巨船，就一定能驶出险滩，走向大道。但是，五年来发生的一切，却令每一颗炙热的心无比焦灼和惶恐。今天的国人，已经不再去讨论改革是否停滞，而是在不停地担忧，毛的时代，会不会卷土重来。今天，中国倒退了。

1992年或者更早的时日里，邓肯定想不到他身后的中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更想不到，今天的中国居然会如此地退缩和彷徨。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但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和他的国家和人民背道而驰。如今，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里，积极的那一面已经被消耗殆尽，消极的那一面，甚嚣尘上，正在前所未有的折磨着中国。何去何从？即使邓穿越重生，恐怕也是觉得回天乏术，屠龙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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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1 February 2017

被誇大的東亞朝貢體系

最近，美國防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第一次就出訪目的地就是東亞。訪韓時，繼續強調部署薩德計劃。訪日時，重申釣魚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覆蓋範圍（本屆政府第一次作出這種承諾）。儘管他強調要用外交手段解決東亞問題，卻私下把中國在東亞的行動與戰略目標，視為「回復明朝的進貢體系」，並向日本官員表示無法接受。這似乎是首次報導出來的，美國内閣成員對東亞體系與國際關係有這種認識。

這種説法並非沒有根據。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明朝熱與對朝貢體系的推崇，都發放出這種信號。中國向來喜歡借古論今，輿論場所對不同朝代的評價導向，是判斷中國政治走向的指標之一。馬蒂斯是“學霸型”的軍人，擁有七千多本藏書。他有這種認識，可與特朗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對中國經濟運作的熟悉程度相媲美，不枉了學霸型軍人的稱號。這表明，新一屆美國政府要員，對中國的認識，已經不再停留在表面膚淺的層次，這對塑造美國對華新戰略乃至構建整個新東亞體系，都有重要意義。

但西方對中國歷史的理解，經常會被中國的誇大之詞所迷惑而墮入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的話語圈套中。爲此，必須分析到底中國宣傳的朝貢體系的内涵是什麽。

中國推崇明朝的背後

中國近年來興起明朝熱，這固然與《萬曆十五年》與《明朝那些事兒》這些優秀的學術或普及型歷史著作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有很大關係，但當中也有不可忽略的微妙政治因素。中國政府對蒙元及滿清的態度，與對明朝的態度，有耐人尋味的區別。

對蒙元滿清的態度在於“守”。中國現代疆域和聲稱的疆域範圍，大部分形成於這兩個北方和東北方民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清末民初開始，蒙元和滿清是不是中國的問題，成爲“中華民族”構建過程中激烈爭論的問題。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和當時東亞錯綜複雜的現實政治有很大關係。日本興起的“東洋學”，提出元清非中國的理論。日本戰敗後，東洋學衰落，但西方學者魏復古（KARL A. WITTFOCEL）的1949年的巨著《遼：中國社會史》（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從更廣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把這種爭論延續到西方學術界。90年代，西方興起新清史與内亞史，進一步挑戰“元清是中國”的理論。中國政府與主流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主要任務是抵抗新清史，捍衛“中國疆域”（滿蒙疆藏台）。

但中國對明朝歷史則呈現“攻”的態度，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的皇朝，傳統史學界多以“保守”（沒有開疆拓土）、“黑暗”（宦官政治）、“怠政”（皇帝長期不上朝）等負面形容，乃至“揚清貶明”。中國現時的明朝熱則努力為之而平反，暗藏彰顯“漢人”朝代的偉大的目的。這正是漢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所謂“皇漢”）的表現，也是本質上仍然是“大漢族主義”的“中國民族復興夢”的必然。

其次，密集宣傳鄭和下西洋以配合中國多種戰略。第一，配合中國的“海軍強國”戰略，論證中國“自古以來”不但是大陸國家，也是海洋國家。中國認爲，鄭和七下西洋，還在哥倫布之前將近100年；而且航海隊伍規模巨大（据说最多一次有两萬七千人），船隻堪稱巨艦（據説最长有44丈[1]，即125米長的万噸巨輪），這與哥倫布的的三艘“小帆船”形成鮮明對比。當然，無論鄭和出行的規模與船隻的大小都充滿爭議[2]，非常不可信。最重要的分別是，鄭和下西洋的路綫都是以前阿拉伯人等記錄過的航綫，與哥倫布自行探索的航綫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配合“一帶一路”工程，宣傳中國和沿綫國家，特別是穆斯林國家，“自古以來”的傳統友誼。這時，鄭和的穆斯林身份發揮了作用。中國學者甚至強調，印尼、馬來西亞及汶萊等國家的伊斯蘭教，是鄭和傳入的，或者鄭和是最重要的傳播者[3]。

第三，論證中國自古以來就管轄南海，繼而論證東南亞歷史上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這當然也是誇大其詞。所謂鄭和下西洋到過南海諸島，既沒有歷史根據，即便真的到過，也不能説明主權歸屬[4]。東南亞各國（除越南北部）並不屬中華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的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最後，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如馬蒂斯所言，宣傳從明朝開始的“朝貢體系”。鄭和下西洋又在此起到關鍵作用。

明朝是真正形成中國朝貢體系的時代。對於急於為世界提供一整套“中國解決方案”，以取代“西方體系”的中國來説，朝貢體系無疑是一種最順手的工具。

其話語邏輯是：1）朝貢體系在歷史上存在過，中國回到這個系統有“歷史上的正當性”。2）朝貢體系雖然有等級之分，但在歷史上發揮了“好”的作用：一曰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二曰有別於“西方的殖民主義”體系，不帶壓迫性質；[5]三曰能為加入體系的國家帶來經濟和文化上的好處。3）因此，現行體系應該加以改造為朝貢體系。這裡不用“替代”而用改造，是因為中國一再強調自己不是要顛覆現行體系。當然，是改造還是替代，不過是語言僞術。

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套邏輯是誇大其詞。第一，有實質意義的朝貢體系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很有限。現在說的東亞，歷史上主要由三個文化板塊所構成：中華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琉球和越南）、印度文化圈（印度、東南亞）以及北亞遊牧文化圈（蒙古、突厥，以及邊緣的小板塊如藏滿等）。當中能長期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主要局限於中華文化圈。但即便在這個圈子中也問題多多：中日之間不存在朝貢關係，反而是爭奪朝貢國的對手，朝鮮與琉球又成爲兩國拉鋸的爭鬥地，琉球長時閒是“兩屬”之國。現在被整合到現代中國的遊牧文明，長期與明朝互相攻伐，更不是什麽“和平”的朝貢關係了。而東南亞國家（除越南），在明清的絕大部分時間内的“朝貢”關係都很虛，對它們來説，經濟意義遠大於政治意義，實際上是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中國通常大量回贈是朝貢品價值數倍的禮物，是「為面子」的花錢買虛榮行爲。鄭和下西洋對現在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在那約三十多年中，中國短暫地在東南亞有較爲實質意義的朝貢關係。

第二，朝貢體系是否能實現長期的和平？以及中國滿足於朝貢體系而不擴張，是否維持和平的原因？這些都有疑問。

就中華文化圈來説，朝鮮和越南不進攻中國，純粹是中國太大了。中國主動不進攻朝鮮，可以成爲朝貢能維持和平的例證。但中國不進攻越南，純粹是實力不足：中國歷史上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礙於實力，中國也無法攻擊日本（蒙元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

對東南亞來説，中國若對東南亞進行擴張，實力更不足。事實上，整個古代史中，中國都不具備「海上」擴張的能力。鄭和時代的海軍較為強大，但即便有能力擊敗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它們。就在100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為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清朝曾經攻打緬甸，最後也無功而返（緬甸“稱臣”，但反而奪得了原先中國控制的幾個州）。

但中國並非沒有擴張領土，只不過主要不在海上而在內陸。中國儘管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與俄羅斯類似的「東方式的帝國主義」。中國不認為在滿清時期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人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海上，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台灣。清朝兼併台灣與西方殖民主義可以類比：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通過大量移民侵佔原住民的土地，也和西方人相似。當然，這又歸結到滿清是否屬於中國的問題上了。對此，中國面臨兩難問題，滿清是中國，則不能說自己沒有擴張，滿清不是中國，則會動搖領土“自古以來”的理据。

第三，中國有否承擔“大國責任”，盡責維護朝貢體系也成疑。在中華文化圈，琉毬一開始朝貢明朝時，分爲三國，三國都向中國朝貢，但最後中山國把其他兩國兼併了，明朝也不維持秩序。琉毬後來被薩摩藩入侵，中國也不聞不問，甚至不知。在16-18世紀，越南長期分裂戰亂，中國也沒有加以調解。在東南亞，鄭和年代有在東南亞“剿匪”的事例，確實可以解釋為“維護和平”。但除此之外，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極少過問：既很少調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它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16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時，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連國王都曾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總之，除了朝鮮等個別事例，中國對這個體系中的紛爭似乎大都袖手旁觀。

因此，中國的話語邏輯並不成立，在歷史上的中國朝貢體系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所謂「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是一個想像中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現代化的朝貢體系

當然，中國志不在恢復“以前的朝貢體系”，況且，朝貢體系這樣看似如此過時的概念，當然要經過現代化的包裝。雖然現在還缺乏系統性的論述，但中國近年來在國際的姿態，已經帶有很強的朝貢體系特徵。

首先，中國要宣揚“恩德”，在近幾年把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的正常互利貿易，歪曲為“歡迎世界搭中國的便車”，仿似外國佔了便宜，就是例證。這是利用話語權灌輸“恩客思想”。讓外國漸漸接受不平等的暗示。

其次，中國宣揚在經濟上“讓利”（主要表現為開放市場、准許中國旅客到該國旅遊等），有時也不介意真的“大撒幣”（類比了朝貢賞賜），但一切要以“聽話”為基礎，一不聽話，明裏暗裏的制裁就蜂擁而至，直到壓服爲止。而是否聽話的解釋權，又掌握在中國之手，標準可能永遠“搬龍門”。

第三，中國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希望把外國軍事勢力排除出勢力範圍（目前目標是東亞），讓中國一國獨大，維護東亞安全。夢回鄭和年代。

第四，通過加大投入新聞機搆，爭奪國際話語權，推廣“中國模式”與“中國價值觀”，取代“西方模式”，以中國式的道德教化為準則，重建（和擴大）“中華文化圈”。

以上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列表，但已經可以看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對其他國家有強烈控制力的國際體系的影子。與歷史上的朝貢體系相比，現代版朝貢體系簡直就是一個加強版。

客觀地說，加入現代中國朝貢體系，有利有弊；各國願意加入則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美國絕對不會希望被加強版朝貢體系趕出亞洲，馬蒂斯的回答已經説明了美國的態度。

[1] 根据随行的翻译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的说法。

[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14831

[3]郑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7/05/content_3177974.htm

[4] 黎蝸藤《被扭曲的南海史》，3.10節。

[5]鄭永年〈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6-02/12/c_128713826.htm，西方人則有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link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html

美航母入南海北京低调为哪般？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航母战斗群上周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美国此举使得争议水域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有分析认为这是华盛顿对北京的试探。更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对此的反应十分低调。直到中国时间星期二，中国外交部才不点名地提出抗议，表示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这次美国战斗群驶入南中国海，是否会成为美中摩擦升级的导火索呢？为何北京低调地应对？世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坐客《美国观察》演播室对此事件进行分析。

美国选择巡航的时机巧妙

马海兵说，美国没有选择在中国也在同片水域巡航的时候来，是要避免和中国有直接的摩擦。但是中国的巡航队刚走，美国的巡航航母战斗群就过来了。可以猜测，这是美国向北京表明，这个地区的主权最终花落谁家还不确定，美国坚持对这个争议性水域的一贯态度。

中方低调处理，和菲律宾保持默契

过去，南中国海发生类此事件时，中方通常的反应都比较直接，语气强烈，而且及时。但此次却低调地处理。马海兵说，南中国海的冲突实质上是美国盟友和中国的冲突，但菲律宾因为之前和中国的协商和谈判，没有任何表态，中方需要和菲律宾保持默契。换句话说，如果菲律宾在美国后面直接叫嚣，中方的反应必定会不一样。同时，中国低调处理，凸显美国是外来力量的身份。

东亚和东南亚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低

美国航母进入南中国海之前，在德国20国外长会议上，中美外交官有过会面。马海兵分析说，南中国海的争端在川普总统的对外政策议程上有优先处理的重要性，新上任的国务卿蒂勒森在和中国外交官会面时也许已经交换意见。中美双方在此次事件上都比较克制，军事冲突的形成不太可能。美国航母在争议水域的巡航只是宣示存在感，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太可能希望与中国军方有正面军事冲突。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来说，美国这个外来力量的存在，是对抗中国的重要因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2/%E7%BE%8E%E8%88%AA%E6%AF%8D%E5%85%A5%E5%8D%97%E6%B5%B7%7C%E5%8C%97%E4%BA%AC%E4%BD%8E%E8%B0%83%E4%B8%BA%E5%93%AA%E8%88%AC%EF%BC%9F.html

有病要读书 | 香港七警被判是法治倒退？大写的呵呵！

最近，香港7名警员因为殴打占中示威者一案，引起了争议，有争议是好事，多元化社会应该允许在司法判决落槌、敲定和公布后广泛的讨论。

侠客岛（日人民报的微信客户端）的一篇文章，和之前看的郑永年的那篇文章观点差不多，存在严重谬误，特别是两篇文章对于司法、法治的理解可以说是极其肤浅的。

我觉得我得好好正本清源的说一下了。

1、法官是不是就一定支持占中，同情占中者？

下结论前一定要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在这个事情的判决书已经有热心人翻译出来了，并在微信上传播，这篇判决书不长但是事实和说理部分非常清楚。

多亏有人及时翻译出来，让大家及时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我自己也仔细阅读了两遍。

法官在整个判决之中从来没有反对警员在处理占中示威者的不当行为或暴力行为时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和制裁手段。

但是，根据判决书所描述的案情，警员在那名占中示威者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未将市民带至警署，而是将该市民拖至一个变电站附近进行殴打。

如果你也认为这是警员对占中示威者采取的必要的暴力，那我只能说明你脑子里的威权和专制主义思维根深蒂固，不可救药。

当然，法官不会这么认为，法官认定警员的这种将市民带至变电站进行殴打的行为已经完全超越了法定权限，完全超出了警察能够在制止占中游行示威中针对不当行为或暴力行为所采取的必要限度的武力的范畴。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行政法上，这种行为可能违反了比例原则或者最小侵害原则，甚至违反了刑法，构成滥用职权罪，造成轻伤以上的构成故意伤害罪，而在香港该行为也违反了刑法。

警察是公权力机关，警官代表公权力，在市民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前提下，公权力如此为恶，警员肆意殴打市民，这样的行为当然值得课处刑罚。

另外，根据判决书描述：那名被殴打的占中示威者，也因为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被判刑入监。

法官对此完全赞同。

可以看得出来，该法官在判决理由中从来没有认定，占中运动中使用暴力或防碍他人是合法的。

而根据此前香港高等法院2014年的判决书面判词，“占中”规模庞大又持续多日，影响很多人，存在演变成骚乱的实质风险。

法官认为，示威者设置障碍物，堵塞香港主干道，对出租车司机及经营者造成巨大损失。基本法保障示威集会权利，但没有人可以独霸路面，没有人可以完全漠视其他市民的利益。

当然，需要提到的一点是，香港高等法院也从来没有认定占中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只是认定占中行为中的某些不当措施违法。

侠客岛的文章显然忽略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自以为是的认定是这个法官支持占中，所以作出的判决不公正。

2、自由裁量权到底是什么？

侠客岛的文章和郑永年的文章都谈到了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了裁判不公甚至整个香港司法体制都有政治化倾向。

这存在严重误解，特别是侠客岛对自由裁量权的理解简直是肤浅。

众所周知，香港是普通法系，普通法系是判例法，俗称法官造法，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确有要求。

但是所谓法官造法这一表述可能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因为实际上英美法系法官造法前提是受到先例的约束。

首先这个先例约束裁判者自己。既有先例，应该遵守，保持一致性。

因为得保护人们的合理预期；其次约束下级法院。

最后，在使用既有先例违反正义、造成不公平的前提下，本级法院可以推翻自己的判例，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例，确立新的判例法，保证法律的与时俱进。

所以，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可从来不是凭空造法，他们首先需要的是遵守之前的先例，具体来说这个遵循先例原则主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中。

3、香港这位外籍法官到底有没有不当使用自由裁量权？

具体到香港警察这个案子，根据判决书中的描述和法官的说理这些现有的资料，不能认定法官滥用了自由裁量权。

根据案情描述，警员在及时制止占中行为后，又对市民采取了不必要的，甚至完全是超过了制止占中行为必要限度的武力，暴力殴打市民。

法官的说理再明白不过，根据这个先前的判例，要惩处警察。

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在这个案件上，这位外籍法官突破了先例，另创先例。他完全是遵照了此前的判例，作出判决。可能只是量刑时用自由裁量权。

他认为：

“曾健超（市民）没有防御能力，他的双手被用塑料带打了背铐。

殴打显然是恶意的，特别是在最初的三十秒，曾被丢在地上，被戳刺以及反复踩踏。

幸运的是，曾健超没有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本法官认为判处两年六个月监禁是恰当的。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以及警察在占中运动中承受的巨大压力；

所有的被告无前科；

以及服务于社会；

一旦定罪，所有被告会从警队除名，并可能失去退休金；

等待审判的压力。

因此，本法官将刑期减去六个月，判处二年监禁。
考虑罪行和被告的所有情节，本法官认为罪行太严重，不适用缓刑。”

量刑时法官有自由裁量权，本来就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4、某个法官个人倾向会严重影响法治？

至于法官的个人倾向对于整个香港法治的影响。

我认为侠客岛和郑永年那篇文章也没说到问题的本质。

郑永年和侠客岛观点类似，他们都认为支持占中成了法官的政治正确，而反对占中成了政治错误。

使得香港司法政治化，有损香港的法治或法律体系公正性。

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也是太小看香港法治了。

在法治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里，法官的个人倾向与法治好坏没有太大直接关联。

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言论自由，联邦与州权之间的关系，堕胎自由，持枪自由，同性恋合法化，焚烧国旗是否违法，奥巴马医改存废这些宪法层面的问题上究竟持怎样的一种态度？

肯定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分，这是法官个人的倾向，和法律体系是不是政治化无关。绝对不能说法官的有立场等于司法政治化了，或损害了法治。

比如，讨论到美国最高法院，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罗伯茨时代的美国最高法院政治化严重，伦奎斯特时代的最高法院政治化不严重吧。

如果可以这么说，简直就是对美国的司法体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美国历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政治倾向迥异，或许时不时会出现个别案件违背正义原则，使得司法公信受损的情况。

但纵观二百多年来，绝大部分时刻，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美国司法制度的代表机关作为美国宪法和法治的守护神，一直具有最高的权威，超过总统和国会，而且人们尊重他。

最高法院法官如此，基层法院法官更是如此。

美国法院和司法如此，香港法院和司法也是如此。

具体到香港的这个案子里，这位外国籍法官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他处理的只不过是一件普通刑事案件，甚至没有适用基本法的必要。

因此涉及的政治问题肯定更少。而且该判决事实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这样的判决的到底怎么破坏了法治？

题外话，法治就是法治，司法就是司法，法治和司法不是政治，法治和司法不需要讲政治。

在法治成熟的地方，法治和司法从来不会政治化。

5、法治倒退的主要原因什么？

谈论法治是不是倒退，有没有政治化这个议题，原本的逻辑应该是：

谁说香港司法被政治化，或者断言香港法治出现了问题，出现倒退的，他就必须要论证：

香港的法治到底是被哪种具体的力量政治化了？

到底哪种具体的政治力量干预了司法独立和香港法律体系，导致香港法治的倒退？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在法治和分权制衡不成熟的国家里，最有可能让司法变得政治化或使法治出现倒退的力量就是，某个具体的持有某种可以让司法政治化或法治倒退的政治观点的党派，特别是执政党或政府严重干预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这种例子，在天朝，我就不需要举了吧？

法治成熟的国家里，首先法官的职业能力根本毋庸置疑。

其次，法官，检察官，律师既是职业共同体，也形成了监督机制。

再加上分权制衡机制发挥作用。

法官错判的概率本来就小。

某个法官在某个具体案件上的因为个人某种倾向不同做出完全不公正的错误判决的概率更小。

即使出现肯定也会及时纠正。

特别是美国，英国，香港这种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官德高望重，远甚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让他们出现错判还真的有点难。

所以这些地方乎不会出现砍杀法官，枪击法官的情况。

6、法治倒退主要体现在哪里？

看香港法治进步与否，不如看看香港特区回归20年，整体错判率是比港英时代提升了，还是下降了，这应该是个很好的衡量指标。

当然，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很多衡量指标，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绝对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法官在个案上的某种倾向导致是法治倒退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香港，在司法独立和法治如此发达的香港，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某个法官到底是坚持一国多一些，还是坚持两制多一些，我想这并不影响他对个案作出准确而公正的裁判。

7、香港外籍法官主审案件有没有侵犯我们的司法主权？

最后，至于香港的这位外籍法官作出的这个判决是不是有损我国司法主权问题，很多人估计最基本还没搞明白：即香港回归都已经20年了，主权问题早就在当年中英谈判时解决也明确写入了香港特区基本法。

只是，我们在谈判中或许做了些妥协，但这些妥协是在主权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做出的妥协，绝对是有利于香港的法治进步，长治久安的，和一国两制落实的。

另外，我不多说，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八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

第九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

如果再不服的话，XX也要按照基本法啊！

这位在侠客岛公众号下面留言的同学，可能还不知道他连自己都还没有选举权，却关心起香港同胞来，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啊，充分体现了我们礼仪之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美德啊。

8，结尾

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警察在街头制止犯罪，上铐子押回警局是执法；

押到车里、拉到角落里拳打脚踢、严刑逼供是违法（雷某怎么死的？）；

我们应当支持警方秉公、依法执法，而不是支持警方滥用私行公然违法！

如果警察都不守法了，你们想过后果吗？

前段时间，广东警察借由“辱警”拘留网民，我在微博认为警方是在滥用公权，一群小粉红群起谩骂。

前几日，安徽局长夫人掌掴交警，警方为局长夫人开脱：“顺手朝面部打了一下”、“打人者动过肝移植手术”。

老百姓微信骂“交警去死”被拘留，官太太抽交警大嘴巴子啥事没有，就这操性，还有脸指责香港法治倒退？大写的呵呵！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2/%e6%9c%89%e7%97%85%e8%a6%81%e8%af%bb%e4%b9%a6-%e9%a6%99%e6%b8%af%e4%b8%83%e8%ad%a6%e8%a2%ab%e5%88%a4%e6%98%af%e6%b3%95%e6%b2%bb%e5%80%92%e9%80%80%ef%bc%9f%e5%a4%a7%e5%86%99%e7%9a%84%e5%91%b5/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39.html

中信书店｜论大数据、谷歌和自由意志的终结

千百年来，人类认为权力是神赋予的。直到现代社会，人文主义才逐渐将权力所有者从神明转移到人。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这本教育学专著里总结了这场革命，他发现，生命中的行为准则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遵循天性，无法被任何事物抹去。我只需自问想做什么；我觉得好便是好，我觉得坏便是坏。

”卢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使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是所有意义的源头，因此我们的自由意志在一切权力中位列最高等级。

如今全新的转变正在发生。就像神的权力已经通过宗教神话故事被合理化，人的权力被人文主义思想认可一样，当下，高科技“大师”和硅谷“先知”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信条，让算法和大数据的权力得以合理化。这种新颖的信条被称之为“数据主义（Dataism）”。在数据主义的极端形式下，数据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数据流，将生物看作是生化算法，他们相信人类的宇宙使命是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处理系统，并将自己融入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系统中的微小芯片，且没有人真正理解这系统。每天，我都从电子邮件、电话和文章中汲取到无数的数据，然后处理数据，再通过更多的邮件、电话和文章将新数据传输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所处何处，以及我的数据是怎样与其他数十亿人和计算机产生数据交换的。我无暇找寻答案，因为一直在忙于回复邮件。在没人规划、控制和理解的前提下，这种源源不断的数据流引发新事物的发明和旧事物的瓦解。

但人们无需去花心思理解。你需要做的就是更快地回复邮件。就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们相信在市场中存在无形之手一样，，数据主义者们也相信数据流中存在看不见的手。全球数据处理系统逐渐变得无所不能，与这系统相连就成为一切意义的来源。全新的人生准则宣称：“如果你经历了些什么，就记录它。如果你记录了些什么，就上传它。如果你上传了些什么，就分享它。

数据主义者还坚信，只要给予足够的生物识别数据和计算能力，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就能比我们自己还透彻的了解人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失去他们的权力，而像民主选举这样的人道主义做法将会像祈雨舞和火石刀一样过时。

在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宣布他在英国脱欧后竞选首相失败时，他解释说：“在政治生涯的每个阶段中，我都扪心自问，‘该如何做是好？什么是你心之所向？’”剧戈夫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努力支持脱欧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他不得不与昔日盟友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争夺英国首相，因为这是他心之所向。

在一些关键决策时，戈夫不是唯一一个会听从自己内心而行动的人。几个世纪以来，在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领域中，人文主义一直将人的内心视作权力源泉中的最高等级。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遵从内心的声音，忠于自己，相信自己，随心意做认为对的事。”

在政治上，我们相信权力从普通选民的自由选择中而来。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认定顾客永远是对的。人文主义的艺术认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人文主义教导我们为自己着想；人文主义的伦理提醒我们，在感觉好时要持续前进。

当然，人文主义的道德观经常遭遇困境，比如某些损人利己的情况。例如，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的LGBT（女同性恋）社团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游行。每每这天都是这座战乱城市最独特、最和谐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里，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突然在这点上达成共识——他们都反对同性恋游行。最有趣的是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反对游行的理由，他们不会说：“上帝禁止同性恋，所以你们不能举行同性恋游行。”相反，他们对着每一支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说：“看着同性恋游行队伍穿过耶路撒冷圣城，这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就像同性恋群体希望我们尊重他们一样，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你怎样看待这个难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理解，在人文主义社会中，伦理和政治辩论是打着违反人类情感的大旗进行的，而不是以神的诫命为名。

然而，人文主义现在正面临着关乎生死的挑战，那就是“自由意志”的理念正受到威胁。对于我们大脑和身体如何工作的科学研究显示，我们的情感不是人类独有的精神品质。正相反，它们是生化机制的，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都会利用生化机制，在快速计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后做出决策。

与普遍的公众见解相反，情感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它们是由理性演化而来的。当狒狒、长颈鹿或人类看到狮子时会产生恐惧，是因为生化算法计算相关数据后，得出了死亡的概率很高的结论。同样地，两性间产生吸引的感觉，是来自另一种生化算法，它计算出附近有一个个体和你有很高的概率能交配成功。这些生化算法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得以不断进化和完善，如果某位远古祖先的情感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决定这些情感的基因就不会传给下一代。

尽管人文主义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情感反映了某种神秘的“自由意志”，但截至目前，人文主义还是带来很好的实践意义。虽然我们的情感没有任何玄妙之处，但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决策依据，没有哪个外在系统能比自己更懂自己。即使天主教或苏联克格勃间谍组织监视我一天中的每分每秒，它们也缺乏必要的生物知识和计算能力，从而不能预测出我的渴望和决策。因此，人文主义告诉人们要遵从内心所想这一点是正确的。如果你要在听从圣经还是自己的情感之间二者选其一，那最好还是遵从自己的情感。圣经代表了古代耶路撒冷几个牧师的观点和偏见，与此相反，你的情感历经最严苛的自然选择，代表历经数百万年进化的智慧。

然而，随着教会和克格勃让位给谷歌和Facebook，人文主义就失去了它实际的优势，因为我们正在经受两股科学潮流的影响。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破译人体的奥秘，特别是是大脑和人类情感。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家正在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当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你就有了一个可以比自己更好的监控和解读自我情感的外部系统。一旦大数据系统比我更了解我，权力就会从人类的手中转移给算法。然后，大数据就会让“老大哥”（Big Brother）成为现实。

医疗领域已是这种情况。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医疗决策已逐渐不再基于你对身体是否健康的感觉而得出，甚至也不是你的医生的诊断，而是比你更懂你的计算机通过计算得出的。近期的案例中，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3年，朱莉做了基因测试，证明她携带有突变的BRCA1基因。据统计数据显示，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为87%。尽管当时朱莉没有得乳腺癌，她也决定在患病前接受双乳切除手术。她并没有感到自己生病了，但她明智地决定听从计算机算法。“你可能没有感到有坏事发生，”算法说，“但是你的DNA中有一个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而现在，你必须做决定！”

医疗领域发生的事情也正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中。它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图书购买决策。人文主义者如何选书？他们走进书店，在过道间徘徊，一本本的翻阅并阅读书里的前几句，直到他们对某本书产生特别的感觉。而数据主义者会使用亚马逊。当我进入亚马逊的虚拟商店，会有一条消息弹出：“我知道你过去喜欢看哪些书；和你喜好相似的人往往也青睐这些新书。”

这仅仅是开始。像亚马逊的Kindle一样，许多设备都能在用户使用时不断地收集用户数据。你的Kindle可以监视你在阅读时哪些部分读得快，哪些部分读得慢；你在读哪一页时休息了，读哪一句时放弃阅读了。如果Kindle升级后具有面部识别软件和生物传感器，它还会知道每句话是如何影响你的心率和血压的。它会了解是什么让你笑，是什么让你悲伤，是什么让你愤怒。不久的将来，你在读书的同时书也会读你。虽然你很快就会忘记大部分读过的内容，但计算机程序却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些数据最终使亚马逊在为你推荐图书时达到不可思议的精准度，还让亚马逊准确地知道你是谁以及如何能影响你的情绪。

由此推断，最终，人们可能会让算法来替他们做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与谁结婚。在中世纪的欧洲，牧师和家长对谁是你的人生伴侣有决定权。在人文主义社会，我们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我们的感情。而在数据主义社会里我会将让谷歌来为我做选择。我会说，“嘿，谷歌。John和Paul都在追求我，他们两个我都喜欢，但这两种喜欢不一样，我真的很难做决定。尽你所知，告诉我该怎样做？”

而谷歌会回答：“嗯，我对你的了解始于你出生那天。我读过你所有的邮件，记录了你所有的电话，还知道你最喜欢的电影、你的DNA，以及关于你心脏的所有生物信息的历史记录。我有你每次赴约的精确记忆，我可以向你展示你每次与John或者Paul约会时的心跳速率、血压和血糖水平的实时图表。而且，我对他们的了解和对你一样透彻。基于这些信息，我的一流算法，以及几十年来关于数百万对恋爱关系的统计数据，我建议你和John在一起，因为从长远来说，你和他在一起后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是87%。

“事实上，我太了解你了，我甚至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回答。因为你太在意外貌，而Paul比John更帅气，所以你暗暗的希望我的回答是’Paul’。外貌的重要性比你以为的要低。你的生化算法在非洲大草原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后，为你总体评估潜在伴侣时给外貌的权重是35％。而我的算法是基于最新的研究和统计，认为对你来说，外貌对促成长期恋爱关系只有14%的影响。因此，尽管我把Paul的外貌因素考虑进来，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和John在一起会更好。”

谷歌并非必须变得完美，它不需要一直保持正确，它的平均水平只要比我好就行。这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还会在重要的人生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

数据主义的世界观对政治家、商界人士和普通消费者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带来突破性技术和无穷的新权力。虽有对失去隐私和自由选择权的担忧，但当消费者必须在保护隐私还是获得更优越的医疗护理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会为了健康而选择后者。

对学者和知识分子，数据主义承诺几个世纪都遥不可及的“科学圣杯”将变成现实：把音乐、经济学甚至生物学等所有科学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将成真。数据主义认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只是三种数据流模式，它们都可通过同一基本理论和工具得以研究。这种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它为所有科学家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在学术分歧间架起桥梁，让科学家们可轻松对其余领域深入了解。

诚然，就像之前那些包罗万象的信条一样，数据主义也可能是建立在对生命的误解之上的，尤其是数据主义没能解答“意识的难题”。目前，我们还很难用数据处理的方式解读意识。为什么当大脑中数十亿神经元彼此传递信号时，我们就会出现喜爱、恐惧或者愤怒的主观感受呢？人类对此还一头雾水。

但即使数据主义对生命的理解有误，它仍会征服世界。以前的许多主义尽管事实上是有误的，却都收获了无穷的赞誉和权力。如果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可以做到，那为什么数据主义会做不到？数据主义拥有大好未来，因为它正在所有科学领域中蔓延开来。一种统一的科学范式会很容易变成一个无懈可击的信条。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想远离算法的触及领域，那就只有一条书中最古老的忠告可以给你：认清你自己。到最后，这将是一个简单的实证问题。只要你有比算法更棒的洞察力和自我认知，你的选择仍将是更好的，并且至少将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不过如果算法即将接管一切，那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对自己知之甚少。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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